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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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先生接受采访，2013年11月28日。

作者与甘粹先生合影，2013年12月1日。

林昭与甘粹的合影（甘粹先生在照片反面写道：林昭与我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和她同时代的思想者，并向他们致敬。

前一篇：艾晓明：“因为我的心中还有个林昭”（1）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兵团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分子，被监督劳动改造。

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

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是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

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哥。为什么靠他们呢？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

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和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们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库尔勒等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你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兵团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

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戈壁滩待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

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当时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待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首府，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首府。到了首府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还看见毛和林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广场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拨一拨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民大学的。当时人民大学的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那里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民大学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民大学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广场，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广场，挨着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敞篷汽车从大会堂出来。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他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有的话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来了。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兵团，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回去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苞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

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在首府就有卖的，我就打着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去的人，即在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首府。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那边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首府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就回去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就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

有一天，在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轻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过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那边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

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

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首府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当地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作“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首府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首府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有个“伊塔事件”嘛，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那边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民大学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

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这帮人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他们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

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待续）

【作者简介】艾晓明：学者。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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