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

【内容提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至今，俄乌冲突不断升级。虽然欧盟没有直接参与冲突，但在财政支持、武器配备、人员培训和难民接收等方面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先后推出了九轮制裁俄罗斯的措施。这些制裁措施虽然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能源出口等领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但也使欧盟自身承受着由对俄制裁引发的通货膨胀和能源粮食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后果，民众怨声载道。欧盟陷入俄乌冲突的泥潭，无力自拔，面临着重重困难。危机使欧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遭遇了不小的挑战。对于欧盟而言，应对危机和解决困境的重要出路在于尽早促进俄乌停战。【关键词】俄乌冲突

【内容提要】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是诸多国际制度的成员，并在部分国际制度中享有主导权或领导权，从而发挥重要影响。在参与国际制度竞争时，俄罗斯形成了本国的思路和方式，重视制度间竞争，维护本国独享领导权和处于优势领域的国际制度，不支持有可能增加他国影响力的制度改革。受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影响，国际制度竞争形势发生变化，俄罗斯也相应调整了参与策略。俄罗斯优先开展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争，甚至主动退出部分国际制度，在战事长期化后，转而重视本国领导的国际制度，并为后续的制度竞合和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奠定基础。这不仅将影响俄罗斯参与制度竞争的能力，也将影响制度竞争态势和国际制度的发展，并对大国关系和整个国际秩序构成重要影响。【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欢迎入驻【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海量学术资源等你来拿

当前世界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在国际秩序与发展范式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把握大局，抓住机遇期，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探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世界发展、人类社会演进等方面的影响亦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和变革。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通过新的倡议或行动作出新的贡献，发挥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核心观点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驱动。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看，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会超过西方国家，中国的综合力量可望超越美国。这种大势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大变局。国际秩序的变革处在一种非协调性的竞争状态，在利益地位、改革方向、未来秩序框架等方面，各方存在分歧。在世界变得紧密连接，各国生存和发展变得相互依存，同时面临前所未有共同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类应该探求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构建一个包容性与参与度更强的新秩序。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新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科技的持续进步，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向真正的“后工业化”新范式转变。智能化不仅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能够创造更新的方式，从而可以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中国的快速发展建立在两个重要基础之上：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加入现行国际秩序体系。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与发展并非异类，只是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突出案例。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在经济上，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中国必然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和变革。”更多精彩观点对于百年大变局，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从研究的角度，既然是百年大变局，对于许多问题需要从长远的发展看，需要着眼于大局。作为对策，当然有其即时性，即必须提出应急性对策，但许多看似需要应急应对的，也需要有大视野、大设计，这样有利于推动大的转变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变化，任何大的变局都是由变化不断累积而成的。大变局变什么，如何变，结果如何，这些世纪之问，的确值得深入观察、分析和研究。01国际秩序之变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各国相互依存，国际秩序之变无疑是最令人们关注的大变化之一。所谓国际秩序，简单地说，是指世界相对稳定的一种结构状态，建立在一定的国际关系结构、国际机制体系和国际规则基础之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国际秩序特征，如今的国际秩序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大变局主要是指该国际秩序的大转变。二战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战后开启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联合国。由此，一种新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基础建立起来，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与此同时，作为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分别承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和发展融资的职能，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联的国际机制先后建立起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构建，其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逐步把所有国家纳入到这个体系之内，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现代国家地位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尽管联合国体系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但是其职能与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基辛格曾言，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冷战是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以美苏为首，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集团，陷入分裂。冷战持续了几十年，尽管以非战争方式结束，但“和平红利”并没有用于构建更加包容与合作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一家独大”的优势，极力推动构建“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并且联合西方其他国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强制推行价值观和制度构建，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势力崛起，也对国际秩序造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的转变来自多种因素的变化。对国际秩序影响最大的是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世界力量格局的形成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两层结构之上。第一层是国家力量，特别是大国力量，第二层是团体（集团）力量。国家力量的对比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的对比，综合实力强的一方对于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构建与发展具有引领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团体力量主要体现为利益、价值观等相近的国家结成集团，或者在行动上协同，形成集体的影响力。二战后，美苏曾是两个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从力量对比和对世界基本秩序构建的角度看，对二战后国际秩序机制、体系和规则构建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诸多国际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上，起到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这也是为何美西方国家面对变局一再强调要其他国家遵守现有国际规则的重要原因。国际秩序的大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协调秩序的组织机构总是变化的，事实上，国际秩序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调整与变化是一种常态。当今，国际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受到力量对比变化的驱动。力量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美西方国家主导地位大幅度下降，其他国家的综合力量不断增大，美国综合力量的地位大幅度下降，主导地位和能力降低。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看，非西方国家的力量会大大超过西方国家，中国的综合力量可望超越美国，几个发展中大国，像印度、印尼等综合实力会进入世界前列。这种大势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大变局。从联合国机制体系的发展看，由于世界发展变化、成员国利益和诉求变化以及力量对比变化，原来的组织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行规则都要进行变革。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全球问题凸显，要求增强联合国治理效能的压力越来越大，面对局势的不稳定和冲突与战争泛起，改革安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职能的国际组织进行大变革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显然，世界需要新的国际机制体系来适应变化的世界。尽管新的国际机制体系并非要推翻现行国际机制体系重建，但是，重大的变革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从本质上讲，国际秩序的变革要适应变化的格局与形势，现在的变革主要是降低美西方在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中的主导性，大幅提升其他国家的参与度、决策与行动的影响力。对于这样的变革，美西方是不情愿接受的，甚至是阻拒的，而维护其现有的地位与左右能力，是其抗争的聚焦点。特别是涉及后起综合力量提升大国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对于被认定为竞争对手、特别是敌手的国家，美西方不仅保持战略警惕，而且会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当今，美国之所以要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并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围堵、封堵、脱钩、遏制等政策行动，就是怕中国会改变机制和规则。事实上，尽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美西方存在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差异，但是，中国参与了几乎所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放心，主要还是惧怕失去主导权，担心由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会被改变。其实，变是大趋势，大国竞争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关键在于各自的战略选择，在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发展中，采取零和战略与行为是难以取胜的。美西方的问题主要在内部，面对变化的环境，需要进行调整与改革，并且利用好其他国家崛起带来的机遇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总体而言，国际秩序的变局大体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突变，往往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另一种是渐变，是在进程中发生改变并逐步得到完善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是一种突变，是在二战结束的基础上，由获胜方主导建立的，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引导和主导的作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没有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实现一种和平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渐进的演变早已开始，比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包括美元本位向多货币并行体系的转变，新的货币形式（如数字货币）出现，IMF职能转变和权重调整；又如国际贸易体系的变化，包括由GATT到WTO的转变，国际贸易方式与结构的转变，等等。有些还在酝酿之中，如联合国职能，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等，都在不断转变中。不过，应该看到，国际秩序的变革处在一种非协调性的竞争状态，在利益地位、改革方向、未来秩序框架等方面，各方存在分歧。特别是美西方，把改革与价值观联系起来，推行排斥性机制构建，不仅使得变革难度增加，而且也会激化矛盾冲突。国际秩序转变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是世界发展变化、力量对比结构等诸多因素变化推动的。如果二战后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所取得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那么，在世界变得紧密连接，各国生存和发展变得相互依存，同时面临前所未有共同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类应该探求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构建一个包容性与参与度更强的新秩序。国际秩序的变局处在转型期，充满风险。面对复杂的形势，人们不免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20世纪上半期的大战争吗？世界能否以“非战方式”走向新文明，实现一个开放、合作与共建的新秩序呢？也许现在难有确定的答案，但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只能靠实践来探求和给定答案。不过，面对变化的世界，研究国际秩序变局，还是要对一些大问题进行深度思考。比如，由力量对比变化所推动的结构变化，未来会如何落定？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世界由一个大国权势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新的结构可能不是主导国家的新旧替代，而是力量结构的分解、分散与重构。那么推动格局转变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实现力量结构变化有序与和平转变。按照这样的认识，国际社会（包括守成大国和被认定为挑战者的大国）就可以寻求共同的话语与利益，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助推竞争与合作并行，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两个大国的对抗。为此，在理论上、舆论上要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推动新的国际共识。又如，随着世界力量结构发生转变，思想文化的因素也会发生转变。近代以来，西方综合实力上升并且在现行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引导与主导的作用，其中思想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明显，美西方在宗教、价值观、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话语主导权。随着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被边缘化或者被压制的思想文化必然复兴，并且在其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中体现出来。在未来的变局中，是不同文化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还是会发生文明的冲突？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02发展范式之变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范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特别是二战后，通过建立共同参与的国际机制，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使得以传统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然而，随着工业化范式向世界拓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膨胀，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自然资源消耗快速增大，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被开发殆尽，导致资源枯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污染，引发生态危机，世界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挑战；工业化范式带来的综合效应（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导致了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对全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破坏。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如今，地球温度上升的速度在加快，综合影响更为凸显，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加快向新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变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在现行发展范式导向下，世界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传统的产业链延伸，即把现行结构向下端转移和扩大，通过进一步扩大下游产业规模而获得经济的动力，形成传统发展范式的复制与扩大。转变发展范式就要改变这种传递扩大的方式，即截断传统生产链条的延伸。转变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必须被新产业替代，后发经济体不能再靠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经济“起飞”。如何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构建利于世界总体发展的动力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为主，主要靠把传统工业转移出去，消费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接续者生产的廉价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使消费者以近乎浪费的形式扩大消费，这反倒扩大了传统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从世界发展的总体态势看，传统结构不仅没有转变，反而进一步扩大，而这正是现行全球发展范式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样的产业转移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结构失衡，产业和社会政策缺失，产生了衰落的“铁锈地带”和失落的群体，从而导致诸多社会矛盾。从传统发展范式拓展的结构看，尽管社会经济总体得到了发展，但也导致了两极化的分裂，尤其是财富积累与分配的两极化，这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快速集中，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许多人甚至国家被边缘化。财富集中化和分配两极化是社会动荡、极端势力滋长的重要根源。新发展范式的建立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以人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进程。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现代进步，包括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取向等都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影响。因此，转变并非完全抛弃原有的，而是对其进行修正与改进。特别是传统的利益集团会维护旧范式，许多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会缺乏转变的能力，要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在向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一个利好的因素是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兴起，它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这场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新科技革命，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科技革命的技术不同，会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是文化的大变局。工业化开启了人类由农业范式向工业化范式的转变，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科技的持续进步，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向真正的“后工业化”新范式转变。智能化不仅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能够创造更新的方式，即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可以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乐观的预测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会得到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如，废弃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像任何新的技术开发和利用一样，智能化发展会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技术的开发利用更会向少数领先的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由此会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智能化技术会比以往的自动化技术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地区与全球网络，因此，会把更多的国家吸纳进网络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能化会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基因编辑的滥用，智能化武器与战争），等等。鉴于新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并建立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新课题。在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发展范式的进程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深度思考的，也会涉及到有些现在就需要做的。因为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进程，是由不同的变化累积而成的。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这已经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挑战。2016年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是人类社会的共守公约。但现在的形势比此前预测的更为严峻，温度快速上升，极端天气多发，北极冰盖加速融化等，都需要人类以更大的决心加以应对。应当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开展更为紧密和有效的合作，特别是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实现碳中和的规划，但落实中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形势也可能会使一些规划与承诺落空。人类需要走出“丛林法则”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了共同生存凝聚共识。为此，也许需要召开新的全球气候大会，签署新的《巴黎协定》。又如，城市化问题。在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下，工业吞噬农业，城市消灭乡村，人口集聚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这样的发展是适应大工业规模制造方式的，也有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经济运行的便利。但是，高度城市化也产生许多问题，出现了“城市病”特别是“大城市病”，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与此有关。发达国家把绝大多数人口集聚到城市，承载世界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走发达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道路。现代化交通设施网络的建设、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探寻一条新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提供了可能。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科技使得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趋向分散化和小型化，人口无需集中到城市，城乡可以实现同步发展。03百年变局与中国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中国逐渐走向衰落。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2000年，按GDP计算的经济总量衡量，中国已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林。到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预计到2035年，中国GDP可望跃居世界首位。事实上，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这个变化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是意义非常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建立在两个重要基础之上：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加入现行国际秩序体系。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使得中国有别于美西方所走的道路，引发美西方对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战略担忧，并为此采取行动；后者使得中国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看似矛盾和冲突的“二元性”，实则反映了世界发展的现实，即多样性与共处性。自西方崛起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与发展范式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特别是冷战结束，有人认为“历史终结”，从此世界会走向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时代。但实际发展并非如此，而是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与发展并非异类，只是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突出案例。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影响会突出地体现在自身发展对世界的作用上。如，在经济上，由于规模大，无论是总量的增减还是单量（领域）的增减，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的成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走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道路，对于多样性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成功为世界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现行国际关系与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秩序的调整和变革。但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自然不会将其推翻或者“另起炉灶”。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通过新的倡议或行动作出新的贡献，发挥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为了处理好国际关系转变带来的矛盾，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而不结盟，是在后冷战时期推动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创新，也助推了冷战后世界走向非对抗的新格局。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要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目的在于推动构建一种有别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称霸的新关系。中国一再表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扩张、争霸的老路；中国推动现行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是协商共建，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开放的大平台，旨在推动构建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与秩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旨在推动构建一种和谐共处，合作发展的新世界。面对大变局，人类需要以新的理念面向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一方面中国需要以实际行动实践这些倡议，另一方面也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良性互动。推动百年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需要新理念、新行动。“百年变局中的中国”和“中国与百年变局”，这两个大课题都值得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0月上（微信有删节）作者：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一、全球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可以追溯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的阐释：“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与印度洋的和平、稳定和自由通航密不可分。日本作为最悠久的海洋民主国家之一，应该与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一道，在维护两大区域的共同福祉方面扮演更加伟大的角色。”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增长角度，印太地区已然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抱团出海”的趋势，以军事联盟护航，以“民主”、“人权”及可持续发展等价值观为引领，筹措巨额资金，准备大举介入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开发，并且明确宣示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争高下。2019年12月，日本发布《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呼吁其“四方安全对话”伙伴（美、日、澳、印）加入。根据其“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倡议”，日本承诺要拨付2000亿美元用于投资非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同时，日本2021年3月份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达成《供应链韧性倡议》（Supply

10-14,2005.19[23]李晓敏：《美国海洋科学技术两个“十年”计划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1年第6期，第693页。20[24]"A

摘要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美国为充实印太战略采取了诸多政策行动：增加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战略资产，强化和固化原有的“轴辐体系”，拓展或创设新型多边合作架构，提出诸如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全球性或地区性新型倡议，将美国与各国的合作拓展到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诸多领域，致力于建构排斥中国的制度安排。至此，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完全转型为印太战略，其政策目标愈益明晰，政策手段丰富多元，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从等级制转向扁平化，该战略覆盖的地理范围拓展到本地区每一个角落。经过冷战结束后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礼、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地区一体化的种种尝试，亚太地区正面临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竞技场的风险，美国针对的国家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如今的中国。美国的印太战略或者对华战略能否奏效，并不单纯取决于美国的战略规划，还将受到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作者：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欧洲角色

包承柯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美国持对抗性对华政策的战略困境》，作者认为：自特朗普进入白宫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多重自相矛盾的战略困境中。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战略困境的政策目标又在拜登总统掌权之后未加调整而全盘继承，充分显示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出现了混乱，也反映出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的立意狭隘，只在乎美国的霸权利益，只要求其盟国和二流伙伴绑架在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即可。要防止中美关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就必须管控“台湾问题”，不能让它无序发展。“台湾问题”是美国干涉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棋子，也是美国政府的沉重政治负担，这个棋子使用不好会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文章内容如下：一、前言拜登总统于今年5月下旬实现了他任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在俄乌冲突正酣的背景下，美国正在加大力度通过对乌克兰的支援同俄罗斯进行对抗，又在东京参加印太四国峰会（Quad），并构建针对中国的“印太经济架构”（IPEF），凸显美国对外政策采取两线对抗战略。一方面要在欧洲大国争霸的传统舞台同俄罗斯争一高低；另一方面又要在印太地区维持美国的霸权秩序，遏制中国的崛起。在拜登访问日本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5月26日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指出，“尽管普京总统发动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仍将聚焦于对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就是中国的挑战。”他的说辞充分反映出美国要在两线对抗的战略目标。自特朗普进入白宫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多重自相矛盾的战略困境中。担心中国迅速崛起会挑战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在这一因素作用下，美国把欧洲盟友拉过来要共同对抗中国的崛起。在俄乌冲突前，美国竭尽全力挑拨中俄关系，要与俄罗斯联合在一起对抗中国；在俄乌冲突后，还要中国站在美国一边谴责俄罗斯，又同时在中国周边构建反华包围圈；为了对抗中国，美国无视中美经贸深度相互依赖的状况，提出要在产业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与中国公司脱钩。为在印太地区重塑与中国竞争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构建美日澳印四方机制下的排华对抗机制，另一方面建构美英澳（AUKUS）三国军事安全机制，并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盟友的日本和印度参加，让日本和印度沦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二流伙伴。这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战略困境的政策目标又在拜登总统掌权之后未加调整而全盘继承，充分显示出美国的战略目标出现了混乱，也反映出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思考的立意狭隘，只在乎美国的霸权利益，只要求其盟国和二流伙伴绑架在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即可。二、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战略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接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美国政治精英的焦虑感也在同比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的霸权会因此旁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构建起以对抗中国为核心内容的印太战略。这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的重大转变。如果说尼克松总统时期调整对华战略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那么这次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重新构建针对中国的区域战略环境。但是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并非这么容易，它涉及到美国的霸权秩序的调整。美国为了重塑围绕中国的国际环境，需要找到支撑美国战略的帮手，但是在印太地区美国的帮手是少之又少，依靠欧洲盟友的帮助是美国不得不做的选择。但是美国的欧洲伙伴们并不可能完全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其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尽管其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等都与美国非常接近，也享受着美国霸权给欧洲带来的利益。但是地缘政治的安全因素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最为担心的国家。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了有30年，美欧的战略目标还是在不断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今年2月下旬爆发的俄乌冲突只是以上战略发展遭到俄罗斯的反击带来的结果。欧洲无法把中国列为安全战略中首要或长期的假想敌。其二，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与中国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差异，但并没有妨碍中国和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长期以来是这些欧洲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国家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是欧洲产品最好的去处。单是这一因素也足见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的经济已经被俄罗斯能源减少供应搞得通胀四起，如果欧洲国家紧跟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把欧洲巨大消费市场置于敌对假想国来对抗，将会引发欧洲经济萧条，损害欧洲自己的利益。其三、欧洲国家为了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已经对中国作了很多干涉性的评论。但是欧洲国家已经不是一百多年以前那样走遍世界无对手的国家。今天的欧洲已经无法同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对抗。不仅没有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在发生冲突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并不具备向印太地区投送大规模军事力量的能力。现在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国家已经是捉襟见肘不得不把有限的力量放在可能的不测事件上，哪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来同中国对抗？在美国一心想推动印太战略的架构中，同美国已经实现战略结盟，又同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有潜在冲突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是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来最早加入四国机制（Quad）的成员，冷战时期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曾经是亚太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由于中国的崛起，这一地位被中国所取代。被超越的日本现在只有依靠美国，利用美国政治精英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加强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在美国同中国的对抗过程中寻求日本利益。但是日本同美国的政治文化或价值思考并不完全相同，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更多是亚洲方式，而非西方文化价值链中的一环。此外，美日之间在军事关系上虽然是同盟关系，但是这一同盟并非是平等的同盟，至少不是美国同英国这样可以互相平等商谈的同盟。美国是二战的胜利者，是战后对日本主要的占领国。在1952年美日之间签订和约，日本恢复了国家主权，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美日还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从表面上看美日两国似乎是同盟关系，但其实质只是开放了日本的军事基地，让美军可以在日本继续自由驻扎。这一条约显示美日之间并不是完全平等关系，只是证明日本在恢复主权之后，美国可以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美国对日本这样的合作伙伴是心知肚明。正是因为美日两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这两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发展轨迹不完全一致。当然，美日两国的对外战略中的某些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认识，其中一点就是他们都希望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在建设印太霸权秩序过程中，日本并非是美国真正的盟友，这是美国印太战略中又一个难以摆脱的战略困境。2021年9月，美国为了加强印太战略的安全框架，在印太四方机制（Quad）之外，又同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Augus机制。这是一个由美英两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是三个英语国家在印太地区构建霸权秩序的安排。有了这个合作机制，这三方可以在核动力潜艇方面进行军事武器资源共享。为了区别对待，美国国安会印太专员坎贝尔明确指出，Augus三国安全联盟不会邀请日本参加。据称在拜登总统访问日本时，岸田文雄首相还在会谈时提出过这个问题，结果遭到拜登总统的拒绝。这一联盟的出现，再次证明日本只是美国的二流伙伴。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国，是美国主导印太四国机制（Quad）最初的成员，2021年9月澳大利亚又成为Aukus安全联盟的成员。澳大利亚虽然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它地处南太平洋，与中国的距离相差甚远，实在有些鞭长莫及。此外澳大利亚人口只有2500万人左右，可以动用的人力资源相当有限，难以同中国进行对抗。因此，澳大利亚的存在只是表明，美国在印太地区挑战中国时会显得不那么孤独。印太四国中的印度其实并不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只是印度同中国有着边界分歧，让美国认知到在对付中国时有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可以合作。印度地处南亚，是中国的侧翼。当美国等其他国家在中国东海、台海或南海等区域挑起事端时，再增加印度在中国的西南侧翼进行挑事，会牵制中国在东南沿海力量的分布。但是，中印之间除了边界问题有分歧之外，在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政治文化方面虽然不同，但没有出现价值观念上的相互排斥现象。印度很难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真正有价值的盟友。综上所述，美国在推动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时，能够寻找到的战略盟友屈指可数，因此很难建立起一个类似于北约组织的机构，很难形成战线分明的反华包围圈。日本尽管不被美国所待见，但是日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会竭力帮助美国建立起印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以显示美日同盟的存在感。因此，从本质上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其本质上还只是中美两国的对峙和对抗，不管是印太战略也好，不管是印太四国机制（Quad）也好，或是Aukus三国机制也好，只是美国把外交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时通过不同的美国霸权形态表现出来而已。美国需要这样的霸权过程，这有助于消除美国政治精英内心中的焦虑感。但是这一系列新机制的出现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印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对比。美国的欧洲盟友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首要关心的是欧洲安全，美国作为传统的霸权国家，也不得不分配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欧洲的安全舞台上，一方面要维护美欧战略同盟，另一方面要继续应付类似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问题。美国可以投入到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要在力不从心的环境里构建美国新的战略架构其困难度可想而知。三、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困境“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战争遗留下来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在两蒋时期，“台湾问题”反映了一个被推翻了的旧政府和一个新政府之间取代过程中的政争。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推行让台湾摆脱中国主权管辖的“两国论”，由此“台湾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成为“台湾问题”的主要内涵。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插手“台湾问题”，是影响“台湾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外部因素。拜登总统于5月22日到访日本时再拿“台湾问题”说事，甚至用似是而非的方式来表示将会“保护台湾”，这是前所未有挑衅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拜登总统回答记者提问后，远在美国的白宫发言人紧急灭火，声称“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政府既要在新的环境下挑起“台湾问题”给中国带来新的麻烦，又要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致性，凸显美国对华政策在处理“台湾问题”存在着新的困境。开罗会议是最早讨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中国的国际会议。如果从开罗会议上论及台湾回归中国算起，至今已接近80年的时间。美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存在三个阶段的演进过程。第一阶段是台湾从日本殖民地回归中国政府管辖，在这一阶段从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到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实现了目标。第二阶段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几乎走过了30年的时间，才真正认知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主权地位。第三阶段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为起点，大陆开始了和平统一的新进程，美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举行的开罗会议是最早提出把台湾交还给中国的国际会议。当时，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就反法西斯联合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加强中美英三国共同作战反击日军，激励和增强中国军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意志，主动提及在战后应该把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领土主权交还给中国。经过中美英三国代表多轮双边和三边会议的讨论，最终达成一揽子协议，明确了三国军人共同加强对日联合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会议确定把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给中国。从《开罗宣言》中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即中国军人将加强对日作战，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在战后收复被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因此可以说，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军民在对日作战中做出了巨大民族牺牲换来的，是中国人民用血的代价得来的。中国东北、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回归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实践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的条件，交出了台湾岛，实现了台湾回到中国怀抱的目标。在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民国政府被推翻，国民党当局退守到台湾岛，形成了两岸现在的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人的事，美国不予干涉”。只是同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发生战争，6月27日杜鲁门再次发表声明，吞噬了1月5日声明的立场，派遣美国军队到台湾海峡进行巡逻，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这导致了海峡两岸虽然同属一个中国，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彼此没有往来的状况。1972年2月下旬尼克松总统访华，再次确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在尼克松总统结束访华前夕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显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尼克松访华为中美两国政府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了重要的铺垫。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否定了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观点，回到了1943年12月《开罗宣言》所阐述的立场，即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基础上，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经过长达近7年的谈判，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撤军、断交、废约建交三原则“。1979年中美两国政府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如果说尼克松总统访华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的意义在于连接了美国政府自《开罗宣言》之后“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主张写进了《中美上海公报》，成为中美两国政府的共识，那么《中美建交公报》的意义在于“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这一立场否定了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在这一建交公报中，美国政府又再次明确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开罗宣言》到《中美上海公报》，再到《中美建交公报》这一文件链系统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进过程，这是相互连接缺一不可的文件链。反映了二战后台湾交还给中国政府管辖的事实，解决了台湾的归属问题；也反映了1949年中国国内战争引起的政权更迭，经过近30年美国政府终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立场。即使是“台湾问题”已经有了这样明确的政策逻辑链的发展，美国政府还在为“台湾问题”寻找政策空间。1979年4月，美国政府不顾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承诺，在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同时，又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为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武器提供了法理依据。这一法律的成立又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干预中国内政的法理环境。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两面策略，一边在强调接受“一个中国”的政策，通过接触政策同中国大陆继续交往，另一方面则不断向台湾供应军事武器，间接阻碍和破坏了中国大陆所推动的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环境和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看似强大的苏联瞬间瓦解，冷战对峙的时代结束。在台湾，两蒋时代结束，李登辉上台掌权，由于他积极推动“台独分裂”的政策方针，两岸对立和对抗则明显加剧。2000年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继承了李登辉的“台独”衣钵，鼓吹“一边一国”被国际社会称呼为“麻烦制造者”。2016年5月蔡英文再次作为民进党领导人掌权，不断以“渐进台独”的方式挑衅中国大陆的政策底线，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局势。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年多的外交过程显示拜登政府并没有摆脱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焦虑感。今年5月26日布林肯国务卿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表明了美国将会把中国看作是长期挑战，把中国看作是美国的长期竞争对手。在他的讲话中还显示，美国并没有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为基础的对华政策，也表明美国不支持“台独”的立场。中国并不回避挑战，中国也不会害怕竞争。但是涉及到“台湾问题”，出现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国也不会退让。今天中美关系的紧张和对峙同美国国内狭隘的焦虑心态有密切的关联。美国不愿接受世界第一的地位会旁落，它更担心由此而来的世界霸权也会随之旁落。修昔底德陷阱的发展逻辑一直笼罩在美国政治精英的心中，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不会也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和方向，中国并不寻求势力范围和霸权秩序，也反对其他国家建立损害中国利益的霸权秩序。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寻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合作，建立平等交往互利合作的前景，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美国不应该在中美关系中玩两面手法，一方面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一方面给台湾军售武器。这样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但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大陆不可能永远让其置放在尚未解决问题的空间里。既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实现国家的统一也必然是中国人的使命。因此，要防止中美两国不至于发生冲突，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就有必要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让台湾真正回归到“一个中国”的框架中是合理的安排。在中美走向竞争和对抗的环境里“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会像一根导火索引发区域冲突。现在台湾岛内掌权的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他们只要启动任何“台独分裂”的程序，就会触动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就会引爆中美关系已经紧张的态势，如果美国在这样的环境里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大陆对“台独分子”惩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中美两国如要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就必须要对“台湾问题”有所管控，防止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的捣乱和破坏。美国不能够在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框架下，又同时向台湾出售军事武器。“台湾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美国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在“台湾问题”获得解决的背景下，如何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四、结论：适时解决台湾问题有助于中美关系最终走向稳定在俄乌冲突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开启了构建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霸权秩序的过程，以应对中国快速崛起而带来的挑战。今年5月26日布林肯国务卿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美国的长期挑战，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判。美国一边要维护在欧洲地区的老大地位，另一边要构建印太地区的霸权秩序。美国的战略触角伸得太长，使得美国实际上很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形成有意义的价值联盟来对抗中国。美国的欧洲盟国忙于应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挑战，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能力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其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对欧洲国家产生地缘政治意义上安全挑战的国家绝对不是中国。在印太地区可以支持美国霸权的国家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日本并不是美国的真正同盟国，美国邀请英国和澳大利亚参加Augus三国安全联盟时漏掉了日本就是一个证明。美国和日本在遏制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着战略共识，但是这两个国家在战略目标上是不同的。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地处南太平洋，很难真正介入到印太地区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所谓美国印太战略的真正意义还是美国要为中国制造政治篱笆，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来支撑的篱笆显得很脆弱。“台湾问题”一直是困扰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对抗只会加剧不会减弱。要让中美关系趋向稳定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就必须管控“台湾问题”，不能让它无序发展。“台湾问题”是美国干涉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棋子，也是美国政府的沉重政治负担，这个棋子使用不好会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未来中国所要做的政策选项之一，这会消除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欢迎入驻【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海量学术资源等你来拿

陈向阳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美国国内政治通过理念、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影响到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利益趋向和行为逻辑。”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在《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发表题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的文章，全文如下。

把这些关键词连接起来，会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脉络，也会明晰地表现作者对学科历程的点题式评议。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为篇章设计选用的词语，而

【内容提要】尽管西方世界内部发生了深刻分裂，但是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加强了“团结”，而这种趋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进一步加强。西方的团结趋势正朝着加强政治军事和军事技术统一的路线推进，美国的目标是回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的单极世界状态。在“新单极化”的图景下，俄罗斯又回到了三十年前苏联解体后所处的位置，而且它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获得西方的信任。与此同时，俄罗斯遭受的打压也将比三十年前更为猛烈。有理由认为，西方集体已经进入了一个团结期，这一进程至少在未来几年内都可能持续下去。但是西方当前的团结进程有着非常具体的边界，长期保持的可能性不大，西方世界从向心趋势转入离心运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一、西方流行的政治思维2021年1月1日，《纽约时报》在新年第一天的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免费的奶牛？中国对农村贫困发起战争》的文章，称中国为帮助本国最贫困的民众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金钱，但这样的做法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来说难以效仿，中国模式不可复制。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前的2020年12月，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Martin

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作者简介：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上海，200433。原文刊登于《国际观察》2022年第三期：70-96页。01摘要02正文由于篇幅所限，注释不列出。欢迎入驻【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海量学术资源等你来拿

当前俄乌战事跌宕起伏，美国政治精英意图借助混乱局面，拉拢欧洲联手对付中国，而美欧战略研究界配合美国，亦步亦趋，离间中欧关系，发起“中国是否已失去欧洲”的讨论，给本已波诡云谲的国际社会蒙上更加晦暗的阴影。作者丨忻华4月中旬以来，美国频繁鼓吹“美欧同气连枝”的高调，撺掇欧洲与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13日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说，5月17日又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呼吁美欧在技术、产业与供应链等领域协调一致，共同排挤中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4月率团出访欧洲，与欧盟对外行动署商讨如何协调对华政策；6月2日又向欧洲记者强调“中国一直在挑战欧洲的安全、经济与价值观”，呼吁欧洲帮助美国抗衡中国。5月“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会议，发出相似论调。与此同时，美欧某些专家学者，尤其是欧洲智库的某些专家，遥相呼应，唱衰中欧关系，甚至抛出“中国已失去欧洲”的命题。4月19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项目主任奥特尔发文，认为乌克兰战事凸显中欧的“制度性竞争”。4月22日“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学者发文，对中俄互动进行发难，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已经分道扬镳。此后“罗马尼亚亚太研究所”“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柏林分部等欧洲智库都有学者发文，提出相似观点。6月10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在《外交》杂志网站发文，作出“中国对欧外交已失败”的判断。在此舆论风潮影响下，5月底德国“政治与科学基金会”、法国“蒙田研究所”和英国“欧洲改革中心”三家欧洲顶尖智库联合推出研究报告，提出“重启”欧洲对华战略的建议。德国也出现是否应重塑对华政策的讨论。毋庸讳言，去年初以来中欧关系遭遇重重阻力：《中欧投资协定》被冻结，中欧相互制裁尚未解除，欧洲议会6月7日通过的报告，宣称中国在印太地区对欧盟利益“构成威胁”。但是，中欧关系如同多棱镜，角度与层次不同，则色彩与内涵迥异，冲突对抗的晦暗一面与良性合作的明亮一面共存。实际上，将中欧联结在一起的结构性要素依然存在，而且相当稳固。首先，中欧经贸关系依然具有显著的互补性，蕴含深厚的合作潜力，这是由中欧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的，短期内不会改变。从2020年初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虽然中欧不时龃龉，但中欧贸易额全年增速创下27.5%的历史新高。过去6年，中国始终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疫情暴发后欧洲政治精英就陷入迷思，反复讨论如何摆脱欧洲对华“供应链依赖”，可中欧经济的运行却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在当前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欧洲更加离不开中国商品的输入。欧洲工商界不会感受到“中国正在失去欧洲”。其次，欧洲要继续推行数字转型、绿色新政、亚太地区合作等一系列与全球治理息息相关的政策架构，就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庞大的体量决定的。欧盟谈到中国时，“接触”与“对话”仍是高频关键词。欧盟关于“印太战略”的一系列文件，都表示要对中国进行“多层面的接触”。4月初中欧领导人峰会后，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不仅提出对华“建设性接触”的意向，还表示要在市场准入、气候与环境、数字经济合作和人权等领域继续与中国开展高级别对话。习近平主席5月9日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5月10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德法领导人多次使用“对话”“磋商”和“协调”等用语，马克龙甚至表示法中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共识”。可见，欧洲行政当局仍然重视与中国的沟通和合作。再次，欧洲在二战以后形成的战略文化，决定了欧洲不可能与中国完全翻脸，多半会在中美之间闪转腾挪，两面应付，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身战略空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起源地，欧洲既深谙均势理论，又具有强烈的文化自尊心和政治自主意识，绝不愿意接受域外超级大国的全盘控制。冷战时期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但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西德的“新东方政策”显示出欧洲独立于美国的鲜明个性。虽然当前美国智库鼓吹建立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同盟”，拜登政府频繁秀出的橄榄枝也得到欧洲一定程度的回应，但欧洲政治精英也多次谈到欧盟“要做全球竞技者，而非全球竞技场”，对欧洲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倍感焦虑，不愿被完全绑上美国的战车。长期以来，欧盟自视为“规范性”力量，向世界输出“后现代”规则，然而俄乌冲突粉碎了“后现代”之梦，迫使欧洲人回归“现代性”满满的地缘战略竞争。中国与欧洲，体量相当，相距遥远，并无战略利益的直接冲突，却有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地缘政治的历史经验最丰富的欧洲，懂得在中美之间拿捏分寸。所以，“中国正在失去欧洲”是伪命题。（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欢迎入驻【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海量学术资源等你来拿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

俄乌战争使俄罗斯在国际上遭受空前孤立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中心主任、澳大发展基金会政治与公共政策特聘教授胡伟星与澳门大学政治学博士、博士后段聿舟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俄乌战争如何撬动世界地缘政治板块？》。作者认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俄乌战争是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部分，它对今后世界地缘政治演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应当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本文从俄乌战争如何撬动欧洲和亚太地缘政治板块、改变地区国际关系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分野等方面入手，重点分析俄乌战争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并探讨中国如何妥善重塑中美俄三角关系，更好地应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变化。文章内容如下：俄乌冲突的战场在乌克兰，战线延伸到全世界。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地区战争，也是俄罗斯冲破北约战略挤压，向西方世界叫板，撬动世界地缘政治板块的一个重要历史时刻。虽然这场战争结局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它必将对欧洲大陆、亚太地区和世界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俄乌战争已经开打一个多月。俄罗斯原本打算以闪电战速战速决，结果进程不顺，俄军在乌克兰遇到顽强抵抗，出现了战事胶着、骑虎难下局面。俄军调整了多路进攻的部署，集中兵力攻克和控制乌东和南部地区。北约一方面通过军援大力支持泽连斯基政府，企图利用持久战和消耗战拖垮俄罗斯。另一方面，西方发动了对俄罗斯空前未有的制裁行动，希望通过经贸、金融和技术制裁来扼杀俄罗斯经济，使其内部发生动乱，逼迫普京下台，达到“政/权更/迭”目的。西方世界反战反俄情绪陡增，北约更是团结一致对俄施压，一轮轮制裁行动使得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对峙升温，莫斯科甚至发出核战争威胁。北约与俄罗斯的对峙一旦升级，不排除战火延烧至一些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的可能性。除了军事斗争，西方世界也在与俄罗斯打一场经济战和外交战，对俄全球范围的围剿达到了空前地步，使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出现了巨大分歧。俄乌战争也使亚太和其他地缘政治板块的国际关系出现新动向，引发了新一轮战略骚动和分化。国际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全球产业链出现动荡不安局面。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酝酿着新的一轮变革。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俄乌战争会如何收场，乌克兰问题的最终结局（endgame）会是什么样，俄罗斯在本轮与西方较量中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等，但并不妨碍我们超越当前事态，放眼全球，思考一下未来世界地缘政治的大问题。本文重点探讨这场战争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各个地缘政治板块发生了什么变化，及其对未来国际秩序重构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一鸣，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研室，部门专家，博士。内容提要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按照关键性选举理论，特朗普的出现既是美国政党体系裂变更迭的必然规律，也是两党长期回避楔子议题所引致的必然结果，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在第七政党体系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的显著征兆。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关键性选举相比，本文认为，尽管特朗普成功掀起了民粹主义革命，但2016年和2020年的总统选举出现的叛变州数量较少，选民议题偏好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尚未引致决定性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本质上是两场争议极大、影响极深、但尚未背离常规意涵的选举。然而，“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推动了两党的政党纲领同步向左右两端分化离散，促进了两党内部民粹主义派系的快速崛起，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特朗普时代”未能实现的政党选民联盟重组将在“后特朗普时代”得以沿承，最终将引致一场注定到来的关键性选举。【关键词】：关键性选举；政党选民联盟重组；政治极化；身份政治；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总统竞选深度改变了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2016年，特朗普在一场极富“关键性”的选举中成功掀起了美国的民粹主义革命，将自身塑造为反移民、反建制、反全球化的克里斯玛，赤裸裸地叩问本土白人选民的身份认同，成功激发了其拥戴者与憎恶者以总统为分水岭进行选民联盟重组。四年过后，美国在一场看似同样“关键”的选举中暂时告别了特朗普时代，历经了国会暴乱与二次弹劾，特朗普在整个社会的深度分裂中离开白宫。然而，悲愤难平的特朗普选民犹在，为“特朗普主义”裹挟的共和党右翼犹在，被特朗普戳破的美国社会伤痕犹在，“特朗普革命”的政治遗产在“后特朗普时代”仍在深度作用于美国的选举政治生态，第七政党体系已然出现了由体系转折期向体系衰败期裂变更迭的显著征兆，两大政党与选民的互动关系因之触发了新一轮的重构周期。

2022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美国研究》编辑部举行学术报告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张杨教授应邀做了题为《文化冷战与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的学术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周桂银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睿恒副教授应邀担任对话嘉宾。报告会由美国研究所杨楠博士主持。张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冷战史、美国史和知识社会史；曾经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等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72》、《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89》等学术专著四部；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知识外交与战后美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全球建构研究”。来源

Agenda），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更新；在国际上，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欧洲正在经历多重危机同时爆发，许多政客已经被反俄的‘政治正确’所绑架，结果使欧洲沦为大输家。”“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已经到了欧洲自发的程度上了，欧洲确实集体对美国有一种心理依赖。”“马克龙的‘新型欧洲安全秩序’，对于促和止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东欧是否会形成不稳定的地区？”从俄乌军事冲突以来，欧洲承受了难民危机、能源危机等诸多压力。在东方卫视6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47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老师一同讨论了“欧洲的危机和失落”。张维为演讲俄乌军事冲突已经持续三个多月了，毫无疑问，乌克兰是这场冲突的最大输家，它成了任美国摆布的“棋子”，战火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燃烧，多少生命的丧失，多少财富的毁灭都发生在乌克兰，最后还可能成为美国的“弃子”。这场冲突的第二个输家我想就是欧洲了。随着冲突的延续，欧洲正在经历多重危机同时爆发。首当其冲的是难民危机，冲突爆发后的三个月内，已经有550万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罗马尼亚这些乌克兰的中东欧的邻国，更多的人可能还在路上，这已经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潮。美国本是这场冲突的“点火者”和“拱火者”，但在接纳难民问题上，它是“口惠而实不至”，它承诺接收10万乌克兰难民，但在3月份它只接收了12人，迄今还不到百人。中东欧国家本身不太富裕，接纳这么多的难民，早已是心力交瘁，都期待欧盟能够提供资助，但欧盟现在也是捉襟见肘，7年前，200多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怎么顾得过来？此外，还有一个潜在的难民危机，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而中东地区、中东，北非都是俄罗斯、乌克兰粮食的主要进口国，但这场冲突已经影响了春耕，西方的制裁影响了供给，粮食价格飙升，这恐怕会引来新的涌向欧洲的难民潮。同样严重的还有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自从冲突爆发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5300多项制裁。欧洲明明知道自己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是刚需，但还是摆出一种“壮士断腕”的架势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德国居然终止了与俄罗斯签订的“北溪-2”石油管道，“北溪-2”项目的投资是110多亿美元，年输气能力是550亿立方米，这样就打水漂了？欧洲对俄罗斯的石油依赖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对天然气的依赖是百分之五十左右，而不少国家开始把他们的订单交给美国的油气企业，但美国液化天然气，加上运费，加上相关的专用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欧美这种基建的速度，三五年都建不成，所以美国天然气价格必然是大大高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同时，欧洲天然气的基准合约价格，已经比去年飙升22％。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一年中几乎半年都是要用暖气的，更不用说更寒冷的北欧了。所以欧洲政客开始号召民众多穿毛衣，少洗澡，这种论调引来极大的不满。同时，欧洲正在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欧元区（19国）的统计，3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增长7.5%，远超预期的6.6%，可以说是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情况了，百姓叫苦不迭。以今年4月德国的数据为例，肉类、肉制品价格上涨11.8%，乳制品、鸡蛋上涨9.4%，新鲜蔬菜上涨9.3%，食用油上涨27.3%。我们这个节目里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对他们来说这场冲突究竟谁更耗得起？我当时就说俄罗斯更耗得起，因为它有能源，有粮食，有核弹，还有与中国等非西方大国的贸易都在大幅度的增加。西班牙3月通胀率达到9.8%

Dulles）表示，美国不会放弃亚洲，而是正在尝试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具体行动是，美国曾尝试联合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缔结《太平洋公约》（Pacific

邮编：200062）；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上海

陈文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内容摘要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拉开了美国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序幕。拜登团队称其是对美国基础设施和竞争力的一项“一代人一遇的投资”，事关美国能否赢得21世纪的竞争。拜登基建计划包含国内基建和全球基建两部分，企图通过统筹长短目标、软硬基建、内外布局来提升国家竞争力，重塑美国霸权根基。拜登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与现实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政治障碍是拜登基建计划推进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2021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公法117—58号），拉开了美国新一轮大规模基建的序幕。这份被称作“两党基建协议”的法案历经近8个月才艰难达成。拜登团队称其是对美国基础设施和竞争力的一项“一代人一遇的投资”，事关美国竞争力提升，事关美国能否赢得21世纪竞争。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法案签字仪式上，拜登激动地说：“我真的相信，50年后历史学家会在回顾这一刻时说，‘那是美国开始赢得21世纪竞争的时刻’。”拜登基建计划能否如其所愿帮助美国赢得21世纪竞争？本文拟从拜登基建计划的构想、特点、进展、影响等方面进行评估。一基建是“拜登经济学”的重要支柱。面对世纪疫情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拜登秉持“大政府”理念，试图通过经济纾困、基建投资、产业链重塑、税收改革、绿色发展等途径，兼顾短期经济复苏和长期竞争力提升，带领美国走出困境，为“重振世界领导地位”夯实根基。为此，拜登祭出“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编者按4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将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线上会晤，这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向印度直接施压，以寻求在俄乌问题上印度能站在美国一边。近日，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苏桑特·辛格，邀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访谈，双方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印度的工作访问、中印关系应如何走出加勒万河谷冲突低谷、两国边境实际控制线问题解决、中印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之“同”与“不同”，以及中印在亚太和全球事务的合作等热点畅言。访谈播客已在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网站发布，观网和中国论坛全文翻译，以飨读者。苏桑特·辛格：大家下午好！我是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桑特·辛格。我们很少听到来自中国的权威声音。今天我们的节目有幸请来中国的周波大校（退休），他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大校于1979年入伍，在军队中担任过许多职务，包括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主任。周波是空军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和剑桥大学圣爱德蒙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在各种西方出版物上撰写了100多篇论文和文章，并作为解放军代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和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外军硕士研究生导师。周波，欢迎您的到来。周波：苏桑特，感谢您的邀请。苏桑特·辛格：周波，我们现在这个对话正好是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访问新德里仅四天后。他在新德里时会见了印度外长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你如何看待王毅对印度和整个南亚的访问？在你看来，他对印度进行特别访问的原因是什么？周波：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南亚的直接原因是参加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第48次会议。我认为他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也顺道访问了印度、尼泊尔和阿富汗。他对印度的访问时间并不长，但不言而喻的是，这种简短、直接的交流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是至少两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访问印度。因此，这种工作访问，特别是在2020年加勒万河谷发生了不幸的冲突的背景下，是极为重要和有益的。苏桑特·辛格：除了双方（很久）没访问对方国家之外，还有任何其他原因吗？王毅来印度，也许是在寻找（双边关系）突破口，也许是想赢得印度支持？他访问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周波：在双方士兵之间发生最不愉快的冲突（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双边关系肯定会冷一阵子。双方都需要一些时间来疗伤。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沉默，但这种沉默不应该继续下去。中国，不仅对亚洲，而且对世界而言，都是重要的国家，而印度也是如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印度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因此，对我们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来说，我们不能让这种关系如此冷淡，如此疏远。所以，接触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当然，我知道双方是有很多接触，参加了各种线上会议，但这种个人（面对面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它无法被任何线上会议所取代。3月25日，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苏桑特·辛格：如果你们希望他的访问取得突破，就好像你建议的那样，与印度重归于好，为什么他却选择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上发表了那些涉及克什米尔的声明，然后与巴基斯坦外长一起发表声明，谈到了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如你所知，新德里站出来谴责了这些声明。显然，如果王毅想在印度寻求关系突破的话，这一举动并没有为实现突破创造一个很有利的环境。周波：我认为这种言论对外交突破是否有益并不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真诚地说出中国对巴基斯坦和印度所关注的事情的感受。克什米尔问题由来已久，这并不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新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是尽量保持公正。当然，中立对当事双方来说总是一个问题，因为别人会认为你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中国实际上在尽力一碗水端平，巴基斯坦与中国友好有其历史原因，而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除了边界问题，基本上也是好的。至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不认为他说了许多对印度听众来说很新的东西。苏桑特·辛格：是的，我理解对印度听众来说，王毅没说什么新的东西，但要考虑他说这话的背景。显然你知道，印度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某种“合谋”有一种忧虑，这似乎加深了印度的很多恐惧和不安全感，即中国和巴基斯坦可能会在军事上合作甚至“勾结”起来。如果中国决定，或者说王毅决定，在某些方面让印度放心，或者让印度政府放心，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周波：我不会用“勾结”一词来形容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是一个秘密，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也不是一个秘密。我认为，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是根植于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我在过去接待了许多巴基斯坦代表团，其中一位部长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除了与中国的友谊，巴基斯坦人基本上不能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所以中巴友谊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什么样的合作会让印度如此担忧。我想，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可能是印度的主要关切。但如果我们更透彻地看待它们，这些算什么问题？基本上就是军事装备的交易而已。的确，我们卖给他们飞机军舰，但这些出口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们只是正常贸易。例如，从国际贸易来说，你不能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你不能出售超过一定射程、一定载荷的导弹，因为这超出了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规则。所以除了这些，你基本上可以出售任何你想卖的东西。我再反问你一下。印度的军事装备主要来自俄罗斯，俄罗斯提供了印度60-70%的军事装备。有时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并不那么好,但中国有没有向印度或俄罗斯抱怨过这种军品贸易？从来没有。所以，我同样认为印度不应该抱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关系，部分也是因为印度在军事上比巴基斯坦强大得多。那么，印度有什么必要对中巴合作恐惧呢？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防空系统（图自澎湃影像）苏桑特·辛格：是的，我同意你说的关于恐惧的部分。我所说的某种不安全感、某种恐惧，是因为你也知道有很多关于印度面临双线作战的军事威胁的讨论，即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行动来对付印度的威胁。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我是能清楚地听懂并理解你要表达的观点。周波：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在印度，有一些战略家，他们关心的是所谓中国和巴基斯坦包围印度的噩梦。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的。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人类心理的弱点，就是人们总是仰望另一个更强大、更有力量的群体，以获得灵感，进行效仿。例如，中国有时会将自己与美国比较，巴基斯坦会将自己与印度比较，而印度会认为自己可以与中国相比。包围印度确实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1998年，印度首先进行了核试验，紧接着是巴基斯坦。而印度(核试验)的借口是，中国是印度头号潜在威胁。当时我是负责南亚地区的国防部参谋。大家听了都很震惊，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总参谋长（傅全有）刚刚访问了印度，在他访问期间一切都很好，大家谈得也很好。他回来后不久，印度突然宣布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这怎么可能？当时中国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台湾，因为当时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正在制造各种“台独”麻烦。但当我们听说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时，每个人都很震惊。后来我想为什么印度会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头号威胁？印度无论如何都要发展核武器，所以它必须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因为任何小的理由都不能证明它是合理的。因此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提出，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这就是我对此事的看法。苏桑特·辛格：是的，回到1998年和（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的声明，当时印度政府对该声明反悔了。你也会记得美国在泄露那封信方面所起的作用，当时的印度总理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信，美国转而向《纽约时报》透露了那封信，使印度非常尴尬，不知如何向中国解释。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回到王毅最近对巴基斯坦的访问。正如你之前所说的，这次访问在某种意义上，在拉达克或锡亚琴冰川的这些边境危机的背景下，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如你所说的两个亚洲大国，在过去十年左右，边境有这么多的危机？是什么因素驱动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周波：我给你个非常简短直接的答案：因为边境实际控制线并没有划定，而中印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让我首先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些最不幸的问题是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对吗？因此，这不是我们制造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因此深受困扰。印度对边境实际控制线的看法与中国的看法有本质的区别。基本上，印度的观点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希望通过核定边境实际控制线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中国则希望自上而下，表示首先让我们做出一个政治决定，商议如何置换土地，以实现互谅互让，而印度却不同意。印度的立场从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因为冲突发生是由边境实际控制线（模糊）造成的，那我们为什么不确定这条边境实际控制线的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闯入对方国界的问题。但是印度的做法有一个危险，中国并没有真正把实际控制线当作边界，如果边境实控线被核定后，印度可能会说：这就是事实上的边界，让它成为既成事实吧。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就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会谈，而我自己早期作为专家参加过这种双边军事会谈，所以我清楚地记得有哪些分歧。实际上，印度认为西部地区是有更多争议的地方。换句话说，中国不认为在西部地区有很多分歧，而印度认为那里有更多问题。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整个中印边界，其实存在很多分歧，比如边界的长度，中国认为它只有2000公里，而印度认为是3488公里。但在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就没有很多冲突事件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在这两段地区有实际的控制权，所以最终还是在西部出现更多的问题。因此，让我回到我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我们的分歧、对峙和致命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我们不应该让实际控制线控制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苏桑特·辛格：这个问题我再挑战你一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实际控制线的问题从1947或1948年开始一直存在，但从1988年、1990年开始，在此后的几乎20多年里，边界上没有重大危机。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什么发生改变了？尽管实际控制线没有被划定，但在边境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无论是洞朗危机，还是你所说的2020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现在不断地，几乎每一或两年，我们都会发生这样的危机，还有在双方部署部队的边界，危机继续存在。那么，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这样强烈的、重大的危机出现，是源于什么变化？周波：这是个好问题。当人们谈论致命的冲突时，往往被结果所限，而没有回顾历史，没有看到危机中的机会。当我谈到这一点时，让我提醒你，自从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问中国以来，我们实际上达成了大量包括政府层面和军事层面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我相信你知道这些协议。如果你把这些信任建立措施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任何措施，例如与美国的相比较，我们会得出结论，中印的信任措施比中国与美国的信任措施要有内容的多。数量上，我们与美国有两三个协议，但与印度的协议比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协议都多。这些信任建立措施非常好，因为它们富有内涵，充满细节。例如，在边境部队协议中，它明确指出，当一方的部队在巡逻时，另一方不应尾随。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规定。而且，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不应该举行师级演习，也就是不超过15000人，如果要举行旅级的演习，也就是5000人，应该事先通知对方，而且不应该在距离实际控制线10公里的近距离内出现军用飞机。因此，我相信这些规则，自从199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协定以来，确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体上维持了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安宁。我们只在过去几年前发生过一次致命的冲突，我们此前仍然有很多对峙，因为实际控制线并没有划定。唯一的区别是过去的对峙没那么致命。2020年6月15日的事件是非常不幸的。我们也能够理解当这种致命的冲突或事件发生时，人们难免互相指责。在这里我就不长篇累牍地讲事情的经过了。你有你一方的解释，我也有我这边的叙事。但在这个事件中，好的一面是双方都没有试图向对方开枪。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以石器时代的方式，用石头和棍棒斗殴，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清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向对方开枪。尽管后来印度军队确实向天空开枪了，但他们没有向中国士兵开枪。所以，这说明中印建立信任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是信任措施并没有阻止这种事故的发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双方坐下来探讨可能的信任措施的时刻肯定会到来。而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信任措施，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已经达成的这些协议。它们细致入微，非常具体。如果你执行了所有这些协议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出现。中印现在处于一个僵局中，大部分的部队已经脱离接触了，但我了解印度方面并不是非常满意。我的建议是，双方部队应该从最危险的地方脱离接触。我们在班公湖一带所做的就是脱离接触，这种经验应该在其他地方效仿，以使我们保持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和平安宁。苏桑特·辛格：我相信你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已经使用了棍棒，即使朝向空中，子弹也已经射出。死难发生后，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双方之间没有信任，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没有被明确界定，而信任已经破裂。双方都声称对方没有遵守协议。印度外长公开表示，中国没有遵守1993年和1996年的协议。中国方面则说是印度人没有遵守这些协议。我们如何向前迈进？脱离接触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你认为中印应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向前发展？周波：好吧，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最坏的情况，即中国和印度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信任了。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假设前景一片黑暗，让我举一个冷战时期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根本不信任对方,他们是敌人，但是即便有这样一种不信任存在，他们仍然能够制定很多信任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在核领域。有一些重要的协议可以反映这一点，如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ALT）、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开放天空条约。他们甚至在两个领域进行了合作，一个是在消除天花方面的努力，另一个是在外层空间上的合作。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除了边界问题外，我很难想象其他方面会有严重的问题。中国关切印度的担忧，但印度的担忧有时是无道理的，比如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如果我提出印度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印度会怎么说？中国与俄罗斯也是友好的，俄罗斯与印度有很好的友谊。所以，我的意思是，信任固然很重要，但对于有效的建立信任措施而言，互信并不是那么要紧。中印之间在许多其他领域仍存在互信。我给你举一个最新的例子，俄乌战争中，你是否发现我们的立场有相似之处？当然有相似之处。印度网友推特留言支持俄罗斯我认为，这实际上表明在过去几年里，印度并没有完全如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过去几年中，你会发现印度几乎在以美国的口吻谈论自由开放的印太。但让我说，印度的立场实际上与中国的更像，而不是与美国的更像。因为印度同中国一样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相同条款即第298条有保留。当有外国军舰进入印度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演习时，如果涉及弹药和爆炸物，印度政府会要求他们首先征得印度政府的同意。与中国的相关法律相比，印度的法律比中国的法律要更严苛。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4月，美国约翰·保罗·琼斯号驱逐舰驶入了印度西南部的专属经济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书面声明称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将挑战印度的“过度海洋主张”。我发现，印度专属经济区占印度洋的三十分之一。换言之，美国挑战印度的主张意味着，至少在美国人眼里，1/30的印度洋是因为印度才不自由、不开放的。那么，印度怎么能用同美国一样的口吻谈论印太必须是自由开放的呢？这是不对的，因为海洋本身是天然相互联系的，它们本来就一直是自由的、开放的。如果一定要说印度洋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海盗问题。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大约2013年，海盗很猖獗。在包括中国和印度海军在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印度海军帮助救援中国商船“富城号”，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海军同一艘在北约指挥下的土耳其军舰和一艘中国海军军舰进行了配合。我在几年里一直是中国军队反海盗的国际协调人。因此，我也在许多场合对印方表示过感谢，包括在巴林，因为各国海军反海盗协调会会议总是在巴林举行。苏桑特·辛格：我明白你想表达什么，但有一点，关于你提出的印度和中国在俄乌争端中持相似立场，我想要反驳你。印度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虽然表面上看我们立场相似，但在这两者之间，驱动它们的原因或驱动它们的原则是不同的。甚至在王毅访问之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先生特意站出来，想澄清印度的立场与中国不同。这一点你也从西方国家那里听到了，大家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想向听众澄清的唯一一点。但我明白你的论点，我不是在争论，仅仅是想把印度政府的立场说清楚。你谈到了印度对中国和中国对印度的担忧。中国对印度的担忧到底是什么？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担忧是由一些其他原因驱动的？中国对印度的担忧是美国吗？是印太战略吗？还是四国集团？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关于对印度的担忧还有什么是中国没有公开表达的？周波：我知道印度政府试图在对俄乌争端的立场上表现出同中国不同。但坦率地讲，我研读了你们的立场，我发现，印度与中国的立场没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并不是想通过表达“好吧，我的立场跟你的立场很像”来接近印度，这样没有意义，也并不重要。中印一直以来谈论的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另一面是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合理关切。我认为我们基本上谈论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同。坦言之，我认为，由于目前中印关系的氛围，印度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些看似强硬的态度以试图吸引公众舆论，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姿态。苏桑特·辛格：那么中国对印度的担忧呢？是美国吗？是四国集团吗？是印太战略吗？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吗？中国对印度的担忧，究竟是为何？周波：实际上，我没有这样的担忧。中国是为印度的所谓担忧感到担忧。让我换个说法，中国担忧只是因为印度在为某些事情担忧，虽然中国根本不知道印度为什么要担忧。很多人会说，中国担心四国机制（QUAD）。确实有一些人甚至称其为“亚洲的北约”。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印度的外交政策有信心。如果我们看一下印度外交政策史，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作为一个自信的大国，印度当然会尽量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在四国机制中，其他三个国家都已经是盟友，我也会说印度是最重要的。印度的态度对四国集团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印度不能与美国走得太近，因为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很好，印度大约70%的军事装备都来自俄罗斯，还在购买俄罗斯的S-400导弹。因此，如果印度和美国走得太近，中国和俄罗斯会不高兴，而这不符合印度自身的利益。如果你观察四国机制的最新发展，你会发现，它实际上正在朝向许多其他方向，而不是军事方向发展。就其军事内容而言，目前仅有一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事演习，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四国机制正在各个领域发展，如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或向东南亚国家联合分发疫苗等。但我想说的是，它能有多成功呢？比如说，基础设施，拜登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基本上已经泡汤了。据我所知，因为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它已被描述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回忆而已。而且，美国实际上能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贡献多少钱？它完全无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比拟。如果我们谈论气候变化或疫苗分配，这些计划确实都很好。但这些并不是这四个国家的专属问题，而是同每个国家息息相关。因此，如果四国机制的发展不是针对中国的，它就没什么特别的。我不会说四国集团是针对中国的，我相信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AUKUS）是针对中国的，而四国机制可以说是因为中国的。但是，如果让四国集团勾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反华”的情绪，那么四国机制将永远不会壮大。它可以在我以上提到的那些领域存在，但不会蓬勃发展。苏桑特·辛格：但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及由五角大楼提出的、被送到国会的最新的军事文件（被拒绝的版本），它当中明确提到中国是一个对手，它提到了印太战略，表示欧洲（疑指俄罗斯）只是第二个对手，美国主要的竞争是与中国的竞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认为四国机制是针对中国的吗？周波：好吧，我认为，四国机制如果是针对中国的，它不会真正起很大作用。谈到美国的印太战略，我读了这份报告，它是在2月发表的。我认为首先整个印太战略的假设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假设中国想要在印太地区建立一种势力范围。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让我这样说吧，即使中国想，中国也无法建立势力范围。即使在中国影响力最强的东亚，中国也无法建立势力范围。东亚有朝鲜，朝鲜在核扩散问题上不听中国，坚持发展核武器。东亚国家里还有几个美国的盟友。甚至在南海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声索国持有自己的主张。因此，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是最强的，但距离在这里建立势力范围，我认为还有很大差距。人们经常犯一个错误，他们混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影响力，另一个是势力范围。如果你谈论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影响力现在绝对是全球性的。中国的影响范围几乎与美国的影响范围重叠，只是军事影响力逊于美国，对不对？但中国没有建立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海外的军事活动都是人道主义性质的，无论是反海盗，还是维和，还是救灾及撤侨。中国没有全球军事布阵的野心。在中国自己的领土和附近水域也就是中国的领海之外，我们只是想帮助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只做人道主义的事情。我们有什么必要建立代价高昂又难以维持的势力范围吗？所以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此外，美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它在印太战略中的诸多目的。印太战略有这么多目的，有多少国家会真正跟随美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我真的很怀疑。因为美国的盟友很多是中国的贸易伙伴，所以他们很难做出这样的跟随美国，对抗中国的决定。中国无缘无故地被卷入了这场大国竞争之中。因为如果你看一下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非常一致和稳定的。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谈论同样的事情。但实际上是美国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华政策，因为他们最终意识到他们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他们很恐慌。自特朗普上台，他就引入了大国竞争的概念。在中美关系中，中国犯了什么错误吗？我不能说我们事事都对，但是我们至少没有给美国制造任何特殊的、非常困难的局面。所以中国对美国政策，相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要稳定得多。苏桑特·辛格：好的，周波，回到你之前说的一点，你说中国对印度的关切就是印度自己的担忧，也就是说印度基本上没有什么让中国关注或担心的地方。这是因为中国比印度大得多吗？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地缘政治上，相关领域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对中国来说太小了？周波：不，印度一点都不小，印度目前是第六大经济体，到2030年你们将赶超日本成为亚洲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充分意识到了印度的份量，中国也充分尊重这一点。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发现印度过去做的很多事同中国曾经做过的事情一样。印度的改革比中国晚十年，但印度做的事几乎同中国相同。因此，印度的发展也非常快，中国很高兴看到这一点。因为事实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移动，这是显然的。中国当然将会位于中心位置，但是印度也十分重要。我不想谈所谓的“亚洲世纪”，但我相信，我们两国有充分理由进行良好的合作。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有十年都和南亚有关。我去过巴基斯坦，也去过印度，我相信我是极少数能报出一些印度菜名的中国人之一。那些菜名普通中国人听起来会是一头雾水。当我访问印度时，我认为印度的确是一个让中国受益匪浅的国家。历史上，佛教从印度传入，我们还有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在我们却仅因为殖民者留下的东西而不和，这太可悲了。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我相信，随着所有的这些措施到位，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从所有危险的地方脱离接触，我们能处理好两国关系。也许你比我更有信心，因为你说在冲突发生之前，两国很少发生意外事件。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从20个印度士兵和4个中国士兵死亡中吸取教训，在边境冲突后维持和平与稳定，那么我们可以再和平相处40年，避免这么多伤亡。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我们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如果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就不应该在接下来的40年里重蹈覆辙。苏桑特·辛格：说到你对印度菜的口味，我必须说你的品味很好。但说到更严肃的问题，你提到了印太战略。印度是否有可能作为四国机制的一部分，即一个非安全、非军事的联盟的积极成员，同时仍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周波：我认为这首先取决于四国机制是什么，以及它将如何演变。因为中国肯定会关注四国机制的演变，看其是否真的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坦率地说，我相信从现在开始，印度的态度会逐渐改变，会在过去的亲美政策上再退回来一点。印度关于俄乌战争的最新声明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一点不出所料。但我相信这一次，因为印度被逼到了墙角，所以它必须展现自己的本色。因此，我们看到它在（联合国）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它所说的话或多或少类似于中国的立场。这是真实的印度，我相信这是“不装”的印度。在未来的日子里，国际秩序变化将会是一幅宏大的图景。我基本上相信欧洲在这场热战之后肯定会迎来另一场冷战。但在亚洲，美国已经对中国发起了新冷战，尽管在政府层面，他们不会称之为新冷战。但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拜登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就是极限竞争。如果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不是新冷战，还能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讲，它离热战只有几步之遥，对吧?那么它还能是什么呢？因此，我们不再幻想中美关系将会大幅改善。当然，能有好的结果最好。最根本的是，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不像俄罗斯那样以受害者心态怨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感谢当前的国际秩序，并从中受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坚定地要维护国际秩序。我们都在呼吁多极化，这与我们如何实现目标无关，而是因为，无论多么缓慢，美国的实力都是在不断下降的，这终将成为一个事实。当我和美国人谈话时，他们承认这一点。但他们会说这是相对下降。但相对衰落也是一种衰落，对吧？所以我相信美国人对印太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其实力的下降。因此，它必须收缩。它从阿富汗、从其他地方撤退到印太地区，实际上反映出它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因此，它必须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因此，在这方面，印度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至关重要。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自己与印度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不希望你们站在美国一边，历史错误的一边。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让美国非常不满（资料图）苏桑特·辛格：我同意印度不希望陷入与中国冲突的局面。但是，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要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你对形势的客观评估中，不是说希望或愿望，你会怎样评估中印关系和它的未来？是合作吗？是竞争吗？还是冲突？还是三者的混合？周波：我认为是三者的混合，但问题就在于三者混合的比例。由于加勒尔万河谷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印度政府仍然处于一种怨恨、情绪化的状态。他们像过去一样说，除非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不能指望双边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这很像印度政府在甘地访问前所说的话。但事实是，边境问题不容易解决。即使印度政府想把双边关系的改善完全寄托在边界问题的妥善处理上，也是不对的。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说，两国仍将有巨大的经济互动，而这种经济规律将突破这种人为的障碍。因此，中印关系肯定会越来越好。但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可能会非常缓慢。我相信时间总会治愈创伤，毕竟中方也有伤亡。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相信，总体而言，尽管存在问题，两国关系仍将继续向前发展。苏桑特·辛格：实际上，印度的立场并不是边界问题应该永久解决。印度的立场是，一旦边界上的紧急危机——无论是班公湖附近、德普桑、碟穆绰克——得到解决,士兵们脱离接触，双边关系就可以得以改善，然后恢复某种正常状态。我认为正如你所说，脱离接触是完全可能的。周波：是的，如果这是印度政府的条件，我不认为有多难达成，因为中方也说过类似的话。肯定的是，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举行了15轮军长级别指挥官会晤。当然，为了使会谈取得成功，双方必须都得到来自首都的政治和战略上的指导。我认为情况正在逐渐好转。所以总的来说，我对中印关系持乐观态度。因为除了这个边界问题，我实在想不出双边关系中还有什么其他重大问题。苏桑特·辛格：周波，你比我采访的大多数印度人——印度评论员或印度官员都更乐观。我愿意相信你。我希望情况会有所改善，中印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冲突。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非常高兴可以和你交谈，倾听你的想法。我从中获益匪浅。周波：谢谢你，苏桑特。来源｜观察者网欢迎入驻【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海量学术资源等你来拿

强世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本文约9900字，读完约25分钟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无疑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范式开始分析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欧洲有学者将新冠疫情比作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分析其对人类行为习惯以及政治秩序产生的深远影响¹。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预测新冠疫情会成为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民族主义将加重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的趋势，导致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中美战略博弈成为重心²。然而，要真正理解中美博弈的性质，不能简单地陷入国际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将中美之间的较量简单看作大国之间实力的较量，从而简单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反，我们需要将理论视角从基于主权国家思考的国际关系范式转向基于全球秩序的帝国范式，从而充分认识美国所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今天的中美关系乃是世界帝国体系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与世界帝国体系的参与者和反抗者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全球秩序的思考，我们必须意识到“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与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次疫情将这种长期矛盾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出来。疫情意味着全球化的推进必须依赖相互合作，人类已结成了更为紧密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思潮来克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而美国建构的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挑起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仇恨，撕裂大国合作和全球合作。因此，当前的状况特别类似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国际秩序大变革时期的历史情境。在那场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的震荡中，最终是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两种全球化理论叙事将欧洲乃至全球从门罗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等种种逆全球化的主张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陷入现实主义思路下大国博弈的实力较量，而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奠定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面临的问题。正是从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这次新冠疫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演变的方向，而是以新的问题来加速这一历史进程。我们不能把新冠疫情夸大为某个历史时期的开端，而与“9·11”事件、2008

【内容提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成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将重塑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有其内在逻辑，冷战后欧洲两种和平秩序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是战事爆发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两种规范性模式的竞争以及对该地区空间配置的不同地缘政治意图加强了这种矛盾。双方无法调和冷战后欧洲秩序的两种愿景导致互不信任并发展为彻底的敌意。冲突的内在逻辑正是源于冷战后的欧洲未能建立一个包容性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秩序。西方无视俄罗斯提出的三个安全关切是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西方和乌克兰在战前的一系列行为加剧了俄罗斯的忧虑，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抵抗规模和俄罗斯军队作战能力、西方反应程度、俄民众战争意愿、自我伤害程度和后果的破坏性方面都作出了误判。俄罗斯发动这场有缘故却鲁莽的军事行动的前景难以预测，但这首“愚蠢进行曲”本可不必奏响。【关键词】俄乌冲突

独立后的印度面临冷战环境对其外交的严峻考验，当时印度选择在美国和苏联之外建立自己的阵营，即不结盟国家阵营，目标是帮助印度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坚持战略自主（Strategic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把加入北约作为回归欧洲文明大家庭、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手段。北约积极发展与乌克兰的合作关系，既可以继续主导欧洲军事、安全事务，满足中东欧国家维护安全需要，也可以实现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将使俄罗斯西部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俄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乌克兰的重要战略地位，使俄罗斯民众难以从心理上接受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客观现实。因此，俄罗斯千方百计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鉴于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的实质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要北约与俄罗斯在此问题上不能达成妥协，乌克兰就无法跨入北约门槛。【关键词】乌克兰

内容提要：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目标是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及欧亚联盟，美国欧亚战略的目标是继续充当领导者。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借乌克兰危机，美国再次检验和行使了对欧洲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并通过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阻止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和欧亚联盟的形成。美国需要俄罗斯作为欧洲的威胁而存在，不允许俄罗斯将乌克兰纳入欧亚联盟，一个不能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最符合美国利益。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经历冷战之后未曾有过的挑战。作者简介：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教授原文出处：《国际经济评论》(京)2015年第20154期

乌克兰危机，是冷战终结30年来前苏联地区最大的一场危机。这不仅是一场发生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或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一场在国际权力转移敏感时期发生的多方力量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国际冲突。乌克兰危机，也是21世纪以来牵动全球秩序重构、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以及人们对世界事务中关键问题重新认知的一项重大事件，这场危机延绵8年多，迄今依然深深扰动区域与全球局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冯绍雷认为乌克兰危机带来大国恶性竞争长期延续、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却有强劲抗衡能力以及争议地带诸多困境等巨大影响。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乌克兰危机发生的深层背景与直接诱因是什么？◎深层背景首先，二十多年来，乌克兰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不定，国内宪政体制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社会经济长期波动，腐败盛行，民生艰难，这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内部原因。其次，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是危机的又一深层原因。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方面，西方对俄罗斯的成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而是急起直追，以牙还牙，以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西方对峙。◎直接诱因其一，“文明离婚”式的苏联解体过程尚未终结，“苏联解体综合征”还深深困扰着艰难转型中的前苏联各国，而美国一直策动“颜色革命”，力推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其二，原来作为欧俄双边关系的“粘合剂”，并有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的欧俄能源合作体系，因乌克兰过境天然气危机与“页岩气革命”的骤然发生、欧洲政治的代际更替、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不明等新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发生动摇，致使俄欧关系趋于疏离与对立。其三，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多重冲突交织，不光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有乌克兰东部和西部间的矛盾，有激进极右翼和寡头之间的角斗，还有其他各个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本文写就于2021年夏秋，未能纳入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最新动态。针对当前俄乌局势的最新情况，冯绍雷教授表示，本文对于乌克兰危机的总体梳理希望能有助于理解当下局势的急剧变化。其一，乌克兰危机并不简单是一场地区冲突，而是事关整个欧洲安全政治结构的重塑，乃至于事关整个国际秩序的未来演进。因此，需要从与未来地区与全球秩序构架的关联中来观察整个乌克兰危机。其二，乌克兰危机不止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物质性过程，同时，也包含了大量非常深刻的思想理论与学术问题。比如，如何看待意识形态之争与地缘政治博弈的相互关系？如何来看待是否需要、并有可能在大国政治纷争中构建“缓冲区”、“中立地带“等机制安排的问题？如何来看待领土主权完整与区域自决这两个原则的何者为先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深刻影响着危机处理的整个过程。其三，本文关于乌克兰危机的未来走势，虽然也应该在新形势下提供更多选项，但已有的归纳和展望希望能够为理解当下提供一些铺垫。其中的关键性观点是，鉴于乌克兰危机涉及整个转型的重大纷争，因此，恐怕只有到全球转型呈现出更为清晰的格局，才能使得这场危机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过来说，也只有从当下出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全球转型的深入推进，也着眼于整个国际秩序的演进、完善，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能够对乌克兰危机本身的处理形成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认知。）更多精彩观点01危机的动因、进程与特征深层背景与直接诱因。从较长期的角度来看，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变化是乌克兰危机的深层背景。首先，二十多年来，乌克兰国家政治发展方向不定，国内宪政体制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社会经济长期波动，腐败盛行，民生艰难，这是造成本次动荡的一个长期的内部原因。西方以所谓的“民主与威权”划分世界，企图将乌克兰纳入欧美势力范围的图谋，乃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背景。其次，乌克兰地处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最西端的特定历史地理位置是危机的又一深层原因。西欧的宗教与政治历史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影响深厚，但基辅本身又是俄罗斯文明发祥地。后冷战地缘政治的特殊背景下，北约与欧盟等西方势力的拓展、俄罗斯的传统影响以及当地传统犬牙交错，在乌克兰突出表现为东西方之间不可遏制的东拉西扯、相互冲撞，使该国成为大国纷争的漩涡。乌克兰难以复制同处欧洲文明结合部地带的其他国家（如瑞士、奥地利等）的民族与区域建构路径。难以规避的既定文明历史背景、西方基于意识形态对国际转型的总体战略设计，都为这场危机作了伏脉千里的铺垫。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一方面，西方对俄罗斯的成见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痛苦转型中的萧条虚弱相比，俄罗斯“黄金十年”所获得的国力增长、普京引导的强国精神，使俄罗斯再也不愿以“冷战失败者”的身份与西方打交道，而是急起直追，以牙还牙，以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西方对峙。以上种种暗潮涌动，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早早埋下了伏笔。乌克兰危机的直接诱因可从三方面分析。其一，“文明离婚”式的苏联解体过程尚未终结，“苏联解体综合征”还深深困扰着艰难转型中的前苏联各国，而美国一直策动“颜色革命”，力推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排他性的“欧盟联系国协定”和“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直逼俄罗斯的安全与经济命脉底线，激起俄方的强烈反弹。其二，原来作为欧俄双边关系的“粘合剂”，并有一系列基础设施作为保障的欧俄能源合作体系，因乌克兰过境天然气危机与“页岩气革命”的骤然发生、欧洲政治的代际更替、跨大西洋关系的走向不明等新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正在发生动摇，致使俄欧关系趋于疏离与对立。其三，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多重冲突交织，不光有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有乌克兰东部和西部间的矛盾，有激进极右翼和寡头之间的角斗，还有其他各个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博弈。危机演化阶段与要点。乌克兰危机出现了先后相继的不同演进阶段。以下就各时段的要点做简要梳理，以便观察事态的发展机理。第一阶段，2013年，要点是乌克兰政府从与欧盟谈判转向对俄合作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几乎2013年整整一年，欧盟与乌克兰就“欧盟联系国协定”进行谈判。在欧盟基本不与俄方沟通，不考虑其诉求的背景下，俄罗斯决定以牙还牙，提供大量优惠条件，说服乌克兰加入前苏联国家组成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此阶段，俄欧双方都将乌克兰置于排他性竞争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双方对各自战略意图的实现都寄予过高期望；而另一方面双方对各方民意反应和内外复杂互动，都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第二阶段，2014年初至2014年2月下旬，要点是2014年2月22日发生政变。2014年1月下旬，尽管当局作出包括恢复2004年宪法规定的总统制、赦免抗议活动参与者法律责任、与反对派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让步，民众示威高潮依旧，并于2月16日占领政府大楼，2月18日发起更大规模示威，导致大批警察受伤，部分民众和警察身亡。其间，美国加大干预，并力促欧盟联手对亚努科维奇政权施压。内外夹击下，因执政阵营内部反戈而走投无路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在2月21日与反对派签署全面退让的政治协议，并邀请德国、法国、波兰，以及俄罗斯见证。然而，在一天内，这一为各方所确认的协议墨迹未干，便被更为激进的反对派发动的带有暴力性质的政变所推翻。继而，亚努科维奇出走，季莫申科获释，乌克兰组成亲西方的过渡政府。第三阶段，2014年2月底至3月底，要点是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2月23日，乌克兰议会宣布废除《国家语言政策基础法》，取消俄语的官方地位，遭到俄方反对。3月6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里米亚将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16日，克里米亚经全民公决提出了加入俄罗斯的要求。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重要讲话，高调支持克里米亚的独立和回归俄罗斯的要求。3月27日，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声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敦促各方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第四阶段，2014年4月，要点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动荡，日内瓦协议达成。在克里米亚局势催化下，2014年4月上旬，乌克兰东部地区相继出现动荡局势，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先后提出仿效克里米亚的或是独立、自治，或是加入俄罗斯的要求。西方开始制裁俄罗斯。4月17日，俄罗斯、美国、欧盟、乌克兰四方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要求各方停止对抗，并就缓和乌克兰局势达成一项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取得实际进展。第五阶段，2014年5月初至7月上旬，要点是2014年5月25日乌克兰大选，同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上多国首脑进行危机以来首次会见。乌克兰东部、南部和基辅政权的对抗态势进入白热化。俄方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要求自治和归并俄罗斯持谨慎立场。5月7日，普京有条件地支持乌克兰总统大选。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巧克力大王”波罗申科首轮当选后，表示出和解意愿，但是，拒绝与东部亲俄势力和谈。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上，普京与西方首脑以及波罗申科举行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的首次会见。6月7日，波罗申科发表就职演说，决意加入欧盟，表示不会实行联邦制，坚持打击乌克兰东部的分离武装，并强调乌克兰语为唯一国语。乌克兰危机形势未见缓和。第六阶段，2014年7月中旬，要点是2014年7月17日马来西亚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坠毁。在乌克兰东部形势依然胶着的背景下，“7·17”马航客机坠毁事件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西方迅速发起的舆论攻势之下，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说服德国和其他盟国，于8月初开始实施冷战后西方联手对俄的最严厉制裁。俄罗斯遂以禁止西方农产品进口报以反制。局势再次陷入白热化境地。第七阶段，2014年7月下旬至8月底，要点是2014年8月中旬俄罗斯提出人道主义援助，8月中下旬德法俄乌外长举行四方会谈。7月下旬，借助马航事件的舆论环境，乌克兰政府军加大对亲俄民间武装的打击力度，波罗申科要求在两周之内解决东部问题。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接连遭受重创，平民遭受严重伤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民间武装占领区域日渐收缩与被切割。8月初，俄罗斯提出以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解救，经过国际协调，多方达成初步共识。8月17日，德法俄乌外长举行四方会谈，围绕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乌克兰的路线、东部停火等问题，再次进行艰难协商。然而，危机出现一线转机之际，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突然公开披露，俄方向其提供装备并帮助人员训练。俄罗斯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同时，乌克兰极右集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时内改组乌克兰内务部，释放日前被捕的广场抗议同伙，否则，将以发动武装暴动相抗争。乌克兰局势仍然高度紧张。第八阶段，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乌克兰顿巴斯地区2014年4月爆发流血冲突，随后乌克兰政府在东部地区进行“反恐行动”。同年9月5日，由乌克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简称欧安组织）、俄罗斯（此三方被称为“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明斯克议定书》。2015年2月12日，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名为《履行明斯克协议综合措施》的文件，此文件被广泛称为“新明斯克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当年年底前实现全面停火、制定和执行新的排雷计划、撤出部队和装备、释放和交换被扣人员等目标与工作。各方表示愿意在“诺曼底模式”（法国、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四国各层级磋商）和三方联络小组的框架下，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享有地方自治特殊地位的法律安排寻求共识。虽该协议还有许多模糊之处，此后其主要条款也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但是，该协议给缓解冲突带来了希望。第九阶段，2015年3月至2019年4月，要点是“明斯克协议”后各方力量多年博弈和持续胶着。新明斯克协议签署后，2014年11月，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两共和国”）举行领导人和议会选举。2015年3月18日，波罗申科签署关于顿巴斯个别地区地方自治特殊制度的法律修正案。乌克兰民间武装称，因该修正案违反新明斯克协议中规定应与“两共和国”代表就所有与选举相关问题进行协调的第12条，故对此修正案不予承认。同年4月17日，美国约300名来自陆军173空降战斗旅的伞兵抵达乌克兰。俄方指责，美方此举违反新明斯克协议。2015年起，俄乌双方多次就派遣维和部队事项进行谈判，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不断升级。2016年2月，欧安组织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反政府武装部署自行多管火箭炮。2017年12月，美国政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反坦克导弹等致命性武器计划。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明斯克协议规定。2018年1月，乌克兰议会通过“顿巴斯重新一体化”法案，该法案将俄罗斯称为“侵略国”，将顿巴斯认定为“临时被占领土”。俄方称“该法案已葬送明斯克协议”。同年11月，乌克兰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两共和国”地方领导人和议会选举不予承认，并称其是对明斯克协议的破坏。2014年至2019年，美国向乌克兰拨款超过13亿美元。2020财政年度，美国计划向乌克兰额外拨款2.5亿美元以作军援，还另外拨款近6亿美元用于对抗中俄影响力。在此阶段，俄乌刻赤海峡冲突，《乌俄友好条约》被乌克兰废止，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独立，乌克兰将加入北约和欧盟写入宪法修正案并生效。作为回应，俄罗斯向乌克兰“两共和国”居民发放护照。双方抗衡态势未见缓解，并时有激化。第十阶段，2019年5月至今，要点是2019年5月20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就职乌克兰总统后的合作与抗衡。“政治素人”泽连斯基就职总统后，乌克兰危机一度呈现缓解迹象。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愿意全面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虽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中俄为“主要竞争对手”，但在地区冲突和双边问题上仍需与俄罗斯协调沟通。5月22日，普京与法德领导人通话，以推进执行明斯克协议。然而，俄乌双方就东部问题的立场仍有明显差异：普京坚持明斯克协议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要求乌克兰必须履行明斯克协议；而泽连斯基则坚持在收回克里米亚、不给东部冲突地区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原则立场无法妥协的前提下，双方本也可就停火、交换战俘、改善争议地带基础设施、必要时派遣维和人员等进行谈判，但是，在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危机始终难见松动。2019年12月9日，俄乌法德领导人出席“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20天之后乌克兰与乌东民间武装全面交换战俘，但俄乌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未见根本改变。2020年年初、2021年春夏，乌克兰东部地区在大国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又呈紧张局势。乌克兰危机进程的几个突出特点。其一，本次危机的角色众多，既有传统主权国家行为者，又有代表来自不同历史文明背景的利益群体；既有自诩为当下国际秩序代表者（美国、欧盟），又有被指为现存体制的“修正派”（俄罗斯）；既出现了联盟方式的行动集体（如北约和欧盟），也存在着大量抵制“选边”、倾向于中立的政治单位（如中亚诸国，以及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等）。出场角色的纷繁复杂，反映了这场危机包含多向度的政治与历史内涵，也大大增加了危机处理的难度。其二，危机过程一波三折，复杂而多变：不但各方立场和战略随着各个阶段的问题导向因时而异，而且，诸如马航事件的突然发生、秘密外交和公开行动的相互交织、媒体战中的真相和谎言的真假难辨等，也使得整个危机处理过程扑朔迷离。加之各国政要虽然一边通过热线直接对话，但是一边又恶语相伤，极大影响着国家间信任，使大国关系受到严峻考验。其三，冲突中各方存在大量“迎头相撞”的高度风险。以欧盟、美国、乌克兰为一方的总体实力要高于俄罗斯，而俄罗斯不甘示弱，在遭受制裁压力下其军备建设反而加强。鉴于全球化受阻，但依然前行的特定历史背景，这场冲突的当事各方远不似战争时期或冷战时期那样非敌即友；而是各方在争夺中呈现出甚多亦敌亦友、相互影响与掣肘，其间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关系结构非常复杂。这场危机迁延时日绵长，一时一地中难分伯仲。其四，危机牵动全球秩序的走向、欧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民族国家地位、大国间缓冲地带的存在、区域合作和安全构架，以及对一系列世界事务中关键性问题，如冷战、遏制、制裁、结盟、中立、国际干预、国内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等的重新认知，同时事关“国际转型”所涉及的国内转型、国际秩序、国家间关系这三个关键问题。因此，这场冲突的辐射效应将扩散至未来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影响会相当广泛而深远。02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乌克兰危机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危机爆发时人们的估计，同时，危机带来的对峙与破坏也深深影响着各个方面。大国恶性竞争长期延续。首先，美国和欧盟对俄战略均有各自背景与考量。从乌克兰危机后的态势来看，美国在对俄战略上志在必得，有其客观背景。21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在中东插手引起局势动乱，重返亚洲难以进一步得手，唯有乌克兰事件可能是显示其外交策略有所进取之所在。另外，切断俄罗斯与欧盟的联系也是美国的一个深层战略考量。美国精英层和各大智库间的激烈争论，并没有阻止新保守主义和民主党阵营在反俄问题上的联手崛起。相形之下，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较为稳健的力量主张在欧洲敏感地带保持势力均衡的传统政治观点，明显被边缘化，无法阻挡美国对俄强硬派的声势。其次，从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状况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美欧一致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些政策是基于美欧近似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欧共同致力于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并鼓励俄罗斯通过明斯克协议解决顿巴斯冲突。同时，美国及其盟友也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采取了报复性行动。多年来，华盛顿对数百名俄罗斯人以及俄罗斯的一些经济部门实施了制裁，涉及国防、能源和金融等领域。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类似的惩罚措施。第二，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美欧各有侧重。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是其对外援助首选目的地，美国平均每年向其提供2亿多美元援助，且为回应俄罗斯的干预，华盛顿加强了对乌克兰政府的支持，每年提供6亿多美元的发展安全援助。美国军方为乌克兰提供训练和装备，包括狙击步枪、手榴弹、发射装置、夜视设备、雷达和反坦克导弹。北约每年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演习，包括“海风”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和快速“三叉戟”多国军演等。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尽管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但是其通过宪法确认了最终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的目标。可见，在乌克兰与对俄政策问题上，一定程度而言，美欧双方有“红脸”与“白脸”之分。第三，美国与欧盟在对乌克兰政策目标上有着明显的背离之处。其一，2020年6月，疫情平稳后，特朗普曾有意重启八国集团（简称G8），因在乌克兰危机中七国集团（简称G7）曾无限期地将俄罗斯从其中除名。然而，当特朗普企图邀请俄罗斯重返八国集团，不光欧盟国家反对，连俄罗斯自己也表示异议。其二，美国对俄欧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施加了很大压力，特朗普称该项目将会赋予俄罗斯更大政治影响力。2019年年末，华盛顿对参与管道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美欧间的这一分歧深刻影响美欧传统关系。其三，美欧的国内政治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近年来，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围绕特朗普是否曾利用乌克兰问题打击竞选对手拜登展开了激烈争论；而欧洲总体而言，并没有这样毫无节制的国内纷争以影响重大外交决策。总之，美国对俄罗斯态度总体强硬，但时有变化；欧盟意欲独立应对，但掣肘过多；俄罗斯不愿让渡红线，有其深层考量。三者不同态度的背后，乃是美国依然握有超越所有“玩家”的强权在手，而欧洲靠的是组织与协调这套“软功夫”以“尽地主之谊”，俄罗斯则犹如被逼到墙角的困兽，但仍有以牙还牙、持续博弈的强劲能力。因此，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状态，不光出于意识形态，还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缘政治的抗争，更有各方面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抵充与交合关系的影响。即使在局部问题上，或者在短时期内各方关系会有所调整，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抗争状态似难以改变。乌克兰国内格局难以出现转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七八年来，形势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乌克兰民众近年来愈发亲近欧美，但同时对俄罗斯态度大幅疏远，此情况不利于任何可能的妥协。即使近年来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好感有所回升，也远远没有达到危机之前的亲西方与亲俄民意两者旗鼓相当的水平。因此，从近期看，并没有任何使各方妥协以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俄罗斯面临持续挑战，但依然有强劲的抗衡能力。无论是持有何种立场，也无论做怎样反思，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总体而言具有强劲而持续的抗衡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争议地带存在诸多困境。首先，乌克兰危机成为自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战争对交战地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当地数万家企业被迫关闭，抢劫、走私等犯罪层出不穷，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顿巴斯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地雷污染区，其面积约16000平方公里。其次，乌克兰东部地区经济遭受重创。在整个乌克兰空间经济中，顿巴斯所占比重超过一半，其中包括非政府控制领土的经济剩余。所有证据都表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生存完全依赖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两地区超过90%的行政管理公共开支都源自俄罗斯。两地区不管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两个独立地区，在经济上和人口结构上都不具备足够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在经济和物质上可持续的独立小国。两地区严重依赖俄罗斯，实际上由俄罗斯跨部门委员会正式管理，该委员会扮演了“影子政府”的角色。总之，这是一场关系地缘政治、观念竞争、地方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冲突，需要从多重视角加以审视。03若干启示乌克兰危机反映出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看待危机与世界秩序的相互关系问题。大体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如茨冈科夫所言，听任危机发展到国际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发生根本转折的时候，以待一并解决。第二种，等不及力量对比逆转、国际转型根本转折的到来，已急于利用危机取得优胜。实际上，以乌克兰危机当前局面而言，这种立场既有巨大风险，也无实际可能。第三种，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处理危机，旨在推动国际转型进程的良性与稳健。鉴于当前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以及若干国家内部政治危机——的不确定与难以把握的前景，显然，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冒进，以及听任事态摆布的无所作为，都不可取，唯有理性调解处理危机，才可能为国际转型的稳妥行进创造条件。最后，从危机本身来看，乌克兰危机并非是一场简单的地区危机，而是当代信息社会条件之下，包含着国家政治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区域与全球治理模式、大国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一场综合性危机。可以认为，这是当前全球总体性危机的一次重要预演。因此，这场危机不能以简单的地区危机处理办法草草应对，而必定是需要一个包含各方利益与意愿，统摄各个领域复杂需求与可能的总体性解决方案，才可能找到出路。然而，对此，各方未必都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1月下，人民论坛微信公众号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内容提要】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乌克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的必要外部条件；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寡头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并俘获了国家权力，形成了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变化的主观因素，精英水平影响国家形态的塑造。【关键词】乌克兰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外界期待美国新政府能够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启，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应看到，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大国竞争”政策已经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中国方面也希望与拜登政府共同对双边关系进行再调整。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新的“希望之窗”正在打开。王毅表示，期待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回到理性的路径上来，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让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并重启合作。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在涉及中国的表态上稍显和缓，但仍然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extreme

但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如此。印度即使在中国参与或主导的多边合作中选择背离，其他成员国也可能获益。印度虽然一直参与且没有宣布要退出BCIMEC，但实际上暗中选择了背离策略，导致许多承诺和合作无法顺利进行,

２０００年８月，共和党全国大会通过的党纲表明，“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绝对不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原则上。……如果中国违背这些原则进攻台湾，美国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采取适当行动，帮助台湾自卫。”

文末福利：将本文转发到朋友圈一个小时后截图到后台留邮箱可获得本平台赠送的专属国际关系考博真题，欢迎扫描上方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订阅本课程

"共处"是国际法的主题"二战"结束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但随之而来的"冷战"严重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因此，虽然国际法逐步进入"合作法"时代，但国际合作主要采取区域化方式，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国际秩序的变动与调整。后疫情时代，东亚国际秩序将迎来地区主义、多边合作的共同体发展新机遇。疫情强化了欧盟的"战略自主"意识。而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国际法体系则需要进一步对自身进行完善与发展，以成为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为深入剖析疫情对国际秩序变革的影响，《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编辑部特邀请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政府管理学院及复旦大学法学院相关领域的学者，分别从后疫情时代东亚及欧洲国际秩序、中国面临的"地缘法律"新形势、疫情对国际法体系的影响以及古代欧洲瘟疫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展开分析，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作者简介】姚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蔡从燕，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光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诗夏、常娜，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关

内容提要：基于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和战争实践的不断演进，现代战争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仍然是政治的暴力工具，但暴力与非暴力的结合更加紧密；仍然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营造态势和有效控局的目的更加凸显；由“全疆域”向“全领域”拓展，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同步展开；仍然以军事手段为主要手段，但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更加突出；缩小规模、减少附带伤亡与破坏成为共识，以战术行动达成战略战役目的成为普遍形式；作战力量联合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非对称、非线式、非接触的特征更加明显；作战行动节奏加快，“瞬时战争”“秒杀战争”时代已经来临。认识和把握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对于提升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质特征，是指事物本质的根本表现，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特点。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应用，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新时代条件下研究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必须着眼于回答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联系与区别。深刻地认识并探析现代战争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战争、设计战争、指导战争、赢得战争的前提条件，对于丰富和发展战争指导理论，牵引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提升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核心军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一、战争本质的政治性——仍然体现为政治的暴力工具，但暴力与非暴力的结合更加紧密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总是暴烈性、不确定性、政治从属性的结合体，暴烈性是战争最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是战争的必然内涵，而政治从属性则是战争的本质所在。马克思全面吸收克劳塞维茨“三位一体”的战争本质论断，作出了“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工具”这一经典定义，既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性这一本质特征，又阐述了战争的暴力性这一本质属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核心要义所在。从战争发展的视角来看，战争本质的政治性毋庸置疑，古往今来的任何战争都表现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战争的暴力性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了新的变化。传统战争鲜明体现着暴力主导的特点，即便客观存在一些非暴力制胜战例，但物质力量、暴力手段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从现代战争实践来看，随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使得非暴力手段的作战功能倍增，暴力与非暴力手段运用的综合性更为鲜明。比如，战争中可通过舆论战、心理战致敌孤立无援和心理恐慌，通过经济战、贸易战破坏敌生活秩序、制造社会动荡，通过节点打击，瘫痪敌指挥控制系统，使敌指挥失灵、群龙无首、意志崩溃，进而瘫痪敌整体战争体系。因此，现代战争的暴力属性正在弱化，通过舆论战、心理战、贸易战等非暴力手段直接达成政治目的成为战争的首选方式，暴力与非暴力的结合更加紧密。将暴力与非暴力统一于战争这一政治工具之中，既符合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又能更好地认识现代战争本质的变化趋势。二、战争目的的有限性——仍然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营造态势和有效控局的目的更加凸显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强调要把消灭敌人军队视为一切进攻战斗的目的。因此，“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一切战争的根本目的。最能体现这一战争目的的作战思想，就是我军“歼灭战”思想，它是构成“人民军队战略战术原则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信息化战争时代来临，代表传统战争的“歼灭战”思想是否已经过时呢？笔者认为，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基本目的没有变，但在传统战争中，其战争目的主要体现为坚决性、彻底性——不但消灭敌人，而且还必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只有通过消灭敌人，不断消耗削弱对手，才能赢得战略上的主动。而现代战争的目的，则更加体现为有限性，即通过有限的打击行动，达成营造态势和有效控局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使国际社会日益倾向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合作代替对峙。以往那种通过彻底摧毁对方抵抗力量或意志赢得战争胜利的零和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在夺取并牢牢掌控战略主动权的基础上，给对手留有一定“余地”和“退路”，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战争胜负观。三、战场空间的全域性——由“全疆域”向“全领域”拓展，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同步展开战场是军事较量的舞台，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战场空间的范围和广度也在不断延伸扩展。近代战争与古代战争的最大区别，是物理空间陆海空的“三维一体”取代了陆地一维。基于作战力量投送能力和武器装备打击能力的提升，战场空间的“全疆域”特征逐步显现。信息化战争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战场空间进一步向太空、远洋、深海等更高、更远、更深的物理域拓展。同时，也进一步向网络、信息、心理等虚拟的、柔性的领域拓展，现代战争战场空间的“全域性”更加明显。这一特征的突出表现，就是“全领域”，即贯穿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大作战维度的全域作战。在物理域层面，战场空间突破了传统的陆疆、海疆范围，太空、深海和极地将成为新的战争空间；在信息域层面，由于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在战斗力诸要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信息技术水平、信息融合程度、信息攻防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因素，电磁、网络等信息领域的作战行动将更加普遍，地位作用将更加重要；在认知域层面，面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族认同等方面新矛盾新问题，单纯依托信息域和物理域的毁伤控制已很难解决攻心夺志等认知范畴问题，认知领域已经成为战争双方继陆、海、空、天、电、网之后的又一较量空间。因此，从战场空间维度看，现代战争将表现为信息域、物理域、认知域作战的整体融合、一体联动，以信息域的夺控制权为基础，以物理域的毁伤控制为手段，实现认知域的攻心夺志之目的。四、战争实施的整体性——仍然以军事手段为主要手段，但国家整体实力的作用更加突出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现代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大经济的基础上，社会诸方面已经成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有机整体。因此，现代战争绝非单纯的武力较量，而是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以军事手段为主，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配合下进行的整体较量。其基本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斗争形式的整体性。强调运用国家整体资源与敌实施全方位较量，以武力威慑与政治斗争相互配合，军事打击与军事存在、经济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政治干预共同作用，硬实力与软实力较量同步进行，以整体行动实施战争行动。二是参战力量的整体性。强调统一使用军政军民各种力量，集中利用军地资源，充分发挥军事力量与非军事力量协调一致的整体能力，集国家综合实力或者国家战略能力于一点，以整体优势夺取战争胜利。三是战略目的的整体性。强调以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为目的，通过控制对方战略决策，牵制其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保持各个方向、各个战略领域对战略对手的主动态势，主导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确保国家利益不受到军事威胁的损害。五、战争规模的可控性——缩小规模、减少附带伤亡与破坏成为共识，以战术行动达成战略战役目的成为普遍形式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沉重灾难不言而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时代主题实现由“对抗与战争”向“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虽然局部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接连不断，但各国都在极力避免全面战争发生。在局部战争实践中，人类也普遍认识到，通过攻城略地、占领控制虽然能够达成最初的战略目的，但其带来的巨大破坏和沉重灾难却往往使战争规模和强度更加难以控制，从而导致国家战略层面的短视和失误，美国主导伊拉克战争的惨痛教训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控制规模、减小破坏越来越成为人类战争观的共识，以适度的军事行动，达成最终的政治目的，将是现代战争的普遍形式。战争规模的可控性，在作战中的主要表现就是以小博大、撬动全局，力争用战术行动达成战略战役目的。具体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斩首”制敌。通过擒敌“头”、斩其首，达到瓦解敌整个战争体系的目的。比如，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发起的“铸铅行动”，以精确打击为手段，连续对“哈马斯”3

“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现实主义理论赖于产生的由特定国家性所构成的历史。或者说，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的是打怕了的西方大国之间的一种准战争状态的大国关系史———西方大国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于是采取了一种

本公众平台主要推送国关经典文章，国关考研，国关人物，青年学者原创文章，来稿请寄1987843442@qq.com

无论是问题的发掘，还是意义的建构，都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基于我们既有的理论，基于我们之前的知识沉淀。我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具有知识增量的意义，能够刷新学术界的认知。

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与它在边界问题上迄今为止坚持顽固立场、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偶然所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其在多种心态作用和驱使下战略焦躁的反应。

其四，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加大。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融资货币，如果进一步出现流动性短缺，会增加国际信贷市场的压力，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可能进一步贬值，这些国家的债务违约风险加大。

小强曾通过本公号无偿将手中的部分学术资源回馈给本平台的广大粉丝，现在大部分分享链接业已失效，小强发现通过知识星球分享的资料可以永久留存，因此建立了【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来传播分享公众平台无法分享的学术资料。【时政国关分析】知识星球旨在打造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圣殿，目前主要分享国际关系英文原版电子书、各大主题精选中英文经典学术论文、国际关系译著、国际关系专业课程资料、考研笔记、书单书评书摘、各大高校考研考博真题、讲座资源、国关教材等国际关系学术资源，小编每天会坚持更新四次，为期一年，目前已经邀请来自北大、人大、外交学院、南开、国际关系学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党校、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等二十余位国关专业硕博士作为特邀嘉宾驻场答疑，适合2020年国际关系专业考研以及对本专业感兴趣想继续深度学习本专业领域系统知识的小伙伴，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扫描上方图片二维码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付费入驻本星球，获得不一样的知识体验。

第二类反对“一带一路”的国家是地区霸权国家，典型的就是印度。印度可以说是在美国之前，公开反对“一带一路”的国家。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邀请了很多国家参与，印度没有来，第二届峰会依然没来。

http://ustr.gov/sites/default/files/files/reports/2017/AnnualReport/AnnualReport201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