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冷梦:选择浐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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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关于《浐灞手记》
作家冷梦长期关注生态与社会发展问题,曾奔波数年,走遍了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各县市,写出了由于盲目上马,造成重大社会和生态灾难的长篇记实文学《黄河大移民》,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她又长期蹲点陕北高西沟,总结出黄土高原不同于大寨战天斗地修梯田,而是顺其自然几十年修坝淤地、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的成功范例,写出了长篇记实文学《高西沟记事》。之后,她把注意力放到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利用在西安浐灞生态区挂职之便,写出了又一部长篇记实文学《浐灞手记》,记录了西安这座北方缺水城市在城市化高峰期,“河流治理引导城市发展,城市开发支撑河流治理”的成功实践。
这三部长篇记实文学揭示了几十年城乡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真实记录了各级干部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的努力和创造,称为“生态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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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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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的一天我走进了一个办公室。
这是西安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军的办公室,那之前我不认识他。我那时候还 不知道他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个头衔,一个是市委常委,一个是西安市浐灞河综合治理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书记。说起来有些惭愧,虽然生活和工作都在西安,但我一直以来算是省上的干部,也一直是在省级单位工作,对西安的情况反而有些陌生。我见市委宣传部长,是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把我的一份报告批给了他,我的报告题目就是《向市委书记请缨》——这题目先有些奇怪,你一个作家向人家市委书记请什么“缨”?!
说心里话,接到王军秘书张志杰电话的那一刹那我几乎无法掩饰我的惊讶, 我诧异极了!你能想像到吗?一个作家的一封信,投进邮箱才两三天的功夫,市 委书记看了,市委书记批了,市委宣传部长马上安排接见?!如此高的办事效率, 或者说,对一个作家投进邮箱的一封信如此重视,在此之前我还根本不可想象,而我更不可想象的,还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是这件事带给了我一个持久的影 响,以至于我今天回想起来还不由在猜想,假如当初不是这样一种情景和这样一 种安排,还会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我——是生活改变了我,是生活教育了我?——是浐灞改变了我,是浐灞教育了我?
我想,是的。
一切都是从我走进那个办公室开始的。
作家都很自负,不自负的人是不会有勇气把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认知讲给别人听。作家也都很聪明,不聪明的人是看不透别人的心思,看不透别人的心思也就谈不上能够理解人和把握人,再在作品里栩栩如生地刻人。在见到王军部长之前我想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有点聪明——但不是最聪明,最聪明的人是巴金、鲁迅那样的人——还相当自负。极其夸张的,我根本不认识我们西安的宣传部长,属于西安市的作家们倒是很熟悉他,可我是属于省上的作家。他请我坐下,马上不打弯地切入主题。我打给市委书记袁纯清的报告里是说,我想见证一个“历史的与现实的,古文明的和现代文明的,遗存的与发展的,重新降生一次的西安全过程中所包含的众多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含”,也就是说,我感兴趣的是唐皇城复兴和老城区改造。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一个写作方向。他开始就此询问起来,像是非常漫不经心,却三言两语,就一下子看明白了我。看明白了我什么?原来,坐在他面前的这位女作家实际对她生活着的西安近些年发生的变化,极为陌生!
我却并没有如坐针毡。被比你更聪明的人看穿这没有什么可耻辱的,下一步那就是,让更聪明的人引导你。我想,这恐怕才是做人的另一种智慧。他笑笑,说,我看,还是安排你把西安的“四区一基地”都看上一遍,看完后你再决定到哪儿体验生活和挂职锻炼。
他这是要让我全面了解西安。这当然很好。他很快叫来了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处长屁股才刚刚坐下,谁想到他又有了一个新主意。“对了,干脆组织一次作家、新闻记者的采风活动,让大家都去‘四区一基地’看看!这也是介绍西安和宣传西安的好机会!你说对吧?”——处长当然是频频点头。立刻,新闻处长和副部长也被叫了来。就在我坐在他办公室一共不到十来分钟的时间里,他的思路便急如闪电般地变化了三次。开始是他要落实市委书记的指示安排我挂职锻炼,发现我对西安并不了解后马上安排我去看看,可就在和处长说话的当口儿,他又发现与其组织一个人不如组织一个集体——既然这个作家对西安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巨变都如此陌生,那么就保不定这个作家也就代表了一群作家或一些人对西安的认识水平,急人呐!这么好的西安,这些搞文学的搞新闻的竟然可能会不了解不知道!那就让他们都来看看!……
我惊奇的还不是他的办事效率,惊奇的是他的思维。我发现,他是那种经常会有火花闪现的人,也就是那种很有灵感的人,常常会即兴思维和即兴发挥的人。他的思维会像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地任由驰骋,而当他跃上一个高度时,他会在刹那间,宛如从乱云飞渡的无绪中,从电闪雷鸣中,揪住一道闪电和揪出一根头绪。这就是他一种思路或一种思想的成形……不用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这是我和王军见的第一面。
以后我把我对他第一次的观察用这样的语言,表述和讲给我们作协的领导,领导听了瞪大了眼睛,问我,是这样?我说,是的。我和他见面的第一次就发现了这绝对是一个“敏于思”的人。我说,等我十几分钟后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一个作家和新闻媒体采风团已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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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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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的行程,算是行色匆匆。
十天的行程,也算是走马观花。
可就是这样的行色匆匆,就是这样的走马观花,也足以让我以及采风团里的作家、驻陕中央媒体的记者们对西安的变化、西安的未来激动不已。不说别人,只说我,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忏悔,仿佛我很对不起我所生长着的这个时代,很对不起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原来,悄悄地,像是不经意间,我们的城市已经变得这么不敢让人认识她从前的模样!同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西安西郊电子城、东郊军工城和纺织城不一样,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西安又有了几个新的经济开发区,这几个新区,为西安承担起了高新技术、现代物流及装备业、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这大约也就是十多年间西安发生的变化。以我的感受而言,这十多年间西安的变化超过了此前几十年的变化!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给西安带来的好处。
最后的惊喜却是我们到了这个有着两条河的地方。
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的各个大城市里诞生了一些不同的开发区,我们知道,我们也零零星星地看过——零零星星地看过,和总体上这么看上一圈,感觉上是不一样。但无论如何,这些开发区的诞生和发生的变化还是人能够想得通的,能够想得通,也就是说,能够在意料之中。我们清楚,所有的这些“开发区”,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为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而在全国范围里“应运而生”的。但是,在2006年阳春五月的一天,我们最后来到的这个新区,却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西安的城市发展中有两条河,一条叫浐河,一条叫灞河。
对这两条河流,当然,西安人不可能不知道。西安古代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所谓这“八水”,即长安城北的泾、渭二水,长安城东的浐、灞二水,长安城西的丰、涝二水,以及长安城南的镐、潏二水。这八条水中,除渭河是主流,其余都是渭河的支流。渭河又是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我写过《黄河大移民》,移民的故事就发生在渭河一带,对渭河——又叫渭水,我肯定不陌生。但对其它七条河,虽然我一直生活在西安的老城区,也就是西安的市中心,了解不多,却也知道“泾渭分明”和“玄灞素浐”这样一些词汇。其出处便是潘岳的《西征赋》,说西安“北有清渭浊泾,兰池周曲;西有玄灞素浐,汤井温谷”……可是,在西安人的记忆里,尤其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这“八水”似乎与西安老城区从来没有过关系,不是离城太远,就是几近干涸,或者甚至被污染,成了“害河”……
可是这天,我们仿佛洞开天窗。
我们走过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堤路,这条路,足有十多公里长,有人给我们介绍说,这是灞河东岸滨河路,是他们新修的堤岸和新修的路。我们又走了一条路,叫浐河西路,也是新修的堤岸和新修的路。既然是河堤路,我们也就看到了两条河,浐灞两条河流。河上有小岛,岸边有码头,有树,有花,有草,水面上还有水鸟在飞……
河面最宽阔处,竟然有四五百米宽!
你知道吗?在他们的介绍中,居然也有这样的词汇,三角洲,广运潭,桃花岛。堤,潭,洲,岛,码头……当这些对西安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字眼冲进你耳膜的时候,而你又是如此地热爱着你的西安你的家乡你的故乡,你又如此地着迷于别人的城市有水你的城市没有水,着迷于秦淮河美女苏州河美女杭州西湖美女,迷信着好水养好女人,迷信着长安水边多丽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丽人也 罢伊人也罢都因为原先长安水好,而你又恰恰是一个对美有特殊感觉的女人!
——你会选择什么?
我选择了这个有水的地方。
这个有着浐灞两条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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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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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后来打给市委书记袁纯清的报告中我说,在我看了西安的“四区一基地”以后我钟情于这个有着两条河流的地方,因为我发现,这个地方对我有着感情和理智的最大冲击力,视觉和内心美感的最大诱惑性。我钟情于浐灞的事业。我说,我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我想到浐灞生态区、浐灞管委会挂职锻炼。
我说,西安的“大水大绿”,西安的绿色生态城市建设,将是我“绿色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是《黄河大移民》和《高西沟调查》。一条河,一个村庄和一座城市。河是黄河,村庄是高西沟,城市是古城西安。在我这么说,这么想着的时候——也在我这么“规划”着我自己和我的作品的时候,我认为,是我“选择”了浐灞生态区。
其实不然。
王军后来告诉我说,实际也是浐灞选择了我。
这就得说到我和他的第二次见面。
对于这位我还相当陌生的西安市委宣传部长,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份资料,是一篇关于黄河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955年的《地理知识》,选自1962年的《学术月刊》,论文题目也相当专业:《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澜的局面》。作者:谭其骧。谭其骧是谁?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
在写作《黄河大移民》的时候我也查阅了许多关于黄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我知道黄万里,知道张光斗,知道王化云,但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同时代的“谭其骧”呢?……
谭其骧关于河流的论述,关于历史地理文化的论著,只是王军阅读过的此类论文和书籍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对所有的人来说,读书和研究是一定都有着现实的目的性,学者是为了做学问,学生是为了做论文,那么王军呢?他研究河流干什么?——他肯定不是为了做学问和做论文……我后来才想到了一句话,是一位艺术大师说过的话,叫做“事业比天大”!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比天大”,比我们写小说,比我们做学问,比我们做论文都要大,大得多!王军和他的一班人那时候就面临着一件“比天大”的事业。他们面对着的是西安的两条河流——浐河和灞河。正是这种“事业比天大” 的责任感和压力,让他们,包括我后面要说到的浐灞管委会主任杨六齐他们,潜心着关于河流问题、关于治河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对黄河……
他们在探寻一条关于河流治理和城市建设的新思路。
他们不想为西安留下两条治理失败的河流——像曾经的黄河,曾经的淮河,曾经的太湖和曾经的洞庭湖……
他们也不想为西安留下一个充满了遗憾和悔恨的新城——像许多创造了“财富神话”的“财富新城”,GDP是上去了,可是,河流被污染了,生态环境恶劣了,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即使财富堆积如山,可是,空气污染,河流污染,人们生活得不但不幸福而且还充满了危机……
不,不,治理失败的河流和充满遗憾的“财富新城”都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什么?
实际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惑过他们,也长期地困惑过我。说心里话,我在浐灞管委会挂职锻炼了近两年时间,甚至直到我写作这篇文字之前,我所有的 感觉就是,我一直穿行在一片迷雾中。我解读和认识这个叫“浐灞生态区”的地方,这个有着两条河流和未来将有一座西安新城的地方,如此地困难!我解读王军和他一班人的思路如此地困难!这是我向市委书记主动“请缨”、后来选择到此挂职以前,根本是始料未及的!对于一个写作过黄河大移民,写作过一个叫高西沟的绿色村庄的作家,应当说,对写西安的一个生态区,知识和阅历上都已经有所准备——可是,为什么还这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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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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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长期地穿行在了一片迷雾中。
我长期地想要探寻,探寻这一批人,王军、杨六齐和浐灞建设者们当年和当初又是怎样穿透了他们面前的迷雾,终至于走出了一条如今已经被实践证明了 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生态治理和城市建设并行不悖的“浐灞道路”。后来,当我有一天终于看清了的时候,我突然地对自己这么“笨”有些释然了——我可以很好地为自己找到解脱和释然的借口和理由了。
不是我笨,是历史和人类都很笨。
王军和他的团队,这些浐灞的建设者,负有使命面对西安的两条河流和西安的一座未来之城,他们怎么破解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而让西安,让西安这座城市不再轮回到“西西弗斯式”的悖论和怪圈里?就像“事业比天大”一样,这个难题也“比天大”!他们那时候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就想要穷尽天下的知识,穷尽古今中外人们治理河流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为西安奉献两条永远不再会污染的河流和一座永远不再担心污染的生态城市。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现实性目的,王军在研究黄河的时候把我也纳入到了他的视线中,一个写作过黄河和对河流感兴趣的女作家。他让我读谭其骧的论文,我相信,是他顺手拈来,是他自己研究了后深感非常有价值才认为我也值得一读。读,当然已经不再是为了我十年前的作品《黄河大移民》了,它已经成为了历史和过去,即使它为我赢得了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可文字的白纸黑字,十年光阴,墨迹,也早就干了。他让我读谭其骧,去深入到一个真正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智慧的海洋里,去倾听一个当时不被人理解却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被证明了他的正确和人们的错误的科学家已经遗世了的声音,不为《黄河大移民》,是为了浐灞,为了浐灞的事业。
浐灞的事业,浐灞这一群人需要破解的这个世界级难题,应当被记录在人类的历史里,记录在古城西安的城市记忆里,记录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中。他们就需要有一双外来的眼睛,一双作家的眼睛。
他们选择了我——只是当时,我自己还非常懵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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