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书：我的父亲母亲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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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已经整整28年了，父亲去世也两年多了，今年腊月初10是父亲三周年的忌日。父亲去世前，我一直想写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文章的标题也拟好，头也开了，但不知何因，每次动笔都无以为继，最终无以成文。父亲去世后的两年多来，这个念头就像春天破土而出的青草，不停地往出冒，甚或搅的我心绪不宁。每每夜深人静妻女熟睡，自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父亲、母亲在世时的点点滴滴如放电影般从脑海掠过，困极才进入迷迷糊糊、似醒似梦之间，而陪伴自己入梦的多半是父亲、母亲；工作闲暇独处时，似乎总是有父亲、母亲的身影在眼前倏然而过。我想，真的是该写点什么了。
父亲比母亲大两岁，他们的结合，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有媒妁之言，无父母之命，非自由恋爱，也非封建包办。其时，母亲还在吴堡县任家沟中学读初中，风华正茂，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很好，却面临着辍学的危机。母亲打小是孤儿，靠她奶奶艰难抚养长大，念书到初二时，年龄渐老的奶奶已实在无力供读。父亲当时已在吴堡县政府工作，丧偶，带一两三岁小孩儿（我同父异母的大姐）。父亲1936年出生于吴堡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农民家庭，49年考上了陕北大名鼎鼎的绥德师范学校，少不更事，一年后自己退学回家，解放后又考上米脂中学（听父亲讲，当时叫盘龙中学），那个年代，应该算有点文化的人了。据母亲讲，她当时是不太情愿的，毕竟父亲丧偶还带一拖油瓶，可继续学业的强烈渴望使她无法选择和拒绝，母亲答应了媒人的说合，条件是父亲得供她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后，母亲没能再继续学业，是父亲不再供她，还是别的原因，不得而知，反正后来很多年，母亲一直为这事儿念叨不已，老说，唉，这辈子就是书没念够，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婚后不久，母亲就接回了寄养在奶妈家的大姐，视为己出。生活一如意料中的一样，平淡、踏实。可母亲不同于普通女人初为人妻的是，多了个后妈的称谓。母亲人极刚强，有主见，说话直率，做事利落，全没有一般女人的絮絮叨叨、拖拖拉拉，可脾气不好。小时候，包括大姐在内，我们姊妹四人不管谁，只要做错了事，都少不了一顿责骂或数落。时间长了，作为后妈，乡里乡亲的流言蜚语不绝于耳，母亲全然不顾，该咋管，还咋管，全力尽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常说，候（小）娃娃家，跟候树树一样，不修剪，哪能长成才？70年代，全民生活困难，我家也没例外，一日两餐基本是半饥不饱，不少人家会把女儿外嫁到山西、关中等地，说是外嫁，实则是卖。我家一亲戚，早年移民关中，回乡探亲说是给大姐在关中瞅了个好人家，人家那儿顿顿吃的白膜、大米，反正是说的天花乱坠。父亲有点犹豫不决，大姐则是全然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母亲斟酌再三，说了一句话，好出门不如歹在家，断然拒绝。现在说起来这事儿，大姐感慨万分，要不是妈主意硬，我那会儿就真的被卖到关中了。不久，大姐高中毕业，赶上工厂招工，母亲找关系、托人情，大队、公社来回跑，开介绍、出证明，总算让大姐吃上了公饭。88年，母亲去世，大姐正怀着身孕，在母亲灵柩前哭的死去活来。
母亲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或许是感慨自己书没念够的缘故，也许是母亲比其他人很早认识到读书能改变命运的缘故，母亲对这份职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尽管挣的工分比跟农业社要少几分，可母亲依旧乐此不彼。母亲对学生很严厉，常说，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戳牛屁股（意为只能当农民）。我一堂哥忆起小学受教于母亲的情景说，二婶子王法太重了，现在想起来都哆嗦。可惜，囿于当时的环境，母亲当民办教师的效果不很理想，那时，村里多数家庭觉着孩子能识几个字、能算了账就可以了，很多孩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跟着大人做些零碎的农活。77年恢复高考后的头两年，我们村念书的娃只考了一个中专、一个大专。后来每每提起这事，母亲都唏嘘不已。
别人家的孩子念不念书，母亲无能为力，自己家的孩子，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书。母亲坚信，读书、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小时候，哥哥和我都在村里上小学，那时候念农村小学是没什么作业的，放学后，孩子们还得担水、挽草、喂猪，等把这些忙完，饭碗一撂，玩耍的玩耍，打闹的打闹，串门的串门，不亦乐乎。我们兄弟俩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完成母亲布置的作业，接受母亲对近期学习的检查。为此，母亲奢侈地买了一盏当时农村很少见的马灯，费油可光线比普通的老式灯树亮很多，全村就数我们家的灯最亮、最耀眼了。母亲守在炕边，边做针线，边解疑答惑，完不成不收兵。有一次，母亲问哥哥，这些题究竟会不会？哥嗫嚅，一般的会了。那二般的会不会？母亲一声断喝，吓得已经睡意朦胧的我一激灵，想笑而不敢笑，打起精神，咬住笔头，埋头作认真思考做题状。在我将要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商量父亲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哥哥和我转学到县城读书，这也是我后来能考上大学的重要原因。那时，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二姐在任家沟中学上高中。一家四口挤在不足20平米的一孔窑洞里，母亲还得两头跑，老家的庄稼不能不种啊，农时季节基本上一月两三趟，往返40多公里。就这样，母亲一直跑到哥哥和我高中毕业。
母亲并不是只会读书、教书。上初中时，母亲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仅学习好，各种课外活动、文体活动在班上搞得风生水起。我上初中时，有位老师是母亲的同学，曾经感慨地说，哦，你是她儿子，你妈屈才了，没入公门可惜了。记得小时候农闲时节、仲夏之夜，村里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围坐在我家院外的一棵老槐树下，听母亲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武松打虎、烈火金刚，有板有眼、绘声绘色。母亲讲故事极会控制，经常是包袱抖的恰如其分，戛然而止。馋得孩子们“二婶子，再讲一段，再讲一段”，不停地叫唤，久久不散。那时候的农村，除了偶尔一、两次放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母亲对当时流行的梦胡、定方、打老虎等游戏，无所不精，村里鲜有敌手，耳濡目染，小时候的我也样样能玩几下，可惜现在快忘完了。母亲算盘打得极精，可以左右手开弓，秋后农业社记账、算工分、分粮食，大队每每会请母亲帮忙。
母亲不仅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各种农事也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且极有苦水（能劳动、有苦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别人家都有男劳力顶着，父亲工作太忙，顶多是农忙时节请假回家帮一下手。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母亲就像个陀螺，不停地忙碌，把家里的各种农事、我们姊妹四人的吃穿用行打理的井井有条，我们家的庄稼营务的不比有男劳力的差。农村没什么比头，就比谁家的庄稼务的好。母亲常说，咋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农业社的时候，母亲跟男劳力一样出工，修整梯田、打坝剪树、芒种收秋，样样不拉，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几乎与男劳力一样挣工分的妇女。至于织布纺线、裁衣纳鞋之类，母亲更是不在话下，记忆中上大学之前，我所有的衣服全是母亲裁剪，没买过一件。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一个人背一篓子六、七十斤的梨，跋山涉水几十里，到山西碛口去卖，为得是能比在附近的集市上多卖几块钱。儿时，随母亲到地里干活，看见母亲晚起的裤腿上青筋暴起，弯弯曲曲，问母亲，妈，你腿上怎这样？母亲笑笑，不答。
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三，一是父亲回家肯定会带些饼干、水果糖、玻璃瓶桔子罐头等稀罕吃的，有时还会带块两、三斤的猪肉；二是父亲回来，全家可以饱吃一顿白面了；三是父亲一定要把他满是胡子碴的脸在哥哥和我的脸上蹭半天，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晚上睡觉也一定是父子三一个被窝。父亲回家呆的时间很短，印象中一般两、三天而已。父亲虽出身农家，但打小念书，并不怎么熟悉农事、农活，帮母亲干活，笨手笨脚，母亲嗔到，有你五八，没你四十，你就不是那受苦的料，还是歇着吧。父亲笑笑，乐见其成，一边抽烟去了。
搬到县城念书后，与父亲朝夕相处，才慢慢知道了父亲的一些情况。父亲米中毕业后分配在绥德县工作，后又在吴堡县政府、国有企业供职，一辈子兢兢业业、善良正直、谨小慎微、与人无争。父亲一生算不上坎坷，但经历了不少打击。人生三大不幸，父亲居其二。少年丧母，中年两度丧妻，晚年有我姊妹四人的照料，还算幸福。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绥德计划委员会统配物资管理站工作两年多，地处偏僻，偌大个管理站就父亲一人，钢材、木材、布匹等紧俏物资堆积如山，运送物资的司机每隔一段送一车来，卸了即走，无任何交接手续和文字记录，事毕父亲一个人才登记、造册。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哪怕是动过一丝不该有的念头。也许，那个年代的干部都是这样。父亲讲，他刚参加工作时，爷爷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公家的、人家的东西，你可是连根折针也不敢往回拿。这种敬业、谨慎伴随了父亲一生。在吴堡县计委工作时，父亲负责全县干部职工的调资，父亲的工资总是同级同类人员最后一批调整的。父亲从公几十年，尽管一直是小职员，可乡里乡亲、亲朋好友免不了有事来求，只要父亲能帮上忙的，我没见过父亲拒绝过谁，母亲偶尔有抱怨，父亲总是说，咋人家撵到门上来了，怪恓惶的，拉不下那面儿。父亲退休之后，多数时间在村里住着，我工作之余抽空回去，父亲屡屡安顿，你在榆林上班，一村一院、同门自家，凡是找你帮忙的、求你办事的，能帮的尽量要帮，人家开一回口不容易，千万不敢叫人家跌在地下。
父亲和母亲不同。一般家庭父母的角色是严父慈母，我们家好像反了，是慈父严母。父亲对我们姊妹几人的学习好坏不太上心，基本上是顺其自然。有时，母亲会因为我一次考试没考好而斥责，父亲一副菩萨心肠，打劝到，说两句就行了，孩儿下回注意就好了。顺便推我一把，去，给爸买包烟。就这样屡屡救我于“苦难”之中。母亲叹到，唉，好人全让你做了。反之，父亲最上心的是几个孩子的一些生活琐事。换季了，该增减的衣服增减没；感冒发烧了，吃药每次都是父亲把水凉的温度刚好，把药一颗颗数的正好，递到嘴边。不管是哪个孩子出门，父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路上注意安全之类的话一般不会少于三遍，絮絮叨叨，不厌其烦，生怕他的孩子出门在外受苦受累，磕磕碰碰，发生意外。这一安顿就是几十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的头一天，我坐车到西安出差，走前和爱人去看父亲，父亲正在看新闻联播，看见我推门进来，父亲一如往常，脸上的笑容像绽开的花，只会放，不会收，一直到我走。陪父亲看会儿电视，拉会儿家常，父亲送到门口，依然是路上小心，注意安全，冬天了穿厚点，记得多带件衣服。下楼了，父亲推开厨房窗户，探出头喊，路上小心啊。
1985年，哥哥高考前夕，突然患病，身体几乎不能动弹，几成废人。父亲、母亲心忧如焚，上绥德、下西安，甚至远赴新疆，求医问药，可全不奏效。绝望之际，父亲无奈寄希望于神灵，一夜步行近百里，到山西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山村，求神拜佛，磕头祷告，不惜花大价钱把神官请到家，焚香施法，可哥哥的病依然不见起色，硬是在病床上躺了两年，父亲、母亲精心照护，后来奇迹般不治而愈。那两年，是全家最煎熬的一段时期，父亲、母亲终日不见一丝笑容，背着哥哥偷偷抹眼泪。那段时间，父亲抽烟越凶了，一天两包都不够，母亲也顾不上过问我的学习了。直到晚年，父亲多次对我讲，我这辈子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哥的身体，可是要注意了，千万不敢叫反复，你在政府工作，门路多，一定要多打问和留意类似的病例和情况。
母亲是患肝硬化腹水走的。得病好长时间了，肚子胀的像鼓，饭量大减，父亲、舅舅、大姐、二姐都劝说到绥德二康去看，母亲坚决不去，说就是个肚子胀，不要紧。其实，母亲是文化人，对自己的病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只是用钱处太多，哥哥还躺在病床，我在西安上大学，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哪有余钱给她治病？母亲是最苦命的，从小孤儿，与父亲结婚后，几乎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生活困顿，身体透支。现在，唯一能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是，母亲为之操劳一生、牵挂一生的我们姊妹四人，生活独立、安稳、和谐。
古人讲，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细细想来，母亲去世时，我尚在学中，还没有反哺之力。对父亲的照顾、呵护，在我女儿出生之前，也就是书本上浏览而过、老生常谈的概念而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女儿从襁褓中一天天长大，一路走来，养儿育女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父亲退休已20多年，也就是女儿出生后这十多年，自己抽空领父亲到外地旅游了两趟，父亲一辈子没去过北京、没坐过飞机、没看过大海，这也算圆了父亲的一个心愿，后来再说去台湾，父亲怎么也不答应，说是他身体吃不消了，其实，那阵儿父亲身体好着呢，是心疼我花钱。再到后来，特别是父亲去世前两年，喜欢和父亲坐一会儿、拉会儿话的愿望、冲动越来越强烈，甚至两、三天不见，心里就莫名的发慌。父亲突发疾病时，我在西安，半夜接到二姐的电话，一夜未眠，坐第一班飞机赶回来，医生正在给父亲做开颅手术。两小时后手术车终于缓缓推出，父亲头部、身上全是各种塑料管子，嘴微张，呼吸急促，我望着受苦受难、昏迷不醒的父亲，刹那间一股酸味像潮水般涌上来，眼泪盈眶。父亲在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天，再也没有醒来。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是一个平凡而朴素的真理，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人世间好多事像时光一样在我们不经意间变化、流逝。记得张爱玲曾说过，出名要趁早。我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孝敬要趁早。
父亲的葬礼全然按照老家的习俗置办，因为适逢腊月，外出打工的村人都回来了，也许与父亲极好的人缘有关，几乎全村人来帮忙，简朴而隆重，紧凑而不慌。按照老家的风俗，两位母亲的遗骨要重新装殓与父亲合葬。打开两座墓穴时，里面的境况惊人的相似，棺材已经被年久塌陷、跌落的黄土覆盖大半，看起来年代已经很久，可怜的两位母亲。阴阳先生说，父亲能活到78岁，已属不易，他得去解救被重土压迫的两位母亲。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老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经常做梦与去世的人在一起，说明这个人洪福太轻，身体不好，一般是要请艺人禳解的，禳解了，就不会再老做这样的梦。我倒是想，这样挺好，至少，经常能与父亲、母亲相见，尽管仅仅是个梦。
2016年6月5日凌晨
李世书，男，汉族，1968年9月生，陕西吴堡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1990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神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现任靖边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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