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冷梦:少倒垃圾多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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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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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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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仙李白写道: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唐边塞诗人岑参写道:山开灞水北,雨过杜陵西。杜陵,埋葬着汉宣帝刘询,是汉长安城,也是唐长安城,还是今西安市南边的近郊。李白杜甫他们会经常去游乐的地方。当时王军站在唐大雁塔上只看到了眼前一片光秃秃的荒原,至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他这时候还并不清楚。新区长到任后不坐机关,开着车到处跑,王军后来说,他长期生活在城市,自以为很了解的地方,就在离西安市中心很近的近郊,他没想到举目之处竟然都是垃圾!说垃圾围城也许有些夸张,但距离这种说法却也不会差距很远,整个杜陵原上,不是垃圾场就是坟场就是砖瓦场,触目惊心的主要还是垃圾。杜陵原下边蜿蜒着的那条河,就是日后和他有了不解之缘的河——浐河。
第一眼望过去,王军用了一个词,叫“目不忍睹”。
时值盛夏,沿浐河河道堆积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垃圾,嗡嗡营营的苍蝇,像轰炸机部队一样,时起时落在垃圾山上,更可怕的是,还有猪,而且猪还在刨食!刨的就是垃圾里的“食”!——这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不仅要和“垃圾猪”作斗争,还要和“垃圾牛”作斗争,最后要和浐灞河边的垃圾作斗争,要和西安的城市垃圾作斗争。他真的和垃圾较上劲儿了。他此后的从政生涯中相当的精力以及他相当的政绩也都和城市垃圾作斗争有关,和绿色的生态文明有关。你们在我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除了他和后来的市委书记孙清云、杨六齐三个人相遇在枪毙“垃圾牛”的杀牛现场上,他和时任市委书记的袁纯清以及和后来与他搭班子的杨六齐,相遇的地点也都和垃圾有关系。
从杜陵原上下来,区长王军给全区人民发出的第一个政治口号就是:少倒垃圾多种树!而他到任后的第一个政务工作、他发出的第一道政令,居然就是处置“垃圾猪”。当时,媒体曝光说,在雁塔区某某村已经发现了“垃圾猪”,这种猪,如果不杀掉,把它带着的病菌、细菌传染给人,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王军立即着手处理,凡放养的猪一律杀掉,而且要就地杀掉!因为只要是放养的猪,是不是“垃圾猪”你很难辨别清楚,哪只猪吃了垃圾哪只猪没有吃过垃圾你也很难甄别清楚,所以只好采取了这种当年蒋介石杀共产党人的方法,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凡是没有圈养而是在外边跑着吃食的猪全部杀掉!这样农民就有意见,我的猪没吃垃圾我不杀,王军发火,他说,我毙一个人不容易我毙你一头猪还不至于毙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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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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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区长王军第一次召见了日后成为他的搭档的杨六齐。杨六齐被人从等驾坡街道办事处叫来见区长,会面选择的地方挺奇怪,不是区政府大院,不是区长办公室,是浐河边上的一个大垃圾堆上。这垃圾堆有多大?反正他们开着车能上去——以后,他们当年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谈话的这个垃圾山变成了占地二十多亩的一片绿色山林,山林间掩映着星罗棋布的农家乐,成为了西安市民郊游和宴请的绝佳去处。但这却已经算是后话了。
现在,两个人开车上到垃圾山上,要谈的话题就是这让人头疼的垃圾问题。政府为这垃圾非常头疼。浐河边的河滩地农民私设了垃圾场,你往我地里倒垃圾,我收垃圾费,这对农民是一笔收入。由于利益驱动,政府屡禁不止,无法根除。但浐河是西安城区最近的一条河流,而且是西安的一处水源地,记者们呼吁,如若禁止不了垃圾,那就是你雁塔区在破坏和污染西安的水源地!
这罪名是不得了。
王军和杨六齐在这座垃圾山上商量了很久。
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解决,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时任区长的王军和时任街道办事处主任的杨六齐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相互间留下了什么印象?我们暂且可以不去多说。但这两个人之间的“互补”,从精神气质到思维方式,从工作经历和阅历,多方面的“互补”,我想他们一见面就能够清楚。这么聪明的两个人不可能不清楚。关键是把他们俩第一次扯到一起的是“垃圾问题”,而以后他们真正开始联手进行浐灞河流域治理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三大生态灾难”中其中一项还是“垃圾问题”。这不能不说其中有一些因果关系的东西。
王军对杜陵原上的百姓发出的第一个政治口号“少倒垃圾多种树”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号里或纸面上,还有一些特殊办法和政策出台,从 1997 年到 2002 年,杜陵原上的垃圾场、坟场、砖瓦场不见了,王军再从大雁塔上往西安的东南方向看,杜陵原上已经是绿色一片和生机一片的世界了。绿,还不是巴黎的深绿,绿,是稍带羞涩的浅浅的绿,因为,十年树木,树要长成森林还需要时间。可是,这浅绿已经是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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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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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王军已经当了五年区长。
2002 年秋天,当“王区长”变成了“王书记”——雁塔区委书记以后,他同垃圾作斗争的层次也提高了一大步。这天,“王书记”又蹲在垃圾山上往下看,这次他看的已经不再是杜陵原,那里已经绿了,他看的是杜陵原下的水,浐河的河水。看着看着,他叫来了两个人,也是他在雁塔区长任上的“哼哈二将”,交通局长李永安和农林水利局长王培华。这两个人年龄都比他要大许多,人称是“两个老汉一个娃”。说“娃”,当然是相对于两位年届退休的局长而言,王军这年45 岁,看上去非常年轻。“两个老汉一个娃”在商量如何根治浐河边上的垃圾。浐河边上的河滩地要根治起来比杜陵原上更难,原因是河滩地倾倒垃圾更方便也更容易,三个人商量的结果是,“没有公厕乱大便”,那就先修“公厕”,修一个垃圾处理场。可已经形成的垃圾山呢?
王军说出的思路简直像是艺术家在搞创作。
他说,把垃圾山堆成一个小岛,修河堤,堤顶修路,堤内拦河,堤外挖湖,周边种树,形成一个叫“雁鸣湖”的都市千亩水乡,有水有树,大水大绿。
好!好!
两位老局长齐声吆喝叫绝。
其实,何止是两位老局长他的“哼哈二将”齐声叫绝,雁鸣湖项目在 2002年开始实施以后,当时的市委书记栗战书和已经升任了西安市市长的孙清云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时间转眼到了 2003 年。
2003 年春节袁纯清到任西安市委书记,春节刚过,市委书记带着各区区委书记开流动会议。也就是带着大家到各区去转,边看边商量解决问题,边看边思考和琢磨一些问题,边看边探寻一些日后可以成为方针政策的思路。这天,袁纯清带着大家伙儿来到了雁塔的地界,雁鸣湖正在挖湖,垃圾山也正在堆成小岛……市委书记看着看着,越看越觉得品出了味,他习惯地双手交叠在胸前,扬起粗黑的眉毛,用像是赞扬,又像是在思考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王军你这是慧眼识珠嘛!
“慧眼识珠”,我想,按照当时说话的场合准确的解释应当是说王军这个人很有眼光,居然能从一堆垃圾山生发出一个雁鸣湖、生发出一片湖色山水这样一个奇思妙想。然而,“慧眼识珠”这个词,以后却可以生发出来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站在未来的雁鸣湖畔——那时候还是一座垃圾山——也就是市委书记站在垃圾山上说的这句话,似乎已经为他以后组建浐灞生态区的“首选之人”埋下了伏笔。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恐怕又是市委书记的“慧眼识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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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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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说说王军杨六齐他们如何为浐灞生态区的发展“找魂儿”的问题。一次,在他们召集的浐灞生态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问题。专家说,你要治理这两条河,生态治理从来都是一个只投入不产出的事情,因此,长时间以来为生态治理“埋单”的只能是政府。政府不为你投入,你怎么进行生态治理?更不用说,你还要边治理,边为西安建设一个新城——你拿什么进行生态治理?又拿什么发展经济和建设一个新城?
“问题”提的是够尖锐。
“问题”却也是他们一直在思索——而且是长时间地思索、长时间地苦苦寻觅想要求得答案的一个问题。说“曲径通幽,路,其实就在他们脚下”,是说,他们在此之前实际已经有过一些成功的实践和可以借鉴的经验。雁鸣湖项目时,有人也曾向他们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按照设计方案,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27 亿元。这个数目,对于西安的一个区是个天文数字。没有哪个区或者哪个县在当时敢一口气吞下这么一头“大象”。但王军那个时候却成功地操作了这件事。他采取的办法说起来也就是“借鸡生蛋”。由企业先期投资搞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然后对企业在土地上给予一定回报的办法招商引资。他当时提出的是要探索出“区域生态建设的开发模式”,使雁塔区沿浐河的城市段这一片地方,成为西安市环境优良和城市功能完善的一个“城市新区”。
雁鸣湖成功了。
到他 2004 年秋离开雁塔区负命组建浐灞生态区的时候,他曾前后担任过七年区长和区委书记的雁塔区已经在西安的东南方向形成了“万亩林”和“千亩湖”的美丽景观,这片地区也成为了西安近郊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城区。那么,是不是浐灞生态区也可以“复制”他主政雁塔区时的这一切?
王军和杨六齐的回答是不行。
无论是从规模气势和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雁塔区的杜陵原和雁鸣湖都无法和浐灞生态区相提并论。甚至连用“小巫见大巫”这样的话来比喻都不恰当。两件事情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雁塔区的杜陵原和雁鸣湖如果说是小学生的习作,浐灞生态区就应当是博士后的一篇论文,而且是一篇必须拿到诺贝尔奖的论文,因为无论如何,它对西安以后的发展太重要了!雁塔区的杜陵原和雁鸣湖那是让一条蛟龙在一条小河沟里翻身,太局促,太束手束脚,而且也许是比喻不恰当地这样说,那是炒别人的剩饭,炒从前建设者的剩饭,你只能是在别人剪裁出了错误的衣服上缝缝补补。浐灞生态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放蛟龙入海,能让它的建设者在一个阔大的舞台上腾跃挪步,上天入地!
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项甚至是人类城市建设史上都没有过的全新事业。
他们怎么可能为了治河和建一座城市,却又让建设了的这座城市再更加严重地污染了河流?因为长期以来,所谓“开发”,所谓“建设”,几乎成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代名词——与其这样,真的还不如不建!——生态与建设,这一对“生死冤家”就真的不能“合二为一”吗?……
他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我们从前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从前不能这样做或者从前做不到的原因,王军认为,是我们的城市建设者总是“先入为主”地把生态环境建设当成了一个“包袱”。不是积极主动地首先去治理好生态环境,而是先大规模地搞建设。以为只要经济建设上去了,其它的一切——包括生态环境,全部都在其次。甚至更有甚者,以牺牲生态环境来进行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这样实际是走入了一个误区。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生态环境会制约你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污染了你再回过头来治理?……那你的治理就一定是被动的和一次性的,治理的对象也一定是局部的或点状的。这种治理方式由于一开始就没有把生态建设纳入城市建设发展系统之内考虑,也就必然会陷入“一次性治理的怪圈”。上溯百年千年,人类就像一只总在咬自己尾巴的猫一样,转着圈地为自己的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埋单”……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
必须坚持“生态为主、开发为辅”,这“主仆”的关系不能乱。
必须让浐灞生态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治理与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统筹考虑。这样,这种治理便是主动的和系统的,全局的和超前的。这样做,当然,在生态区起步时会艰难得多,甚至是非常非常艰难。但只要坚持这样做了,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从一开始就可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它是一种良性循环,最终是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西安受益,社会受益,国家受益和人类受益……
对王军来说,他完成了一次重大思考。
完成了一个关于河流治理和新区开发相互关系的思辨。
他把自己的思考和思辨整理成了言简意赅的两句话,这就是浐灞生态区的一个核心理念和重要的发展思路——河流治理带动区域发展,新区开发支撑生态重建。
王军解释说,这就是说,政府做环境,企业做项目。政府“负债经营”,负债进行综合治理,投入的钱主要用于流域治理、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环治理好了,你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有水有绿,大水大绿,还有完备的和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就会吸引来有实力的大企业,进行组团发展。现代化的产业进入区域,政府由此获得收益,从而实现城市价值兑现,用开发效益偿还前期贷款,反哺生态治理,并用来支撑和进行新一轮的生态重建……
如此,破解了一次性治理的难题,在区域内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最终,这里将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化的新型城区。
一座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的绿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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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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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当王军也许是在一个旭日东升的清晨,也许是在一个血样落日的黄昏,也许是在一个月已中天的深夜,和杨六齐,也和他们的一些“外脑”们,他们的那些智囊们,说出他逐渐破解出了的关于“一次性治理”难题的最后思路的时候,他的全部感觉一定是这样。亮了。全亮了。什么都亮了。
这二十字的“箴言”实际就是“浐灞道路”。
——河流治理带动区域发展,新区开发支撑生态重建。
说起来它像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我要说,任何叙述语言面对人类思维的丰富与活跃都会是贫乏的。我也毫不例外。我没法向你们描述它的形成过程——而实际上,它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探讨,无数绞尽脑汁的艰辛思考才最后成型的。当这短短二十字的“箴言”出现在世界东方一座闻名于世的古城,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曾经的首都古城西安蔚蓝色的天空的时候,真的,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浐灞的建设者为人类奉献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生态城市。一个绿色的文明之城。
关于《浐灞手记》
作家冷梦长期关注生态与社会发展问题,曾奔波数年,走遍了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各县市,写出了由于盲目上马,造成重大社会和生态灾难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河大移民》,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她又长期蹲点陕北高西沟,总结出黄土高原不同于大寨战天斗地修梯田,而是顺其自然几十年修坝淤地、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成功范例,写出了长篇记实文学《高西沟记事》。之后,她把注意力放到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利用在西安浐灞生态区挂职之便,写出了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浐灞手记》,记录了西安这座北方缺水城市在城市化高峰期,“河流治理引导城市发展,城市开发支撑河流治理”的成功实践。
这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揭示了几十年城乡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真实记录了各级干部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的努力和创造,称为“生态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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