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绍武：我在陕北的二十四年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
我于1957年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分配到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五七、五八两年，分到绥师的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有十多人，来自江苏、四川、兰州等地，我的父母在上海。一到绥师，我代师五八级的文学和汉语课，以后又连续担任师五九、六O、六一级毕业班的课。从六O级开始，中师毕业班分文科和理科班，增开大专课程。我自然是给文科班讲课，自编教材，讲授逻辑、文艺理论和语法知识，颇受欢迎。
从1957年到1981年，我在陕北工作、生活了24年，绥德师范学校任教5年，吴堡县任教19年。这期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等三个历史时期。我作为一名大学毕业普通的青年教师，从上海大城市来到黄土高原的陕北山沟，立志把自己所学知识传授于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的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为有文化、有理想的有用之才。可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在当时的“政治口号”鼓动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息，根本预想不到在我风华正茂、勤奋好学、潜心教书开始，就给我增添了人生道路上一小段时顺意时不顺意的经历，不仅自己远大的抱负和美好的理想一时无望如愿，而且在自己脑海中也留下了一段不愉快的阴影。尽管如此，我无怨无悔，至今没有改变对陕北的钟情，陕北很好，民风淳朴，人民可爱，是我走出大学校门，启蒙传授学业的第一站，是我建立家庭、生育子女不可忘记的好地方，也是我的子女度过童年、感知陕北高原山川好风光、厚道民俗和古老陕北文化代代传承的好地方，更难能可贵的是给他们一生中留下了一段特有的经历和念念不忘的回忆。
壹
1957年，我到校不久，县级的整风运动开始，开会多。我在大学刚参加过整风反右，对绥师又提不出意见，讲课又不熟，因此向领导建议让我少开点会。不料这建议引火烧身，批评我不关心政治，大字报贴在我住的窑洞窗户上。我喜欢读书，这被认为是只专不红，是白专道路。我又喜欢读鲁迅的书，讲课中多举我熟悉的鲁迅的话语，这又被批评为借鲁迅的话不满现实。绥师书记找我谈话，告诫我：“艾绍武，你的思想可落后了!”我不明白：我从上海来到陕北这艰苦的地方教书，怎么就可落后了?
对我的批评达到高峰是1961年。高尔基说过俄国人都应该有一部别林斯基全集，否则不是俄国人。我仿照这句话，在一本书上写道：做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一部鲁迅全集就不是一个中国人。六一年夏天，在一个全县中学教师的学习班上，县上的一位领导拿这句话笑话我，质问我：“难道只有你艾绍武是中国人吗”?我没有反驳，也不给我反驳的权利。我被视为政治上不合格的人，所以师六二级毕业班的课不让我上了。1962年秋，我被调离了绥师，来到更偏远的吴堡县任家沟中学。
吴堡县任家沟中学
贰
我到了任家沟中学不久，学校书记薛金祥找我谈话说：绥师来了文件，过去对我的批判是不适当的，让我不要背包袱。我很意外，总算是得到了一点抚慰。
任家沟中学位于张家墕公社的刘家沟和任家沟之间的农村，是县上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高中三个年级都是单班，我担任高二的语文，再兼一个初中班的语文。这里的住宿和生活条件比绥师差得远。
叁
尽管我总挨批判，但我工作上不马虎。我也不太灰心，经受得起打击。我仍然很爱读书，很爱研究语言，不停地搜集语言资料。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我预感到要当“运动员”，有些害怕。工作组进校之前，先来了宣传部的副部长在校召开座谈会，与会的人不多，都是特邀的，我在被邀之列。我不能不发言，发言很小心，但发言后仍指出我不妥的地方。之后工作组进校。那时《毛主席语录》在学生中还不是人手一册，有一个学生有一天向我借语录，我拿给他了，几天也不还我，然后在校园里就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艾绍武篡改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的语言，不论修辞、标点符号，我都评价很高，怎么会“篡改”?我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同时也注意研究著作的语言，随手在著作上做了一些我自已制定的符号。鲁迅的著作上也有同样的符号。而且那时我已写了一些文稿，如《标点符号用法》《有趣的修辞》等，其中就举了不少所谓“篡改”的例句，都是分析它们好在哪里。现在说我“篡改”,我于是赶快拿了这些文稿去找工作组谈，举出所举的例子给他们看。他们不懂，并且也不感兴趣。下一步便是抄家，不但把几卷毛选抄去，把鲁迅全集共二十二卷抄去，连我的文稿几本、语言资料几本、我与爱人在北京时的通信也统统抄去，甚至连三国演义、红楼梦也抄去。工作组然后组织人查阅。之后不久，在二斋的大黑板专栏，陆续公布我的言论，还加了工作组的按语。不少条文是断章取义的。之后还公布了群众揭发我口头发表的反动言论。随后，批判我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对我的迫害也一步步升级。在教室开批斗会，戴纸帽子；关“牛棚”住；在贴有“牛鬼蛇神饭盆”的饭缸子中盛饭吃。鲁迅的书我看得多，知道鲁迅就无端地受过各种攻击、诬蔑。我自信我当时所受的攻击，最终只是一场闹剧。以后工作组撤了，师生都到县上集中造反去了，我的问题被挂起来，等候处理。我暂时逍遥了。
肆
1968年秋，工宣队扛着红旗进校了，进校不久，开始着手处理我的问题，把以前公布的我的言论中的重要的逐条交群众讨论，“篡改”问题也在讨论之中。不少问题把我叫到会上当面辩论。但对我的问题的认识，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两派意见不能统一，带上我的全部原始材料有一麻袋，赴省上走访。省上很认真负责地查阅了重要的材料之后，认定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样，1969年秋，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将我解放。不久就放寒假，我回上海过年。谁料寒假中，风云骤变，中央下达了个三五六号文件，又叫“一打三反”。根据这个文件，吴堡县革委会认为解放我犯了右倾错误。我从上海回到宋家川，不让我回任家沟学校，留在县上参加学习班。随后在1970年3月1日——农历的正月十五日宋家川大集上，将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公捕。我被剃光了头，还经常给我戴铐子拉到集市上开批斗会。有一天，我还被两名狱警押着步走二十里到任家沟中学开对我的批斗会。在看守所里，我和杀人犯、诈骗犯关在一起。我还因为所谓“不守监规”戴过背铐子。我万万想不到，我竟会落到这一步！
但是关了我十三个月，我又被无罪释放了。这是我，我爱人贾彦菊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在释放我的结论上还留有一个尾巴：日记上写过一些错误的话。我不满，去问政法组的同志，他们很惊讶：哎呀，把你都放了，连这么个你还接受不下?后来我走访省上，省上让县上出布告给我平了反。
伍
我被释放后，还不能恢复工作，又下放到张家墕公社刘家沟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就是劳动改造，当农民。劳动到1972年秋季开学回校，一共一年半。这期间，我跟农民一样，担着粪桶子去厕所掏粪往地里送粪，上山砍高梁杆，然后背上一大背从小路上下山，天不明就上山修梯田，还和农民去县城卖过菜，有时还担着六七罐子饭给地里干活的农民送饭。
我没有想到的是，农民不论男女，都不歧视我。有一个妇女开玩笑问我：艾绍武，人家说你是反革命。看你乐呵呵的，不像个反革命嘛！我也笑着答：我装着呢。
我也没有想到，大队队长刘佳人，支部书记刘时生都对我很友善。大队上有菜园子，茄子、辣子、西红柿下来时，他们让我随便摘着吃，不记账，不收钱。
春节快到了，我向领导请假回上海过年，他们一口答应，而且说：冬天农闲，你想啥时回来就啥时回来。
村干部都希望我早日恢复工作，常给县上打报告，说我劳动好，希望让我早日返校，我非常感激他们。
我在刘家沟劳动，住在刘家沟羊三让给我的一间有六平米的小窑洞里。开始，我做饭生不着火，也不会用风箱，羊三的媳妇叫候年，她总来帮我。天冷了，我的门上有缝隙，门和门框之间缝隙更大。羊三的母亲王耐老太太与我为邻，告诉我，抓紧时间把门缝拿报纸糊上。我一懒二忙，几天之后还是那样。后来有一天收工回家，发现门缝都糊住了，是王耐老太太糊的。她们的言行举动，温暖着我的心田，至今牢记在心。
我是学语言、教语言的。我和农民兄弟们生活久了，发现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非常生动、活泼，富有表现力，我搜集了不少例子。有一次，我说一个农民：你刚才说什么啦，再说一下吧。那农民说：你掏我的话啦，不说啦!
我看到中国的农民非常聪明，非常勤劳，而他们生活太艰苦。
陆
我是在1972年秋季开学返校的。这时的高中是二年制，我担任七三级乙班的语文。之后又担任七四、七五级毕业班的语文，担任七六级农技班的语文。1977年秋，又调到县城宋家川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又担任了三届毕业班快班的语文。1981年秋离开吴堡县，调到咸阳。
宋家川中学
文革之后，我又教了一个得意弟子：张永幸。他是吴堡上张家山公社张家沟大队人。他敏而好学，与众不同，与我接触多。我把我的几册《鲁迅手稿选集》给他看，他很喜欢，放大礼拜带到他家中去看。后来他考上西北农大，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以前我没有电话，我们几次通信，现在有了电话，每逢过年必打电话谈心、问候。他曾几次回国，几次来咸阳与几位老师见面，表达对我们的感谢之情。我从张永幸身上，感到在陕北教书的意义，尽管吃尽苦头，还是不后悔。返校之后，我又在吴堡教了九年。这九年，没有受过批判，与校领导呼静海、李晨辉、宋炳希的关系不错。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吴堡，换一个环境去生活。
我要求调动，应当说是正当的，应该放我走，可是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先是学校、县上不放。这时陕西教育学院有个曾在绥德师范同过事的王天修问我可否愿到陕西省教育学院去。我喜出望外，但学校、县上不同意。后来县上放了，地区教育局王局长一关更难过。这时听说行署办公室副主任是我的学生康学斌，我就冒昧地去投奔他。他见了我很客气，了解到我的经历后很同情我，答应他找王局长去谈。地区这才放了我。我去榆林办调动手续时，专门到康学斌家去表示谢意，还带了一块从上海买的被面送他。他待我依旧很谦恭，没有一点官架子，被面婉言谢绝了。十多年之后，1993年我去榆林玩，到榆林高专去看我的老同事惠琦，知道康学斌当时是高专的校长。我去看他，他很忙，在办公室接见了我，第二天又在一个餐厅里设宴款待我。宴席上他说：老师这一次来榆林，还有什么事要学生帮助的，尽管说。康学斌在绥师六一级读书时就是班长，但却看不出到了社会上会这么有出息，而且又这么有道德、有教养。我在办调动中，吃了苦头，也看够了白眼，但总算还遇到了康学斌这样的好学生，受到了他们的尊重。2012年11月，艾绍武老师（前右四）与任家沟中学高秋六四级学生在一起。
光阴似箭，我来到咸阳已三十个虚年了。这三十年，再没有当过"运动员"，不用担惊受怕，但也过的平淡无奇。年轻时，酷爱读书，梦想成名成家，结果是一事无成，而今人已垂老，残年向尽。我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教师，因为他们不再会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可以大展鸿图了。
本文来源：《吴堡文史资料》第12辑
BOOK
怒波走世界 | “死亡才是永恒的”陈嘉映对话张维迎和马寅：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吴晓波：回到“原点”的张维迎王笛：怎样认识中国社会
感谢您关注“辛庄课堂”。本公众号由“辛庄课堂”制作并享有版权；转载、摘录、引用、改编、阐释本号原创文章的部分或全部须获得授权并注明出处；若未经本号许可，将追究其相应责任。该平台引用的部分内容、图片、音/视频属于相关权利人所有，请相关权利人与我们联系协商相关授权事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