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 | 努力开辟高等艺术教育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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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一方面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亟需大批文化艺术人才，一方面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同时，为我国高等艺术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高等艺术教育肩负着培养造就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和文化艺术人才的重任。二十大报告在论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三大体系时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谈论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对艺术学同等重要，也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总体任务的高度，对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提出新要求。在新时代新文科的宏大背景下，在中华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自信的语境下，恰逢新的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高等艺术教育需要承担更大的使命和更大的担当。
一、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和变迁中的内在影响因素
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到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文化艺术发展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也为高等艺术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恰好是我国艺术学成为独立门类发展的十年，高等艺术教育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无论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招生规模、艺术创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高等艺术教育还存在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和难点、痛点，作为艺术教育从业者、专业艺术院校的管理者，我们应当系统地回顾、反思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才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未来，面向世界。
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格局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以下内在因素的影响仍然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大致形成两大体系：一是教育部所属的普通教育体系和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等部委所属院校的专业体系。教育部所属的体系包括综合性大学设置的艺术院系，以及师范性大学设置的艺术院系，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偏重学术性，师范性院校偏重艺术实践；部委所属的专业体系主要是文化部序列和广电序列，包括这一序列中的中等职业院校和专科院校，其特点是与行业结合紧密，偏重创作型人才的培养，为我国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艺术人才。
院校合并时，部委所属的专业体系大都归入教育部的体系中，管理体制的变迁，带来人才培养重点的偏向，向普通教育体系的标准靠拢，行业特色不再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课题。行业办学使院校与行业具有天然的粘合度，但现在高等艺术院校似乎离行业越来越远，这种趋势需要警惕。在高等艺术教育领域，如何重建院校与行业紧密联系的新格局，大家也都在思考、在实践。
其实在西方高水平的专业艺术院校，与行业结合已经成为传统，并不一定是行业办学，而是在人才培养中注重行业师资的引入和实践特色。艺术院校的专业师资中来自行业的占50%左右。比如，俄罗斯就建立了比较好的艺术家双聘制度，就是一些高水平的艺术家可以在院团和高校同时任职。
这些年，上海戏剧学院实施了“Plart Time”计划，即聘请业界知名艺术家到学校任教，并建立系列的聘任管理制度。这一实践得到文化和旅游部的高度关注，作为柔性人才引进的试点，也得到上海市教委的财政支持，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教育部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就高等艺术教育来说，既有打破学科交叉又有产学研深度融合之意。因此，高等艺术教育应该分层、分类进行管理，对高等艺术教育进行重构和顶层设计，重新梳理治理、管理和评估体系，在制度安排上鼓励创新创造，以有利于形成合力，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上世纪90年代高校的扩招，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自然进程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持续高速的扩招中，我们注意到原有的部属系统的艺术高校基本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对扩招持谨慎态度。比如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院校，在校生规模仍然控制在3000到5000人之间。而在普通教育体系的院校，艺术专业的新增、艺术专业的扩招，成为我国高等院校扩招中重要的增长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无他，一是艺术类考生成为一个特殊的招生群体，艺术类考生高考分数线普遍降低，参加艺考成为学生进入大学的独木桥。同时，艺术类学生的学费是普通专业学生的两倍，导致不少大学从学费收入的角度争相扩招艺术类专业学生。
所以，保持一批专业艺术院校适度的办学规模，辅之以重建其与行业的紧密联系非常必要。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内20多所专业艺术院校实施共建，已经取得不少经验和成绩，如何进一步推进，加大共建的力度，提倡教育部、文化和旅部游共建一批艺术院校，是可以选择的发展路径。
二、重视传统文化，建立艺术教育的中国学派
2011年艺术学学科门类获得独立，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我们建设了十年，发展了十年，也争论了十年。2011版学科专业目录，虽然使艺术学摆脱了文学门类的“束缚”，却留下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艺术人才培养的实际。比如，“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置，需要大家来论证有没有这样一个一级学科的元问题；比如，把“音乐与舞蹈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导致我们国家培养人才最强的唯一的专业舞蹈高校，却没有一个最高的博士点学科设置，反而在一些没有舞蹈学科和专业的音乐院校有这样的博士点。“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有类似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一些高校，只有戏剧或影视专业和学科，却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比较受影响就是中国戏曲学院，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所最高戏曲学府，反而没有戏剧博士点。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办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特色鲜明的单科艺术院校都不同程度要走向综合发展，除了扩大规模、适应社会需求和人才培养必然要求这些原因外，学科划分并依照这种划分进行评估的指挥棒也加强了这种趋势。
2022版艺术学门类新方案，近乎又是一个裂变，两个趋向非常明显，一是更加重视中国传统艺术，戏曲、曲艺、书法赫然进入；二是专业博士学位出台，对艺术创作给以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提高到战略高度，成为文化自信的最根本的依据。
无可否认，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如美术、戏剧、音乐等，基本继承的是西方的艺术教育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高等艺术教育从发轫到发展再到壮大，西方艺术教育体系包括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传统，都给我国高等艺术教育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没有能够科学地对待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对传统艺术体系所生发和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思想和体系构建，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文化的民族性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价值取向问题。今天，我们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从根源上去扭转意识、认知自身，建立艺术教育的中国学派。
“五四”反传统中西之辩成为重要议题，本土文化居于下风，最多争得一个中体西用。百余年来，在现代化的征途中，向西方学习成为主导，西潮东渐绝不仅仅是科学和技术的传播，而是文化上的大规模植入。
现在我们需要深刻地拷问，在吸收外来文化文明的同时，如何处理我们民族艺术传统？其实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已在世界得到验证，比如戏剧，梅兰芳等前辈大师上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日本的访问演出早就引发了巨大轰动，甚至影响了布莱希特等西方戏剧大师，丰富了他们的戏剧理论体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国际文化大都市，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西方的话剧、电影、歌剧、交响乐等都相继传入，上海被称为“东方百老汇”，形容其演艺产业一时之盛。但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占据演艺市场主要份额的却是传统的中国戏曲，并不是西方舶来的艺术样式。
关于中国戏曲，我们经常遗憾的看到，在对外翻译的时候，往往借助西方的“歌剧”一词，译为Chinese Opera，某种意义上，显示出我们对自己戏曲这一经典艺术样式的不自信。在我国香港和海外华人地区，就直接用汉语拼音来翻译Xi Qu，笔者认为这更加准确。包括中国的音乐，我们大多称之为“民乐”，而在海外华人地区往往称为“中乐”或者“国乐”，这样可能更加符合实际。命名的不自信，某种程度上显示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某种不当的心态，不能不说与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自信力不足也有关联，今天，应当是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研究和重视的时候了。
在目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中，传统艺术门类的专业设置，要么地位很低，要么规模很小。比如戏曲、书法，要么完全空缺，要么也是附属于戏剧、美术或设计这种大的学科专业；比如曲艺等，在高等艺术院校除了有少部分学者进行研究外，专业和学科设置基本是空白。
中华传统艺术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要挖掘、要保护，也要创新、要发展，这些往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凝聚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2022版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是一个风向标，在高等艺术教育系统中，学科和专业的布局需要面向传统艺术领域将成为大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艺术内容和形式，继承发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传统，拓展风格流派、形式样式，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这也为高等艺术教育如何对待丰富博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2022版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向中国本土传统的回归。民族艺术特色得到了张扬，在一级学科中出现“戏曲”“曲艺”“书法”，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近代以来我国高等艺术教育传统西化的纠偏。
三、新版艺术学科目录：艺术人才培养本位和传统的回归
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也是对艺术人才培养本位的一次回归。其最引人瞩目的是设置了6个专业学位，即“戏剧与影视”“音乐”“舞蹈”“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这是从我国专业艺术人才培养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也是第一次从学科和专业设置的角度，把对高水平创作人才的培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得不承认，在我国，为数不多的专业艺术院校几乎承担了我国最高水平的艺术人才培养任务，贡献了大批反映时代的优秀艺术作品，这是专业艺术院校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看一下目前中国银幕上的电影、电视剧、各类舞台剧，活跃其中的主创基本上还是那几所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人才，有时一个剧组甚至由一所院校的校友承包。艺术院校的核心产品是人，艺术院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看其人才培养对社会的贡献度，对大部分专业艺术院校而言，对行业人才培养以及创作的贡献才是核心的评估标准。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偏离了这个标准，我们用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衡量和评价艺术院校，用科研成果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千差万别富有艺术创造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建设。
的确，在西方，艺术硕士可能就是艺术创作领域的最高学位，当然，我们也看到不少西方国家也开始授予专业艺术博士学位。人们不同程度地担心，一个艺术家有必要去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么？这样的观察，可能没有领会到设置艺术博士的精髓和要义，还是站在博士只有学术研究或者说认为艺术创作没有学术这样一种狭隘的观点上，仍然是建立在把艺术和学术对立来看的陈旧思维上。
的确，我国专业艺术院校培养了一代代艺术家，对我国的艺术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也看到多年的行业办学，包括我国传统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在彰显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局限，就是对综合文化素养的轻忽。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我们引入了西方艺术人才培养的体系，但是我们往往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又有意无意回到中国传统艺术师傅带徒弟的育人模式，尤其是戏剧影视教育，缺少思维方法和科学意识，还是传统的教学关系在延续，现代的科学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都不完备。
更有甚者，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我国独有的“艺考”现象，就是家长和学校，在考生高考有可能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下选择报考艺术院校，艺术考试成为学生进入大学的特殊通道。这种错误的观念对我国艺术人才培养已经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那些有艺术天赋、喜欢艺术又高考成绩优秀的考生，往往望而却步，因为害怕归于成绩不好的行列。这样恶性循环造成了艺术生高考成绩越来越走低的情况，极大地损害了艺术教育的质量。近年来，教育部针对这一现象连续出台改革措施，将在2024年实行新的艺术考试制度，会有力地改变这一局面。
因此，如果把艺术专业博士学位与学术学位对立起来，过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他们的统一性或者趋同性，这将必然又带来与同艺术本科招生相类的问题，可能会走向设置专业博士学位的反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规格和培养目标以及培养的标准认真的研究、论证。
无论是学术性学位还是专业性学位，不能建立在对立思维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融合性思维模式。这一对立思维模式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贯穿于我国艺术人才培养或者学科建设之中，特别对专业艺术学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对立思维模式有几情况：一是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把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二是把文化与技能对立起来，把艺术训练简单地技术化，文化涵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三是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强调艺术审美的感性、直观、体验，忽视了理论思维的训练、养成及其对艺术的滋养。这几种关系的确有重大区别，但是对立思维模式把这种区别完全绝对化了。
2011版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了5个学术型的一级学科，2022版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把5个学术性的一级学科学浓缩为一个“艺术学”，这是目前争议最大，也与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专业学科设置甚至艺术院校内的学术运行体制最难以相融。从数量上看是此消彼涨，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这一版艺术学学术学位数量骤减，艺术学的学术性影响力将会减弱，显然，这一观点不一定客观，这样的认识可能更多地还是建立在学科评估的立场上，因为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我们往往把学位点的多少作为一个重要标准。浓缩后的“艺术学”将会有巨大的张力，一是，在艺术学这样一个学术型的学位点下面，我们仍然可以自主设置不同的二级学科，而且二级学科是学位点单位可以自主设置的，每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专业学科的发展特色，设置出自己的偏向或者重点二级学科点。二是，这样的设置使艺术学科建设或者学术研究能够变得更加融合、更加交叉，这也更加符合新文科发展趋势。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专业和学科，从学科层面的设计，大学专业院系的设置、人才培养、学术评价到学科评估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学科和专业越来越细化，比如，研究小说的可能不研究散文、诗歌，研究现代文学的不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不研究外国文学。艺术领域也是同样的情况。学科专业的细分，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学科人才培养和艺术创作，这也是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家、大学者，或者说在世界有引领作用、有影响的大家、大学者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以来这种学科体制划分、区分、区隔，使人才培养一开始就局限在一个小格局之中，得不到更加宽泛、更加普遍的滋养。
近十年的高等艺术教育，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性浪潮中，获得了高速发展，也在两次学科目录调整中历经阵痛。可以预见，我们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未来的选择中，将会以更加自信自强的姿态，迎接中国高等艺术教育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有信心在二十大报告理论的指引下，努力开辟高等教育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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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艺术教育》2023年1月刊｜｜微信编辑：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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