李世书:我的父亲母亲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母亲去世已经整整28年了,父亲去世也两年多了,今年腊月初10是父亲三周年的忌日。父亲去世前,我一直想写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也拟好,头也开了,但不知何因,每次动笔都无以为继,最终无以成文。父亲去世后的两年多来,这个念头就像春天破土而出的青草,不停地往出冒,甚或搅的我心绪不宁。每每夜深人静妻女熟睡,自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父亲、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如放电影般从脑海掠过,困极才进入迷迷糊糊、似醒似梦之间,而陪伴自己入梦的多半是父亲、母亲;工作闲暇独处时,似乎总是有父亲、母亲的身影在眼前倏然而过。我想,真的是该写点什么了。
父亲比母亲大两岁,他们的结合,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有媒妁之言,无父母之命,非自由恋爱,也非封建包办。其时,母亲还在吴堡县任家沟中学读初中,风华正茂,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却面临着辍学的危机。母亲打小是孤儿,靠她奶奶艰难抚养长大,念书到初二时,年龄渐老的奶奶已实在无力供读。父亲当时已在吴堡县政府工作,丧偶,带一两三岁小孩儿(我同父异母的大姐)。父亲1936年出生于吴堡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农民家庭,49年考上了陕北大名鼎鼎的绥德师范学校,少不更事,一年后自己退学回家,解放后又考上米脂中学(听父亲讲,当时叫盘龙中学),那个年代,应该算有点文化的人了。据母亲讲,她当时是不太情愿的,毕竟父亲丧偶还带一拖油瓶,可继续学业的强烈渴望使她无法选择和拒绝,母亲答应了媒人的说合,条件是父亲得供她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后,母亲没能再继续学业,是父亲不再供她,还是别的原因,不得而知,反正后来很多年,母亲一直为这事儿念叨不已,老说,唉,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婚后不久,母亲就接回了寄养在奶妈家的大姐,视为己出。生活一如意料中的一样,平淡、踏实。可母亲不同于普通女人初为人妻的是,多了个后妈的称谓。母亲人极刚强,有主见,说话直率,做事利落,全没有一般女人的絮絮叨叨、拖拖拉拉,可脾气不好。小时候,包括大姐在内,我们姊妹四人不管谁,只要做错了事,都少不了一顿责骂或数落。时间长了,作为后妈,乡里乡亲的流言蜚语不绝于耳,母亲全然不顾,该咋管,还咋管,全力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常说,候(小)娃娃家,跟候树树一样,不修剪,哪能长成才?70年代,全民生活困难,我家也没例外,一日两餐基本是半饥不饱,不少人家会把女儿外嫁到山西、关中等地,说是外嫁,实则是卖。我家一亲戚,早年移民关中,回乡探亲说是给大姐在关中瞅了个好人家,人家那儿顿顿吃的白膜、大米,反正是说的天花乱坠。父亲有点犹豫不决,大姐则是全然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母亲斟酌再三,说了一句话,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断然拒绝。现在说起来这事儿,大姐感慨万分,要不是妈主意硬,我那会儿就真的被卖到关中了。不久,大姐高中毕业,赶上工厂招工,母亲找关系、托人情,大队、公社来回跑,开介绍、出证明,总算让大姐吃上了公饭。88年,母亲去世,大姐正怀着身孕,在母亲灵柩前哭的死去活来。
母亲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或许是感慨自己书没念够的缘故,也许是母亲比其他人很早认识到读书能改变命运的缘故,母亲对这份职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尽管挣的工分比跟农业社要少几分,可母亲依旧乐此不彼。母亲对学生很严厉,常说,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戳牛屁股(意为只能当农民)。我一堂哥忆起小学受教于母亲的情景说,二婶子王法太重了,现在想起来都哆嗦。可惜,囿于当时的环境,母亲当民办教师的效果不很理想,那时,村里多数家庭觉着孩子能识几个字、能算了账就可以了,很多孩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跟着大人做些零碎的农活。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头两年,我们村念书的娃只考了一个中专、一个大专。后来每每提起这事,母亲都唏嘘不已。
别人家的孩子念不念书,母亲无能为力,自己家的孩子,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书。母亲坚信,读书、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小时候,哥哥和我都在村里上小学,那时候念农村小学是没什么作业的,放学后,孩子们还得担水、挽草、喂猪,等把这些忙完,饭碗一撂,玩耍的玩耍,打闹的打闹,串门的串门,不亦乐乎。我们兄弟俩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接受母亲对近期学习的检查。为此,母亲奢侈地买了一盏当时农村很少见的马灯,费油可光线比普通的老式灯树亮很多,全村就数我们家的灯最亮、最耀眼了。母亲守在炕边,边做针线,边解疑答惑,完不成不收兵。有一次,母亲问哥哥,这些题究竟会不会?哥嗫嚅,一般的会了。那二般的会不会?母亲一声断喝,吓得已经睡意朦胧的我一激灵,想笑而不敢笑,打起精神,咬住笔头,埋头作认真思考做题状。在我将要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商量父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哥哥和我转学到县城读书,这也是我后来能考上大学的重要原因。那时,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二姐在任家沟中学上高中。一家四口挤在不足20平米的一孔窑洞里,母亲还得两头跑,老家的庄稼不能不种啊,农时季节基本上一月两三趟,往返40多公里。就这样,母亲一直跑到哥哥和我高中毕业。
母亲并不是只会读书、教书。上初中时,母亲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仅学习好,各种课外活动、文体活动在班上搞得风生水起。我上初中时,有位老师是母亲的同学,曾经感慨地说,哦,你是她儿子,你妈屈才了,没入公门可惜了。记得小时候农闲时节、仲夏之夜,村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围坐在我家院外的一棵老槐树下,听母亲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武松打虎、烈火金刚,有板有眼、绘声绘色。母亲讲故事极会控制,经常是包袱抖的恰如其分,戛然而止。馋得孩子们“二婶子,再讲一段,再讲一段”,不停地叫唤,久久不散。那时候的农村,除了偶尔一、两次放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母亲对当时流行的梦胡、定方、打老虎等游戏,无所不精,村里鲜有敌手,耳濡目染,小时候的我也样样能玩几下,可惜现在快忘完了。母亲算盘打得极精,可以左右手开弓,秋后农业社记账、算工分、分粮食,大队每每会请母亲帮忙。
母亲不仅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各种农事也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且极有苦水(能劳动、有苦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别人家都有男劳力顶着,父亲工作太忙,顶多是农忙时节请假回家帮一下手。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母亲就像个陀螺,不停地忙碌,把家里的各种农事、我们姊妹四人的吃穿用行打理的井井有条,我们家的庄稼营务的不比有男劳力的差。农村没什么比头,就比谁家的庄稼务的好。母亲常说,咋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农业社的时候,母亲跟男劳力一样出工,修整梯田、打坝剪树、芒种收秋,样样不拉,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几乎与男劳力一样挣工分的妇女。至于织布纺线、裁衣纳鞋之类,母亲更是不在话下,记忆中上大学之前,我所有的衣服全是母亲裁剪,没买过一件。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一个人背一篓子六、七十斤的梨,跋山涉水几十里,到山西碛口去卖,为得是能比在附近的集市上多卖几块钱。儿时,随母亲到地里干活,看见母亲晚起的裤腿上青筋暴起,弯弯曲曲,问母亲,妈,你腿上怎这样?母亲笑笑,不答。
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三,一是父亲回家肯定会带些饼干、水果糖、玻璃瓶桔子罐头等稀罕吃的,有时还会带块两、三斤的猪肉;二是父亲回来,全家可以饱吃一顿白面了;三是父亲一定要把他满是胡子碴的脸在哥哥和我的脸上蹭半天,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晚上睡觉也一定是父子三一个被窝。父亲回家呆的时间很短,印象中一般两、三天而已。父亲虽出身农家,但打小念书,并不怎么熟悉农事、农活,帮母亲干活,笨手笨脚,母亲嗔到,有你五八,没你四十,你就不是那受苦的料,还是歇着吧。父亲笑笑,乐见其成,一边抽烟去了。
搬到县城念书后,与父亲朝夕相处,才慢慢知道了父亲的一些情况。父亲米中毕业后分配在绥德县工作,后又在吴堡县政府、国有企业供职,一辈子兢兢业业、善良正直、谨小慎微、与人无争。父亲一生算不上坎坷,但经历了不少打击。人生三大不幸,父亲居其二。少年丧母,中年两度丧妻,晚年有我姊妹四人的照料,还算幸福。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绥德计划委员会统配物资管理站工作两年多,地处偏僻,偌大个管理站就父亲一人,钢材、木材、布匹等紧俏物资堆积如山,运送物资的司机每隔一段送一车来,卸了即走,无任何交接手续和文字记录,事毕父亲一个人才登记、造册。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哪怕是动过一丝不该有的念头。也许,那个年代的干部都是这样。父亲讲,他刚参加工作时,爷爷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公家的、人家的东西,你可是连根折针也不敢往回拿。这种敬业、谨慎伴随了父亲一生。在吴堡县计委工作时,父亲负责全县干部职工的调资,父亲的工资总是同级同类人员最后一批调整的。父亲从公几十年,尽管一直是小职员,可乡里乡亲、亲朋好友免不了有事来求,只要父亲能帮上忙的,我没见过父亲拒绝过谁,母亲偶尔有抱怨,父亲总是说,咋人家撵到门上来了,怪恓惶的,拉不下那面儿。父亲退休之后,多数时间在村里住着,我工作之余抽空回去,父亲屡屡安顿,你在榆林上班,一村一院、同门自家,凡是找你帮忙的、求你办事的,能帮的尽量要帮,人家开一回口不容易,千万不敢叫人家跌在地下。
父亲和母亲不同。一般家庭父母的角色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好像反了,是慈父严母。父亲对我们姊妹几人的学习好坏不太上心,基本上是顺其自然。有时,母亲会因为我一次考试没考好而斥责,父亲一副菩萨心肠,打劝到,说两句就行了,孩儿下回注意就好了。顺便推我一把,去,给爸买包烟。就这样屡屡救我于“苦难”之中。母亲叹到,唉,好人全让你做了。反之,父亲最上心的是几个孩子的一些生活琐事。换季了,该增减的衣服增减没;感冒发烧了,吃药每次都是父亲把水凉的温度刚好,把药一颗颗数的正好,递到嘴边。不管是哪个孩子出门,父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一般不会少于三遍,絮絮叨叨,不厌其烦,生怕他的孩子出门在外受苦受累,磕磕碰碰,发生意外。这一安顿就是几十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的头一天,我坐车到西安出差,走前和爱人去看父亲,父亲正在看新闻联播,看见我推门进来,父亲一如往常,脸上的笑容像绽开的花,只会放,不会收,一直到我走。陪父亲看会儿电视,拉会儿家常,父亲送到门口,依然是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冬天了穿厚点,记得多带件衣服。下楼了,父亲推开厨房窗户,探出头喊,路上小心啊。
1985年,哥哥高考前夕,突然患病,身体几乎不能动弹,几成废人。父亲、母亲心忧如焚,上绥德、下西安,甚至远赴新疆,求医问药,可全不奏效。绝望之际,父亲无奈寄希望于神灵,一夜步行近百里,到山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求神拜佛,磕头祷告,不惜花大价钱把神官请到家,焚香施法,可哥哥的病依然不见起色,硬是在病床上躺了两年,父亲、母亲精心照护,后来奇迹般不治而愈。那两年,是全家最煎熬的一段时期,父亲、母亲终日不见一丝笑容,背着哥哥偷偷抹眼泪。那段时间,父亲抽烟越凶了,一天两包都不够,母亲也顾不上过问我的学习了。直到晚年,父亲多次对我讲,我这辈子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哥的身体,可是要注意了,千万不敢叫反复,你在政府工作,门路多,一定要多打问和留意类似的病例和情况。
母亲是患肝硬化腹水走的。得病好长时间了,肚子胀的像鼓,饭量大减,父亲、舅舅、大姐、二姐都劝说到绥德二康去看,母亲坚决不去,说就是个肚子胀,不要紧。其实,母亲是文化人,对自己的病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只是用钱处太多,哥哥还躺在病床,我在西安上大学,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哪有余钱给她治病?母亲是最苦命的,从小孤儿,与父亲结婚后,几乎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生活困顿,身体透支。现在,唯一能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是,母亲为之操劳一生、牵挂一生的我们姊妹四人,生活独立、安稳、和谐。
古人讲,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细细想来,母亲去世时,我尚在学中,还没有反哺之力。对父亲的照顾、呵护,在我女儿出生之前,也就是书本上浏览而过、老生常谈的概念而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女儿从襁褓中一天天长大,一路走来,养儿育女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父亲退休已20多年,也就是女儿出生后这十多年,自己抽空领父亲到外地旅游了两趟,父亲一辈子没去过北京、没坐过飞机、没看过大海,这也算圆了父亲的一个心愿,后来再说去台湾,父亲怎么也不答应,说是他身体吃不消了,其实,那阵儿父亲身体好着呢,是心疼我花钱。再到后来,特别是父亲去世前两年,喜欢和父亲坐一会儿、拉会儿话的愿望、冲动越来越强烈,甚至两、三天不见,心里就莫名的发慌。父亲突发疾病时,我在西安,半夜接到二姐的电话,一夜未眠,坐第一班飞机赶回来,医生正在给父亲做开颅手术。两小时后手术车终于缓缓推出,父亲头部、身上全是各种塑料管子,嘴微张,呼吸急促,我望着受苦受难、昏迷不醒的父亲,刹那间一股酸味像潮水般涌上来,眼泪盈眶。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天,再也没有醒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一个平凡而朴素的真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人世间好多事像时光一样在我们不经意间变化、流逝。记得张爱玲曾说过,出名要趁早。我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孝敬要趁早。
父亲的葬礼全然按照老家的习俗置办,因为适逢腊月,外出打工的村人都回来了,也许与父亲极好的人缘有关,几乎全村人来帮忙,简朴而隆重,紧凑而不慌。按照老家的风俗,两位母亲的遗骨要重新装殓与父亲合葬。打开两座墓穴时,里面的境况惊人的相似,棺材已经被年久塌陷、跌落的黄土覆盖大半,看起来年代已经很久,可怜的两位母亲。阴阳先生说,父亲能活到78岁,已属不易,他得去解救被重土压迫的两位母亲。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老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经常做梦与去世的人在一起,说明这个人洪福太轻,身体不好,一般是要请艺人禳解的,禳解了,就不会再老做这样的梦。我倒是想,这样挺好,至少,经常能与父亲、母亲相见,尽管仅仅是个梦。
2016年6月5日凌晨
李世书,男,汉族,1968年9月生,陕西吴堡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1990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神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现任靖边县委书记。
BOOK
杨奎松: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王梓木读《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主角,是生命之光、未来之光西安记忆|冷梦:少倒垃圾多种树张维迎:未来是未定的,企业家用想象力改变世界
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