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教育几乎不存在的时代，为了一些专业知识，特别是口耳相传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承，对诸如天文、档案、史料、礼仪、艺术等方面的职位实行世袭不失为一种有效措施，但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更合适的人才的机会。

私家院落则按各人的需要构建，但也不得不考虑当务之急，一般人自然不可能圈上大片土地建私家园林，但有时为了安全也不得不筑起高墙厚墙，或者干脆建起城堡、碉楼，或者依靠家族或集体的力量建成围屋、土楼、堡寨。

《玉道》是第一部完整讲述中国玉文化的大众文化读物，分为“玉之成、玉之史、玉之美、玉之德、玉之和”五部，从五个角度讲述中国玉文化的形成、历史、审美、道德化，以及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融合。

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熊寿五百岁者，则能变化；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

说到这里，就必然会有人怀疑，如果说宇宙间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其存在与活动都是依凭其内在的秩序，且统归于一个大秩序之中，是可以承认与理解的。西方人不就也有自然律（naturallaw）这个名词吗？

“死和生只是生命的轮回，一死一生，一往一返，说不定在这个世界死去，正好在另一世界诞生，究竟哪一个世界好，那很难说，又何必汲汲营营为这短暂的生命自讨苦吃，说不定我现在死去，会比继续活下去更快乐呢！”

很多人把自己看得太一文不值，因此他的一生便真一文不值了。要治这种人的这种毛病，就是要“恢扩”他，使他自知天把他生在人世间，交给他的责任是很大的，故不能小看自己。诸葛亮便是这样开导后主的。

这段话是告诉人们，要知道怎么去减嗜欲，延生命。因为人的嗜欲多，就会增加精神上的负累，精神上有了负累，就什么也辨别不清楚了。同时会使他形神俱疲，形神俱疲的人，不但不能长生，而且还会妨生。

在那个非但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甚至通信基本靠书信往来的前数字时代，人们大体延续着一种古典的生活方式：用纸和笔写作，读书店里买回来的书，坐在校园草坪上弹吉他唱民谣，以及在设施寒碜的老旧影院里看电影。

既然，生命是天地的一种“自然”现象，就应该让它“自己如此”，不必拿太多的形式去束缚，去戕害。因此，一个人必须锤炼自己，成为“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的忘我境界，才能称得上得道。

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老子却能看到里面；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正面，老子却能看到反面。老子讲求精神生活、讲求体法自然。他的思想，就好像荒漠中的甘泉，滋润了世世代代人的心灵。

宰相韩琦晚年退休还安阳，修“醉白堂”于“北第池上”。园中有各种花卉。“其间合奏散序者，童伎百指皆婵娟”。举行宴会时，由这个十人歌舞班子表演，还有“妖妍姬侍目嘉卉，咿哑丝竹听流泉”。

这迥乎我年少时的经验，和我计较讲道理的不是老师就是父母，却极少态度和蔼，有趣就压根没有。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有趣是我读书的第一标准。我喜欢刀尔登、李海鹏和刘瑜，他们即使不是王小波的学生，也属一脉相承。

离家的父亲，失贞的母亲。无助的儿子将少年孺慕转射到新来的英语老师身上。来自遥远上海的男子，他的穿着打扮，他的留声机，他的英语腔调，甚至连身上所喷洒的香水，都让儿子渐渐着迷了。

亦舒世故，却不令人生厌，一如市井之俗，往往亦有俗得出美者，其关键在于绝不扭捏作态，完全真实呈现，坦然拥抱，世故就世故，俗就俗吧。因这一坦然，遂自成一派雍容风度，让人看得舒坦。

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主讲，学生可以质疑问难；教授与教授之间，也可以互打对台，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成为那一代学人最具亮色的记忆。

有人说小钟是“中国最文艺的民谣歌手”。窃以为，小钟的文字不是很好，文艺气质罢了；他的歌也非我特喜欢的那种。但小钟的一切，就像他给民谣下的定义，“从土地里长出的庄稼”一样自然、纯朴。

周瑞娘到门外叫林百七哥。林百七哥很大方地进来，对岳父母毫不畏怯，两人跪下与周十四郎夫妇拜别。周瑞娘说：“我和林百七哥到四川去经商，请爹娘不要想念。”说完，两人搬着布匹很快地走了。

这一思维差异，最终导致日本的“家元主义”，形成一小而凝聚力极强的文化性格。相对不重视血缘、种族差异的中国，自来以“文明”为人我／夷夏的判别标准，抟成混融的结果，形塑成了大而松散弹性特强的文化性格。

例如大家都知道闻一多刻印卖钱的事，中国文人鬻文之类的事情很常见，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刻印补贴家用因抗战背景而入史。张先生在北大时就是闻一多的学生，老师听说学生在学习书法，便刻名章送她。

有这样一种朋友，也许相隔万水千山，也许分别十年八载，世事变幻，沧海桑田，永远不变的是彼此心中的那份默契与牵念。所以我相信，两缘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说有感性的胸怀，见到西风里凋零的碧树心有所感，在内心里有理想的抱负与未来的追寻，虽有孤独与苍茫之感，但有远见，对生命有辽阔的视野。

事件曝光后，虽也成了一时新闻，但好像在日本谈不上什么轰动。而儿子在面对媒体采访时，也是泰然处之，并未认为自己所为有什么不妥。虽是个案，但却似乎也透出了日本人对待生命存亡的那种淡然甚至淡漠的态度。

也就是说，中国的早期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尽管我们不能绝对肯定，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根据现有的史料来判断，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止，中国的历史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对于信仰的人，《楞严经》说得好：“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达摩血脉论》则说：“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可辨得日光？”

以后写信的机会不多，偶然有不识字的邻居要我代笔，对称谓也不大理会，反正只要念出来让他们满意就行。语文课作文时写信，老师有规定的格式，只要写好正文，不用为格式和称谓操心。

这项民意调查，似乎会令国人不解，因为这与我们对日本人的传统认识出入太大，不过，对于久居日本的华人来说，倒是能从日本社会、日本人与人之间所处处体现出来的那种平和、善美之中，能够理解上述调查结果。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但在中国，官吏是没有自己真正的责任的，如果触犯法律，当然要被撤职。如果触怒天子，也会随时被撤职，但唯独从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因为是皇帝独裁，所以，自己只是附于天子之下执行任务而已。

当他们筋疲力尽地回来后，天已经快暗下来了。杜甫这才发觉还没吃午饭，他很过意不去，把带着的饼分作两半一人一块，又摘了瓜在流水通畅的渠里洗了洗吃了，他们相互望着被太阳晒黑的脸嘿嘿地笑了起来。

二是理学本身能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思想家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无论程朱派，还是心学派，理学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果，重建新儒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如齐国虽为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居中。齐桓公时取得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间的秩序。因齐国已是举足轻重的大国，自此进入“中国”之列。

《珍珠项链》之美，美在语言。在小说创作中，语言的瑕疵也许还可以因为篇幅较大而不十分显目，而在诗歌创作中，语言的高下不仅会妍媸立见，而且语言的平庸就像置于放大镜之下一样刺眼，令人“惨不忍睹”。

正是这本书使那次行走成了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的爱情。那些公元8世纪前后的物事，在一千余公里的旅途中一一得到了印证，万物各归其位，每个词也坐到了实处。收在集子中的《向西，向西》记录了那次行走。

《史记》产生时，有关高祖的传记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传说化。像汉高祖是其母受真龙感应而生，其为赤帝子，斩大蛇杀白帝子而起义，其所居之处常常白云缭绕等传说，都带有很神秘的色彩。

城镇通常是从乡村集市发展而来的。随着一个乡村的经济活动日益扩张，为相邻乡村提供商业服务的集市就变成了更大的贸易活动中心。这个社区达到失去它大部分纯农业属性的临界点时，就以城镇的面貌出现了。

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得天下过程中惯于用烧仓库结聚、断粮、屠城、杀俘、以水代兵、散布流言、美人计、反间计等手段，而且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则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

记得俗语上有两句话，很足以说明戏剧：“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两句话很好。我虽然不会唱戏，可是在我想，若是在唱戏的时候，没有疯子的味道，大概是不会唱得很好；看戏的不傻，也一定不会看得很好。

本章旨在说明“重”和“静”的重要。重能御轻，静能制动，这是物理，也是人事的公例。治国家的人，应该取法物理，处重守静，夷险一节，这样才能置国家于泰山之安。如果轻率将事，妄作妄为，必将身亡国灭了。

对于那些无法继续外部活动的人们来说，则会出现垂垂老矣时该干些什么才好的问题。他们无法突然就变得内心活跃起来，他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抗拒着心灵的活跃。他们怎样才能够实现内心的觉察呢？

不过，任何制度总有两方面的作用。宋朝的制度固然避免了内乱，却挡不住外患，特别是出现外敌入侵的紧急状况，地方上没有统帅，无法集中全部力量；厢军不堪一击，实力较强的禁军只能由中央调遣，将领又不熟悉军队。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目”，包括耳、口、心、行四者。“为腹”，指满足身体的需要，“为目”，指满足心里的欲望。身体的需要简单，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

另一方面，这种“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一旦作为制度形成，自身便失去了变革的力量，除非上级政府给予极大压力，否则很难改变，因为该制度是皇权与地方社会共同磨合形成的，非一方所能成就。

从汉末到魏初，是中国风气变化的时代。正如前面提到的程颐所说的那样，如果把尚名节推行到极致，就会成为苦节。这时，伪君子和优柔寡断的人增多，时世散漫不严。而曹操和诸葛亮为纠正这种风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要成为贵族，必须得到贵族的许可。前面已提到过纪僧真到江敩家求情的例子。据说更为过分的是，有人去了贵族家，但主人既不搭话，也不招待，待来访者离去后，把他坐过的坐榻也拿去烧掉了。

其次，虽然有关清政府一般行政体系的论述已经有很多，对于最低层行政体系——或者说基层统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相关的中文或西文著作都相当少。因此，清朝统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就被忽略了。

一个人金银财宝太多了，既会遭到别人的觊觎，自己也会因而生活糜烂，最后反而不能保住这些财宝。所以一个人富贵了以后，应该谦虚退让，韬光养晦，如果不这样，反而自我炫耀，以此骄人，那就要自招祸患了。

显然在吕叔湘的心目中，《人民日报》代表着国家书面评议的标准。我也曾听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经常为一个字的读音请教语言学家，报上也见到过与播音员商榷某个字发音的文章，足见大家的重视程度。

因此对一般人就必须讲究学习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一贯的正常学习方法；别人学一遍，我学一百遍，这是加强的学习方法，除了讲求修养的方法之外，更明示必须要习之有恒，才有效果。

内藤湖南一生一贯热爱中国文化。当他六次访问中国之际，曾与严复、刘鹗、文廷式、罗振玉等文人、学者当面交谈，与胡适交换资料。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来日本时，曾与他结下深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