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甘欣学生时期成绩一直不好尤其是化学几乎每次考试都不及格这样的他居然制出新型毒品“神仙水”这让办案人员大跌眼镜“他要是当初能把这个劲头用在学习上，兴许都能上个不错的大学。”被抓毒贩辩称自己有精神病今年22岁的甘欣是江西省景德镇市人，中学时父母离异，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尤其是化学，每学期考试都是挂“红灯”。“看到那些化学名称，什么酸呀、碱呀，什么中和反应……我就头痛。”甘欣到案后向办案人员供述道。高考前，对化学反感的甘欣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文科。结果，甘欣高考成绩不理想，干脆进了当地KTV打工，专门给包间里的“公主”“王子”端酒送菜。打工中，甘欣接触到了新型毒品“神仙水”（化学名γ-羟丁酸，俗称迷药、神仙水），觉得有钱可赚。从来对化学不感兴趣的他突然来了兴致，干脆辞职回家，上网搜索有关“神仙水”制作等相关信息，又开始钻研起那些高深的化学知识来。没想到，不久之后，甘欣竟真制成了“神仙水”，还在网上结识了一批“同道中人”。2023年上半年，甘欣通过境外社交软件发布了出售“神仙水”的信息后，引来了吸毒人员胡平的关注。随后，两人通过网上聊天确认购买“神仙水”。当年6月11日，甘欣将11克“神仙水”以快递方式贩卖给胡平，得款300元。不久，另一吸毒人员李林也通过网上与甘欣聊天后，由甘欣将约10克左右的“神仙水”快递给李林。8月31日，甘欣再次将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章高印是河南省中牟县刘集镇人1991年与云南省麻栗坡县马街乡的“杨小红”生活在了一起之后，他们的儿子出生然而2000年左右“杨小红”回了云南之后，两人便失去了联系20多年来章高印一直和联系不上“杨小红”2023年，章高印想要再婚便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杨小红”离婚却发现“无法通过诉讼离婚”走投无路的章高印求助到检察院检察官经调查发现此事另有隐情…………离不了的婚根据章高印提交的结婚证书，男方章高印的信息齐全，包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等，而女方信息仅有“杨小红”的名字和出生日期。随后，检察官依法调取了中牟县民政局的章高印婚姻登记档案及其他相关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章高印与“杨小红”的结婚登记已录入互联网，章高印想要再婚，必须解除现有的婚姻关系。同时，检察官也了解到，章高印为了解除与“杨小红”的结婚登记，于2022年3月3日提起民事诉讼，诉请与“杨小红”离婚，法院以女方身份信息不详为由，裁定驳回起诉。2023年5月16日，章高印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中牟县民政局撤销涉案结婚登记。法院以章高印的起诉明显超过五年的最长起诉期限为由，裁定不予立案。在无法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章高印也多次到中牟县民政局诉求撤销结婚证，可由于女方没有亲自到场，中牟县民政局拒绝办理。至此，章高印无法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群众利益无小事。在收到章高印反映的情况后，中牟县检察院引导章高印向郑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使案件能够进入检察监督程序。2023年9月27日该案在立案监督后，办案检察官经调查发现，与章高印共同生活并育有一子的人并不叫“杨小红”，而叫“杨小兰”。接着，办案检察官通过异地协助调查从云南省麻栗坡县公安局马街派出所调取了杨小兰、杨小红的户口信息，证明二人确实存在且不是同一个人；对章高印和其子进行了询问，并出示杨小兰、杨小红的户口证明上的照片，经二人辨认均指出与章高印共同生活的是杨小兰。既然如此，为什么结婚证上却是杨小红的名字？杨小红和杨小兰又是什么关系？此外，杨小兰是否同意与章高印离婚，以及他们在共同生活期间所积累的财产应如何处理……这些都需要对杨小兰、杨小红进行询问，查清事实真相。河南中牟离云南麻栗坡将近3000公里，在章高印都找不到杨小兰、杨小红的情况下，检察官又要如何凭借一份户口证明找到二人？为此，办案检察官第一时间向中牟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薛国营汇报案件查办过程及其遇到的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案：一是需要跨省异地调查取证；二是需要麻栗坡县检察院配合调查。“绝不能因为取证难将案件搁置或依据现有证据作出决定，要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解决涉案群众的急难愁盼。”薛国营在听取案件汇报后，随即安排该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季广兵联系云南省麻栗坡县检察院协调配合，查找杨小兰、杨小红现居住地，将取证工作进行到底。考虑到麻栗坡县马街乡距离中牟路途遥远、地势险要和调查取证的难度，从事侦查工作多年、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薛国营决定亲自带队前往。将取证工作进行到底2023年11月1日晚上7点多，薛国营一行人到达麻栗坡县检察院。两地检察干警见面后，第一时间内对案件进行研究，制定了详细的调查方案。次日一早，全体办案人员从麻栗坡县城出发，到达杨小兰家时，已经是中午。本来答应在家等待办案人员的杨小兰却临时出现了变故——为躲避询问，她连夜赶去了文山县。面对突发状况，办案人员及时调整调查方案，一是让麻栗坡县检察院检察干警与杨小兰联系，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其顾虑，争取其配合询问；二是对杨小兰的父亲进行询问和从村委会调取相关证据，从外围展开调查，确定与章高印共同生活的对象。当杨小兰的家人得知办案人员是为了解决章高印与杨小兰的婚姻问题，不远千里调查取证时，他们被深深感动，联系杨小兰劝她不要回避，在文山县等着配合调查。询问完杨小兰的父亲，办案组立刻驱车3个多小时从马街乡赶到文山县。得知办案组的来意后，杨小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杨小兰透露，她当年离开河南中牟，是因为她长期被丈夫章高印家暴，直至不堪忍受，从中牟一路要饭回到云南的。这么多年，她早就想和章高印离婚了，章高印对她的伤害，使她不想再见到章高印。杨小兰还说，离不了婚一直是她的心病，当年她与章高印办理结婚证时，由于她没有身份证，就用她姐姐杨小红的信息，民政局对他们双方提交的材料没有认真审核，所以结婚证书上显示的是杨小红的名字。真正的杨小红早已成家且生活幸福，杨小兰也怕因为这件事影响了杨小红的生活。至此，案件事实已查清，当事人和中牟县民政局对涉案结婚证的办理均有过错。在结束对杨小兰的询问后，办案组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劝其放下对章高印的怨恨和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社会不满。“你们的到来使婚姻不幸的我感到了温暖，我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与章高印离婚，我与章高印共同生活期间财产也全部留给我儿子。”当办案组成员离开，杨小兰送别之时，她表达了这样的心声。争议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案件事实查清后，中牟县检察院于2023年11月17日召开听证会，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等疑难问题，听取听证员和双方当事人意见。在听证会召开前，杨小兰透露，由于婚姻的不幸，她长期受到抑郁的困扰，并患有多种疾病。多年来不识字的她仅靠打零工为生，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目前，她因胃出血需要住院就医，便提出让章高印拿出2万元钱作为补偿，如此她才同意解除婚姻。章高印听后，强烈反对。他认为，自己独自把儿子养大已经非常不易，此时如果还要求他给杨小兰补偿，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还坦承自己没有固定收入，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中牟县民政局提出，如果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的财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只能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仅变更结婚证上的信息，无法撤销涉案结婚证。参与听证的听证员们认为，章高印和杨小兰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如果仅是变更信息，会增加当事人诉累，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撤销结婚证是本案最好的处理结果。案件的办理再次陷入僵局。主持听证的薛国营对双方进行释法说理，进行案件争议实质性化解。在薛国营的劝说下，章高印愿意给杨小兰补偿，但他最多能给8000元，再多了他也拿不出。而杨小兰却在等着2万元钱治病。双方再次僵持不下。听证会后，经办案成员讨论，针对杨小兰的特殊情况，办案检察官与该院控申检察部门联系，咨询能否对杨小兰进行司法救助。控申部门对杨小兰申请司法救助的材料进行审核后，认为其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可以对其进行司法救助。当杨小兰听到这个消息后，再次落泪，很快就与章高印签订了离婚协议。章高印也与中牟县民政局签订了和解协议，至此该案达成了实质性化解。2024年1月15日，中牟县检察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向中牟县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章高印和杨小红的结婚证书依法作出正确处理，对办理的结婚证进行回头看，针对类似问题进行整改。经过一个月的积极响应，中牟县民政局于2月29日对检察建议进行了详细回复。他们不仅撤销了章高印与杨小红的结婚证，还对96份存在类似问题的结婚证进行了整改。（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离不了的婚》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4年4月当退役军人李君接到一通来自浙江省安吉县检察院的电话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对方是骗子从军数年习惯了一个人扛起所有重担的李君未曾想到当自己的人生陷入困境时第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是江苏省与浙江省两地的检察机关成为司法救助对象李君常觉不安“我不想靠着政府一辈子我不希望长期拿着社会给我的救助过活只要我有能力只要我活着我就想自力更生”一次酒吧里的事故一切要从2024年4月的一场酒吧事故说起。那一天，李君照常穿上保安制服到酒吧上班，可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打破了这里开心的氛围。5个来自贵州毕节的年轻人，本想来安吉找工作谋生，可最后不仅工作没有找到，生活也过得也很混沌。这天晚上，几杯酒下肚，他们5个就开始闹事了。在一番努力下，李君终于控制住了局面，劝服了这几个年轻人。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可这些人心里并不解气，他们假装先行离开了酒吧，其实是趁着夜色埋伏在阴影处。等到李君终于下班，趁他不备，带头的两个男人一个拿起了灭火器，一个捡起路边固定树木的木桩当作工具，直朝着李君的头部砸去。李君就这样栽倒进了一片血泊之中。几天后，当李君从安吉县医院里醒来的时候，医生已经为他做了开颅手术，还告诉他“是警察把你送来的，如果再晚一点来，你可能命都没了”。开颅手术后，李君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不仅视觉和听觉神经受损，还落下了畏光和频繁流泪的毛病。可要强的李君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并不是自己的伤情，而是医药费的问题。案件发生后，酒吧老板垫付了大部分的住院和医疗费用，共计5万元。对李君来说，这5万元钱已经是一笔巨款了。可想着后面还会有漫长的治疗过程，康复期间会有源源不断的医疗费需要支付，李君便感到十分苦恼。“没想到是来帮助我的”退役后，李君曾辗转做过很多份工作。当过保镖、也干过给领导开车的活，可年纪一大，体力和精力跟不上来，他只好辞去工作，在以前的老领导的介绍下，跑到远离家乡的酒吧当了保安，一干就是4年。保安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月不过3000来块钱。李君自己的生活过得节俭，更多的时候，他会把钱寄给家里。李君是江苏省丰县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现在年事已高，田地里的活也干不动了，父亲还患上了糖尿病，每个月胰岛素和降糖药也是笔不小的支出。李君还是个单亲父亲，孩子的母亲在生下孩子后就跑了。这么多年来，李君一个人把孩子拉扯长大，他也没再婚过，因为“没有钱，娶不起媳妇”。故意伤害案件发生的时候，李君的孩子才14岁，正是读初中最关键的年纪。被打后，李君的伤情被评定为重伤二级。保安的工作也丢了，出院后他只能回到了丰县的农村老家里。后遗症给李君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变得畏光，眼睛看到一点强光就受不了，左眼也时常看不清东西。李君本是一米八多的高个子，身体也很强壮，现在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总向一边倾斜着。李君想着去更大点的省城医院复查看看，可没有钱，身体也不允许，所以只能作罢。2024年4月30日，安吉县检察院对涉案的5名男子做出了批捕决定。检察官在刚接到这个案子时，以为只是一起普通的故意杀害案，可随着对被害人的深入了解，办案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君退役军人的特殊身份，并把相关的线索移交给了控告申诉部门。安吉县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俞一杰在接到这个线索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李君打去了电话。起初，李君还以为来电者是个骗子，直到后来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他打去了电话，李君这才知道，检察官是来帮他的，“我又不是安吉人，没想到检察官能几次三番地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生活，问我的难处”。6月30日，李君的案件移送安吉县检察院，现在正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打人的几个男子本就来自贫困山区，不仅家里拿不出钱，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收入和存款，拿不出任何补偿。可李君等不起，他的医药费需要支付，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为此，安吉县检察院为李君启动了“绿色通道”。安吉县检察院认为，李君是退役军人，因刑事侵害导致重伤，生活陷入困难，且犯罪嫌疑人无赔偿能力，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于是，安吉县检察院决定联合湖州市检察院，对李君加大救助力度，共同为其发放司法救助金。两省联动救助退役军人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还考虑到，司法救助终究是一次性的，社会救助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李君日后长时间都会留在丰县，如果能开展两地联动救助，让司法救助衔接社会救助，或许才是真正保障李君未来的生活。7月18日，安吉县检察院的检察官们来到丰县，同丰县检察院、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教育局以及妇联召开了一场跨省联动救助座谈会，为李君及其家庭商讨出一个完善的救助帮扶方案。针对李君的现实困难，安吉县检察院与湖州市检察院上下联动，为李君发放司法救助金。丰县检察院及退役军人事务局、妇联为李君提供了一笔救助金，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还将李君纳入到退役军人急难特困救助基金申报的名单之中。同时，丰县教育局与李君儿子的学校进行了沟通，并协调落实了免除学杂费和生活补贴的政策。如果李君的儿子未来能考上大学，他们也会进一步资助其大学的学费。由于李君达到了重伤二级、丧失部分生活能力且暂无稳定收入，民政局将他纳入了重点帮扶对象，正积极为其申请低保，并开展相应的社会救助帮扶工作。由于李君并未和酒吧老板签订劳动合同，老板不仅要求李君归还垫付的医药费，且并不打算支付给他任何工资。针对李君一直担心的工伤认定问题，安吉县检察院检察官宋丽燕表示，民事检察部门将积极协助李君申请法律援助，协调调取相关证据，以证实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只要我活着，我就想自力更生”丰县检察院检察官费圣臻认为真正的救助从来不该是一次性的，救助金仅仅只能缓解李君家暂时的困难，救助永远都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他时不时地会去李君家里探望，平日里也会给他打电话聊天，因为费圣臻在成为检察官前，也曾在军队服役过14年，所以他很能理解李君的心情，“要强且不认输”。李君告诉费圣臻，他现在最着急的是两件事，尽快还钱和找工作。李君总是惦记着酒吧老板替他垫付的医药费，即便费圣臻告诉他这属于工伤，酒吧老板本就应该承担他的医药费和误工费，可李君总是守着自己朴素的价值观，觉得“不好意思，想把钱还了”。这次伤害事件不仅让李君失了业，更是让他失去了强壮的身体和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不知道自己身体能恢复成什么样，也不知道未来还能做什么工作。但李君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丧失过继续生活的勇气。他曾跟费圣臻表达过一个想法：“咱终究是个退役军人，之前部队已经培养了我几年，我不想靠着政府一辈子，我不希望长期拿着社会给我的救助过活。只要我有能力，只要我活着，我就想自力更生，带着我的小孩继续努力生活。”（文中涉案人员为化名）编辑丨肖玲燕

图文无关。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一个车间组长利用职务和工位的便利对新来的女实习生实施了十几次猥亵他还将对女实习生的不当行为当作炫耀的资本四处吹嘘带队老师报警……没有监控证据仅有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如何给这个“车间山大王”定罪？“车间山大王”2023年暑假，即将职高毕业的姜书莹将前往工厂实习。她所在的职校负责分配，姜书莹被分到一家制作维修电子产品显示屏的公司。接下来，她要在该公司返修车间完成实习考核目标。不久，姜书莹在车间遇到另外几个和自己同龄的女实习生，冯默然就是其中一个。相比于姜书莹，冯默然的性格更偏内向，平时也不太爱说话。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城市，但是因为年龄相仿，几个女孩很快就熟络起来，有时会在休息时聚在一起聊聊天。几个女孩正聊得起兴，车间组长吴友谅突然插话进来，没聊几句，就开始口出不雅之词，惹得姜书莹等人十分反感。面对姜书莹等人，吴友谅摆出了领导架子，想让这些女孩知道车间里到底是谁说了算。姜书莹坚决拒绝了吴友谅的约饭邀请，这让吴友谅觉得颜面扫地。因此，他开始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刁难姜书莹，故意给她安排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吴友谅还常常向朋友们吹嘘自己的“魅力”，将他对女实习生的不当行为当作炫耀的资本。在车间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管理层的权威被扩张，吴友谅就像是这里的“山大王”，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他可以决定工作安排、考核绩效、出勤排班等事宜，如果不顺从他的意愿，他就会用各种手段进行报复。更为严重的是，在实习生的考核中，吴友谅的意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姜书莹等人根本不敢得罪他，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着吴友谅的欺凌。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吴友谅基本摸清这些女实习生的性格和脾气，遂将目标锁定在姜书莹和冯默然身上。刚开始是摸手臂、碰肩膀，之后就是假意搭在肩膀上的手没有扶稳，笔直地滑向对方的胸口。因为车间对无菌环境的要求，在上班期间大家都会穿戴防尘服。有时，这样的触碰就变得更加微妙和无法言明。起初，冯默然以为是正常的上下级接触，没有太过在意。正因如此，吴友谅的举动就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变相升级。狭小凹字形空间里的噩梦2023年11月15日，冯默然在电测工位上工作时，吴友谅再次贴上来。这次吴友谅紧靠冯默然的后背，用下体磨蹭顶触。像这样的行为持续了一周，每次多达半个小时，共十几次。就在相隔没几天的时间里，吴友谅又趁午间休息的时候，在姜书莹的工位上强行搂抱她，还趁机将腿伸到姜书莹的大腿内侧摩擦。此外，吴友谅还通过下体磨蹭腰背部等方式对姜书莹实施猥亵。姜书莹等人的工位十分狭窄，仅能容下一个人坐在那里。整个工位呈“凹”字形，其中三面被近乎一名成年男子身高的货架围挡。因为工作的内容是检修电子屏，所以公司要求工位的光线保持昏暗，这样才能看清显示屏是否存在不明亮点。为此，车间货架上统一挂着黑色布帘，将工位内发生的一切与外界隔开。虽然工位的后方是敞开的，但这也意味着只要坐在那里，人的后背就处于完全暴露的状态。姜书莹没有一丝的安全感，不知道吴友谅什么时候会突然袭来。姜书莹也尝试过大力推开吴友谅，企图制止他的行为。但是她和吴友谅的力量相差悬殊，根本无法轻易挣脱。不仅如此，吴友谅还会变本加厉地做出更加恶心的举动。虽然黑色布帘看似能遮掩一切，但是如果隔壁的工位有人抻长脖子往里瞅，还是可以通过缝隙看见这边发生的事情。货架只能隔绝视觉，却阻挡不了任何声音的传递。所以姜书莹不能叫，也不敢做出过于激烈的反抗动作，她需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可吴友谅的行为让她们实在无法忍受。她们决定寻求帮助，分别私下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带队老师。2023年11月30日，在得知两位女生的遭遇后，带队老师决定向实习公司提出投诉，并要求公司对吴友谅进行处理。针对这一投诉，公司派人到车间了解情况。这时，其他几位被吴友谅骚扰过的女生也站出来指证吴友谅曾占过自己便宜。“我们大家都知道吴友谅爱对女生动手动脚。就是在上班的时候，车间里面，人家即使看到我被吴友谅骚扰了，也不敢插手来阻止。他身为组长，有权管我们在车间内的事务，我感觉如果有人站出来阻止他骚扰的行为，就会被吴友谅针对。”……对此，吴友谅却有另一番说辞：“什么骚扰？检查电子屏时，我得手把手教，碰几下难免的。这些小女生，反应就是大，是她们自己想太多了。”对于吴友谅和姜书莹等人各执一词的情况，公司考虑到车间并未安装监控，没有实质性物证，最终未予处理。2023年12月1日，眼见投诉无门，带队老师决定带着姜书莹等人报警。难以躲避、无从反抗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往该公司，现场对吴友谅、姜书莹等人进行问询取证。除先前出来作证的女生之外，还有与姜书莹等人同批实习的5名男生也向民警作证。“我从过道路过姜书莹工位时，看见她被吴友谅从后面摸肩膀，她一直都侧身躲闪。我们实习的工位空间狭小，吴友谅坐在姜书莹后面的时候，她根本无法大幅移动，只能被迫与他贴得很近。”其中一位作证的男生说道。公安机关认为，虽然没有监控证据，但搜集到的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关于此案中是否发生猥亵、猥亵程度、猥亵频率、如何案发等问题，已经得到充分证实，足以能够证明吴友谅的犯罪事实。2024年3月5日，公安机关将吴友谅涉嫌强制猥亵案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于吴友谅避重就轻，仅承认实施了部分轻微猥亵行为，吴友谅的辩护人曾提出吴友谅猥亵情节轻微，只是由于男女对此认知、感受不同，被害人反应过激才导致案发。“但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吴友谅不仅实施了猥亵行为，部分猥亵程度也达到了刑事追诉标准。”办案检察官黄可嘉向《方圆》记者解释道，此案办理的难点不仅在于吴友谅的狡辩态度，还有关于猥亵的“强制性”是否达到被害人难以反抗的程度的认定。根据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猥亵的行为既可以入刑，也可以只是行政处罚，那怎么认定职场性骚扰是否具有强制性？办案检察官回答：“实践中难度较大。大多数强制猥亵案件，是需要犯罪嫌疑人采取身体压制等暴力、胁迫手段。如果不存在这些典型手段，就要审查犯罪嫌疑人采取何种方式对被害人实施强制，而这种强制是否达到被害人难以反抗的地步。”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刘小新在香港读大学缺乏社会经验的他被骗子盯上向他索要400万元“保证金”否则将停止他在香港的一切行动为了筹集资金刘小新向父母谎称要去新加坡读硕士需要400万元的学费、生活费并伪造了新加坡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了父母刘小新的父母将钱转账到了刘小新的银行卡中后来，刘小新发现自己银行卡上的383万元被他人转走…………自行创建“跑分”平台2022年，河北人万宇鹏在网上认识了湖北人周欣欣。当时，万宇鹏正在北京打工，而周欣欣则待业在家。二人相识后，通过网络聊天，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聊天中，周欣欣提到自己想赚点钱，便询问万宇鹏：“有没有一些挣快钱的办法？”万宇鹏给周欣欣推荐了一个叫“牛牛支付”（化名）的平台，并告诉她：“这个平台可以用来‘跑分’。”他所提到的跑分，是一种洗钱行为，即利用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等，为赌博网站、诈骗分子等代收款，从中赚取佣金。万宇鹏告诉周欣欣，这种赚钱方式很轻松，只要把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提供给牛牛支付平台，就可以“跑分”了。就这样，周欣欣开始在牛牛支付上为他人“跑分”。一次，周欣欣与牛牛支付平台的客服在佣金返利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周欣欣觉得，自己帮人“跑分”了一段时间，已经了解了牛牛支付这类“跑分”平台的运营方式，何不自己运营一个“跑分”支付平台？组建一个“跑分”平台，需要上游用户、下游用户和中游客服。上游用户，即网络赌博平台、诈骗分子等有“洗钱”需求的客户；下游用户，也被称为“码商”，是提供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等支付工具为他人“跑分”的人；中游客服则是负责日常运营、维护平台，并且沟通对接上、下游用户的人。周欣欣在牛牛支付平台“跑分”时，加入了牛牛支付平台的“跑分”群中，群里就有网络赌博平台和诈骗团伙的人。周欣欣在群里发布消息，称自己要建立新的“跑分”平台，由此获得了一些上游用户资源。同时，周欣欣联系朋友赵小军，告诉他自行创建一个“跑分”平台的想法，赵小军则答应周欣欣，自己可以为她拉来一些“码商”。周欣欣还在牛牛支付的聊天群里，认识了一个网名叫“KK”的人。KK表示，自己掌握信息技术，可以帮忙搭建平台。2023年初，“跑分”平台正式搭建完成，周欣欣取名为“巨星支付”（化名），还招聘了几名客服人员。随着赌博网站、诈骗分子等上游用户、码商、客服人员的入驻，巨星支付正式开始运营。她和万宇鹏作为老板，共同经营该平台。巨星平台的获利取决于不同的上游用户以及洗钱金额，平台从帮助上游用户洗钱的总额中提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直到案发，周欣欣通过巨星支付平台共获利45万元，万宇鹏则获利56万元。专门租房进行“跑分”齐小海是码商，2023年1月，齐小海在办理信用卡的过程中，认识了张子萌。齐小海听说张子萌赚了很多钱，就向她取经。张子萌告诉齐小海：“现在可以用数字人民币钱包、抖音钱包‘跑分’，搞钱很快。”此后，齐小海开设了几个关联不同银行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账户，并在巨星支付和CS支付这两个“跑分”平台注册了账号，然后将自己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账户、抖音钱包账户关联到“跑分”平台，进行“跑分”活动。尽管齐小海知道自己“跑分”是在为赌博平台、诈骗分子进行洗钱，但为了钱，还是没有停手。2023年4月，齐小海通过张子萌了解到，帮助平台发展码商，自己也可以获得提成。齐小海将自己“跑分”洗钱的方法告诉了朋友常小飞，想要将常小飞发展成自己的下线。为了赚点钱，在齐小海的指导下，常小飞开始在巨星支付平台上“跑分”。用类似的方法，齐小海将自己的初中同学陆子康、老乡包建刚都发展成了下线，并从他们的收入中获得提成。2023年6月，常小飞、陆子康和包建刚觉得作为齐小海的下线进行“跑分”，赚钱比较少，于是决定单干。为了专心“跑分”，三人离开老家，去往湖北省咸宁市，租了房子，专门从事“跑分”活动。后来，常小飞还拉了老乡周云滨入伙。在“跑分”过程中，陆子康还向姐姐陆晓晓借用银行卡和数字钱包。在明知陆子康利用银行卡、数字钱包进行“跑分”的情况下，陆晓晓仍选择将银行卡和数字钱包借给了他，并收下了陆子康给予的5000元左右报酬。唐雨都、林小齐、李文浩都是“00后”，他们或是经网友介绍，或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在2023年下半年也纷纷加入了巨星支付平台，成了码商，进行“跑分”活动。为105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供洗钱服务截至2023年9月，巨星支付平台共计为105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供了洗钱服务。而被害人的钱款，也都首先流入码商的口袋，再被转移到诈骗分子的账户。李彩华是一位78岁的老年人，2023年6月，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民警。“你的丈夫涉嫌和诈骗案有关联，我们发现被害人的100多万元进入了他银行卡账户，他涉嫌参与洗钱。”“我们没有啊，也没有收到钱。”李彩华如此否认道。但对方坚持称“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并让李彩华添加微信沟通。无奈之下，李彩华只能照做。对方通过微信将一份所谓盖有公章的文书发给了李彩华。年迈的李彩华看到有公章的文书，就相信了对方真的是办案民警。同时，对方还和李彩华进行视频，李彩华看到视频里的人穿着制服，也更加相信对方的话了。于是，在对方的要求下，李彩华前往银行办理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并按照对方的指令，将自己和老伴存下的46万元存款全部转入这张银行卡内，作为保证金。然而，对方告诉李彩华：“钱还不够，还需要再缴纳58万元的保证金。”“我没钱了。”李彩华如此回复道。但对方依旧表示：“那就去找别人借。”最终，李彩华向亲朋好友借到了52万元，存入了银行卡。此外，李彩华还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对方。后来，李彩华发现，自称“警察”的人失去了联系，她前往银行查账发现，卡里的98万元全部被转走了。这时，她才反应过来，对方根本不是什么警察，自己被骗了。事实上，李彩华被骗的98万元中的一部分钱款流入了齐小海、常小飞的账户，最终被转移到诈骗分子手中。刘小新在香港读大学，其间他接到了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香港政府的工作人员，并向他表示：“你涉嫌倒卖香港政府发放的消费券，这是违法行为，我们将停止你在香港的一切活动。”听对方这么说，刘小新慌了，急忙表示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对方表示，“如果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那要和内地警方联系”，紧接着给了刘小新一个电话号码。刘小新拨通后，对方自称是上海民警，并告诉刘小新，想要自证清白，就要24小时与民警进行视频通话，每天接受监视，不能离开学校，也不能将此事告诉其他人，如果想要脱离监视，则要缴纳400万元作为保证金。缺乏社会经验的刘小新对对方的话深信不疑。不仅同意与对方24小时视频通话，还积极筹集保证金。对方还给刘小新发送了一个网址，在这个网址上，刘小新填写了自己的银行卡号以及密码。为了筹集资金，刘小新向父母谎称自己要去新加坡读硕士，需要400万元的学费、生活费，并伪造了新加坡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了父母。刘小新的父母将钱转账到了刘小新的银行卡中。后来，刘小新发现，自己银行卡上的383万元被他人转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而刘小新被骗的383万元中的部分钱款，则流入常小飞、陆子康的账户，再被转移到诈骗分子的账户。轩轩的爷爷发现自己微信钱包内的4899元竟离奇消失了，经民警侦查发现，原来，竟是12岁的轩轩一步一步按照他人的指示，将爷爷微信账户内的4899元提现到银行账户。之后，又将钱分为5次转入了对方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内。警方发现，收款的数字钱包银行编码对应的人员分别为林小齐、陆晓晓等人。后经深度研判，宜都市公安局发现了以齐小海为首的专门为赌博平台、诈骗分子跑分洗钱的团伙。同年10月8日，宜都市公安局民警在河南将林小齐抓获归案；10月10日，在湖北咸宁将陆子康、包建刚、周云滨、常小飞抓获归案；10月11日，在湖南将唐雨都、李文浩抓获。10月23日，齐小海主动投案。上述人员到案后，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4年1月12日，宜都市公安局侦查完毕，将此案移送至宜都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宜都市检察院认为，齐小海、唐雨都、常小飞等8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却为其犯罪提供出租、出售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帮助，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经宜都市检察院提起公诉，2024年5月21日，宜都市法院作出判决，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齐小海、唐雨都、常小飞等8人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九个月不等。万宇鹏、周欣欣、陆晓晓等人以及涉案平台另案处理。（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从帮忙“跑分”到自行创建平台》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你这里能改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吗？”一段时间里齐翔总是频繁收到熟客发给自己的消息有时一天能被问上好几回齐翔很好奇这些客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好奇的他很快从中发现了潜在的赚钱“商机”…………秘密改装成功齐翔经营一家手机维修店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生意一直平平淡淡，没挣到什么大钱。一天，他在店里百无聊赖地等待客人光顾时，手机里突然蹦出了一条新消息：“齐哥，你可以帮忙改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吗？”这已经不是齐翔第一次收到顾客看似“奇怪”的要求了。前一阵，有很多熟客都在向他打听改装手机摄像头的事情。开手机维修店多年，齐翔对于自己的维修技术还是比较自信的。出于好奇的心理，他拿了部旧手机试着改装摄像头的位置。可无论齐翔怎么拆卸、移动摄像头的位置，最后都没有成功。作为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人，齐翔开始和自己较劲，决心必须鼓捣明白。于是，他开始上网搜索相关的改装教程。之后，齐翔便没日没夜地拿手机做实验，琢磨其中的原理。终于，齐翔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改装摄像头的手机。经过改装后，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被移动到顶部听筒或是底部扬声器的位置。等改好后，齐翔给之前咨询自己改装手机摄像头的顾客发消息，说自己已经搞定了。谁知，这名顾客竟然向齐翔吐露出自己想要改装手机的真实目的。买家遍布全国各地“就是追求个刺激，想要拍跟我女朋友的那事，你懂的，哥。”听完顾客的需求，齐翔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相反，他突然想到也许凭借自己这“本事”，给人改装手机摄像头，来赚点钱。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4年“五一”假期肖玉专门约上自己的亲生父亲肖民去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十条》坐在电影院里看着看着肖玉的泪水便禁不住流了下来恍惚间她又想起了4年前的那个夏天…………突然挥刀捅向继父2020年盛夏，蝉鸣依旧聒噪，与往年无异，19岁的肖玉却越感烦躁。她原本以为，上了大学就能够远走他乡，彻底摆脱多年的梦魇。然而，大一暑假的宁静，却被母亲赵璐和继父王大玮的突然造访打破。尽管内心有一万个不愿意，肖玉还是被他们带到了王大玮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一处出租房内。当肖玉走进出租房，看到房子内只有一间卧室和一张床铺时，她的心“咯噔”一下，直觉不好。到了晚上七八点，肖玉感到身体不适，简单吃了几口饭就躺到床上休息。随着夜幕的降临，噩梦也悄然而至。晚上10点多钟，赵璐和王大玮一起进房间准备休息。没过多久，赵璐独自离开了房间，还关上了房间的灯。黑暗中，肖玉惊恐地瑟缩在床沿边。就在此时，已经脱光衣服的王大玮竟将手伸向肖玉的身体，即便遭到肖玉的严词拒绝，仍然试图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你不老实的话，我把你和你妈一起杀了！”王大玮一边说，一边开始扒肖玉的牛仔裤。愤懑、仇恨、厌恶、绝望激荡在肖玉的头脑中，忍无可忍的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抽出了一把水果刀，一把捅向了王大玮。温热的血不住地从王大玮的肩颈处流下，沾湿了肖玉的五指，也淌遍了王大玮赤裸的身体。眼见自己伤了人，崩溃激动的肖玉顿时大喊，甚至跑到阳台想要跳楼偿命，最后被闻讯赶来的邻居死死抱住。一时间哭喊声、尖叫声、咒骂声乱作一团。不久，接到邻居报案的民警将肖玉带走了，王大玮也被送进了医院。随后，公安机关以肖玉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被带至当地派出所的肖玉以为自己就此成了杀人犯，脸色惨白，惊慌失措。在民警的耐心询问下，暗藏肖玉心中多年的秘密也被揭开。长期遭受猥亵原来，肖玉的亲生父母肖民、母亲赵璐在她10岁时就离异了，肖玉一直跟随父亲肖民生活。肖玉考上高中那年，肖民再婚，懂事的她选择了住校。肖民偶尔到学校里看她，带她出去吃个饭、看场电影。但一切都在肖玉上高二第一学期时发生了变化。那时，母亲赵璐与王大玮再婚已经7年。王大玮此前一直没有见过肖玉，得知她住校后，就跟赵璐说去看看肖玉。当王大玮看到发育渐成熟的肖玉后，就动起了歪脑筋。他以关心、照顾肖玉为由，劝赵璐在肖玉就读的高中对面租了一间房子，并让赵璐出面邀请肖玉搬来与他们同住。肖玉最初对王大玮印象就不好，被邀请后也是果断拒绝，但经不住王大玮多次到学校里恶意打扰她，找她麻烦，只能办理了走读手续。其间，肖玉也偷偷告诉了肖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生性懦弱的肖民怕王大玮来闹事。肖民还想到有赵璐在，应该不会出事，就劝肖玉同他们住一段时间再说。而令肖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肖玉噩梦的开始。自从肖玉搬去同赵璐、王大玮同住，王大玮经常在房间里对肖玉动手动脚，在她哭喊着反抗的时候，还不停地打骂她。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大玮的行为越发恶劣，不仅言语猥亵，还提出要和肖玉发生性关系，被肖玉坚决拒绝了。可能是出于青春期少女的拘谨，也可能是畏于王大玮的强权，被猥亵的事情，肖玉对他人只字未提。肖玉的变化，学校的老师同学们都看在眼里。自从高二年级开始，肖玉的成绩急转而下，整个人也变得郁郁寡欢。她的同班同学回忆道：“肖玉有个亲戚经常到学校来找她，她很反感，每次去见完回来心情都会变得更沉闷，人很难过的那种样子。”家庭暴力与精神控制同时存在在这次事件中，肖玉的生母赵璐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她为何对亲生女儿遭受侵害近3年的境遇熟视无睹？在心理咨询师的介入下，赵璐终于掀起衣袖，露出布满伤痕的手臂，说：“我对不起我的女儿。这个事情我不敢跟你们讲，我讲了之后，我、我女儿、我父母，我全家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赵璐说，王大玮脾气暴躁，控制欲极强，不仅断绝她与外界联系，稍有不如意还会对她进行言语上的辱骂贬低、体罚，乃至毒打。她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被打得耳膜穿孔、骨折是家常便饭。王大玮除了对赵璐有家暴和精神控制行为，对赵璐的父母也经常出言侮辱威胁，曾经还因为和赵璐的姐夫一言不合就拿刀与他打架。经年累月，赵璐对王大玮的畏惧已深入骨子里，甚至几次试图以割腕寻求解脱而未果。当办案人员问起赵璐是否清楚王大玮对肖玉所做的事时，她先是沉默不语，而后失声痛哭地说：“王大玮说他为了培养我女儿付出了很多精力和金钱，他要掌控住我女儿，他要让我女儿成为他的女人，只有成为他的女人他才能掌控，就像掌控我一样。”面对这样的变态男人，长达10年的家暴和控制让赵璐不敢反抗，直至麻木。王大玮甚至提出要让赵璐给他和肖玉创造单独相处的空间，起初赵璐一度拒绝，但迎来的总是变本加厉的暴打。此后，赵璐在看到女儿遭受侵犯时也只能选择默默旁观。随着赵璐的态度转变，案件进展逐渐柳暗花明。临安区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该案后发现，肖玉捅刺王大玮的时间是发生在被性侵过程中，再根据此前王大玮长期对肖玉进行侵犯等案件事实，检察官依法提出肖玉捅刺王大玮的行为应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意见。2020年7月31日，公安机关对王大玮被故意伤害案终止侦查，即肖玉涉嫌故意伤害案被依法撤销。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决定对王大玮以涉嫌强制猥亵罪立案侦查，但到案后王大玮一直不认罪，认为是肖玉诬陷他。临安区检察院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了性侵和家暴两个方向的侦查建议，并通过检警合作平台“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向公安机关发出10余条具体的侦查取证意见，要求通过对居住地现场勘查、调取就诊记录、走访学校等方式，全面查明王大玮的犯罪事实。经过侦查，2021年3月1日，公安机关以王大玮涉嫌强制猥亵罪移送至临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过程中，办案检察官胡秋玲发现王大玮还涉嫌虐待罪。然而虐待罪是自诉罪名，当胡秋玲告诉赵璐，应当由她自己提出控诉时，她再一次失声痛哭：“检察官，看到他，我就想起被打的情景，能不能你来帮我指控？”面对赵璐的请求，想到始终拒不认罪的王大玮，胡秋玲将目光在法律条文和实务案例间来回审视，最后认定该案件符合刑法第260条规定，可以依法将自诉案件转为公诉案件，与强制猥亵案并案办理。此外，胡秋玲根据证据，还依法对王大玮增诉了强奸罪。随后，临安区检察院以王大玮涉嫌强奸罪、强制猥亵罪、虐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9月24日，临安区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强奸罪、虐待罪判处王大玮有期徒刑七年。王大玮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2月底，杭州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后，判决生效执行。刑事案件到此已经告一个段落，但检察官的工作没有停下。考虑到赵璐和肖玉的后续生活情况，2022年5月，临安区检察院依法为二人申请了国家司法救助，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保障。同时，临安区检察院又积极与当地妇联、工会、民政等单位合作，依托专业社工介入、婚姻家庭教育指导等一系列工作机制，由专业社工长期为母女俩提供心理帮助，律师协助处理离婚及财产分割等事宜。经过各方的努力，2023年5月，赵璐与已在监狱服刑的王大玮签署了离婚协议。同年7月，肖玉大学毕业。母女俩终于走出阴霾，迎来了新生。2024年4月19日，在浙江省检察院与浙江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举办主题为“法治守护半边天，携手建功新时代”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中，胡秋玲现场讲述了这起办案故事。此案也入选浙江省检察院、省总工会、省妇联联合发布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广大妇女同胞要像肖玉一样勇敢拿起法律武器，检察机关一定会竭尽所能，维护正义。”胡秋玲说。（文中涉案人员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难以摆脱的梦魇》编辑丨肖玲燕

AI制图。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许志飞和朱小蓝矛盾由来已久许志飞曾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第一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就在他第二次提起诉讼后朱小蓝在接到法院通知去拿传票的当晚竟然去厨房起锅烧油将滚烫的油泼向了熟睡的丈夫头上……时至今日年过五旬的许志飞都想不通与妻子朱小蓝结婚近30年育有3个女儿为何她要下此毒手？两次提出离婚经抢救治疗，许志飞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头部、面部被毁容。经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许志飞的损伤程度达重伤二级。朱小蓝为何要对丈夫下如此毒手？自1994年恋爱结婚，两人已有近30年婚龄，还育有3个女儿。两人感情一直还不错，直到2017年，朱小蓝因摆摊问题与他人发生争执，双方斗殴时，朱小蓝用一把剪刀将对方刺伤，为此赔偿了对方20多万元。出了这件事后，朱小蓝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法待了，于是提出要去外地务工。之后，朱小蓝就去浙江做保姆、家政等工作。自从朱小蓝去外地后，许志飞就联系不到她，一给她打电话就被拉黑。“前几年时，朱小蓝逢年过节还会回家看看。但最近几年，我找不到她，不知道她在外面到底干啥。我和女儿多次劝她回来好好过日子，她就是不同意。”许志飞说道。事实上，许志飞这些年经济状况并不好，他先后在房产中介、礼花厂、养猪场工作，但都接连亏钱，欠了大概50万元的外债，连两个小女儿的学费都是欠着的。2021年7月，许志飞认为自己有老婆跟没有老婆一个样，就去法院起诉朱小蓝要求离婚。当时朱小蓝在法庭上拒绝离婚，婚没离成。许志飞和女儿劝朱小蓝，如果不想离婚就回到家里，好好跟他和女儿过日子，就算想出去打工，也要保持跟家里联系，别让他们找不到人。但朱小蓝并未理会，再次离开家里并将许志飞电话拉黑。因为起诉离婚判决后，要等一年才能重新起诉。到了2022年7月，许志飞认为朱小蓝心思不在家里，平时也联系不到她人，便找了律师代理。经过律师调查取证，许志飞于当年11月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对于父亲的做法，女儿许芳芳和两个妹妹是知晓并赞同的。在许芳芳记忆里，近3年妈妈突然就拒绝跟家里联系，也不告诉她们人在哪里，连过年过节也不回家了。“但我看我妈的抖音号都是过得很好，游山玩水。”许芳芳说，“起诉离婚这件事爸爸征询了我们三姐妹的意见，我们都同意他们离婚，并且都愿意跟爸爸生活。”将一锅热油倒在丈夫头上2022年11月5日，在许志飞和3个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朱小蓝回到了鹰潭家中。许志飞和女儿给她做工作，说“如果你想回来跟我好好过日子，我可以撤销离婚官司”。通过两天相处，朱小蓝态度有所缓和，许志飞觉得她态度还好，夫妻感情可以挽救一下，但就是觉得摸不透妻子的想法，甚至两人说话朱小蓝都要用手机录音。11月7日上午，朱小蓝接到法院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许志飞起诉要跟她离婚，需要她去法院拿传票。到法院拿到传票后，朱小蓝告诉娘家人这件事，娘家人劝说道：“他（许志飞）的心不在你身上了，闹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你退休后有工资，他要离你就离。”11月7日晚8时，许志飞回到卧室休息，看到朱小蓝躺在床上看法院给她的传票。朱小蓝跟许志飞说：“死出去。”许志飞则回了一句：“这是我家，我凭什么出去。”到了晚9时，许志飞就在床上睡着了。深夜11时，朱小蓝趁许志飞熟睡之时，在家中厨房用电饭煲内胆盛装食用油，放在液化气灶上炼油，炼好后端至二楼许志飞睡的卧室里，将电饭煲内胆中的热油泼到许志飞头上……在许志飞被转到南昌医院的路上，他还不断向赶来的女儿许芳芳念叨，“她（朱小蓝）怎么下得了手”。许芳芳又心痛又生气，“爸爸你怎么不防着妈妈一点”。在女儿眼里，妈妈有暴力倾向，三姐妹都是从小被妈妈打到大的。如果三姐妹白天做错了事情，妈妈即便白天没有动手，到了晚上十一二点也会起床打她们。不仅用晾衣架打，连拖把棍子都被打断过。“我和妈妈关系不好，总觉得她特别仇视我，因为我做什么都是支持爸爸的。妈妈认为我跟爸爸亲，所以很不喜欢我。”许芳芳说。许芳芳觉得，除了妈妈常年不回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矛盾——卖房。“因为现在家里没钱，但有两套自建的独栋房，爸爸想把其中一套卖掉还债，但是妈妈就是不肯。”许芳芳说，“虽然妈妈很少和我们联系了，大多时候是‘失联’的情况，不过她能在家庭微信聊天群里看到家里的情况，爸爸为了让妈妈回家，就让我们不要在群里发家里的事，想让她回家亲眼看。”在小女儿许慧慧眼里，从她记事起，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就一直不好，妈妈的脾气比较暴躁，容易发脾气，他俩也经常发生语言上的冲突。从2017年开始，妈妈就和爸爸异地，不怎么回家，家里都是爸爸一个人照顾，加上他经济危机的事情，爸爸压力一直很大。所以，两人经常吵架闹离婚，也因为离婚的事情上过法院。爸爸因为债务问题、家庭经济问题找过妈妈讨论，想让妈妈同意卖房子去还债务，缓解压力。但无论怎么沟通，妈妈都不同意，觉得爸爸是在欺骗她，家里负担根本没那么大，爸爸妈妈的矛盾就越来越大。开展司法救助2023年3月2日，经鹰潭市余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朱小蓝故意伤害一案开庭审理。办案检察官表示，被告人朱小蓝将热油泼到被害人身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朱小蓝当庭认罪，并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但应严格把控其从轻幅度。另外，因二人家庭婚姻关系不和，许志飞向法院起诉离婚。2023年2月22日，在开庭前几天，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朱小蓝同意将其夫妻共同所有的两处房屋均归许志飞所有。同日，被害人许志飞对被告人朱小蓝表示谅解并出具谅解书，同时申明放弃对朱小蓝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本案系因婚姻家庭纠纷引发，且朱小蓝与许志飞就民事离婚纠纷达成调解，被害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办案检察官说。最终，朱小蓝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方圆》记者了解到，许志飞无固定工作，案发前与他人合办礼花厂、养猪场，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欠债大概50万元。案发后因伤势严重，在医院住院治疗花费30余万元治疗费，均向亲友所借，因无力继续支付医院高额治疗费用提前出院，由许芳芳在家照顾。“如今，许志飞还需长期服药进行康复治疗，每月仍需1万余元治疗费用，都是向亲友所借维持，还得抚养两个女儿，每月生活费需1000元左右。”办案检察官说，加害人朱小蓝无赔偿能力，导致许志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符合《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属于检察院应当予以国家司法救助的情形。鹰潭市检察院和余江区检察院均对许志飞进行了司法救助。在办案检察官看来，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办理相关案件时不但要精通法律，更要用心去倾听当事人的意见，多方面去了解案件真相。对当事人也应耐心倾听他们的诉说，从婚姻的责任和义务方面多做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矛盾，帮助他们妥善解决好老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尽可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从而开始新的生活。（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两次提出离婚被拒绝之后……》编辑丨肖玲燕

图文无关。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来自非洲的卢卡在上海一所大学里读完研究生后想留在中国寻找就业机会但他并不符合中国工作类居留许可的申请要求这时他的好友提供了一个名字“Kevin”在Kevin的帮助下卢卡果然顺利留在了中国可他花了9000元办理了原本只要800元就能完成的外国人居留许可申请难道就只是花钱找人跑腿了吗？而这个神通广大的Kevin又是谁？做兼职工作发现“商机”卢卡联系的Kevin是来自上海的万立群，和万立群一起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还有孟洪方，他们俩都是“90后”，彼此是在上大学做兼职时认识的。2017年，万立群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里做兼职，主要为外国客户运营公众号，发发文章、打打广告。万立群英语好一些，会做点翻译工作，孟洪方则编辑文章，做校对工作。当时，公司里有一名来自非洲的员工，万立群、孟洪方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来自非洲的朋友。在做兼职工作的时候，万立群偶尔会帮外国友人办理居留许可申请，比较熟悉这套流程。在帮忙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接触的外国人中很多是在中国求学的学生，毕业后面临留学签证到期问题，想获得工作类居留许可留在中国的话，取得条件又较为严格。依据相关规定，外国人申请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时，首先需要用人单位是依法设立，有实际经营场所，依法纳税，缴纳社会保险，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并且，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选。对此，万立群想到了钻空子的方法。他可以帮外国人注册一家公司，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名义签订虚假的聘用合同，从而骗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2019年左右，万立群喊来了孟洪方，自己建立公司出来单干。那时候，万立群已经积累了一些外国客户资源。一旦有人联系万立群，他便会和孟洪方一起为客户拉个三四人的小群，在这个“商务咨询群”里实现专属服务。比如卢卡，他就和好友在上海“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好友因为中文比较好，成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卡则成为财务总监。除了提供必要的文书材料以外，接下来卢卡没有为任何手续办理操过心。拿到签证后，卢卡也没干过和贸易相关的工作，甚至人也不在上海。万立群知道自己干的事情见不得光，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宣传，于是通过介绍注册公司的“好处”，隐晦地告诉客户们，开了公司就能留在中国。万立群帮忙注册的“空壳”公司，基本上都是贸易公司，经营项目为批发业。公司里一般也只有需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本人，没有雇用其他员工。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万立群收费从数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而实际上，政府部门是根据申请居留许可的有效期长短来定价，费用仅仅为400元至1000元不等。用假办公室应对检查按理来说，外国人拿到中国的工作居留许可后，实际工作情况必须和填写的合同期限、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保持一致，且工作内容不得超过公司营业范围。但万立群根本不会管客户们的后续情况。这些找到万立群的外国人里，有的拿到居留许可后便换了城市生活，去到山东、浙江等地，有的去当外教，有的在餐厅做厨师，还有的从事自媒体工作，提供旅游、留学咨询服务。但工作居留许可需要每年审核，这要如何应对？首先，注册的这家“空壳”公司应当保持存续状态，需要看起来是在正常经营。于是，万立群雇用了一名员工负责财务工作，处理公司财务报表、税务相关等问题。这当然也不是免费为客户服务的，万立群按月收费，一个月600元，一年的话打个折收6000元。像是卢卡，他就找万立群交了3年的“续签”费用。再者，出入境管理机构也会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公司的运营情况。为了应付检查，万立群会再租一间办公室，门口挂上带有公司名字的牌子，里面放几张桌子，桌子上再摆台笔记本电脑进行伪装。如果前来核实的工作人员有些质疑，他也准备好了说辞来辩解。例如，贸易公司不需要办公室，在家里就能完成大部分工作，可以线上办公等。另外，大部分外国客户在注册公司、申请居留许可时，留下的联系电话都是万立群的私人电话，由万立群应对检查。“空壳”公司的公章等材料，也都统一放在万立群那里。哪怕是有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到客户本人，万立群也提前教他们如何回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孟洪方，但主要还是由万立群实际经营，孟洪方每月只拿5000元左右的固定工资。后来，万立群发现孟洪方染上了赌博恶习，出现贷款赌博的情况，他也不太放心了，便于2022年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自己。孟洪方也有“飞单”的行为。他曾试图绕开万立群，自己同客户接触并收钱帮忙申请。只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那一单没能办下来，但万立群也隐约听到了风声。虽然两人关系逐渐紧张，但他们都自认为这份工作做得足够隐蔽，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然而，一个细节却让“万立群”这个名字浮出水面。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2023年3月，上海市公安机关接到线索，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通过对外国人申办居留许可情况数据分析发现，有38家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为同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同时也是其中22名外国人申请居留许可时留下的电话。这个不寻常的情况立刻引起工作人员的警觉。经对此电话核实，此电话联系人正是万立群，并因此关联到上海市嘉定区一家公司，又牵出此公司此前的法定代表人孟洪方。经排查发现，万立群、孟洪方涉嫌通过注册“空壳”公司，骗办居留许可并出售给境外人员，以此谋取利益。他们注册的这些公司存在不少经营异常——大部分公司不缴税或者缴纳税款极少，有的常常变更法定代表人，有的还被吊销营业执照。2023年3月29日，万立群、孟洪方因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此案移送至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到案后，孟洪方认罪态度良好，但万立群始终不认罪。万立群辩解称，公司是正常为外国企业做孵化，他会审核外国人资质，只有确实要在中国开公司的外国人才会去为之注册公司、办理后续的就业证及居留许可申请。他还表示，他会追踪企业之后的经营情况，但对这些外国人注册公司后从事了别的工作并不知情。针对这些辩解，办理此案的检察官马依雯表示，有多名外国人的证言均指证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万立群，是他教他们可以通过注册公司的方式办理就业证从而获得居留许可。而且，万立群既然负责为这些公司记账，理应知道这些公司并没有在实际经营。马依雯告诉《方圆》记者：“通过税务部门查询，万立群等人为外国人注册的这些企业，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几乎都为零申报，个人所得税基本每月几十元；除了办理签证的外国人本人以外，也没有雇用其他员工。这些公司在出入境部门所留电话，均为万立群的电话，如果外国人是正常经营公司，为何要由万立群来应付出入境部门的核查，他又为何要安排假办公室应付检查。”经审查，嘉定区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万立群、孟洪方通过为外国人注册“空壳”公司、办理工作许可证的方式，出售出入境证件从而牟利，目前，可以认定的“空壳”公司有6家，涉及近10名外国人，获利数万元。孟洪方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2023年11月20日，嘉定区检察院以万立群、孟洪方涉嫌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此案仍待开庭审理。（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38家外企关联了同一个手机号码》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在张德全家的客厅电视桌上摆放着一张珍贵的“四代同堂”全家福照片照片最中间坐着一位近百岁的老人他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和张德全并没有血缘关系2011年老人找到同村人张德全希望张德全能给自己养老送终并在离世后将把自己的宅基地遗赠给他2017年宅基地拆迁，老人获赔5套房2023年，老人去世5套房的确权却出现了麻烦…………寻同村人养老送终，死后愿赠宅基地老人名叫李保华，出生于1930年，与张德全是北京顺义同村的乡亲。李保华年轻时讨不上媳妇，等后来生活改善了，李保华年龄也大了，就没再想结婚生子的事。李保华的家中有兄妹6人，除了他以外，还有4个哥哥和1个妹妹。随着时间推移，李保华的几个亲人都相继离世，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二哥的两个女儿和自己的妹妹还在世。李保华年轻时脾气比较倔强，和几个亲人相处也不太愉悦，渐渐地就不在一起生活了。2011年，时年80多岁的李保华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去村委会求助。“我老了，无儿无女，以后想找人照顾。”李保华对村委会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村的张德全能为他养老送终。当时，李保华有一处宅基地。他承诺，如果张德全能给自己养老送终，那么在他离世后，将把自己的宅基地遗赠给他。而李保华的妹妹和侄女都了解他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情况。张德全是一名手艺不错的瓦工，为人忠厚老实，在村里有口皆碑，多年来靠着口碑就在家附近接活干，日子过得平实幸福。虽然李保华跟张德全没有亲属关系，但和他的岳父关系要好。张德全和妻子商量过后都认为，既然老人主动开口找到了他们，本身两家关系也不错，就同意了。2011年11月25日，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张德全和李保华签署了遗赠扶养协议。协议中明确规定，张德全将按照不低于同村村民的标准照顾李保华，在负责给其送终安葬后，有权继承包括宅基地在内的所有财产。如遇中途拆迁，相关财产与宅基地的补偿款将由张德全继承。如果李保华违约，则需按已抚养的年限，每年向张德全支付5万元赔偿款。协议生效后，张德全开始照顾李保华。一开始他每天给李保华送饭，后来觉得不太方便，就和妻子儿女搬去李保华家里一同生活。李保华在村里的屋子宅基地面积大，但房子比较破旧，和李保华商量后，张德全夫妇翻新了李保华原来的屋子，还多建了十几间，改善了居住环境，多出的屋子张德全就出租贴补家用。每天早晨，张德全都会给李保华做早餐，还时常给他换口味。李保华爱吃肉，最爱吃的是猪肘子，张德全就趁着早市去给李保华买。每天吃饭前，张德全的妻子会帮李保华把药拿好，把水倒好，吃饭时帮他把饭盛好，想吃什么就给做什么，不说的时候就做点平时爱吃的。每到李保华的生日，家里人都会欢聚一堂。中间摆着一个生日蛋糕，李保华头戴生日帽，张德全的孙子和孙女一边拍手一边给“太爷爷”唱着生日快乐歌。“李保华能吃能喝，身体不错，爱下象棋、看战争片和听戏。”张德全回忆，李保华身体各方面都很健康，只是有点哮喘。每到杨絮柳絮多的时候，他会安排李保华住几次院，并由自己和家人陪护。张德全的同村人到他家时看到李保华的生活情况，常不禁感慨道：“做亲生儿女的都不见得有老张做的这么细致。”而李保华的妹妹和两个侄女自从知晓李保华签署了遗赠扶养协议后，便鲜少与他联系。直到李保华去世，村民们也没再见过她们与李保华有任何来往。宅基地拆迁，老人获赔5套房2017年8月30日，因李保华的宅基地被纳入当地改造土地开发项目范围，李保华作为被拆迁人，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赔偿协议书》。依据该协议，他所属的房屋和张德全新建的几间房屋都按照计划拆除，得知房屋要被拆迁。李保华因为这次拆迁得到了5套定向安置房作为拆迁补偿。2017年，因原有宅基地拆迁，新得到的定向安置房还未办好产权手续，张德全一家便带着李保华在村子附近租了房子住。2023年，他们回迁到新房中。这时，李保华和张德全夫妇已经朝夕相处了十几年，早已成为一家人。有一次，李保华向张德全提起2011年签署的那份遗赠扶养协议。协议里写的是张德全能继承村里的宅基地，但现在村子拆了，宅基地没了，李保华认为有必要重新签署一份新的遗赠扶养协议。张德全问李保华，是否还要坚持之前签署的遗赠扶养协议，李保华选择坚持原协议。为此，他们再次到村委会。为了重新明确协议效力，在村委会的建议下，2023年3月31日，张德全和李保华聘请律师，在其见证下又签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协议规定，由张德全负责李保华的生养死葬，李保华将包括拆迁所得的5套回迁房在内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张德全。2023年10月7日，93岁的李保华因突发疾病去世，张德全全权办理了丧葬事宜。10月26日，张德全在几家报纸上刊登了《接受遗赠公告》，明确表示接受李保华的遗赠。张德全认为与李保华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生效后对李保华如同对待亲人一般12年如一日的照顾，如约履行了“生养死葬”的义务。然而，即使存在遗赠扶养协议，依旧需要法律上进行确权，需要法院认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后再办理相关的产权登记手续，房子才可以正式落在张德全的名下。遗赠扶养协议生效2023年11月，张德全前往北京市顺义区法院起诉了李保华的妹妹和两个侄女，要求维护自身权益，尽快进行房屋确权。2024年3月18日，此案在顺义区法院开庭审理。双方围绕着李保华去世后的5套房产生了纷争。一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同村人，但是他说自己实际赡养了老人，还拿出了相关的协议，另一方则是老人的亲属，他们觉得这份协议有问题。对于张德全是否依照遗赠扶养协议给予了李保华应有的照顾，法院是如何认定的？法官张莉接到这起案件时，依照提前了解事实，审核双方证据的步骤，前往当地村委会进行了调查走访。为了保证走访调查的真实性，法官走访时并未通知原告和被告。“尽管李保华已经去世，但是通过村里人证言等旁证，可以证明李保华多年以来的生活状态。”张莉告诉《方圆》记者。从张德全妻子在社交账号上留下的记录家人生活的视频中，也可还原李保华和张德全一家人相处的日常，比如小辈给李保华磕头拜年、陪他下象棋、给他洗脚的场景等。由此认定，李保华在去世前十几年确实得到了张德全一家很好的照顾。此外，李保华和张德全非亲非故，却把自己全部的房产赠与张德全，而不是亲属，其中是否另有隐情？两份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签署遗赠扶养协议时，90多岁的老人是否自愿签署？这些都是法庭上的争议焦点。庭审过程中，李保华的家属也提出了相似的疑问。经过深入调查，张莉表示，综合全案证据来看，被告并未提交任何相关证据证明李保华可能遭受胁迫的主张。根据对村里走访调查的情况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两份协议都是在李保华认知清楚的情况下签署的。特别是2023年3月签署的第二份协议，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当日，律师出具了见证书，声明见证委托人签署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合同双方真实自愿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隐瞒、重大误解、欺骗、显失公平和胁迫的情形。而村委会也就2011年11月25日签署的第一份遗赠扶养协议出具了证明。村委会表示，张德全已经依照约定很好地履行了对李保华的扶养义务，望法院依法保护张德全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张德全承担扶养李保华的责任时，并未预料到李保华名下的宅基地会发生拆迁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拆迁事件发生后，李保华仍同意继续与张德全履行遗赠扶养协议，由此可见，将其全部财产给予张德全是李保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张莉发现，这个案子的原告方证据充足，不仅有两份遗赠扶养协议，且有多名村民作为见证人。李保华的3名亲属也就是老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他们在李保华生前基本和老人没有来往，也从没有照顾扶养过老人，且在庭审现场也没有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意思。故此，法院认定，张德全在李保华年岁已高、无人照管时，在村委会的主持下与李保华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张德全照顾李保华并负责生养死葬，李保华将其位于该村的房屋在内全部财产遗赠给张德全。该协议是李保华与张德全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当属合法有效。2024年3月22日，顺义区法院作出判决，确认5套房的所有权益为原告张德全继承。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空巢、失独等问题导致老年人陷入了老无所依的窘境。随着民法典出台，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诞生为无人赡养的老年人提供了新的养老模式，使那些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义务人但法定赡养义务人无法实际履行赡养义务的孤寡老人，以及无独立生活能力老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照顾孤寡老人十余年，继承的宅基地如何确权》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乔云云被“口罩男”威胁裸聊无奈之下求助网友章连峰“我有老同学在公安局，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对付他”乔云云听信了章连峰的建议：“再和他裸聊一次，我通过我同学对他进行网络定位，把他抓住”然而乔云云这次非但没有抓住“口罩男”还被对方录制了裸聊视频事后乔云云发现“口罩男”竟是章连峰本人更糟糕的是她的裸聊视频竟成了章连峰接二连三威胁她的“利器”…………一个多月被威胁裸聊6次乔云云是“00后”，湖北人，大专文化，毕业后在湖北省武汉市某公司做文员，她的父母均在外务工。2018年，乔云云在短视频平台与章连峰相识。章连峰也是湖北人，“95后”，无正当职业。2018年，章连峰和其他小混混一起入室盗窃他人财物5万余元，章连峰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2年2月，章连峰刑满释放，又想起了乔云云。他开始频繁找乔云云聊天。二人熟悉之后，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章连峰为了向乔云云示好，多次给她点外卖、送花等，共花费1万余元。2022年10月，章连峰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向乔云云表白，表示想和她成为男女朋友，不料遭到了拒绝。被乔云云拒绝后，章连峰表面上和往常一样，依旧和乔云云友好交流着，心里却十分不悦，打算找个机会报复一下乔云云。2022年10月，章连峰申请了一个短视频平台账号，化名“李华”，并以“李华”的名义在该短视频平台上编造、散播乔云云的黄色谣言。章连峰戴上口罩，录制视频，表示乔云云曾经做过“三陪”小姐，他还“点”过乔云云，视频通过“李华”账号发布。后来，“李华”开始发私信威胁乔云云，称自己是“黑社会大哥”。“你要跟我裸聊，否则，我就找你家人的麻烦，通过社会上的关系报复你的家人。”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王兵本以为终于能够收回债款了万万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冒出来另一家公司让他的期待瞬间化为乌有直到检察官出现让他连本带利追回380万元欠款直到现在王兵对那场持续了10年的债务纠纷仍然心有余悸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王兵和李明多年前就在同一个商务区工作，常有业务往来，于是熟识起来。2014年8月初，担任久添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明找到王兵，称其公司需要资金，想向王兵借款，并约定按月付息。李明是以公司名义借款的，王兵认为，久添置业公司长期从事开发房地产的业务，而且李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笔钱不愁还不上。于是，王兵便借了170万元给李明，李明也向王兵出具了盖有久添置业公司公章的借条。借款后，李明一直按约定支付利息，直至2019年春节后，李明告知王兵：“我不再担任久添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已经无法决定继续归还你的借款本息了。这笔钱是久添置业公司在使用，今后你只能向公司主张还款了。”听到这话，王兵一下子慌了神。“万一新任法定代表人不承认这笔借款可怎么办？”2019年9月，王兵将久添置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久添置业公司归还王兵借款本金170万元，并按照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020年7月13日，一直被拖欠债款的王兵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久添置业公司建设项目的部分房产予以查封。2021年4月，拍卖该房产共得款532万余元。向法院申请执行后，王兵本以为终于能够收回债款了，万万没想到，这时候，突然冒出来另一家公司，让他的期待瞬间化为乌有。2021年4月21日，安建建筑公司以承包久添置业公司的商品房工程为由，向久添置业公司出具了《工程款对账函》，双方一致认可久添置业公司尚欠安建建筑公司2300余万元工程款。安建建筑公司以其对久添置业公司建设项目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到执行法院申请参与房产拍卖钱款的分配。突然冒出来的判决安建建筑公司对久添置业公司的工程款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而王兵只是普通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优先受偿权可以排除普通债权。根据安建建筑公司出具的材料，久添置业公司可供分配的532万余元，应全部分配给安建，王兵则一分钱都拿不到。安建建筑公司的优先受偿权是怎么来的呢？2017年11月，安建建筑公司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起诉了久添置业公司，请求久添置业公司立即支付其工程款2300余万元及利息，并主张对涉案的建设项目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审理后认为，安建建筑公司请求久添置业公司支付其工程款，并主张对其完成工程的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符合法律的规定。2018年2月，法院判决支持了安建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得知这一切，王兵真是急火攻心：“马上到手的还款就蒸发了？”他不相信竟然有这么凑巧的事发生。“时间也太过凑巧了吧。”王兵怀疑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假诉讼，“这两家公司肯定是串通好了，久添置业公司就是不想还我的债钱！不然，为何安建建筑公司明明早就胜诉，却一直没申请执行，偏偏等到我们通过法院拍卖完了久添置业公司的房产，安建建筑公司就跑出来参与执行分配？他们就是想用优先受偿权把我们这些债权人挡在外面！”2021年7月，越想越窝火的王兵决定到当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王兵和其代理人向检察官提交了相关材料，并与检察官进行了当面沟通。其实，向检察院申诉前，王兵认为，安建建筑公司的债权超过申请执行时效，就法院的执行行为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法院审查后认为安建建筑公司的债权并未超过申请执行时效，驳回了王兵的诉讼请求。并无真实合同关系为了保证债权能得以偿还，王兵还向公安机关报案，希望公安机关查明这两家公司是否存在串通虚假诉讼的真相。受理案件后，检察官立即对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初步审查后，检察官发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判决支持安建建筑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2021年11月15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启动监督程序，同步向重庆市检察院汇报案情，依托一体化办案模式，三级检察院展开了调查。民警询问了安建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久添置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和现任法定代表人、施工班组等30余人，做了翔实的笔录。审查这些材料时，检察官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关键问题在于安建建筑公司是否实际参与了施工。”检察官说。为了弄清真相，检察官前往安建建筑公司进行了调查。安建建筑公司前后不一的表述让办案人员加深了疑问。民警调查时，安建建筑公司承认没有实际参与施工的事实，但在检察官调查取证时，他们又说参与了部分施工。检察官再次到安建建筑公司询问法定代表人，调查核实其是否参与了施工，最终证实安建建筑公司当时仅仅出借了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给久添置业公司，未实际参与建筑项目施工。该项目的参与人员除项目经理一人是安建建筑公司安排其挂名之外，其他人员全是久添置业公司的人员，所有工作环节均由久添置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完成，安建建筑公司未参与。“查阅安建建筑公司的账目，我们发现，久添置业公司与安建建筑公司之间除支付的挂靠费及一笔走账外，再无其他资金往来。”检察官说，双方并未建立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因此，安建建筑公司不能据此请求久添置业公司支付工程款。2012年的市场环境，建筑企业相互挂靠（出借资质）比较流行，出借资质者不用承担经营风险，还可以收取大约工程款6%的挂靠费，久添置业公司投资人与安建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比较熟悉，因此久添置业公司就借用了安建建筑公司的资质进行挂靠。到了2017年，久添置业公司的投资人发现法定代表人李明以公司名义在外借了大笔钱款。为了将项目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久添置业公司找熟人与安建建筑公司串通，由安建建筑公司起诉久添置业公司，工程款主张优先受偿权。用优先受偿权对抗债权，以此想赖掉债权，以保障久添置业公司投资人的利益。同时，久添置业公司也将法定代表人李明换掉。“据此，我们认为，这两家公司可能存在虚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以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抗其他债权人、串通提起虚假诉讼的情形。”检察官说。一波三折，检察院提起抗诉2022年2月11日，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决定依法提请重庆市检察院抗诉，同时将虚假诉讼线索移送至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立案调查，另行处理。重庆市检察院审查后，于2022年3月23日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重庆市高级法院审理后裁定，由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就安建建筑公司与久添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再审。2023年8月，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审理后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驳回安建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安建建筑公司不服，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法院认为，双方并未形成建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合意，难以认定双方已经建立真实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安建建筑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欠缺事实依据。2024年1月10日，重庆市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月29日，王兵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并获得执行法院支持。王兵最终拿到执行款本息合计380余万元后，检察机关及时跟进，电话回访王兵，了解到其企业之前因为筹集不到充足的资金，经营状况困难，现在拿回了欠款，对客户终于有了交代，双方重建了信任，合作也顺畅了很多。经过检察机关的护航，王兵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了希望，更是由衷感谢检察机关的帮助。（文中涉案公司、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专业营养师提供月子餐专业护士全天候照料宝宝和产妇身体同时还提供心理辅导美容保健及产后恢复课程……近年来号称“一人住进去，全家都‘解放’”的月子中心市场火热供不应求尽管动辄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天价月子中心”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为刚生产完的妈妈和新生儿投资最好的照顾然而伴随月子中心“野蛮生长”也涌现出各种乱象和问题给母婴安全健康带来隐患月子中心乱象频发目前，市面上的月子中心主要包括这样几类：医院附属机构、酒店式、独栋别墅式、公寓式等。虽然是“坐月子”，但服务基本上都包含月子餐、产妇运动课、产康项目、婴儿游泳等多种项目。相比请月嫂，月子中心的价格明显较高，低则数万元，高则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有的月子中心价格低些，往往就在居民区里租几间房，再雇几个月嫂，就可以开门揽客；有的开在宾馆里，或在高级酒店里长期租用套房来营业。然而，这些场所没有独立的消毒区，又环境闭塞、空气流通性差。产妇身体虚弱，且新生儿免疫力比常人更低，很有可能发生交叉感染。目前，母婴保健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专门的经营范围、行业类别表述及注释，所以被归类于居民服务中的“家庭服务”。虽然自2017年9月1日起，《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开始实行，但这个非强制性的标准缺乏约束力。因此，月子中心的开办并没有专业要求，与普通商业机构一样，只要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后即可营业。开办月子中心的准入门槛低，其从业人员也存在缺乏相关资质等情况。比如市面上的育婴师职业资格证书鱼龙混杂，还有一些培训机构违规开设资格认证，花钱就能买证，真伪难辨。一些接受过月子中心服务的产妇也反映：月子餐菜品差、数量少，后厨卫生条件差，消毒防疫措施不到位。另外，医疗服务不到位也是舆论普遍反映的问题。一位“二孩”妈妈向媒体投诉称：“花了7万元入住月子中心，却因会所设施和服务中的种种问题，致使二宝感染肺炎被紧急送医，而自己也一度高烧不止。至今，月子中心依然没有和我达成赔偿协议。”整体来看，月子中心行业存在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医疗服务不到位、举证维权难、价格昂贵等多种问题，原本该让人们放心、安心的场所，却暗藏种种隐患。监管主体不明确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检察官正在对某月子中心食品安全情况进行调查。（来源：资料图片）谁来监管乱象丛生的月子中心？“月子中心在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合同履行等方面存在问题，其监管主体多元化，涉及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消防、商务等多个职能部门。该行业关乎母婴健康，其良性发展与公众的消费理念、市场的规范经营，尤其是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严格监管密不可分。”江西省赣州市检察院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2023年6月以来，赣州市检察院依托“检察+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协作机制平台发现群众投诉问题线索，通过“月子中心”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发现赣州部分月子中心存在违规经营问题，可能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于是，该院立即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联合中心城区检察院对辖区月子中心开展调查核实。“我们现场调查发现，部分月子中心未按规定执行食品留样制度、厨房卫生状况差等食品经营不规范。部分月子中心未按医疗器械有关规定等开展相关服务，相关广告宣传存在易让消费者误解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承办检察官说。比如有的月子中心厨房的食品留样容器上未标注留样时间点，部分容器上字迹已磨灭，无法识别，容器内的食物均冷冻结冰，未做到每餐次的食品成品留样，未记录食品留样情况。消毒柜里的隔水垫存在发霉发黄现象。部分餐具未放入消毒柜消毒。有的月子中心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但在商品展柜里陈列了数盒鲁润牌血红素铁胶囊及葵花多种维生素硒片等保健食品，且未设立保健食品提示牌。有的对外广告宣传资料中含有“足不出户，为产后妈妈做彩超”“采用三甲医院的医护标准，现代医学与传统月子文化相结合”等虚假宣传内容。还有的对外广告宣传资料中含有“专业标准作业体系，依托三甲医院专家资源支持”等虚假宣传内容。赣州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月子中心经营过程中提供了产后照护、诊疗康复、餐饮、住宿等多种服务，其是否依法合规经营事关广大妇女消费者群体切身利益。月子中心的相关立法规制还不健全，监管职责规定不明确，容易发生监管乏力现象。检察建议助推月子中心乱象治理为进一步明晰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职责，2023年7月21日，赣州市检察院、赣州市章贡区检察院联合对督促整治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侵害妇女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进行了公开听证，市、区两级行政机关代表参加听证会。经听证评议后，与会各方一致认为，从有利于母婴健康和有利于监管的角度综合考虑，对月子中心监管应进一步明确牵头监管部门，各行政职能部门之间应强化监管联动和信息共享，共同规范月子中心的经营行为。虽然现有法律法规未对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明确规定，但综合考虑，目前月子中心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监管更有利（已取得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则由卫健委牵头），月子中心如涉及其他违法经营行为则由其他行政职能部门监管，如涉及非法行医和违规使用医疗器械的行为则依法应由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监管或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听证会后，赣州市、区两级检察院分别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和磋商意见书，建议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对涉案月子中心经营中的相关不规范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加强对辖区月子中心等母婴护理机构的执法检查，规范母婴护理机构市场经营行为；加强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联动，强化信息共享和线索移送，探索建立行业治理长效机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行政机关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落实整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卫健委和消防部门联动开展了月子中心专项行政执法整治活动，印发《关于开展月子中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组织对全市现有提供用餐服务或有食品销售服务的月子中心开展专项整治；在全市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月子中心”广告专项治理，突出整治虚假夸大、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等违法违规广告发布行为，压实互联网广告主体责任；强化价格和竞争行为日常监管等。今年3月，赣州市检察院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及妇联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对该案开展公益诉讼“回头看”。经现场查看，涉案问题基本整改到位，经营者的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得到强化，也进一步规范了经营行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跟进监督，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监管长效机制。2024年3月，赣州市检察院与市妇联通过会签文件建立了全市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促推母婴护理行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检察官表示。（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月子中心乱象频发，谁来监管怎么治理》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有30年草莓种植经验的果农买了7400棵“红颜”草莓苗种下然而即便每日精心养护这些草莓苗既不开花也不结果果农认为是苗不好商家则认为是果农没有养好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法院判决又为什么迟迟不能执行到位？7400棵草莓苗颗粒无收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塘雅镇的村民老刘是一名草莓种植户，30年来一直以草莓为营生。2018年9月，暑气仍未消的时节，老刘每天精心养护自己种下的7400棵“红颜”草莓苗。这一年的草莓苗原本长势良好，可到了开花的季节，周边人家大棚里的草莓蔓上早已密密麻麻地开满了花，而自己棚里的草莓苗却一个花苞都没有。草莓花果期只有一个月，老刘心急如焚，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老刘先找到了邻村的李登福，这批草莓苗正是从他那里买来的。得知草莓苗没有正常开花，李登福也跟着老刘去大棚看了几次，他也找不出原因，只是说：“这种苗我卖了几万棵，别人家都是正常的，我的苗肯定没问题，说不定是你没养好。”四处打听之后，老刘发现，同样在李登福处购买草莓苗的方文龙、方文华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于是，三人一起找李登福要说法。这一次，李登福表示，草莓种植与天气有很大关系，种植期间连日阴雨，湿度太大也可能造成花芽退化，与他售卖的果苗无关，因此不愿意赔偿三人损失，双方不欢而散。面对这样的结果，老刘三人知道，已经无法再与李登福“私了”了，于是，2018年11月，三人一同向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经金华市金东区农业农村局特产站、植保站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查，专业人员鉴定，该批“红颜”草莓植株生长良好，没有发现病虫，第一花序生长势弱、细小、果少，与其他正常生长大棚差异大，基本可以排除管理不善、天气因素、病虫危害等造成的影响。专业人员预估，果农们的损失约为350公斤/亩。拿到农业农村局专业人员的鉴定意见后，老刘心里有了数。2019年1月，老刘三人通过法律援助途径向金华市金东区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审理，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登福作为“红颜”草莓苗的培育者，集生产、经营于一身，在其未举证证明存在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应承担因种子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需向老刘三人赔偿近5万元。被告缘何不赔偿？拿到判决书的老刘，本以为这件事尘埃落定了，但一直到2024年3月，距法院判决已经过去4年多了，相应的赔偿款却一直都没能拿到手。于是，老刘三人到金华市金东区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申请开展民事执行监督。老刘表示，李登福名下有房产，也有务农的收入，但到现在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赔给他。去年，老刘又买到了劣苗，损失惨重。“我是一个农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检察官，你们能帮帮我吗？”面对检察官，老刘满面愁容。收到该监督申请后，金东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第一时间就案件情况展开调查。经核实，法院早已对被执行人李登福的房产进行了查封，但李登福被查封的房产属于集体土地，价值也远超于标的，不宜处置，强制执行受到了阻碍。因李登福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2019年11月，法院依照程序终结了案件执行程序。办案检察官多次电话联系李登福，但他拒不支付赔偿款，也拒绝协商。李登福态度为何如此强硬？办案检察官实地走访，找到李登福所在村的村干部了解情况。原来，李登福夫妻也是草莓果农，并不具备成熟的育苗技术，只是平时会零散培育一些“红颜”草莓苗用以贩售。老刘事件一出，李登福夫妻都觉得倒了霉，心里积攒了不少怨气，再加上李登福去年又查出了肺癌，举家生活困难，履行能力有限。深入了解化心结2024年3月12日，在金东区社会治理中心，金华市检察院和金东区检察院上下联动，联合金华市、金东区两级信访局、金东区委政法委、金东区法院、金东区农业农村局，由两级院检察长在社会治理中心现场接访，引导双方当事人依法合理解决诉求。在深入了解问题症结后，金华市检察院检察长钟瑞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涉及民事执行程序、标的金额差距、后续介入监督等问题逐一向老刘解释，给出了最有利于当事人的解决方案，并要求金东区检察院牵头协调，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冤家宜解不宜结。为了彻底化解双方的矛盾，检察官召集了双方当事人，联合执行法官、农业农村局干部进行调解。现场，谈及双方在发生矛盾之前和睦相处的往事，彼此都有些动容。在多方努力劝说下，双方终于打开心结，各退一步，握手言和。“我又何尝不想早点了了这官司，可是看病要钱，生活要钱，我实在拿不出来啊……”3月13日，李登福与老刘等三名草莓果农一同来到金华市金东区检察院，李登福从口袋里拿出了想尽办法凑齐的6000元现金。面对他的窘境，老刘也生了一丝同情。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当场签署了和解协议。因三名果农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金东区检察院依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层报上级院联动救助，共计发放救助金4.2万元，有效缓解了三名果农的困难，解其燃眉之急。让“中国草莓之乡”无后顾之忧金华市金东区素有“中国草莓之乡”的美誉，每到草莓成熟季，不仅吸引本地居民前来购买或采摘，外地游客也纷纷过来“打卡”。然而，适宜草莓种植的时节并不长，果农一旦买到了劣苗，对其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调解该案的过程中，办案检察官了解到，当地没有有资质的草莓苗培育基地，果农光凭自己的经验无法判断草莓苗的优劣。基于这一情况，5月25日，金东区检察院联合金东区法院向农业农村部门发送了检法联合“双建议”书，针对检察办案和审执活动中发现的辖区内存在种质资源、育种技术、繁育加工、生产营销、无正规种苗培育（销售）场所，种苗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不足，果农自行繁育留种造成种性退化等问题短板，建议推动加快种业基地建设，规范种苗销售市场。目前该区多部门已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对接省市农科院在澧浦苗木市场设立种苗销售专区。“太好了，以后我们买草莓苗就有保障了，再也不用担心买到劣苗了！”老刘真心实意地感叹道。（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就在吴姿被批准逮捕的第二天办案检察官发现“吴姐”账号居然更新了一期视频视频中“吴姐”仍然潇洒地视察着她公司最近承办的2个多亿元的项目视频下方粉丝纷纷留言“吴姐”居然回复了“最近比较忙”“谢谢大家关心”已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吴姿怎么还能使用手机和账号？看来，看守所外面可能还有一个“吴姐”“美国千金”原来是无业大妈“大家好，吴姐开始直播了，大家关注点起来，礼物刷起来啊，谁的礼物冲到榜一，我就介绍工程给他做！”2021年7月，某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个账号为“南京建设吴姐”的女主播，她的直播间中涌现了大量的粉丝，多数都是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人员，希望通过在直播间的互动和打赏可以结识到“吴姐”这种“大人物”，拿到工程项目。直播间刷礼物的人不少，邓小姐等多名粉丝甚至从线上跟随到线下，通过请“吴姐”吃饭、送礼以期获得“吴姐”手中的工程项目。“吴姐”也不负众望，带领各位粉丝参观了位于江苏南京、淮安等地价值数亿元的多个项目，大家纷纷感叹“吴姐”的工程实力，并对其趋之若鹜。“吴姐”自称叫吴姿，翻看她发布的“吴姐”视频，可以看到，吴姿是美国帝国集团的千金，在美国生活多年，回国后创建了南京建设公司和东胜房地产公司并担任董事长职务，目前离异单身，跟同母异父的弟弟王伟生活在一起。看到如此优质的女性，不少粉丝甚至向吴姿发出了爱的表白。“我希望你能做我的女朋友，我可以把我转业的安置费都给你，我们成立一个小家。”陕西的退伍军人李兵迷恋吴姿魅力无法自拔。在吴姿同意做他女朋友后，李兵多次给了吴姿不少现金，还购买各种黄金首饰、名牌烟酒讨其欢心。李兵没想到的是，吴姿的男朋友可不止他一人，江苏盐城的黄枫、湖北武汉的周奇都是吴姿认证的“唯一”男友，跟李兵一样，他们都相识于视频平台，都被吴姿的“高贵身份”所吸引，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吴姿“弄走”数万元不等。因为爱意难收，李兵等人纷纷在直播间以吴姿男友身份向吴姿频频示爱，几人私下一联系，吴姿脚踏几只船的戏码穿帮了。李兵等人报警后，警方找到吴姿，这才发现网上“年轻美貌的美国千金”其实是个没有工作的50多岁女人。“弟弟”才是真正男朋友吴姿被抓后，否认自己的诈骗行为，辩称与多人同时恋爱顶多算是不道德，不是诈骗。随后她提供了自己注册南京建设公司的材料，称她的确有公司，虽然规模不大，最多算是过度包装、虚假宣传，不能说是犯罪。警方很快就戳破了吴姿的谎言。吴姿小学四年级没上完就辍学了。她之前在机电厂做过洗衣机配件，是个工人，没有任何工程建设方面的工作经验。离异后她曾经谈过一个对象，此人在工地打工，她跟着去过工地几次。2020年底，因嫌劳累从厂里辞职，吴姿没有经济来源，就想到通过直播赚钱。为了吸引流量，获得丰厚的打赏报酬，吴姿精心编造了夸张的精英身份。吴姿口中的“南京建设公司”是报警前几日才刚注册成立，且公司仅有吴姿一人。带领大家参观的工地也是她给工地保安塞了几包烟后走后门溜进去的。所谓的“美国帝国千金”“美国护照”更是无稽之谈。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吴姿口中的同母异父弟弟王伟，真名叫王军，是她同居了6年的男朋友。随着调查的深入，面对各种证据，吴姿只能低头哭泣着说，自己是因为太过虚荣，想要不劳而获才走上错误道路的。吴姿没有提到王军共同参与诈骗，公安机关仅将王军作为证人进行谈话，认定吴姿诈骗多人财物共15万余元，并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进了看守所怎么还能发视频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立即全面审查了案件的所有证据，5名被害人能够证实吴姿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骗取钱款，微信聊天记录、支付流水能够证明被骗经过及被骗数额，吴姿也承认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现有证据认定吴姿构成诈骗罪不成问题。但当时检察官也有个疑问，吴姿诈骗的现金有3万多元不知去了哪里。带着疑问，检察官讯问了吴姿，吴姿回答说和王军一起生活消费了。王军跟吴姿同吃同住，吴姿每天直播，王军肯定是知情的，之前民警也找王军谈过话，他承认知道吴姿直播骗人，但称自己没参与过，还说曾劝过吴姿不要骗人。检察官觉得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吴姿曾说，王军有工作，月收入4000元左右，每天早出晚归，他知道自己在直播，但没帮自己骗人。吴姿和王军的说法看上去一致，但检察官并未消除疑问。审查逮捕时间只有7天，检察院决定依法先批准逮捕吴姿。就在吴姿被批准逮捕的第二天，办案检察官发现“吴姐”账号居然更新了一期视频，视频中，“吴姐”仍然潇洒地视察着她公司最近承办的2个多亿元的项目。视频下方，粉丝纷纷留言“好久不见”“吴姐，最近去哪儿发财了”“吴姐最近怎么没有直播”等，在零星的几条留言下面，“吴姐”居然回复了“最近比较忙”“谢谢大家关心”。已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吴姿怎么还能使用手机和账号？看来，看守所外面可能还有另一个“吴姐”，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王军。抛出“秘密武器”办案检察官立即将发现告诉了侦查人员。检察官认为，王军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他可以随意登录吴姿的账号。因为之前王军在与民警谈话时展现出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为了不打草惊蛇，承办检察官决定先从外围证据查起。随后，检察官请民警调取了王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发现王军跟一陈姓女子交往过密。梳理银行流水，发现在2022年5月，即直播诈骗期间，王军账上有两笔共2万元的存款。王军每月的工资由老板直接转账，这突兀的2万元的来源是疑点。翻看了民警调取的吴姿账户的打赏流水和交易记录，检察官发现吴姿被打赏的资金里有近3万元被取现了。这笔钱与王军存款的数额相差不大。为了查清钱的去向，检察官再次提审吴姿。“王军到底有没有跟你一起诈骗？”吴姿摇头不肯说话，见状，检察官只好抛出了“秘密武器”。“王军是不是有个叫陈娟的女性朋友？”检察官问道。“你们怎么知道的？他俩又好上了？我就知道这个死鬼死性不改，还是被那个小狐狸精拐走了。”提起陈娟，吴姿情绪非常激动，随后和盘说出了与王军一起诈骗的经过。“我小学文化都没达到，我哪里会写文案，都是王军写下来教给我的。”“他常在我的直播间里出现，李兵那些人都认识他”“打赏的钱也是王军带我去我家旁边的菜市场套现出来的……”通过全面调取证人证言、相关物证、交易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检察官将王军列为犯罪嫌疑人，对其讯问。证据面前，王军低头认罪，承认了犯罪行为，帮助吴姿拍摄短视频，帮助她在直播间站台，将打赏套现后转移，甚至将骗来的一辆汽车登记在自己名下。至此，王军犯罪的证据链条完整了。在律师见证下，王军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鉴于该案已全部退赃退赔，法院采纳了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对王军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5万元，对吴姿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文中涉案公司、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谁是女主播的真正男友》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早在大地公司申请破产前李泉海就决心在“凿沉巨轮、跳船上岸”之前再捞最后一票把公司最优的固定资产据为己有——把最肥的肉端走，清汤留下！然而作为大地公司的董事长李泉海自然不能用自己的名义赤裸裸地侵占公司资产而是在账目和债务上动起了歪脑筋…………国有公司面临破产李泉海原是河南省南阳市国有控股公司——大地化工有限公司（简称“大地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各种专用复混肥料，作为县域国有企业的优秀代表，其生产、销售在省市同行业中遥遥领先，曾是一度承载着服务“三农”梦想、惠民强农的“巨轮”，应该说，李泉海为大地公司的发展作了一些贡献。但是，李泉海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太大了，而忽视了广大干部职工付出的巨大劳动。企业改制后，李泉海就开始忘乎所以，特别是在他担任董事长期间，产生了“拉了半辈子车，赶快捞一把”的想法。此后，李泉海就把公司财务作为私人的“钱袋子”，开始大肆贪污贿赂、侵吞国有资产，为个人捞取好处，让公司违规对外提供多笔巨额抵押担保贷款……到2016年，大地公司经营资金被挥霍一空、经济债务官司缠身，名存实亡，被迫倒闭。数十名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清偿债务，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随后，法院查封了大地公司的全部财产。2018年2月，大地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自导自演一出戏俗话说，“烂船还有三千钉”。早在2018年2月大地公司申请破产前，李泉海就决心在“凿沉巨轮、跳船上岸”之前再捞最后一票。首先，他以公司会计杨瑾（李泉海前妻）的名义向公司集资70万元，以其表哥刘华安的名义向公司集资50万元，总计120万元，作为其个人集资款进入公司账户。然后，李泉海如法炮制，通过虚增购进原材料垫付资金的方式，以杨瑾的名义伪造公司垫资9万元凭证，以公司出纳张帆的名义伪造公司垫资191万元凭证，共计200万元。在李泉海的授意下，二人利用职务便利，在公司财务上走了一套入账流程，就正常作为其个人集资款进入公司账户，这一切的实际受益者仍是李泉海本人。公司破产前，如何能让这所谓的4笔集资款作为一般债权在破产清算前就能够优先受偿呢？李泉海紧接着又精心谋划了下一场骗局。李泉海决定通过债权转让、以物抵债的方式，用公司升值潜力很大的门面房抵偿其个人集资款320万元，从而实现债权变现。他与刘华安签订了两份债权转让协议：张帆名下的191万元、杨瑾名下的79万元债权，共计270万元，转让给刘华安——这些债权实际上都是李泉海自己名下的。加上刘华安名义上之前拥有的50万元债权，刘华安已实际拥有公司债权320万元。然后，李泉海以大地公司的名义与刘华安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书，用大地公司的临街门面综合楼和行政办公楼抵偿刘华安320万元借款。最后，李泉海为了让持有债权的刘华安与大地公司直接对接，2017年11月25日，他让公司财务人员给刘华安分别开具了三张大地公司欠刘华安320万元的收据。走完这些账目流程，李泉海就完成了套取公司资产锁链的最后一环焊接。接着，李泉海一人演起了“双簧”。2017年11月27日，他以刘华安的名义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大地公司，要求大地公司以物抵债，偿还其本金320万元及利息。法院受理后，于2017年11月29日主持调解，让大地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之前一次性付清刘华安本金320万元及利息。大地公司自然没有还款能力，李泉海便假装考虑后，同意用大地公司的临街门面综合楼和行政办公楼抵偿刘华安320万元借款及利息，刘华安当然同意。2017年12月15日，双方当事人签收民事调解书，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生效。巧合还是弄虚作假？然而，纸里包不住火。2023年，大地公司财务经营混乱情况被群众举报至纪检监察部门，纪委监委要求内乡县检察院协助审查大地公司有关经济诉讼活动。内乡县检察院立即启动了监督程序，对法院判决、调解大地公司的每一起诉讼案件进行了认真审查。很快，检察官便从刘华安与大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发现了问题。大地公司在面对众多债务的情况下，为什么单对刘华安这笔债务足额清偿呢？这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在审查案卷材料的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发现了疑点：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涉案金额320万元，而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中间仅用一天时间；债权、债务双方密切配合，协商一致，调解过程没有工会代表参与；重大债务偿还缺乏争辩性、对抗性，调解结果顺理成章、没有异议，这是事实上的巧合，还是在弄虚作假？办案检察官带着疑问，在审计部门人员的协助下开始抽丝剥茧，对大地公司的有关账目进出记录、银行流水一笔一笔进行核对。很快，便找到了李泉海以公司会计杨瑾的名义向公司集资70万元，以刘华安名义向公司集资50万元，总计120万元的个人集资款入账银行流水的事实，从而证实了这两笔集资款的真实存在。在对另外两笔共200万元的查证中，检察官发现公司账目虽有借款条据显示，但无该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这就加深了检察官对款项真实性的怀疑。为进一步弄清楚事实真相，办案检察官遂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入调查核实。大地公司财会人员在自相矛盾、难圆其说的情况下，只得将李泉海安排他们伪造集资借据、虚拟债权转让、签订以物抵债等情况和盘托出。可是，为什么李泉海在2017年11月25日又让财务人员将刘华安4笔借款合并成3张大地公司欠刘华安320万元的收据呢？据财务人员供述，李泉海将2笔真集资款和2笔假集资款合并为3笔欠款，意在真假混淆，企图蒙混过关。办案检察官在更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原告债权人刘华安与被告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李泉海系具有亲戚的特殊关系。种种证据都指向一种可能：该案可能存在虚假诉讼情形！设局人被追刑责经过深入调查，检察机关可以初步确认由李泉海背后操作的刘华安与大地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系列纠纷案系虚假诉讼。“这都是李泉海设计的骗局，现在导致我都无法上班了，我不得不更换了电话号码。”当检察官几经周折联系到所谓的“债权人”刘华安时，他急切地表示，“我有错，李泉海是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我们又是亲戚，都是他安排我帮忙这么干的，我真是太冤了！”掌握上述情况后，检察官开始正式询问李泉海，在事实面前，李泉海终于全部招认。经查，李泉海为获得非法利益，炮制虚假材料，指使刘华安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作出调解，确认让大地公司以物抵债偿还其320万元债权，涉嫌恶意串通，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公司合法权益，抵偿所谓大地公司“拖欠”刘华安的“债权”，该调解结果侵害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2023年11月1日，内乡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11月20日，法院采纳了再审检察建议。2024年1月29日，被告人李泉海被法院以贪污罪（虚假诉讼为其实施手段）、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2024年2月28日，内乡县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撤销了原错误调解书，驳回了刘华安的起诉。（文中涉案公司、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打“假官司”，成“真犯罪”》编辑丨肖玲燕

7月4日，由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提起的网络虚假信息治理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奔着高评分去电影院看某部电影却发现大失所望想买某个品牌的化妆品打开用户评价却发现海量信息让人真假难辨……网络水军正在无孔不入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损害消费者对网络消费环境的信任度和安全感刚刚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网络水军”民事公益诉讼案并依法作出了判决——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1200余个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100万元3家公司，3款产品杨明是个“95后”，曾在一家“网络水军”公司里上班，非常熟悉如何利用水军来牟利。2017年11月，杨明离开这家水军公司，自己成立了杰锐传媒公司，并且拉上了前同事李星，让她担任公司商务负责人，负责拓展客户、催款工作。杰锐传媒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影视剧作品、网络游戏等在新媒体平台进行舆情监测和公关处理。公司根据客户委托，在各个社交平台搜集相关新闻信息并形成舆情总结，再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操作。比如，对正面消息加大宣传力度，包括提供“转评赞”“直发”“养号”等服务；对负面事件进行处理，包括投诉、举报类业务。随着业务的增长，为便于以不同公司的名义与客户洽谈价格，杨明又开了另外两家公司，但这三家公司本质上没有区别，服务内容相似，员工也是同一批。杨明名下的公司共开发了3款产品，分别负责舆情监测，向“金V”发布任务，以及向“素人”发布任务。公司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对互联网上各平台的舆论情况进行监测，监测后，根据客户需求，公司会在分发任务的平台上招募“素人”提供“转评赞”“直发”“养号”等服务增加热度。有时，客户会选择购买各平台里粉丝较多、有一定号召力的“金V”们的直发服务，“金V”接单后，会发布相关内容，增加话题热议度。如果出现了负面舆论，则会招募“素人”进行投诉、举报。所谓“素人”，也就是各个平台普通的账号，粉丝较少，单个账号未必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只要投诉的用户足够多，负面舆论能被平台关注到，平台也会对这些负面舆论进行删除、屏蔽、限制流量等操作。杰锐传媒公司也提供“养号”服务，单单在一个网络平台，他们便有1000余个账号，以方便依据客户需求进行公关处理。购买水军服务，热度造假杨明等人对接的客户里，不少都与影视作品相关。有的时候，“差评”是一场“心知肚明”的拉扯。例如，有博主发了某部影视作品的负面评价，客户希望杨明他们能“处理”一下。通过杨明等人的联系，不久博主就会一改对作品的“吐槽”，转而“安利”起来。有个经常与杨明合作的影视文化公司宣传负责人称，他们一般会要求杨明检测某一部影视剧的舆情情况，如若发现有构成侵权的帖子，则会通过发律师函以及让杨明他们投诉举报两种方式来处理。发律师函的成功率比较高，但是平台反馈的时间比较长，直接投诉举报的话处理的速度相较而言更快。杰锐传媒公司承接的业务也不仅仅是面向影视作品相关，还有游戏、直播、网红，只要是想购买流量，都可以找他们。在杨明承接的网络水军业务越来越红火时，他曾经工作过的那家水军公司被公安机关查处了。杨明听到了风声，短暂地暂停过公司的业务，但后来他还是心存侥幸，仍然选择继续。但“顶风作案”的杨明没能躲过去。公安机关在“清朗行动”工作中发现了杰锐传媒公司开展有偿删帖，涉嫌非法经营罪的情况。经立案侦查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杨明。2022年5月12日，杨明在杭州住所被抓获归案。同日，李星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至案发时，杨明名下公司已有40余名员工。2023年2月23日，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滨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滨江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汤秋静告诉《方圆》记者：“在审查案件中的聊天记录时，我们发现，市面上存在影视作品购买水军服务的情况，这种竞争几乎已经成为行业的内卷常态。”2023年6月13日，滨江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向滨江区法院对杨明、李星等提起公诉。同年7月14日，此案公开开庭审理。9月20日，滨江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对杰锐传媒公司、杨明、李星定罪。提起虚假信息治理民事公益诉讼刑事案件之外，滨江区检察院积极履行公益诉讼职责，审查认为：杨明一案中，被告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开展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系流量造假，通过发布、删除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属于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行为。刑事案件对所证实的19.3万余元“投诉举报”任务进行了评判，但上述平台还完成“转评赞”“直发”任务24万余条，任务金额合计896万余元，行为同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滨江区检察院认为，网络信息是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网络信息的真实、可信是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杨明及相关公司的行为破坏了网络生态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侵害了广大网络用户的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汤秋静表示，被告杨明及相关公司，在未对信息真实性进行甄别的情况下，采用操纵数量庞大的网络水军干预网络信息呈现，其评论或删除的信息均非网络用户的真实体验，但却达到虚增客户指定作品或产品的影响力、曝光度、好评度，人为降低负面消息影响等作用，破坏健康、良性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环境。再者，杨明等人通过操纵网络水军引导评价方向，营造虚假热度，对网络消费者造成误导，使其不能获悉产品、服务的市场评价等真实信息，侵犯了不特定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损害消费者对网络消费环境的信任度和安全感。2024年4月17日，滨江区检察院对杨明及其所开的3家公司在互联网上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依法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由于此类案件尚无先例，滨江区检察院邀请业内多名专家学者开展专家论证会进行讨论，综合考虑四被告发布任务的数量和金额、主观过错和恶意程度、侵权持续时间、社会影响、已受刑事处罚等因素，根据网络生态破坏的情况和程度，考虑治理和修复相关损害所需的费用，确定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同时，相关责任人应当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2024年7月4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注销“网络水军”的虚假账号1200余个，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100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公司均为化名）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90后”刘东天生头发稀疏不苟言笑在平时的生活中便经常被人调侃“显老”自从决定假装单身和网上认识的女性谈恋爱、骗钱后他便放弃和“小鲜肉”竞争将自己伪装成“70后”并把目标锁定为中年女性“中年妇女对颜值要求不高，也更有钱”“90后”伪装成“70后”因与人发生冲突，刘东被单位开除了。这次失业后，刘东很难再找到工作，妻子张春华负责支付他的日常开销。但由于工作较忙，张春华有时不回家，有时去母亲家照顾女儿。渐渐地，妻子给刘东的零花钱不能满足他的娱乐需求，他开始琢磨着怎么在网上赚钱，很快就找到一种投入少、回报高的方式——假装单身和网上认识的女性谈恋爱、骗钱。刘东天生头发稀疏，不苟言笑，在平时的生活中，便经常被人调侃“显老”。眼见在一群“小鲜肉”里没有竞争力，他便把目标转向中年女性。为了迎合她们，出生于1990年的他谎称自己出生于1975年，离异，有两个女儿，且女儿跟着前妻。“我长得不帅，现在‘90后’小姑娘都不上当，重要的是她们也没钱，而离异的中年妇女都比较寂寞，对颜值要求不高，也更有钱。”案发后，当被问及为什么把目标放在中年女性上时，刘东这样说。为了完善自己的人设，增强年龄的真实性，刘东通过小广告找人帮他制作假身份证，并把自己的身份证发给了对方，没过多久对方把他的生日从1990年改到了1975年，刘东还用假证件通过了交友网站的身份信息认证。这张伪造的身份证上只有年龄信息是假的，姓名和照片都是真实的。刘东认为，个人信息就是要这样真假参半，才最可信。他为自己编造了新工作——一名辅警，还虚构了警号。他开始利用自己的新人设畅游网络世界。新人设带来的财富时年49岁的周娜是被交友软件大数据按照“附近的人”自动推送给他的，软件可以选择年龄和距离范围，根据需求进行推送。与刘东不同，离异的周娜在网站注册交友是为了结婚。周娜几年前与前任丈夫离异，没有子女，离异后一直处于独居状态。她的社交网站的个人简介是：平淡简单。这是她眼中自己日常生活的写照。因为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人不多，周娜想到通过社交网站接触异性，希望再次走进婚姻。周娜对社交网站十分警惕，她只选择附近能够见面了解的对象，而且拒绝长相特别好看的“网图”。刘东完全符合她的预期，照片不帅但生活化，收拾得干净利落，还是一名警察。刚认识的时候，刘东按照包装好的人设介绍自己，但两人的第一次聊天并不投机。周娜发现刘东对自己爱搭不理，就把他删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刘东又主动加她。这次他变得十分积极热情。简单了解一个多月后，2021年12月15日，刘东和周娜就“奔现”了。见面之后，周娜对刘东的外表十分满意，两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刘东知道，这条“鱼儿”上钩了。认识之后，刘东开始偶尔在周娜家过夜，经常用甜言蜜语哄她。谈及结婚，刘东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是单身，和周娜认识也是往结婚上发展的。刘东对周娜说，自己第一次见面就对她印象不错，还说：“都这个年纪了，不会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不出意外的话一年内就可以结婚。”周娜听后对他十分满意。不料没过多久，除了每天的嘘寒问暖外，刘东开始以各种理由向周娜借钱。2021年12月20日，刘东对周娜说自己欠了房贷，需要一部分钱来周转，向周娜借款7000元。周娜没想太多就转给了他。后来刘东又称自己有个投标项目需要用钱，并承诺会很快还给她。那段时间，两人保持着几天见一次面的频率，有了男女朋友这层身份，再加上很快就要结婚的承诺，周娜被哄住了，多次给刘东转钱。后来，刘东借钱的理由越来越“五花八门”，包括人情往来、介绍工程、路费等。为了让周娜放心，刘东每次要求周娜转钱时，都会要求她注明这笔钱是借给他的。刘东说，这是为了方便计算利息，并且承诺以后还钱。可事实是，刘东一次也没还过钱。周娜的积蓄逐渐被掏空，就开始催促刘东还钱，但刘东不仅不还，还要求周娜注册各类贷款App，继续借钱给他，并承诺很快就会把本金和利息一起归还。有一次，周娜突然问刘东：“你不会是骗我的吧？”刘东向周娜发送了自己身穿制服扶老人过马路的照片，还说，自己下午要回中队开会，这让对他产生了一丝怀疑的周娜又打消了疑虑。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朱晴的婆婆遭遇了一次车祸颅脑受到损伤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语言功能也产生障碍手术后儿子儿媳将她送入一家康复医院并给她请了一个护工在一次探视过程中病友家属偷偷告诉朱晴“你婆婆天天都被打”朱晴的婆婆到底遭遇了什么？婆婆脸上的伤痕2023年4月底的一天，朱晴的婆婆袁芝霞在老家河北骑电动车时发生车祸。事故发生后，家人赶忙把袁芝霞接到北京治疗。车祸导致袁芝霞的颅脑受到损伤，她变得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语言功能也产生障碍。虽然已经完成手术，但是年过60岁的袁芝霞需要经历漫长的术后恢复时间才能修复大脑损伤。同年8月，袁芝霞的家人将她转入了一家康复医院。家人希望通过后期的护理，帮助袁芝霞恢复身体状态。袁芝霞的情况需要24小时全天陪护。寻找合适的护工，成为重要问题。袁芝霞的家人了解到该医院与一个家政公司长期合作。袁芝霞的家人觉得，与医院合作的家政公司，应该比较放心。所以，袁芝霞的家人委托该家政公司安排护工来照顾袁芝霞。很快，家政公司就为袁芝霞派来一位与她年纪相近的护工胡珍蓉。2023年8月10日起，胡珍蓉开始照料袁芝霞。袁芝霞的儿媳朱晴每天都会抽出1至2小时的时间来医院看望婆婆。朱晴观察到胡珍蓉对待婆婆非常细心，对自己也热情友善。朱晴还看到过胡珍蓉与病房里的其他人聊天。朱晴觉得胡珍蓉人还不错，比较信任她。9月5日，朱晴像往常一样来医院探望袁芝霞。这一次，朱晴发现婆婆的脸上有伤痕，朱晴望着袁芝霞担心地问道：“您是怎么受伤的？”可是袁芝霞只有沉默。过了一会儿，胡珍蓉离开病房。旁边的病友家属赶忙小声告诉朱晴：“你以为你婆婆脸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是被你家护工打的，她基本上天天都被打。”明目张胆的暴行袁芝霞住在一间三人间病房，该病房隶属医院的神经康复科。病床在靠近门口的位置。袁芝霞旁边的病友是一个年轻女孩，她的母亲在照料她。另一个病友也请了护工，那个病友的儿子时常来看母亲。虽然不是每天都来医院，但那位病友的儿子说，他至少三次看见胡珍蓉打骂袁芝霞的场景。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胡珍蓉也丝毫没有手软。每天早上八九点，主治医生就会到病房查房，主要是检查病人的身体情况和恢复状态。检查身体时，医生需要袁芝霞做出相应的体位。因为袁芝霞已经无法自行控制身体，胡珍蓉就得在旁边帮助她做动作。这时，胡珍蓉就会显得不耐烦。她粗暴地折叠起袁芝霞的身体，强迫她摆出要求的姿势。之后，医生完成例行检查就离开了。为修复损伤的神经，袁芝霞每周一到周五都要定点去医院的高压氧舱吸氧。高压氧舱距离病房有一定距离，袁芝霞只能乘坐轮椅前往。为防止袁芝霞在轮椅上乱动，胡珍蓉就找来绳子捆住袁芝霞的身体，把她绑在轮椅上。胡珍蓉一边使劲勒住绳子，一边恶狠狠地骂袁芝霞。因为无法控制排泄，袁芝霞经常会弄脏身上的衣物。为避免频繁给袁芝霞换洗清洁，胡珍蓉有时索性就让袁芝霞光着身体躺在那里。胡珍蓉的性格阴晴不定，只要她心情不好，就会打骂袁芝霞。胡珍蓉会用手揪袁芝霞的耳朵，有时是扇嘴巴或是击打她的头部。甚至，胡珍蓉还会拿放在地上的布鞋去抽打袁芝霞的脸部和身体。朱晴来探病时注意到袁芝霞身上的红印和擦伤，胡珍蓉就会以袁芝霞不配合检查、自己乱动致受伤为借口，应付过去。就在2023年9月5日的前几天，胡珍蓉的脾气越来越差，对袁芝霞的打骂程度比以往都要剧烈许多。当天，胡珍蓉因为用力过猛，直接将袁芝霞的脸打出血，一道血痕清晰可见。作为护工，胡珍蓉自然知道如何掩盖自己的暴行。借着在医院的便利，她拿到医用的透明胶带，并将胶带粘到袁芝霞脸部出血的地方。虽然袁芝霞的神经受到损伤，但是并不代表她失去了感受疼痛的触觉。只是，她无法开口清楚地将这一切告诉家人。相关单位应承担监管义务了解到婆婆所受的对待后，2023年9月5日傍晚，朱晴报警。民警立即赶往医院，将胡珍蓉抓获。报警后，该医院的护士发现袁芝霞脸上还有一块透明胶带，里面藏着一处已经结痂的伤口。案发后，朱晴将袁芝霞转离该医院。病房内并无监控，但却有多名目击证人证实胡珍蓉对袁芝霞实施了殴打、虐待行为，而且胡珍蓉也会在医院其他地方动手，在办案人员找到的监控录像中，胡珍蓉陪同袁芝霞去做检查时，众目睽睽之下，多次对其推搡、捆绑、往脸上泼水等，对其十分粗暴。后期，医院的员工也将知情部分告知警方。经过伤情鉴定，袁芝霞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公安机关随后将此案移送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发现，胡珍蓉没有正规的护工资格证，她不具备上岗资格。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检察官在调查胡珍蓉过往从业经历时，了解到过去五六年，她一直流转在各大医院担任护工。她主要照料的对象都是像袁芝霞这样神经受损的神经科病人。2024年1月4日，丰台区检察院以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对此案提起公诉。2024年3月29日，丰台区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判处胡珍蓉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禁止其在刑满释放之日或假释之日起三年之内从事看护工作。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说：“胡珍蓉所属家政公司和医院是第三方劳动派遣关系，双方签署了一份陪护服务协议，在协议中写道，医院对家政公司开展陪护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但是并没有约定医院对普通病人或者其他类型病人有明确的监管职责。”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北京市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医疗机构应当使用培训合格的医疗护理员从事相应工作，且医疗护理员应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经考核通过领取北京市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结业证书，方能上岗执业。同时，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医院对到院就医的患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据此，2023年12月，丰台区检察院就此案向医院和家政公司分别制发检察建议，随后收到回函。检察建议重点提到三点内容：第一，家政公司未做到严格把关和审核所属员工的上岗资质，要求该单位在今后对员工资质进行实质审查。第二，希望家政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法治宣传教育，避免再次出现不法行为。第三，医院对病人有照顾、看护责任和义务。像袁芝霞这类特殊的神经科病人，他们普遍没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近年来，家政行业迅速发展，也出现准入门槛低、把关不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督管理不到位等乱象。一方面，家政公司应严格考察从业人员的资质品质，开展专业培训和法律教育，接受劳务派遣的养老或医疗机构也应履行监管义务，防止侵权行为发生。另一方面，家属在聘请护工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并全面考察中介机构的资质、劳务合同及护工的从业经历、个人素质，通过亲自照料、查看监控等方式进行监督，切勿轻信表象，发现被护理者可能遭受不法对待的，应及时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6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婆婆脸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晚上7点原本约好回父母家吃饭的王冬冬并没有如约前来父母家手机也是关机状态到了深夜11点老两口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报警民警查询到王冬冬在一家酒店有开房记录于是联系该酒店工作人员去房间看看酒店工作人员用门卡刷开房间发现屋内一片狼藉一名女子掩盖在被子之下浑身赤裸、身体僵硬已经没了呼吸该女子正是40岁的王冬冬酒店监控显示当天，也即2023年1月19日的中午她和一名男子一起进入酒店房间当天下午5点许男子独自离开房间监控里显示男子并无异常……该名男子是谁？王冬冬究竟是怎么死的？一同进入酒店房间的男子是谁法医的鉴定结论显示，王冬冬的死因是体内含有头孢克洛、唑吡坦、替硝唑和艾司唑仑这几种药物残留物（不能确定哪种药物对死因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法医初步判断王冬冬很可能是因为喝了带有药物的酒和饮料后导致的死亡。对于被害人的药物中毒情况，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付晓梅给《方圆》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正常服用药物500毫克，头孢克洛能达到的血药峰值是每毫升6.3微克。法医鉴定结果显示，王冬冬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已经达到了每毫升53微克，也就是说，她至少服用了8片500毫克的头孢克洛。这是一个致死的剂量。”警察初步判断，监控中出现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通过排查，警方很快找到该男子，他叫彭克军。2023年1月20日早上6时许，彭克军在家中被民警抓获。经过讯问，民警得知王冬冬与彭克军保持了3年的情人关系。3年前，王冬冬和彭克军同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工作。当时，彭克军和王冬冬都已结婚，王冬冬和丈夫育有一女。但一次酒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彭克军跳槽去了另外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离职后的彭克军和王冬冬保持联系，两人共同的同事和朋友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一层”关系。到案后，彭克军对民警说，王冬冬性格强势，经常数落他。但是王冬冬又觉得彭克军在培训机构教语文，能帮她女儿免费辅导功课，所以一直跟彭克军保持着关系。“我想跟王冬冬断绝关系已经很久了。”经过公安人员多次讯问，彭克军坚决否认自己投放了药物，只承认自己捂住了王冬冬的口鼻。法医鉴定认为，这两种方式都可能导致王冬冬死亡。之后，彭克军辩解两人本是相约自杀，药物是王冬冬自己投放的，她想自杀，后来，她在和自己玩性游戏中意外死亡。她真的是自杀吗2023年2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依法介入此案侦查。检察官分析证据认为，彭克军的嫌疑非常大，检察机关要认定彭克军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需要结合全案证据予以分析。经过调查走访，检察机关判断王冬冬基本上没有自杀倾向。案发前王冬冬已经跟丈夫谈妥了协议离婚事宜。出事当天，王冬冬还答应父母亲晚些时候回家吃饭，顺道将由父母帮忙照顾的女儿接回家。她还和表妹约好，第二天两人一起吃早饭。王冬冬的行为显示，她对生活是有正常规划和安排的，对未来是充满向往的。检察官判定，被害人王冬冬几乎没有自杀的可能性。既然王冬冬无自杀倾向，就不太可能过量服用药物中毒。而彭克军供述称，王冬冬主动投毒，要与他同归于尽，但是彭克军体内并未检出乙醇、头孢克洛、唑吡坦等药物成分，只检测出少量艾司唑仑和替硝唑。而且，彭克军离开酒店时神色泰然、步履正常，可见彭克军服用药量几乎可忽略不计。而且，如果王冬冬真的是有意投毒，不可能是她体内检测出大量药物，而彭克军服用量却很少。所以，王冬冬投毒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办案人员还排除了第三人作案的可能。付晓梅告诉《方圆》记者，涉案药物来自彭克军的母亲。公安机关从医院调取的药品处方证明，彭克军母亲由于被临床诊断为心悸、焦虑等疾病，从医院开具了一些药物，这些药后来被彭克军分几次找借口拿走了。他们喝的饮料一部分来自家里，一部分来自当时购买。这些药物能不能马上溶解呢？为了解答这个疑问，办案检察官引导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做了一个侦查实验：在相同条件下，把药物投放在了相同的饮料和酒里，发现其均能快速溶解，那么，嫌疑人在案发当天投放药物的可能性也就是存在的。“结合密闭空间杀人的情况，投放药物的人是彭克军的可能性更大了。”办案检察官说。彭克军又称，王冬冬曾经模糊地向他表达过，要拿药物给其丈夫服下，但后来的情况，自己并未多问。这也不符合常理，因为王冬冬和丈夫已经谈妥协议离婚、和平分手，只缺一道手续，王冬冬没有理由要去杀害丈夫。恢复手机备忘录和搜索记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彭克军的作案嫌疑非常大。“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理案件就需要查看手机等移动物品里的证据了。”王冬冬的手机被送入公安机关的物证中心，公安机关利用技术手段恢复了被删除的彭克军手机备忘录和微信聊天记录、浏览器搜索记录。“根据恢复的数据，民警发现，原来案发前，彭克军已经规划好了投毒过程，备忘录里甚至搜索过‘饮料、破壁、药品’等关键词。除此之外，备忘录里有但不限于这样的记录：‘带走4瓶饮料、回家破壁、补打、学校再补打、带走抽屉药品、周四请假、浏览器删记录、湿纸手套。微信记录删除转移，删除，拉黑名字……’”付晓梅告诉《方圆》记者，“这给我们指明了继续侦查的方向。”案发是2023年1月19日，案发前一天的1月18日，彭克军在手机里还记下了销毁犯罪记录的行动预案的备忘录。警方还在浏览器中查到这样的搜索记录：“头孢和酒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可以合理推测，彭克军在案发前已经了解了相关药物毒性，计划研磨溶解相关药物，并借与王冬冬喝酒与饮料之机实施投毒，并将相关手机记录等犯罪信息删除。”付晓梅总结说，“删除的备忘录里存在着定案的关键性证据。”通过这些证据和前面的逻辑推论，付晓梅等检察官基本上可以判定投毒人就是彭克军。随后，公安机关给彭克军做了测谎检测，结论是偏向不通过。直到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彭克军，彭克军还在为自己狡辩、推卸责任：“我不应该冲动，不该用手和枕头捂住王冬冬的嘴和鼻子，在她没有任何反应后，我慌张不知所措，只想赶紧走，没有及时为王冬冬求医，致使她死亡，我现在特别后悔。”案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很怕她把我的家拆散，多次想跟她结束关系，但她一直不同意。”彭克军供述时情绪激动。在彭克军看来，其与王冬冬有共同的工作、朋友圈，对方将自己的亲属关系调查得一清二楚，还掌握了自己很多亲友的电话，王冬冬一直以曝光两人关系为把柄威胁他，让其继续跟她保持这种关系。后来，王冬冬还多次要求其与自己组建新家庭，要求彭克军必须每天与其通话见面，不然就给彭克军的家人通话。案发后，办案人通过调查确认，王冬冬曾经给彭克军的父亲和妻子打过电话，打通了，却又不说话。彭克军提心吊胆地生活了两年多。为了2023年1月19日的见面，彭克军精心准备、多方策划。为了让王冬冬死亡，他事先准备了头孢克洛、唑吡坦、替硝唑和艾司唑仑等药物、酒、饮料，把药物投到酒和饮料里，诱使王冬冬喝下去。彭克军说，王冬冬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一直骂他、数落他窝囊。彭克军气愤难忍，两年来对王冬冬的所有积怨一并爆发。紧接着，他用枕头闷堵王冬冬的口鼻，持续捂了10多秒后，王冬冬不再动弹，直到呼吸停止。当天17时许，彭克军离开酒店，他删除了与案件相关的所有备忘录、王冬冬的微信和抖音账号。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在接受公安机关多次讯问时，彭克军曾按照备忘录记载编造犯罪经过，企图混淆司法机关的侦查方向。“对于办案人员，此案的挑战性在于彭克军隐藏较深、反侦查意识很强，在他编造的故事里，他是一个无辜者，死者才是投毒者，我们一度被他蒙蔽，在案件讨论中一度曾倾向于相信他是一个受害者，只是一时失手杀了死者。”办案检察官说道。然而，检察机关通过客观证据以及结合常识，还有多年的法律经验，一步步推翻了嫌疑人的辩解。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回忆起恋爱初期的经历梁茜脸上还带着甜蜜的微笑但一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梁茜后悔不已：“其实我早该想到在游戏里怎么会遇到真爱呢？”游戏里遇到了“真爱”2022年6月，周末在家无所事事的梁茜打开手机开始玩游戏。在一局游戏里，梁茜遇到了张帆。张帆不仅技术高超，说话风趣幽默，在游戏里还十分维护梁茜。二人虽然是第一次在一起打游戏，却配合得十分默契。一局终了，相谈甚欢的二人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互加了游戏好友，相约日后一起游戏。这次相遇让34岁的梁茜平静的心湖泛起了一丝涟漪。成为游戏好友的两人，不仅经常相约一起打游戏，还在游戏时谈天说地。张帆还大方地送给梁茜价值几千元的游戏皮肤、装备等道具，梁茜很是感动。添加微信之后，二人的关系迅速发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从游戏好友成了“屏幕情侣”。在梁茜看来，张帆长得帅气，即便比自己小十几岁，沟通起来也毫无代沟。因此梁茜对这段难得的缘分十分珍惜，对二人的感情也深信不疑，时时对张帆充满了大姐姐般的关心和照顾。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张帆告诉梁茜，自己生病特别难受，但因为老板拖欠着工资，已经没钱去医院了。听到后，梁茜没有一点犹豫，直接给张帆转了1000元。后来，张帆又以各种理由让梁茜多次转账数百元至几千元不等。2023年1月17日，梁茜收到张帆发来的消息。张帆称他欠了叔叔8000元，一直在被追着还钱。梁茜想着自己已经和张帆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帮他一下无所谓，就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张帆转了8000元，张帆接着说还差朋友6000元打算一起还了，梁茜马上又通过微信转了6000元给张帆。就在第二天，张帆在微信上告诉梁茜审车需要2400元，等工资发下来就还给她。梁茜没有犹豫，又通过微信转了2400元给他。此时的梁茜还沉浸在为小男友排忧解难的甜蜜和自豪中，殊不知在张帆眼里，梁茜不过是“提款机”。“人傻钱多”的屏幕情侣22岁的张帆中专毕业后，在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东莞市等地的酒吧上班当打碟师。打碟师工作每天昼夜颠倒，收入也不稳定，前前后后干了半年，张帆便放弃了打碟师工作，开始尝试在家里通过打游戏的方式挣钱。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梁茜。2022年10月，眼看着年底将近，朋友们吃喝玩乐的聚会也越来越多，没有了工作的张帆正为手里没有钱消费发愁，突然想到了“屏幕情侣”梁茜——自从和梁茜处男女朋友后，梁茜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关切地问询他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好好休息这些生活细节。这些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张帆感受到梁茜十分在乎自己，如此便萌生了骗梁茜钱的念头。“我记得，我第一次向梁茜借钱是在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我谎称自己病了难受，去医院需要花钱，试探着向梁茜借钱。她居然没有一点犹豫。收到钱之后我就呼朋唤友出去吃喝玩乐了。”在看守所里，张帆回忆道。第一次的成功尝试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认定梁茜人傻钱多的张帆彻底放弃了找新工作，只要没钱就向梁茜“借”钱，消费慢慢变得越来越阔绰，胃口和野心也越来越大。生病住院做手术、打了人要赔钱、修车费不够、喝醉酒砸坏了酒吧音响设备、爷爷需要办理后事……张帆编造着各种理由让梁茜给自己转钱。梁茜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为了借钱给张帆，梁茜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父母、亲友伸手借钱，甚至到网上贷款来填补漏洞。随着张帆“借钱”的频率越来越高，“借钱”的理由越来越敷衍，梁茜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张帆跟我说借的这些钱会还给我，说等到2023年7月，他爷爷的遗产到他名下，他就有钱了。”一边是恋人的甜言蜜语，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借款，梁茜左右为难，既担心催促张帆还钱会伤了两人的感情，又担心真的遇到骗子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每当担忧的时候，梁茜只能安慰自己，张帆承诺过一定会还钱，而且张帆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只要他把玛莎拉蒂车子卖了，再加上从他爷爷那里继承的遗产，总是能还上借款的。不过，沉重的经济压力最终还是逼得梁茜提醒张帆还钱，可是这个时候的张帆却出现了各种变故：先是“爷爷的遗产迟迟没有分到手”，接着是“拥有的玛莎拉蒂成为一辆事故车卖不出好价钱”，然后是“参与走私案发，被警察四处抓捕”。面对这些越来越离谱的理由，梁茜虽然有所疑虑，但还是接受了张帆的解释，潜意识仍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小男友可能是个骗子，一直为张帆找各种理由，放任自己在爱情的旋涡里越陷越深。但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你好，我是张帆的朋友，现在张帆已经失踪了。”看到微信信息的一瞬间，一直沉溺在爱情里的梁茜突然感到后背发凉——原来真的遇到了“爱情骗子”！恍然大悟的梁茜连夜赶到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报了警。张帆并非其真名2023年6月8日晚上22时许，民警接到梁茜报案。次日，张帆在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张帆”真实姓名为赵成峰，无固定职业。侦查初期，赵成峰提出了“自己起初是认真地和对方在网上谈情说爱”的“委屈”辩解，并且在多次讯问过程中未如实供述。通过侦查人员的释法说理，赵成峰最终还是如实供述了自己以恋爱为名骗取梁茜钱财的行为。为了明确二人之间的“借款”行为究竟是“民间经济往来”还是“刑事诈骗犯罪”，为了应对赵成峰可能再次出现的翻供情况，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更好指控犯罪，检察官制作《继续侦查提纲》，进一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2023年8月23日，江阳区公安分局将此案侦查终结后，以赵成峰涉嫌诈骗罪向江阳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官经审查认为，赵成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诈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涉嫌诈骗罪。据检察官介绍，这起案件的重点在于厘清赵成峰与梁茜之间的借款行为究竟是民间借贷还是诈骗行为。为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检察官全面梳理分析每次转账的来龙去脉，发现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仅8个月时间，赵成峰向梁茜借款56次，共计50万余元，借钱的次数、频率和金额显然不符合常理。事实证明赵成峰既没有还钱的能力，也没有还钱的意图和行为；证明赵成峰向梁茜借款时就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借款行为并非民间借贷而是诈骗行为。2023年9月12日，泸州市江阳区检察院将赵成峰涉嫌诈骗一案向江阳区法院依法提起公诉，并提出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的量刑建议。11月24日，江阳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并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赵成峰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从游戏好友到“屏幕情侣”》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一笔3万元欠款经历了省、市、县三级法院近20次“翻烧饼式”裁判困扰双方28年之久的纠纷经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和灵宝市检察院联合开展检察和解得以实质性化解由于债务差点儿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位当事人从满头青丝熬到双鬓斑白如今坐下来握手言和热泪盈眶3万元支付令遭遇多轮裁定1995年3月，张宏伟、闫桂丝夫妇向何有忠借款3万元，并向何有忠出具借条，约定利息为3分，1997年6月底前还清本息。后来，张宏伟、闫桂丝逾期未还，何有忠向灵宝市法院申请支付令，该法院于1997年10月25日作出支付令并依法向张宏伟送达。张宏伟未提出异议，支付令生效后，经法官催要，张宏伟陆续清偿了1.75万元。后来，因张宏伟无法联系，剩余款项一直未予清偿。2016年1月7日，何有忠再次将张宏伟、闫桂丝起诉至法院，要求偿还上述借款及利息，该案经多次诉讼程序审理。2016年12月22日，法院最终以违背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为由，裁定驳回何有忠起诉。2017年4月21日，何有忠向灵宝市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上述支付令。该法院于4月25日作出恢复执行决定书，后将张宏伟、闫桂丝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冻结了张宏伟的银行账户。张宏伟提出执行异议，请求立即停止执行。2017年11月13日，该法院以何有忠申请执行立案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为由，裁定撤销上述恢复执行决定书，删除张宏伟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解除冻结张宏伟的银行账号。何有忠不服，向三门峡市中级法院申请复议，该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存在中断的事由没有查明，属于基本事实不清，于2018年4月11日裁定发回重审。灵宝市法院重审后认为何有忠未申请立案执行，不存在恢复执行，裁定撤销上述恢复执行决定书。何有忠不服，申请复议，法院裁定驳回何有忠的复议申请，并终结本案支付令的执行。何有忠不服，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反映，河南省高级法院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复函要求灵宝市法院立即启动执行监督程序进行审查。灵宝市法院审查后认为本案支付令已实际启动执行程序，应按首执案件立案。2021年4月21日，何有忠再次向灵宝市法院申请执行本案支付令。灵宝市法院于4月23日作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张宏伟支付何有忠3万元及18.78万元利息。张宏伟不服，向法院提出异议和复议均被驳回。2023年8月31日，张宏伟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官量身定做“最优解”承办此案的检察官经过仔细查阅历次诉讼卷宗、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走访调查取证，认为原审裁定执行支付令并无不当。此案中，张宏伟长期不履行偿还借款义务有过错，何有忠未积极督促法院执行也有一定责任。如果对此案进行监督难免会传递“欠钱可以不还”的错误导向，有违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此案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监督条件。如果简单作出不予监督决定，申请人不仅不服还会背负“巨额”利息。考虑到此案时间跨度长，审判程序多，双方矛盾积怨深、对立情绪强，若简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可能会激发新的矛盾。二人原系朋友关系，双方矛盾虽然尖锐，但有和解的基础和可能。三门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占军听取案件汇报后说：“结案简单，但案结事未了难。只要有一线希望，也要全力实现‘案结事了’！”经研究决定，成立由三门峡市检察院主办、灵宝市检察院协办的“三人”民事检察和解小组。面对时间持续长、案件多名法官轮换和当事双方矛盾甚深等困难，三门峡市检察院深入分析案情、厘清办案思路、全程跟踪指导，灵宝市检察院利用属地优势充分了解当事人诉求、多次沟通协调，两级院合理分工、上下联动。28年前3万元借款不是一个小数目，加上长期逾期的巨额利息，双方感觉与自己的预期差距过大，抵触情绪都很强烈，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鉴于双方分歧过大，办案小组充分运用检察智慧进行研究，量身定制“三步走”和解方案。第一，调解之前换位思考，先要和当事人产生“共鸣”，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诉求、目的。第二，分别与当事人沟通、交流、释法说理，帮助他们从内心打开“死结”。第三，待到调解条件成熟时，再约双方当事人见面签署和解协议。按照计划，灵宝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余维江首先进行第一次接触，积极促和，充分开展释法说理。在调解过程中，何有忠对其多年维权艰辛路愤愤不平，坚决不予让步。张宏伟对本金六倍的“天价息”束手无策，表示无力承担。双方一度僵持不下，初次调解遭遇“卡壳”。三门峡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白彦安作为第二轮调解人发起第二次“冲击波”。他逐一打电话给双方，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冤结和诉求，采取“背靠背”方式与当事人“一对一”沟通，从情、理、法等多角度阐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类案判例等内容，将持续争议之失与检察和解之利向当事人说清楚、讲明白，引导当事人形成合理预期。虽然双方关于清偿债务数额仍有差距，但诉求差距进一步缩小。三门峡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张立方作为第三轮调解人倍感压力。她多次专程赶到灵宝约见张宏伟。张宏伟觉得自己当初借款3万元，除了已经偿还的1.75万元，又冻结了自己账户上6万多元公积金，已经还得不少了。何况自己现在也没有经济能力偿还剩余款项。张立方从情理方面给他做思想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一下借出3万元帮助你创业，那是一种信任。债务是事实靠躲避不行，你有工作，既然能查封你的公积金，当然也可以执行你的工资。何况，法院的执行‘黑名单’会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子女上学、就业也会受到影响。”检察官一席话引起了张宏伟沉思。经过反复斟酌，他终于答应尽最大能力偿还借款。和解的另一个条件是何有忠愿意作出一定让步，把债务金额降下来。张立方马不停蹄，辗转找到何有忠。何有忠委屈地说，自己当时借给张宏伟3万元，其中有父亲的2万元，后来自己陆续还了，但因此耽误了弟弟婚事。另外1万元是堂弟的，堂弟还以借款为由占用了自己家的10亩土地，两人至今也算不了这笔账。何况，双方约定半年还款，张宏伟却一去无踪影，长期躲避不归还借款，不但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而且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巨大压力，心灵造成很深的伤害。这么多年，自己仅聘请律师就花费了1万多元，让步就意味着损失。张立方告诉他，期望值过高不利于问题解决，你同意降低偿还借款金额，他愿意力所能及地偿还，才能达成和解协议，圆满解决纠纷矛盾。何有忠终于答应可以降低借款利息。“后半篇文章”让双方满意3位办案检察官与双方当事人的电话，从起初接通几十秒就挂掉，到十几分钟，再到几十分钟长时间沟通。还款金额从14万元一降再降至8.5万元。双方思想终于从抵触，到理解换位思考，再到冷静处理，终于放下心中郁结，自愿达成和解。根据双方同意的和解内容，张立方提前拟订好和解协议书。2023年12月19日，双方到灵宝市检察院签署了和解协议，当天张宏伟履行了支付义务，并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撤回监督申请书。考虑到张宏伟仍被灵宝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同时为了消除双方隔阂，避免发生新的纠纷，彻底解决问题，承办检察官还提前为何有忠准备了撤回执行申请书模版，主动带领双方当事人到灵宝市法院沟通协调，告知本案检察和解的情况，法院当场办理手续，解除了对张宏伟的限制措施，撤销了“黑名单”。民事检察和解工作是检察机关以柔性手段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机制。三门峡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自觉融入市域社会治理大格局，针对此案特殊情况科学合理制定解决方案，探索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新路径。通过“上下联动+因案制宜”，制定民事检察和解“最优解”；运用“正向引导+释法说理”，结出案结事了人和“最佳果”；依托“能动履职+延伸监督”，贡献综合社会治理“最大力”，实现了从“办完案”向“办好案”的提升转变。（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28年的经济纠纷终于化解》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正在求职的崔谨华最近约了个面试但当他如约来到浙江杭州滨江一栋大厦按了门铃后，却无人应答过了几分钟门突然打开一名黑衣男子迅速冲出直往电梯方向跑过了一会儿一名女子走了出来她的身上血迹斑斑双手和一只脚被胶带捆住崔谨华一时愣住了只听女子大喊“抢劫了！杀人了！快报警！”…………求职者误入抢劫现场女子借用崔谨华的手机报了警，电话中向警方说明了案发地址。崔谨华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走错了楼，误打误撞地碰到了一起抢劫案。崔谨华碰到的男子是从外省来浙江杭州务工的刘余毅。刘余毅文化水平不高，在杭州当外卖员，没有固定住所，2020年，因偷外卖被警方行政拘留7日。起初，刘余毅每个月的收入是能维持他的正常生活的，但他却逐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刘余毅通过跑外卖挣的钱相对于他背负的十几万元赌债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2023年3月，刘余毅母亲生了病，而年近花甲的她找儿子要看病钱时，刘余毅只给了她几百元。几个月后，刘余毅谎称自己被车撞骨折了，正在住院，并以此为由找父母要钱。为了瞒天过海，刘余毅在网上找了一张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发给了母亲，还伪造了和保险专员的聊天记录。最后，他从家里要到了3万元的“医疗费”，而这笔钱也是他父母找人东拼西凑借来的。“医疗费”花完了，刘余毅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刘余毅想抢点钱，而他选中的目标便是失足妇女，他觉得失足妇女会怕警察，会心虚，轻易不会报警。2023年10月31日晚上，刘余毅在网上找到一个“皮条客”，称自己要嫖娼。对方发了一个定位给他，“标价”2500元。于是，次日凌晨，刘余毅以嫖娼为由，骑着电瓶车来到“卖淫女”林佳的家中。进门后，林佳出示了收款码，要求刘余毅先支付嫖资。而刘余毅扫了几次都显示支付失败，林佳就让他先离开了。实际上，刘余毅账户里根本没有钱，支付失败并非网络或者信号问题——他此行是专门去踩点的。他看到林佳是一人住在带阁楼的公寓里，也确认没有其他同住人，认为林佳非常适合成为他下手的目标。离开林佳住处后，刘余毅在网上点外卖，买了一把水果刀，再找出以前用来封快递的胶带。准备完毕后，他又联系了那个“皮条客”，称自己凌晨付不了钱，下午再去试试。接着，便戴上口罩出发了。突然响起的门铃2023年11月1日下午两点半左右，穿着黑色外套，戴着黑色帽子的刘余毅再次以嫖客身份来找林佳。这一次，刘余毅进屋后，非常迅速地把林佳按倒在地，骑在她身上控制住她，并从口袋里掏出了水果刀，抵在了林佳的脖子上。林佳想反抗，试图把刀子抢下来，刘余毅则挥着刀威胁，并叫嚣着：“你再动再出声，我就把你杀了！”争执过程中，刘余毅把林佳右手拇指划伤，流出很多血。林佳受伤后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刘余毅看到林佳受伤也没停下，他用嘴叼着水果刀，腾出双手，用胶带缠住林佳两只手的手腕，嘴也用胶带贴住。由于林佳的伤口血流不止，刘余毅想去二楼阁楼找东西止血。在此过程中，他依旧拿刀抵着林佳脖子，把她押到二楼，找到卫生纸先草草止了血。之后，刘余毅又折返回一楼，拿上林佳刚刚掉地上的两部手机并返回二楼。刀子又一次抵在了林佳脖子上，刘余毅要逼问她的手机密码。林佳一开始只说了一个密码，刘余毅打开后发现这部手机的支付宝和微信余额都没什么钱。当他正想逼问另一部手机密码时，这部手机弹出了一条微信消息，备注为“老大”的人发微信说，“你一直不回信息，就派人来看看”。巧合的是，门铃突然响了。刘余毅觉得，肯定是卖淫团伙有别的人过来，得抓紧时间了。在刘余毅的威胁恐吓下，林佳还是被迫说出了第二个密码。接着，刘余毅赶忙拿好两部手机下楼。林佳本想跟在他身后一起下楼，但刘余毅拿着刀指向她，要求她不准动，否则就要捅了她。林佳只好看着他下楼离开，直到听见关门声才敢下楼。当林佳开门后，发现门口刚刚按门铃的是个陌生男子，对方还一脸蒙地说自己是来面试的。在门外的正是崔谨华，他本来约好了一场下午3点的面试，提前了一会儿到，按了门铃后无人开门。接着，在过道里等候的崔谨华便见证了刘余毅逃跑的那一幕。随后，警方很快赶到现场，林佳也被送到医院就诊。手机里的搜索记录刘余毅在离开林佳住处后，骑上电动车离开。他也没有能去的地方，只好四处晃悠。他还把两部手机里的SIM卡取出丢掉，但没来得及出手倒卖手机就被抓了。由于报案非常及时，公安机关很快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距离案发不到3小时，民警在杭州市萧山区某条街道上将刘余毅抓获。经鉴定，被害人林佳构成轻微伤。对林佳进行伤势检查，确认其右手拇指有一道2厘米长的伤口，右手手腕处有瘀青，左手拇指有擦伤，背部有擦伤，头部有红肿。而对于自己初次抢劫“失利”，刘余毅在最初几次供述中表示过很后悔，希望能争取宽大处理。但在第4次讯问时，他又有了新的辩解，称自己第一次上门是真的想去嫖娼，而第二次是怀疑自己的银行账户被卖淫女盗刷了，所以去找她要个说法。然而，刘余毅和林佳并不存在经济往来，“怀疑被盗刷”这个辩解很难令人信服。刘余毅此前供述的很多细节，比如大拇指被小刀划伤、用嘴巴叼着小刀、用胶带把双手绑起来等，都能与林佳、崔谨华的证词相互印证。公安机关也找到了被抢劫的两部手机，扣押了水果刀、胶带等作案工具。2024年1月11日，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杭州市滨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朱昊审查此案时发现，刘余毅的手机里留下了很多他为抢劫提前准备的痕迹。他告诉《方圆》记者：“犯罪嫌疑人刘余毅上网搜了很多东西，例如，‘抢劫卖淫女，卖淫女会不会报警’‘抢劫卖淫女有什么后果’‘抢劫怎么能不留下证据’‘怎么样转移抢来的钱’‘抢劫卖淫女要判几年’等。我们甚至看到了他想用迷药迷晕受害者后再抢劫，但他最终没能找到迷药。”经审查，滨江区检察院认为，刘余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方法抢劫他人财物并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2024年1月29日，滨江区检察院将此案提起公诉。2024年3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3月13日，此案开庭审理。刘余毅最终在庭审中认罪，滨江区法院当庭作出判决，以刘余毅犯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求职者误入抢劫现场》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3年2月遭受家暴多年带着女儿逃离河北定州农村的苏虹虹又回到了村子却发现自己的丈夫跟一个陌生的女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在新家里居住、生活着而这件事在村里似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逃离家庭的“外嫁女”1988年，20岁的苏虹虹经媒人介绍嫁给了王金路，千里迢迢从黑龙江佳木斯一个偏远的地区一路来到定州。然而，苏虹虹的婚后生活并没有比在老家好过多少。对王金路而言，苏虹虹不过是一个从贫困地区嫁过来的女人，没有地位、没有收入，更别提娘家人的扶持与帮助。从结婚起，王金路便经常对苏虹虹拳打脚踢，而他的暴力行为，在苏虹虹给他生下一个女儿小玉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王金路时常骂她：“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儿子？”不仅如此，他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太多书，所以对于女儿的生活费和学费，他也从来都不管不顾。从那之后，苏虹虹的身上总是带着瘀青，她总觉得自己的生活看不到希望。即便家中有健在的母亲和兄长，苏虹虹也从未向家人诉说过自己的遭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些年来，家里人跟苏虹虹断绝了关系，她无依无靠。苏虹虹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她曾报过警，也曾试图寻找其他救助途径，可每次都失败了。苏虹虹觉得自己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好的可能了，于是她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带着女儿离开定州，去北京谋生。在北京，苏虹虹换过很多次工作，多是打打零工，做做家政相关的事。疫情期间，她接不到活，还一不小心摔断了腿，这让她的生活更加窘迫。对于苏虹虹的离去，王金路并不在意，他既没有去找苏虹虹，也没关心过她离开后的生活。两地分居期间，苏虹虹也曾多次向王金路提出协议离婚，王金路始终不同意。几乎在苏虹虹离家的同时，王金路在当地结识了另一个女子李莉莉。在同村人的见证下，他办了婚礼，宴请了宾客，和“新老婆”住进了新房子。在外人眼中，王金路和李莉莉俨然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李莉莉也知道王金路一直不愿意和苏虹虹离婚，她曾想跟王金路办结婚证，可后来也作罢了，依然照常跟这个男人一起生活。这一切，苏虹虹一直被蒙在鼓里。等她知道真相的时候，王金路和李莉莉已经共同生活了5年。事情的暴露是从新民居建设开始的。在当地，因为房子闹矛盾本是很平常的事。新民居建设本是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增进农民福祉的一项重要举措，可王金路却想借此将能抢来的利益都要过来。原本，王金路和苏虹虹在农村有两套房子，村里房子拆迁后，王金路拿到了一笔拆迁费，搬到了新民居里，同时还拿到了2套房子，其中一套，王金路和李莉莉一起住着，另一套王金路承诺留给女儿小玉。可王金路又一次反悔了，在没跟苏虹虹商量的情况下，他擅自卖了一套房子，得来的钱一分都没给苏虹虹，甚至还告诉她另一套房子也不会留给女儿了。这些年来，苏虹虹之所以没跟王金路彻底撕破脸，都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小玉，可她没想到王金路竟然什么都不准备给女儿留。2023年2月，忍无可忍的苏虹虹决定到定州市公安局报案。这并不是王金路惹出的唯一一次麻烦。王金路平日里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整日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40来岁的人还像小混混般生活着。村里有人说他“就像个被人雇的打手”，不管哪里出了事，总少不了他的参与。2015年，因为卖地与村里人产生纠纷，王金路伙同其他3人拿着棒球棍对村里一个叫秦里生的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后经过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秦里生颅骨凹陷性骨折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一级，左尺骨骨折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案发后，4人商议找出一个人当替死鬼并接受调查，还出钱对秦里生进行赔偿并达成和解。直到苏虹虹的这次报警，王金路过去干的这些事才在调查中一一被揭露出来。艰难的新生活王金路重婚案发后，被刑事拘留，可苏虹虹的生活并没有改善多少，李莉莉的家人得知苏虹虹回来后，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骚扰她，甚至对她出言不逊，好几次威胁她必须搬出去。为了自己的安全，逼不得已的苏虹虹甚至在家里装上了监控。在长时间的忍耐后，苏虹虹又一次决定离开定州，回到北京继续打零工。自从离家带女儿到北京谋生后，苏虹虹时时感觉到焦虑和痛苦。经过诊断，她患上了抑郁症，需要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有一次，她在工作中意外摔断了腿，加上之前落下的类风湿和腰椎间盘突出的职业病病根，苏虹虹的身体无法支撑长时期的劳作，因而只能四处打些零工。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苏虹虹跟女儿只能靠着透支信用卡来维持生计。好在女儿小玉很争气，虽然因为家庭的缘故，小玉觉得自己曾经走过很长一段灰暗的道路，但她从未放弃过读书，不仅考取了幼师资格证，还在出租屋附近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工作。2023年11月27日，定州市检察院对王金路提起公诉。2024年1月15日，定州市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王金路犯故意伤害罪、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被告人李莉莉犯重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在王金路的刑事案件审结后，苏虹虹还面临着另一个现实的困难：自己该如何尽快跟王金路离婚，并把应得的婚内财产拿回来。她想到了定州市妇联。在听完苏虹虹的遭遇后，妇联的工作人员觉得苏虹虹可能符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于是根据同定州市检察院建立的“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函”制度，向定州市检察院控申检察部门移交了司法救助线索。定州市检察院认为苏虹虹属于因违法犯罪行为侵害，造成生活困难需要救助的困难妇女，所以为她发放了司法救助金。但该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康建光觉得，司法救助金只能解决苏虹虹暂时的经济困难，要真正帮助到一个长年遭受家暴受到身体和精神双重伤害的农村女性，需要与市妇联、法院、镇政府开展协作，对苏虹虹的家庭开展多元救助。因此，针对苏虹虹和小玉的情况，定州市检察院联合妇联邀请了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为其进行心理疏导，而小玉在司法救助案办结不久后，便结了婚，有了自己的新家庭，开启了全新的生活。与城市妇女不同的是，苏虹虹的财产分割涉及农村宅基地的问题，新民居的两套房子、拆迁房的征地补偿款、对外出租的土地租赁费该如何分割的问题也让她感到十分困扰。为了帮助她解决问题，定州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为苏虹虹提供了民事离婚诉讼中诉讼程序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问题的法律咨询服务，并帮助她向定州市法院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2024年4月25日，苏虹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状。定州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可以依法对苏虹虹的离婚纠纷案予以支持起诉。经苏虹虹申请，2024年5月15日，该院向定州市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遭受家暴、丈夫重婚……她要如何走出困境》编辑丨肖玲燕

AI制图。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4年清明节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章生再次来到双亲的墓前告诉他们杀害妈妈的凶手被判死刑了爸爸蒙受的冤屈也洗清了“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母亲被害时才8个月大的章生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之后父亲被疑买凶杀妻至死未洗清嫌疑直到一起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嫌疑人被要求录入指纹而这枚指纹恰好比对上30多年前凶杀案现场遗留的那枚血指纹而在这三十多年里真凶娶妻生子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丈夫被疑雇凶杀妻“杀人了，杀人了……”1988年4月25日凌晨3点左右，凄厉的哭喊声划破了浙江省绍兴县柯岩乡（现为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丁巷村的宁静。这个村庄并不大，当时总共就500余人。而那凄厉的哭喊声，正是从位于村东头的章成家二楼传出来的。当众人闻声赶到章成家时，眼前的一幕惨不忍睹：女主人姚丽躺在床上，下身赤裸，已经死亡，腋下有一把菜刀，身上有伤，床上都是血。一旁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章生哇哇大哭。房间内衣橱、书桌抽屉等处都有翻动迹象……就在一个小时前，住在二楼西侧房间的姚丽的婆婆黄虹听到二楼东侧姚丽房间里有吵闹声，误以为是儿子和儿媳妇在争吵，于是她走过去敲了敲房门并责问了几句，然后离开了。不久后，黄虹回到自己的房间，却听到孙子章生持续在哭喊。当她再次敲姚丽的房门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时，她径直走进房间，便看到姚丽躺在床上，下身赤裸，两脚挂在床沿，头上满是血，左手背上有一处伤痕。小孩子则掉到了床北沿底……黄虹便发疯似地哭喊起来。天还没亮，同村的亲戚就带着黄虹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当即派员到现场勘验，并从案发现场提取了血指纹等痕迹物证。经鉴定，姚丽系被他人用锐器锤击头部、左背靠近颈部、手部，致失血性休克死亡，部分金器被人抢走。与此同时，村干部迅速赶到绍兴市区的一家饭店，把头一晚因谈生意过晚而没回家的姚丽丈夫章成叫回村里。那时，章成刚创办了一家纺织厂，应酬较多，有时怕半夜回家吵到妻子，就在外面开房休息。一看到妻子遭遇这样的惨境，章成当场昏厥过去。尽管公安机关于1988年5月2日立案侦查，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一直未能侦破。凶手究竟是谁，成了未解之谜。真凶意外落网由于案件迟迟未破，昔日夜不闭户的小村庄变得人心惶惶，各种猜测也开始在村里流散开来。黄虹及众多亲戚都以为当天从姚丽房间里传来的争吵声是她与丈夫在争执。鉴于案发前夫妻二人确实因一些琐事在闹别扭，大多数人尤其是姚丽的家人都深信不疑地认为章成雇凶杀害了妻子。尽管经过公安机关多次深入调查后已排除此猜测，但是案件没破，姚丽的家人对章成的怀疑就无法消除。章成的岳父多次上访，要求严惩“凶手”章成，两家人也因此断了来往，章生只能一直由奶奶抚养。章成在失去爱妻的痛苦中深切期盼着案件能早日侦破，既为了告慰亡妻的在天之灵，也为了洗清自己在亲人面前的不白之冤。几年后，他娶了厂里一位与姚丽容貌相似的诸暨女子为妻，然而心中的创伤并未因此愈合，生活依旧波折不断。后来，章成因虚开发票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仍不断向狱警询问姚丽案件的进展情况。出狱后，章成回到绍兴老家，但关于他雇凶杀妻的流言仍在乡间流传。章成有口难辩，又陆续到公安机关询问过几次案件情况，但直到2021年2月9日他因病去世，姚丽的案子仍未破。2022年5月19日，公安机关在多次指纹比对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刘四平的指纹与当年姚丽命案现场留下的血指印相吻合。当晚9点30分，公安机关在绍兴市越城区刘四平的住处将他抓获。回到1988年。年仅20多岁的刘四平游手好闲，常流窜村庄进行小偷小摸活动。4月25日凌晨2点左右，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家附近的村庄转悠，寻找作案目标。在离家11公里外的丁巷村，刘四平发现了一幢3层楼房，判断这是一户富裕人家，于是他撬开了形同虚设的门锁，进入了家中的院子，而这正是姚丽家。在一楼厨房寻找物品时，刘四平发现了一把菜刀和一串钥匙。他拿着这些工具进入了二楼。正当他用钥匙试图打开卧室门锁时，被正打开房门的被害人姚丽撞见。姚丽误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但刚准备说话，她的头部等处就被刘四平用菜刀砍了好几刀，她惊恐地尖叫起来，8个月大的儿子章生也被吓得大哭。刘四平进入卧室后反锁了门，将姚丽推倒在床上，并脱下她的内裤准备实施强奸。但听到有人敲门和门外的叫喊声后，他放弃了强奸的计划，匆忙在卧室内翻找抽屉和柜子，偷走了金项链1条、金戒指1枚后，便迅速逃离了现场。在夜色掩护下，刘四平逃回了家中。随后不久，他前往绍兴城里销了赃。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几天，确信没有警察找上门来，便又肆无忌惮地重操旧业，继续从事偷鸡摸狗的勾当。1990年6月，刘四平因犯盗窃罪被绍兴市越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满释放后，刘四平的家人为他找了一个媳妇，结婚后的他逐渐摒弃了先前的恶习，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连续担任了两届村干部。岁月流转，刘四平以为自己的生活终于能够回归平静，他和家人搬进了城里，他的儿子也大学毕业，在一所中学当老师。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2022年5月，他因殴打他人被警方治安传唤，并被要求录下指纹，此举竟然意外揭开了30多年前的一宗命案。在被捕后，刘四平经过内心的挣扎，最终如实向警方供述了自己30多年前在丁巷村抢劫，并用菜刀砍伤姚丽的犯罪过程。开展自行补充侦查2022年6月2日，公安机关以刘四平涉嫌抢劫罪（涉嫌强奸罪已过追诉时效，不再追诉）报请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核准追诉。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绍兴市检察院经检委会讨论后，均建议核准追诉，并于同年8月1日报请浙江省检察院审查。办案检察官董善满在认真审查案卷、提审刘四平后，核实了犯罪事实和证据，并经部门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及时向浙江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提请审议讨论有关刘四平追诉问题。2022年11月11日，浙江省检察院检委会在审议此案时，认为现有证据证明刘四平实施了抢劫犯罪，尽管已超过法定的追诉期限，但鉴于案件的特殊性质和社会影响，仍有追诉的必要。同时，检委会也指出，此案尚需进一步排除第三人参与作案的可能，以及分析左背靠近颈部伤口形成原因，以判别有无他人使用不同凶器共同作案的可能。此外，对于现场提取的指纹数量与勘验笔录中的不一致之处，也需给出合理解释。为此，检委会要求办案检察官继续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确保案件得到全面、深入、准确的处理。“检委会为办案检察官补证指明了方向，检委会也成为疑难复杂案件的‘会诊室’和‘智慧库’。”董善满说。随后，办案检察官根据检委会讨论意见，制定了详细的自行补充侦查提纲。随后，董善满委托浙江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手印鉴定书的鉴定意见进行审查，进一步确认现场提取的指纹系刘四平所留。2022年11月21日，董善满和他的团队与公安机关等探讨案件。（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同时，办案检察官多次到绍兴询问了此案的原法医、原勘查民警，调取原勘查民警当年的工作笔记，确认现场勘验照片说明与勘验笔录的指纹数量不一致是标记时出现失误导致。办案检察官还委托浙江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尸体检验报告分析的作案工具种类进行审查，认为被害人姚丽左背靠近颈部创口不排除为现场遗留的菜刀形成，该创口致伤原因可以得到合理解释。通过再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刘四平，调取他的前科案件卷宗，分析他的日常品行、前科作案手段和被害人丈夫与刘四平的关系及作案时段的活动轨迹，走访被害人亲属等，办案检察官确定此案系刘四平一人作案，排除他人雇凶作案的可能。2022年12月13日，浙江省检察院再次就此案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指派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法医列席，对此案被害人致伤工具作出专门性解答，并通过分析论证提出意见，接受检委会委员的咨询。检委会委员一致认为检察技术人员围绕被害人伤口形成结合作案工具阐述科学、说理充分，对案情的分析与研判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检委会委员发表意见提供了重要依据。经过这次审议，浙江省检察院检委会委员一致认为，经办案检察官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上次会议委员们认为存在的疑点问题已得到合理解释，此案犯罪嫌疑人刘四平构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已经超过20年追诉期限，但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卑劣、作案手段凶残，社会危害和影响持续至今，社会矛盾尚未化解，仍有追诉必要。会议决定，以同意核准追诉的意见将此案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2023年2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核准追诉犯罪嫌疑人刘四平。2023年5月18日，绍兴市检察院以涉嫌抢劫罪对刘四平依法提起公诉。绍兴中级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后，于同年7月12日以抢劫罪一审判处刘四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判处刘四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章生等人因被害人姚丽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20万元人民币，并继续追缴刘四平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元，发还给被害人亲属。刘四平对刑事部分的判决不服，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从轻改判。2023年11月30日，浙江省高级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作出裁定，驳回了刘四平的上诉，现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判决。（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一枚指纹牵出30多年前命案》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许遥来到小区楼下的停车场却发现自己的汽车不见了踪影他焦急地四处寻找依然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好报警求助警方调取了小区监控视频发现一男子驾驶着许遥的汽车离开了现场经过深入调查警方确认开走车辆的男子名叫李向齐而许遥这辆车正是登记在了李向齐名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10年前把车牌租了出去为什么李向齐作为车主要偷偷摸摸开走自己的车？这辆车为什么会在许遥手中？这一切的源头要从10年前说起。2014年8月，许遥的舅舅魏毅民因为其父亲需要用车，于是又添购一辆新车。然而，在购车后，魏毅民面临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为这辆车办理上牌手续。当时，北京车牌限购政策已经施行，导致普通摇号方式无法满足魏毅民的需求。在此情况下，魏毅民决定转向二手车交易市场，寻求中间商陶澈的帮助，并表达了自己想租赁车牌的意向。正巧，陶澈手中有一辆接近报废的二手车。这辆车有产权证明和车牌，其他资料也齐全。当魏毅民表达对此车牌的兴趣时，陶澈便提出可以把车牌租给魏毅民的想法。随后，陶澈通过车辆资料查到车主信息，并顺利联系上车主李向齐。“我们想要租用你的车牌，给你1.5万元，成不？以后我们就长期使用了。”李向齐一听，觉得价钱还可以，就同意了。接着，陶澈向李向齐要身份证和行驶证，用于办理车辆过户的手续。由于当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并不需要车主亲自到场，李向齐便通过邮寄方式将材料交给了陶澈。2014年11月13日，双方顺利完成交易。收到钱后的陶澈给李向齐留下一份简单的收据，其中写明，“今李向齐收到陶澈长期使用车辆费用一万五千元整”。同时，陶澈与李向齐明确约定，车牌使用权归新车主所有，与李向齐再无关联。一个月后，陶澈告诉魏毅民已搞定车牌的事情，提出的租车牌价格是4.8万元，意图从中赚取3万余元的差价。魏毅民按照陶澈提出的价格支付了款项，并签署了相关协议，最终顺利办理了车辆登记手续。车牌正式归魏毅民使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魏毅民和李向齐都没有见过面，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陶澈来完成的，甚至租车牌的协议上出租方签名也是陶澈冒充李向齐签的。觉得卖亏了想拿回来魏毅民给车辆上牌后，他的父亲就一直在使用这辆车。直到2018年，魏毅民的父亲因为做颈椎压迫神经的手术，无法再开车。而当时，魏毅民和妻子也移居国外生活。于是，魏毅民就把这辆车给了外甥许遥使用，但没告诉他这辆车背后的故事。后来，京牌的价格水涨船高。2022年，李向齐听闻有关车牌交易的消息后，觉得自己多年前仅用万余元出让车牌这事，实在太吃亏了。他想找到这辆车，拿回车辆的使用权。很快，李向齐通过交通管理平台查到了车牌所属车辆的违章记录，进而确定车辆经常活动的范围。鉴于李向齐始终是车辆指标唯一合法的所属人，他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挂失行驶证等相关证件。等证件和相关手续都办理齐全后，李向齐联系了一家正规的车辆开锁公司，谎称自己因遗失车钥匙无法启动车辆，需要开锁。他还向开锁公司出示了行驶证和车辆产权证等证件文件。工作人员确认李向齐就是车主后，便同意为他开车锁。随后，李向齐耐心地按照违章信息提供的线索，徒步查找车辆的具体位置。经过一番搜寻，他最终在一个小区的停车场内发现了目标车辆。2022年7月25日上午，李向齐带着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小区。果不其然，挂着李向齐车牌的车辆就停在那里。开锁人员将车门开锁后就离开了。这时，李向齐环顾四周发现没有其他人，便快速拉开车门把车辆开走了。李向齐的老家在江苏省徐州市，他知道“偷”走车后自己就不能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了。因此，他决定直接把车开回徐州。到达徐州后，李向齐认为车辆在自己手里还是不安全，并联系上在租车行业工作的老朋友，想要把车辆及车牌整体出租。经协商，李向齐的朋友同意以每月1800元的价格，租赁该车两年，李向齐因此获利4万余元。车牌出租存在法律风险2023年6月12日，公安机关在徐州市泉山区将李向齐抓获归案。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在李向齐看来，他开走“自己的车”，并不算是违法行为。但实际上，李向齐只拥有车牌，车辆则属于购车的魏毅民。所以，李向齐开走车辆的行为系盗窃行为。经海淀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2023年11月30日，海淀区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向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近年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一号难求”的背景下，有许多人选择通过租赁或购买车牌的“捷径”为车上牌，但这种行为存在各类法律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38条规定，买卖和租赁车牌属于违法行为。买卖和租赁车牌的双方，只要有任意一方从事非法活动，另一方都会连带背上责任。”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强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自己偷“自己的车”，这是怎么回事》编辑丨肖玲燕

巴西红耳龟是全球公认的“生态杀手”，于2022年被列入我国《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4年6月5日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防范和遏制外来物种入侵维护生物多样性同样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一环就在今天由广东省珠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易某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案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据悉此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全国首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案不仅为后续类案处理提供了参考依据也对后续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提供了案例参考携带入境的小萌宠，竟是“生态杀手”2022年10月21日傍晚时分，易某驾驶着一辆粤澳两地牌照的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入境广东珠海。海关关员在对入境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易某所驾车辆存在异常。经过仔细搜查，海关关员从车辆的天窗与遮阳板夹缝处及扶手箱内改装的暗格里发现了数个黑色塑料袋。“这是什么东西？”面对海关关员的询问，易某表现得十分坦然，回答说：“这是龟苗，用来繁育养殖的”。打开塑料袋，海关关员发现大量活体龟类动物，经初步清点共有2017只，大部分龟类颜色存在变异，疑似白化品种。海关关员要求易某出示相关检疫审批证明，他却无法提供。海关关员随即对这批活体龟类动物依法进行扣留。在扣留过程中，易某填写了相关表格，标明这些动物为“自用”，并签字确认。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罚，交点罚款就能了事，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经拱北海关技术检测，2017只活体龟类动物中有2015只为巴西红耳龟。这种个头小、红眼睛，在爬宠届混得风生水起且兼具药膳价值的小萌宠却是全球公认的“生态杀手”。广东省珠海市检察院检察官会同拱北海关缉私局、拱北海关动植物检疫处、拱北海关技术中心对查扣的涉案物种进行现场查验。（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巴西红耳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全球最危险的100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于2014年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三批），2022年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那么，巴西红耳龟是如何破坏生态环境的？其一，巴西红耳龟的食性极为繁杂，无论是小鱼、小虾、螺类、昆虫、小型水鸟，还是各类水生植物，均可能成为其食物来源。而这种广泛的食性会破坏本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二，巴西红耳龟性情凶猛，会攻击其他乌龟甚至同类相食。例如，这批查获的2000多只巴西红耳龟在待鉴定环节就已因互相咬弑只剩1700多只活体。其三，巴西红耳龟具有传播病菌的风险。该物种本身携带沙门氏杆菌，这种病菌不仅会导致水生动物感染，还可能波及到陆生动物乃至人类，危害极大。其四，巴西红耳龟的繁殖能力极强，一旦在某一地区大量繁殖，便可能迅速占据主导地位。更为严重的是，巴西红耳龟与本地龟种杂交后，会破坏本地龟的基因完整性，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本土品种濒临灭绝。反复研讨认定“情节严重”海关查获的涉案活体龟。（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2023年8月7日，拱北海关缉私局以易某涉嫌非法引进外来入侵物种罪移送珠海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摆在办案检察官面前的是无章可循的现实难题。根据我国刑法第344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何把握“情节严重”，既无司法解释，也无判例可循，该案是否达到了入罪条件，需要认真研究论证。为此，珠海市检察院与拱北海关缉私局等单位联合召开案件研讨会，针对涉案的巴西红耳龟的价格鉴定问题，会议决定先确定其是否全部白化，再确定价值。随后，办案检察官会同拱北海关缉私局、拱北海关动植物检疫处、拱北海关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港珠澳大桥海关办案区，对查扣的涉案物种进行了现场查验，并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被查扣时的执法视频及现场查验情况，要求侦查机关补充完善涉案物种价值、嫌疑人主观故意等证据，为下一步指控犯罪奠定证据基础。2024年初，拱北海关缉私局移送补充侦查卷，进一步完善相关证据。办案检察官结合全案证据情况，再次传唤犯罪嫌疑人易某到检察院接受讯问，就其主观上是否明知及是否认罪认罚等问题进行调查取证。

图文无关。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女员工跟老板一起出差谈业务酒过三巡醉倒后再次醒来却发现自己在总经理的房间内全身赤裸且房间凌乱……这看似是一起性侵案的现场然而女员工因醉酒意识不清、记忆模糊老板则大喊冤枉声称自己只是好心照顾女下属这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缺失生物证据且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检察官应如何应对？令人崩溃的一晚2023年9月22日，因有重要业务要洽谈，一家新锐公司的销售总监袁琳梅同公司的总经理庄向凯一起出差，并分两间房入住酒店，这两间房互相挨着。当晚9点左右，袁琳梅和庄向凯约了客户一起吃饭。吃了约一个小时，酒量不佳的袁琳梅便醉倒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这场应酬仍在继续。晚上11点左右，饭局结束。庄向凯送客户出门离开，接着折返回饭店包厢，将失去意识的袁琳梅横抱出饭店，打车回了酒店。袁琳梅出差经常住这家酒店，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小李对她也熟悉。当小李看到不省人事的袁琳梅时，还问庄向凯需不需要让保安帮忙一起搀她上楼。庄向凯拒绝了，坚持以公主抱的姿势把袁琳梅抱进电梯。但小李还是不太放心。她通知了楼上保安接应一下袁琳梅和庄向凯，并时刻留意楼上的监控，看看是否需要帮助。当小李在监控中看到庄向凯把袁琳梅抱回他自己的房间时，她还让保安去敲房间门，想着让保安帮着把袁琳梅送回她自己的房间。然而，保安敲了几次门后庄向凯均无回应。小李又在前台拨打庄向凯房内电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庄向凯表示“不用”并挂了电话。小李觉得醉酒了有个人照顾也安全点，于是没有再坚持，只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这个房间。直到次日凌晨4点多，袁琳梅才醒了过来。她发现自己竟然是在总经理的房间，且全身赤裸，庄向凯就睡在她的隔壁床，而她自己的衣服则散落在房间各处。在袁琳梅模糊的记忆里，庄向凯好像有拉扯过她的衣服，压着她，似乎侵犯了她。那天，袁琳梅还来着月经，身上没有明显的痕迹，所以她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被侵犯。袁琳梅脑子很混乱，只想着穿上衣服赶紧离开。回到自己房间后，袁琳梅又昏睡了过去。白天醒来后，她来到庄向凯房间询问前一晚发生了什么，庄向凯表示说，因为她喝多了，发现她的房门打不开才把她送回自己房间，之后只是为了照顾她才脱掉她的衣服。由于自己内心也不确定侵犯行为是否发生，袁琳梅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后续一周的时间内，她仍留在出差城市继续对接工作。但她显然没办法把那一晚当作无事发生而遗忘。2023年9月27日，袁琳梅跟丈夫通了个电话，表示自己“有点难受”“憋屈”“有点羞愧”。疑似被强奸这件事情她说不出口，怕对家庭造成影响，也怕丢了这份高薪的工作。当时正是公司临近上市的关键时刻，公司承诺会发放原始股，如果公司领导出了什么事儿，那上市肯定会受到影响。10月3日，袁琳梅心里还是迈不过这个坎儿，她又来到事情发生的那家酒店，请求调取监控。在监控中，她发现了实际情况与庄向凯所说不相符的地方——庄向凯说是刷不开她的房门才将她送到自己房间，而视频显示，庄向凯是直接将无意识的袁琳梅抱到他房间，并没有刷卡失败这一过程。10月6日，节假日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袁琳梅找到庄向凯对质，并录了音。这次对质，庄向凯只承认当晚他确实把袁琳梅抱回了自己房间，并为了处理她腿上的呕吐物而脱了她的裤子。但当袁琳梅质问为何自己醒来时一丝不挂、为何不让自己回自己房间时，庄向凯却说：“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你不要污蔑我的人格，这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后果。”公司的几个合伙人还有袁琳梅的直属领导都轮番和她谈，但没有什么结果。庄向凯强硬的态度，让袁琳梅决定报案。10月10日，事发半个多月后，袁琳梅到派出所报了案。房门口的神秘身影2023年11月7日，公安机关以犯罪嫌疑人庄向凯涉嫌强奸罪移送检察院审查批捕。庄向凯到案后，在初次供述中表示，当晚送走客户后，他返回餐厅时发现袁琳梅裤腿上有呕吐物，但急着走就没擦掉。他是等到回到酒店了，为了处理呕吐物的痕迹，才帮她把裤子脱掉，但没有脱上衣和内裤。对于“强奸”袁琳梅的所有指控，庄向凯均否认。由于袁琳梅对当晚是否发生了强奸并不确定，且报案时间较晚，一些人体DNA证据已完全灭失，证实案发当晚房间内相关事实的证据已破坏殆尽。单单靠袁琳梅不太清晰的记忆，来指控庄向凯犯强奸罪，这显然是不够的。“强奸案件办理具有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均发生在隐秘场所，且在场人员大多为一对一，这就需要更严密的证据体系指证。”办案检察官如此说道。在办理此案过程中，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围绕案件证据采信、存在的争议焦点等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最终达成共识：一方面要引导公安补充侦查，另一方面要围绕已有在案证据进行细致审查，对监控视频进行重点审查突破。办案检察官一帧一帧重新排查酒店监控视频时，细心的他发现，在庄向凯抱着袁琳梅进屋后约半个小时，也就是2023年9月23日凌晨1时30分，住在涉案酒店房间隔壁的一位客人突然开了门，走到涉案房间门口停留了几分钟，并且有掏出手机的动作。“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大半夜走出了自己的房间？停留的那几分钟做了什么事情？当晚发生的事情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生怕这条线索灭失，办案检察官当机立断，抱着这些疑问在当天晚上10点多立即联系办案民警，并冒着大雨前往事发酒店，办案民警也随之赶到现场。万幸的是，这名住在隔壁的房客小高为常住房客，当时仍在酒店居住。小高说：“当晚遇到了很奇怪的事情，我还走出房间去看了，所以即便过了一个半月，也记得比较清楚。”原来，在事发的9月23日凌晨1点30分，习惯熬夜的小高本来正躺着玩手机，却隐约听到隔壁房间有动静，有床挪动和撞墙的声音，还有微弱的女性反抗声……出于好奇，小高走出房门，循着声音来到庄向凯的房间门口，还特地看了眼房间号。酒店的隔音效果比较差，小高站在房门口去听，听到的声音更清楚了，他便用手机录了下来。小高大概录了2分钟，录音里能清晰听到庄向凯说话的声音，但录下来的女声却明显不是在和他“对话”，而是无意识的呻吟。公安机关连夜让小高做了笔录并完成手机勘验。通过比对音频记录时间、酒店走廊监控、案发当天同楼层其他房间入住情况，确定该音频证据系涉案房间内声音的记录。有了这样一份直接的客观性证据，2023年11月10日，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庄向凯。丢掉工作，背负骂名而在庄向凯被批捕后，袁琳梅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她很快被移出了公司的员工群，工资停发。她的精神状态也很差，两次前往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其为焦虑抑郁状态。有一天，在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她还摔了一跤，摔成骨折。庄向凯那边则递交了很多资料，来“证明”袁琳梅是因为工作不称职担心被辞退，通过索要高额的补偿费来要挟报复老板。以前的同事、领导，很多为了公司声誉，为了公司能顺利上市，都选择站在了她的对立面。2023年12月18日，此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在知道检察机关掌握这份录音证据后，庄向凯的供词开始变得反反复复，每一份供述都不尽相同。庄向凯依旧不承认发生了性关系，只表示有过一些猥亵行为，他前后供词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很多。经审查，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庄向凯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违背被害人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4年1月17日，检察院以庄向凯涉嫌强奸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月26日，此案开庭审理。庭上，庄向凯的律师仍然坚持为其进行无罪辩护，并提出了多个辩解，检察官则当庭一一反驳。检察官还提出，被告人庄向凯声称在饭馆里就发现袁琳梅裤腿被呕吐物弄脏，但餐厅工作人员证实，袁琳梅的确到卫生间了，但她想呕吐却没有呕出来。她的衣服是整洁的，就餐的包厢的垃圾桶里也没有呕吐物。庄向凯的律师还提出，录音并非直接的客观证据，没有拍到房间内的具体情况，录下的可能是别人的声音。就此，办案检察官也提供了他们在酒店的取证情况。案发当天，涉案房间附近所有住客均已排查，监控视频也能确认附近没有其他男女同住的情况。从时间、酒店格局、前后对应位置等，可以完全确定住客当天能录制的声音来源于案发房间。庭审最后，庄向凯方继续向袁琳梅泼脏水，表示袁琳梅虽然进房间前是睡着的状态，但进屋后意识清醒了，她是因为自己业绩不行怕被开除，才用这种方法来勾引老板，勾引不成便反咬一口，事后找庄向凯谈话也不过是为了讹一笔钱。对此，办案检察官表示，袁琳梅的工资为固定工资，与业绩无关。如果认为袁琳梅工作能力不行，老板为何还要同她一起与重要客户见面。至于称袁琳梅工作不敬业，事实上，在案发后，袁琳梅仍然坚持在2023年9月26日开完一个重要会议、完成工作任务后才结束出差的行程。“不同于陌生人的强奸，熟人之间发生的强奸会让被害人更为难。被害人袁琳梅在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后，第一时间考虑到的还是维护公司利益，在结束出差后才试图寻求解决办法。然而，她却遭到了领导的强硬拒绝，这使她感到无助，最终选择了报案。一名女性，为何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老板送进监狱？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办案检察官说。2024年4月2日，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以强奸罪判处庄向凯有期徒刑四年。对于此案，办案检察官有很深切的体会：“此案发生在公司上下级之间，从案发到判决，被告人都拒不认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泼了很多脏水，让她在已经受到心理创伤的时候背负骂名，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行为实在是恶劣。”办案检察官提醒，如果遭遇类似情况，要尽快固定现场证据，保留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记录，及时向警方报案。（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好奇房客录下了关键证据》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浙江杭州某饭店几个生意人模样的人先后进入一间预订的包厢几个人在里面谈了一会儿也没见有什么异常饭店的人以为他们只是谈生意的也没多注意突然几名便衣民警来到饭店直接进了包厢亮明身份带走了里面的人原来这几个人的确是在“谈生意”只不过他们的“生意”有些问题欲赚介绍费却被骗陈大田平时以介绍工程项目为业。2023年4月初，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叶小东。叶小东称手上有一个旧小区改造项目，造价6800万元，转手就可以赚一笔，还向陈大田出示了工程图纸、报价单等。陈大田表示，自己想拿下该项目，但叶小东却提出要6000元的报名费。为了表示诚意，陈大田不仅给了6000元，还多给了4000元，总共将1万元交给叶小东，然后就等着与叶小东签合同。可是从月初到月底，陈大田非但没有等来叶小东要与其签合同的消息，而且叶小东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玩起了失踪。陈大田四处打听，从圈内一位朋友处得知叶小东之前就曾以同样的项目和他人签过合同。陈大田意识到叶小东骗了自己，几经辗转，他找到叶小东。叶小东承认项目确实是假，但给他的1万元钱已经花光了，没钱还陈大田。面对这个局面，陈大田明知叶小东手中所谓的“工程项目”为假，仍选择和叶小东合作。两人合谋利用叶小东编造的工程项目为幌子，以收取报名费等名义，想骗取更多人的钱。骗钱自然要先物色对象，陈大田想到了朋友马芦伟，他知道马芦伟手上有很多施工队资源，就让马芦伟去找施工队来承接叶小东虚构的项目。交费后却看不了现场老板蒋某就是马芦伟找来的想承揽该项目的施工方之一。2023年6月初，蒋某收到了一个朋友转发的工程信息，说有一个旧小区改造项目，体量大、利润高，而且对方有关系能保证中标。蒋某同公司合伙人常某商量后，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做，就通过这个朋友联系上了工程居间人马芦伟。马芦伟建议6月8日晚上一起吃饭，见面详谈，还说届时会有旧城改造指挥部的领导出席饭局。6月8日下午，蒋某、常某等人来到马芦伟指定的酒店包厢，两小时后，见到了马芦伟以及自称是旧城改造指挥部领导的叶小东和项目负责人陈大田。酒过三巡，转入正题。陈大田、马芦伟表示，该项目系内部招标，只要蒋某缴纳5万元的报名费和操作费，保证他中标。陈大田当场拿出工程图纸和报价单，蒋某发现图纸上虽然盖有公章，但落款时间却是2018年。对此疑问，陈大田等人解释说是旧城改造，正式签合同后会给出最新的图纸。同时，对于蒋某提出的想到工地现场看看的提议，陈大田等人推说因双方没签合同，小区不让进。尽管蒋某觉得图纸有瑕疵，工地也看不了，但是图纸上有公章，现场还有“领导”，并且对方同意给收据，他就根据对方要求，支付了5万元报名费和操作费。随后，陈大田等人让蒋某准备30万元居间费，就可以签订正式合同。第二天，蒋某觉得还是要去现场看一下才能放心，就让常某去现场看一下。常某找了对方所说的居委会、街道、小区，对方均说没有这个项目，常某顿时紧张起来。此时，他又接到蒋某电话，说图纸上的公章没有编号，图纸上的设计单位名称早已更改，二人意识到受骗了，遂报警。2023年6月9日，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饭桌上，三人被抓2023年6月13日，不知蒋某已经报警的马芦伟联系蒋某说，他们缴纳30万元的居间费签合同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并约定6月15日晚在某饭店见面。为稳住对方，蒋某仍答应了对方，并准时赴约。饭桌上，正当马芦伟、陈大田、叶小东鼓动蒋某交钱时，警方突然出现，并将他们一举抓获。其实，在叶小东、陈大田、马芦伟诈骗蒋某、常某之前，从2023年5月初开始，叶小东、陈大田、马芦伟就开始了诈骗之路。他们最早联系上的是私营企业老板石某，以虚构的工程项目为幌子，由叶小东冒充旧城改造指挥部领导，陈大田冒充项目负责人，马芦伟充当居间人，虚构可以内部操作中标该项目的事实，收取了石某3万元的报名费、操作费。随后，他们也是告诉石某，要缴纳30万元的居间费用才能签正式合同，但石某认为，30万元太多，经讨价还价，双方最终商定只需缴纳15万元的居间费用就可签合同。6月16日，当石某将15万元凑齐，准备联系陈大田等人签合同时，却发现始终联系不上对方，再之后，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此时才知道上当受骗。2023年9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受理审理起诉叶小东、陈大田、马芦伟涉嫌诈骗一案。对于项目为假，叶小东、陈大田系明知，马芦伟辩解不明知工程系虚假项目。但果真如此吗？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尽管陈大田起初没有明确告知马芦伟项目为假，但一开始，陈大田便让马芦伟找多家施工队，洽谈签订合同，并告诉对方，保证都能中标。作为有多年工程居间经验的马芦伟，怎么可能不知道一个正常的项目只能由一家单位中标呢？马芦伟还曾陪同被骗者前往项目现场，并且没有得到许可进入小区，他也没有找到所谓的旧城改造指挥部。面对种种可疑情况，马芦伟其实早就已经猜到该项目是假的。但为了钱，马芦伟收不住手，仍然不断地找来“目标”施工队，同叶小东、陈大田收取报名费、操作费，还和陈大田商量用签合同交居间费的名义，以骗取更多钱款。经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4月初，叶小东虚构小区改造项目，以缴纳报名费为名骗取陈大田1万元。陈大田发现项目为假后，两人共谋通过该项目骗取他人钱款，后陈大田通过马芦伟寻得多支施工队，由叶小东冒充旧城改造指挥部领导，陈大田冒充项目负责人，马芦伟充当居间人，虚构可以内部操作中标该项目的事实，以缴纳项目报名费、操作费、居间费为由，在2023年5月至6月，骗取6名被害人共计34万余元。案发后，陈大田部分退赃。西湖区检察院认为，叶小东、陈大田、马芦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于2023年12月26日对三人依法提起公诉。2024年1月30日，西湖区法院审理认为，鉴于三名被告人前科、主从犯情况，自愿认罪认罚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叶小东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6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陈大田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以诈骗罪判处马芦伟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被骗后，他选择了和骗子合作》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3年2月20日我院受理了这起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当我一次又一次翻开卷宗这个十几岁少女的遭遇让我揪心不已这是一起本可以避免的案件是家长的疏忽大意为恬恬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她拒绝了同班男生的表白案件受理的前几个月，恬恬的同班男生赵丛（化名）约恬恬放学后留在学校给他辅导功课。在那之前，赵丛就曾向恬恬表白过，被拒后还强吻了恬恬。后来，恬恬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但他们觉得小孩子闹着玩没多大事，只是叮嘱了几句“保护好自己”。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在儿童福利院里12岁的吴睿浩见到检察官会腼腆地打招呼这是个懂事的孩子检察官清楚地记得去年的“六一”联欢会上他活跃得很表演了好几个节目小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而这次见面气氛有些许沉重检察官要让他给自己拿个主意…………他还未出生父母就分开了12年前的2012年春天，吴睿浩尚未出生，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吴邦说：“孩子生出来就交给你了，我不管了。”随后两人便离了婚。当时，吴睿浩的母亲正打算和吴邦离婚，但自己却怀了身孕，于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吴邦抚养。谁知，吴睿浩出生的第二天，吴邦就被公安机关羁押。羁押的原因是吴邦以替人代办北京户口的名义涉嫌诈骗多人。2013年6月3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邦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此时的吴睿浩还不满1岁。失去父母照料的吴睿浩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但他6岁那年，爷爷去世了。此时，吴睿浩的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并且身患癌症。而吴睿浩的姥姥和姥爷因年事已高也无法照料他。很快，吴睿浩无人监管的情况就被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发现。民政局、儿童福利院、街道办事处立即联合展开协调工作，最终决定由街道承担吴睿浩的临时抚养监护义务，吴睿浩被安置于儿童福利院。2018年9月17日，儿童福利院、街道、吴邦三方签订《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临时监护协议书》。协议约定，在吴邦刑满释放前，吴睿浩由儿童福利院照顾。从此，吴睿浩就一直在儿童福利院生活。儿童福利院里孩子们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身患残障，有的失去双亲。吴睿浩这种情况很少。吴睿浩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一样，虽然他的脑海中无法清晰地回忆出父亲的面容，但是出于血缘本能，吴睿浩还是时常期盼父亲会来接自己。2020年12月6日，吴邦刑满释放。吴邦本该履行约定把吴睿浩从福利院接回来，但是吴邦出狱后没有去接孩子。街道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吴邦就说：“我没工作，哪有钱养孩子？”民政局考虑到吴邦及孩子的情况，为他申请了低保和住房补贴。自2021年5月起，吴邦每月都可以领取低保和住房补贴共5000余元。即便如此，吴邦还是不愿意去接孩子，甚至一度玩起了失踪。监护人资格被取消2022年底，丰台区检察院就辖区内发生的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监护权案件与丰台区民政局召开座谈研讨。双方会商中，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向检察机关提及吴睿浩的情况。吴邦出狱后两年半，仍然未将吴睿浩从福利院接回，享受着国家各种福利补贴，却拒不履行监护未成年人的义务。为此，丰台区检察院、公安分局、民政局、法院等多部门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吴睿浩的监护权问题。丰台区检察院认为吴邦的行为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此外，因吴睿浩的母亲及其家人未曾尽过监护义务，也应一并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同时，应当指定民政局作为吴睿浩的监护人。另外，考虑到吴邦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吴睿浩遗弃在儿童福利院，丰台区检察院认为吴邦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虽然，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会更加有利于吴睿浩的成长，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听取吴睿浩的个人意愿。于是，办案检察官陈莎莎和办案法官一同来到福利院。这是陈莎莎第二次来到这里，第一次是在不久前，儿童福利院举行2023年儿童节联欢会。当时，检察官来参加联欢会，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节日的祝福。当时，吴睿浩表演了唱歌、小品、相声，处处都能看到他活泼欢乐的身影，一起参加表演的小朋友腿脚不便，吴睿浩还会帮小伙伴抬轮椅上台。那时，会场气氛欢快，而这次却显得有些沉重。年幼的吴睿浩听懂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话，眼里含着泪水，他特别感激儿童福利院叔叔阿姨对自己的照料，同意由民政局对自己进行监护。2023年8月31日，由丰台区民政局提出撤销吴睿浩父母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丰台区检察院支持丰台区民政局对法院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申请。2023年12月13日，丰台区法院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撤销吴睿浩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丰台区民政局为吴睿浩的监护人。同日，丰台区公安分局作出给予吴邦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吴邦被行政拘留，为丰台区首例因未成年人监护权被侵害而实施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吴邦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目的就是在于惩戒那些不履行监护人责任的人，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陈莎莎说。建立困境儿童民事支持起诉大数据模型“吴邦有能力抚养孩子，但他却迟迟不将孩子从儿童福利院接回来。我们认为这也属于一种‘遗弃’行为，属于被动遗弃。这种被动遗弃的行为比较隐性，更难及时发现。”陈莎莎向《方圆》记者解释道。服刑人员子女出现无人监管的现象，是否比较常见呢？《方圆》记者问陈莎莎。“一般来说，服刑人员的子女很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监管缺失问题。像我们与民政局对接的这一批案例中（包括吴睿浩案），就出现多起服刑人员子女无人监管的情况。”陈莎莎继续补充：“这些孩子不全是没有人看管，只是后来随着监护人刑期较长、亲人去世等问题，逐渐出现没人看管的情况。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我们发现，服刑人员会因为三类原因而不履行监管未成年人的义务。第一，服刑人员与孩子感情淡漠，如此案中吴邦和吴睿浩的关系。吴睿浩刚出生就与吴邦分开，吴邦对吴睿浩没有什么感情。第二，这些服刑人员出狱后会因为自己的认知和学历有限等问题找不到工作，没有抚养孩子的实际能力。第三，还有部分服刑人员在出狱后，重新走回旧途踏上犯罪道路，导致孩子再次无人监管。上述这些原因，都使得服刑人员子女的教育和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很容易就出现监护缺失，甚至受到监护人侵害的情况。”针对上述现象，检察机关于2023年5月正式建立困境儿童民事支持起诉大数据模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困境儿童数据共享。共享线索和数据的单位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民政局、教委、妇联、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共七个部门。2023年12月22日，七部门进一步会签《关于建立未成年人权益协同保护机制实施办法》。签订该《实施办法》的目的是明确各会签单位的职责，进一步明晰从发现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线索到保障该群体权益的全流程，以此探索建立未成年人长效保护机制。“今年，我们已经将模型升级为困境儿童综合司法保护大数据模型。不只是针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部分，我们还会充分体现未检部门“四大检察”融合履职，以更多元化的职能来综合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陈莎莎说。（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消失的父母》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眼看客户有些醉意秦小曼放下手里的麦克风对旁边的男子说：“大哥，要不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客户欣然同意几人就载着秦小曼去吃夜宵但当他们出发行驶到铁路桥时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被撞的车里坐着4名男子他们愤怒地对秦小曼等人大声吼叫并手持棍棒威胁要报警秦小曼见状声称自己太害怕找借口先行离开了最后，双方私了秦小曼的客户赔偿对方1万多元谁也没想到这场事故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碰瓷事件而秦小曼只是其中一环…………精心策划的交通事故实际上，秦小曼的男友张添辉是一个敲诈勒索团伙中的核心成员。秦小曼负责引喝了酒的客户上钩，上车后将自己的位置发给张添辉，以便张添辉等人能够准确跟踪并成功碰瓷。该团伙通常选择蹲守在酒吧、夜店、KTV、饭店等场所，随机挑选酒驾者，通过尾随、碰瓷、勒索的固定套路非法谋财。团伙首领名为萧鲁，自2020年就开始干碰瓷的勾当。起初，萧鲁只召集到马汉青作为帮手，二人通过租来的车搞碰瓷。后来，萧鲁在一次酒局上认识了张添辉、吴佑等人。得知大家都是干碰瓷的，几个人就打算合伙一起干。后来，团伙继续扩张，萧鲁等人又招揽了更多的同伙。这些人多为兄弟姐妹、夫妻情侣或朋友。马汉青原本也想拉朋友周程彬进来，却没想到周程彬根本不领情，不仅一口回绝，还报了警。周程彬和马汉青的友谊源于一场交通事故。2021年3月的一天凌晨，周程彬和女友从自家酒吧出来准备开车回家。周程彬因为喝了酒，就让女友去开车。车刚开出几百米，在右转向的瞬间，两人都感觉到有东西撞上了车子。周程彬怀疑发生了交通事故，于是让女友把车停在路边。他们下车后发现车辆与后面一辆白色小轿车发生了碰撞。这时，从白色车辆上下来3名男子，其中就有马汉青。双方开始检查各自车损情况，周程彬的车右后轮受损，而对方车辆的左前灯和叶子板被撞坏。“你是不是喝酒了？要不是你突然变道，能撞上吗？”其中一个男人质问周程彬。然而，周程彬并没有被吓到，因为他知道是女友在驾驶。他直接联系了保险公司处理理赔事宜。保险员勘查现场后确认事故责任在周程彬方，双方签署保险赔偿协议。因损失较小，周程彬赔偿了点钱，此事就算告一段落。因为这件事，周程彬与马汉青熟络了起来，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马汉青会时不时地去周程彬的酒吧找他订台，两人也变成了朋友关系。2023年4月12日晚，马汉青再次联系周程彬说晚上有大老板要来，并邀请周程彬去吃夜宵，之后再与大老板见面。于是，周程彬开车去接马汉青和他的朋友。吃完夜宵后，他们打算去找大老板。由于周程彬喝了不少酒，他决定叫代驾来开车。然而，马汉青一直劝周程彬叫他不用叫代驾：“离得很近，没必要叫代驾，直接开过去就行。”但是周程彬担心酒驾被查，还是坚持叫了代驾。临到接人地点时，马汉青让代驾结束订单，坚持要周程彬亲自开车以示诚意。周程彬无奈，只好换到驾驶位继续前行。就在他准备掉头时，突然被一辆车撞上。对方司机下车后立即质问周程彬是否喝酒了，周程彬心中一阵紧张。“你们突然变道，害我的车被撞了。我打给交警，让交警处理吧。”周程彬一听慌了神。看着对方有4个人且来势汹汹，周程彬害怕事情闹大，便想着和对方私了。看出周程彬的态度，对方见状也就不再坚持报警，双方开始商量赔偿事宜。“这可是没上牌的大奔，我刚买的新车就被你撞了。你说怎么办？”周程彬看着眼前的豪车开始犯难。对方紧接着说：“一个大灯、两个面漆板、钣金这些加起来，就算你5万元吧。”周程彬哪里有这么多钱，他觉得对方报价过高，想把价格降到几千元。这时，马汉青在旁边说：“奔驰大灯确实挺贵的，估计这钱是少不了。没事，我找我老婆要钱赔给他们。”说完便回车里打电话。看到马汉青如此讲义气，周程彬觉得很感动。过了一会儿，马汉青从车里出来告诉周程彬，他老婆手上没这么多钱，得等明天才能筹款。然而，对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马汉青便给周程彬出主意，让他把车送到自己朋友的寄卖行作抵押换钱。周程彬别无他法，只好同意。在扣除完利息、停车费、车辆的违章款后，周程彬最终转给对方2.48万元。之后，周程彬、马汉青二人各自回家。事后，“凌晨时分、变道撞车、质问喝酒”这几个关键词一直萦绕在周程彬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突然闪回两年前那场交通事故，当时周程彬的女友说在变道前并没有看到后方的车辆。而这次，周程彬同样没有在反光镜里观察到后方车辆。种种的巧合，让周程彬觉得越发不对劲。周程彬的疑虑很快就有了答案——发生交通事故的几天后，马汉青再次约周程彬见面，并提出共同从事碰瓷活动的建议。得知了真相的周程彬拒绝了马汉青的提议。结合之前的经历，周程彬确信两次撞车事件均为马汉青故意制造，他震惊于马汉青的欺骗与算计，最终选择报警。有人不幸身亡事实上，在周程彬报警前，公安机关就已经有所行动。2023年，公安机关在清查过往案件中疑似酒驾的行为，其间发现，多起看似普通民事纠纷或者交通事故的案件背后隐藏着涉恶团伙的犯罪行为。2023年5月，因周程彬报案，萧鲁、马汉青、张添辉等19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部分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经查，周程彬的遭遇的仅是这个犯罪团伙所犯下的众多案件之一。他们深谙被害人心理，知道只要是提及“喝酒”“交警”等敏感词汇，被害人就会因为心虚而倾向妥协。除了摆出凶恶的嘴脸，团伙成员还会事先在车里准备好棍棒，只要被害人拒绝赔钱或者反抗，他们便动用武力直至对方屈服。更甚的是，有人因此而丢了命。萧鲁和马汉青撞上被害人乔俞的车后，一路驾车追逐，最后把乔俞逼停在一家旅店门口。乔俞下车逃向旅馆的二层，但萧鲁和马汉青依然穷追不舍。乔俞企图从二层的窗口翻出去逃生，然而，他的双脚刚踏在外面的棚子，棚子就瞬间坍塌。乔俞头朝下重重摔落在地，最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犯罪多达50余次2023年7月20日，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经审查，2020年3月至2023年5月，萧鲁等人多次在长沙市各区县针对酒驾人员实施驾车碰瓷违法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已被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共53起，其中敲诈勒索48起（包括犯罪未遂2起），犯罪数额共计64万余元；诈骗5起，犯罪数额共计3万余元。“其中的5起诈骗事实，是基于犯罪团伙碰瓷的对象是并未饮酒的被害人。但是，犯罪分子依然用软暴力、暴力等手段逼迫被害人赔偿车辆发生碰撞后的损失，故而我们定性为诈骗犯罪。”办案检察官对《方圆》记者说。检察机关认为，以萧鲁为首的涉恶犯罪集团长期为非作歹，欺压群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萧鲁、马汉青、张添辉等29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其中萧鲁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马汉青等9人犯罪数额巨大，19人犯罪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追究上述29名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2023年9月4日，开福区检察院对此案依法提起公诉。“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萧鲁、马汉青、张添辉等人敲诈勒索的行迹遍布整个长沙市，他们故意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的情境，将碰瓷事件伪装成普通的交通事故，以此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敲诈。部分被害人在警方告知之前，都没有想到自己被碰瓷了。”办案检察官说。2023年11月19日，被告人萧鲁、马汉青等5人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至二年三个月，各并处罚金，张添辉等其余被告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至八个月，各并处罚金，责令将犯罪所得退赔被害人。此外，《方圆》记者了解到，乔俞离世后，他的父亲曾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书。法院审理后认为，乔俞酒后开车并攀爬至危险处，属于自陷风险的行为。然而，当时法院并未掌握乔俞案件背后可能涉及的恶势力团伙犯罪证据。近日，检察机关已补充相关证据，并正式向法院提出民事抗诉。接下来，乔俞的父亲将静候案件抗诉的结果。（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精心策划的“偶遇”》编辑丨肖玲燕

电影《第二十条》剧照。图片来源：豆瓣电影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对王某而言他就是这句话里提到的“别人”2024年3月3日王某分享了一段他不愿提及的过往经历他说电影《第二十条》中讲述的某些故事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电影中所阐释的公平正义的司法精神更是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共鸣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现年33岁，几年前从河南信阳老家到河南三门峡工作并定居。2021年12月22日下午7时许，王某和往常一样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驾车回家，却在距离其住所五六百米的地方，被一辆停在路边的车辆所阻挡。王某回忆，当时正值学校放学时段，人流、车流大增，让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显得更加拥挤。为了缓解交通压力，他下车让路边停放的车辆挪开，却遭到了车主的拒绝。王某随即拿出手机对该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进行拍照。看到有人拍自己的车，车主刘某庆与朋友孙某某、刘某照十分不满，推搡王某，要求其删除照片。双方因此发生激烈争执，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最后被赶到现场的民警制止。由于双方在厮打过程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当晚都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事发第二天，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受理案件，并于2022年4月30日对此案立案侦查。湖滨公安分局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显示，王某和刘某庆等人发生言语冲突后，刘某庆试图夺取并删除王某手机的照片，但未果。随后，王某走到旁边饭店门口捡拾起绿色的啤酒瓶，孙某某、刘某照见状搂住王某的胳膊及颈部，刘某庆使用拳头殴打王某头部并将啤酒瓶从王某手中夺走。王某与刘某庆等人继续理论，过程中刘某庆等人对王某进行推搡并对王某指指点点，王某退至几步后使用胳膊推挡刘某庆身体，随即用拳头朝刘某庆面部打了两拳。此后，刘某庆、孙某某和刘某照三人对王某进行殴打。后经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刘某庆所受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王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起诉意见书》中进一步指出，此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王某系初犯，案发后能积极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4条之规定，涉嫌故意伤害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王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刑法第234条规定，若王某被认定为犯故意伤害罪，那么将受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事处罚。当得知自己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王某的内心几近崩溃。认定为正当防卫2023年3月10日，三门峡市湖滨区检察院受理此案，由该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柴海滨和张力负责。张力表示，案件受理后，他们对案件证据进行了复核，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了审查，并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听取了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根据事发地附近的监控录像，刘某庆的车辆停放路边，导致多辆车受阻。同时，王某车上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与王某所述基本一致。这可以证实王某是在被刘某庆等人殴打的过程中被迫还击，致刘某庆鼻子受伤的。”张力说。综观全案证据，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0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为保护本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王某造成刘某庆轻伤，依法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张力进一步解释，首先，刘某庆等人对王某所实施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王某与刘某庆等人因挪车问题发生了言语冲突，当王某试图用手机拍照取证时，遭到了刘某庆等三人的持续围堵、拉扯、推搡、搂脖和殴打。特别是刘某庆，他多次试图抢夺王某的手机。在此过程中，王某因刘某庆用拳头殴打其头部而本能地回击，朝刘某庆的鼻子击打两拳，但随后却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殴打。其次，王某的被迫防卫行为是正当的。在被刘某庆等三人合围、纠缠和推搡的过程中，王某感受到了言语、气势和心理上的威胁。尽管他试图从饭店门口拿起一个酒瓶准备自卫，但这一武器最终被刘某庆等人强行夺下。当刘某庆首先出手殴打王某时，王某的出拳还击是出于自保的本能反应，打在了刘某庆的鼻子上，导致其鼻骨骨折。从王某当时所处的情境来看，王某的出拳还击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是一种被迫的防卫行为。最后，王某的防卫行为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因此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尽管王某的防卫行为导致刘某庆受到了轻伤二级的伤害，但这一结果并非王某主观上所希望发生的，且其防卫行为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因此，王某的行为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应当对其作出绝对不起诉的决定。随后，湖滨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联席会议对此案进行了两次深入讨论，并达成共识，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负刑事责任。2023年6月2日，三门峡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联席会议对此案进行了讨论，一致同意湖滨区院检察院的意见，认为应当对王某作绝对不起诉处理。让沉默的条款不再沉默2023年6月25日，湖滨区检察院就此案召开听证会，邀请三门峡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等到场参与听证。在大量的证据和事实面前，听证员们形成一致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应当作绝对不起诉处理。同年7月6日，湖滨区检察院认为王某为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免受刘某庆等人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被迫出拳还击，造成刘某庆轻伤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一款，决定对王某不起诉。就此，该案终于尘埃落定。“作为一名律师听证员，认真听取案件承办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和其律师发表观点后，我认为刘某庆有不法侵害行为且正在进行中，王某是对不法侵害的被迫防卫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故王某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作为此案的听证员，三门峡市人大代表、三门峡市律师协会会长、河南恒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华说，判断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一定要以一般人的既视感把自己代入案发时的情景，并代入角色，把握客观证据，如此才能让沉默的条款不再沉默。张华表示，一个案子关系到是非曲直、公平正义和社会民心，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必须将别人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里来掂量掂量。“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一办案理念应当深深植入每个办案人员的脑海，这既是公众最朴素的正义观，也是正当防卫的核心所在。（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这两拳，险些改变了他的人生》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始于2022年11月的中国足坛反腐，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如今到了收官审判阶段，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副书记、主席陈戌源，中国足球协会原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等人的案件已经一审宣判，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毓毅等人的案件也将择期宣判。2024年3月7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关于的通知》，从组织领导、工作原则、工作措施、工作保障等多个方面部署了治理足球行业“假赌黑”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在工作措施中提出，要提高治理足球行业“假赌黑”工作水平，学习借鉴巴西整治足球腐败经验做法，全面加强“假赌黑”治理，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形成综合治理合力，系统化、全方面推进“假赌黑”治理工作。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过去一年多，中国足坛反腐风暴为“前腐后继”式腐败病症去疴除弊、刮骨疗毒，彰显出我国一体推进“三不腐”，铲除足球领域腐败滋生土壤的决心和魄力。反腐败斗争一直在路上，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巩固来之不易的压倒性胜利。绿茵场缘何成为“市场”“赌场”“交易场”“从目前公开案件看，足球领域的腐败涉及运动员选用、比赛安排、赛事裁判、行业管理人事任用以及其他与足球运动有关的经营管理活动等方方面面，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肖中华告诉《方圆》记者。绿茵场缘何成为“市场”“赌场”“交易场”？“我认为，导致足球领域腐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足球管理体制问题。”肖中华认为，行政干预成分过多而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不足，由此也决定了中国足球运营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欠缺。另外，中国足球运营管理的信息公开化程度不够，足球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在公开、公正、透明方面有待加强。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足球领域之所以出现频繁的腐败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该领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是体育行业中涉及相关资金和利益较为突出的领域；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存在不足，对相关环节的权力制约尚存在一定漏洞，腐败机会仍然存在，导致腐败问题频繁发生。被诟病最深的莫过于足协机制体制问题。多位专家向《方圆》记者表示，足协既组织又监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赛程安排、保级准入等职责都在足协。从法律的角度讲，权力过于集中，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容易为暗箱操作等留下空间，从而滋生腐败。在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彭新林看来，足协虽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但实际上成为“准政府组织”，其在介入足球比赛的商业运作时，同时享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管理权划分不明，界定模糊又缺乏有效监管，容易导致足协在商业运作的经济利益需求与行政管理的公正客观之间拉扯，自然而然为其中实际执行权力的管理人员留下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足球领域腐败现象频发，既源于中国足球管理体制自身的弊病，也由于足球领域的监管模式改革跟不上腐败犯罪手段更新。旧有的腐败犯罪链条尚未切断，新兴的腐败犯罪迅速传播开来，加之监督手段的专业性不足，导致足球领域成为腐败犯罪集中出现的高发地。”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施鹏鹏指出，足球协会的人员架构和财政管理自身存在弊病。一些协会管理者身兼数职，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领导干部容易成为“围猎”对象和腐败利益链条中的一环。行业协会的运营经费过度依靠政府资助，足球领域成为资源密集领域，加之监管力度不够，该领域常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持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此外，足球领域腐败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不规范，数字化监管不到位。体育法的立法时间较早且年久未修，刑法中针对体育博彩诈骗和操纵职业体育比赛等体育腐败相关行为尚未设置专门条款，存在法律衔接不畅、监管部门调查介入难度大、相关证据难以调取和固定等问题。”施鹏鹏告诉《方圆》记者，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涵盖足球行业球队、球员、裁判员和赛事的数据系统，难以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监测预警，关键环节专业性的欠缺导致难以对苗头性问题进行预防和提前介入。施鹏鹏还表示，中国足球协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党风党纪落实、廉洁教育和监督问责等方面存在打击力度薄弱和监管环节欠缺的现实问题。党的领导弱化、单位服从于领导个人的现象突出，“个人主义”“官本主义”“分散主义”助长了足球行业的不正之风。“惩治足球腐败缺乏完备而有效的法律处罚制度，违法成本低。比如，刑法对操纵比赛等行为，没有明确规定，无法进行刑事规制。根据体育法等法律的规定，弄虚作假等操纵比赛过程或结果的行为，只能给予行业处罚或行政处罚，违法成本太低。”彭新林认为。在彭新林看来，足球领域腐败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尚未有效消除，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破解。存在的这些现象和问题表明，要解决好体育领域的腐败问题，必须一体推进“三不腐”，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彭新林表示，一体推进“三不腐”，除了“不敢腐”，还要强调“不能腐”和“不想腐”。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系统治理、全周期管理。“三不腐”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敢腐”是前提，强调发挥惩治和震慑作用；“不能腐”更多强调制度和监督；“不想腐”更侧重教育和自律。有效治理足球领域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要按照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根本方针，形成一个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的完整闭环，实现对足球领域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施鹏鹏认为，中国足坛反腐一系列行动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领域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具有强烈的预防和警示作用。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的立案查处、提起公诉、依法审判，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无论职位多高，腐败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案件的处理，不仅可以震慑潜在的腐败行为，也强化了相关从业人员与机构的遵纪守法意识，有助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一体推进。对足球领域腐败“零容忍”“天下苦假球比赛久矣，现在人民群众对足球腐败反映很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足球反腐工作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最高检指导湖北检察机关办理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已起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等15人，对于净化足球环境、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意义重大。在彭新林看来，检察机关积极参与足球腐败治理，办理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起诉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等多名涉案人员，是以检察能动履职维护足球领域良好政治生态，有助于足球事业健康发展。“从足球腐败案件来看，不只充分暴露出职业联赛监督管理存在问题，更暴露出国家队管理的短板和漏洞。建议检察机关加强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共同持续推进足球领域反腐，为治理足坛腐败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周光权向《方圆》记者表示。在施鹏鹏看来，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的查处，必将推动足球领域生态的改变，推动体育部门吸取教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正本清源，有助于提高足球管理体制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从而为建立廉洁、公正、透明的体育环境奠定基础。宋伟表示，这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查处足球领域腐败案件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对该领域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折射出推动相关案件查办的法治化过程，同时也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切，形成了对足球领域乃至体育行业腐败行为的强有力震慑。“总的来说，这种专项打击足球领域腐败案件的做法是符合法治精神和社会期待的，有利于推动体育产业的清廉发展、提升国家形象和法治水平。”多位专家均向《方圆》记者表示。如何有效遏制足坛腐败滋生蔓延足球反腐也好，振兴中国足球也好，都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治理足球领域腐败问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肖中华进一步解释，关键是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知人善任、能够选拔真正的足球人才的机制，同时也应加强足球领域有关部门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廉政教育、法治教育。检察机关与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可以在腐败预防方面开展反腐败合作，在加强信息沟通的基础上推进足球领域的法治化建设，通过指引和预警加大预防力度。宋伟建议，一是应深化足球领域管理体系改革，推动各项管理机制更加健全，各项决策和涉及比赛的相关事宜公开透明；二是强化对足球领域重点人群、重点环节的监督，注重各专责部门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形成强大的“探照灯”；三是继续坚决查处该领域的涉腐案件，保持高压态势，为净化和营造足球领域良好的发展生态奠定基础。“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治理，需要综合的治理策略以及多方面的努力。必须将全周期管理理念和方式贯穿其中，标本兼治、系统治理，强化从源头到末梢的全流程、全要素、全方位治理。”施鹏鹏认为，具体而言，应进一步完善惩治行贿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举报机制、强化对足球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推动反腐败典型案例的公示等。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有效地推动足球领域的清廉建设，逐步实现“三不腐”的治理目标。施鹏鹏还表示，在足球腐败问题的治理过程中，需要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的持续共同推进，形成打击腐败的合力。尤其是其与纪检监察机关，应继续完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衔接顺畅的体制机制。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6条的规定，针对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经监察机关商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介入。在足球反腐专项整治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发挥该机制的效能，实现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良性互动。彭新林建议，首先，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能动履职，包括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衔接配合，依法严惩涉足球领域的腐败犯罪，积极参与足球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其次，检察机关可以加强足球领域腐败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强化案件审查把关，确保办案程序衔接顺畅、办案工作优质高效，以办案的实际成果促进足球领域腐败治理提质增效；再次，检察机关可积极开展诉源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足球领域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行业乱象，可以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足协、涉案单位制发检察建议，开展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推动相关单位吸取教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正本清源；最后，检察机关可以结合足球领域腐败犯罪典型案件选编一批典型案例并公开发布，充分发挥以案释法、法治宣传、警示教育和指导办案的示范规范作用，促进增强足球领域从业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足坛反腐进行时：绿茵场不是“赌场”》延伸阅读揭秘足坛腐败潜规则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大运动，足球毫无疑问是最具市场号召力、话题性的运动。而中国足球也曾屡屡创造奇迹，让绿茵场上飘满国旗。但近些年来，中国足球没能再创造奇迹。相反，球员们用一次次击穿底线的输球，不断消耗着国人的信心与耐心。自2022年11月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被查开始，包括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副书记、主席陈戌源，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杜兆才等10余名中高层干部相继落马。目前，相关案件有的正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或已提起公诉；有的案件法院正依法开庭审理，有的已作出判决。多位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表示，中国足坛新一轮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进行中，这是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向行业延伸的一个缩影，也是对足坛乱象的一次“刮骨疗毒”式治理。《方圆》记者梳理足坛腐败相关案件发现，目前已有足协官员、教练员、球员、裁判员、俱乐部高管、经纪人等多人被查。从足协领导层到具体业务部门，从一线“硕鼠”到背后“老虎”……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发生在绿茵场内外每个角落，形成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还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亟待解决。体育各领域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等老问题仍待破解，足球领域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三大球成绩持续下滑，这些都与党中央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23年4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习骅在会上指出，足球领域出现行业性、系统性腐败。“足球作为三大球类运动之一，其易腐环节在体育领域当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影响力远超其他普通体育领域，其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涉案人员多、波及范围广、贪腐金额大，政治生态污染导致行业生态恶化。”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施鹏鹏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足球领域职务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体性腐败，上下沆瀣一气、相隐庇护，系统内部主要领导岗位和关键部门负责人窝案、串案特征明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肖中华告诉《方圆》记者，一些身居足球领域要职的人员，不为中国足球谋发展、求进步，而是挖空心思、雁过拔毛式地想着如何利用手上的权力换取金钱。由于有金钱的驱使，他们甚至在各种赛事活动的选帅派兵中以获取最大贿赂为目标，人为操纵比赛胜负，欺罔民众。实际上，在足协相关单位、系统内部管理人员范围内已呈现出“公开化”和“集体性”腐败。《方圆》记者梳理足球腐败案件发现，一些足协人员“靠足球吃足球”，将管理职权异化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据中国足协官网显示，中国足协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是全国性、非营利性、体育类社团法人和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足协设有秘书处，现管理国家队管理部、竞赛部、裁判部等14个职能部门，还设有纪律委员会等专项委员会，在授权范围内依工作规范协助执委会处理本会专项事务。其中，中国足协原党委书记杜兆才、原主席陈戌源两人均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可谓两个“一把手”带头。2024年3月26日，陈戌源被湖北省黄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3年，陈戌源利用中国足球协会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投资经营、赛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8103万余元，其中400万元未实际取得。杜兆才涉嫌受贿案已由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杜兆才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一把手”带头腐败，班子成员则出现“前腐后继”情况。从公开案件看，近些年来，中国足协多名副主席被查处。2010年，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等人因受贿被查处；接任的于洪臣，因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254万余元（其中350万元尚未实际取得），2024年3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李毓毅则被检察机关指控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200万余元，目前案件已开庭，但尚未宣判。此外，中国足协职能部门，特别是“要害部门”成为“沦陷”重灾区。比如，足协纪律委员会原主任王小平涉嫌严重违法被查，技术部原部长谭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以及竞赛部原部长黄松因涉嫌受贿罪被公诉等。男足主教练的“保送”之路“足球领域作为体育行业的重点领域，既有与政府、医疗和高校等其他领域共性的腐败问题，也有典型领域特征的腐败问题。比如，足球领域出现的干部任用、球员选拔等环节的腐败问题较为突出。”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施鹏鹏认为，足球领域的腐败问题主要围绕人和财两方面展开。从公开案件中可以看出，足球领域用人腐败问题突出，比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尤其因运动员、裁判员晋级选拔不透明等导致寻租现象严重。最典型的要属李铁。2024年3月28日，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李铁涉嫌受贿、行贿、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一案。检察机关指控：2019年至2021年，李铁利用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主教练、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球员入选国家队、赢得比赛、签约俱乐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币共计5089万余元。李铁被金钱“保送”成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的过程也被披露。在电视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四集《一体推进“三不腐”》中，李铁称：“我太想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了，所以就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人去请托。”2019年8月，武汉卓尔俱乐部及他本人向中国足协原主席陈戌源、足协原秘书长刘奕行贿300万元。陈戌源是这样说的：“俱乐部给我送钱，跟我推荐，说李铁这个人不错，主教练这个职位能够为他的未来创造一个机会，创造一个平台。”趁着谈国家队建设的机会，李铁向刘奕行贿100万元，表示希望秘书长多支持，刘奕则回复，“没问题，铁子我肯定支持你”。就这样，李铁通过向中国足协领导和评审专家行贿，被成功“保送”为国家队主教练。主教练是由金钱铺路保送，球员也随之成为谋取私利的砝码。“从主教练到球员，从干部任用到球员选拔，这些环节有法律法规、人事任用标准、人才选拔制度来规范，本该是足协干部、教练的‘紧箍咒’，但最后却成了他们设租敛财的‘护身符’。”施鹏鹏说。在确认当选后，李铁与卓尔俱乐部签下一纸金额达6000万元的合同，并将该俱乐部的4名球员选入了国家队大名单。当看到国家队名单时，卓尔俱乐部原董事长田旭东直言“脸是发红的”，“我知道凭我们球员的能力，进不了，一个都进不了”。在施鹏鹏看来，中国足协某些人员肆无忌惮设租敛财，处心积虑将权力“变现”，这暴露出足协管理体制混乱，在干部提拔、调动和任免中尚未形成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这给予了“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发展空间。“开罚单的人”被“罚下”“从目前公开案件看，足球领域的腐败涉及运动员选用、比赛安排、赛事裁判、行业管理人事任用以及其他与足球运动有关的经营管理活动等方方面面。尤以比赛安排和赛事裁判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形象。”肖中华说。2023年3月24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原主任王小平涉嫌严重违法被查。王小平曾在球迷群体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被称为“开罚单的人”、足坛“书法家”。这是因为比赛中有恶意犯规、不理智的违规行为等，都会被足协处罚，王小平在联赛罚单上最后签字。据媒体报道，王小平最“巅峰”的时期是2017年，这一年他开了152张罚单，罚款更是高达350万元，这些处罚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球队的联赛竞争力。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彭新林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开罚单的人”被“罚下”，可以说绿茵场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赌场”“市场”“交易场”。在绿茵场外，腐败包括非法获取联赛主办权、转播权或在采购环节腐败等，这些是足球领域腐败的重灾区。2024年1月，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铮案一审开庭。董铮曾担任原中国男足主教练阿里汉的翻译、中国男足国家队赛事协调员、亚足联比赛监督等多个重要职位。2014年到2021年，董铮非法收受贿赂共计38次2200余万元，包括媒体版权合作、足球赛事承办、赛事票务代理、场馆验收、商务运营管理、装备违规处罚、参赛费拨付、球员经纪等。2024年3月26日，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董铮有期徒刑八年。“赛事开发、经营、赛程安排、仲裁处罚等赛事各个环节，都可能成为权钱交易的筹码。比如在项目承揽和赛事举办等招标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收受贿赂和‘吃回扣’的现象屡见不鲜。”施鹏鹏表示。以陈戌源为例，其在中国足协任职期间，为多个足球俱乐部和地方足协在赛事安排、联赛晋级、裁判判罚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破坏足球领域公平竞争秩序和行业生态环境，给国家足球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在制度不完备、权力高度集中等现实背景下，足球领域中越是能够影响球队成绩的重要环节就越存在腐败的可能。”施鹏鹏说，从联赛管理环节看，足协履行组织职能和监管职能，管办不分导致权力难以制约和监督，监督者难以成为合格的腐败问题守门员。执行权和监督权合一导致足协干部通过职权违规干预裁判判罚、赛事安排等乱象频发，“靠体吃体”则被业内公认为习以为常。同时，权力的过度集中也使得足协成为围猎的重点对象。花1400万元踢一场“必胜”的比赛“天下苦假球比赛久矣。”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位资深球迷也告诉《方圆》记者：“足球假赌就像一个‘魔方’，里面不管踢赢的、踢输的球员还是组织方，各方都是获益者，欺骗的只有球迷感情。当知道我们心心念念、谓之‘封神’的比赛居然是假球，那一刻信念是崩塌的，对中国足球丧失了信任。长此以往，球员会认为踢输了反而比踢赢能挣到更多的利益，还能好好训练吗？这对足球长远发展很不利。”众多球迷心中的八连胜“冲超”奇迹，实际是金钱之手在背后操弄。2015年，李铁担任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主教练后，赛季最后八场打出了一波神奇的八连胜，使得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最终以一分优势领先竞争对手，“冲超”成功。但经调查，所谓“冲超”奇迹完全就是踢假球。例如赛季最后一场，华夏幸福必须胜或者平才能确保“冲超”，俱乐部为此砸下1400万元，跟深圳队俱乐部、主教练还有球员都打了招呼。“在足球比赛中，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足协人员向裁判打招呼、俱乐部买通裁判却成为业内潜规则，严重影响足协公信力。”彭新林表示。比如，中国足协技术部原部长谭海曾四次拿到年度最佳裁判奖项，即“金哨奖”，但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成为此次足坛反腐中第一个被带走的裁判。2024年3月26日，中国足球协会原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原部长陈永亮被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法院以受贿罪、行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20万元。检察机关指控，陈永亮凭借其中国足球“老人”的地位，在中超、中甲等各级比赛中周旋，与某些俱乐部相互勾连，对俱乐部赢得比赛、调整场地，球员入选国家队、免除处罚等各项请托有求必应，肆意滥用权力。自2015年至2022年，陈永亮非法收受20多个俱乐部、地方足协及个人给予的1934余万元。曾说“我做球员的时候最憎恨的就是踢假球”的李铁却堕落为足球腐败黑幕的核心，这种风气通过老球员带新球员，毫无疑问地在青年球员中蔓延。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向《方圆》记者透露，许多球员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被操纵比赛踢假球，到了成年后又有利益推动，踢假球几乎成了行业“共识”，可以说足球行业从土壤上、基础上，第一粒纽扣就没系好。一家足球俱乐部某球员曾谈到，15岁时，教练安排其第一次踢假球，赛后收到2000元；青年队教练还向其父亲要钱，不给就不让上场，自己也受污浊环境影响步入歧途。“在足球比赛前后，涉及‘假球’‘赌球’‘吹黑哨’等方面的腐败问题较为常见。比如，在中超联赛等职业联赛中常出现操纵比赛结果等弄虚作假的现象，赌球也在部分球员、教练中蔓延。”宋伟告诉《方圆》记者，这些现象的发生不仅仅是个别球员的问题，更是整个足球产业体系的病根所在，不仅损害了球迷的利益，更严重破坏了比赛的公平公正，违背了体育精神和足球精神的初衷，让足球这个运动本身失去了本应有的意义。足球领域腐败导致行业生态恶化在宋伟看来，从腐败手段来看，足球领域与其他领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多以行贿受贿或者更为隐秘的利益冲突为主。但从涉案金额或腐败潜伏期的角度来看，足球领域近年来的涉案金额不断攀升，腐败潜伏期不断缩短，足球领域腐败易发多发的趋势十分显著。“足球领域既有体育领域普遍存在的腐败手段，还有基于行业特点的特殊腐败手段。相较于传统的腐败犯罪，足球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腐败关系网络庞杂和传染速度快的特点。”施鹏鹏说，足球领域的腐败分子大多身份复杂、社会关系庞杂，熟练掌握足球运动比赛规则和赛事监管规则，有熟悉和利用监管漏洞犯罪的先天优势。传统的利用职业便利谋取私利的犯罪手段逐渐被抛弃，足球领域腐败手段逐渐朝着隐蔽化、数字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足球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污染下，整个行业生态也面临恶化，部分国家队球员缺乏斗志，荣誉感、使命感不强，敢打敢拼的精神不足。据媒体报道，2022年，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对阵越南时，赛前中国足协为提振士气将赢球奖金提高到600万元，但最终仍1:3输球。陈戌源曾说：“一些国家队球员训练时连汗都不出。这一代没希望了，没有一点血性和信念。”更甚的是，很多球员是酒吧、会所常客，吃喝嫖赌抽样样沾。一位中国足协官员告诉《方圆》记者，足球的基层教练员很多人都有骂球员、抽烟喝酒的风气，自身队伍建设就有问题，这样的风气下带出的球员也有不良习气。现在很多足球队员，包括中超的很多运动员，是没有上文化课、受过思想道德教育的。在与地方足协官员、球员的谈话中，他们有一种认知：“我只是不巧撞枪口上被抓到了，你没发现的问题还有很多。”接受《方圆》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均表示，中国足球带给球迷的失望太多，假球、黑哨、赌球成风，腐败问题正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足坛反腐风暴充分显示出此次并非“一阵风”，而是真的一查到底，真的坚决查处！正如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所说，建设体育强国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坚决惩治体育领域腐败，坚决打击“假赌黑”，大力整顿行业风气，持续净化体育生态，为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和保障。（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下期）编辑丨肖玲燕

九日山岩峣峥嵘、风景优美、文物荟萃，山中古迹遍布，如今留有80余处，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群。（来源：资料图片）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福建省泉州市是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也是著名的侨乡。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由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等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九日山在南安市境内，距泉州市区约7公里，距南安市区16公里，为我国著名海外交通史迹。该山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文人墨客曾先后登临或隐居于此。九日山岩峣峥嵘、风景优美、文物荟萃，山中古迹遍布，如今留有80余处，最珍贵的为宋元祈风石刻群。九日山的祈风石刻记载了从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至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泉州官员为航海船只举行祈风典礼的情形，是泉州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历史见证，是我国绝无仅有的瑰宝和研究古泉州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九日山世界遗产点存在问题2020年以来，为了让南安更多的文物“亮”起来，更好地参与和服务保障“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工作，南安市检察院一直积极落实上级检察院部署，成立文物保护专项办案工作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态古城、生态泉州”公益检察活动，泉州申遗成功后这项工作依然延续。在开展专项工作过程中，文物保护专项办案工作组发现九日山世界遗产点存在翻建坟墓的问题。翻建坟墓的现场杂草丛生，环境脏乱，违法行为人对文物的破坏情况比较严重。针对上述情况，南安市检察院迅速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南安市文体旅局依法进行查处，要求其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建设工程行为，并限期整改，恢复历史风貌。收到检察建议后，南安市文体旅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展整改，通过释法说理，要求违法行为人将违建坟墓予以拆除。除此以外，南安市文体旅局也加强了文物保护的一系列工作，联合市消防大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等单位开展文物安全排查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350余人次，对全市94处文物单位开展检查，发现并整改隐患120余处。工作逐步拓展到各文物保护点除了制发检察建议，南安市检察院还以此案为契机，与文体旅局强化构建文物保护专项机制，从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办案协作、联合巡查、联席会议、宣传预防等方面建立了工作机制，构建“检察公益保护+文物保护”协作新模式。通过协作联动，推动完善辖区文物长效保护和利用机制。南安市检察院对九日山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得到了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其中，南安市人大多次组织人员到九日山世遗点开展视察，肯定了南安市检察院开展的公益诉讼工作，并对进一步开展好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近两年来，南安市检察院从以南安市辖区内的九日山祁风石刻、安平桥（五里桥）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及其关联环境为重点，逐步拓展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街区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与“乡愁”息息相关的保护对象。例如，针对辖区内一处六朝古墓历史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管理不当、保护不力的问题，南安市检察院及时向南安市文体旅局制发检察建议，并通过召开案件磋商会，开展座谈交流，研究整改措施，提出整改意见。同时向该文物保护单位主管部门南安市教育局及丰州镇政府发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通过检察建议，规范文物保护管理，激活和提升文物综合治理能力水平。联合护宝，工作更有效率针对九日山世界遗产的公益诉讼保护，步履未曾停过。2022年，为了更好地保护九日山世界遗产，南安市检察院联合该市文体旅局在世界遗产点九日山祁风石刻、安平桥（五里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闽南红砖建筑蔡氏古民居建筑群3个文物保护单位设置“检察护宝观察点”，聘任5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为“检察护宝观察员”，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2020年3月的一天，我收到重庆市张某寄来的一封监督申请书。审查发现，申请书中只写了案件事实，就认为法官判决错误，没有写判决错误的理由，申请人也没有邮寄法院裁判文书。种种信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按照规定，我给申请人发一个修改申请书和补交法院裁判文书的短信息就可以了，这个来信做存查就处理完，申请人是否修改申请书和补交材料就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出于职业的敏感和责任，根据申请书的内容，我判断申请人对检察机关办理监督案件的规定不怎么了解。我随即给张某打了电话，让其修改申请书和补交法院裁判文书。没有想到，张某在电话中向我诉起了苦，说法院同案不同判，申请了再审也不纠正错误，“没有想到检察院会给我打电话，检察院能不能监督这个案件，替我们讨一个公道？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上访，找能说理的地方”。就这样，张某诉说了一个多小时，我也了解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原来，“某某生”是当地著名的老窖作坊，“某某生”商标使用在不同品种的酒上，是张某父辈十几个人制酒使用的商标，已经使用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某某生”在当地有了很大的知名度，后来租借给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使用。因为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不怎么使用，造成“某某生”商标的知名度不断下降。但张某的父辈们非常珍惜这个商标，想收回商标自己使用，张某作为继承人，也想让这个商标再次发扬光大，于是找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想收回这个商标，但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认为是他们的商标，不同意还回去。2014年12月和2015年8月，张某公司先后两次到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2018年改革调整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提出对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使用“某某生”两个系列酒商标的撤销申请，商标局均支持了张某公司的请求。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不服，因涉及“某某生”两个系列酒商标，分别起诉至同一个法院。张某称其中一个案件他收到了出庭通知书并且出庭，法院判决张某公司胜诉；另一个案件他没有收到出庭通知书，也没有收到判决书，并不知道此事，3年后才无意中知道这个判决，并且这个判他的公司败诉，然而案件已经过了上诉期，他申请再审被驳回。听完张某的诉说，我仿佛看到了张某父亲等老一代人几十年打造“某某生”品牌的辛苦，也感受到了张某对“某某生”品牌的珍惜和爱护，更感觉到了张某的不满和无奈。同一个法院在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不同的法官对两起相似案件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意识到这是同案不同判，判决可能存在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否存在并是否能够妥善解决，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出的认为判决错误的理由和提交新证据材料非常关键。尽己所能帮助信访人是我们信访接待人员的职责和应有的担当，此案还关乎知识产权的保护，关乎公平保护民营公司合法利益。我告诉张某，这个案件属于我院监督范围，如果材料齐全，我院可以监督这个案件。这让张某重新燃起了希望，减少了对司法的怨气。接着，我们向张某讲解了检察机关受理和办理监督案件的程序和可能面临的监督结果，让他内心有一个合理的预期。由于彼时正值疫情期间，张某到北京调取证据材料不现实，我们便建议他通过电话向北京原审法院调取材料。我们还帮助张某查询原审法院的对外咨询电话，让张某电话联系原审法院要判决书，了解法院未通知到庭和未送达判决书的原因，是否在告知方面存在瑕疵，并建议让张某着手准备相关证据材料，特别是对方公司伪造证据的新材料。同时，我们就张某提出的审限等问题向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能当时解答的就当时解答，解答不了的，事后打电话告诉张某。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月，张某的监督案件一直在我的心里，其间我和张某之间就此案电话沟通多次，指导张某需要调取的证据材料，建议张某以公司的名义提交监督申请，指导张某如何写好监督申请书，特别是申请监督中法院判决错误的理由和依据。事后，张某以公司的名义重新提交了行政诉讼监督申请，补交了原审法院审理的胜诉和败诉两个案件的判决文书以及其他证据材料。我及时审查并受理张某公司的监督申请，当天移送我院业务部门办理，同时向张某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至此，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两个月的心血没有白费，也有了小小的成就感。2021年12月，我们收到张某寄来的感谢信。张某高兴地告诉我，说检察院抗诉了，法院发回重新审理，判他胜诉了，四川某知名酒业公司也没有上诉。张某的公司可以自己使用“某某生”商标做生意了。时间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余，其间我接待了各色各样的信访人，倾听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多次收到过感谢信。但我依然时常会想起张某，虽然极少联系，但我觉得不联系反而是好事，说明张某的问题都已彻底解决了，他不再需要去信访了。在我看来，这便是信访矛盾化解最好的结局。信访接待工作，不同于公诉人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指控犯罪，也不同于民事行政监督案件的居中审查纠正裁判错误。它看似是小事，处理的却是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关乎着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大事。作为一名信访接待的检察官，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勇于创新和改变，做人民群众申诉的“倾听者”、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防护栏”、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连心桥”，实现检察为民初衷。（作者单位：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2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一封奇怪的监督申请书》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湖北省十堰市的一座深山中藏着一群行踪诡秘的人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民警们迅速换上便装想进入深山开展秘密调查却发现山脚下停满了车公路周围还有不少年轻人四处游荡对陌生人十分警觉民警们决定抄小路进山一探究竟…………几人合谋开赌场当民警小心翼翼地靠近目的地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二三十名男女围站在桌子旁边，热闹非凡。现场还有POS机、筹码箱、LED灯、验钞机、对讲机等工具，不可谓不齐全……2023年6月10日，陈德伦、姜浩雨、陈飞凡和李砂4个生意伙伴在一次聚会中，合谋开设一间夜场赌场。赌场开起来后不久，陈德伦4人的朋友黄江、刘秦桑、梁军、吴致远也受邀加入成为场主，参与利润分成。所谓场主，即是赌场的管理和控制人员，主要负责提供资金、组织人员、邀约赌客。他们相当于公司股东，直接参与整个赌场的运营，事后按利润比例抽成，当然分成也是最高的。在不考虑场地和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每场赌博活动抽水可能高达四五万元。当然，赌客们也有运气好的时候，一夜之间赢取几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可能，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参与赌博的时间长短。在陈德伦和李砂的邀请下，方浩也加入了他们。因为在家排行老四，方浩以“老四”代称，主要负责寻找合适的赌博地点、购买赌具和对讲机等工具，并安排司机接送赌客，以及协调人员站岗放哨等事务。一场赌博活动结束，老四会有1万多元的收入。山林赌场从晚上9点开始，持续到次日凌晨两三点结束。这里并无豪华的大桌子，而是数张小桌拼凑而成。赌客们紧紧依靠着，站在一起，玩着游戏。夜里山风瑟瑟，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几盏大瓦数的照明灯。吃喝只有矿泉水、泡面，还有香烟。一场赌局结束，桌子下面都是烟头或者火腿肠的包装纸。一开始很多人都是以赌客的身份出现，因为输钱越来越多，便有人主动要求在赌场里当场主，通过当场主抽头，挣点钱回来。有的人也会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加入，进而形成熟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赌客唐姆成了场主后，就邀请了其姐姐在赌场内放码，两人合伙从中获利。这里的放码，指的是在赌场内提供贷款服务。当赌客借入1万元时，放码人可从中获得一两百元的利润。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焦文济一回到国内就四处寻找就业机会然而一个普通的“海归硕士”身份并不能让焦文济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大学老师李陶东给他指了一条“捷径”：掏钱“走后门”读博士学位由他的博导亲自指导焦文济焦文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答应了然而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顺利…………“救命稻草”2016年，焦文济考入南方某普通一本大学，李陶东作为焦文济的老师，在大学4年间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二人关系也就较普通的师生关系要更近一些。2021年10月底，被焦虑裹挟的焦文济找到了李陶东，以此消解心中苦闷。听到昔日的学生求职经历如此坎坷不顺，李陶东感到十分同情，并试图以老师的身份帮焦文济分析情况，拿自身的经历疏导和劝解他。“现在国内竞争越来越激烈，‘海归硕士’在国内的认可度也越来越低了，单凭这样的学历确实很难（找到好工作）。”李陶东对焦文济分析道，“要想找到好的工作机会，就应当再读一个博士，实现学历的质变。”焦文济对读博一事很纠结，提出了现实的顾虑：“读博士固然好，可一来我没有认识的博士生导师，二来距离博士生考试仅剩一个多月时间，我根本没有复习，就算想考也考不上。”“你要敢想敢干，考试仅仅是一方面，最关键的还是要有导师愿意带你。”李陶东说，“我是某985高校毕业的。我能引荐我的博士生导师给你认识，至于考试，我们也会帮忙想办法。怎么样？愿不愿意试试？”就这样，焦文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让李陶东介绍博士生导师给他。这次谈话结束没过两天，李陶东便为焦文济介绍了一位名叫韦一红的老师。“导师帮你联系好了，只不过现在每一名博士生导师每年最多能带两名学生，若他帮你留了名额，你却‘放鸽子’（不遵守诺言）的话，名额就白白浪费了。所以你先交个3万元的保证金吧。”李陶东说，“我已经帮你约好过两天跟韦老师见个面，这就相当于一次面试了。”焦文济觉得，和韦一红见面后再转款更为稳妥，可李陶东却告诉他，韦一红生气了，觉得焦文济“不懂事”，并将二人的聊天记录发给了焦文济以作证明。焦文济见状，只得按照李陶东所说，将3万元“读博意向金”转到一个名为“黄竹清”的账户内。转好后，焦文济便等待着和韦一红见面。学还没上，钱却交了不少2021年11月8日，李陶东却告诉他，他的导师已经换成了许靖卓。“韦一红不适合做学术，而且不能支持你出国访学，不适合做你的导师。”李陶东说，“许靖卓是我曾经的博导，他有更好的学术背景，也能给你提供出国访学的机会，做他的学生对你来说更为合适。”焦文济被说动，没多想便同意更换导师。当他提出想把之前交的那3万元保证金要回来时，李陶东拒绝了他：“这事儿之后再提，我怕韦一红在你申请博士的时候报复你。”焦文济觉得李陶东说得有道理，便没有坚持。同年11月9日，焦文济在李陶东的带领下参观了校园，二人随后来到许靖卓的办公室，和许靖卓商量申博事宜。许靖卓向焦文济介绍了这所985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方式，说明了对学生的要求，并给他推荐了备考书目。随后，焦文济添加了许靖卓的微信好友，三人一同去学校的食堂吃了午饭。经此一行，焦文济对李陶东便深信不疑，认为许靖卓愿意收自己为徒，自己读博的事情一定能顺利推进。两天后，焦文济接到了李陶东的微信语音电话，称许靖卓要求其提前支付4年学杂费和出国访学费，一共是12.8万元。同时，李陶东将二人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焦文济。截图中显示，由于许靖卓不愿亲自收钱，钱需要打入一个名叫“于晓伟”的账户中。焦文济没有多想便如是操作。2021年11月12日，在许靖卓的指导下，焦文济提交了报考志愿，进入最后的冲刺复习阶段。9天后，李陶东又联系焦文济，称许靖卓担心其复习得不好，打算帮助其进行笔试和面试辅导，收费为10万元。见焦文济有些犹豫，李陶东告诉他，若不交这笔辅导费，将来万一没考上，先前的12.8万元也不会还给他。于是，焦文济按照李陶东所说，将10万元打入了“于晓伟”的账户中。同年12月6日，李陶东再次找到焦文济，称先前用那10万元找了几个人都不行，他们对申请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找曾经担任过书记的刘林老师，找他给你辅导，这事儿才能稳妥，得再转点钱。但这笔钱不能直接打给他，你先打给许靖卓，这样迂回操作一下。万一最后考不上，这笔钱也能退回来。上次的10万元我（12月）18日就退还给你”。此时距离博士招生考试仅剩10天，考试迫在眉睫，焦文济确实复习得也不好，于是又给于晓伟的账户转了数万元。终于到了考试的日子，没有任何人的帮助，焦文济独自前往学校参加了笔试和面试。2021年12月26日，李陶东再次找到焦文济，称学校任命了新的院长徐双，之前找的人权力都不够大，需要找这位新上任的院长，让其再交10万元。同时，李陶东称，拜托许靖卓办理转学院事宜，还需要再花2.8万元。可是此时的焦文济已经没有钱可以转了，李陶东就此作罢。钱包空了，博士梦也碎了2022年1月21日，学校的录取结果出来了。当然，由于考核不合格，焦文济并不在录取名单之内。于是，焦文济便联系李陶东，要求他将之前的所有费用都如数返还，包括保证金、预支的学杂费和出国访学费、面试辅导费，共计20余万元。但李陶东以各种理由推托、逃避。无奈之下，焦文济直接联系到许靖卓，向其求助。“你们已经交钱给研究院了吗？”许靖卓感到疑惑，毕竟读这所985高校的博士生并不需要提前交钱。“老师，李陶东老师让我把钱交到您给的账户上。”焦文济解释道。“小焦，你怎么可以轻信李陶东给他转钱呢，你赶快和你父母一起去报案。”震惊之余，许靖卓对李陶东以他的名义行骗，败坏自己声誉的行为感到十分气愤。至此，焦文济才彻底醒悟过来——原来李陶东自始至终都在欺骗他。从一开始的韦一红老师，到后来的许靖卓、刘林等老师，人都是真的，可事情全是假的。原来，早在2021年6月，李陶东就已被焦文济入读的大学劝退——任职期间，李陶东不守师德，多次向其他老师、学生借款，被其借款的老师大约七八名，被其借款的学生更是达30多名，向学生借款的金额达到了8万元左右，且未归还。事实上，李陶东从未联系过韦一红，给焦文济看的聊天记录也都是李陶东一人用两个微信账号伪造出来的。在3万元被花费掉后，李陶东联系到许靖卓，谎称有一个学生想以正规途径考取该985高校的博士，希望许靖卓可以帮忙辅导。许靖卓并未察觉李陶东的谎言，觉得自己只是帮个小忙，简单介绍下博士报考流程，碍于情面便同意了。谁知，此举竟让李陶东的犯罪计划推进得更加顺利了。在取得焦文济百分百的信任后，李陶东便开始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款。无论是提前支付4年的学杂费、出国访学费，还是托人帮忙辅导考试，在焦文济看来，这都是“走后门”应该做的。为了不让焦文济起疑心，李陶东还借用了母亲黄竹清、学生于晓伟的账户，谎称是韦一红、许靖卓提供的账户，以用来接收赃款。然而，得知一切真相后，焦文济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报警，而是继续和李陶东沟通，希望他能够将所有钱款退还。经过数月联系未果，焦文济于2022年4月22日报了警。2023年6月7日，李陶东到案，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检察机关在审查期间，积极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终李陶东的家人代其将全部钱款退还给焦文济，并给予了1.54万元的补偿。2023年9月，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以李陶东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1月，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李陶东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并处罚金3万元。定制诈骗防不胜防相较于普通诈骗，这起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显然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李陶东的每一步行动、每一个圈套都是针对着焦文济所设计，是一种定制化的诈骗，而非广撒网式的诈骗。“定制化的诈骗多发于熟人之间，犯罪嫌疑人会根据被害人面临的困境为被害人量身打造走出困境的办法，并提出具体的办事步骤，在办事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策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承办此案的检察官郭譞介绍。“一方面，人们但对于这种量身打造的圈套，有些防不胜防。另一方面部分被害人也心存侥幸，认为‘花钱就能办事，只要有钱就能找到关系，有了关系就能解决问题’。被害人从准备考博到参加博士生考试仅仅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却依然认为通过找关系、花钱就能解决会见导师、收集复习资料、笔试、面试等一系列流程。他自己的‘迷信’也是促使他落入陷阱的重要因素。”郭譞说。（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给钱就能读博？昔日导师递来了“救命稻草”》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正在上高一的张欣觉得爸妈重男轻女外出打工只带弟弟对她却不重视、不关心心里很是郁闷朋友马诗给她出了个主意：让张欣离家出走，并把手机关机“让你妈妈急一急不然他们心里哪还有你的位置啊。”张欣觉得马诗说的有道理当晚张欣和马诗还有2个男生开了间房并将手机关机结果……就在16周岁生日那天2023年9月2日15时许，正在山东省青岛市某小区干装修的成澜，接到儿子成琦打来电话感觉有些意外。成澜是个单亲父亲，常年在外务工，成琦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孩子此时正值青春期，有些叛逆，很少主动给他打电话。9月1日是成琦的生日，成澜知道头天晚上，他和同学一起聚餐过了生日。拿起电话一听，成澜神色一紧：“什么？你把人家小女孩打了，严重吗？”成琦在电话里说，只打了那个女孩一拳，女孩已进了医院治伤，女孩的家长报了警。成澜要求成琦立刻去派出所投案自首，好在这次成琦听话了。成澜匆匆挂了电话后，立刻找到包工头请了假，就驱车返回临沭县。在派出所里，民警交给成澜一份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这怎么还要取保候审了呢？孩子说就是打了对方一拳……他才刚满16周岁啊，还是个孩子啊。”成澜手里攥着告知书，慌张地询问着办案民警。“成琦确实是只打了一拳，但是经过司法鉴定，被害人双侧鼻骨粉碎性骨折、骨性鼻中隔骨折，构成轻伤二级，已经达到了故意伤害罪的立案标准了。年龄不是借口，成琦犯罪时已经年满16周岁，根据法律规定，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了。”办案民警耐心地解释道。四个人开了一间房原来，2023年9月1日是成琦16周岁的生日。晚上8点，成琦和一帮朋友在一家餐馆庆祝生日。当天，成琦和“好大哥”卢真（17周岁）、卢真的女朋友马诗（18周岁）及马诗的邻居兼闺蜜张欣（15周岁）一起度过16岁生日。刚好，张欣正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的事情郁闷着，在成琦和卢真推杯换盏的时候，马诗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劝慰着心不在焉的张欣，并建议她离家出走并关机，“让你妈妈急一急”。于是，张欣觉得马诗说的有道理，真的把手机关了机。另外，张欣心里清楚，今晚马诗把自己约出来，也存着介绍成琦跟自己认识的心思，但她只想好好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天色已晚，张欣跟马诗说自己想要回家，马诗说这时候回家就前功尽弃了，不如在宾馆开间房凑合一晚。张欣经不住马诗的劝说，答应了。就这样，两个男生满身酒气、踉踉跄跄地跟在张欣和马诗后面一起去附近宾馆开房间。马诗对酒店前台说，自己和卢真开一间双人房，成琦和张欣玩一会儿就走。宾馆前台在办理入住登记时只登记了马诗的身份信息，看了其他人一眼后，不耐烦地说道：“我们这儿有规定，没有办理入住的人，晚上11点前必须走。”几人应声上楼去了房间。进到房间，卢真和成琦已满是醉意，卢真借着酒意说自己和马诗是男女朋友应该睡一张床上，并给马诗使眼色。马诗想要撮合张欣和成琦，就心领神会地跟张欣说：“大家都是朋友，都在一个房间里，张欣你跟成琦挤一挤，睡一个床？”成琦注意到张欣面露难色，就主动说道：“不用，我就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就行，张欣自己睡床吧。”张欣感激地看了成琦一眼，于是四人各自休息。一拳打过去造成骨折成琦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因为觉得睡得不舒服又醒了。他看了一眼手机，已是快凌晨2点了，酒店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上来赶他们走。他想到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天亮，趴着睡觉实在是浑身难受，宿醉又让他头痛欲裂，就起身走到张欣的床边坐下，拍了拍张欣的胳膊，说他要躺一会儿，让张欣往里面挪挪，给自己腾出个位置来。张欣被吵醒后，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有点烦躁地说：“你不是说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就行吗，你说话不算数还一身酒气，赶快下去。”并用手推了推成琦。成琦本就醉酒难受，脾气一下子爆发了：“我就躺一下怎么了？我就说话不算数怎么了？这又不是你的床。”“我不同意就是不行。”张欣又用力地推了一下成琦。成琦立刻下床站起来，一拳击打在张欣的鼻子上，张欣的鼻子顿时就流血了。随后，张欣哭了起来，卢真和马诗也被吵醒了。成琦烦躁不安地说：“你再哭，我再给你一拳。”说着就要再度挥拳，卢真立刻过来把成琦拦下，马诗赶紧查看张欣的情况并安慰她，张欣哭着将手机开机，然后给妈妈打电话。正在四处寻找张欣的妈妈很快赶来，将其接走。张欣随母亲回家后发现鼻血止住了，她被父母说了一顿，就回房间补觉了。睡醒后，张欣发现鼻子青了并且一直疼痛，父母陪她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鼻骨骨折。于是张欣在父母的陪同下报警，并做了司法鉴定。经鉴定，张欣的双侧鼻骨粉碎性骨折、骨性鼻中隔骨折，其损伤系钝性物体作用形成，构成轻伤二级。案件背后都是孩子们的人生在办案民警的主持下，成琦在成澜陪同下向被害人张欣及家长道歉，双方自愿达成刑事和解。2023年9月25日，临沭县公安局向临沭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时提出了对成琦从宽处罚的建议。临沭县检察院于2023年10月18日依法对成琦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决定对其观护帮教3个月。办案检察官在了解到成琦的成长经历后，主动邀请心理咨询师对成琦进行心理疏导，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分别为成澜、张欣的父母和卢真的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同时依法向成澜以及张欣、卢真的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成琦理解了父亲对自己的爱，成澜也意识到自己一直只注重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而忽视了孩子成长中对父爱的精神需求，父子俩修复了关系。现在，成琦在检察官和司法社工的帮助下，已经成功戒除了饮酒、不良交友、夜不归宿等不良嗜好，正在积极准备去一所职业教育学校学习技术。张欣的父母也意识到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要注意方法，更不能让孩子成为事实上的留守少年，于是张欣母亲决定在本地找份工作，方便照顾张欣姐弟两人。同时，临沭县检察院针对成琦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的情况，依法向该县教育和体育局制发检察建议，并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该县未成年人辍学情况的监管和保学复学的帮助；针对烟酒商店违法向未成年人卢真售卖白酒的情况，依法向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该局已开展专项行动进行整改并杜绝该县烟酒类经销商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情况；针对成琦、卢真和张欣三人未经登记就在宾馆住宿以及该涉案宾馆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情况，依法向该县公安局制发检察建议，并联合相关部门对该县旅馆业从业人员开展落实住宿登记制度和强制报告制度的宣教活动。（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一拳的代价》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拥有20多万粉丝的知名情感博主胡小菲在微博小号“荞芬”账号上高调“官宣”了自己和某知名烘焙企业“富二代”的恋情就像她微博用户名“普女修炼手册”预示的那样身为“普女”的她靠着自己的“修炼”，逆袭成功然而在胡小菲“官宣”恋情的第二天这位烘焙企业“富二代”便发布声明辟谣恋情并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她”随着粉丝们的“大梦初醒”胡小菲的真实面目再也藏不住了…………发现一个将互联网流量变现的“好方法”胡小菲是广东人，大二那年，父亲患病，母亲无业，在家庭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胡小菲选择辍学打工，贴补家用。当时，胡小菲觉得，自己家庭条件不好，一些亲戚看不起她，自己谈过的男朋友也看不上她的家庭，因此，她比较心急于赚钱，想要证明自己。2019年，胡小菲开始与人合伙运营微信账号，发布占星、命理相关内容，吸引客户前来占卜。自此，她开始了解玄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发现了替人占星、算命赚钱的路子。同时，在此过程中，胡小菲意识到，自己的表达能力强，文笔也还不错，对于互联网内容运营有着一定的天赋，因此，她萌生了自己运营独立账号的想法。2020年，胡小菲注册“普女修炼手册”微博账号，将目标受众对准年轻女性，正式开启了成为网红情感博主的道路。凭借着对网络热点的敏锐度，并抓准了部分年轻女性对自我成长以及婚恋的困惑和焦虑，在3年的时间里，胡小菲成长为一名拥有20多万粉丝、小有名气的情感博主，她如愿当上了“网红”。成为“网红”后，胡小菲赚钱的渠道也就多了起来。总体来说，她通过“普女修炼手册”账号盈利的方式有4种。第一种是知识付费，胡小菲撰写了一份关于情感、创业方面的PDF文档，通过卖文档赚钱。文档内容大多是她在互联网搜索相关文章，并融合自己的观点拼凑而成的。第二种是广告收入，她会接一些团购广告，赚取广告费。第三种是付费聊天，一些粉丝会付费向她咨询情感、事业方面的问题。第四种则是玄学收入，她会为粉丝提供看星盘、算塔罗牌等服务。胡小菲的账号做得有声有色，她和许多微博“大V”一样，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经济状况也因此好转。而胡小菲的诈骗之路，开始于她与现实生活中一名朋友的交往。李欣欣是胡小菲2018年前往中国台湾做医美时认识的女生。二人是同乡，年龄相仿，性格相投，就成了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2020年，李欣欣失恋了，心情很糟糕，就把烦心事讲给了胡小菲听。“我认识一个算命师父，很准的。”胡小菲如此向李欣欣推荐道，并把一个名叫“小言”（化名）的微信账号推荐给了她。李欣欣咨询后，觉得价格比较高，不想找“小言”进行算命。然而，胡小菲不断强调“师父很厉害的”，李欣欣也就动心了，她找到“小言”进行算命，并做了法事。此后，李欣欣几乎每次与胡小菲分享她最近碰到的烦心事时，胡小菲都会把她推荐到“小言”那里去，让她去找“小言”做法事。李欣欣也发现，她每次去算命，还没说几句，“小言”就能准确说出她遇到的困境，因此，李欣欣觉得“小言”的确是个大师。就这样，2020年至2023年，李欣欣共计花费27万余元，用于请“小言”算命、做法事。然而，“小言”并不是什么大师，“小言”账号的背后就是胡小菲本人。胡小菲根本不是什么“命理大师”，也不懂得算命、做法事等玄学内容。她利用微信账号“小言”发给李欣欣的算命内容，一部分来自她作为朋友了解到的李欣欣的情况，一部分则摘自各种占星、算命软件自动生成的内容。而关于做法事，有时候，胡小菲会拜托她认识的道士，帮忙做法事，有时候，她干脆就不做法事，只是写出一段交代法事内容和结果的文字，发给李欣欣，敷衍了事。通过李欣欣，胡小菲意识到，自己运营“命理大师”账号为别人算命，是一个将她互联网流量变现的“好方法”。这个方法不仅来钱快，而且藏在网络账号后面，“命理大师”很难被人戳穿真实身份，这个“自导自演”的骗局也难以被人察觉。“命理大师”的潜在客户2021年8月，胡小菲开始用“普女修炼手册”微博账号为自己运营的另一个命理账号“苍澜占星”（化名）引流。因为丝群体多为年轻女性，她们本身就容易对玄学、命理等产生好奇心，又处在对未来比较困惑的阶段，就更容易成为“命理大师”的潜在客户。胡小菲的引流之路十分顺畅。唐小雨是一名“00后”女生，她通过浏览“普女修炼手册”发布的博文，添加了胡小菲的个人微信号，在胡小菲的推荐下，又添加了“苍澜占星”账号。一次，唐小雨在与“苍澜占星”聊天的过程中，“苍澜占星”表示，唐小雨的微信头像不好，会影响她的运势，表示可以给她挑选一个寓意比较好的头像。唐小雨欣然接受了“苍澜占星”的建议，给“苍澜占星”转账388元。2022年5月，唐小雨准备考研，她再次找到“苍澜占星”，求了一个学业符。在当时的唐小雨看来，“澜姐”确实很“灵验”，“她不会和我说算命的术语，直接跟我讲我最近的情况如何，需要购买什么服务进行化解”。唐小雨甚至把自己考研成功等自己付出努力而达到的目标，归功于“澜姐”的助力。2021年8月至2023年4月，唐小雨共计给“苍澜占星”转账23笔，花费1.9万余元。颜小云是“95后”女生，在“普女修炼手册”的引流下，她添加了胡小菲的个人微信和“苍澜占星”微信。2022年4月起，颜小云多次给“苍澜占星”转账，进行占卜、做法事。2023年4月，颜小云和男朋友分手，她去找胡小菲倾诉。“苍澜占星那里最近有一个清理项目，推荐你去做一下，效果不错的。”胡小菲如此推荐道。于是，颜小云花费3800元，做了这个所谓的“清理项目”。当天，“苍澜占星”还告诉颜小云：“如果想改善感情的业力问题，是有机会的，需要做大全套，看你要不要做？”当时，颜小云手头不宽裕，就拒绝了。她还向“苍澜占星”表示：“还是得多赚钱，好东西早就标好价格了。”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颜小云共计给“苍澜占星”转账1.1万余元。网红情感博主和“命理大师”竟是同一人胡小菲原本以为，自己一人分饰多角、自导自演的骗局，很难被人识破，可以靠此方式敛财。然而，2023年5月，在她编织的恋情谎言被男方辟谣后，她的敛财骗局也随之崩塌。粉丝们对胡小菲失去了信任，开始深扒胡小菲的所作所为。有人发现，“苍澜占星”账号的收款人姓名，与胡小菲母亲的姓名一致。粉丝们意识到，胡小菲和“苍澜占星”是同一个人！2023年5月，胡小菲的粉丝徐乐前往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报案，称被胡小菲诈骗。5月11日，长宁公安分局对胡小菲刑事拘留并网上追逃。同日，胡小菲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火车站站前广场，被上海铁路公安局杭州公安处宁海站派出所民警抓获。2023年11月，长宁公安分局侦查完毕，将此案移送至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12月15日，长宁区检察院以胡小菲涉嫌诈骗罪向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1月31日，长宁区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胡小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5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网红情感博主和“命理大师”竟是同一人》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刘云量的脖子被扎后血流不止他踉跄地往前走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开夜班出租车的爸爸清晨刚回到家就接到了儿子死亡的噩耗……闹市区酒吧附近发生了如此恶性的未成年人伤亡案件检察机关能不能对该地区的未成年人伤亡案件全面排查分析案发原因降低治安风险呢？酒吧外的血案在北京市一条繁华商业街的一家酒吧里，付清、沈卫国、胡小军和4名未成年人酒后因琐事发生冲突，打斗过后各自离散。离开酒吧后，付清、沈卫国、胡小军几人来到酒吧附近的一家饭店里吃面。或许是年轻人热血冲动，段天常、刘云量等人并未真正离开饭店，而是逗留在店外的道路上。当付清、沈卫国、胡小军等人察觉到这一点，也急忙追出去，与段天常等人再次发生争吵。情况很快升级，胡小军突然冲向段天常等人，挑起了肢体冲突，独自与对方多人展开激烈的对打。在此期间，付清和沈卫国并未意识到胡小军已经陷入了混战，直到一同喝酒的女孩告诉他们胡小军正被人围攻。出于哥们儿义气，付清和沈卫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战斗。但由于对方人数众多，他们在打斗初期吃了亏。在被人群围攻之后，情绪失控的付清觉得单靠拳脚很难扭转局面，一时冲动，冲进了附近的一家饭店，抄起了一个空啤酒瓶，挥舞向仍在对峙的人群。付清双手各持一个空瓶，向对方猛烈挥舞。其中一个酒瓶砸在对方一人的头上后碎裂在地，右手挥打的酒瓶也在斗殴中破碎。但付清没有停止，他握着破碎的酒瓶碎片挥舞扎刺，划伤了段天常的耳朵，最后一击竟扎进了刘云量的颈部。刘云量的脖子被扎后血流不止。他踉跄地往前走，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动弹。不久之后，120救护车到达了现场。然而不幸的是，刘云量已经失去生命体征。这天是2023年4月5日，当天早上5时许，民警也到达了现场。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段天常所受损伤属轻微伤；被害人刘云量因锐利刺器刺击颈部，造成左颈内静脉、颈外静脉、锁骨下静脉交汇处血管破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付清、胡小军、沈卫国逃离现场，当天分别在各自住所被民警抓获。刘云量殁时才15岁，妈妈常年卧病在床，爸爸靠开夜班出租车养家。爸爸清晨刚回到家，就接到了儿子死亡的噩耗……对辖区的未成年人伤亡案件全面排查案发后，公安机关迅速通过大数据研判、视频侦查、调查访问、人脸比对等工作核查涉案人员身份，并组织实施抓捕。通过观看监控录像，警方发现，付清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要、积极作用，胡小军、沈卫国二人也各有作用，三人应当共同对犯罪后果承担责任。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付清、胡小军、沈卫国3人于2023年4月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事拘留，于5月12日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批准逮捕。为实现“办理一个案子、保护一批孩子”的社会效果，在办案中，检察官及时引导侦查、固定证据，明确审查要点，在全面梳理斗殴现场的证人证言、案件现场监控、嫌疑人和被害人与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的基础上，从案件起因、各方人员行为、危害后果等多方面论证，最终认定付清涉嫌故意伤害罪，胡小军、沈卫国仅应在寻衅滋事罪的共同犯罪范围内负责。同时，检察官积极做好释法说理、矛盾化解工作，促使犯罪嫌疑人一方积极赔偿刘云量家属。由于这起酒吧故意伤害案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且两名被害人均为未成年人，造成公共场所多人围观，社会影响恶劣，办案检察官在办案之余也不禁思考：闹市区酒吧附近发生了如此恶性的未成年人伤亡案件，检察机关能不能对该地区的未成年人伤亡案件全面排查，分析发案原因，降低治安风险呢？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基于此背景，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进行调研，发现自从2021年6月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以来，该地区已发生和酒吧相关的刑事案件13件，检察机关已经向酒吧制发检察建议8份，然而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相关政府部门、商家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仍存在严重缺位。“该地区酒吧人员密集，各类人员混杂，在酒吧等营利性娱乐场所附近发生的刑事案件屡见不鲜。而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并向未成年人销售或者免费提供酒水，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在酒精刺激下犯罪或遭受犯罪侵害。”据此，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认为有必要针对酒吧、KTV类营业场所构建数字模型，以数字赋能推动溯源治理。数字赋能推动溯源治理通过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公安执法办案系统、12345举报平台等数据比对，检察官筛查出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场所，督促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追究违规接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主体的责任，通过一般犯罪预防深入涉案未成年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法治宣传，通过倒查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是否依法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等方式，融合运用“四大检察”职能，搭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综合治理法律监督模型，实现对相关经营场所的多场景监督，做好类似情况的犯罪预防工作，保障法律法规有效施行，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这个模型为“酒吧、KTV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综合治理法律监督模型”。检察官向《方圆》记者介绍，在整个模型构建过程中，光是梳理模型建用的数据种类与来源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为了获取数据，他们从多个渠道搜集信息，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和天眼查处的工商登记信息，以确定酒吧、KTV等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场所的位置、经营范围和存续情况。此外，他们还从酒吧、KTV的风险提示数据中获取了公司的涉诉和行政处罚情况。同时，检察业务应用系统和公安执法办案系统也提供了涉及酒吧、KTV的案件数据。最后，他们还纳入了12345举报平台的投诉数据，以更全面地管理这些经营场所。“通过对酒吧、KTV经营场所工商登记信息数据，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信息数据，公安执法办案系统信息数据，12345举报平台线索数据信息进行碰撞比对归集，检察机关锁定了存在较多问题的正在营业的商家。”检察官助理宋伟迪介绍。除此之外，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还以辖区为单位，归纳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场所管理存在的问题，对相关行政部门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文旅部门等进行监督；对进入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经营场所的学生身份核查，涉及未成年在校生的，对相关学校制发检察建议书，开展法治教育宣传；对具有学生身份的涉案未成年人进行梳理，涉及同一辖区多个学校的，对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监督，加强区内所有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帮助迷途少年回归正途2023年8月11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对付清、沈卫国、胡小军提起公诉，认为犯罪嫌疑人付清、沈卫国、胡小军因琐事共同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付清刑事责任，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胡小军、沈卫国刑事责任。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人均认罪认罚，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付清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胡小军、沈卫国有期徒刑三年。3名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为做好案件的“后半篇文章”，帮助问题少年回归正常生活，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针对涉案未成年人存在喝酒、打架等不良行为，直至引发刑事案件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采取多举措帮助迷途少年回归正途，对涉案的4名未成年人进行训诫，并提供“定制式”的法治教育课程，通过释法说理、感化教育等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同时，该院向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制发“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聘请检察机关退休干部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提供多次家庭教育指导课程，从家庭教育重要性、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等多个维度指导家长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下期）本文杂志原标题：《少年意外死亡后》编辑丨肖玲燕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随着短剧《我的阿勒泰》热播新疆阿勒泰成为了观众心中的诗和远方阿勒泰下辖六县一市从“桦林绿城”哈巴河到“童话边城”布尔津从通往夏季牧场的“千年牧道”到“可可托海牧羊人”的美丽家乡……不少网友惊呼“想去阿勒泰的心情到达了顶峰！”但越美的风景越需要法治守护如同《我的阿勒泰》所说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希望阿勒泰的美被更多的人看见这份浪漫中应该包含法治和检察守护取景地在“桦林绿城”哈巴河“远处是雪山，近处是密林，脚下是草甸，天上的云很低很低，显示出一种厚重的白，阿尔泰深山牧场风光旖旎，哈萨克牧民逐水草而居。”《我的阿勒泰》主要取景地哈巴河县，巴太骑马的牧场、“张凤侠的小卖部”和“巴太树”就在这里。哈巴河地处新疆最北边缘，因境内有我国最大的天然白桦林，也被称为“中国第一白桦林”“额河药谷·桦林绿城”。哈巴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人员向记者表示，为此，他们深入白桦林实地调查，交通工具无法通行时，就步行前往，每天徒步10余公里是常态。完成摸底调查后，检察院及时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落实责任、及时整治。同时，该院将打击破坏草原林地刑事犯罪与促进草原林地及资源保护相结合，以“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的生态检察办案模式作为促进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推动受损草原林地修复，筑牢了哈巴河县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哈巴河县检察人员至白哈巴村开展法律宣传。（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现在，来哈巴河“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哈巴河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利用周末和假期，在各个景区设立宣传展板、横幅，发放宣传手册、接受群众咨询等形式开展公益诉讼宣传活动。冰川上有个检察官工作室吉木乃县境内萨吾尔山最高峰的冰川，有个浪漫的名字——木斯岛。这里的冰川融水是全县4万多人民、20多万头牲畜、12万亩耕地、几十万亩河谷林的命脉所在。针对破坏冰川水域生态环境、污染乡村饮用水源问题，吉木乃县检察院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大力支持，采取一系列举措预防破坏冰川水域生态和污染水源问题的发生。2023年，吉木乃县检察院成立驻萨吾尔冰川检察官工作室，有2名检察官和2名书记员在工作室开展日常检察服务工作。检察院还与县水利局建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冰川水域环境保护，既保护了冰川周边大环境，也确保了人民群众饮水安全。守护好“生命之水”，哈萨克族牧民才能延续千年的游牧生活。《我的阿勒泰》导演、编剧滕丛丛曾说，《我的阿勒泰》没有将游牧生活描述成简单的田园牧歌，艰辛繁重的劳作是日常，也是阔大寂寞生活的乐趣和尊严，是对生命厚重的咏叹与敬畏。“在李娟的阿勒泰世界里，万物皆有灵，这是一种与自然之间至乐的合一。只有实行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布尔津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人员塔力奋·解放说。在福海县喀拉玛盖镇北部的原始戈壁荒漠，有一条哈萨克民族春秋牧场转夏季牧场的千里牧道。“随着近几年农用耕地的开发，广阔无垠的原始戈壁荒漠以及国家湿地公园不断被农用耕地侵蚀，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福海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告诉记者，在接到线索后，该院将福海县自然资源局特邀检察官助理参与到检察机关办案团队中，确保切实发挥行政机关专业领域的优势，对生态环境受损范围和方位进行实地核查以及确认，借智借力“外脑”促进案件办理提质增效，运用专业化力量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守护“童话边城”不到喀纳斯，不知新疆美。喀纳斯湖位于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这个坐落在广袤草原与雄伟天山之间的迷人小县城，拥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风情，素有“童话边城”的美誉。2019年，布尔津县检察院“童话边城保护者”团队成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个别在建项目为满足生产经营和生活用水需要，通过水井、水泵取水，既未办理任何取水许可手续，也未缴纳相应的水资源费。据此，该院依法向县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促使县域内的同类问题得以全面整改。布尔津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前往禾木景区对游客开展法律宣传。（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另外，团队成员还经常深入牧区，使用无人机对受到破坏的草场进行航拍取证、收集相关材料，通过举行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公开送达宣告、召开公开听证会等方式服务阿勒泰地区的生态治理，并在牧区开展宣传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助等形式多样的法治服务，让农牧民群众在偏远牧区也能感受到司法温度。曾因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被外界所知的的可可托海，其实在富蕴县。这里没有“海”，但却有全球地质界公认的“天然地质博物馆”——可可托海三号矿脉。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三号矿脉的稀有矿产品曾用来为国家偿还巨额外债；中国制造的原子弹、氢弹等核试验所用的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该矿，为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及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英雄矿”“功勋矿”，如今矿脉(遗址)已改造成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富蕴县检察院检察人员进行实地排查生态保护时发现，三号矿脉周边种植的绿植大部分因缺水枯萎，灌溉滴管等配套设施损坏，不仅影响该镇区旅游及生态环境，也造成国有财产损失，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富蕴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在额尔齐斯河畔利用无人机取证。（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2023年8月，该院就本县域内三号矿脉周边生态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建议书召开了公开宣告送达会议。被建议单位表示将认真落实、迅速整改，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且在今后的工作中支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及时反馈检察机关。让“河狸家族”重焕新生除了雪山、冰川、河流、沙漠、绿洲，阿勒泰还有许多特别的“小精灵”。蒙新河狸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世幸存的物种，被称为“活化石”。布尔根河狸保护区也是我国唯一的一个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的蒙新河狸数量有162只。2022年以来，青河县检察院检察人员多次与布尔根河狸国家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一起，深入布尔根河流域，对河狸生存环境等进行调研并签订《合作协议》。两年来，在双方的不断努力下，布尔根河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河狸家族”重焕新生。2022年7月29日，青河县检察院检察长木合亚提带领第一检察部干警，与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一起，深入布尔根河流域，对河狸生存环境进行实地调研。（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近年来，阿勒泰地区两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大局，探寻文旅发展的法治密码，唱响生态文明的动听旋律，通过陆续开展雪山冰川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等专项活动，全力保护雪山、冰川、河流、沙漠、绿洲、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党委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让我对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寄予了更高期待和更多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阿勒泰地区文博院馆员卓娅·巴合提告诉记者，“通过接触了解，我深切感受到阿勒泰地区两级检察机关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狠抓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希望检察机关能够进一步拓宽深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办案领域、延伸公益诉讼触角，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方式方法，提升公益诉讼案件办案质效，全力守护新疆的绿水青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阿勒泰检察公益诉讼的生动实践，对我们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服务保障高质量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启示和象征意义。在科学立法方面，2018年修订的《阿勒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对水土资源、草原、森林、湿地、农业农村、开发建设（包括矿产资源开发、交通设施建设、旅游设施建设、城市建设）涉及的生态环境保护细化了地方立法。此后，国家层面相继制定或者修订的森林法、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增设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公益诉讼条款，科学解决了生态环境保护中“如何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这一新问题，为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全面加强法律监督补强了法律供给。在严格执法方面，阿勒泰检察机关督促协同相关行政机关坚持用最严密法治依法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中同步防止国有财产流失、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有效解决了“如何深入推进跨部门跨区域综合监管”的现实问题。在公正司法方面，检察机关要坚持“三个善于”，统筹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每一位居民、旅客、网友、观众都能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对通过公正司法更好更快地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守望相助等应有之义更有信心。在全民守法方面，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不断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内容形式，持续壮大“益心为公”志愿者队伍，有序有效拓展深化公益保护的公众参与，就能如《我的阿勒泰》片名彰显的主人翁意识，让美丽中国建设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行动，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努力让遵法守法用法学法成为越来越多公民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通过法律关系的确定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守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中实现良法善治。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潘伦得知发小胡强的妻子朱荣是一位“法院执行庭庭长”时一度觉得“很方便”2022年8月潘伦的公司遇到了商务纠纷需要写答辩状找上朱荣朱荣答应下了这个工作并表示可以帮忙解决这一纠纷不久潘伦的官司赢了同年底潘伦向朱荣咨询某小区有无法拍房朱荣花了1500元在某小区租了一套跃层大房谎称只用132万元可以低价拍下因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潘伦想拍下很快就支付了房子的定金结果…………伪造法院工作情况朱荣曾就读于天津某警察学院，在校期间自考过法律专业，毕业后曾在新疆乌鲁木齐某基层法院实习过，熟悉法院工作流程。2005年，朱荣嫁给了在乌鲁木齐做小生意的胡强，由于没有固定工作，不久两人便回到了胡强家乡浙江省永嘉县生活。到永嘉后，朱荣夫妻俩依然没有固定的工作，平常靠胡强做点小生意维持一家生计。2012年底，朱荣得了急性败血症住院治疗，胡强在医院照顾她时，将她上学时拍的警员照片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原本是想鼓励她坚强，很多朋友看到后，羡慕她穿警服的样子，并纷纷鼓励她要勇敢战胜病魔。此后在家休养的朱荣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谎称自己在法院工作。为此，她找人制作了一张律师资格证、一张法院工作证，此后又谎称自己是法院执行庭庭长。为了维持这一人设，2013年以来，朱荣经常在自己朋友圈里展示伪造的法院工作情况，以便取信于人。骗走发小169.75万元2022年5月1日，朱荣和胡强在温州市区逛街时遇到了胡强的发小潘伦。几天后，两家人在永嘉某饭店聚餐，席间，朱荣有意无意向潘伦透露自己在法院执行庭工作，并根据自己平时从网上扒来的信息，积极向潘伦一家营造自己法官的身份。胡强明知朱荣说谎，但为了装派头，也没当场戳破妻子了。过了几天，潘伦准备给朱荣快递一箱海鲜，胡强故意让他将收货地址填为某法院，并留下了朱荣的联系方式，加深潘伦对朱荣法官身份的认同。快递到了某法院，朱荣又向法院保安人员谎称朋友寄错了地址，顺利拿走了海鲜。朱荣还不忘拍了自己在法院门口取走快递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里。2022年8月，潘伦的公司遇到了商务纠纷，需要写答辩状，找上朱荣。朱荣答应下了这个工作并表示可以帮忙解决这一纠纷。靠着从网上找来的模板，朱荣很快帮潘伦写好了答辩状。也许是朱荣运气好，不久，潘伦的官司确实赢了。这下，潘伦更相信朱荣是法官了。借此机会，朱荣添加了潘伦妻子方艳的微信。此后，朱荣经常在微信上和方艳聊天，有意无意透露低价法拍房、法拍厂、法拍车之类的事情。即便是发小，胡强也仍将谎言进行到底，明知妻子的真实身份，他仍故意将妻子伪造的法官人事任免书发给潘伦。在胡强、朱荣夫妻俩的套路下，潘伦、方艳夫妇深信不疑。2022年10月，朱荣编造了温州市区有一套法拍房，可以用47万元拿到，方艳心动，将这笔钱转给了朱荣。朱荣伪造了一份“拍卖成交确认书”让她签字。上面的信息均是朱荣编造的，连某法院的印章都是她在网上找到的判决书上抠下来，再通过P图软件PS上去的。此后，朱荣又提供了几个伪造法拍车信息，顺利骗取了潘伦夫妇52.75万元。潘伦要拿拍下的房子和车子，均被朱荣以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同年底，潘伦又向朱荣咨询永嘉县瓯北镇某小区有无法拍房。朱荣并未收手，花了1500元在某小区租了一套跃层大房，谎称只用132万元可以低价拍下。随后，朱荣将钥匙交给丈夫胡强，让他带着潘伦去看房，之后还伪造了另一楼盘的法拍房让潘伦参观。因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潘伦想拍下，先后转了70万元给朱荣，作为这两套房的定金。短短几个月，潘伦夫妇就被骗走169.75万元。后来，禁不住潘伦夫妇的追讨，朱荣仅退还给二人62万余元。朝昔日同事同学下手经查明，朱荣行骗的对象多为曾经的同事、大学同学和身边的朋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更容易骗”。20年前，丁某和朱荣曾同在乌鲁木齐工作，平时两人关系很好，即便朱荣嫁到了永嘉，二人之间也没有断了联系。微信上，朱荣一直对丁某说自己在某法院工作，朋友圈晒的内容多是法院工作，对方更是深信不疑。2022年10月，朱荣在朋友圈连发了3辆低价法拍车的信息，诱惑丁某，自己可以凭借内部关系以起拍价给她。远在新疆的丁某不明就里很快上当，被骗走62万余元。后因潘伦夫妇发觉自己被骗，朱荣就将从丁某处骗来的钱还给二人，还对潘伦夫妇谎称是法院退费。胡强莲是朱荣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后来巧合之下又加为微信好友。在聊天中，朱荣透露自己毕业后先是做了一名收益很好的律师，后面考到了法院，当上了执行庭庭长，又用同样的套路骗了对方4.5万元。2018年9月，朱荣在一次夜跑中认识了毛华，关系比较亲近。朱荣向她介绍自己在法院执行庭工作，虚构低价法拍房的事实。因为小姑子蔡林正好要买房，毛华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小姑子及其朋友，三人因此被朱荣共骗取86万元。后蔡林等人怀疑自己被骗了，要求朱荣退出购房款，经多次催讨，朱荣仅退还给蔡林等人17万余元。因为自己的牵线，导致小姑子和她的朋友被骗，毛华很过意不去，她自己贴补了小姑子2万余元，继续不断向朱荣追讨被骗款，仍深信朱荣是法院执行庭庭长，因为朱荣的朋友圈常晒法院工作。没想到，她又被朱荣骗了。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朱荣以介绍法院工作为由取得毛华信任，虚构退款手续费、押金、找关系的费用等事实，共骗取毛华16万余元。朱荣用同样的方式不断向周边人兜售谎言，甚至在2022年11月27日，她又“提拔”自己到某中级法院工作，担任根本不存在的某中级法院行政外勤一组组长，还将自己伪造的人事任命书又发到朋友圈炫耀。但是，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2023年2月6日，被害人潘伦见讨回被骗款无望，直接来到了某法院找“执行庭庭长”朱荣讨说法，结果自然是“查无此人”。于是，潘伦向公安机关报案。朱荣夫妇闻讯逃走，同年3月24日被抓获。但这些被骗来的钱已陆续被朱荣、胡强用在了日常生活开支里。2023年6月25日，朱荣、胡强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永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2日，永嘉县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11月20日，永嘉县法院审理后一审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朱荣和她的丈夫胡强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七年，并各处罚金20万元、7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相关损失。两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3月8日，温州市中级法院二审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随后，朱荣夫妻俩入监服刑。（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朋友圈里的“朱法官”》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110接警中心接到了张申亮打来的报警电话他说和妻子黄艳红在家里相约自杀结果妻子死了，他还活着然而法医根据检验推断黄艳红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也就是说张申亮所说的和妻子在1月13日凌晨相约自杀的说法很可能是不成立的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男子报警说和妻子“相约自杀”张申亮的岳父岳母告诉抵达现场的民警，他们进到房间里后，发现张申亮当时已经接了一盆温水，把自己已经受伤的手腕放到温水里面。在张申亮的家里，民警还发现了一张疑似遗书的纸张，纸上显示的落款人是张申亮及黄艳红。“遗书”内容为：“爸爸妈妈，我们觉得经济压力太大了，生活不下去了，现在到年根儿了，又被人催债，所以我们就不想活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张申亮说，他和黄艳红不堪债务压力，于是在2022年1月13日的凌晨相约自杀，两人都服用了安眠药，同时还用家中的菜刀和水果刀对颈部和手腕处的动脉进行了割划。据张申亮说，黄艳红脖子和手腕上的致命伤，的确是他造成的，而他的身上同样也有黄艳红用刀划伤、割伤的痕迹。因为当时两人都对自己下不去手，才不得已选择了互相伤害的方式。只是他没想到，妻子死了而自己还活着。承办此案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的检察官李凯分析说，在相约自杀过程中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的不会因为“相约”而影响故意杀人罪认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所以，即使真的是相约自杀，因为张申亮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其行为还是涉嫌故意杀人罪，但是在法院量刑时，对行为动机会有所考虑，主要是因为动机往往会涉及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判断。之后，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黄艳红身上的伤并不符合自伤的形成特征，而张申亮身上的伤，有可能是他本人造成的。不仅如此，法医根据检验推断，黄艳红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也就是说，张申亮所说的在1月13日凌晨相约自杀的说法，很可能是不成立的。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一条没有回复的信息马有柱是黄艳红的表哥，他曾于2022年1月10日晚到张申亮和黄艳红的家中要债。民警根据各种信息分析认为，马有柱很可能是除了张申亮以外，黄艳红在死亡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马有柱说，张申亮和黄艳红之前借了他一笔钱。他找到张申亮和黄艳红要钱时，两人声称炒股亏损了，直到2022年1月，两人还欠着他20多万元没有还。在电话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22年1月10日晚10点刚过，马有柱找到了张申亮和黄艳红的住处。马有柱说，聊了一会儿，他就很生气。原因是，张申亮居然把还钱的责任全都推到黄艳红身上，说这是黄艳红借的钱，理应由黄艳红归还。看到马有柱生气，黄艳红立即起身，劝慰了他几句。随后，马有柱便起身离开了，黄艳红还把他送到了楼下。马有柱对李凯说，在送他下楼的过程中，他觉得黄艳红表情自然、有说有笑，还一个劲儿给他道歉赔不是，完全没有厌世、轻生的表现。马有柱还告诉民警，当晚他回到家就睡下了。1月11日凌晨3点52分，他醒来喝水，发现黄艳红在1月10日晚上11点31分时曾给他发过一条信息，说会尽量劝说张申亮把钱还给他。看到这条短信，马有柱立即进行了回复，称如果张申亮继续耍赖，他肯定会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对于这条信息，黄艳红没有回复。1月11日12点44分，马有柱再给黄艳红发了一条信息，希望张申亮和黄艳红能够诚信做人。黄艳红依旧没有回复。除了死亡时间、伤口形成等证据，笔迹鉴定结果也显示，民警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份“遗书”是出自张申亮之手，上边并没有黄艳红的笔迹。面对警方拿出的种种证据，张申亮终于在审讯中承认，是他杀了妻子黄艳红，时间是2022年1月11日的凌晨。他在杀害了妻子黄艳红后，本想以割腕自杀的方式与妻子一起离开的，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始终无法对自己下狠手。纠结了两天时间，他意识到事情无法挽回了，才通知了岳父岳母，并报了警。但无论是面对岳父岳母，还是面对民警，张申亮始终强调，他和黄艳红的确是要“相约自杀”的。那么，他和妻子黄艳红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矛盾呢？日记里记录的苦恼与怨恨据警方调查，张申亮热衷于炒股。在最开始的几年，他的确赚了一些钱，可是后来股市持续低迷，他一直入不敷出，连此前买下的几套房产和几部车子都变卖了，却仍然欠着巨额债务。黄艳红的父亲说，在得知女儿和女婿的经济状况变差后，他们老两口用房屋拆迁补偿款陆续帮张申亮还了50多万元的欠款。张申亮不是本地人，跟老家的亲戚很少来往。因此当他的经济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只能去寻求黄艳红及其家人的帮助。而在这个过程中，妻子及家人对他的怨言也就越来越多，他当时虽然心有不甘，但完全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状况。2018年，为了贴补家用，多年没有工作的黄艳红在一家商场里找到一份销售的工作。不久后，张申亮发现黄艳红跟商场的一名男同事走得很近。于是，他怀疑黄艳红和同事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家里的钱可能都花在这个第三者身上了，他认为这导致他们家庭出现了经济滑坡。检察官在梳理卷宗的时候还发现了张申亮的日记。在日记里，张申亮记录了他对家里的经济状况以及怀疑黄艳红有外遇的苦恼和怨恨。不过，在对两人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时，无论是民警还是检察官都未发现黄艳红与他人有可疑的大额钱款往来。2022年1月10日，马有柱又登门来催他们还钱，这让张申亮内心里的绝望和怨恨达到了顶点。于是，趁着黄艳红将马有柱送出门的间隙，他在黄艳红的水杯里放了两颗安眠药。趁黄艳红睡着，他用水果刀将其杀害。随后，他去厨房拿了把菜刀，但最终因为无法对自己下狠手，而没能成功。但在检察官看来，张申亮的行为还是非常自私的，他伪造夫妻共同自杀的所谓“遗书”，企图用两人是相约自杀、自己自杀未遂这样的假象来逃避法律责任。在事情败露后，又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黄艳红。2022年6月18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以被告人张申亮涉嫌故意杀人罪向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2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申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没有上诉，判决生效。他该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这起刑事案件的发生摧毁了一个家庭，张申亮、黄艳红夫妇的儿子小涛陷入了无人抚养的境地。李凯在了解到小涛的处境后，第一时间跟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工作办公室的同事进行了沟通。李凯说到，这个案件发生在小涛的父母之间，他受到的心灵创伤比一般的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更大。检察官助理宋伟迪说到，小涛在案发后一度变得极其内向，可能是案件的发生对他产生了强烈刺激，导致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给封闭了起来。随后，李凯对小涛的近亲属进行了走访，详细了解小涛的家庭情况。经核实，案发后，母亲已死亡，父亲因涉嫌刑事犯罪被逮捕，导致小涛将长期处于无人抚养状态。小涛的爷爷、奶奶远在外地，而且很久未曾联系，小涛目前只能暂时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两位老人岁数大了，也没有正式工作，每月每人有2000元左右的养老保险收入，加起来也就4000多元。之前拆迁分到的房子都已经分给子女们居住，因而无法在物质上给予小涛更多的帮助。经与学校领导协调，学校同意减免部分小涛上学所需的学杂费，班主任在日常学习中，也会给予他更多的帮助和关心。随后，检察官又去往小涛户籍所在地民政局，了解对小涛开展社会救助的相关情况。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小涛的情况确实符合事实无人抚养救助申请的条件，可以享受每月2000余元的生活费补助。目前，补助已经按月及时发放。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经过审核后，按照司法救助的相关原则和标准，一次性发放司法救助款给小涛，这笔钱暂由小涛的姥姥、姥爷代其保管。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检察官们一直与学校保持沟通，密切关注小涛的学习和成长情况，包括思想品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让他在心理上摒弃自卑感，更不要让周围的人歧视他。2023年底，李凯和宋伟迪给小涛的家长、学校和民政局分别打去电话，询问小涛近期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得到的反馈是“小涛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现在已经考到年级第一名了，他还乐于和同学们分享他的学习经验”，这让检察官很是安慰。（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3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他该如何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编辑丨肖玲燕

织纹螺。（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因味道鲜美织纹螺曾是沿海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但实际上织纹螺所含有的河豚毒素食用后可产生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等中毒症状食用一只就可能会致命潜伏期最短为5分钟最长为4小时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解毒药物正因为织纹螺食物中毒死亡率高规模大、范围广早在2012年国家原卫生部2012年公告（2012年第13号）中就明令要求任何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不得采购、加工和销售织纹螺不过仍有不少人禁不住织纹螺鲜美味道的诱惑私自采捕织纹螺并进行食用或销售造成公共食品安全隐患渔村的织纹螺“加工厂”织纹螺，主要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螺身细长，形似圆锥体，尾部较尖且细长，大小如“指甲盖”一般。在一个渔村的小屋里，织纹螺被放到了脱壳机里，织纹螺壳会被碾碎，螺肉和壳的碎片混合在了一起，通过5至6遍的清洗，肉和碎壳完成了分离，干净的织纹螺螺肉被打包装在塑料碗里，等待顾客上门。2023年5月上旬，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村民余某某、孙某某夫妇先后收购600余斤织纹螺，通过对织纹螺进行脱壳加工，把织纹螺肉装进一次性碗里，以30元至35元每碗的价格在市场进行销售。到2023年6月，被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获时，余某某、孙某某手头还余下141公斤织纹螺，以及23.56公斤织纹螺螺肉。经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分局组织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温州大学等鉴定专家鉴定，扣押的141千克织纹螺中抽样织纹螺种类为秀长织纹螺和半褶织纹螺。“织纹螺是沿海常见的螺种之一，不能食用织纹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体内含有河豚毒素。”据专家介绍，尽管织纹螺本身并不产生河豚毒素，但是由于大量海洋细菌的存在，一旦织纹螺大量吞食了这些海洋细菌，就会在体内形成强大的河豚毒素，河豚毒素大约0.5毫克就会致人死亡，且靠家庭加热烹调不但不会起到“去毒”的作用，反而还会增加中毒风险。因侥幸心理售卖织纹螺“很多年前就听别人说过织纹螺不能卖，听说在龙湾海域那边有人吃白织纹螺吃死了，白织纹螺也称为白乌螺，但我收购的是黑乌螺，很多人吃了也没事，于是，我就抱着侥幸心理想多挣点钱。”在审讯中，余某某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2023年12月，经温州市洞头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余某某、孙某某因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应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刑事责任。经洞头区法院开庭审理，判处余某某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某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禁止两人三年内从事食品生产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你能想象吗桌面上笑眯眯的“财神爷”摆件腰带中间的小孔其实是针孔摄像头看似普通的蓝牙音箱接线口同样是一只看着你的“眼睛”而更为普通的白色插线板甚至是个灵敏度极高的“耳朵”…………细思极恐的是日常生活里的音响、充电宝、剃须刀、插线板等家电设备很可能正在“偷听”“偷看”你智能家居店里的秘密2022年4月，45岁的朱逸飞在浙江省乐清市经营一家智能家居店。尽管店面不大，却售卖自动窗帘、灯光系统、安防系统、智能设备、传感器等多种智能家居产品。身为老板的朱逸飞是一个既会维修也会改装的“手工达人”，不仅能根据客户需求改装各种家用电器，比如无人机、净化器甚至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器，还能在智能家电里安装智能芯片实现远程控制。在这家店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摆放着小小的“财神爷”摆件和剃须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装饰和用品，实际却经过改装，里面装着两个针孔摄像头。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虽然是朱逸飞自己放在店里用，但碰见有特殊“需求”的顾客，朱逸飞也会向顾客介绍他的“针孔定制服务”。除了店里面经营，朱逸飞做生意的脑子也很灵活——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自称“智能家居全屋定制”，不仅卖智能家居的配件，而且通过技术指导别人安装智能家居。为了增加销量，朱逸飞还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面发一些摄像机模组、改装的摄像头，对客户进行引流，再与有意向的顾客添加微信。和客户沟通好之后，朱逸飞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单，顾客进行拍单，客户把需要改装针孔摄像头的物品邮寄给朱逸飞，由其进行改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朱逸飞的不法行为在公安机关工作中被发现。2022年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王嘉和在罗马尼亚做服装生意和很多华侨一样他努力挣钱钱攒到一定数额后就想把钱寄给远在中国的家人可他不懂外语又嫌兑换外汇手续麻烦于是他想到了一条“捷径”…………在异国他乡打拼“何大哥，这次我要换30万元回去给孩子读书用。”王嘉和发消息给何响。没过一会儿，何响回复说：“没问题，还是老规矩。我告诉你牌价，你直接把钱拿给我就行。”之后，王嘉和便把外币交给何响。很快，王嘉和国内的银行账户就收到一笔转账。长久以来，王嘉和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国内的家人寄回生活费的。在罗马尼亚做小买卖，交易的双方都习惯收付现金。所以，像王嘉和这样做生意的商人手里会积攒大量的罗马尼亚货币列伊。但是，身处海外手持大量现金并不安全，很容易遭到偷盗和抢劫。为此，每隔一段时间，王嘉和就会将这些现金兑换成人民币并汇款到国内。但是银行将外币汇到国内需要存现和支付手续费等一系列操作。王嘉和觉得这样比较麻烦，而且自己又不懂外语，无法和银行的工作人员顺畅沟通。所以，王嘉和不太愿意通过这种方式兑换外汇。后来，他听熟人介绍说有位同乡叫何响，可以帮忙兑换外汇。于是，王嘉和联系上何响，开始通过他兑换外汇，并转账给自己国内指定的银行账户。“便捷”的换汇渠道像王嘉和一样，何响也是一名长期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华侨。他不仅在当地开连锁超市，还经营各类的外贸生意。更加重要的是，经过多年努力，何响成为当地华侨同乡会的秘书长。华侨同乡会虽然是由侨民们自发建立的一个组织，但是对于众多生活在罗马尼亚的侨胞和侨眷来说，它就是家的象征。当地的侨民们遇到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同乡会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何响作为同乡会的秘书长，当地的侨民自然对他有着本能的亲近感。除王嘉和外，很多在当地做生意的侨民以及有换汇需求的外国客户都来找何响办理兑换外汇。列伊、美金、欧元，各种货币何响都可以帮忙兑换。“我经营超市，也需要存储大量现金，你直接把手里的钱给我，我按照当天牌价给你兑换。之后，我再通过国内的银行账户转给你对等的人民币，这样我也能节省汇率结算的成本。”何响向来找他的侨民解释道。每次兑换外汇，都是何响自行确定一个外汇牌价后报给侨民，然后他再按照每1万美元收取150-200元人民币的标准收取手续费。由于何响收费“合理”且手续“便捷”，所以找他兑换的侨民人数不少，兑换的金额则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实际上，何响报给侨民的牌价并不是真实的价格，他会在当天牌价的基础上稍微抬高一点金额。但由于手续便捷，加上侨胞之间的信任，何响的生意日益红火。就这样，何响将自己演变成一个“小银行”，继续做着私下买卖外汇的生意。他将通过兑换外汇赚取到的利润，用于支付自己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开销，以及运营超市的成本。在赚取汇率差和手续费的同时，也省去了自己原本应当通过国内银行兑换、申报的大量换汇成本。随着何响买卖外汇“生意越做越大”，加上其对资金来源不加审查，导致入账的资金越发复杂。最终何响控制的银行卡资金流水模式引起了相关监管部门的注意。2022年，何响以“对敲”方式非法买卖外汇经营地下钱庄的事情曝光。经审查后，公安机关发现仅在2年的时间内，何响的银行流水就有2亿人民币。2023年3月，上海市公安机关将案件移交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此类行为为何屡禁不止经核查，自2016年3月至2022年5月，何响通过私下买卖外汇的手段非法牟利，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随后，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何响的个人背景，发现这并不是何响第一次犯案。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何响就曾因非法买卖外汇的犯罪行为被国内的司法机关处理。此类行为为何会屡禁不止呢？带着疑问，办案检察官多次仔细询问相关涉案人员，并从中发现侨民通过非法途径买卖外汇的行为并非偶发。不仅罗马尼亚，土耳其、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都存在着华侨聚集地擅自买卖外汇的情况。除此之外，检察官还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何响和涉案的侨民均为浙江省瑞安市人。瑞安市是全国知名的侨乡，据统计，瑞安现约有16万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的各个国家。如何及时进行法律风险提示，提醒广大侨胞合法换汇成了检察官一个挂心的问题。为探究侨民频繁通过非法途径买卖外汇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浦东新区检察院向瑞安市检察院发出委托函。当地检察官通过与相关部门建立的联络机制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当地华侨在跨境贸易中确实存在大量换汇需求，随即又向当地外汇管理部门了解华侨换汇相关政策。经走访调查，检察机关发现上述现象确实具有普遍性。办案检察官分析总结该现象发生的三点原因：第一点，我们发现部分侨胞对我国涉外汇法律法规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他们并未树立相关的法治意识，没有认识到私下买卖外汇的行为涉嫌违法。第二点，部分侨胞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银行和政府机构沟通。同时，换汇的手续相对烦琐，所以侨胞们更倾向于与何响这类的换汇黄牛进行交易。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侨胞们需要更加便捷的换汇交易平台。第三点，就是侨胞们想要节省换汇的手续费，所以才会私下兑换外汇。但是，侨胞们通过“外汇黄牛”换汇结汇，看似规避了麻烦的手续，暂时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是将个人资金甚至自身置于更大风险中。对于侨民来说，私下买卖外汇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25条涉及非法经营罪，涉嫌刑事犯罪。同时，通过非法途径买卖外汇的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外汇黄牛使用个人账户打款，就意味着账户中流通的资金可能会涉及黑灰产业链。一旦涉及相关犯罪，该资金会被银行冻结，侨民们便无法拿到换汇的钱款。侨民们拿自己在异国打拼的血汗钱来私下换汇，如若涉案其损失必将非常惨重。另外，多次参与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会影响到侨胞的个人征信。更为重要的是，私下买卖外汇严重影响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此案中，何响的犯罪手段属于‘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在换汇的过程中境内和境外两地的资金进行独立流转。表面上看资金在境内外单向循环，实质上属于变相买卖外汇行为，扰乱了外汇市场秩序。该资金游离在我国外汇管理统计和数据之外，不利于国家对于资本的外流和收支统计的准确性，严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通过这种手段兑换的钱款也更容易被黑灰产业、恐怖主义、走私等犯罪行为利用拿来洗钱。”办案检察官对《方圆》记者讲解道。为避免更多的侨胞身陷风险，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坚持治罪与预防齐抓、严惩与治理并重，努力做好案件背后的延伸工作。针对上述问题，浦东新区检察院和瑞安市检察院通过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展开跨区域协作。2023年9月5日，两地检察机关向瑞安市侨务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内容主要针对部分侨胞对非法买卖外汇的错误认识，加强相关普法教育宣传的工作。对于实际兑换中出现的困难、问题提出建议，引导侨胞熟悉掌握我国涉外汇管理规定，依法依规换汇结汇；发挥海外侨团矩阵优势，协助建立完善与当地外汇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的沟通机制，及时收集、转发面向侨胞推出的服务政策，为有外汇兑换需求的侨胞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流程和帮助；加强对同乡会等团体组织的引导，提醒督促其做好侨胞权益保护工作等。之后，浦东新区检察院收到瑞安市侨务主管部门的回函。2023年7月，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就该案提起公诉。2024年1月30日，浦东新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何响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5万元。（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地下钱庄两年间流水2个亿》编辑丨肖玲燕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李阿强曾因往熟食里添加罂粟壳被判入狱刑满释放后他干过很多营生但总觉得这些收入远远不如当初开肉食店于是他的肉食店又开始营业了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还能重操旧业？这次检察官不客气了他在熟食里添加了不该加的东西从山东省莘县一家民营企业辞职后，李阿强经营起了一家肉食店，店铺的生意还不错，但为了多赚钱，他在煮的熟食上动起了歪心思——在煮熟食的时候加入了罂粟壳提鲜。那段时间，李阿强的肉食店确实回头客增加了不少。李阿强沾沾自喜，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发财的好路子。2018年10月，莘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肉食店进行抽检。工作人员来到李阿强的肉食店后，普通的例行检查却让李阿强感到十分紧张，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他躲躲闪闪，不敢正面回答。李阿强的反常表现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果不其然，在李阿强厨房里的食材中，经过检验，工作人员发现了罂粟碱和那可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即联合公安机关对李阿强的肉食店进行了进一步检查，并从店铺里查获扣押了部分可疑的熟食和罂粟壳。因涉嫌犯罪，莘县市场监管部门将该案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其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2019年3月，李阿强被莘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同年4月，莘县公安局将李阿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一案移送莘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对全案证据材料依法进行审查。经过办案检察官的释法说理，李阿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且自愿认罪认罚，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考虑到李阿强认罪态度良好，并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提出了判处李阿强有期徒刑六个月到一年，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2020年8月，李阿强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莘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刑满释放，他又干起了老本行刑满释放后，李阿强又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做熟食。2023年6月，莘县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行动，在走访到李阿强肉食店时，检察官发现店主李阿强竟然是曾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员，但是店里手续齐全，食品经营许可证仍处于有效状态。返回单位后，办案检察官立即调阅了李阿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的卷宗材料，又多次到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展调查。经调查发现，李阿强被判处刑罚后，行政机关未依法吊销他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也未按规定并作出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以至于李阿强在刑满释放后再次搞起了食品经营，这种状况给社会公共食品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因为我国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让从业禁止落实到位这仅仅是个案吗？为精准挖掘类案监督线索，进行溯源治理，2023年8月，莘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近年来该院办理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逐一对案件中所涉及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实地调查，同时到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阅案件所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相关证照情况，多途径收集应当给予从业禁止行政处罚的人员数据。通过调查，检察官发现当地相关行政部门虽已着手落实食品安全从业禁止规定，但由于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在应当进行从业禁止的人员中仍存在以不同方式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的情况”。2023年8月，莘县检察院依法启动检察公益诉讼监督程序，针对未进行从业禁止、未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全面排查，依法、及时采取从业禁止措施，并做好信息公示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我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迅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违反从业禁止规定人员的排查工作，共发现18人违反食品从业禁止规定，已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和从业禁止的行政处罚决定。”2023年9月20日，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履职情况书面回复莘县检察院。为了避免被处罚人员“重操旧业”，确定检察建议是否真正落实到位，2023年9月25日，检察官开展了针对被处罚人员现从业情况的跟进监督工作，对从业禁止是否落实到位进行实地核实，确认行政机关已履职到位。终身禁业才是最严厉的处罚“案子虽然已经办结，但食品安全一刻都不能放松，必须防患于未然，持续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相关人员实行从业禁止、终身禁业，让‘违禁者’不敢再犯，这才是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的具体体现。”办案检察官说。“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的违法营业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后，对辖区内所有涉食品安全犯罪人员进行了梳理排查，及时掌握‘黑名单’人员信息，并录入‘山东省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系统禁业库’，

图片来源：摄图网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约两年的时间里这伙人在江苏苏州辖区内7个地方共盗掘了10余处古墓葬单单是警方追回的文物便有百余件包括国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然而这几人其实并不是很“专业”的盗墓贼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寻宝挖宝的呢？盗墓靠碰运气月黑风高，苏州一座人迹罕至的山上，几名男子手持铁锹挖开了一处古墓葬。他们分工合作，有人负责挖土，有人负责在盗洞外用麻绳吊着桶提土、倒土，顺带着望风。这一次，他们挖出了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熏炉，做工精美、保存完整，是江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印纹硬陶器。这伙盗墓贼里，比较有名气的是王盛旻，他来自安徽省淮南市，圈内称他为“淮南王”。这些人中还有三个经常结伴出现的同村男子，是浙江省绍兴市的王强、王迪和王培垄三兄弟。王强是一个施工工地的监理，工地上经常能挖出一些东西，他也因此和地底下的宝贝有了比较多的接触。还有一个来自安徽省宣城市的曹贺煌，他也以做工程谋生。曹贺煌在工地上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人脉比较广，认识了一些古玩圈子里的人，也知道有一些非法倒卖文物的市场。他们盗墓的技巧并不高明，往往是碰运气。在选址上，他们甚至是依靠一份“苏州文物地图”来确定墓葬群的大概位置，然后在选中的位置挖，如果没发现宝贝，就再换个地方试试。他们使用的挖掘工具，也是工地上最为常见的铁锹。虽然“专业知识”比较欠缺，但他们一行人还是很有警惕心的。有时，发现山脚路边有摄像头，他们宁愿放弃也不冒险。有时候挖了几天，次日打算继续时，却发现洞口被人插了一块“深井危险”的牌子，他们便觉得已经暴露了，也不再多逗留。至于挖开的盗洞，他们有时会回填，但有时也偷懒，觉得那些地方人迹罕至，不会有人发现，就让洞敞着便离开了。有人拿文物弹烟灰曹贺煌等人挖出来的宝贝需要尽快出手，把钱拿到手里心里才能踏实。但去哪儿找买家呢？曹贺煌算是这伙人里人脉较广的，他常常能找到一些中间人，再由中间人帮他和买家牵线搭桥。比如之前挖出的一个做工精美、保存完整的熏炉，在江苏常州一家茶楼里曹贺煌和中间人将熏炉卖给了一个古玩店老板，收了3.5万元现金。熏炉卖出时，上面还带着泥，这个老板一眼便能看出来是陪葬品，还是汉代左右的工艺。但这个老板对于同时出售的玉佩并不感兴趣，曹贺煌和中间人便又去到安徽省马鞍山市，将其卖给了另一个古玩店老板，定价7.5万元。曹贺煌收到的钱除去给中间人的好处费，剩下的，参与盗墓的人会再分一下。有时候，曹贺煌没有参与盗墓，但仍会帮王强倒卖文物，从中赚点差价作为好处费。例如，王强曾经挖出来一个战国时期的龙首玉带钩。带钩，是古人用于勾束腰带的一种实用装饰品，在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时期一直非常盛行，形制也十分丰富。王强挖出的这件玉带钩，虽然断成了几截，但整体尺寸较大，且有龙首，说明墓葬的等级比较高。然而，最后向曹贺煌买下龙首玉带钩的买家，却是用502胶水将这件国家三级文物粘起来，完成他所谓的“修复”。曹贺煌、王强他们挖开过那么多古墓，实际上真的挖到能卖出高价宝贝的还是少数。有些比较常见的陪葬品，或者是品相不好的罐子和碗，就算是费了一番力气挖出来了也会被随意丢在墓穴附近。有的碗稍微完整一点，只是有一些豁口，还能打包出售。有个买家曾经以3000元的价格打包购买了3个陶罐和若干个陶碗。对于保存比较完整的，他继续转卖给下家，他自己还留了一个稍微完整点的碗放在家里弹烟灰，剩下4个碎掉的碗就直接扔了。虽然曹贺煌这伙人都在同个圈子里，彼此相熟，但他们彼此也有竞争，还曾因为分赃不均闹过纠纷。名列A级通缉令2017年，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横塘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横山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巡逻时发现，横山的一处山顶有几个可疑洞口，深度达3米以上。民警赶赴现场后，结合洞口的位置、大小、深度等情况判断，认为这里可能有人在盗墓，便立即联系考古专家。横山山顶分布着十余座商周时期的石室土墩墓，已被登记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经专家现场勘查，共发现5座古墓被盗掘，初步判断系4人以上专业盗墓团伙所为。但由于当地阴雨连绵，现场破坏严重，山上又缺乏监控，案件侦破一度难有进展。直到2018年6月，横山山顶再次出现盗洞。这次由于发现及时，民警迅速锁定了一辆凌晨时分附近频繁出没的面包车，一举抓获了6名盗墓贼，其中便有曹贺煌。然而在审讯中，曹贺煌只坦白了部分犯罪事实，避重就轻，隐瞒了自己此前伙同王强等人盗掘古墓葬并帮助倒卖文物的事实。他还“检举”称，“王强曾指着一个盗洞说这是‘淮南王’带人挖的”。至于“淮南王”是谁，曹贺煌心里明明有答案，但那时的他却怀着侥幸心理，装作一无所知企图糊弄过去。2019年7月，苏州市高新区检察院以曹贺煌等6人涉嫌盗掘古墓葬罪提起公诉，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一年不等的刑罚。尽管曹贺煌未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但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王强”和“淮南王”的追踪。2021年2月，苏州警方在一次交流活动中意外获取一条线索：安徽省淮南市警方在2018年破获过一起盗墓案件，其中有一个名叫王盛旻的人供述曾在苏州盗过墓。王盛旻是安徽淮南籍，姓氏是王，又有盗墓的经验，2017年时有在苏州活动的记录，此人很有可能就是苏州警方一直寻找的“淮南王”。而那时，王盛旻已在狱中服刑多年。根据王盛旻的供述，当年和他一起在苏州盗掘古墓葬的还有浙江“王氏三兄弟”，为首的人名叫王强，而这正好与曹贺煌此前的供述对应上了。2021年3月，警方分赴浙江杭州、嘉兴、绍兴三地，将“王氏三兄弟”抓获。落网后，三人交代了从2015年底到2017年，以时分时合的方式，伙同“淮南王”王盛旻等人，在苏州市辖区内7处地点盗掘10余处古墓葬的犯罪事实。在警方讯问三人时，曹贺煌这个名字又被反复提起。警方发现曹贺煌除了隐瞒了部分盗掘古墓的犯罪事实外，可能还隐瞒了他参与销赃的情况。于是，已刑满释放的曹贺煌再次成为警方的抓捕目标。2021年10月，警方将曹贺煌抓获。盗洞回填，涉案文物已移交经检察机关审查与专家鉴定，曹贺煌等人所盗古墓葬系苏州地区商周至清代古代墓葬，含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录点1处，这些古代墓葬对苏州地方的历史、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犯罪嫌疑人的盗掘行为对该墓葬本体造成了直接、严重的破坏。2021年9月，苏州市高新区检察院以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对王强、王迪、王培垄提起公诉。同年11月，法院作出判决，以盗掘古墓葬罪分别判处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至九年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王迪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22年6月，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4月，高新区检察院以曹贺煌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和倒卖文物罪提起公诉。同年6月，法院作出判决，数罪并罚，判处曹贺煌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其他涉案人员均被依法处理。被盗挖的这尊汉代青瓷立鸟镂孔熏炉，工艺精湛、造型优美、釉面匀净，且保存完整，经鉴定属于国家二级文物。（来源：受访者供图）此案中，公安机关共追回各类文物100余件。经鉴定，追回的文物包括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106件。其中的汉代青瓷立鸟镂孔熏炉，工艺精湛、造型优美、釉面匀净，且保存完整，经鉴定属于二级文物。2023年9月20日，高新区警方举行涉案文物移交仪式。苏州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对此案追回的文物进行现场核验后，完成交接。对于古墓葬后续修复问题，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文物等部门，多次实勘被盗古墓，反复沟通商议，且经过专业机构的勘查，最终决定使用原土填埋方式。目前，所有涉案的古墓葬均已得到了修缮，检察机关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几名在案被告人就修复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4月上期）本文杂志原标题：《月黑风高夜，几个人拿着铁锹上了山》编辑丨肖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