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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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多年前启蒙运动兴起之时，欧洲开始踏上现代化道路。
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风生水起，欧洲大批新锐思想家公开反对专制，倡言民主；另一方面，众多思想家的知识经验、道德伦理均生成于前工业社会，导致他们的新思想、新主张中充满了矛盾。
一些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本能地对农耕社会田园风光式的简朴与自然满怀眷恋，不仅憎恶财富，而且害怕科学。
任何新事物、新社会，包括新锐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总不免会带有从旧事物或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历史印迹，不可能是全新的和完全另类的。可惜的是，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种局限性未必有清醒的认识。
想要引导人类前进方向的思想家，自古以来源源不绝，影响深远者也可以举出很多。距今最近、在左右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一位是马克思，一位则是哈耶克。
马克思vs.哈耶克
马克思是历史决定论者，他认定人类社会进化是由物质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呈阶段性的，达到一个阶段的极限后，就会妨碍新事物的生长，引发冲突与革命，最后被更新的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所取代。
基于这一观点，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了尽头，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与其助之改良修复、残喘拖延，不如利用它所激成的革命，加速其死亡，让新的生产力尽快得到解放。
哈耶克同样认同进化论，但他却是自然选择进化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可能发现什么“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
为了抗拒社会主义运动误导民众，改变历史自然选择的行进方向，哈耶克毫不妥协地与之斗争了几十年。据说，上个世纪末美国总统布什也曾公开称赞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知识的和政治的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把观察历史的时段拉长，得出的看法恐怕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主流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方式，始终没有改变。几乎每一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持续时间，都要以千年计。
而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四百年的时间，未来尚不知还会运行多少个百年。马克思也好，哈耶克也好，他们各自的努力和影响，当作过往的历史来看时，后人看到的，可能多半也就只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缓慢奔流过程中的几个漩涡，甚或几片耀眼的浪花罢了。
马克思的思想主张形成并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属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三大阶段，即蒸汽机阶段、电气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的最初阶段。
他仅仅依据蒸汽机阶段资本主义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与危机，便从政治上宣告其死刑，就明显受到了他所处的历史时段的制约与局限。
显然，之后的历史并没有像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发展。后来的实践者多数程度不及，这个责任照理不应该算到马克思头上去。
哈耶克一生为维护自由经济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既没有能够阻止战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上台执政，也没有能够找到不使民主政治对自由经济制度构成威胁的有效方法。
哈耶克在经济、法律方面有很多深刻的理论见解，但政治上的他，也同样受到已有知识和经验，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以至于思想观点常常矛盾重重。
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作为一个明明反对建构理性，主张“自生自发”、“自然选择”的思想家，为了对抗建构主义的“威胁”，不得不用建构主义的思路来设计、寻找阻止建构主义者掌权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作为一个明明热爱自由制度、认同民主政治的思想家，因为害怕多数决定原则会导致集体主义和多数专制，竟不得不想方设法研究、寻找限制民主或用不民主的方法来保护自由的途径，这更是一种历史的悲剧。
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前工业时代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处处受到环境的制约，很少有征服自然或改造社会的幻想。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能力空前提升，欧洲的工业进步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西方技术的强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明的强势，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全球化和普世化的进程。西方思想家对人类未来的设想，几乎都是建立在这种强势话语基础上的。
福山公开断言：西方自由思想、民主制度再没有可挑战的对手了。亨廷顿明确提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冲突将不再重要，人类世界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说，人类所有民族和国家都已被裹入人类文明“第三次浪潮”，“国家主义过时了”。
然而，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显然离他们的预言相差甚远。
二战结束时，世界上只有50多个国家；半年世纪过去，世界上骤然又冒出了150多个新的民族国家。这种既源于民族主义，又刺激着民族主义的浪潮，甚至开始渗透到欧美许多国家内部族群关系中去，激起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诉求和民族主义运动。
纵观当下世界种种乱象，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同层级文明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文明强势下的全球化，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族群、阶层不同发展层级的文明之间，在文化、利益乃至生存方式上，都在发生直接的碰撞与冲突。
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并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大多数族群来说，现代化和民主化往往和他们在目前文明进化程度上所形成的特定观念、传统、宗教及生存方式格格不入。
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由于移民和种族问题的日渐增多，类似的发展差序、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同样广泛存在。
一个强势政府，尚且不能有效解决自己国内文化特质不同、发展程度有别的不同种族或族群间的矛盾冲突，又如何能够在世界范围去驯服或同化所谓落后的族群和人民呢？
拉长的历史时间
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从古猿进化到原始人，花了上千万年的时间；从原始人进化到现代人，花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从早期现代人进化到有文字记载的现代人，也至少经过了数十万年的时间；而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也至少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哪怕我们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人类工业社会形成以来这几百年时间的范围内，还是要清楚地看到，把绝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从农民，甚或海盗，变成有公共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现代国民，既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社会治理环境，更需要一个好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持续学习与习惯成自然的长过程。
而今天的问题是，几乎所有民族和国家被卷入工业化乃至全球化浪潮，不得不陷入到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两种生存方式的纠葛和冲突之中的时间，只有短短100年，甚至还要短得多。
要把正常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本应经历几百年、几千年的进化过程，压缩成几十年，甚或十几年时间来完成，除了暴力、流血、强权压迫或反反复复的动荡外，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
越是落后的国家，那里的革命者往往越容易幻想躐等和超越。在20世纪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中，最早提出超越观并大胆付诸实践的，就是俄国的列宁。在这方面，中国的革命家往往更少顾虑，更多想象力。
但他们同样无法超出时代及其环境条件的制约，建立在既有知识和经验之上的社会理想，无论是奔向未来，还是回到过去，都只能是理想而已。步子迈得再大，从社会发展程度上看，仍旧只是原地踏步罢了。
总而言之，人类社会愈是进入到现代高速发展的时期，世界上乃至一国中，地区间、族群间，甚至阶层间的发展差序、文化差异、利益冲突，就愈是容易扩大并凸显出来。
想要一步到位，把处在不同发展程度上的所有人群，一下子拉到同一发展水平上，只能是一种幻想。想要缩小并消除这种种差距，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在逐步完善社会治理环境的条件下，耐心期待时间的效用。
正如杨奎松老师所说，人类文明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任何理论和对历史的预测，一旦放到拉长的历史时间中看，都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想要通过某种理论在短时间内改造人类社会，不仅是幻想，还会带来灾难。
面对复杂的历史，既要拉长时间线，又要放宽视野，这不仅是杨奎松老师看待人类社会变化的方法论，也是他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种史观表达。
在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转型的历程，很多“聪明”的学者，只在腐败问题，民心导向等诸如此类上找原因，但总是是隔靴搔痒。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而杨奎松老师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
杨奎松老师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杨奎松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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