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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赟冰：纪事本末体源流新论
内容摘要关于纪事本末体的渊源，历来聚讼纷纭，然既有诸说，实皆未得要领。宋人异口同声，将《通鉴纪事本末》称作类书，足证其编纂手法主要借鉴类书，某种意义上，可谓纪事本末体源出类书。盖自隋唐以降，类书的范围不断扩展，编纂手法日益丰富。宋人读书治学，应付科考，普遍借助类书之法。在此历史背景下，袁枢欲改编《通鉴》，使之易读，便自然而然地取法类书，同时又稍变分类标准，创造性地将同属一个事件的诸条归并为一类，使一事即为类书之一类，一类即如著述之一篇，从而无意间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宋代以降，因各种复杂情由，纪事本末类著作在官私目录中从散入诸类到独立成类，纪事本末体逐渐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史体，其源出类书的历史事实，因而幽隐难识。回顾、反思既往的研究理路，提醒我们在学术史的讨论中，须时时注意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落实具体的历史联系。作者简介张赟冰，男，1991年生。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历史文献学、史学史、书籍史。纪事本末体成熟光大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自来没有异议，然其滥觞于何时，渊源自何书，却长期聚讼纷纭，讫无定论。或认为其肇自《尚书》[1]，或认为其源出《左传》[2]，此二说由来已久，秉持者最多，影响最大。或认为《铎氏微》和《虞氏春秋》皆是纪事本末体著作[3]，或认为清华简《系年》已具备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4]，此二说相互呼应，共同将纪事本末体的起源上溯至战国时期。或认为元晖《科录》“实纪事本末一体之滥觞”[5]，或认为王劭《隋书》“是纪事本末之创体”[6]，此二说业经学者驳正，显然难以成立[7]。或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归根结底是“《春秋》经、史性质千馀年持续发展的结果”[8]，或认为“纪事本末体源出自《左传》学中的纪事类编学”[9]，此二说跳出仅仅在史书体例中寻找其先声的局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上诸说结论各异，难以调和，但假如说追溯纪事本末体的渊源，须从《通鉴纪事本末》出发，须首先正确认识该书的特征，当无疑义。然今人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认识，基本上沿袭《四库全书总目》的观点，反于宋人之说了不在意，殊不免义有未安；而若以宋人之说审视《通鉴纪事本末》，却会发现，我们对纪事本末体的渊源与性质，有可能得出一番迥异于前人的全新见解。一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认识宋严陵郡庠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前有章大醇序一首，历来论纪事本末体者似乎未曾留意，其云：类书之作，盖以便观览、便检阅而已，而士子遂谓场屋之计，可取具于类书，而涉猎淹贯之学，日以不足。以便而媒其怠，非类书本意也。温公《通鉴》之作，上下千馀载，治乱兴亡之迹，约而为二百九十卷，盖以便乙夜之览，博古君子岂当求便于此？是书又随事摭其本末而类之，盖犹惧学者以《通鉴》为汗漫，读之而莫得其统也。袁公惠后学之意深矣！学者能因《本末》而详之于《通鉴》，因《通鉴》而博极于群书，庶无负袁公类聚之旨。不然，因便以滋怠，袁公将有遗憾于是书矣。[10]《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淳熙二年严陵郡庠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卷首章大醇序按章氏序《通鉴纪事本末》，却从类书说起，且称此书改编《通鉴》的方法为“随事摭其本末而类之”，又告诫学者“无负袁公类聚之旨”，显然在章氏看来，《通鉴纪事本末》分明是一部类书。章氏之言，并非一己之奇谈。大约同时代人姚勉，作《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述该书体例，有“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云云[11]，同样将类编视作《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特征。《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宋人评价不一，但对其编纂手法的认识，却大致相同。《翰苑新书》引游洚所撰《袁枢行状》载：“上曰：‘史书编年，事多间断，莫详始末。’龚公对曰：‘近有太学录袁某，尝取《资治通鉴》各分条目，辑为一书，谓之《通鉴纪事本末》，颇便观览。’”[12]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称“或乃病其于古无初，而区别之外，无发明者，顾第弗深考耳”，认为“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13]吕祖谦亦称：“今袁子掇其体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以易，意亦笃矣”。[14]可见，无论誉之者还是非之者，无论称赞《通鉴纪事本末》“颇便观览”还是“曲有微意”，都认为其编纂手法主要是“分条目”、“区分”、“区别”，而这也正是类书的编纂手法。因此吕祖谦在称赞《通鉴纪事本末》之馀，又告诫“学者毋徒乐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难”[15]，这番忧虑之意，与章大醇所言相近，是历来学者对类书弊端的常见批评。再证以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同类著作的认识。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与《通鉴纪事本末》成书时间相近，体例亦相似，且同样是为了解决读编年体史书时“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的难题[16]。章氏自序言其缘起曰：“古今人用力于是书（引者按：即《左传》），亦云多矣，而为之事类者，未之见也”。说明章冲对其书的定位是为《左传》编辑“事类”。又述其编纂手法曰：“原始要终，攟摭推迁，各从其类。”又感慨曰：“惜乎先生已没，不及见类书之成。”[17]是则作者本人明确将《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称作类书。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四十卷、《中兴治迹统类》三十五卷，书名即有“类”字，赵希弁《读书附志》亦将其归于“类书类”，却称其“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统而类之”[18]，可见宋人认为《通鉴纪事本末》便是类书体。一部著作采用何种编纂手法，除作者自道外，知识体系相近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最值得重视。前举宋人之言清晰地表明，宋人并未对《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和手法感到惊异，既没有视之为异乎前修、别开生面的创造，也不认为其继承了前代已有的详叙一事本末的纪事手法，而是异口同声地将之称作类书。既然素来公认纪事本末体创立于《通鉴纪事本末》，而《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和手法主要借鉴类书，或者径可称其为类书，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纪事本末体源出类书。二宋代“类书”的义涵如何准确理解宋人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认识？首先无疑需要厘清宋人所谓“类书”的义涵。“类书”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其范畴和内涵因时而异。自魏修《皇览》，首开类书之体，经南北朝、隋、唐之发展，类书数量不断增加，内容和手法日趋丰富，至宋代更加光大，其包罗涵盖远较前代广泛。只需对观《旧唐书·经籍志·类事家》与《新唐书·艺文志·类书类》之收录，即可明了。前者沿袭唐开元间毋煚《古今书录》之规模，大体反映了中唐时期类书的范畴，后者则较多反映北宋时人对类书的认识。从《旧志》到《新志》，类名由“类事”改作“类书”，收录的书籍也大幅增加，这番目录学方面的变化，直观地体现了中唐以后类书范畴的迅速扩展。宋代众多公私目录，诸如《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中兴馆阁书目》、《通志·艺文略》、《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专设类书类。宋人所言“类书”之义涵，从中即约略可见。关于类书的研究甚夥，然几无例外按照内容区分类书的类型，以建立论述框架，却鲜有根据其编纂手法之不同，对类书之流别进行区分和梳理。[19]此处我们主要以宋人各家目录皆入类书类的典型著作为考察对象，据其编纂手法及相应的意图，可大致将其归纳为以下四种。一是分门类事，以期“包罗万象，总括群书”[20]。这是类书初起的意图与手法，历代敕修的大型类书，如北齐《修文殿御览》、宋《太平御览》，亦率多如此。这些类书以载事更多为贵，具体的编纂方法是博采群籍，详细抄录，巨细靡遗，且各明出处。二是摛藻摘丽，供诗文取材。作诗作文，需引用典故，润色词藻，汇录经史百家可援用于诗文之字句，临文翻检，庶免搜肠之苦。虞世南《北堂书钞》，系“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而成[21]；白居易《六帖》，“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22]，是此类代表性著作。其意图既然是积累词藻，因而其编纂手法主要是抄撮丽辞佳句，至于详细的原文及出处，则不甚重要，或以小字注明，或干脆省略。三是删繁取要，以便省览。典籍宏富，难以遍观，撮其精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即便是卷帙浩繁的大型类书，有时也有删汰烦冗的需要。刘肃《大唐新语》载：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23]《初学记》不仅较《修文殿御览》之辈简要，而且编纂手法也大有不同。因其意在删繁取要，故不能如《修文殿御览》般详细抄录；又因其意在便他人阅览，非徒私人检核，故不能如《六帖》般“割裂饾饤”[24]。其所撮录，犹需次序秩然，前后连贯。《四库全书总目》称《初学记》“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他类书独殊”[25]，非过誉之辞。这显然需要纂修者做出一定的改编撰作，意味着这种类书已不再是纯粹的抄撮之作，而具有一定的著述性质。四是综贯条理，以考因革源流。宋代公私目录多将通典、会要之属归入类书类，惟陈振孙独持异议，认为“通典载古今制度沿革，会要专述典故，非类书也”，将其归入“典故类”，但也承认“凡通典、会要，前志及《馆阁书目》皆列之类书”。[26]这说明在南宋时期，主流看法是将通典、会要视作类书，陈氏之分类只是特立新见。正如魏了翁所言：“杜氏《通典》之书，包括古今，涵贯精粗，人习焉不察，例以类书目之。”[27]宋人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无理，《通典》用以考制度沿革的具体手法，主要就是分类抄录史事和议论。李翰《通典序》述此书之编纂曰：“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28]李翰与杜佑同时而相友，所言当近乎其实。但《通典》究非纯粹抄撮之书，其缘起之初，即卓然有成一家言的著述之意，因此书中抄录旧籍，是为著述服务，如同修史援引史料，当照录则照录，需剪裁则剪裁，且不必一一注明出处，而于抄录之外，又撰作“说曰”、“议曰”、“评曰”之类，以著明己意，其“著述”性质十分明显。综上所述，隋唐以后，类书的范围日益扩展，举凡以分类之法编排，且一时无类可归之书，皆被归入类书，遂使类书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及至南宋，类书之义已包含极广，类书区别于其他门类的标志，不在于学术流派，也不在于书籍内容，而仅在于是否主要采用分类之法编排内容；其具体的分类手法十分丰富，所能实现的著述意图亦非常广泛。袁枢对《通鉴》“各分条目”，“区别终始”，全属抄撮，但颇加甄综，富有条理，其手法，其意图，皆与通典、会要之属相近，按照宋人的普遍观点，这正是典型的类书，故作者无需自言，时人亦没有异辞。三类书手法的应用与袁枢的创造袁枢为何借鉴和采用类书的编纂手法？袁枢在借鉴成法的基础上，又是否有所创造和发明？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管理知识的重要手段。如上文所述，随着类书范围的扩展，具体的类编手法也日益丰富。对宋人而言，无论是便于详览还是利于检索，无论是兼收并蓄还是钩玄提要，无论是横向对比还是纵向贯串，举凡知识管理的重要命题，以及读书治学的常见需求，皆可在类书中觅获良法。事实上，宋人读书治学，的确普遍借助类书与类编之法。吕本中《童蒙训》记其父吕希哲尝言：“读书，编类语言相似者事做一处，便见优劣是非。”[29]这是以“编类”作为读书的通用方法和日常做法。宋人应对科考，多将类书视作捷径。北宋时期，这个现象便已十分突出。政和四年（1114），权发遣提举利州路学事黄潜善奏称“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请求“特行禁毁”，于是“诏立赏钱一百贯告捉，仍拘板毁弃”。[30]降及南宋，此风丝毫不减。庆元四年（1198），右正言刘三杰言：“曩者以科举之文虚浮迂僻，典贡举者摘其辞而显黜之，一洗异时之弊矣。然而四方士子传闻不审，但见主司命题，欲求实学，率皆采取传注，编摭故实，或搜求陈腐之类书，以备场屋之用。至于词采议论，殊不留意。”[31]稍晚于此的岳珂也指出：“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转致传习，率携以入棘闱，务以眩有司，谓之‘怀挟’，视为故常。”[32]宋廷反复禁而不绝，充分体现了场屋编类之书深受士子的喜爱和依赖。对当时很多读书人而言，场屋之书才是其长年精力所注之处。通过科举，类书及类编之法无疑会对宋人产生既深且广的影响，后虽从事学问，也往往取益此法。大儒胡安国曾教子弟：“学者必求仁，须将孔门问答仁处编类考察，自体认一个紧要处方可。”[33]又如葛焕礼所缕举，宋人类编《左传》之书极多[34]，可见宋人治经亦使用类编之法。一旦回到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便不难理解，袁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35]，欲改编使之易读，自然而然会借鉴和采用类书的编纂手法。不过，袁枢并非纯粹因袭成法，而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在《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类编之法虽然多样，但都是将不同的事物与事件按照一定的标准归于一类。前已言之，类书初起，原为分门类事，以有限的部类门目[36]，统摄多多益善之事，自然一类之下包含诸多事物。此后类书在各方面虽不断发展，但这个核心特征却从未改变。即便并非典型类书，而是用类书之法改编旧籍的著作，如葛焕礼所谓《左传》“纪事类编”诸书，也同样如此。且就葛氏所考言之，杨均《鲁史分门属类赋》、叶清臣《春秋纂类》等，乃以主题分类；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郑昂《春秋臣传》、沈括《春秋左氏纪传》等，乃以人分类；宋敏修《春秋列国类纂》、周武仲《春秋左传类编》、句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等，乃以国别分类。[37]各主题、各人、各国之下，仍包含多事。而袁枢首创新义，以贯串事之本末为意图分并《通鉴》的各条纪事，将同属一个事件的诸条归并为一类，且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而呈现出事件的首尾始末。在这种编排体例下，一事即为类书之一类，一类即如著述之一篇。不同的事物归于一类，则类下各条之间是平行的，彼此之联系是松散的。单独摘出，亦自具首尾；删去数条，也无妨全书。而以一事为一类，则各条之间彼此相依，浑然一体，不可离析，不可遗缺，不可颠倒。《宋史·袁枢传》称袁枢改编《通鉴》之法为“区别其事而贯通之”[38]，“贯通”一语，恰中肯綮，点出了《通鉴纪事本末》有别于普通类书的精髓所在。此语当承袭自宋《中兴四朝国史》，故应视作宋人之言，可见宋人在将《通鉴纪事本末》视作类书的同时，也已经认识到其手法与体例的独特之处。认识《通鉴纪事本末》对类书手法的因袭与改进，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纪事本末体的性质和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纪事本末类分为“备诸事之本末”与“具一事之本末”两种类型[39]，这个基本判断对后世影响深远，可是若从纪事本末体的源头观之，便很容易看出四库馆臣说法之不确。自古类书，都不可能只包含一类，因此源出类书而以一事为一类的《通鉴纪事本末》，也注定要分纪诸事。但凡视《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的权舆和圭臬之作，那么在此语境下便应当承认，“备诸事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本源特性，“具一事之本末”者不当混入其中。此处所谓“诸事”与“一事”，并非简单的数量之别。类书的部类设置需要通盘考虑，具体的分类归属有赖统筹协调，同样，纪事本末体分纪诸事，所设置的事目，既不可包罗太广，又不能指涉太狭，其边界要明晰，其内容需互补，诸事看似独立，实则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一个全面、完整的历史叙述。相比之下，于纪事之时，详叙其前因后果，以明一事之本末，实乃发乎常情的自然之举，先秦典籍早已见之，后世杂史、笔记之类多是此等文字，即便汇集成帙，也仅仅是机械累加，不足以称“备诸事之本末”，更与纪事本末体相去甚远。四纪事本末体之演变与独立成类《通鉴纪事本末》实乃类书，这对宋人而言，似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在后人看来，纪事本末体与类书却直如风马牛不相及，反于史部独立成类，这种“数典忘祖”的认识误区，又是如何形成的？一般而言，一部著作在书志目录中归于某类，既反映了时人对该著作性质的判断，也影响着后人对该著作性质的认知。因此，前人考察纪事本末体的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对纪事本末体的认识，多由纪事本末类著作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切入[40]，其取径固为有得，惜所论似乎流于表面，远未揭示出相关问题的内在逻辑和复杂情由，故有必要稍加辨证补充。宋人既知《通鉴纪事本末》的体例和手法出自类书，那么若以体例归类，该书连同仿之而作的后继诸书，在宋代目录中理应入类书类。赵希弁《读书附志》称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中兴治迹统类》“仿《通鉴纪事本末》条例”，而将其置于类书类[41]，即是遵从这个逻辑。但纪事本末体著作终究是纪事之书，若以内容归类，则当入史部。《直斋书录解题》置彭书于“典故类”[42]，《宋史·艺文志》则入“故事类”[43]。明人高岱撰《鸿猷录》，是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千顷堂书目》入“别史类”，其自注释“别史”之义为“非编年，非纪传，杂记历代或一代之事实者曰别史”[44]，盖暂时无类可归的史书皆系于此处。这都是按照内容分类的结果。然而传统书志目录又有一条通例，即羽翼某书的著作，多随本书归类，以便寻检。《通鉴纪事本末》系改编《通鉴》而成，因此可以随《通鉴》一并入编年类；况且注释、考订、改编、节录、续补《通鉴》之书极多，蔚为大观，足以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故而目录之书更倾向于将其统著录于一个门类之下。若沈枢《通鉴总类》之属，与编年体绝无相近之处，《宋史·艺文志》却入编年类，即是缘此之故。《通鉴纪事本末》在宋元时期书目中多入编年类[45]，缘由亦同。后世因之不改，待《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问世，因其既显袭袁著之名，复明言“以续袁氏《通鉴》之编”[46]，自然又随《通鉴纪事本末》归类，因此亦入编年类，并非时人以编年史目之。总之，宋明时期，纪事本末体著作尚未被视作一个整体，因而其在书志目录中的归类也没有统一标准，惟视各书具体情况，以不同的标准散入各类。概括而谓纪事本末体著作此时属于某类，本身即无意义，至于仅因编年类下著录若干纪事本末类史书，便以为时人将其视作编年体，更属望文生义。虽然情由不一，但客观造成的结果是纪事本末体著作多入史部，沿袭日久，其与类书的关系便日渐疏远，导致后人昧于其渊源，却逐渐将其视为一种独特而精妙的新史体。这种认识至晚在明末清初时已经十分清晰。晚明刘曰梧尝言：“夫古今之有史，皆纪事也，而经纬不同。左、马之义例精矣，一以年为经，一以人为经，而建安袁先生复别开户牖，乃又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士有游心得失之林而希合出门之辙者，咸有取焉。”[47]明末清初人傅以渐的论断则更加明快：“至有宋袁枢，纪事始著，自此以来，史体遂三分矣。”[48]在两人的论述中，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被誉为发凡起例的重大创造，其体例也俨然与纪传、编年鼎足而立，较之宋人的看法，已经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一代代学者前后相继，以《通鉴纪事本末》为基础和圭臬，补其前而续其后，形成了一个以“纪事本末”为名而通贯古今的史书系列，其卓然自成一体的特性益加彰显。照此情形，纪事本末体著作在书志目录中独立成类似已势在必行。然而，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目录之兴，本以为甲乙计数，而‘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特因而寓之而已。”[49]“甲乙计数”的本质，决定了目录中部类的设置，首先要考虑所著录书籍的数量和部帙，既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寡。及至清代前期，纪事本末体著述的数量本已比较可观，但由于其在目录中散入各类，若非特意钩稽，学者难以确知其详数，更无法直观感受其部帙规模，惟有几部以“纪事本末”为名的著述，既呈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而规模又不足以单独成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体反映乾隆三十九年以前《四库全书总目》部类设置情况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其中并无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和《左传纪事本末》入别史类[50]。撰成于乾隆四十三年的《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虽仍未设立纪事本末类，但于别史类下分置纪事本末之属，收录《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四种。这是目录学中首次以“纪事本末”之名统赅群书，具有重要意义。其别史类末有案语一段，云：古者列国各有史，而后世纪言纪事者，或依纪传之体，分国以述事；或变编年之体，因事以类言，事可征信，言多殷鉴，故其体不当与稗史等。[51]“变编年之体，因事以类言”，便是当时馆臣对纪事本末体的认识。“或依纪传之体”，“或变编年之体”，两句又是互文之语，意为别史所收皆纪传、编年二体之旁宗，这在学理上对纪事本末体归入别史类做出了解释。直到乾隆四十六、七年间，因《四库全书》收录的多部官修方略、纪略，或开始纂修，或缮录校上，当馆臣试图将这种新兴史书体裁放入传统目录系统时，却面临无类可归的困境，不得已采用变通之策，对“纪事本末”之义加以曲解、泛化，创设纪事本末类，用于收纳方略之书[52]。此后公私书目率多效仿，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共为中国古代最重要、最基本之史体的地位，在目录学中正式得以确认，而其源出类书的历史事实，则因之更加幽隐难识。五馀论古人身历对纪事本末体认识的逐渐演变，于潜移默化之中，忘其本原，尚无足为怪。而今人在现代学科规范下探究纪事本末体之渊源，却对史乘（其中包括《通鉴纪事本末》之序）明确记载的宋人观点，一直熟视无睹，诚不免有目穷千里而失于眉睫之憾。行文至此，或许有必要重新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反思何以会出现这种偏差。今人论纪事本末体渊源，常常援引朱熹、章学诚之说以为先声，但这实际上是对两人观点的误解。《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后，“或乃病其于古无初”，在中国古代学术语境中，这不可谓不是严厉的批评。朱子受作者赠书，为之作跋，自宜美言。他所力辩的是，《通鉴纪事本末》“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地位、性质、用意、作用，恰似《国语》之于《左传》，亦如《尚书》之于上古编年史，非谓其手法、体例借鉴《国语》、《尚书》。[53]至于章学诚称《通鉴纪事本末》“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乃是认为“《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故一切“圆而神”的史书，都是得《尚书》之遗，因此章氏亦称“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所谓“圆而神”，是指“例不拘常”、“无定法”，与其书体例无关。[54]二氏所言，与今人讨论纪事本末体渊源的立意全然不同。然而，后世学者大多误解了朱、章的观点，却往往继承了其论说的倾向和理路。在追溯纪事本末体的渊源时，许多学者不自觉地将纪事本末体的成立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成就，不甘于其晚至南宋而始出，因而倾向于在上古或中古经史典籍中为其寻觅相似的踪影，反忽略了宋人的明确看法。这既导致纪事本末体的“起源”愈来愈早，还导致其所谓“溯源”，不过是“就形貌而言”的简单类比，抑或“推精微而言”的遥相呼应[55]，并非探寻实在的连属递承关系。质言之，以往关于纪事本末体渊源的讨论，其实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可称作目录分类的层面，即完全忽略学术发展与目录演变的历史过程，将不同时代的著作按照同一标准等量齐观，以今人之理解，根据《通鉴纪事本末》等典型著作，总结出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进而用以按验古代著述，合之则为纪事本末体，不合则非是。其二可称作学术史的层面，即在历史学的视野下穷源竟委，在“源”与“委”之间建立直接、合理、严密的历史联系，力求还原从“源”至“委”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层面的讨论，本来并行不悖，各是其所是。在编纂目录、分类图书之时，只要标准合理，体系严密，若谓《通鉴纪事本末》之前的某些著作，在形式上与纪事本末体相似，而亦将其归入纪事本末类，固未尝不可。然若因此认为这些著作是《通鉴纪事本末》所创体例之渊源，认为其手法经长期酝酿和发展，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终于产生了成熟的纪事本末体，却不过是想当然耳。即便《尚书》、《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经出现详叙一事本末的纪事手法，即便清华简《系年》的体例与纪事本末体十分相似，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袁枢在编撰《通鉴纪事本末》时受到这类典籍的启发与影响；我们也无法确证，袁枢直接借鉴和继承了早已有之的详叙本末的纪事手法，从而撰成《通鉴纪事本末》。若此椎轮大辂之说，缺乏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既有的研究，正是将上述两个层面相互混淆纠葛，用目录分类层面的形式比较，证成学术史层面的源流脉络，最终难免导致有关纪事本末体渊源的问题，不仅长期争执难定，而且始终未得要领。这或许提醒我们，在学术史的讨论中，须时时注意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落实具体的历史联系。附记：小文构思和写作之时，适逢苗润博先生亦对纪事本末体相关问题有所关注及发明，虽与拙文立意有别，但颇有互通互证之处，故与之往复讨论，多受教益。草成以后，又蒙李成晴、聂溦萌二位师友指教。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铭谢！注释（上下滑动查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