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进口药“消失”，患者越来越难买到的话题，可谓越炒越热，其中，一篇讲述家长带孩子看支原体肺炎却无法如愿用到进口阿奇霉素的文章，引起诸多共鸣。对于这个话题，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进口药的质量和药效比国产药好，所以，进口药难买，对于患者不利，剥夺了患者选择权。有人则反驳，国产药如今质量和药效与进口药已非常接近，所以，患者没有必要迷信进口药，而应信赖国产药。我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医药领域，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一些研究心得的。平心而论，随着监管的完善，尤其是国产仿制药自从实行一致性评价制度以来，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和药效已大为改观，典型的就是一些化学仿制药，如常用的乙肝口服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替诺福韦），效果跟进口原研药差别不大。不过，有些国产仿制药和国外原研药依然存在一些差距，比如一些生物制剂的仿制药，由于技术含量更高，合成工艺复杂，要想仿制成原研药同样的效果，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一些抗生素，品牌之间的差异依然不小，这点差距绝不容小觑，在抢救危重患者时可谓人命关天。换言之，国产仿制药的进步虽然显而易见，但并不意味着，国产仿制药可以完全取代进口原研药。即便那些极力为国产仿制药辩护的专家也承认，国产仿制药可以满足百分之八九十患者的需求。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一二十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他们的合理的用药权利该如何保证？我注意到媒体报道提到的一个细节，严格来说，许多进口药并未消失，如进口阿奇霉素在浙江等26个省份正常挂网销售，医疗机构可自主采购临床所需的进口阿奇霉素注射液。但实际上，一线城市只有在儿童专科医院才能开出阿奇霉素注射剂。患者有用进口原研药的需求，医院也可自主采购，为何进口原研药却依然买不到？其中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于药品带量集采，医院必须先完成集采中选药品的用量，医院为了完成任务，当然会把采购集采中选的低价药（主要是国产药），作为首要任务，至于进口原研药，自然遭到冷落。二是医保控费的政策在执行层面出现了扭曲，一些医院为避免成为医保控费的差生，大幅度收缩医生使用昂贵进口原研药的权限，有的医院甚至要先层层审批，进口原研药于是变得奇货可居。进口原研药的命运，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之前，在以药养医的制度驱使下，医院是为了从药品种赚钱，拼命给患者用贵的药，进口药。而今，在医保控费的大背景下，医院又拼命追逐考核指标，甚至干脆一刀切用国产药取代进口药，罔顾患者利益。毫无疑问，这无疑走了两个极端。医生为患者开药治病，考虑的应当是哪种药对患者最合适，而不是要考虑的药的品牌和和价格，但在两个极端之下，医生都被迫为考核目标服务，而不是首先为患者着想。那么，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说到底，还是医药不分的弊病。在国外，医院是不卖药的，医生开药，患者拿着医生的处方去外面的药店去买药，这种情况下，患者就有着充分选择权，需要原研药买原研药，需要仿制药买原研药。而药店之间的充分竞争，也决定了，患者有需求，药店就会大力采购，进口药缺货的问题不可能存在。此外，药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药品销售也难以出现暴利，蚕食患者的利益。所以，进口药“消失”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市场机制的失效。只有早日终结医药不分，充分利用市场化之手，来推动药品降价和医保控费，进口药才能走出“被消失”的窘境。

文｜西坡距今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剧变发生不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亨利总结这些国家的失败原因时说：“在一些国家，有些制度遭遇了失败。但这种失败本身要归因于一个更基本的事实：个体的危机。因为，最终，如果所有这些制度都饱受经济萧条的折磨，而政治的混乱只是这种萧条的后果，这是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做任何事情。由此导致了没有什么能够生产出来，贫困无处不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后果：双重市场、非法交易、地下交易、谎言、盗窃、掠夺……”“每当人们不再鼓励个体，不再承认个体的贡献，例如以恰当的价钱支付他的劳动，个体就会放弃他的努力，变得装模作样，或者做得似模似样，这就导致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装置停止运行。”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人类个体具有创造的力量，无论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都是由个体创造出来的。凡是正视这一点，尊重这一点的社会，都可以品尝繁荣的果实。凡是否定这一点，抹杀这一点的社会，都将承受萧条的恶果。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草。一个社会可以从繁荣走向萧条，假如它在繁荣的时候误以为粮食是米缸里长出来的。一个社会也可以从萧条恢复繁荣，唯有当它幡然醒悟，承认唯有个体可以创造价值。地球离开谁都能转，人类文明离开谁都会继续前行。但一个群体离开主航道太久，人类智慧创造出的先进事物就会变得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有人负责发明创造，有人负责一惊一乍，有人负责狸猫换太子，各有各的快乐，但快乐和快乐是不一样的。人到中年，眼见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放弃用自己的心智去理解世界，满足于传播那些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用流行的话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还没有在口水滩里彻底麻醉的心灵，理应惊醒，理应恐惧，理应奋起。这几年，我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日常生活之美，这是我的新大陆，在公共空间消亡之后的托住了我的心和脑，使我不至于堕入虚无和油腻。但我更知道，假如无法望见和理解头顶的星空，人心中的道德律便会趋于紊乱，人就会内耗、互耗。在历史中行进的个体，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当我曾经熟悉的媒介和话语消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时代去了哪里，我如何把捉它？我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人类个体的真情实感在哪里，时代便在哪里。真情实感的强度、深度和厚度，决定了时代的强度、深度和厚度。茨维格曾经写道：“在一个民族内部，总是需要有几百万人，才能产生一个天才；同样，总是需要有无数的光阴无谓地流逝，才能等到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假如说一个社会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孕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情感形式，那么这段时间便会从所有人的生命中蒸发掉。回顾历史，时代总是断裂的、离散的，只是不堪忍受真实的历史学家强行书写出连贯均匀的故事。与三十年前相比，人类社会最大的变化是虚拟技术的突飞猛进。这是一项挑战，也可以是一道福音。我们今天已经可以设想，技术只要再往前走几步，人类便可以过上完全沉浸的离岸生活。在同一座公园漫步的人，穿戴着可以双向传输信号的设备，可能有人正与大洋彼岸的科学家同行合写文章，有人正在火星上指挥机器人盖房子，当然也仍会有人乐此不疲地论证这人清高傲慢看不起我。沉迷于伪问题的人群或许永远不会被说服，但会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从前对于那些认知能力极差而自我意识爆棚的杠精，我还有一丝丝的说教情结，现在全是丝滑顺畅的拉黑动作，尔曹身与名俱灭，who

近日，经济日报发表一篇谴责饭店“年夜饭暴利”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商家存在“抬高消费门槛，设置包厢最低消费标准，购买指定套餐”等乱象，呼吁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要“主动作为”。然而，这篇意在帮消费者说话，却在网络上翻了车，大多网友非但不认为饭店年夜饭涨价是暴利，反而认为经济日报“管得宽”，有网友干脆直怼：“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事情，关你们屁事?”经济日报是国内经济类级别最高的官方媒体了，却发表这种毫无经济常识的文章，真让人大跌眼镜。年夜饭既非强迫消费，也非垄断经营，商家随行就市涨点价，符合市场规律，不过是正常的经济现象，经济日报又是发文谴责，又是呼吁有关部门严管，搞得商家好像犯下多大罪过一样，至于吗？消费者如果觉得饭店年夜饭贵，完全可以不吃，在家自己做。大过年的，饭店老板和厨师、服务员本应该放假，但人家不放假给大家提供服务，不就该多给点钱吗？我觉得，媒体在涉及企业的报道和评论时，应当遵循“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自主权，不要动不动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甚至乱挥大棒。然而，这一点，是眼下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官方媒体所欠缺的。同样是经济日报，此前还发表过题为《新东方不应照搬李佳琦批》的文章，唱衰新东方的直播带货，并指责俞敏洪赚快钱，引起很大争议，巧合的是，该文的作者为经济日报记者佘某，她也是批“年夜饭暴利”一文的作者。那篇批新东方的文章引发争议后，佘大记者好像不在意，网络上还传出她在记者群聊天截图，她得意地称：“这次是出了点名了”，“我天天捶腾讯，阿里，美团，拼多多，还不如给俞敏洪和新东方一锤子。”对于这张聊天截图的真实性，佘大记者既没承认，也没否认，真实性待考。但不管怎样，新东方之后直播带货的成功，让佘大记者很没面子。官媒记者如果靠“捶企业”，来刷存在感，这不仅是新闻行业的反面教材，恐怕也是社会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企业当然是需要监督的，但一切要依法而行，如我上文所说“法无禁止即许可”，这是媒体监督的界线所在。如果，媒体逾越了监督的边界，今天捶互联网大厂，明天捶直播带货企业，后天又捶卖“暴利年夜饭”的商家，那么捶掉的不仅是媒体的节操，而且还有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崛起，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与当时的舆论环境很大关系。那时的官媒在干什么？都在帮助捍卫企业和企业家利益，都在鼓励企业敢闯敢试，都在呼吁决策者给企业更大自由，都在对企业大胆突破不合理管制高声叫好。这种环境，给了企业和企业家以极大信心和勇气，让无数企业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现在的舆论环境似乎截然相反，“反资本”成为潮流，媒体看不惯哪个企业动辄就来“一锤子”，呼吁把这也管起来，那也管起来，谴责这也暴利，那也暴利。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被管得太少吗？一些充分竞争的行业，真有那么多暴利吗？说到暴利，我看啊，高铁的盒饭，景区的高价门票和餐饮，某些垄断行业的收费服务……利润要远超商家的年夜饭。如果官媒真心是替消费者代言，那么是不是该多发发声，动一动这些垄断行业的奶酪呢？

每到年终，又是各种“总结”的时候。近日，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公布了《2023年网络舆论生态研究报告》，对过去一年的网络舆情传播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尤为注意的是，报告中提到：分析认为，2023年经济及就业趋稳态势向部分群众传导不足，这深度影响当下传受双方的心态特征，并在平台助推下进一步扩大化、复杂化，形成“传者-受者-平台三方负循环”模式。具体看来，在传播者方面，一些自媒体、“网络水军”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造热点”“蹭热点”“带节奏”，炒作敏感案事件进行引流牟利。在接受者方面，来自外部环境的高压导致负面情绪累积，进而将网络空间视为宣泄出口，将个人负面感受投射在舆情事件中，倾向于接受极端化、阴谋论等信息，用注意力给不良传播者投票。加之个别平台为创收迎合流量，漠视网络安全主体责任，纵容极端化、情绪化信息大量传播扩散。三方共同作用下形成负循环格局，挤压理性声音的传播空间。这样的论述，揭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在当下年轻人就业问题比较严峻，举国上下都在想方设法为“稳就业”而努力之时，网络上却出现了一股不良风气，为“稳就业”添堵。这股不良风气的制造者，是一些自媒体和“网络水军”，而个别平台为了流量则在其中推波助澜，由此，造成年轻人就业和职场的负面情绪不断被刺激、强化和扩散。一、微博的热搜上，有关年轻人就业和职场焦虑的内容，可谓不胜枚举报告没有对“个别平台”进行具体的点名，但许多人都会很容易联想到微博，因为在微博上，这股不良风气是最为明显的。在微博的热搜上，有关就业和职场焦虑的内容，可谓不胜枚举，变着花样贬低甚至是羞辱年轻人。这些内容很多都比较极端、偏激，甚至就是凭空炒作，但是通过热搜的聚合放大，导致其产生了强烈传染性，甚至演化为集体情绪宣泄。比如在2023年，有一类热搜仿佛月经贴般频繁出现——“月薪XX，够花吗/买不起XXX”，引发热议不断。不可否认，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会面对较低工资无法负担较高消费的问题，这样的话题设置，利用年轻人爱相互比较的心理，很容易挑起年轻人的焦虑情绪，让越来越多的人有“同病相怜”之感，加深年轻人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但事实上，热搜上的这些问题往往被过度渲染，忽视了不同个体的消费能力和习惯，也抹杀了地域和行业等差别。常识都能告诉我们，如果月收入一两万，生活都那么不堪，那么那些收入更低的农民工、低学历群体又该怎么生活呢？所以，即便有年轻人收入一两万却生活拮据，那也是比较个别的现象，不具备代表性。这种不具备代表性现象却在微博热搜上大行其道，无疑是值得玩味的。微博一直强调：“微博热搜是社会脉搏的呈现，是社会情绪的反映”。换言之，微博不是网络情绪的制造者，而只是搬运工，但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横向比较一下，在2023年下半年，同样的“月薪XX消费不起”话题，其他平台相关热搜热榜量级远低于微博的12条。其中抖音2条、知乎9条、今日头条3条、百度7条。为什么在此一话题设置上，微博热搜遥遥领先其他平台？这类话题能反映真实的民意吗？微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显然需要经受拷问。抖音：以“月薪”为关键词，23年下半年仅2条相关。二、某些热搜话题引发反感，折射出微博的浅薄和傲慢在微博热搜上，与年轻人有关的“丧文化”、“躺平文化”也堪称一景。最为典型的，就是2023年12月15日，一条名为“年轻人带癌上班是怎样的体验？”，迅速冲上了热搜第一。该话题的来源，是2020年一项发表于《临床肿瘤杂志》的论文，文章称以15-39岁年轻人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在2007-2016年这十年间，各年龄段年轻人的癌症发病率都在不断上升。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带癌上班”。但这个热搜引起了很大争议，有网友就表示，“无论是什么事件，什么新闻内容，都要跟风网络热词，什么苦难都可以肆意戏谑，用来给你们拉流量吗？”不可否认癌症发病年龄降低，确实是一个存在的现象，但说年轻人“带癌上班”，未免夸大其词，哗众取宠。这种话题，不过是利用年轻人的健康焦虑，就业压力大，渲染打工人的卑微和无奈，强调工作拼搏却换来一个癌症的悲哀事实，最终引发群体性自嘲式的网络狂欢。与“带癌上班”类似的，还有“床癌”登上热搜第一，这更激发了许多人的反感。毕竟，癌是一种重大疾病，夺走了许多生命，压垮了许多家庭，把赖床行为也冠以为“癌”，这是对患癌群体的不尊重，是将苦难娱乐化，违背了媒体传播的基本伦理，这样的话题居然能上热搜，折射出微博的浅薄和傲慢。与年轻人有关的负面话题，不断出现在热搜，带来争议和负面后果，微博却对此乐此不疲。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复杂，年轻人是上网的主力，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情绪，也就抓住了流量密码，就能在社交平台之间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消极情绪比积极情绪更能激发人们的分享欲望，传染性更强，所以哪怕许多负面话题是营销号炒作甚至编造，根本不值得推敲，也不妨碍其脱颖而出。三、年轻人就业和职场困境需要被客观看待，而不是被人为渲染和夸大有意思的是，在年轻人有关的负面热搜话题不断上榜的同时，微博上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年轻人就业和职场的“正能量”热门话题，呈现出“对冲”的态势，如#外卖小哥为还债送外卖3年挣了102万#、#00后男生收破烂年入20万#、#卖壁纸轻松月入10万#、#年轻人入行装修月入4万#等等。这类话题，表达出对于就业和职场的乐观，似乎在鼓励年轻人，却明显有违常识，它很容易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误导，使得一些年轻人抛弃脚踏实地的心态，形成不切实际的错误就业观。于是，不少网友和大V都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质疑，“不知何时赚钱如此容易？”一个平台上，长期密集的焦虑词条，已经刻进大众DNA，这一局面，恐怕不是一些尴尬的“正能量”议题设置，所能扭转的。这样的“对冲”，不仅不能唤醒年轻人的振奋精神，改变长期营造的丧文化和颓废情绪，反而给正向就业引导造成了极大的阻力，成为就业市场值得警惕的杂音。就业难和职场压力的现实之下，年轻人的种种困境当然值得正视，但是，这样的困境需要被客观看待，而不是被人为渲染和夸大，让年轻人陷入焦虑紧张、自我怀疑，从而失去努力奋斗的热情和动力。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各种信息良莠不齐，一些偏狭、极端声音并不代表“民意”，社交平台在传播时，需要进行有效地甄别。微博上各种关于年轻人就业和职场的消极话题泛滥，造就了焦虑情绪的野蛮生长，这实在让人担忧。年轻人是一个国家最富有朝气和梦想的群体，他们是用来呵护而不是贬低和羞辱的。把贩卖焦虑当成榨取流量的提款机，这不仅不道德，也是在饮鸩止渴。人民网舆情报告关于就业趋势传导失效的分析论述，对于微博而言不啻为一剂“清醒针”，微博应当放下傲慢的身段，正视热搜扭曲、失真的现实，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改变对流量的盲目追逐，打造一个更加健康、理性、开放的公共参与氛围。

继恒大之后，又一颗大雷爆了！近日，被誉为“中国最大民营金融财团”的中植集团，对外发出致歉公告，称目前总资产账面金额约为2000亿元，债务规模约为4200-4600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中植旗下多个金融产品已发生实质性违约，许多投资人讨债无门。根据最新消息，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对中植集团所属的财富管理公司进行犯罪立案调查，对负责人解某某已经刑事拘留。许多人对中植集团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极为低调的企业，充满了神秘色彩，其创始人名叫解直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他唯一一次被曝光，是与歌星毛阿敏的婚姻。说起解直锟，可真是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80年代，解直锟只是伊春市某印刷厂的一名普通工人，解直锟通过承包这家企业，攫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此后相继投资建立了服装厂、水泥厂等企业，并且开始接手一些经营不善的国有资产。此后，解直锟精准地捕捉到房地产业的发展机会，进军海南房地产市场，在海南炒房热潮中大赚一笔。此后，解直锟又把手伸进了水利和公路基建等领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此时，解直锟发现了最赚钱的行业——金融，开始了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控股或参股了多家持牌金融机构，与央企合作，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最终将中植集团做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你要以为，解直锟是个从底层白手起家的富豪，那就错了。解直锟家族背景可不一般，他的哥哥解植春，曾在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并在后来成为光大、中投、中央汇金等的高管，是国内金融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解直锟从伊春起家时，在当地政商两界都是极为活跃的人物，曾任伊春市五营区区委、区长助理、伊春市五营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在政商关系上长袖善舞的解直锟，此后在做大中植集团时，也特别擅长借助权力的背景，塑造企业的金字招牌，为企业扩张铺路架桥。公开信息显示，中植集团把许多曾在重要部门任职的高级别官员，纳入麾下，最为知名的就是“八大首席”：原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大法官颜茂昆，曾任中植集团董事局总裁（原首席风控官）。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牛占斌，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运营官。原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王允贵，曾任中植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原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刘辅华，曾任中植集团首席合规官。原北京税务局副局长张磊，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财务官兼新闻发言人。原公安部经侦局司局官员陈海波，曾任中植集团首席风控官。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罗音宇，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资源官。原中国证监会机构部法律部副调研员武建华，曾任中植集团首席财富官。能让这么多牛人，为自己效命，解直锟堪称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了，解直锟打造的这批前官员身份的高管阵容，就是央企恐怕也难以企及。然而，长袖善舞的解直锟，以及他那超豪华的高管阵容，并未带来企业的基业长青。2021年解直锟去世后，中植集团开始走下坡路，这艘原本光鲜的资本巨轮，露出了越来越多深不可测的坑洞。但中植集团一直在强撑，坚称自己没问题。如今，中植集团终于爆雷了，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债权违约事件之一，有人甚至认为，由于中植集团管理的资产规模庞大，引发市场震荡或将超过恒大集团。不过，中植集团的高管们大多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最惨的是那些购买中植集团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无数家庭辛苦积攒的财富将灰飞烟灭。谁，又该为这一切负责呢？

最近，河南省延津县魏邱乡出了一件奇葩事。当地的农民用机械收花生，却被乡里政府工作人员叫停，理由是“有领导检查”“扬尘太大”。此事在网上引发争议后，当地有关部门发出“辟谣”，称这是一场误会，并没有所谓的领导检查。此举主要是为了宣传大气污染防治，让农民收花生时要注意扬尘，进行错峰作业。对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央广网看不下去了，发文批评这是“瞎指挥给农民添堵添乱”，文章指出：要说田间耕作产生的扬尘造成大气污染，恐怕缺乏依据，也有违常识，要贻笑大方。如果真这样，以后春耕秋收乃至整个农业生产过程是不是就不能使用机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如何实现？至于延津县委宣传部所说的“扬尘影响道路交通”“周边农户衣服没法晒”“可以错峰作业”“晚上多收点”，央广网斥其是无稽之谈。近几年来，在环保的名义下，某些地方折腾农民的方式可谓花样翻新。比如，邢台当地曾以收割机扬起的秸秆粉尘会导致空气污染为由，对农民割麦严格限制，要求必须用装有防尘设施的小麦收割机。逼得农民只好开着拖拉机，拉着自制的喷淋设备，跟在收割机旁边洒水。天津西青区辛口镇也曾爆出收麦子要铺红地毯的荒唐事，当事人徐先生吐槽，因为秋收车辆从地里上路会把泥土带到马路上，被城管刁难，他不得不在大马路上铺上了长长的红地毯。虽然，类似的新闻一再受到舆论痛批，但似乎并未给一些地方以触动，延津县在阻挠农民秋收时可谓态度强硬，不仅打出“领导检查”的旗号，而且严厉警告农户：“我走了你也不能干”。然而，延津当地事后的辟谣，却没有辟掉大家心中的问号，央广网对于此事的追问可谓一针见血，展现了媒体的在公共事件中应有的责任担当。在此，我也想补充两点：延津当地信誓旦旦地说，没有所谓的“领导检查”，那不就意味着相关公职人员是在造谣喽。眼下官方一再严令不得传谣，一些造谣的网民也因此受到严惩。而延津县某些公职人员，不仅公开传谣，混淆视听，而且破坏农业生产，这相比某些网民的造谣行为，危害大了不知多少倍，为何这些造谣的公职人员却未见被法办，甚至连”罚酒三杯“都省去了？延津当地农民被禁止用机械收花生，不仅耽误了农时，让农户蒙受了无谓的损失，而且在人工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人工收花生还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生产开支。换言之，当地这样的“添堵添乱”，不仅让农民心堵，而且糟蹋了好多钱，这些钱，难道就让农民默默扛下了？乱作为的当地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难道不该照价赔偿吗？某些地方为了追求环保政绩，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是不是也该让这些地方的某些部门和公职人员，尝尝成为”代价“的滋味了？否则，类似劳民伤财的荒诞连续剧，恐怕将难以画上句号。

我之前曾撰文，关注浙江绍兴民营企业家王光祥蒙冤入狱一事。因为一场普通的股权纠纷，原嘉业化工法定代表人王光祥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成了污染环境的“罪犯”，而这场”污染大案“却疑点重重——嘉业化工排放的所谓“有毒物质”并未超过其执行的三级排放标准；一些在地下水中被检出所谓有毒物质，嘉业化工生产原料根本没用到，来源不明；出具鉴定报告的机构，根本不具备司法鉴定的资质……文章发表两年以来，王光祥依然身陷囹圄，不仅如此，这场”污染大案“的荒诞剧，还在继续上演。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正在组织一场所谓的”生态修复工程“，要修复嘉业化工大约为5624.5平方米面积的地下水，花费达数千万，而根据修复的目标，一些污染物的含量，几乎接近饮用水的标准。这个”修复工程“听起来似乎很美，却经不起推敲。且不说嘉业化工真实污染情况疑点重重，要知道，嘉业化工所在化工园区，有着上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土壤和地下水都是联通的，在这个化工和印染企业密集的地方，只挑出区区五千多平方米进行修复，就想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作为一个长期关心和参与环保的人，我对环境修复向来是支持的，“谁污染，谁治理”这也是法律应有之义，但是，嘉业化工污染案的真实情况，至今还未厘清，被查出一些污染问题，很可能是整个化工园区长期历史积累的结果，如今只算到一个企业身上，实在难言公平。而且，环境修复也要讲起码的科学，要综合考虑经济和社会成本。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地下水的修复，首先要考虑地下水自身的功能，换言之，如果一个被污染地块的地下水，如果有着工农业用水的功能，那么修复不仅有必要，而且修复设定的目标会比较高。但是，如果一个被污染地块的地下水，并没有实际使用的功能，那么，一般情况下，应该采取风险管理的办法，对地块进行长期跟踪监测，利用环境的自我净化功能，使得污染物自然而然随着时间的演变而降低和减少。此前，在陕西延长石油一次污染事件讨论中，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的齐雯老师就曾指出，“地下水的功能划定直接影响到鉴定结论”，“土壤污染在可接受水平以内，不要修复”。如上所述，嘉业化工地下水的个别污染物虽有个别点位稍有超标，但几乎可以忽略，整体的环境损害可控。根据政府的信息公开，嘉业化工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也并未划定地下水使用功能，即不会用于工农业用水，那么，针对嘉业化工所谓的”生态修复工程“，其必要性显然是个大大的问号。我也查了相关案例，发现有一些企业，污染的问题要远超于嘉业化工，但并没有启动生态修复。比如济南钢铁集团一个污染地块，被查出多种污染物超标，但由于该地块不作饮用水功能，污染危害在可控范围内，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一致判定，该地块不存在健康风险，无需修复。当地环保部门一方面承认嘉业化工的地下水无使用功能，另一方面，却高标准上马”生态修复工程“，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把庞大化工园区内的单个化工厂地下水，修复到接近饮用的标准，这无必要，更不现实，不过是劳民伤财而已，数千万的高额修复费用，只会把王光祥及其企业，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所谓”生态修复工程“，不仅必要性存疑，在程序上还涉嫌多重违规。比如，根据2019年年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印发的《绍兴市生态环境损害调查评估程序规定》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数额超过30万元以上的，应当经过专家评审，然而，几千万的嘉业化工”生态修复工程“，却没有经过专家评审程序，就拍板定下了，把法定程序抛在脑后。比如，区区五千多平方米的”生态修复工程“，居然要分成两次招标，搞出一个什么“前期工程”。更令人惊愕的是，“前期工程”共有三家竞标，工程报价160多万的安徽某企业，反而不能中标，报价300多万的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设计所，反而以最高价中标。其实，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和绍兴零点环境公司是一家的，而绍兴零点正是之前委托对嘉业化工进行污染检测的单位。之前委托检测是绍兴零点（按理应当是环保部门，企业操办明显越界了），如今中标治污的也是绍兴零点，而且以最高价中标。这个绍兴零点的能量真是不一般大。比如，这个”生态修复工程“所设定的某些修复目标，让人大跌眼镜，比如有的污染物，之前嘉业化工检测出的数值很低，修复后的数值反而更高，比如4-二氯苯酚，之前浓度最高是0.005，修复后的目标值是0.7，翻了140倍；而萘之前根本没有检出，修复后的目标值是0.0009。换言之，有些污染物越修复，数值却反而越高。难道没有的污染物，也硬要给它修复出来吗？如此“生态修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恕我孤陋寡闻，看了那么多环境污染事件，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一个漏洞百出，不合逻辑的”生态修复工程“。由此，不禁让人疑惑，这到底是一次正常的生态修复，还是以生态修复之名，掩盖错案，折腾民营企业家的幌子？如此劳民伤财的生态修复，是否真的符合国家法律的初衷，符合民众对生态环保的认知和期待？嘉业化工王光祥案，是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一块“试金石”，也是生态环保是否符合科学，符合民意的一块试金石。倘若，嘉业化工所谓”生态修复工程“就这样堂而皇之上马，那么，它将永远被钉在中国环保史的耻辱柱上。

这些年，媒体报道翻车的事件频频发生，但前车之覆，并未成为后车之鉴，某些媒体依然沉迷于自嗨，我行我素。最新的事例，是某媒体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的标题是【美国多地出现创纪录高温，许多贫困家庭没有空调，有人要存12年的钱才装得上】。普通中国人攒一个月工资就可以轻松买的空调，一些美国人存12年的钱都买不起，这标题传递出的信息，不仅让人惊诧，更给国人以十足的优越感。然而，细看报道的内容，就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了。原来，美国人存12年的钱都买不起的空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几千元的空调，而是兼具供暖和制冷双重功能的中央热泵系统，售价高达2.5万美元。这种中央热泵系统，在国内也不便宜，动辄十多万人民币，不过

近日，有网友反映，当地正在安装一种新型停车自动收费装置。这种自动收费装置看着让人心惊肉跳，因为，它霸占了部分车道，凸起在路面上，是看得见的“马路杀手”。由于曝光的网友没有说明拍摄地点，此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核实。不过，我在网络上搜了一下，发现市场上确有这种新型停车自动收费装置在出售，该装置的全名为“物联网平板车位锁”，该车位锁的设计号称源于日本，是普通平板车位锁的升级版。该车位锁附带的技术数据称，它的防逃率高达95%，是老款产品的一倍以上，此外还有双通讯功能，当4G信号不稳定时，可以自动跳转蓝牙。此外，厂家还声称，该车位锁的维护成本很低，“产生效益”却很高。网络公开报价显示，该车位锁不包含安装、调试等费用，单个设备采购价在5500-11000元。这款所谓源于日本的收费车位锁，我查了下，网络上没有任何日本大马路上安装此类车位锁的图片，弄不好只是厂家制造的营销噱头而已。不过，收费车位锁在网络上公开售卖，还升级为物联网版，说明这款车位锁在现实中还是比较热销的，否则，厂家也犯不着花大力气对产品进行升级换代，解决客户的“痛点”。那么，到底是哪些地方在采购这种收费车位锁呢？全国每年采购这些车位锁，又是具体多少金额？……这些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唯一知道的，就是民众要为这些收费车位锁买单。一来，这些收费车位锁横亘在大马路上，危险性显而易见，行人或骑车者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引发人身事故。二来，收费车位锁密布的地方，必然对实体商业带来冲击，商户们只能叫苦不迭。眼下，许多地方都对”占道经营“进行严打，称小商小贩的”占道经营“影响了城市道路的秩序和安全。相比小商小贩，收费车位锁的“占道经营”要危险得多，为城市道路的秩序和安全会带来极大隐患，为何反而没人来管呢？至于这种收费车位锁，乃至各种“智慧停车”装置的合法性，更经不起推敲。市政道路的建设和维护资金的来源是税收，而税收都是通过普通民众征缴的。路边车位的强制收费，意味着用民众钱投资建造的马路，向民众再收一笔钱，这是什么道理？而且，据我观察，路边车位的停车收费标准，普遍要比商场超市等商业场所的停车费要高。不仅如此，大多商场都有几小时的免费停车时间，而路边车位免费时间要么很短，要么干脆没有。换言之，我们的许多城市不仅利用公共道路向民众收费，而且进行高收费，真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啊。至于，停车收费收的钱都流向哪里了，更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普通人想开个路边停车公司，坐地收钱，可能吗？能够经营这种路边停车位的，恐怕都不是一般人。前两天，我看到网友和自媒体一片欢呼，称“淄博再次惊艳全国：大气取消全城停车自动收费系统,喜迎全国人民”，可我查来查去，至今没有查到官方消息来源，这很可能是个杜撰的消息。淄博确实对外来游客很友好，但要说这个城市敢把自动停车收费全取消了，我实在难以相信。自动停车收费要真取消了，那么多停车经营公司，那么多公家管理单位，他们吃啥喝啥，为建造庞大自动停车收费系统付出的投资，又该怎么收回？眼下，某些地方智慧停车收费系统的大肆扩张，已经搞得民怨沸腾，现在又折腾出个“物联网平板车位锁”这种霸道玩意，不知道如此折腾下去，还会折腾出啥幺蛾子。在此，我要提醒那些为停车收费而煞费苦心的城市：修路是方便人民的，不是方便某些人收费的！

看上去，我老家那个河南小村庄是熬过了“疫情”。我爸告诉我，每一家、几乎每个人都感冒过了。很多人都从感冒中恢复了，那些年轻一点的，也就一两天。村里有20多个老人，没有谁因为这一波感冒去世。没有人喊120，你喊了也不一定来。问题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喊120，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人们排队去唯一的乡村医生那里看病。我妈去看了，她发烧后退烧，但是睡不着。我怀疑她是血压出问题了，输液后她症状缓解了，睡眠改善。我爸也去了。有一次打电话给他，他正在排队。他抱怨自己的咳嗽，吃了药没有太大用，现在要过来重新拿一下药。他说，挺多人排队，估计有四十个。这位医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曾为我我的曾祖母看过病，那是他刚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爷爷食道癌晚期，我去诊所请过他，他也能过来处理一下（我那时内心讥笑，癌症都能看？）他是我父母主要依赖的医生，而我初中毕业一脚踩在玻璃瓶上，也是他过来包扎。应该说，每一个感染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得了治疗的机会——新冠没有特效药（外国有，要进口），也没有谁能治疗新冠，全国人民都吃布洛芬，说明真没什么合适的药。但是，他看感冒，应该有丰富的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治疗和抚慰，相当于一个全科医生的角色。过去十几天，我注意着我父母的一举一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老家已经悄悄完成了一种话语转换。他们不再认为是“疫情”，而是认为它就是感冒。“每一家人都感冒了”，所以，没什么好怕的。没有人见过抗原。人们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又好了。没有人阳性，因为没有人测抗原，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抗原。过去三年，全员核酸倒是做过很多轮，有时候“富裕”得“一家一管”。我妈认为天气是一个原因，“一直没下雨，零下4度，但是没有下雪；如果下雨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感冒了。”这种话语转换，当然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又有什么办法？他们没有条件去医疗挤兑。镇上买不到退烧药，我爸到安徽一个镇上才搞到一点退烧药——在我很小的时候，遇到搞不定的事，大人总是会跑到安徽去。很难说我老家创造了什么“抗疫经验”。总结出最根本的一点，无非是认命。人们对小孩子发烧更在意一点，因为那是整个家庭的未来。成年人则是能扛则扛，没听说“感冒”能死人的。至于老年人，则已经完成了另一种心理建设：老天真的要你走，那可没什么办法。幸运的是，老天这次没有怎么发脾气。可能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过去受的苦已经太多了。我老家可能代表着“最困难的地方”的某种面向。河南农村的疫情，和北京一定是不同的。人们看到北京的医疗挤兑，会认为河南农村一定在这个基础上再惨很多倍。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大城市很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这次要防范的重点，而在我老家那个村子，80岁以上的很少，人们活不了那么久。我爸所说的“老人”，其实是像他那样的，六七十岁。大城市的人们要防范的基础疾病，癌症、脑血管等等，早就发挥过它们的作用了，带走了该带走的人。这是巨大的不幸，它却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这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不幸：面对奥密克戎这样的病毒，所有人本来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事实是，即便是在病毒面前，城乡也是不平等的。不但是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在对待健康的观念上，也存在着鸿沟。乡村当然是沉默的，这可能就是它的命运。

疫情防控松绑之后，各地均出现了“囤药潮”，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之类的退烧药物，一时大热。然而，细心的人就会发现，许多含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物均为中成药。中成药按说不该全是天然的中草药制品吗，怎么都不约而同添加了西药对乙酰氨基酚？这一不小心透露出一个真相——国内一些中成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美其名曰是“中西合璧”，实际上不过是“中药负责卖钱，西药负责治病”。（以上名单由网友”蚂蚁药事“整理）我个人对中药并不排斥，但我知道，市场一些号称中草药、纯天然的药品，根本名不副实，实际起效的都是西药化学成分。在感冒药制剂中，掺入西药起效已然是公开秘密；某些止咳药之所以能够快速抑制咳嗽，是因为药品中的有西药“阿片粉”等成分；一些降糖降压的中成药，往往含有氢氯噻嗪、利血平等西药成分；而一些安神类中成药，则可能含有卡马西平、苯巴比妥等西药成分。不只是药品，一些保健品乃至日护用品，往往也是“中药为体，西药为用”，比如，主打“专治牙龈出血”的云南白药牙膏，之前被指含有西药“氨甲环酸”，而“氨甲环酸”属于处方药，具有凝血功效”。此事曝光后，一时间舆论哗然。迎合消费者对中医中药的追捧，把西药的功效冠加到中药之上，再打着“纯中药、纯天然”的旗号谋取暴利，不仅强征消费者的智商税，实质更是一种欺诈行为，给许多人造成了“还是中药好使”的虚假印象。这不仅是现代医学所不齿，也为正规中医中药理论所不容。更为可怕的是，把西药隐藏于中药成分之中，很容易造成消费者对药物的滥用，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因为在信任中医药的人看来，中成药是无毒副作用的，可以放心吃。而且，如果将含西药的中成药搭配西药服用时，某种药物成分很容易累积超标。媒体就报道过这么一个案例：一位75岁的老人自己服用的中成药和医生开的西药中，都包含马来酸氯苯呐敏这种成分，因为摄入剂量达到20mg，最终导致无法排尿。2016年的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就显示，中西药复方制剂的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高达1.3万例，其中新的、严重报告4437例。中成药“暗含”西药成分，某些厂家在利益驱使下毫无底线，固然应当谴责，但是相关的监管对此现象一直暧昧，恐怕才是深层次原因所在。一直以来，类似中西结合药在医药界争议极大，中西结合药的副作用已经被一次次证明，但1+1＞2的疗效却至今未获理论支撑。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吴清功曾公开表示，“中西结合药作为一种长期存在争议又缺乏严谨实验证明的产物，未来应该通过立法被淘汰。”然而，出于种种考虑，监管部门对于中西结合药采取的却是“不消灭，不支持”态度，这就使得生产企业有恃无恐。某药企在外界指责其在中成药中添加西药时曾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作为药品生产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去生产制造，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没有问题。”云南白药牙膏被指添加止血处方药后，也信誓旦旦的为自己辩护，它们的做法是合法的，因在牙膏原料国家标准中，禁用成分并无“氨甲环酸(凝血酸)”。我们的监管部门，对月子中心之在鸡汤加党参这种小事动辄重罚，却对把西药藏在中药里卖的企业，如此爱护和宽容。这操作也真够无厘头的！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在一些地方，由于层层加码的防控，导致农产品严重滞销，烂在地里。对此问题，官媒真的看不下去了。日前，农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农民缘何毁菜？勿让加码伤农"的文章，文章指出，一位山东曹县农民遭遇“芹菜卖难”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共鸣。视频中，农民低头看向已经犁平的土地，计算着有将近十万斤蔬菜就这样被毁掉的场景，看着令人心疼、也令人心酸。一边是农民忍痛“毁菜”，另一方面却是菜价的飙升，民众负担加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从10月底到11月初，蔬菜的地头价与市场价走势“背道而驰”，北京新发地市场的蔬菜价格周环比上涨了9.03％。农民日报因此呼吁，市民要吃菜，农民要收入，农时也不等人，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地方相关部门应有“更大的责任感和担当”和“更具有人情味和创造性的办法”。此篇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各大媒体纷纷转发，网友们也表达了强烈支持。农民日报为农民说话，这是媒体的天职，能在报纸头版上刊发这种舆论监督的文章，凸显了农民日报的担当和勇气，所以，我觉得确实应该给农民日报点个赞。不过，我觉得农民日报还没有说到位，疫情期间，加码防控导致的严重浪费，何止发生在农村地区？类似的事情，仅仅靠“更大的责任感和担当”，难道就能彻底解决吗？前两天，我就看到一段视频，视频拍摄地点未知，视频中，两个面带笑容的人将成箱的猪肉，直接丢进了垃圾箱。近几年，类似的情景，我们已经看见过不少次了。一边是许多民众吃不到菜，吃不起菜，另一方面，有人却把肉菜往往垃圾桶扔，这种暴殄天物的做法，每每看到都让人痛心。为什么反复发生类似的事情，仅仅是“责任感和担当”不够吗？我看不是，说到底，这种随意加码其实是“零代价”的。出了这样的事，某些地方部门至多轻描淡纠正一下，罚酒三杯，就很容易过关。著名经济学家索维尔有一句名言：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所以，“随意加码”带来惊人的浪费，以及背后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如果只是由农民、商家、和普通民众带承担，这种现象恐怕是难以杜绝的。我联想到，去年反食品浪费法出台之后，一些地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严格执法。甚至学校食堂多摘了几根不新鲜的菜叶，面包店销毁了几个品相不好的面包，就会被执法人员找上了门。而今，成片农田的农产品被迫销毁，成箱成箱的肉菜往垃圾桶扔，反倒没人管了，这种现象难道不很奇怪吗？说到浪费，我其实一直有个观点：无论普通民众和商家，他们的浪费其实都是有限的，并不足以为虑。一个社会，更值得警惕的浪费，往往不在我们的餐桌上，而在那些手握权柄人的手中。换言之，那种任性和荒谬的决策，往往会造成最大的浪费！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图、文、视频

郎酒的“兼香大战略”驶入深水区。2022年10月14日，郎酒召开“郎牌特曲事业部旺季大会战动员会”，数百名经销商线上参会。会上，郎酒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总经理梅刚表示，今年前九个月，郎牌特曲事业部、小郎酒事业部、电商KA事业部完成去年全年回款、出货指标，郎酒大兼香战略起势。与此同时，郎牌特曲还发布了全新的TVC，“纯粮酿造，融合四川浓香核心产区、赤水河左岸酱香产区，浓酱兼香，龙马奔腾，郎牌特曲”，进一步为郎酒大兼香战略赋能。作为以酱香经典闻名的企业，郎酒希望让“浓酱兼香，龙马奔腾”，固然有拓宽营收渠道的意味，但结合高端化之路走入误区、IPO流产等问题来看，郎酒的“兼香大战略”，似乎也是头撞南墙后的无奈妥协。01没有茅台的命，得了茅台的“病”作为酱香酒行业唯一的上市企业，茅台“A股之王”的神话，不光让一众投资者趋之若鹜，也让酱香酒赛道的一众玩家眼红。因与茅台酒师出同门，并且地理位置、气候条件、酿造工艺相似，郎酒被誉为茅台酒的“姐妹酒”。这也让郎酒自命不凡，一直希望成为“酱酒第二股”。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茅台之所以坐稳“A股之王”的宝座，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其高端产品持续畅销，带来的不俗毛利率。财报显示，2022年Q3，茅台不含金融收入的酒类业务毛利率为91.4%。财报说统计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茅台毛利率的中位数为91.5%，反观整个白酒行业毛利率的中位数仅为75.4%。为了对标茅台，郎酒也祭出了高端化战略。2019年5月，郎酒宣布，青花郎未来的目标零售价为1500元/瓶。该目标将在三年内，通过六次提价达到。官方资料显示，2020年9月，郎酒宣布，将对酱香型产品实行计划配额制，青花郎零售价调整为1499元/瓶。这也意味着，仅一年半时间，青花郎就实现了高端化目标。透过《招股书》来看，郎酒的营收确实越来越依赖高端白酒。2018年，郎酒高端白酒占总营收的比重仅为25.8%，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变为了45.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郎酒的高端化进程主要是厂商的蛮力推动，而非理性的市场主动驱动，这就可能会让郎酒陷入与经销商出现矛盾以及价格倒挂的“高端化陷阱”。2022年4月，郎酒宣布青花郎每瓶的出厂价提高100元，达到1009元/瓶，但是零售价保持不变。这不光会直接削弱经销商的利润，并且还可能给经销商带来不小的库存压力。重压之下，已经有经销商反水。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信息显示，2020年5月，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南京江宁区“继勇烟酒商店”的经营者张继勇，向郎酒销售公司、金色庄园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后者支付销售费用约485.4万元及利息。酒企一意孤行地抬高产品的价格，还可能会引发价格倒挂问题。2013年，中国白酒市场屡屡承压的背景下，五粮液逆势提价10%，结果引发价格倒挂。财报显示，当年五粮液营收同比下跌9.13%，净利润下跌19.75%，与茅台差距拉大。归根结底，仅论出厂价，郎酒已经超越了茅台。但是经过多年的运营，在价格之外，茅台还有一曾金融投资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市场筛选出来的。这种金融投资属性，正是高端郎酒与茅台的根本性差异所在。02兼香成为新“故事”也正是在对标茅台无望的背景下，郎酒讲起了“浓酱兼香，龙马奔腾”的新故事。在酱香的基本盘之外，郎酒加码兼香赛道，很可能是因为其看到相关市场没有跑出巨头。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白酒行业分销售收入细分市场中，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以及兼香型的份额分别为51%、27%、15%以及5%。虽然市场占比并不算高，但兼香型白酒却有不俗的增长态势。云酒·中国酒业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独特咨询创始人王伟设表示，兼香型白酒市场规模有望从2021的2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00亿元。更为关键的是，除口子窖、白云边两个小巨头，目前兼香型白酒市场并没有跑出足够强势的龙头企业。财报显示，2021年，口子窖和白云边营收分别为50.29亿元以及61.24亿元，均仅为郎酒营收的半数左右。郎酒加码兼香赛道，其实也有不俗的品牌优势。上世纪70年代，兼香型白酒一度是郎酒的看家香型，还获得众多奖项。比如，2010年，中国酒业协会将郎酒旗下浓酱兼香型白酒“新郎酒”定为“中国白酒浓酱兼香型代表”；2018年，郎酒“浓酱兼香型白酒生产方法”还斩获“四川省专利特等奖”。不过目前郎酒的兼香型白酒却存在“瘸腿”走路的问题。《招股书》显示，2019年，郎酒外采基酒41754吨，2020年，这一数字增长至44712吨。对此，郎酒介绍称，公司的浓香型基酒主要通过外购取得，“对外采购基酒，主要用于浓香、浓酱兼香型成品酒的生产”。之所以外购浓香型基酒，主要是因为郎酒的浓香型酒窖大多为新窖，窖池数量较少、窖龄时间较短，酿造时还需轮窖生产，因而导致浓香型基酒出酒率不高。换而言之，郎酒的“大兼香战略”短时间内需依赖外采浓香基酒。这也给郎酒的兼香型白酒品质提出了不小的考验。虽然近期郎酒宣传，前九个月，郎牌特曲事业部、小郎酒事业部、电商KA事业部就完成去年全年回款，但根据招股书来看，郎牌兼香产品的发展或许并不如预料般顺利。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小郎酒销售额突破20亿元。《招股书》显示，2020年，同属于中端白酒的郎牌特曲和小郎酒的总销售额只有25.6亿元。相较于2015年，增长几近停滞。03汪俊林家族是直接受益人近几年，郎酒过于追求财务数据，并且频繁变换发展步调，谋求上市，或许是因为领导层的利益与郎酒IPO与否有直接联系。2021年2月，证监会发出《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重点问询了郎酒控股股东郎酒集团涉国有改制，是否有国有资产流失，外资股东引入等问题。天眼查数据显示，汪俊林持有郎酒15%的股份，是后者的第二大股东。与此同时，汪俊刚还持有郎酒5%的股份，是后者的第四大股东。《招股书》显示，汪俊刚与汪俊林为兄弟关系，两人为一致行动人，二者合计持有郎酒20%的股份。《招股书》还显示，汪俊林通过郎酒集团间接控制公司

最近，一家名为“乓乓响”的企业火出圈了。据悉，作为曾经的上海“保供”单位，“乓乓响”申请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根据该公司公布的财报数据，其“保供”业务的毛利率超过70%，最高达84%。疫情期间，许多企业经营陷入困难，尤其是一些从事农副产品的贸易企业，我昨天就看到一段视频，在一座仓库里，铲车正将堆成小山的西瓜水果，铲进旁边的垃圾车里，看着这一幕，商家估计心里都要滴血吧。然而同样一个从事农副产品贸易的企业，却能在疫情中异军突起，靠着超高的毛利率，不仅在疫情时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凭借优异的盈利能力，为自己铺平了前往香港上市的道路。这让同行们情何以堪啊！对于这个事情，网上有一些争论。比如有人说，谈毛利率对企业不公平，应该用净利率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比较客观一些。然而，我觉得，毛利率才能更真实反映一家企业的盈利能力。因为，净利润是很容易操控的，如果一家赚钱的企业真想压缩净利润，哪怕把账目做成负的都可以，比如把赚来的钱随便乱花，暗地里进行利益输送，这个现象在A股市场早就司空见惯了。“乓乓响”说到底就是一个二道贩子，从上游供货商拿货，比如粮油肉菜，再转卖给下游，这个生意的毛利率能超过70%，显然太不正常了。毕竟，这门生意也没有啥技术含量，是家企业都能做，从行业的情况看，类似的贸易公司能有个20%左右的毛利，已经顶天了。比如，“A股餐饮供应链第一股”千味央厨，过去5年平均的毛利率，只有22%。把一个本应该微利的生意，做成可堪比茅台的利润水平，“乓乓响”真不是一般的优秀。值得注意的是，在非保供业务上，“乓乓响”的利润表同样高得令人咋舌，怎么看都不正常。财报显示，“乓乓响”的日常主营业务，是给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食堂供货，这块业务的毛利率最高达49.8%。这就意味着，“乓乓响”负责供应学校的午餐，如果一份30块钱，菜钱加运费就接近一半，如果再算上加工成本，食堂人员工资等开支，最终能吃到学生嘴里的，能有个10块钱都谢天谢地了。不是说好的，要让学生午餐的每分钱都吃到孩子嘴里的吗？怎么一大部分都进入供应商兜里了？“乓乓响”声称，之所以能为幼儿园、学校供货时，获取高额的毛利，是因为该公司“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不过，所谓的“议价能力”表现在何处，“乓乓响”却语焉不详。乓乓响是一个家族企业，实控人名叫黄建义，此人真是个天才，把一桩简单的农副产品配送生意做到了极致，赚取了让同行们无比艳羡的利润。现在又顺水推舟，凭借超高的利润水平，试图到股票市场再狠狠圈一波钱。妥妥的“赢两次”啊！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魏芙蓉

近日，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指导小组披露了2022年第一批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企业名单，其中支付宝（中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研发费用占比不达标”，已于2020年被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过蚂蚁集团却对外回复称，之所以被撤销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主要是因为资格到期后，支付宝（中国）没有再主动申请。支付宝（中国）到底为什么丢掉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然成为了一场“罗生门”。但结合蚂蚁集团2020年以来的遭遇来看，前者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分道扬镳或许并不是偶然。01蚂蚁越来越小与目前蚂蚁集团在互联网行业的声量越来越小形成截然反差的是，2020年的蚂蚁，可谓风光无两。2020年7月20日，蚂蚁集团发布公告称，将在港交所和上交所科创板同步发行上市。彼时，蚂蚁集团高调宣传将“开启全球最大规模IPO”。但好景不长，不多久后，蚂蚁集团面临的形势急转直下，不光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并且还屡屡被有关部门约谈、整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蚂蚁集团的小贷业务无序发展，以科技创新之名，行金融贷款之实。《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蚂蚁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业务营收占总营收的63.4%，是公司重要的营收支柱。其中，以花呗、借呗等产品为代表的微贷科技平台业务营收为285.86亿元，同比增长59.48%，占总营收的39.4%。蚂蚁集团不光以微贷科技平台业务为基点，引导年轻人超前消费，并且还在资金层面还“空手套白狼”。“招股书”显示，截止2020年中，蚂蚁微贷科技平台促成的1.732万亿元消费信贷中，98%由合作伙伴提供。对此，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郭武平表示：“对于金融科技公司，目前缺乏明确规则和要求，出现了监管套利行为……‘花呗’与银行信用卡业务基本相同，但分期手续费高于银行，与其普惠金融理念不符，实际上是“普而不惠”。”经一系列的约谈、整改，蚂蚁集团正逐步告别曾经以“金融贷款”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将旗下的产品纳入监管的范畴。比如，2021年11月，蚂蚁集团先后将“花呗”和“借呗”进行品牌隔离，并明确贷款责任方。2021年12月以及2022年4月，蚂蚁集团还相继关闭相互宝、切割网商银行。这也让蚂蚁集团飞奔的业绩经历了一次“阵痛”。财报显示，2021年，蚂蚁集团经营利润约为470亿元左右，同比下跌超20%。利润降低，或许是支付宝（中国）研发捉襟见肘，“研发费用占比不达标”的主因。02蚂蚁集团的新方向此前，蚂蚁集团一直给资本市场讲“科技金融”的故事。比如，上市时其就表示，“将进一步支持服务业数字化升级做大内需，加强全球合作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公司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如今与“科技金融”高度耦合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裁撤，或许意味着蚂蚁集团的发展方向从此前的“讲故事”，变为了现阶段的“合法合规”运营。这一点，不光表现于上文提到的蚂蚁集团现有业务全面纳入监管轨道，更可见于蚂蚁集团的管理层以及对外投资出现的新变化。比如，2022年6月，蚂蚁集团官网更新董事会名单，新增杨小蕾、史美伦两位独立董事。此时，蚂蚁的独立董事占比已达50%。蚂蚁集团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还进一步表示，“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独立董事人数”。史美伦被任命为蚂蚁集团独立董事，与后者急切的“合法合规”发展欲望有直接联系。互联网金融萌芽之时，史美伦就敏锐地洞察到了监管缺失的问题。2014年的“金家岭财富论坛”上，史美伦表示：“互联网金融在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对其的监管不能轻于传统金融机构。”除了引入支持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铁娘子”，蚂蚁集团对外投资的步伐还大幅回撤。2021年10月和2022年3月，蚂蚁集团先后“清仓”了财新传媒以及36氪。2022年1月，蚂蚁减持众安保险股份，持股比例从13.54%降至10.37%。IT桔子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2018年，蚂蚁集团对外扩张的规模与日俱增。其中2018年共参与65起投资，总投资规模达到了789.45亿元。反观2021年，蚂蚁集团仅参与20起投资，总投资规模仅为182.27亿元。03重新定位，估值骤降“合法合规”运营，并不意味着蚂蚁集团将就此落寞，成为移动互联网的“弃子”。因为多年来积累的流量以及金融服务技术，已经为蚂蚁集团带来了深厚的护城河。未来如果能盘活这些资源，蚂蚁集团也不至于直线坠落。《招股书》显示，2019年，支付宝的年活跃用户超过10亿，月活用户达7.11亿，商户超8000万家，年度数字支付交易规模为118万亿元。支付宝正通过开放的策略，提升流量池的变现率，以实现消费者、商家、平台三方共赢。2022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蚂蚁集团透露，“过去一年，平台开放了通用产品78个；平台与生态伙伴共建场景解决方案超200个；小程序月活提升近3成。”此外，虽然不能再直接“放贷”，但是蚂蚁集团却开始将自己积累的AI、风控、大数据等金融服务技术开放给B端客户。比如，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蚂蚁集团发布了可信隐私计算“隐语开放平台”，面向全球用户开放。据了解，“隐语开放平台”支持十亿级别的密态样本数据求交集处理、千万级别数据模型训练，可以为业务的数据流通全生命周期提供保护。虽然蚂蚁集团可以通过精细化的运营盘活流量和技术，但是由于丢掉了堪称暴利的小贷业务，其估值也大幅缩水。2020年上市时，蚂蚁集团的目标估值达到了2250亿美元。作为对比，2022年5月，基金公司富达将蚂蚁集团的估值下调为700亿美元，下跌68.89%。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蚂蚁集团或许很难再重现往昔的辉煌，但“合法合规”后，其或许也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不可或全的一环。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最近，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汤玲火了。网络流传的一个视频指控，汤玲在该校的图书馆里，打电话声音过大，一位坐在她身后的男生，轻轻拍了该教授的后背一下，想要提醒她讲电话的声音小一点。结果汤玲大怒，现场发飙，男生打110报警，汤玲直接推搡他，并扬言告他性骚扰。此事闹大后，网友们一片哗然，湖北工业大学也不得不公开回应，表示要对汤玲“出言不逊”事件，启动调查核实。一名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表现得犹如一个泼妇一般，一副蛮不讲理的架势，真让人大跌眼镜。同样大跌眼镜的是，学校初步将她的行为定义为“出言不逊”。拜托，辱骂学生，扰乱公共秩序，污蔑学生性骚扰，将这些只算作“出言不逊”，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我觉得，用涉嫌寻衅滋事，栽赃陷害，定义恐怕更准确些。事情还没有调查，学校上来就搞出一个“出言不逊”，这不由让人担心，接下来的调查，会不会和稀泥。与之相印证的是，汤玲的相关信息，在湖北工业大学的官方网站上，已经搜不到了，至于对汤玲进行调查的消息，在该网站上同样找不到。这些偷偷摸摸的小动作，暴露出学校的真实心态。教育部此前再三强调，师德的底线需要牢牢守住，师德的红线坚决不能去碰。湖北工业大学出了一个如此师德败坏的典型，难道不该好好整顿吗？况且，此事不仅只关乎师德，汤玲暴得大名之后，网友们顺藤摸瓜，扒了扒她的学术水平，结果大吃一惊。知网搜索发现，汤玲能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很少，2013年，汤玲在某杂志发表一篇题为《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研究的文章》文章，文章质量让人堪忧。有网友揶揄：这么水的文，给我拿去都毕不了业。对此，我深以为然，这种文章，哪能称得上“学术成果”啊，叫“学术垃圾”还差不多。天知道她的副教授是怎么评上的，要这种学术混子带研究生，简直是误人子弟啊。大学里出了点丑事，某些大学管理者总是试图捂盖子，不解决问题，反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类似的事情早就屡见不鲜了。此次，汤玲大闹大学图书馆，相关处理是否会遵循同样逻辑？那个不卑不亢，与汤玲据理力争的男生，将面临怎样的压力？我感到非常担心。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算是给湖北工业大学郑重提个醒——大家都睁眼看着呢，既然调查处理，那就应该动真格，别想罚酒三杯，蒙混过关。一个师德败坏的老师，是不配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中的害群之马，必须踢出教师队伍。此外，学术能力平庸的汤玲，为何能评上副教授，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这事也得仔细查一查。一个大学老师在学校里如此嚣张跋扈，背后要说没有人撑腰，打死我都不信。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文

12天8板的电热毯制造商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注函。10月13日晚，彩虹集团发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对深交所提出的7大问题予以回复，其中提到，2022年公司获得一些产品出口订单，但总体上数量少、金额低。截至6月底，电热毯等家用柔性取暖产品实现海外销售收入21万元，目前在手订单金额约133万元。也就是说，海外订单并没有给彩虹集团带来多少实质性利益，即便在手订单全部完成，按照彩虹集团上年度的营业收入，也仅占0.13%。21万元，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了。然而，从近期彩虹集团的股市表现来看，却热得发烫，大有烧焦投资者之手的感觉。Wind数据显示，从9月1日至今，彩虹集团股价上涨了132.76%，近12个连续交易日内，更是实现了8个涨停。市值则由9月初的18.84亿元攀升至现在的44.23亿元，一个多月时间市值暴涨了25.39亿元。21万元的销售收入撬动了25亿的市值，这是什么“神操作”，能够把一家很普通的上市公司变成一匹“黑马”，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就算欧洲受能源紧缺影响，可能会遭遇寒冷考验，对中国生产的电热毯、热泵等产品需求量急剧增加，可以认为是相关企业的一种利好，也不至于让彩虹集团的股票出现如此疯狂的上涨。更何况，彩虹集团的海外订单并没有大幅增加，而只是有了一些增加的空间和可能。显然，彩虹集团的股票可能被炒作的“黑手”操纵了，是炒作者借着电热毯概念，大做特做炒作文章了，深交所关注，也就很有必要。深交所的关注，显然会先放在上市公司，先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给予问询。如果确认上市公司没有违规行为，就得将目光转移到市场，看市场有没有恶意炒作和暗箱操作等方面的行为了。如果彩虹集团的股票上涨，存在非法交易行为、违规操作手段，那么，就要对炒作者和操纵市场行为者立案调查，一旦事实确凿，就要严格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事实也是，彩虹集团的这波神操作，确实疑点很多。大半年时间，海外收入只有区区21万元，在手订单也只不过133万元，却在1个多月时间里市值涨了一倍多，增加值达到了25亿元，真正是四两拨千斤。只是，这个“拨”字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向欧洲提供取暖产品的企业很多，为什么只有彩虹集团出现这样的股价上涨现象呢？个中到底隐藏着什么，需要监管机构好好调查，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伤害。股市离不开概念这个“词”，概念也会成为投资者投资的重要取向之一。譬如新能源概念、锂电池概念、生物概念、疫苗概念等，但是，在运用概念进行投资时，也需要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否则，就会成为恶意炒作。彩虹集团出现的这波“行情”，不可能是正常的投资行为所致，也不是一般的炒作行为所为，而是恶意炒作的结果。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依据彩虹集团的股价变化情况，以及资金进出的相关数据，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如果存在恶意炒作现象，就一定要严惩。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市场的稳定、投资者心理的稳定、股价的稳定，像这种没有任何大的利好就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的现象，背后一定有着太多不可见光的东西，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问题找出来，把炒作者亮出来，该罚的罚，该追究法律责任的追究法律责任，决不能让他们在股市兴风作浪，不能让他们破坏股市的生态。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抽检。在检测过程中，一件标称为深圳市安若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生产的时尚女装，被检出一种名为“联苯胺”的可致癌芳香胺染料超标，而且超标非常严重。检测工程师表示，该产品的可致癌芳香胺染料实测高达540毫克每千克，超标27倍，也就意味着致癌染料具有较高浓度，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安全风险也更高。此时此刻，凡穿过此款时尚女装的人，一定恨得咬牙切齿，且心存担忧。原本是花钱追求时尚的，殊不知却买到了致癌物严重超标的时装，心里的火，确实会非常大。因此，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向这家服装企业申请赔偿。哪怕价格不高，可能得到的赔偿不多，也决不能放弃申诉和赔偿的权利。而司法机关也应当全力支持消费者的维权行为，帮助消费者打这场官司。事实也是，追求时尚，是很多女性非常在意的一件事，也是消费者的权利。特别是年轻女性，更把追求时尚当作生活的重要内容，不断地点燃心中的时尚之火。而时装，则是追求时尚最直接的表现之一，也是最容易吸引他人目光、吸引别人注意的方面。因此，确保时装的质量和安全，是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特别是年轻人生活品质的重要入口。而从此次抽检的时尚服装情况来看，深圳这家企业无疑给各方都敲响了一次警钟。特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如果不是因为抽检，就有可能出现“灯下黑”，根本无法清楚产品质量问题、安全问题，就会让无良企业和劣质产品、有安全隐患产品大行其道，从而严重威胁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如何才能有效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让广大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顺心，就成了市场监管部门必须认真思考和努力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所谓的事中事后监管，说到底就是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确保消费者不会因为企业的无良行为而受到伤害，确保消费品能够给广大居民带来美好生活的享受。而从这些年来市场监管部门的做法来看，应当说有了很大的转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克服人员少、工作量大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做好各项监管工作，较好地保证了市场销售的产品质量和安全。但是，从提高广大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来看，从实现美好生活目标来看，显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监管的思路和措施，还没有真正能够转入到事中事后的轨道上来，很多方面还维持在老的套路上，甚至寻求新的权力入口。如果不加快转型，要想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难度会相当大。事实也是，从市场监管部门推出的一些具体举措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想方设法寻权的现象。比如质量提升万里行活动，原本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提升社会各方面的质量意识，特别是企业的质量意识。但是，到了地方，就成了一种权力玩味了。某省一年之内举办了多场质量提升行动，也花了大量的钱，结果，除了媒体炒作一下，其他的啥也没有留下，相反，弄得企业和基层怨声载道。再如一直推行的质量示范市活动，起初还有一点效果，慢慢地，完全成了形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示范市创建，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出现不少弄虚作假现象。创成的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没创的月亮则不一定是那个月亮，关键就看地方对产品质量的意识。此外还有地方提出的质量食用评级等，也大多是走场、图形式，是为了安排相差职能部门退休人员、特别是退休领导的一个去处。相反，如果能够把这些方面投入的资金、浪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产品的市场抽检，加大抽检的频次和数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市场产品质量和安全监督，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就能对企业形成有效约束，就能让无良企业无路可逃，就能真正让广大居民放心购买、安心消费、舒心生活，而不要整天提心吊胆，不要让消费者都成为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鉴定专家。而事实是，消费者也不可能成为鉴定专家，如果想让消费者成为鉴定专家，恰恰说明监管者失位了、失职了。

文\熊猫的熊2006年央视的《赢在中国》栏目上，一位名叫张向东的年轻人，在观众席站起身讲道：我个人并不看好慧聪网，未来在那个行业只有阿里巴巴做的最好。不是我给它做广告，是因为阿里巴巴现在在整合各个优势，等马云把雅虎整合好之后，就会腾出手来打掉郭总（郭凡生，慧聪网创始人）的，因为他已经把易趣给打败了。张向东言毕，在场嘉宾哄堂大笑。那时的慧聪网，作为中国B2B电子商务的先行者，刚刚上市三年，正处在上升期。被年轻晚辈一顿唱衰的郭凡生，哪受得了这般贬损，当即咄咄逼人地回应道：“我都这么成功了，你不信任我，凭什么让他们信任你，一个比我还不成功的人？”在气场强大的郭凡生面前，一脸稚嫩的张向东几乎被怼得无力招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向东成功的预言了阿里巴巴和慧聪网的走向。而这段经典的画面，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常常被人们拿出来反复讨论。世易时移，早已淡出视线的慧聪网，这几天再度登上了热搜。而这一切源于8月23日慧聪网内部发布的一则停工待岗通知。通知显示，慧聪叁陆零公司将于8月25日起停止经营，全员停工待岗，办公区关闭。虽然关掉的公司主营的是慧聪网的电话销售业务，在慧聪集团的业务版图中体量很小，但这也成了慧聪遭遇寒冬的一个信号。01提到电子商务，提到B2B，大家都会想到阿里巴巴，但事实上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并非马云，而是郭凡生和他一手创立的慧聪网。南方谈话发生的1992年，在初代互联网大佬还基本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从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出走下海经商的郭凡生，带着积攒多年的7.4万元，创办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那时的中文互联网，甚至连雏形都没有，而阿里巴巴1688平台的推出还得到十年后。郭凡生早期的创业故事也挺简单——创办《中国商情快报——家用电器》，做线下的商情信息服务。通俗来说，就是家电的供应、采购、招标等分类信息整合成册，为大家提供消费指引。后来，这套线下生意被搬到线上，慧聪网则成了为企业提供贸易信息的B2B电子商务平台。2003年12月，慧聪国际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国内信息服务业及B2B电子商务服务业的首家上市公司。创始人郭凡生，则头顶“分类信息广告之父”“电子商务教父”等诸多光环。而这一年阿里巴巴刚推出淘宝网。在慧聪上市前后，电子商务领域流传着“北慧聪，南阿里”的说法。二者的交锋，也成了当年一段颇有意思的商战故事。2004年，慧聪推出“资讯通”和“买卖通”两个产品，由于页面内容相似，很快被指抄袭阿里巴巴贸易通。对此，一篇题为《阿里巴巴不回应慧聪抄袭声明》的报道谈到一个细节：慧聪网在短短几个月内，进展神速的扩张了杭州分公司，并似乎挑衅似的将办公地点选择在了阿里巴巴总部的斜对面，其办公注册地就是杭州市西湖区。慧聪和阿里巴巴的较量持续了十多年。随着阿里巴巴从2B到2C，搭建起淘宝天猫、支付宝巨大的电商生态，郭凡生在2013年喊出的五年超越阿里巴巴的目标，终究成了一种奢望。02作为体制内出身的下海商人，慧聪创始人郭凡生不乏狂言狂语。比如在创业早期，他曾“大言不惭”的对媒体表示，“我就是‘分类广告之父’”，“我敢说我是这个行业的老大，但老二是谁”，丝毫没有谦逊的味道。不过，从慧聪网的发展历程来看，在经营企业方面，郭凡生还是有着体制内出身的保守，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形势，更倾向于慢工出细活，缺少足够的创新，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对于慧聪网的失利，原CEO郭江曾给出过一个业务不聚焦的判断。他说：“慧聪做B2B出身，但上市以后没有专注于B2B，我们做了类似中搜这样的公司，也做了电视广告公司。我们走的弯路是过早地多元化了。”其实“过早地多元化”，说到底还是因为对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每一个细分领域的行业增长缺少足够的信心。相比之下，在当年被当成骗子的马云要大胆的多，也更“狂妄”得多。在当年和慧聪网的交锋中，马云就直言不讳道，“就算用望远镜，也找不到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在哪里”，一番自信言论让郭凡生颇为不悦，直呼要让马云道歉。而不管是坚定地转移到2C业务，还是果断通过三年免费策略的大投入，来吸引淘宝网的商家入驻，马云早期战略投资展现出的激进，与其说是自负，倒不如说是对互联网爆发的大胆预判。淘宝网推出的2003年，中国的GDP增速达到两位数，高增长成为此后多年的常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的蓬勃兴盛，为互联网的产业大爆发打下了基础。草莽出英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机会总是留给野心家的。慧聪网的保守谨慎，让它和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慢慢脱节了——这两天有媒体采访慧聪网，一位内部人士总结道，“最大的问题就是老”。03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6年。那档张向东预言阿里巴巴要PK掉慧聪网的栏目《赢在中国》，是央视在当年推出的全国性商战真人秀节目，获胜者可以获得企业的风投。而对于这档节目，网上这样介绍道：2006年春天，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创业、创新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词句，为企业积累财富、为国家贡献税收、为社会创造就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深处的需求，创业者、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被推崇的英雄。改革开放提速，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勃兴，那是企业家最为风光的年代，饱食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在公共场合频繁亮相，尽管时不时冒出一些惊人之论，但外界有着极高的宽容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阿里巴巴就像张向东预言的那样，完成了对“电商教父”郭凡生的慧聪网的超越，如今慧聪集团总市值4.52亿只有港元，而阿里巴巴是它的4000倍左右。不过，这段影响电子商务发展进程的博弈历史，从企业层面看，慧聪网输了；从企业家的层面看，马云却并没有赢。郭凡生曾经反思道，“我不会成为好商人，因为老是有多余动作——当商人还想当学者，琢磨社会上的事，而商人就应该全心全意考虑赚钱”。郭凡生的自省，放在当年阿里巴巴和慧聪网的交锋上，无疑是相当贴合的，只是在如今的环境下，“全心全意考虑赚钱”，早已不再是社会舆论对于一个商人、企业家的角色期待了。如今，资本、资本家成为了大家随时挂在嘴边的话题，这意味着，企业家需要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不仅要“全心全意考虑赚钱”，还要“琢磨社会上的事”，知道时代的禁区，知道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形势比人强，识时务者为俊杰。说错话而翻车的马云，早已隐退幕后，据说已经有网友开始怀念他了。而慧聪集团，还在经济寒气中勉力求生。前不久，慧聪集团CEO张永红表示，要从“以往高歌猛进的资本性增长”转向“稳健扎实的经营性增长”，就像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所说的，“追求规模”转变“追求利润”。企业发展战略随着经济周期而调整更迭，一代新人胜旧人。互联网这个行当，则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那些书写互联网进程的人物，终究是慢慢消失在了视野之中，像一个古老的符号一样。作者简介

最近一段时间，新东方董宇辉成了“带货直播”行业的顶流。他在直播时，从杜甫、苏东坡到尼采、莎士比亚，对古今中外各种人物、典故，几乎信手拈来，让网友们叹服不已。在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有人专门给他写文案。他一口否认，称“那种东西取决于这些年你所读的书”。在与网友的交流时，他还说：“不读书就没有现在的董宇辉。”作为一个农民子弟，董宇辉靠着苦读考上重点大学，又借助读书获得的知识积淀，完成了英语老师到带货达人的华丽转身。他的经历，不由让我想起白岩松说过的那句话：“读书，不能保障命运好好对你，但是书读多了，可以保障你能更好地对待命运。”读书为什么能改变命运？前段时间，我读了查理·芒格的传记。作为股神巴菲特的搭档，芒格一生酷爱读书，其知识之渊博，让巴菲特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现在已经98岁了，芒格每天都要花几小时读书。芒格的孩子拿父亲开玩笑，说他是一本长了两条腿的书。芒格提出了一个概念——认知变现，也就是说，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和拥有的财富，说到底取决于他的认知能力。换言之，你有什么样的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而提升认知能力最有效的捷径，就是阅读。对此，芒格说：“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没有不每天阅读的，一个都没有”。那么，我们该怎样去阅读呢？不少鱼眼观察的读者，也经常让我推荐一些书目。读书，当然越广泛越好，未必要带着功利的目标。而且，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阅读理当厚重、深度一些，所以，我一直推荐多读经典的作品和优秀的社科读物。我个人最喜欢的书籍，是历史性读物。历史读得越多，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历史在很多时候是对当下时代的一种映射。千百年来，饮食变了，衣着变了，科技更发达了，但是人性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只有了解过去的事情，才能以史为鉴，让我们更有智慧地面对当下与未来。而且，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读历史，不仅要读本国历史，也要读他国的历史。这才能开阔我们的眼界和思维，从其他民族的荣辱兴衰中，汲取宝贵的智慧。不过，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中，优秀的历史书籍不仅难觅，而且往往价格不菲。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轻松买到平价正版好书的地方，那就是拼多多“多多读书月”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根据区域房价水平、市场供需、产品品质等情况合理定价，并严格执行一房一价备案制度，不恶意降价，保持房价在合理区间运行。一份文件，不，一句话，两个“新”概念，这在以往地方政府发布的文件中，并不多见，甚至说没有见过。因为，地方政府在文件中造概念，是要经得起推敲的。否则，就会成为笑谈。特别在方向性问题上，更要避免创造“新”概念。而从云南昭通的这份文件来看，显然是非常大胆的，也是很具“创新”意味的，能够在一份文件中创造出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两个“新”概念，还是相当不容易的，说明这份文件的起草者，确实费了功夫、花了时间，也用了脑子。只是，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却是很具讽刺意味的。“不恶意降价”，保持“房价在合理区间运行”，这两个概念，放在大环境之中，都不算新概念。“不恶意降价”，在其他场合，经常会被说起，譬如面对农副产品、生活必需品等涨价，有关方面都会这么强调。而“在合理区间运行”，这几年在经济运行的表述中，也经常被用到。但是，放到房价上来，确实没有听说过。至少，在决策层、管理层的文件中，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概念。昭通方面创造这样两个概念，到底是为什么？想表达什么？又想做什么？先来看看“不恶意降价”，按照云南省有关方面发布的今年7月份房价数据，昭通的房价仅仅微跌0.52%，均价则达到5592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房价明显下降现象，为什么要提出“不恶意降价”的概念呢？何谓“不恶意降价”呢？什么样的降价才是“不恶意”的呢？在房价上涨的日子里，昭通市政府有没有提出过“不恶意涨价”的概念呢？又采取了哪些切实有效的措施，阻止过房价上涨呢？按照昭通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目前的房价是高还是低呢？阻止房价下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为了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避免房价快速下跌、大幅下跌这样的要求，但不能用“不恶意降价”这样的概念。是不是说，房价只能涨、不能降，只要降，就是恶意降价呢？显然，这个概念里面的含义太深刻、太有无限想象空间了。再来看“房价在合理区间运行”，这样的话，别说是政府，就是学者、专家写文章，也不敢用。因为，谁也没有能力、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对房价下一个“合理区间”的定义。特别在目前的房价格局下，提出让“房价在合理区间运行”的概念，就是再会拍脑袋的人，也不敢拍。但是，云南昭通市政府敢，而且在政府文件中“拍”了。那么，昭通方面的房价“合理区间”是多少呢？3000元？5000元？8000元？10000元？还是像一线城市一样，动辄数万、十数万？没有经过深入思考，也没有经过各方比较，就在政府文件中使用“房价在合理区间运行”这样的概念，实在是太大胆，大胆到无知者无畏的地步。政府文件的出台，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认真细致，要科学合理，要有可操作性。像昭通这份文件，其他方面不去多谈，单凭这两个“新”概念，就足以让执行者无法操作了。“不恶意降价”，降5%算不算恶意？降1%是不是也是恶意？“房价运行在合理区间”，不升不降是“合理区间”，只升不降是“合理区间”，还是只降不升是“合理区间”，都无法操作，无法操作的文件，政府出台了干什么，是为了吸引眼球吗？不错，有了这两个“新”概念，云南昭通市政府的这份文件，确实很吸引眼球了，而且会成为各方谈资。只是，政府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和把握能力，要受到广泛质疑。毕竟，在文件中出现这种完全没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是很无知的，也是很无能的。相信这份文件一定经过反复讨论，难道昭通各个方面都没有对这样的概念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如果真的如此，也就只剩下两个字了——无语。

据报道，陕西榆林一菜贩卖芹菜卖了20元，因结果检验不合格（农残），被当地监管部门罚款6.6万。经查，榆林市市场监督局去年至今开了50多笔类似罚单，有将近一半的罚款超过了5万元，这些案件的案值却只有几十到几百元。此事被曝光后，一时间舆情汹汹，许多人都痛批这一处罚太重，某些地方为了罚款创收，已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一个卖菜的小摊，摊主起早摸黑辛苦经营，除去人工房租水电，一年未必都能赚到6万元，执法人员狮子开大口，一下子罚这么多，他们也够忍心的。我查了一下，同样陕西，大型国企“延长油田”因为排污口违法，收到的罚单也不过6万元。小菜摊和大国企获得同等待遇，这就是传说中的“公平执法”？令人愕然的是，一纸罚单毁掉了摊贩一年的生计，算上其他二十多笔罚单，罚款总额起码有100多万，如此肆无忌惮的罚款创收，榆林市市场监督局却轻描淡写

文\守一一家奶茶店开业，人流多到要警察官微劝退，也真可算是奇观了。8月18日，南京两家茶颜悦色新店开张。据称凌晨4点就有人去排队，导致其中一家店开业半小时就挂牌售罄关门。另一家正常营业的店，到中午仍排着长队，据店方估计平均排队时长要5小时。南京是出了名的火炉城市，今年天气更是热得恐怖，大中午排几个小时的队，真是体能大挑战了。难怪警方官微都提醒不要去排队，“排队喝的水可以买很多杯饮品了”。到底哪些人在排队，哪些人去喝黄牛200元一杯代购的茶颜悦色？01流量的盛宴熟悉茶颜悦色的，看到南京的这一幕恐怕不会觉得奇怪。因为这个网红品牌，每到一处开店，几乎都是这样的套路，这样的奇观。2020年12月在武汉，茶颜悦色新店开业，也是大排队，店方甚至还搞起了限购，每人限购4杯，但据说一杯10元-25元不等的奶茶，也被炒到150元-300元。2022年6月在重庆，茶颜悦色新店开业，可以说是南京这轮奇观的彩排，也是凌晨排队，黄牛加价到200元一杯。看惯了套路，以至于很多网友在怀疑，这是不是茶颜悦色自导自演。每到新店开业，就雇人制造疯抢的奇观，运作热搜，进而制造品牌的海量曝光。这种猜测没有实锤证据，当然也就只能是猜测。但可以确认的是，每次茶颜悦色开店，也都是网络营销号的盛宴，渲染新店火爆兜售团购优惠券，这是生财之道。所以无论有没有茶颜悦色的幕后策划，他们都可能主动推波助澜。至于奶茶黄牛，也可算是成熟灰产。一个网红品牌开业，不管是不是真喜欢喝它的产品，很多人都会想尝个鲜，买一杯拍个照、录个短视频，然后在自媒体秀一把存在感。但新店出货量有限，黄牛们提前占据位置控制货源，的确也有坐地起价的空间。总体来说，网红品牌开业火爆的盛况，与其说是产品的巨大成功，不如说是一场流量盛宴，品牌方、营销号、黄牛、消费者，各取所需。这场盛宴中的主角，更多已经不是线下产品，而是线上的品牌形象。从营销角度看，这是茶颜悦色巨大的胜利。但是，短期的流量是不是一定能带来长久的生意，答案就没这么乐观了。最简单的问题是，茶颜悦色这样并非高端的产品，它真正的目标消费者，会愿意花200元买黄牛加价的奶茶吗？02难做的生意客观分析，以茶颜悦色目前的品牌知名度，在武汉、重庆、南京这几个大城市，开了很有限的几家店，新店火爆其实也不算意外。即便去掉营销炒作的泡沫，真实的客流也不会太少。问题在于，这种短期火爆，对其长远发展未必能带来多少想象空间。因为疫情叠加的各种困难，茶颜悦色在其大本营长沙，去年已经有过几轮密集关店，降薪。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还闹出过丑闻。因为有员工抱怨薪水大幅减少，茶颜悦色管理层直接在几百人工作大群和员工互怼。还有员工爆料，公司创始人吕良直接打电话给讨要说法的员工，要签字让员工直接走人。闹剧以企业创始人的道歉收尾。但这次事件暴露的茶颜悦色管理层的简单粗暴不专业，也让人对企业前途表示更多担忧。企业自身因素之外，奶茶本就不是一门好做的生意。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近40万家茶饮企业，每年还持续新增数万家，但其中90%的品牌都在亏损。不妨看所谓的“奶茶第一股”奈雪的茶。其不久前公布2022年上半年营收数据，约为20.2亿—20.7亿元，同比减少5.43%—3.08%；经调整净亏损约2.3亿—2.7亿元。股价相比2021年6月上市大跌约70%。奶茶行业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对于亏损，奈雪给出的解释是上半年受疫情反复影响，中国大陆地区消费转弱，导致门店收入同比小幅下滑。此外，上半年门店数量增加，门店的人力、租金等成本也随之增加，进一步导致集团亏损。疫情反复，经济下行消费乏力，人力、租金等成本上涨，这是茶颜悦色也无法逃避的问题。外部环境艰难，行业内部竞争也更加惨烈。今年以来，奈雪的茶和喜茶这两大头部品牌都宣布大降价，主推30元以下产品，实际上和茶颜悦色等中档品牌构成实际竞争。口味创新已经很难有太大空间，价格失去优势，营销已经玩到极致，这种情况下，茶颜悦色开新店霸占几条热搜，又有多大意义呢？作者简介

对于购物中心而言，这两年的最大危机可能是，当旧店关张走人后，接盘的新店却迟迟不来。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张明扬前几天，我家附近商场里的西贝莜面村突然关张了。因为有亲子概念，西贝可能是这家购物中心生意最好的饭店了，但终究也没挺过去。自2020年初疫情以来，这家购物中心屡遭重创，几乎跳进了中国经济的每一个坑：2020年下半年，我曾经每月光顾一次的电影院关门，以至于这两年来我一场电影也没看过；2021年，至少三家校外学科培训机构关门，还有一家跑路的欠着我永远拿不回来的学费；仅有的几家服装店全军覆没；以西贝为代表的中式“正经”餐馆几乎都“壮烈”了，剩下的都是麦当劳、达美乐披萨这一类快餐……01自2010年前后，Shopping

吃水不忘挖井人，入坑不忘种草人。对小红书来讲，种草把人带到坑里是大忌。尤其是可能要命嗜命的坑里。否则的话，纵然平台责任较轻，「安全为重」的棒子落下，照样会砸得很重。✎作者

在商业领域，先自己“作死”把自己搞裂开，然后再强行粘回去的代表，一个是罗永浩，另一个就是瑞幸咖啡。日前，瑞幸咖啡发布了新一季财报，2022年二季度，瑞幸咖啡营收为32.9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2.4%。净新增615家门店，自营门店利润率增长至30.6%。扣除债务损失，瑞幸业务营收已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盈利”。图源：壹览商业一时间，“复活”、“逆袭”、“崛起”、“王者归来”……自媒体写手们的各种溢美词汇，都给了这个曾因财务造假而濒临倒闭的品牌。对于瑞幸而言，这一次的“盈利”，究竟预示着未来会咸鱼翻身，还是仅仅是昙花一现？即便解决债务和长期盈利等问题，瑞幸还有机会重回资本市场，再次获得投资人的信任吗？现在看，瑞幸的路还有很长。1“逆袭”能否持续？2020年4月，瑞幸承认财务造假，随后公司进行了新一轮裁员。同年5月，钱治亚和刘剑先后被免去瑞幸CEO和瑞幸COO职位，郭谨一接任CEO。上任后的郭谨一改弦更张，叫停了异常烧钱的补贴行为。早期1.8折券和新用户首杯免费的活动已经全部取消，用户经常能够获得的大多是4.8折券。同时，瑞幸一改此前精品咖啡的定位，不再强调所谓“大师咖啡”的调性，而是开发出更多接地气的“网红”爆品，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和职场白领的青睐。从最早的陨石拿铁到生椰系列开始，瑞幸仿佛激发了爆款“小宇宙”，仅2021年的新品量就达到了113款。有媒体统计，2020年四季度和2021年二季度，瑞幸月均客户交易数增幅分别为18.22%和40.75%。而这恰好是第二代爆款厚乳系列和第三代爆款生椰系列推出的时间节点。放下身段，不再碰瓷星巴克，瑞幸反而有了叫板星巴克的能力。在瑞幸恢复增长的同时，星巴克却陷入了困境，根据8月2日公布的2022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星巴克中国区营收大幅下滑40%，门店数量也被瑞幸所超越。除了依靠其打造爆款产品的能力外，瑞幸的“逆袭”靠的是其一以贯之的门店扩张策略。瑞幸二季度新增门店615家，门店总数量达到7195家。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暴雷后的瑞幸，增加的更多是加盟店。图源：壹览商业2021年初，瑞幸开放了加盟店，并对门店统一进行数字化管理。瑞幸的加盟店采用的是0元加盟费的模式，通过销售饮品材料、机器设备获得收入，当毛利达到一定金额时，按比例抽成。2021年，瑞幸的加盟店净增了753家，达到了1627家。加盟店为瑞幸带来了13.06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超过3倍。同时，开放加盟还帮助瑞幸实现了轻资产扩张的目的，大幅降低了新开店成本的支出。迎来转机的瑞幸，也让其管理层开始摩拳擦掌。根据《中国企业家》报道，一位大钲资本中层人士曾透露，“郭谨一现在老说，我们要打造商业史的传奇，尽管这传奇还没有发生。”虽然已经逐渐走出财务造假的阴影，但想要成为商业史上的传奇，重新获得投资人的信任，瑞幸还得摘掉在自己头上悬着的两把利剑。2两大隐患高悬于顶？对于瑞幸而言，解决债务危机和确保扩张的可持续性，决定了未来其能否如愿成为商业史上的传奇。在2022年第二财季，瑞幸净亏损为1.147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768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诉讼支出，以及应税收入的所得税费用1.018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财务层面瑞幸实现了盈利，但事实上瑞幸仍是亏损的。因财务造假导致的债务危机以及罚款问题，依然是悬在瑞幸头上的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图源：瑞幸官网瑞幸只要一天没有正式宣布完成所有债务重组及相关履约义务，其大部分利润都要用于债务偿还，对瑞幸而言，亏损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在债务问题解决前，瑞幸也几乎不可能从二级市场获得任何资金。在最终完成对投资者赔偿之前，瑞幸没有在二级市场甚至资本市场大声说话的权利。这样一来，瑞幸的收入和利润就只能依靠门店。但瑞幸的扩张脚步，很有可能在2022年的下半年有所放缓。据多名瑞幸加盟店主在社交媒体上透露，现在瑞幸已经不再面向新人开放加盟，而是主推老加盟商拓店，但由于点位饱和，即使是老加盟商也几乎没地方开店了，很多地方申请都是“已饱和”。为了保证扩张速度，瑞幸推出了新零售合作计划，进一步放开全国168个城市加盟店资格。这些城市基本都是三线以下城市。这里边就隐藏着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小镇青年”对于咖啡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多高。根据德勤中国调研显示，2020年中国整体的人均年咖啡消费量只有9杯，而日本和美国分别为280杯和329杯。与此同时，在我国的一二线城市，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群的人均年咖啡消费量已经和美日相当了。这组数据既可以解读为三线以下城市是瑞幸发展的蓝海，但更大的一种可能性是，“小镇青年”极有可能就不爱喝咖啡。瑞幸的成功，也让陷入困境的中式茶饮看到了机会。在一二线城市，奈雪、喜茶先后多次下调产品价格，已经与瑞幸的各种爆款产品形成了直接竞争。图源：瑞幸官网比方说，蜜雪冰城就推出了10元一杯的“椰椰拿铁”，其与瑞幸在下沉市场争锋之心昭然若揭。而瑞幸的7195家门店，与蜜雪冰城的上万家相比，似乎不占优势。3“洗不去”的污点瑞幸这两年的发展，似乎坐上了过山车，看上去很刺激，但隐患却不少。当瑞幸为了发展选择舍弃与星巴克在“第三空间模式”下竞争后，就必然要走“流量”路线，但价格却反过来成为了这条路上的绊脚石。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即作为一个在资本市场上有过极大污点的公司，瑞幸凭什么让投资人再次相信他们？商业传奇，可不是那么好炼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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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2022世界5G大会论坛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创始院长孙伟在演讲中炮轰：“运营商靠人为降低4G速率和带宽，逼迫用户购买升级5G服务，这不是商业正路。此话一出，在网络上掀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许多网友为孙伟点赞，认为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专家。而一些业内人士则反驳说，运营商不会人为降速，4G网络速度降低，是因为4G用户越来越多。作为一个4G用户，我可谓饱受网速变慢之苦，尤其在前两天，我的手机网速简直慢得出奇，以前下载一段一分钟的小视频，大概花十多秒，如今十多秒下载的进度还不到5%，让我简直忍无可忍。看到许多网友都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吐槽，看着满格的4G信号却不给力，半天都传不出去一张图；浏览视频时，拉动进度条画面卡顿严重；打手机游戏常常出现延迟问题。一份媒体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5.6%认为4G网速变慢。对于4G网速变慢，运营商们则总在回避这个问题。工信部也曾回应说，这是个别区域、某些时段出现的问题。不过，这样的说法，明显与公众的真切感受不符。孙伟院长指责“运营商人为降低4G速率和带宽，逼迫用户购买升级5G服务，”这是否是4G网速变慢的原因呢，作为非专业人士，我当然无法下定论。然而，运营商们现在大力向用户兜售高价的5G套餐，悄悄取消低价的4G套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用着一个低廉的4G套餐，后来禁不住运营商的忽悠，换成了价格贵一倍的5G套餐，结果感觉体验没好多少，想换回之前的4G套餐，结果被告知，5G套餐没法降为4G套餐。从理论上讲，4G网速变慢，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基站覆盖，拓展带宽来解决，换言之，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对此运营商为何不做呢？说到底，还是4G没有5G挣钱，所以，运营商们把基站和带宽资源，主要投到5G上，而4G，则被变相打入了冷宫。从这意义上说，运营商们即便没有人为降低4G速率和带宽，至少也是对4G网速变慢采取放纵和无视的态度，这其实是一个“阳谋”。运营商们的这种做法，显然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虽然5G是4G的升级版，但5G因为耗电过快，覆盖不足，费用过高，一些手机硬件不支持，所以，不少消费者对5G套餐并不买账。这种情况下，运营商们变相逼迫消费者升级5G套餐，不仅霸道，而且不合理。这样的做法，也抵消了之前国家推动的“提速降费”的努力——现在5G的使用体验，和最初的4G，差不了多少。但现在，消费者必须购买高价的5G套餐，才能获得和之前4G一样的使用体验。运营商们借助所谓技术的升级（但实际体验并未升级），把之前对消费者的让利，悄悄拿了回去，高，实在是高！对于4G网速变慢的问题，媒体之前的报道连篇累牍，但运营商们总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工信部也曾就社会反映的4G网速变慢问题约谈三大运营商，但结果依然不了了之。孙伟院长作为业内人士，公开站出来炮轰运营商，这种不与既得利益同污河流的决绝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的良心专家还是太少了！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文｜西坡这两天又想起来，我大学时候差点去读了国际关系。当时要从化学院转专业，第一个目标就是国际关系。但是旁听了一些课之后，觉得这玩意有点玄乎，最后还是去读了历史。现在回想，这应该是我青春期中二病治愈的一个标志。发病最厉害的时候是高中，我清楚得记得我画过一张图，从中国地图上往北、往西、往南伸出几个箭头，这是我的“中华大军征服全球”图。当时我连我们县都没离开过，跟女生说话都怯，就已经对统一地球胸有成竹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羞耻，但我记得当时毫不尴尬，也不孤独。我的男同学们基本都是国际问题专家，政治、经济、军事无所不通，经常讨论得不亦乐乎。现在每次看到微博、知乎、今日头条的网友们高谈阔论，对全球局势了如指掌，对无人机、导弹、航母如数家珍，人人还标配一副骂死王朗的口才，我都会想起我那张“中华大军征服全球”图。后来我还是读了不少国际关系方面的正经书，我自认为，我的知识结构比市面上绝大多数国际领域的博主更健全，但我几乎不写国际话题。其实即使写了，也没人看。网友谈论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的国际关系，实际进行的国际关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东西。第三个是真大象，但普通人摸不到，只能通过第二个去间接认识。但是学者研究的国际关系，绝不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种。首先有滞后性，对一段国际关系的靠谱研究，往往在几十年后才出来。立马就要爽的网友哪里等得了？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是个例外，但当时的普通人也接触不到。其次，学术著作往往往语言晦涩，充斥着各种理论、各种术语，各种性冷淡的限定词。比如我随手翻开书架上的这本《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这是一本冷战史的名著，豆瓣评分9.4，但只有102个人打分。这本《权力优势》洋洋洒洒900页，但只从1945年写到1953年1月，注释和参考文献就有200多页。其实这本书对于理解当下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很有用的。我抄一下引言里的两段话：“‘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着一场争夺优势权力的斗争……不追求优势权力就等于选择失败。因此，优势权力必须是美国政策的目标。’“优势并不意味着主宰一切。但它意味着可以创造一个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热情友好的世界环境……意味着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和军事态势，如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就可以战胜对手。如果对手觉察到了灾难降临前的预兆，它们就会顺从美国的愿望。”如果你真的对国际关系感兴趣，你应该去读几本这样的书，把认知框架搭建起来。但事实上，网络上的国际关系爱好者，从来不屑于读枯燥的学术著作，他们脑子里没有认知框架，只有一厢情愿的大局观，然后就是一箩筐又一箩筐的野史、俏皮话、段子。网络上流行的国际关系，基本上是鸡汤与春药的混合物，哪个阵营都一样，无外乎比例不同。今天国际上发生一件事，第二天甚至当天就有人写出又爽又长的深度分析文章，这样的文章不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全部都是垃圾。你把那些文章掐头去尾，放在任何一件事上都可以成立。研究表明，长期在网络上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人，智商会下降。这是我胡扯，但是如果真有人做研究的话，大概率能够证实我的胡扯。因为这些人享受的是一种“有格局，没智力”的用脑方式。每天都在谈论宏大的事务，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格局全部打开，但是这种格局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所有的事实都不可靠，所有的推理都不连贯。真正的大人物也不是这样处理国际关系的。你可以去读丘吉尔的两次大战回忆录，会发现一天一天地其实很琐屑，大部分日子都是苦闷、忍耐与等待。大部分的慷慨激昂、高屋建瓴，都是事后增补的。丘吉尔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几个顶尖级别的战略家之一了，他又很能写文章。但是深谙国际事务的中国网友，估计一大半认为丘吉尔是个垃圾，给卢克文、占豪提鞋都不配。我的目标读者，不是这样的一群人。我认为，我们要想避免智力退化，要想保持人类的正常情感，就不能成天在智力下水道里打滚。智力下水道的典型特征是，永远能够轻易地自圆其说。既然怎么说都能圆上，思考能力就多余了，人就会慢慢退化成靠嗅觉生存的动物。智力下水道还有一个通行的名字，叫大棋局。继续阅读大家都是有码的人防止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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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造芯热终于进入了塌房加烂尾阶段，被业内尊称为“大基金”的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事了。01全民造芯的“一芯三吃”7月17日官方正式通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大基金的唯一管理人——华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副总裁路军落马。路军开了个头，大基金高管落马的消息密集传出。诸如大基金深圳子基金合伙人王文忠、华芯投资前副总裁高松涛等人，纷纷落马。7月30日，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总经理丁文武接受审查调查。终于捅破了“芯骗”的窗户纸。“大基金”是由国开金融、中国烟草、亦庄国投、中国移动、上海国盛、中国电科、紫光通信、华芯投资等企业发起的，这么多国资巨头领衔发起的豪华名单，体现了“大基金”豪华的背景。大基金的“国字头”确实不是随便叫叫的，妥妥的“国家队”——我还是很难习惯这个称谓，因为从小听到“国家队”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男足。尽管大众印象中“造芯热”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但其实“大基金”成立更早。大基金一期成立于2014年9月，规模超过人民币1300亿元。投资期为5年，回收期也是5年。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出来，“大基金”的投资周期和造芯热的时间线高度吻合。“全民造芯”2018年预热，2019年大火，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一发不可收拾。造芯概念的神话不断在资本市场涌现；江湖上有名有姓的大企业，或主动或被动，纷纷投身造芯；地方政府出钱出地，拥抱造芯。不是“造芯热”催生了大基金，而是大基金幸运地遇到了“全民造芯”。不管是撞上了大运，还是人造的幸运，“全民造芯”驱动大量资金涌入行业，大基金的业绩是毋庸置疑的。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上市企业，财务回报盆子满钵满，赢得业内一片叫好。可是，芯呢？芯还没见到个影子，房地产倒是搞起来了。7月中旬，和大基金高管几乎同时“失联”的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让人颇生联想。因为，紫光的造芯大业和大基金颇有渊源。大基金一期、二期都投资了紫光，总投资规模超过300亿元。赵伟国是清华电子工程出身，是根红苗正的半导体专业人士。紫光集团是清华校企发展起来的，是根红苗正的半导体企业。但是，赵伟国最出名的不是造出了什么神奇芯片，而是房地产的奇迹。他心心念念的是在新疆老家靠房地产赚了一票，“当时进入房地产就像抢钱一样，我带100万元去新疆，回来的时候已经赚到45亿元，获利4500倍。”在赵掌门的带领下，紫光的房地产事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别人拿不到的学区地块，紫光手到擒来。别人想都别想的价格，紫光笼中捉鸡。没有房企在房地产领域取得过紫光的成就，因为他们不会造芯。至于造芯，赵掌门也是房地产思维的“买买买”，大举并购，豪掷千金，有模有样。可是，被冷眼旁观的郭台铭暗讽“不过是个炒股票的投资者”。以造芯为名，在房地产拳打脚踢的“股票投资者”并不是赵伟国一家，赵伟国也不是“资本红利、土地红利、产业政策红利”一芯三吃的原创者。业内老字号的“国家队”早有先例，此处省略一千字，但要说明的是，不是华为。这等好事，华为不配。中国社会什么事都要分三六九等，商业也是如此。造芯的科技企业无疑是最高等的，而房地产企业是最不受待见的。但是，赵伟国们并没有这样崇高的自觉。造芯行业的真相，让人情何以堪？赵伟国的“失联”和大基金出事，是否有直接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和房地产调控有关。如果不是房地产调控导致紫光的地产板块崩塌，资金链断裂，紫光集团“一芯三吃”的饕餮盛宴还会继续。打房地产，造芯的塌房，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至于紫光集团和大基金之间的关系，是实锤的，几百亿资金的投资都是真金白银。紫光集团和大基金都是资本市场“造芯泡沫”的大镰刀，更是洗不白的。一芯三吃，杯盘狼藉。02他们造芯，和“卡脖子”无关或许有人不解，紫光不是号称“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吗？每年财报都是造芯多少多少，在市场上占有多少份额，白纸黑字能有假吗？这些当然不假，但是此造芯不是彼造芯。中低端芯片的制造在技术上不存在“卡脖子”的障碍，本来就能造。只不过和所有国际产业分工一样，别人制造技术更完善、成本更低，所以用进口的。紫光从来没有造出过可以解决所谓卡脖子问题的高端芯片，一颗都没有。其实，紫光大规模并购的造芯路径就可以想到这一结果，你能买的海外企业都和“卡脖子”无关。要是不差钱的买买买能解决问题，干脆把阿斯麦尔、台积电买回来就是了。芯片行业是高度细分的复杂行业，金字塔塔尖的“卡脖子”被拿来制造热点，紫光们真正造的，都是那些不存在技术替代必要的中低端芯片。紫光之流所谓“最大”，是套着科技神话的产能堆砌，对“卡脖子”焦虑综合征就是个安慰剂。最近一波热炒的电动车“芯片荒”，就和技术“卡脖子”没有一毛钱关系。2020年电动车芯片还处于积压状态，只是主力生产厂商对全球市场的复苏预期不充分，没有充分释放产能，造成了供应缺口。国内“造车新势力”比海外同行更倒霉的地方是，芯片堆在上海的仓库里拿不到，咫尺天涯，是谁卡脖子的？所以，紫光的“国内最大”、格力的“年产一千万颗芯片”都是真的——是真的和卡脖子无关。而芯片产业“国内最强”企业，就更扑朔迷离了。曾经高光的“7纳米希望之光”武汉弘芯，开局满手王炸，结局一片凄凉。2017年11月，武汉弘芯在武汉东西湖区成立，锁定14纳米以及7纳米以下先进逻辑芯片和系统集成，当时宣称总投资人民币1280亿元。2019年底盛大举行了“国内唯一能生产7纳米芯片”的核心设备阿斯麦尔（ASML）光刻机的进厂仪式。为一台进口设备搞那么大阵仗，场子是拉足了。可是，后面的进程让人大跌眼镜。先是因拖欠工程款，3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被查封——统共600亩的厂子被封了一半。也不知道这千亿投资连个建筑工程费都得拖欠呢？2020年初“开箱”一看，号称3560台套设备装机上线，实际上只装了300多套。几百号员工无事可干，读文件、写PPT混日子。疫情冲击是完美理由，可是复工后，武汉弘芯也没啥动静，说得过去吗？病毒可背不了那么大的锅。武汉弘芯后来的曲曲折折、扑朔迷离，就更是雾里看花了。连那台隆重仪式开过光的7纳米神机也不知怎么个着落，据说是被债权方查封了，匪夷所思。总之，“国内最强”、“7纳米之王”的烂尾，有太多谜团有待解释，涉及的资金损失有官方数据，2000亿。这是“全民造芯”的一朵小浪花。大基金牵头，从银行到地方政府再到各大企业，“全民造芯”运动数千亿、上万亿的钱烧进去了，小小芯片竟然成了个天大的漏勺。这的确需要反思，而且是从根子上反思。03造芯的终极规则是合作，不是对抗很多人强调“只有少数科技强国可以独立自主造芯”，这话鸡血效果很足。但是，这是一碗毒鸡血。因为说到底，芯片产业是国际技术合作、产业体系分工的成果。按照“全国产”的标准，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自主造芯，美国不行，阿斯麦尔的老家荷兰也不行。姑且不说整个芯片产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庞大布局，单说核心设备的光刻机，就不是哪个国家所能垄断的。荷兰ASML的7nmEUV光刻机，光源技术是美国的，光学部件是美国的，原材料来自日本等国，10万个零部件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工业国家，最后荷兰以高端组装技术造出整机。10万个零部件的生产，是各国企业都拿出了绝活才有了最后成品的“神机”。你看到的是最后的整机，你看不到的是各国几十年积累的科技力量、资金投入。这样的技术积累，靠烧钱就能烧出来？技术积累的背后还有人才积累，更不是烧钱的问题。高端技术人员培养则是科研、教育体系的长期建设。在这个全球化高科技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完成时代最前沿的科技研发，更不用说短短数年、十几年就实现“追赶”。“全民”VS“全球”，是一场赢不了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本来就不是造芯狂热爱好者想象的那样，规则是合作，而不是对抗。造芯确实涉及中美科技竞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芯片产业的本质——全球技术合作和产业分工的深度融合。对中美两国而言，产业逻辑都不会因为一厢情愿的狂热竞争意识而改变。实际上，美国在高端芯片出口上的“卡脖子”能力，也是有限的。荷兰阿斯麦尔、日本尼康等芯片产业巨头，都拒绝过美国政府过分的要求。她们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中国的产业支持。归根结底，繁荣的中国市场吸引力才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根本保证。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稳固地位，是中国全球地位的立脚点。如果失去了市场繁荣、脱离了全球经济体系，便意味着战略上的落后。陷入了自闭孤立，造芯成功又如何？全球科技高速发展，迭代速度肉眼可见。这边用尽洪荒之力造出了芯，外边可能已经完成了新一轮技术升级。科技差距不会因此缩小，反而持续放大了。苏联闭门造车的科技发展模式，就是前车之鉴。是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体系，争取在优势领域寻求突破；还是定位于“追赶者”，亦步亦趋地追逐人家的影子。哪个才是明智的选择？

近日，安徽合肥多个餐馆因卖凉拌黄瓜遭人举报，结果被罚款5000元。在安徽池州，也有餐饮店老板发帖反映：“我在九华山山下开了一家小饭店，一间门面太小，没办法做起了外卖，谁知道开业一个多月就被举报‘拍黄瓜’。”据该饭店负责人称，该店因此事被举报后被青阳市场监督局处以警告，但此后举报人继续向池州市场监督局举报，青阳县市场监督局依法对该店处以罚款5000元这个事情曝光后，不少地方都开始行动，对违规售卖凉菜的餐饮店进行查处，不过，这些地方没有上来就对餐饮店处以罚款，而是对“首次违法”进行豁免，美其名曰“柔性执法”。我看了一些媒体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很遗憾，大多没有写到点子上，因为这些文章主要纠结于处罚偏重，不够人性化，而没有溯及问题根源，即，相关法规对餐饮店经营凉菜设置的门槛，为何如此严苛？饭店里若制售凉菜，需要办什么证件？依照规定，餐饮单位若要经营凉菜制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项目必须有“冷食类食品制售”一项，否则则属于超范围经营。而冷食类许可的要求，需要不低于5平米的独立空间，具备二次更衣的消毒设施，空气消毒设备和独立的空调。不要说其他的，单单这“5平米的独立空间”，就把绝大多数中小餐馆排斥在经营凉菜的门外了。然而，许多消费者又有对凉菜的需求，怎么办呢？那只有偷偷摸摸做了，所以，中小餐馆经营凉菜，基本处于普遍性违法的状态，执法机关真想去查、去罚，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对于“5平米的独立空间，具备二次更衣的消毒设施，空气消毒设备和独立的空调”这样的规定，执法机关总是强调这是维护食品安全的要求，称凉菜在制作过程中容易被污染，而此观点也得到一部分网友的附和。我个人当然不反对维护食品安全，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中国，许多城市家庭的厨房恐怕连5平米都没有，但在这样狭小的家庭厨房里，我们没有消毒设施，没有独立空调，照样能制作出可安全食用的凉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凉菜的安全和厨房的面积根本没有直接关系，凉菜制作只要严格遵循生熟分开，那基本就不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所以，“5平米的独立空间”，其实是一个“拍脑袋”的规定，纯粹是那些主导立法的大人们，坐在办公室想出的玩意，为什么一定要5平米呢，难道4.9平米就不行了？这样规定的科学依据在哪？我不否认，食品安全需要严格立法和监管，但“严”也要搞对地方，不能该严的地方不严，不该严的地方耍杂技式的严。类似“5平米的独立空间”的规定，除了会折腾那些本分经营的餐饮业主，为“罚款经济”大开方便之门外，对于改善食品安全，又有多大实际作用呢？有这精力，不如好好管管地沟油，管管农药超标、添加剂滥用等攸关我们生命健康的问题吧。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文｜西坡刚刚看到“真实故事计划”的文章《硕博生困于烂尾楼》，说郑州有个烂尾楼盘永威西棠，被誉为郑州业主学历最高的楼盘。在项目1172户业主中，博士、硕士学历的业主就有670人。郑州市自2016年开始实施人才引进计划，这个楼盘有246人享受郑州市人才补贴。想起前几年各地上演的“抢人大战”，不禁疑惑，房子和人到底谁是为谁服务的。这些被现金补贴、房票吸引过来的高学历人才，当初应该是以为，这座城市需要自己，房子是人才的配套设施。而现在看来，人才更像是房子的配套设施。城市需要房子，房子需要人，所以有了人才引进。这个小区的售价比周边房价高出近3000元，则是人才为房子做出的明确贡献。而今，人才已就位，房子却姗姗来迟，更能看出谁的身份较尊贵，仿佛开会或者赴宴，最后到的总是贵宾。这篇报道里提到一个叫王兴文的业主，是郑州某高校的讲师，浙江大学的博士。他现在每天在忙于科研之余，花两小时关注楼盘烂尾的消息，注意力严重被分散。虽然关心，虽然焦虑，但是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妻子不允许他参与线下申诉，因为怕一旦单位知道，受处分。后来，妻子强行让王兴文退出业主群，以避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烂尾楼受害者，也是有单位的人。还记得我们之前写过另外一个烂尾楼受害者吗，那是武汉一个烂尾楼盘的业主，因为担心影响孩子将来考公，不敢停贷（点击阅读）。在大众认知里，高校老师跟公务员大致享受同等待遇吧，都是铁饭碗，都是有身份有单位的人。所以这两个烂尾楼受害者的故事，可以连在一起了。不慎买了烂尾楼，需要继续还房贷，因为孩子将来要考公务员。等将来孩子出息了，有了编，不慎又买到烂尾楼，到时候也不要申诉，因为不能让单位知道。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单位是对受害者的有力制衡。最令人钦佩的是，单位在故事里都没有出场，并没有明确指示不许维权，但烂尾楼受害者光是想到单位可能不高兴，就已经不敢动弹了。那位操心孩子考公的母亲，甚至自己都没有单位，只是想到孩子二三十年之后可能会加入的单位，就惧成了这样。单位真厉害呀。单位比房子、人才都厉害。如果要排序的话，单位排第一，房子排第二，人才排第三。人才还能排个季军，可歌可泣。“单位”是个非常有历史感也非常有现实感的词，曾经我们以为“单位”的现实感会越来越弱，但没想到“单位”枯木逢春、王者归来了。据说现在的审美时尚，是局里局气、厅里厅气，“藏青色或纯黑的翻领夹克，内搭白衬衫，永远黑色的西裤，不苟言笑的表情”。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单位，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严格来讲，私营企业也是单位。但懂事的私营企业职工，从来不好意思讲我们单位如何如何。把单位挂在嘴边的，通常是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的人，他们在抱怨单位的时候，你也会听出来隐藏的含义，“我是有单位的人”。当然，做单位人是有代价的，人们对此心知肚明，比如那些有单位的朋友，通常不会乱发朋友圈。我是属于最不适合有单位的人，不让我说话会要我的命。代价这个词不好听，我们可以说，有单位的人要讲纪律。要讲纪律的地方，不止是朋友圈和烂尾楼。上大学遇到城市里的同学和发达地区的农村同学，发现他们几乎全部是独生子女，而我们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几乎全部有兄弟姐妹。大家彼此惊诧一番过后，开始研究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就是单位。农民没有单位，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就差一些。城里人都有单位，计划生育的效果就显著得多。苏南等地的农村，因为集体企业发达，农民也相当于有单位了，所以计划生育的执行效果向城市靠拢。单位之所以吃香，是因为能给人安全感。而烂尾楼是破坏人的安全感的。但单位能约束烂尾楼受害者不去维权，足以说明单位给人的安全感比房子和钱更多。厉害了我的单位，不，你们的单位。继续阅读王澄澄这样的二傻子，越来越少了防止失联

烂尾楼终于让人忍无可忍了！近日，长沙新力铂园、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南昌新力城、郑州名门翠园等项目的业主纷纷给银行发“强制停贷告知书”，明确“不复工就不还贷”的诉求。这场烂尾楼业主集体停贷的风潮，对银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两天来，各家银行的股价普遍下跌，许多人担心，烂尾楼业主拒绝还贷，将给银行带来大范围坏账风险。我个人判断，烂尾楼业主集体停贷，可能被夸大了，即便有部分业主拒绝还贷，对于银行而言，风险依然可控，并不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过，烂尾楼对于当事家庭的影响，却是“核弹级”的，它毁掉了无数家庭的梦想，甚至把他们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昨天，就看到这样一则心酸的故事。一对名叫亮亮、丽君的小夫妻，通过短视频记录买房的经历。夫妻俩都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相恋于大学，毕业后组成了小家庭，历经几年的打拼，终于在2021年买了房。还贷期间，妻子所在公司降薪，收入大幅减少，这对小夫妻每月同时交着房租和月供，非常吃力。但是，两个人省吃俭用，硬是把每月生活费控制在1000元左右。一次，妻子回家想给老公买块肉，但想到自己的工资，肉变成了豆腐，还说“只能等过年回家，上爸妈家吃肉了”。镜头外的男人笑出了声，网友们也被打动，视频获赞达100万次。尽管生活过得紧巴巴，这对小夫妻却开朗而乐观，他们一有空就去看看自己的房子盖得怎么样了，站在未竣工的小区门前自拍，自豪地宣布我们家的房子“盖到X层了”。然而，不幸的是，仅仅半年之后，他们购买的房子遭遇烂尾，工地停工，生活从此变得黯淡，他们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光彩，有的只有无助和茫然……这对小夫妻的遭遇被披露后，引来一片同情之声。许多网友把他俩的不幸，归结于期房，比如，在相关讨论中，一个点赞最高的留言是，“不该有期房这个东西”。众所周知，期房的始作俑者是香港，在当地被称为“楼花”，大陆房地产这一制度，抄的是香港的作业。然而，同样是实行期房买卖，为何在香港很少听到有烂尾楼的新闻？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抄作业，只抄了一部分，即有利于开发商和银行的那部分，对于有利于消费者的那部分，往往选择性忽视了。比如香港的银行，只有在所有验楼程序完成后，才会向开发商发放按揭贷款。一些国家在抄香港作业时，也非常注重这一点。这里也澄清一下，网络一直有传言说，国外不存在期房制度，这其实是一个谬传，期房对于降低购房者成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加拿大，买房人若购买期房，只有在交房时才启动贷款月供流程。此外，根据加拿大的法律规定，买房人缴纳首付款，签合同时只需付5%（有的州允许签约后购房者有1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购房人可无条件解除买卖合同并拿回订金）。270天(9个月)内再付10%，540天(18个月)后付5%。而像我们这样，买房人连房子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每月都要雷打不动还月供，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些年来，由于烂尾楼不断暴雷，监管部门出台了许多办法，但是，这些办法看着很复杂，执行效果也不令人满意。。我觉得，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只需关键两条就可以了一是预售资金谁监管，谁负责，监管部门或银行若违规向开发商拨付预售资金，出现烂尾楼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是添加“交房后启动月供”的条款，为买房款加上第二道保险。既然是抄“作业”，那就老老实实地抄，难道不是吗？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经典原味×12杯’价格2253元，顺丰冷运，急速发货。”在某电商平台，类似这样的茅台冰淇淋售卖信息满屏都是。但需注意的是，相比66元/杯的官方售价，上述电商平台的套餐价格折合188元/杯，已溢价近2倍。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茅台冰淇淋的推出是茅台主动向年轻消费群体靠近的首次突破，意在打破以往大众对茅台产品“传统、稳重、商务”的刻板印象，用时尚、年轻的冰淇淋形式向消费者展现茅台“创新、活力、时尚”的另一面。现在的市场语境下，要想为某种东西的诞生寻找漂亮的理由，真的不是一件难事。尤其对那么十分关注公关的企业来说，就更不是难事，会在企业推出新品时，进行各种各样的包装，做最大力度的推广。哪怕是一个毫无炒作价值的东西，只要敢炒、只要想炒，也能炒出巨大的价值来。只是，茅台推出的冰淇淋，是否具有这样的炒作价值，是否就能让茅台因此而变得更加具有创新活力和时尚魅力，只能笑笑，或者先看看。甚至担心，会有人发问：茅台是否要将此作为筹码，再次给茅台总工申报院士呢？实际上，推出所谓的时尚冰淇淋，并不是只有茅台一家，恒顺醋业等企业，也都推出了调价冰淇淋。只是因为名气没有茅台大、没有更大的炒作价值，也无法像茅台那样，把茅台酒的“味道”塞进冰淇淋中，从而让人产生一些格外的想象，多一些自我满足感，才让茅台冰淇淋披上了神秘的光环。实际上，就是一只冰淇淋，穿上马甲的冰淇淋。看到茅台冰淇淋被如此炒作，禁不住就会让人想起巩汉林和赵丽蓉共同表演的那则招揽顾客的小品。最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不就是一瓶普通的酒吗？我就不相信茅台能把冰淇淋做出LV、香奈儿，能把冰淇淋做成苹果、华为。曾几何时，一杯奶茶上百元，且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结果没有多长时间，就烟消云散、人空楼去，只因为，炒作之风过去，原形毕露了，猪也落到地上了。现如今，一杯冰淇淋上百元的大戏，又在茅台等身上重演。那么，到底是炒作之下的昙花一现呢，还是真的能够引领冰淇淋时尚新潮流的一种文化。从冰淇淋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茅台并不是首创，大大小小的冰淇淋，企业、商家推出过很多很多，也有借助名企做背景的，但是，大多也就一阵风。风口过了，也就猪落地了，没有掀起什么风浪。真正留在市场的，还是那些传统的冰淇淋，他们通过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调整口味、适应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一直占据市场，成为市场主流。这些传统产品，没有过大红大紫，也没有过大起大落，与消费者的感情，没有过如胶似漆，却一直具有浓浓蜜意。茅台冰淇淋大红大紫，更多的还是炒作所致，是在茅台刚刚推出此款产品、数量有意控制情况下的“饥饿式炒作”，可以把价格炒上天，却无法让产品真正落地。不需要多长时间，热度过后，也就会回归平淡。冰淇淋就是冰淇淋，推出的时间如此之短，就把价格推得如此之高、炒得如此疯狂，摔下来，一定会很重很重，重到被人吃不动的问题发生。有句话叫做钱多人傻，茅台抓住年轻人追求时尚的心理，推出这样的冰淇淋，一定程度上也是抓住了年轻人为了时尚可以不惜代价的行为，让年轻人玩一次钱多人傻的举动。这么多人，当然也会掀起一场消费风暴的。只是，钱多人傻的热闹劲过去之后，茅台的光环也会逐步褪去。那么，什么茅台冰淇淋，恒顺冰淇淋，都会被打回原形。如果赵丽蓉老师还活着，一定会说，“还是一瓶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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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节跳动以及尊敬的张一鸣董事长：你们不好！”7月6日晚间，当当一则声明开宗明义，怼上字节，引发关注的同时，也让不少人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仔细阅读全文发现，当当的不满与华为的一则撇清关系的声明有关。那则声明中，华为辟谣了“北大教授陈春花是华为的军师，任正非甘愿当她司机”等网络传言。而从当当的表态看，这种网络传言的炒作，实际是盗版书商是销售盗版书籍引流，将一两篇文章反复杜撰成不同版本。事实上，此前已有不少媒体揭露了这一灰色产业链，除了任正非之外，许多知名企业家都有涉及，流传甚广的谣言，除了“华为军师陈春花”，还有“张一鸣、王兴、张小龙清空社交平台言论”等等。这些涉及知名企业家造谣网文下方，都不约而同地附上了一些购书链接，点击就会跳转到不同电商平台的网店，销售的正是相关企业家的社交语录盗印书。而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大量以“王兴饭否”、“张一鸣微博”为关键词的书籍在热售，有些商家甚至打出“中国企业家内刊”等营销噱头。而这些书的售价更是不菲，最高达六百多元。通过散布企业家“清空社交平台言论”等谣言，勾起大众的好奇心和窥探欲，一些盗版书商借助这样的“流量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互联网时代，流量已经成了某些人发财致富的捷径。此前，我们已经看过太多营销号炮制虚假消息收割流量的新闻。比如，大V黄生发布“爱国爽文”，售卖理财产品，导致5000人被套6个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而眼下互联网行业的强监管，又使某些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他们把一些互联网企业家视为“流量富矿”，肆意进行开采，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异想天开，制造出一篇篇耸人听闻的热文，做着一本万利的买卖。这门生意有多赚钱，从今年执法部门公布的几起案件就能看出端倪。枣庄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制售非法出版物案件，涉案金额7亿余元，非法获利3200余万元。今年3月，湖南某县“扫黄打非”办打掉村里的2个非法出版物窝点，查获图书1万多册，初步查实涉案金额就达20余万元。收缴现场的图片中，王兴等互联网企业家的言论合辑赫然在列。这种流量生意让少数人得利，背后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却极为昂贵。有言道，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在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下，每个人既是受众，也是传播者。当谣言的传播迅速催生出一种现象，一种情绪，企业的辟谣速度再快，也跟不上谣言传播速度，再有力的事实澄清，也难以打消已经形成的社会成见。于是，谣言对于企业家和企业造成的伤害，往往难以逆转，相关企业被拖进一场无休无止的，传谣与反传谣的消耗战，往往弄得精疲力竭，这对企业的正常经营，必然造成很大的冲击。谣言的传播，影响的不仅是相关企业，还有当下的营商环境。舆论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与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鱼和水的关系，如果水质出现恶化，必然威胁鱼儿的健康和生存。记得一位企业家曾痛心疾首地表示，“不实舆论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伤害是无形的，民企的信心就是在这样的‘人言可畏’中逐渐流失。”然而，近年来，中伤企业家，博取眼球，甚至谋取不法利益的谣言案例一直屡见不鲜。2017年9月13日，一条“最励志的终身创业老人褚时健于9月13日逝世”的消息曾刷爆了网络，好好的企业家“被死亡”。而为了辟谣，褚时健和家人不得不出来面对媒体。表面上看，单个的谣言杀伤力有限，但事实上，当涉企谣言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不断占据舆论场，很容易扭曲公众的认知，给企业家群体带来莫大社会压力，让他们陷入焦虑，丧失安全感，削弱他们对于市场，对于未来的信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活力的释放。这样的局面，与国家层面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为民营经济和民企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舆论氛围的要求，无疑背道而驰。更要看到，诸如企业家“清空社交平台言论”的谣言，还会加剧社会的撕裂和对立。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社会断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往往相互远离，相互隔阂。这其中，企业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断裂，尤为危险。近年以来，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民粹思潮蔓延等原因，部分民众本来就对企业家存在着种种误读，仇富心理潜滋暗长。而一些人利用国家监管政策和企业爆出的新闻，自行加戏，大量传播歪曲事实的文章，这将使得更多人被误导，让公众情绪陷入焦躁和盲目，不断扩大和加深已经存在的社会裂痕。可见，涉及企业家的谣言，危害绝不能小觑，其背后的灰色产业链，更是一颗经济毒瘤。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去年，中央网信办就部署开展“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其中重点强调，将整治蹭炒社会热点，炮制所谓的“热文”、“爆款”，刻意煽动网民情绪进行恶意营销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权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评价和监督，但这一切，应当建立在符合事实，尊重常识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无端猜测，甚至恶意编造。强监管之下，公众关注互联网企业及其管理者动向无可厚非，但也要睁大双眼，警惕有些人浑水摸鱼，煽动公众非理性情绪，吸引关注，收割流量。当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出现时，理当及时、精准打击，从而正本清源，疏导淤塞的公众情绪，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企业家与社会公众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企业家要守法经营，努力回报社会，社会也要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友善、清澈的舆论环境，向抹黑造谣和情绪操纵“说不”，让企业家卸下不必要的负担，轻松前行。正如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曾说过的，请“让我们这些有良心、守规矩的企业免受谣言的伤害。让企业家和企业都能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忙着辟谣。”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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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牛奶”麦趣尔翻车了。近日，浙江庆元县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抽检公示：新疆麦趣尔集团生产的2批次纯牛奶不合格，原因是被检测出低毒类添加剂丙二醇。随后，市场监管总局予以确认，市监总局抽查了十余款市售纯牛奶，发现只有麦趣尔公司生产的6批次纯牛奶检出丙二醇，检出值在0.264克/公斤—0.363克/公斤。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新疆市场监管局尽快查清麦趣尔公司违法事实，依法严厉查处，及时公布查处情况。近两年，麦趣尔频繁出现在各大直播间，并因为“好喝”得到了网友“惊为天奶”的评价。翻看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的记录，“奶香浓郁”被认为是麦趣尔的最大卖点。现在，谜底终于解开了，丙二醇是香精常见溶剂，麦趣尔牛奶中的特殊奶香，很可能是人工香精所调出来的。作为继三鹿之后又一严重牛奶质量丑闻，麦趣尔引发舆论的公愤。可此事的发展脉络却颇为诡异。先是庆元县市场监管局发布麦趣尔纯牛奶不合格的公告后，这份官方公告莫名其妙就下架了。然后，就在官方宣示严查之时，麦趣尔先声夺人，发布了一份自查通报称：根据初步排查情况，不合格产品系由公司在纯牛奶和调制奶两种品类生产切换过程中未能有效清洗产品罐线的残留调制奶，导致调制奶中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含丙二醇成分）混入纯牛奶。在我看来，麦趣尔这份自查通报，实在漏洞百出。好吧，就按麦趣尔所说，纯牛奶丙二醇，是残留调制奶“污染”所致。那么，就让我们算一笔账，丙二醇被国家标准批准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用量限值是1.5克/公斤。官方抽检的麦趣尔纯牛奶的丙二醇含量，在0.3克/公斤上下。要达到这个结果，大概需要一份含丙二醇的调制奶，和四份不含丙二醇的纯牛奶混合而成。换言之，麦趣尔生产100公斤纯牛奶里，应该含有20公斤左右的含丙二醇的调制奶，如此高的含量，能称之为“残留”？那么多批次都出事，也是因为残留？信你个鬼！我很担心，“残留”之说会不会成为麦趣尔处理的最终结论。毕竟，人家麦趣尔可是一家上市公司，是当地的重点企业和纳税大户，地方上要查的话，能舍得下重手吗？或许，我的担心只是杞人忧天。但是，我还是认为，真要查清麦趣尔违法添加背后的内幕，应当比照长生生物的查处，即，由国家相关部门主导调查，从而屏蔽地方利益的干扰。我还有个困惑，既然丙二醇属于低毒类添加剂，为何允许在调制奶中添加呢？调制奶难道就不是奶了，事实上，许多人都搞不清调制奶和纯牛奶的区别，许多学校给学生发放的牛奶，都是用调制奶。我查了一下，对于丙二醇合法添加到食品里，其实存在争议。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丙二醇不仅添加在调制奶中是合法的，也被普遍作为食品添加剂，允许用于面条、饺子皮等生湿面制品。为此，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高级工程师谢华民曾呼吁，民众的主食品，安全重要性非一般食品可比，应该考虑彻底禁用丙二醇。谢华民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技术评估是评估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技术必要性和安全性，但完全缺失“综合社会效果评价”，滥用的现象被熟视无睹。丙二醇可以合法添加到调制奶，面条、饺子皮等日常食品里，导致民众高频率摄入，无疑是一种滥用。虽然丙二醇属于低毒，但谁又知道这种长期的摄入，对于身体健康有没有潜在伤害呢？所以，要查的不仅是麦趣尔，更要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终结丙二醇等食品添加剂的滥用，把公众的健康真正放在第一位！鱼眼观察作者简介：

昨天，无意中看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马毅教授发的一个帖子，心中五味杂陈。据他介绍，一个国内来访问的成都电子科大的博士生，科研水平非常优秀。这个博士生准备今年九月份毕业，四月份就早早提交了博士论文。结果被成都电子科大以外审有意见（完全是误会和格式等小问题）等原因说错过校内学位评审时间，被通知无法再拿到博士学位。期间，与校方各种交涉，却遭遇各种推诿，官僚到了极点，对学生也可以说是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无奈之下，这个博士生只有到香港科技大学去重读博士。读一个博士，意味着寒窗苦读二十余载。然而，熬了二十多年，眼看到手的学历，说没就没了，如此一幕，让人寒心，更让人气愤。我不知道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具体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但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拿出相关“规定”为自己的官僚做派辩护，美其名曰按规矩办事。然而，一旦学校的管理目标不是为学生服务，当一个优秀的学生却不能从学校正常毕业，所谓的“规定”合理性又在哪里？我有些怀疑，这个事情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比如学生得罪了导师，或者他卷入了学校内部的纷争，等等。当然，这纯属猜测，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学生和导师关系非常好，而导师背景深厚，或是一方学阀，或担任校领导职务，恐怕类似给学生设绊不让毕业的情况，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发生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发生这种事，并不让人奇怪，此前，该校曾爆出“郑文锋副教授因贬低四大发明遭停课”事件，引发外界铺天盖地的质疑。当时，郑文锋在课堂只是说了“

据九派新闻援引外媒报道，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马来西亚的康乐公司避孕套产品的销量下降了约40%。“线上在稳步增长，线下有受到影响，整体来看，从2020年疫情爆发后到现在，（避孕套销量）整体下滑率在10%以内。”诺丝科技的董事长江志铭说。来自天眼查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今年6月20日，有超过4万家避孕套生产企业注销，平均每年注销1.73万家，远多于2019年的注销数据（14987家）。曾经，在大流行开始时，不少厂家认为，这是避孕套产品的重大利好。桂林恒保健康防护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智强曾说过：“对于旗下避孕套产品倍力乐而言，这或许是天降大任。”但大流行三年后，厂家们发现，自己失算了。01厂家的误判避孕套厂家的老板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大概是以为疫情一来，人们外出活动减少，而性生活次数则会增加，因此避孕套的销售应该大涨才对。但残酷的现实，把他们从幻想中拉出来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厂家错估了避孕套产品的使用场景，因为据大象品牌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市场避孕套的使用场景，接近一半是发生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既然一半的使用场景不是在家庭里面，那把人关在家里怎么会增加消费呢？反而因为大流行阻隔了人们的流动，将那一半在家庭之外地方的消费给斩断了。那么这个判断是避孕套下降的核心原因吗？也许另一个资料，才是更加关键的原因。2020年年底，世界最大的医学和其他科文献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期刊Sexologies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COVID-19对性生活的影响》。这份报告指出：从数据分析来看，在大流行之前，人们性行为的频率比大流行期间高了4.4倍。这个数据换一个解读方式是，在大流行开始后，人们性行为的频率下降了80%以上。这个数据太不可思议了吧。关在家里的人们，不造娃，不搞点运动，到底在干什么呢？两个人呆着不无聊吗？但研究就是表明：疫情不但没有增加性行为的频率，反而是大幅降低了。可见，大流行期间，人们的行为习惯被深深地影响了，哪怕是私生活。这种百年难遇的大流行，厂家也没有经历过，他们出现误判也属正常。也许从另一个数据，我们也可以观察这个结果。2021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为0.3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意味着，2021年的出生人口又较此前一年下降了138万人。新出生人口大跌，或许也是这一论断的间接证据。那这背后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02多重因素的叠加我们可以观察日本早前发生的事情，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日本东北大学的经济学家吉田广司和石垣正弘对2014年至2015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和统计，发现2014年4月日本有1632万儿童，但到了第二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617万，背后的原因很有意思！原来日本人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迅速下降，尤其是年轻人。日本计划生育协会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9.3%的18-49岁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去一个月内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比两年前的数字高出10%。2011年的调查发现，18-34岁的未婚男女中有61%和49%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这意味着他们处于“纯粹”的单身状态，不想改变这种状态的人群，比例也增加了10%。图片来源：《谷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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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光近日，两份“另类”销售海报在网络流传。一份出自河南商丘市民权县的建业河畔洋房，活动内容为“2元/斤，小麦换房”，最高可抵16万房款；另一份来自河南开封市杞县的建业城，“5元/斤，大蒜换房”。两份海报分别印有“爱心助农、高价收购小麦抵首付”、“爱心帮扶，助力安家”的字样。两个楼盘的销售人员证实了海报中活动的真实性。这两个商业推广在网友看来很雷人，可站在开发商的角度，确实是很精明，是根据特定对象的“精准降价”。对于县城来说，商品房最大的潜在客户群体就是进城的农民。而要吸引这部分群体，拿他们最熟悉的农产品说事，显然会比市场惯用的打几折更有效。小麦和大蒜换房，本质上其实就是打折促销。当地的小麦和晾干大蒜的市场价约1.5元/斤上下，相比之下，2元/斤、5元/斤的换房收购价实在是良心。“2元/斤，小麦换房，最高可抵16万房款”，也就是说，8万斤的小麦拿到市场上卖，通常也就卖12万，但是拿去换房，就能抵16万房款，等于变相给降价4万。对于有买房意愿的家庭来说，这确实是很大的优惠力度。从市场反馈来看，不走寻常路的促销手段效果也不错。据悉，5月22日-6月6日期间，开封市杞县的这一楼盘获得来电咨询2859组、到访852组、成交30套，16天成交约86万斤大蒜。市场经济讲究自由交易，只要合法合规、你情我愿，开发商的促销手段即便看着有些许奇葩，倒也无可厚非。不过这种农产品换房的方式，也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担忧。如果都是现房，一手交钱一手拿房还好，如果是期房，现在楼盘烂尾的风险很高，一旦后续出问题，这些相对弱势的农民岂不是被坑了？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河南郑州近两年已经被陆续曝光过多起烂尾楼事件。就在最近，“郑州最高学历楼盘停工”还被推上热搜，当地引起的大批高学历人才，都买在同一个楼盘。可是因为开发商资金链和信用出问题，楼盘停工，数百名的硕博业主写了七万字维权文章，目前项目还是无法复工。一般认为的社会优势人群，遇到楼盘出问题，尚且欲哭无泪。这些拿小麦、大蒜换房的，当然也就更让人担心。说白了，大家不是质疑小麦、大蒜换房的交易方式有问题，而是对楼市的风险不放心。担心急于脱困的开发商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就把好容易凑够首付的农民拖下水。网友的一句“灵活购房，恶意烂尾”，虽然言之过早，也未必准确，但确实一语道尽了民众的忧虑。随着楼市政策的松动，各地都在挖掘市场的买房潜力，首付比例和公积金政策等一再放松，大大降低了买房门槛。这在短期内对于恢复经济可能有好处，可如果用力过猛，也难保不会再次加剧楼市风险。这个风险包括买房者无力偿还房贷以及开发商跑路导致烂尾等。所以，除了提醒买房要量力而行外，更重要是的对开发商的资金和信用监管到位，尽可能降低后续风险。（点击下方公号名片，阅读更多精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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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总会结束，生活还要继续。关注民生是百分百正确的，但如果疫情后，企业关停，失业增加，那么不仅民生会受影响，显然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后者也是不亚于疫情防控的大事。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