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未停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遵循中国悠久的历史逻辑、顺应时代背景，与时俱进地提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方针，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内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形成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也是“中和”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课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运用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理光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境界。理解“中国式”的内涵，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是完整、准确、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对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核心观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中和”思想“中”是指“允执厥中”“执两用中”，强调不走极端，处事持中守正。“和”则是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强调求同存异、和合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路径：中西知识体系碰撞的空间逻辑和古今知识体系叠加的时间逻辑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属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坚持自信自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也是一切哲学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坚持自信自立，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标识。坚持守正创新。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是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坚持守正创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基本精神，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风格。坚持问题导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的核心问题。坚持问题导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精神，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坚持系统观念。要素和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想方法的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大局观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论的基本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坚持胸怀天下。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是一个世界哲学的问题。坚持胸怀天下，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类解放和中国古典文化关于“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更多精彩观点】01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时代背景。近代以来，面对中外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逻辑与从本土走向世界的空间逻辑的统一。晚明以降，除一些封建士大夫通过“向后看”的视角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祖训之外，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开经世致用之风气，从思想层面反思中国古典思想之故智，通过“向前看”的视角开启万国天下之新学。尤其是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晚清思想家“睁眼看世界”，摒弃传统“向内看”的视角和“以夏变夷”的安邦定国之策，转而采取“向外看”的视角以鼓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之救国方略，甚至倡导师法欧日之“戊戌变法”方案，然皆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近代中国依然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从空间逻辑来看，面对近代以来国破家亡的艰危困局，革命道路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导方案，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最初以遵循空间逻辑为主、兼顾时间逻辑。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旗帜，历经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着革命建国任务的完成，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任务摆上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关于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的历代志士仁人都做了坚持不懈的探索。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的想法。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于没有掌握政权，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条件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就被确立为国家的战略总目标，逐步转向以时间逻辑为主，兼顾空间逻辑。195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到，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随后，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56年举行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被写入党章。此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讲话中多次阐述现代化问题，先后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以及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959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他提议重新加上国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明晰地表达“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而，“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干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1975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周恩来同志在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其最终因受极“左”思潮的冲击，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现代化建设成为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真正得以推行，进入到时间逻辑与空间逻辑并重的阶段。随着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历史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确立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所以，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事实上，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最初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几天后，邓小平同志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以后的多个场合，邓小平同志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化“两步走”战略设想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桥与路”问题。在“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强调和安排。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一方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庄严宣告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关于现代化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基础上走出的一条现代化新路。2020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出了前进方向。“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调查时间：2022年1月7日—1月10日调查方式及样本：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网络问卷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3725份。重要发现在数字化领域，安全与发展互为前提、互为基础；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这一相互关系日益凸显随着数字化深入发展，数字安全的内容日益广泛，数字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多数公众在维护数字安全的认知层面保持着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判断公众既关注个人隐私及财产方面的数字安全，也关心金融、技术及国家层面的数字安全我国在数字安全治理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公众的数字安全感越来越高，期待进一步强化治理举措更多精彩观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了全局性、系统性、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交织叠加带来的“催化”效应，数字领域成为大国竞争与博弈的前沿阵地，数字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特别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发展，各国拥抱数字化变革进程不断深入，经济社会各个向度、各个方面的安全与发展，越来越以数字安全为基础。与此同时，数字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各类数据向微观经济社会主体的全面“渗透”，使得数据这项重要生产要素、创新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数字安全成为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维度，也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安全。数字化发展既带来红利也增加了风险挑战，数字安全的维护标准和边界，既要考虑全局，也要充分考虑个人的数字安全观和安全感。数字安全观和安全感对个人维护数字安全的意愿、态度、行为以至国家层面维护数字安全有重要决定性影响。当前，数字安全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我国进行舆论攻击，妄图扰乱公众认知。基于此背景，人民智库发起“数字安全，您怎么看”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公众的数字安全观和安全感，以及公众对统筹好数字安全和发展的期待，并形成如下报告。在数字化领域，安全与发展互为前提、互为基础；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这一相互关系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红利大规模释放阶段。据测算，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4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8%。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加速腾飞，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数字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企业安全、个人安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乃至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问题。数据日益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战略资源和新生产要素，贯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全过程。庞大的数据网络链接起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逐渐形成涵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多维度的数字生态。同时，数据更是安全要素，因其具有流动性、可复制性，在使用过程中易产生数据泄露、数据滥用等问题，损害个人、企业利益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公众对于安全的感知正从传统安全领域向非传统的数字安全领域延伸。调查显示，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85.66%的受访者对数字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随着数字化深入推进，安全与发展对彼此的影响越来越大，两者密不可分。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既要维护数字安全，更要在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字化发展。对于数字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公众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安全”（3.97，满分为5，下同）；“越是数字化深入发展，越需要强化数字安全”（3.96）；“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3.88）。随着数字化深入发展，数字安全的内容日益广泛，数字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数字技术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使数字安全问题更加“常态化”，数字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其内容也更加广泛。数字安全问题不仅表现在数据生产过程中，更在数据应用方面。随着数字化场景应用日益丰富，以及数据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紧密绑定，其安全隐患也相应增大。同时，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安全风险更加难以应对，容易出现安全防范“真空”和“灰色地带”。例如，近年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事件高发，“技术+金融”攻击手段频现，为监管带来新的挑战。调查显示，76.86%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数字安全面临的挑战，与之前相比更趋严峻。公众既关注个人隐私及财产方面的数字安全，也关心金融、技术及国家层面的数字安全。被问及“随着数字化的深入发展，您认为对下面哪些方面的安全构成了挑战”，调查显示，“个人隐私”（43.81%）、“公民财产”（34.20%）最受公众关注，“金融数据”（31.87%）、“商业信息”（30.58%）、“网络信息”（29.58%）、“核心技术”（28.56%）、“国家机密”（27.81%）领域的安全风险也受到公众较高关注。多数公众在维护数字安全的认知层面保持着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判断数据已成为人们思考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对数字安全的认知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家数字安全治理以及相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由此，维护数字安全要确保个人数字安全与国家数字安全相统一。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维护数字安全上奉行双重标准，对内重视数字发展与安全，强化数字治理，要求个人数字安全要服从国家数字安全，防止信息外泄；对外以倡导“数字自由主义”的名义，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妄图扰乱我国公众认知，淡化公众维护数字安全的意识，从而达到阻滞我国数字安全治理的目的。我国公众在数字安全维护方面并未受到国外的干扰和影响，仍保持客观理性的判断和认知。调查显示，在数字化发展及其应用领域，公众普遍认为“数字领域的开放，应坚持以不损害安全为前提”（3.96，满分为5，下同）；“相关企业应积极履行维护安全的责任”（3.95）；“大国应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示范作用”（3.95）；“统筹数字化领域的发展和安全，在任何国家都是必须的”（3.94）；“个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3.93）；“政府在维护安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92）；“各国应充分共享有利于推动全球发展的部分”（3.91）。图1

韧性城市理念是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城市防灾减灾理念，为建立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当前，韧性城市建设在政策、数据、模型和计算等方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准确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预报能力，是韧性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它不仅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还依赖于实战积累的各类灾害防治数据和丰富的一线应用场景。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王乃玉认为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在理念和建设条件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将韧性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并推动城市治理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安全水平，预计会成为未来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核心观点一个城市的防灾韧性需从四大维度考量，即物理维度、组织维度、社会维度、经济维度；需具备的五大特征为，鲁棒性、可恢复性、冗余性、智慧性、适应性。实施韧性城市的建设的四个步骤：一是成立韧性城市建设组织机构，二是设定韧性城市建设目标，三是城市韧性评估，四是城市韧性提升决策制定和实施。更多精彩观点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多起极端自然灾害事件，如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汶川地震、2019年利奇马台风、2021年郑州720暴雨等，对城市面貌和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失。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其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时空关联也日益复杂，各类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了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破坏，还引发了次生灾害（如停水停电、通讯中断等），造成城市功能瘫痪，导致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并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定。韧性城市的理念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韧性”和“韧性城市”是目前国内和国际社会在防灾减灾领域使用频率很高的两个概念。“城市韧性”是指城市能够化解或抵御外界的灾害或冲击，保持其主要特征和功能不受显著影响，并能够在灾后快速恢复的能力。也就是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个韧性城市不但能够承受冲击，组织高效的灾中应对，还能够在灾后快速恢复城市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并进一步通过经验总结和自适应调节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作准备。在“韧性”视角下，城市这一客观的物质实体，逐渐成为具备防灾能力和防灾智慧的“有机生命体”。当前，我国城市正处于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中，各类感知、观测、影像、传感、支付、出行等数据的广泛收集，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AR、VR、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迭代，以及各地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为城市治理方式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以韧性城市理念为基础的韧性城市建设供了必要的前提。本文将从什么是城市韧性、韧性城市建设的实施路径、现有条件、应用实例、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几个方面，探讨韧性城市理念如何赋能城市数智防灾。01韧性理念发展简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韧性思想逐渐从自然生态学延展到城市防灾相关学科，韧性城市逐渐成为国际前沿的防灾减灾理念。2002年，地方可持续发展协会（ICLEI）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提出了“韧性”的概念；2015年世界减灾大会将“提高韧性”作为未来1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四个优先领域之一；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将“城市的生态与韧性”作为新城市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方面，2014年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合作，为中国海盐、黄石、德阳、义乌四个县市制定了韧性发展规划；从2017年起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相继提出了建设韧性城市的计划或要求；2020年11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作出了建设韧性城市的决策部署；2021年以来，许多城市都相继出台了各类韧性城市建设意见和方案，但总的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及其资助的城市韧性规划研究中心、新加坡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联合成立的未来韧性系统实验室、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美国太平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美国东北大学全球韧性研究所、英国拉夫堡大学安全和柔性社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滑坡灾害研究中心，以及国内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都围绕城市韧性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灾害模拟、韧性仿真、灾后恢复、韧性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各种与城市韧性相关的模型与决策方案，从而为城市更好地评估和预报风险，制定和部署减灾措施、组织和指挥抢险救援、分配和调度减灾资源，以减少各类灾害或风险对城市物理、社会与经济系统的冲击提供了理论基础。韧性城市的特征。一个城市的防灾韧性，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来评价。（1）物理维度：指城市的物理环境及基础设施系统在灾害下的功能水平和恢复能力；（2）组织维度：指城市中运营、维护城市关键基础设施，同时兼具制定并实施防灾减灾相关政策及措施等职责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在灾害过程中的准备、组织、调度和决策的能力；（3）社会维度：指城市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减轻灾害对城市功能和服务（如政务、教育、医疗和应急避难等）所造成的影响的能力；（4）经济维度：指城市的经济系统和经济活动能够承受灾害造成的打击，并在灾后快速恢复的能力。同时，一个韧性城市应该在这四个维度上具备以下五大特征。（1）鲁棒性：抵御灾害的能力，即减轻由灾害在城市物理、组织、社会、经济各维度造成的损失；（2）可恢复性：快速恢复的能力，即城市各维度能在灾后快速恢复功能水平的能力；（3）冗余性：城市各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有（临时）备用模块，即当灾害导致关键组成部分受损时，系统仍能在备用模块的支撑下维持一定的功能水平；（4）智慧性：城市各系统有判别形势、建立优先级并优化人力和物资调配的能力，即在灾害的全过程管理中扩大决策优势，最大化资源效益；（5）适应性：城市能在灾害中学习并进化，从而提升未来灾害的应对能力。具备灾害韧性的城市可在灾前识别城市的抗灾、容灾薄弱环节，并形成关于灾前提升抗灾容灾能力、灾中调配资源抗灾救灾和灾后快速修复减灾的决策建议，从而呈现出“灾前规划—灾中应急—灾后恢复”的防灾、救灾、减灾闭环管理的特点和优势（如图1所示）。韧性城市理念与传统防灾减灾理念的区别。与传统防灾减灾理念和方法相比，韧性城市作为当下最前沿的综合防灾减灾理念，其革新之处在于：（1）在防灾系统层面，韧性城市提倡考虑多维功能因子和系统耦合分析，而传统防灾减灾则仅考虑单一功能因子和系统独立分析；（2）在防灾维度层面，韧性城市提倡聚焦功能控制和社科政经领域，而传统防灾减灾则仅考虑安全控制和建设工程领域；（3）在防灾体系层面，韧性城市提倡进行主动防灾和多方协同联动，而传统防灾减灾则是被动应急和各方独自应战；（4）在防灾决策层面，韧性城市提倡数据驱动和量化分析，而传统防灾则是以经验主导和定性分析；（5）在防灾教育层面，韧性城市提倡全民防灾和智慧学习，而传统防灾则是重点设防和被动学习。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城市防灾管理的重点正逐步从硬件建设转变为综合科技手段在实际防灾减灾工作中的应用；从聚焦灾中的应急响应转变为关注灾前规划建设—灾中应急响应—灾后重建恢复闭环管理的韧性城市建设。02实施路径本文建议城市可从以下4个步骤来实施韧性城市的建设。步骤1：成立韧性城市建设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应包括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团队。其中领导小组应由相关政府部门（如应急部门、气象部门、地震部门、住建部门、水利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发改部门、大数据数据管理部门等）和公共设施服务机构（如供电部门、供水部门、通讯部门等）相关负责人组成，并设工作专班；技术专家团队可由各类科研院所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多个交叉领域的技术专家组成。步骤2：设定韧性城市建设目标。领导小组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借助技术专家团队的力量，组织讨论并设定本地区在各类灾害情景下（通常可设定灾害的强度等级）的韧性建设目标，比如，“A市在12级台风正面登陆袭击影响下，应将灾害造成的影响控制在人员伤亡小于15人，经济损失小于10亿，倒塌破坏房屋小于25间，局部断电1天内恢复，局部断水2天内恢复”。值得注意的是，该韧性城市建设目标除了可以通过上述方式直接指定外，也可以结合步骤3在分析城市现有韧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制定。步骤3：城市韧性评估。对韧性城市建设的目标区域建立详细的韧性分析模型，其中建成环境模型包括房屋建筑群落模型（包括各类建筑物）、交通网络模型（包括各类道路、桥梁等）、供电网络模型（包括各类变电站、输电线路等）、供水网络模型（包括各类水厂、泵站、输水管等），通讯网络模型（包括通讯基站、指挥中心等）以及功能耦合模型等，灾害模型包括考虑时空不确定性的情景灾害模型和长周期全过程灾害模型。韧性评估分析可在灾前进行，该类分析模型可得到城市目标区域在各类灾害下可能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功能恢复时间等，并可精确诊断定位城市防灾系统薄弱环节，为下一步制定韧性提升计划提供基础；另外，韧性评估分析也可在灾中针对当前实际的灾害事件进行，如可在重大灾害事件即将到来时和影响过程中运用模型对城市区域的各类风险和损失进行实时评估分析，可为城市管理部门提前掌握受灾人口分布和救灾物质需求提供可靠支撑。步骤4：城市韧性提升决策制定和实施。根据作用时间来分，城市韧性提升决策可包括灾前准备规划、灾中应急响应和灾后快速恢复三个大类。具体来说，城市的韧性目标（步骤2）和当前韧性水平（步骤3）之间的差距，可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灾前规划措施（如避灾安置场所、物质储备仓库优化建设、供电网络、供水网络、交通网络优化等），灾中响应措施（如人口转移、物质调配等），以及灾后恢复措施（包括恢复优先级的设置以及各类恢复资源的优化调配）等韧性提升措施来有针对性地缩小，直至满足韧性目标。03现有条件当前，韧性城市建设在政策、数据、模型和计算等方面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本部分将对各个方面的条件进行论述。政策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要按照“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重要思想，提高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抗灾能力，科学认识致灾规律，有效减轻灾害风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要求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安全社会治理格局，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的要求，而诸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苏州和澳门等城市也均已将“建设韧性城市”列入新一轮的城市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和数字化应急管理工作计划中。数据条件。韧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各类城市承灾体数据和多灾害数据的收集、管理和融合。物联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智能设备成为一个个信息采集终端，有助于实现对城市健康状态和灾害风险进行全方位、多尺度的实时监测，让我们对城市日常运维和灾害情景及其影响有了更精准的认识。自2020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全面收集了全国范围内6大类21种灾害致灾因子、承灾体、重点隐患、历史灾害、综合减灾能力等数据。另外，大数据的开放融合技术可汇聚城市中各行各业的海量信息并进行深度、有效的融合，从而为建设全方位覆盖的韧性城市并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带来了可能，同时也为后续的城市状态实时监测、韧性评估、决策建议提供了重要基础。模型条件。经过国内外学者十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韧性城市领域内基于物理机制和仿真模拟的精细化模型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大数据驱动模型已经日趋成熟。一方面，精细化物理模型可对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在单个灾害情景或长周期多次灾害情景作用下建筑群落、交通网络、供电网络、供水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物理破坏、功能损失、经济损失、人口伤亡等进行有效评估，同时考虑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在内的各类不确定性的影响，并可在此基础上搭建精细化决策辅助模型。另一方面，大数据驱动模型的优势在于可在相对较低的计算时间成本下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和城市群的各类性能进行快速评估。此外，物理模型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灾害推演和风险预报技术将是该领域未来研究和应用的重要方向。计算条件。超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各种灾害频发、多发、突发，对建模分析计算能力及其时效性提出了极高要求。近年来兴起壮大的云计算平台为韧性城市超大规模分析计算提供了重要基础。云计算平台通过整合成千上万台通过网络分配和协调计算任务的计算机组成的计算集群，可通过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超大规模分析计算，并具有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弹性拓展潜能，使得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多灾害、多场景、精细化的高效实时计算模拟和决策优化成为可能，从而在灾前防灾规划、灾中应急响应和灾后功能恢复等多个时间维度上，为决策部门提供最优决策建议。04应用实例——REN风险预报引擎准确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预报能力，是韧性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它不仅需要科学理论的支撑，还依赖于实战积累的各类灾害防治数据和丰富的一线应用场景。立足韧性城市的理论框架，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开发了跨尺度、多层级、全过程的REN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报引擎。该引擎侧重韧性城市建设的灾中应急响应阶段，面向台风、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将要或已经发生时的应用场景，对综合风险变化全过程进行实时动态风险预报。REN引擎主要包括数据基座、预报引擎和应用场景三个主要逻辑层：从数据基座层开始进行各类动态和静态数据的清洗、接入和融合，到中间的预报模型层（包括灾害危险性模型库、承灾体模型库和风险评估模型库），再到应用场景层（包括避灾人口风险、受灾房屋风险、交通网络风险和综合风险预报等）。数据基座。主要包括各类动态监测预警数据和静态自然灾害普查数据两大类。动态数据主要来自相关行业部门的监测预警数据，包括：气象部门的气象灾害预警、降雨预报、雨量监测等，水利部门的小流域山洪灾害预报预警，自然资源部门的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住建部门的内涝监测预警等。静态数据主要来自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包括：小流域山洪灾害、地质灾害、房屋建筑、道路、桥梁等调查成果，此外还有部分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和各部门的存量数据。预报模型。综合风险预警预报模型库包括灾害危险性、承灾体、风险评估三大类模型。其中，灾害危险性模型具体包括气象灾害模型、小流域山洪灾害模型、地质灾害模型、内涝风险模型等；承灾体模型具体包括房屋建筑模型和交通道路模型等，并考虑互相之间在物理上、空间上和功能上的相关性；风险评估模型具体考虑了多种链生灾害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同时或相继作用在各类承灾体上的潜在风险，由于实际情况下承灾体在各类灾害作用下的受灾和损失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模型还考虑了各类不确定因素对动态风险评估结果的影响。应用场景。基于多源动、静态数据和综合风险预报模型库，可得到各类风险预警预报结果，包括单承灾体风险预报和综合风险预报。在空间上，可支持市—县—乡等多个层级的综合风险预报预警；在时间上，可对未来的各类风险进行滚动预报。风险预报可最终给出包括受灾人口风险预报、受灾房屋风险预报、交通迟滞风险预报和综合风险预报等在内的多层级、全过程风险预报，可有力支持“战时”精细化人员转移、物资调配和抢险救援等决策指挥应用。REN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预报引擎在浙江省的试点应用过程中，研发团队利用历史灾害事件的反演分析，并对比历时灾情统计数据，对模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行初步的验证。起初，选取近年来发生在两地较为典型的自然灾害事件，通过建立链生灾害场模型，融合应急管理厅数据管理平台、气象预报和各行业部门（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监测预警等数据，重构历史灾害事件的时空灾害场演进过程。继而，基于普查承灾体数据和行业部门存量数据，建立试点地区房屋建筑、道路桥梁、居民住户等承灾体的数智防灾孪生模型。最终，通过REN引擎仿真推演，并结合卫星遥感数据，地质灾害和水利灾害普查报告等手段，对模型进行率定和校验，获得临安、苍南两地在选定历史台风、暴雨灾害事件下各类风险的动态演化过程，包括避灾人口风险、房屋倒塌风险、交通路段风险等，并以风险五色图和热力图等形式展现评估结果。对比结果表明该预报引擎结果与实际灾情统计数据吻合较好，可较好地评估城市地区在自然灾害作用下的各类损失情况，为精细化风险研判和决策指挥提供重要参考。05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基于“空天地”一体化的大数据融合治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等高新产业的不断发展，“空天地”网络一体化融合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导航、遥感、通信、物联网等领域，也逐步在应急救灾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利用通信网络、无人机、地理信息等技术实现灾情识别、智能预警等），然而如何利用“空天地”网络的多源异构信息和复杂立体网络结构进行韧性城市建设相关数据的收集、治理和应用是当前赋能数智应急的一大难题。打造智能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基于社交媒体／舆情上报／卫星遥感／灾损图像等信息的灾情收集和感知技术，以及研究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治理技术是实现韧性城市和数智防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依托AI、云计算技术的灾害推演与风险预报。当前以韧性城市理论为基础的精细化动态风险评估和决策辅助分析需要的算力巨大，且运算分析效率难以满足实际决策部门工作需求，而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为开发区域尺度的大规模精细化分析模型提供了可能。首先，自然灾害和城市基础数据的多源、海量、内容繁杂等特征和实时监测预警数据的多模态、多阶段、实时性等特征都对融合治理海量灾害大数据提出了极高的计算要求。其次，发展辅助风险研判和应急决策的时空孪生灾害仿真推演技术极度强调分析结果的时效性和可靠性。为了有效解决数智防灾过程中带来的海量数据融合、推演模型训练和高效计算等问题，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应用于数据挖掘与分析、模型学习和优化、高性能计算，以此发展自然灾害仿真推演和动态风险预报技术，将是实现韧性城市和数智防灾的关键。AR、VR为基础的城市韧性防灾元宇宙仿真模拟。随着数字孪生技术在向各个领域融入的同时，基于AR、VR设备的“元宇宙”虚拟现实很有可能为未来城市规划和管理带来全新的技术变革。虚拟现实VR设备和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打造沉浸式的灾害仿真模拟（如模拟火灾、地震、台风洪涝、泥石流等多灾害和链生灾害的灾变演化过程）和互动式的决策反馈体验（对受灾场景进行快速灾损评估、风险研判和应急决策），成为数智防灾的新发展方向。然而，打造城市防灾元宇宙不仅仅意味着城市信息整合与可视化，还需要强大的灾害仿真推演引擎、3D真实场景的数字城市建模和实时动态渲染引擎、基于AR／VR的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支撑这些技术的物理基础。这些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应用尚需时日，将成为未来推动韧性城市和数智防灾应用落地的重大挑战。韧性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融合。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在理念和建设条件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将韧性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并推动城市治理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安全水平，预计会成为未来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相对于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强调城市能够“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因此，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在建设的出发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韧性城市建设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保障城市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下的安全性，减少其对城市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让城市在外力干扰后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而智慧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则是用科技化手段提升城市日常管理的效率，让城市在常态化运营中更为高效。韧性城市和智慧城市理念在未来有着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1）“平战结合”，智慧城市和韧性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平台将趋于有机结合，构成平战闭环管理，助力建设成为融合日常运行下“智慧”和灾害情景下“韧性”的未来城市；（2）“软硬交互”，智慧城市建设中已搭建的硬件和从各行各业收集到的海量信息可以共享作为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而韧性城市建设可对城市防灾减灾相关行业管理和运维产生积极正向反馈，保障其在灾害情景下正常运行。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6月上下合刊（微信有删节）作者：浙江大学韧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问题逐渐显现，对城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智慧城市”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城市病”问题、应对复杂化的城市治理、为居民创造美好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人脸识别技术由于在个人身份验证和人口流动行为跟踪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在越来越多的场景下得到应用。无论是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安防、疫情防控，还是公共场所的刷脸进站、实名登记，抑或是线上的电子政务、智慧金融，“刷脸”识别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带来公众隐私泄露、过度监视等问题，因此“刷脸”识别也引发了诸多争议，由于强制“刷脸”、未经同意“刷脸”而引起的负面舆情事件也时有发生。如何引导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良性发展，使其更好服务智慧城市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人为本是智慧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智慧城市中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也应当突出为民、便民、惠民。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认知和接纳程度是决定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能否落地和推广的重要前提，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评价也是衡量人脸识别技术作用优劣的重要标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公众中的普及程度如何？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了解程度如何？公众是否接纳和认可人脸识别技术？公众如何看待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关系？围绕这些问题，人民智库开展了本次调查。重要发现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使用情况和认知情况方面，九成以上的公众进行过“刷脸”识别，酒店、商超等公共场所的“刷脸”实名登记和交通车站的“刷脸”进站最为普及；半数以上的公众会关注“刷脸”过程中涉及的机构和人脸信息的存储、使用方式。在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公众对“刷脸”识别的接受程度较高，七成公众愿意使用“刷脸”识别，近三成公众会在强制“刷脸”场景下进行“刷脸”识别；公众对“刷脸”识别的便利性和安全性有较强的感知，而对“刷脸”识别的负面态度主要集中在对个人信息泄露及由此带来的财产、名誉损失的担忧上。在对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智慧城市建设关系的认知方面，近半数公众认为人脸识别技术的深度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同样有近七成公众认为当前社会中人脸识别技术有被滥用的趋势。更多精彩观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认为，在公平正义原则下，可以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两个维度厘清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应基于公平正义这一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高度关切、时时警惕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显在的和潜在的不公平、不正义，及时调整和纠正效率和公平之间出现的各种偏差，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观点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1、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必需更加重视“富裕”这个基础前提和根本目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断把蛋糕做大。2、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普惠式增长模式，及时调整和纠正效率和公平之间出现的各种偏差，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4、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5、要聚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大难点和三大挑战，持续发力，见真章，求实效。”更多精彩观点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变革的源动力，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前提和根基。近年来，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全面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

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特点之一，就是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逐步展开，既为大范围改革实践投石问路，也给局部先行先试辟出空间。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必然要求，是可以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最优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政策试验行动中，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创新模式。政策试验允许试点单位自行设定政策目标，自主选择政策工具和手段，这使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增进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和交流。这种知识交流机制，不仅提升了试验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形成了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试验民主。优化政策试验，提升国家治理的韧性和适应性1、区分政策议题的不同属性，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试验模式，提升政策知识生产的有效性。2、改进政策试验的机制设计，尽可能提出新的框架性思路，并采取小范围试点方式，减轻基层试点项目过多导致的行政负担。3、区分政策试点的局部成功和全国有效性，在推广地方经验前，需要引入对话和审议程序，听取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防止地方经验在大范围推广中出现问题。4、创设政策试验的交流平台，在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和知识交流。5、持续对地方试点及经验进行评估，对地方性知识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将其转化为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的一般性知识。更多精彩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政策试验，总结各地在试点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利用地方性知识增进认知，进而通过顶层设计这一途径予以推广，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创新模式。政策试验允许试点单位自行设定政策目标，自主选择政策工具和手段，这使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增进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和交流。这种知识交流机制，不仅提升了试验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形成了协商民主的一种新形式——试验民主。政策试验可分为哪几种理论类型？它们是如何深化政策认知的？政策试验如何增进协商民主？试验民主与韧性治理之间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改革路径的理论认知。01中国改革的制度环境当代中国实行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各方面的政治制度都是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而构建的。与早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内源性因素引发的制度创新不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制度变迁大多是由于外部冲击导致国家面临总体性危机乃至失败的产物。总体性危机引起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动荡局面，也引发社会内部要求系统性变革的呼声。在内忧外患面前，重建国家秩序既要争取民众支持，也要创建政党和军队，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传统的权势集团，废除外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斗成立了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实现了从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成为各项事业的推动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进一步指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组织制度看，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安排。集体领导即重大问题决策由党委成员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个人分工负责则体现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议行一体化”，议事和执行相互融合在一起，政策执行跨越行政机关的边界，将更广泛的公共机构纳入进来。在政府间关系方面，我国实行单一制的制度安排。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在统一领导制度下，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都要服从国务院的统一领导，负责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及部门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把握国内外形势变迁，利用各领域的知识，持续调整优化公共政策，提升国家治理的创新和回应能力。02深化改革的试验路径在统一领导体制下，中国改革是依靠怎样的治理方式来保障民主决策的呢？很多研究发现，中国改革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政策试验。政策试验创设了一种试验学习机制，它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通过议程设置聚焦于某一政策议题，基于一些理论或推论提出新的政策思路，通过持续的测试和检验，在证据支持下反复提炼解决方案，直至形成系统的政策安排。内外部环境变化促使政策分析人员提出新的政策规划，发出新的政策导向。新导向是否有效，需要通过小范围试点提供证据支持。政策试验普遍采取“试点探索”和“经验总结”的策略，在地方试点过程中，先引入政策原型，然后根据试点反馈不断优化政策安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政策试验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改革探索中，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模式。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试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央政府采取非均衡赋权的制度安排，授予试点地区更大的自主权，可在授权范围内先行探索并实施新方案。政策试验需要选择试点地区，通过边做边学、边学习边实践，不断尝试新的策略和解决方案，持续观察新方案的效果，并根据反馈持续修订政策安排，直到产生可接受的结果。在政策试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动态和事件，这些事件会改变政策设计的结果，经过反馈和评估之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决策者和组织者通过再设计途径对政策方案进行调整。通过总结各地的试点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深化对政策议题的认知，随着政策试验的推进，政策内容得到调整和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致力于构建中央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的试验制度，政策试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在新时代背景下，政策试验凸显了“中央设计”“请示授权”“依法试验”等组织原则。政策试验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重大改革由中央进行统一部署；地方提出的改革方案需要获得授权后再进行试点；对于地方事权范围内的改革探索，地方政府拥有自主试验权。03试验民主：协商民主的新形式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诉求：一是治理的理性，二是治理的公信力。为了提升决策的理性化水平，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需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更好地运用专家知识；为了保障公信力，决策过程需要吸纳公众参与，公众的意志应当得到尊重。专家是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的研究人员，他们长期从事某个领域研究，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积累。专家在科学知识方面具有优势，这类知识经由归纳、演绎或溯因推理，提出新的解释或推论，并经受同行评议的严格检验，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公众并不具有专家所拥有的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他们一般只具有基于日常生活和阅历而归纳形成的经验判断。公众的知识以经验积累为基础，这类知识涉及地方性习惯、经验和见解，并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它直接影响着个人的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提出，民主不应仅局限于选举环节，也要扩展到决策过程。协商民主并不满足于选举民主的制度安排，主张将民主参与贯穿于公共生活的全过程，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全过程民主。在协商民主理论看来，公共决策不应仅仅追求体现多数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并协调社会中各方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协商民主理论主张构建包容性的议事平台，让不同利益群体通过协商方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协商民主理论专家希望建立理性讨论的公共空间，让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商的方式，充分表达各自的主张和利益诉求，在讨论和审议的基础上，各自调整立场和诉求，进而凝聚共识，提出新的政策安排，或者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鉴于单一维度的选举民主容易导致政治献金、操控选举、社会两极分化、“多数人的暴政”、弱势群体受排斥等问题，协商民主提出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审议的方式形成公共政策，促使人们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更加审慎。在协商民主论者看来，“一个民主政府是建立在说理和辩论的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建立在投票和权力的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承认社会成员具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主张通过协商对话来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它拓宽了民主的视野，深化了对民主实践的理解。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一种与选举民主相平行的重要民主形式。中国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政策试验，在政策议程中创设了跨层级、跨部门、跨界别的议事平台，使专家和公众能够参与决策议程，了解很多政策议题和相关观点。在政策试验过程中，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专家、公众之间进行持续的互动，这提升了政策制定的协商性和民主性。政策试验使地方政府在授权范围内可以自主设定目标并选择政策工具，中央部委通过总结地方经验，确定新的政策导向并设定评价标准。在决策者与专家、公众的互动中，各方不仅分享各自拥有的知识，也会利用对方提供的知识和信息，提出新的知识建构。这种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交流和建构过程，以及其在政策试验中的应用，即表现为政策方案的持续调整、更新和优化。在持续互动中所形成的政策安排，不仅可以经受科学有效性的检验，也有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大国治理来讲，一项政策试验不仅要检验新政策在某个地区的有效性，也需要检验其在其他地区付诸实施的绩效状况，包括公众的接受程度。当一项新政策在试点地区取得成功后，中央政府通常会扩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代表性地区进行测试，检验新政策的外部有效性。这种“从点到面”的政策试验构成了一种试验民主的治理模式，它通过持续的试验和评估来促进政策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系统与专家、公众具有持续的互动，并通过协商和协作来应用各方拥有的知识和信息，不断改进政策安排，提升公共政策的适应性，保障并实现韧性治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指出，“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在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界对中国式民主的宏观制度和实践运作研究较多，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文献。在宏观制度方面，已有研究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在实践运作方面，已有研究剖析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发展。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国式民主的中层构造的理论探讨不多。中国国家治理将民主协商贯穿于政策制定全过程，并已经形成了跨层级、跨部门、跨界别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试验民主的理论视角通过区分政策试验涉及的多元行动主体，解析试验过程中的公共论坛、公开讨论、知识分享、互动协商和审慎决策，可为理解中国式民主提供新的理论资源。04政策试验中的组织学习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挑战，政策试验已经成为中国深化体制改革的一种治理模式。它通过试验途径探究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并借助试验过程来强化公共治理的新理念、新导向。传统意义上，政策试验被看作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强调通过随机控制的方法，区分干预组和对照组，测试一项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寻找关于因果关系的有效推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发现，很多政策试验并不都是中立的政策测试和评估活动，而是具有明确的倡导性诉求。政策试验常用于鼓励在特定政策方向上采取行动，并通过强有力的证据来缓和反对意见。从认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将政策试验的组织形式分为三种类型，其分别具有各自的行动逻辑，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学习模式。受控实验与演绎学习。这种政策试验采取类似于科学实验的随机控制方法，它强调使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检验一项推理的正确性。在控制性实验逻辑看来，政策试验通过精心设计一套方案，严格控制实验环境，隔离干预变量之外因素的影响，寻找干预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促进科学知识的生产。在控制性实验模式下，政策试验由专家负责组织实施，通过随机分配试验组和对照组，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测量并评估政策干预的效果。这类试验能够接受政策失败，它事先提出某些因果推理，严格控制实验范围，通过实验来检验干预的结果，进而确定一项政策假设是否成立。受控实验强调政策干预的效果应当具有可检验性，它在科学性上具有优势。然而，受控实验对实验方式和控制条件具有严格限制，每次实验只测试一个干预变量的影响，对于高度复杂的政策议题来讲，政策问题与多种技术和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要对每一项因素的影响都进行精确测量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势必耗时久远且成本高昂。同时，对于迫在眉睫的重大挑战来讲，问题应对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不确定性，国家治理不能等待受控实验将问题都搞清楚才进行决策。在情势紧迫、需要当机立断的情况下，深化认知就需要采取溯因推理的方法，依靠直觉提出解释性假设，将观察的现象转化为一种理论，以解释令人困惑的事实，然后通过真实环境中的试验行动来评估这些理论。政策试点与溯因学习。这类试验以解决特定的政策问题为目标，通过溯因推理寻找原因，提出恰当的解释，进而提出新的框架性方案，在持续的试点中反复调整和更新政策安排。框架性方案也称政策原型，它针对问题提出新的政策设计，规划了新的政策方向，但政策方案并不完备，政策实施的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政策试点具有新的政策设计，但并不对试验环境采取严格的控制性措施。这类试验针对政策问题进行溯因分析，其目的不在于辨别因果机制，而是设计新的解决方案，并根据试验的结果持续优化政策安排。政策试点发生于真实世界，地方政府与公众都可参与试点过程。与政策试验不同，政策试点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目的在于防止政策失败。虽然有些试点在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但大多数试点的成功与否是根据公众的评价来判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试点持续推进，政策原型经过反复的重新设计，以适应新的目标诉求以及不断变化的环境。针对亟待解决的政策困境，通过溯因学习提出一种解释性假设，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选择代表性地区开展政策试点，这种治理方式为专家和公众参与政策制定，与政府系统进行合作，寻求改进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溯因推理包括将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转化为一种理论，然后通过行动评估这些理论。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相比较，溯因推理提供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迭代探究方法，它允许从不完整的知识中产生灵感，形成具有重大创造力的推论。在政策试点中，溯因试验的目的在于形成新政策，而不仅仅是为了“证实”或“验证”某一假设。创新探索与归纳学习。该模式将试验学习界定为观察多样化的地方创新，从差异化的实践行动及结果中得到启发。这类试验缺少一个事先设计的政策原型，它强调创造条件使政策变异成为可能，鼓励政策实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主张各地开展平行探索，认为成功的试验源自大量的创新探索，通过观察、比较和评估不同干预措施的结果，从中筛选出最佳实践，再反馈给地方单位，鼓励其开展后续探索。这类试验不进行严格的随机分组，它对“试错”具有容忍性。在深化认知的方法论层面，这类试验主要采用归纳推理的方法进行学习，认为政府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可以从大量的试验中产生。这种通过对差异化的创新实践进行比较，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试验方法，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试验模式。其成功来自于具有足够多的变化，以便归纳性地产生创新思维，提出新的政策基准。与受控实验相比，创新实践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试验计划，只是通过事后观察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政策试验依赖于大量的平行实践，从变异和选择中获得启迪，但单个实践却缺少明确的规划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达尔文主义的试验属于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政策试验形式，它表达了通过多样化的探索和创新进行学习的一种认知方式，但并不属于严谨的设计性质的试验模式。综合来讲，政策试验包括受控实验、地方试点、创新探索等多种类型。受控实验通常被视为测试一项新政策的内部有效性的最佳方式，然而，这类试验常被批评缺少外部有效性评价，在可推广性方面存在局限性。而地方试点、创新探索更适用于高度复杂议题的改革探索，运用溯因分析、归纳学习的方法开展局部试点，致力于提升决策理性和正当性。05政策试验中的民主协商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政策制定是一个运用多元主体拥有的知识而对政策目标和工具进行选择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政策制定过程主要受决策者和政策专家主导。随着试验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它将利益相关者引入政策议程，决策者知识、专家知识遇到了公众拥有的地方性知识的竞争。在这种形势下，专家的见解与公共舆论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为了协调不同主体的立场、观点和利益诉求，需要在多方主体之间增进协商对话，促进不同知识的分享和交流，从而凝聚共识，形成政策知识的合作生产机制。观察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可以看到政策试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深化改革的一种方法，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治理模式。江小涓提出，中国改革之所以如此重视试点，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智慧和首创精神”这个基本理念外，还有“效果不确定”“意见妥协”“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原因。她指出，大部分政策试点的目的在于测试和评估新政策的效果，“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范围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在认知不充分情况下，通过试点来测试新政策的效果，既能够积累经验，也能突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一种有效手段。首先，政策试验构建了针对特定议题的议事网络，为决策者与基层官员、专家、公众之间增进沟通提供了便捷渠道。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界别的互动平台，有利于促进各方所拥有知识的分享和交流。对于中央主导的政策试验来讲，这种知识分享进一步扩大到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和公众等主体。各方进行互动的目的在于交换和协调各自提供的事实、解释、假设及因果逻辑。通过公开讨论和商讨，在必要时还会引入谈判机制，通过知识整合和再建构过程，最终形成共识性的政策知识，为深化改革提供共同的认知基础。在此过程中，各方都会收集数据和证据，听取基层官员、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评价，进而调整自身的政策立场，它形成了针对一项政策议题的民主协商决策机制。其次，政策试验在小范围开展试点，为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增进沟通提供了有效途径。对于重大挑战的应对，各方行动主体提出的问题诊断往往存在分歧，甚至立场和观点完全对立。重大挑战涉及的问题高度复杂，政策干预的手段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政策主张互相竞争，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无法达成各方都接受的方案，这使得政策决策变得极其困难。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政策试点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机制，它在小范围内开展试点，决策者具有进退余地。政策试点采取让事实说话的策略，当政策试验产生证据时，围绕政策议题的争议就会得到缓和，从而有利于凝聚共识。在持续的试验和比较中，有利于探索出有效的政策道路。最后，政策试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协商机制，为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提供了可行途径。在统一领导体制下，政策试点采取中央与地方协商的方式，它允许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节奏推进改革。对于大国治理来讲，全国各地的自然状况差异较大，经济社会基础不同，推进改革的初始条件不一样，深化改革的政策需求也不一样。有些新政策适合东部地区，但却不一定适用于西部地区。推进改革需要考虑各地的基础条件，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不能要求各地“齐步走”。政策试点应与地方的自主创新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批分期推进改革。这样，中央提出新的政策导向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方先行试点，取得成功后形成示范效应，其他地区跟进学习可减少“试错”成本。06以试验民主支持韧性治理对于一项复杂的政策议题来讲，当决策系统缺少相关知识积累时，对于政策议题的理解就会呈现混乱、错杂、分歧的特征。为了增进认知，就要通过小范围试验来观察不同干预措施的结果，在决策者与基层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交流，倾听不同行动主体的意见和评价，进而总结经验教训，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推进新知识的生产。决策系统依靠新知识深化认知，进而制定新政策。随着对政策问题的认知走向深化，复杂问题就会变得结构化。政策试验可理解为对不同来源知识的应用和再建构的过程，它针对特定议题构建议题学习网络，通过互动交流持续获取新知识，并将其纳入政策知识体系之中，形成新的政策知识建构。在政策试验过程中，专家、官员、利益相关者之间持续地互动，促进了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和交流，并通过知识整合和再建构过程，持续生产新知识。不同行动主体所拥有的知识具有各自的特点：专家的知识在科学性方面具有优势，它依赖于同行评估机制进行质量审查；官员的知识与政府实践和行政流程密切相关，它强调知识的政治性和应用价值，但在评估机制上并不那么严格；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以特定情境下的经验积累为基础，主要表现为地方性知识或者见解。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中，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对本地情况更为了解，在地方性事务方面拥有信息优势，而中央政府掌握着决策权，双方之间的信息传递是有限的。如何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改进公共治理呢？一种有效的途径就是区分决策权与探索权，中央政府对试点地区实行特殊授权，将新政策的探索权让渡给学习能力强的地方政府。试验民主针对政策问题构建议事平台，将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纳入议事过程，促进了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交流和应用，有利于化解统一领导和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既发挥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又充分利用不同来源的知识，提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强国家治理的韧性和适应性。“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力学、工程学领域，用来衡量物体受外部压力后反弹回原初状态的程度。后来，这一概念进一步拓展内涵，用以表达应对能力、适应能力等，并在生态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应用。“韧性”刻画了系统受到外界干扰时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能力，包括吸收外界冲击和扰动的能力、通过建立学习机制提升自适应的能力、回复到原初状态或达到更好状态的能力，以及降低灾害风险和损失的能力等。就国家治理来讲，韧性治理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当受到外部冲击时，不同主体之间又能够迅速进行协调，以保持国家治理的弹性和调适能力。韧性治理承认个人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强调国家治理要调动多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决策者要增进与基层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促进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交流和应用。韧性治理是在国家治理基本结构已经制度化的背景下，为了激发多元主体的内生活力，政治系统设置开放性、包容性的政策议程，使各类行动主体都能参与政策过程，从而持续优化公共政策体系及公共治理模式，有效应对各种冲击和挑战。对于大国治理来讲，既要维护公共政策的统一性，又要保障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一个有效的途径便是引入政策试验机制，围绕特定政策议题，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界别的政策网络，将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协商过程。在政策试验中，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观点反映了各自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他们对相关问题具有各自的看法，并且形成差异化甚至对立的解释和假设。不同来源的知识的分享和交流，有利于整合各方意见和观点，在试验结果及其产生的证据引导下，各方之间增进协调，从而凝聚共识，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策安排。我们从试验民主的视角剖析中国改革的行动逻辑，可以看到，政策试验创设了一种议事网络，决策者通过这种途径收集基层官员、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反馈获得的信息持续改进政策安排。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试验和知识生产过程，使中国改革实现了统一领导和有效治理两者的并行不悖，积累了国家治理与改革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方案。试验民主的运作实践及经验表明，深化改革需要创设一种组织学习机制，高效率地运用专家、地方官员和利益相关者拥有的知识，推进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和交流。基于上述分析，提升国家治理的韧性和适应性，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政策试验的组织安排和机制设计。一是区分政策议题的不同属性，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试验模式，提升政策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从组织方式看，政策试验可分为受控实验、地方试点和创新探索三种类型，三者的认知逻辑具有差异性。受控实验将科学实验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将随机化视为实验的决定性特征。对于技术性议题来讲，选择受控实验方式，可更为精确地检验一种政策方案的有效性。然而，政策议题往往涉及大量的政治因素，公共政策总是被赋予某些价值目标，这些目标可能来自于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公众参与所表达的目标诉求、政府官员以及政策专家的价值选择。政策分析需要考虑所涉及机构和人员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对于目标模糊、存在价值冲突的改革议题来讲，决策者仅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更适合采取小范围试点的方式，鼓励试点地区制定并实施新方案，收集基层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的评价和意见，有利于增进政策认知，提升政策决策的理性和正当性水平。二是改进政策试验的机制设计，尽可能提出新的框架性思路，并采取小范围试点方式，减轻基层试点项目过多导致的行政负担。当前，有的行政部门在发出试点倡议时，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导向或设计。大部分地方试点都属于一种“创新”试探，它们并没有框架性的政策设计，只是强调探索和创新。一些试点项目的意义仅在于“有故事可讲”，可将汇报材料写得更为生动。有研究发现，在实践中，政策试点存在被科层化“捕获”的现象。既然试点变成了创新性探索，当上级政府发出倡议后，下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就会被裹挟进来，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试点项目，试点单位往往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对现行治理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只能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程式化运作。鉴于此，提升政策试验的组织学习功能，有必要改进机制设计，决策者在接受新理念后，要尽可能提出新的政策导向，传递新的政策信号，并在小范围内开展试点，防止政策试点异化为科层化的运作形态。三是区分政策试点的局部成功和全国有效性，在推广地方经验前，需要引入对话和审议程序，听取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防止地方经验在大范围推广中出现问题。在改革成为主流话语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热衷于各种创新性探索。一些政策试点只是为了支持已经作出的创新决策，论证这种政策主张的正确性，因此试点提供了经过包装的“证据”支撑的汇报材料。然而，有的试点经验是在严格控制干扰因素的前提下形成的，并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当试点经验大面积推开后，由于无法控制的因素，政策实施就可能难以取得同样的效果。政府治理具有多维度的目标任务，在常态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可能在某一领域投入太多资源。这使得一些精心打造的试点经验，却出现了难以进行推广的问题。为扭转这种现象，在试点经验总结和推广过程中，需要遵循协商民主原则，构建对话和审议机制，让不同观点都具有分享和交流的机会，在互相砥砺中增进认知，从试点经验中提炼具有更广适用性的政策知识。四是创设政策试验的交流平台，在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之间增进互动和知识交流。政策试验致力于通过局部试点的方式为政策决策提供证据支持。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激发政策分析人员提出新思想和政策倡议。新的政策主张是否有效，需要在小范围内开展试点进行评估。政策试验通过区分决策权和探索权，赋予试点地区在特定议题领域的自主探索权，为政策创新和持续调整留出空间，使基层官员、专家、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试验议程，利用各自拥有的知识来改进地方治理。为了促进不同来源知识的分享和交流，政策试验需要构建跨层级、跨部门、跨界别的议题平台，从而容纳各方参与者，彼此分享观点和看法，进而对政策知识进行再建构，形成政策知识的共同生产机制。五是持续对地方试点及经验进行评估，对地方性知识进行归纳和提炼，并将其转化为更为规范化、系统化的一般性知识。在政策试验中，小范围试点取得成功后，首先需要发挥专家的作用，通过调研和评估的过程，识别有效制度安排，从地方经验中提炼新概念，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概念性知识，为地方经验的分享、交流和传播提供便利。对于不同地区在试点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也需要专家进行总结和归纳，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更为结构化的系统性知识，从而深化对政策问题及应对措施的认知。随着对政策议题的发展规律具有更多认知，议题自身的不确定性就会降低。随之，政治系统通过政策制定过程，采纳专家提供的系统性知识，将其转化为制度性安排，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策试验与政府间学习机制研究”和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项目“政策试验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9ZDA123、20XNL022）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2年3月上《试验民主与韧性治理：中国改革的行动逻辑》（微信有删节）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加快数字化发展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带来了新挑战，提出了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外交新的历史征程中，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取得了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新的目标要求和责任要求，也面临诸多历史和现实的挑战，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了新主张新理念。这些新主张新理念既是对传统新中国外交原则的弘扬，也是根据时代要求作出的发展，对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总体而言，就是在国际上围绕担责与卸责、共享与独占、联通与围堵、平等与差异、公平正义与欺行霸市、结伴与结盟等理念分野，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与思路。“核心观点何为新型大国思维？其一，是要求中国外交要有大国的视野。以前中国是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现在是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参与竞争，对战略的整体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大国才具有决定全球命运的力量和影响。大国关系要放在全球和整体的视野中加以运筹和发展。其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常态。大国发展模式、利益诉求、意识形态都可能不同，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管控竞争和引导竞争。把以削弱和打压对方的恶性竞争变成提升自我的良性竞争。其三，努力实现化敌为友。不战屈兵是中国传统战略的最高智慧，减少或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变成朋友、变成合作伙伴。以政治家思维办外交，就是为了更大目标的实现，要敢于跟对手和敌手谈合作。”更多精彩观点01基于先进性指导中国外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外交先进性和正能量的充分保障。中国的外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因而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导向。这一价值观核心内涵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为人类发展服务。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外交才能够引时代之先，体现为人类谋福祉的使命担当和实践作为。我国外交倡导的理念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其中的和合观、辩证观、整体观、包容观等无不闪耀着历经千年而弥新的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面向未来，立意高远。中国外交强调观念的先进性和政策实施的创新性。中国是正在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是吸取他国发展经验同时保持自身特色的发展。我们要总结探索新的符合自身发展现实和特点的道路，带动、牵引、引领国际体系的公平与公正，在方式上反对美国式的强制输出，讲求示范效应，注重自我强化、自我完善。因此，中国是以自身国家建设为范，以公平正义的理念为信。靠先进的观念、体制和制度创新设计能力来影响他国、吸引他国、引导他国、组织他国，发挥制度性影响力。我们一方面要将中国的先进政策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也要推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人心。02基于主动性发挥积极影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突出特点就是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应到引领、由独立到自主。在外交上突出引领性和主动性，就是在人类发展方向出现迷茫困惑的时候，在一些国家开历史倒车的时候，扮演火炬手的角色，引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自身角色已经由融入国际体系，到积极主动完善变革国际体系；由全球公共产品消费者到公共产品提供者，由接轨到铺轨。中国外交的使命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引领全球治理，完善国际体系，提升国际综合治理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03基于互动性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基于相互塑造而促进合作。合作不是简单的对接，是相互适应调整、相互促进的过程，其中自身改变与提高或者说改变自身以适应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终都是相互塑造、相互改变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地改变或被改变的过程。相互的改变可以形成新的合作搭配，形成有利的新的组合。在相互塑造的前提下，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也是可行的。在中美关系的相互塑造过程中，中国需要适应美国的变化，但美国需要适应或改变的内容更多。如果说，过去中国需要改变适应的东西更多的话，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适应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发展选择才是正确做法。在中美关系中，一方迫使另一方单向改变的进程应该转变为共同演进、相互适应。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十三轮谈判，谈判加深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印象。美国通过谈判增加了对中方鲜明立场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对中美关系和其他国家关系而言，需要共同改变，而不是要求另一方改变而自己不改变。相互塑造是合作的重要阶段。“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不能只看到对抗和冲突的一面，而看不到相互接触、交流、融合、共生的一面。实际上，从世界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借鉴融合始终是主流，文明冲突只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不同文明是在既冲突又融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共同发展的。”总之，不同文明不可能通过寻找相似性减少差异，而是要减少误解，同时找到一条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相互取代。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支撑。构建新型互动关系。首先是新型合作观。这要求严格遵循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基于共识和共同意愿开展合作；不利用合作谋取一方利益最大化，强调共同受益；善于寻找和敏锐把握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促进互补利益，也要在差异化的前提下，保持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他人利益。其次是新型竞争观。合作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包容良性竞争。一国发展自己不能以抵制或削弱他国为条件。竞争的含义是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使对方更差。不仅要合作共赢，而且要实现竞争共赢。最后是新型发展观。强调可持续的共赢的发展，追求更为公正均衡的发展观。一国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周边贫穷的基础之上。要改变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局面。强调富帮贫，缩小贫富差距。突出新型发展中国家帮助落后发展中国家的模式。04基于共同性完成共商共建共享的任务首先，强调共同的利益。发展是所有国家的第一要务。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内部变革与结构转型的重任，虽然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发展是共同的目标。实现发展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维护和平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利益与责任。人类生存与发展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利益。其次，倡导共同的价值。人类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但享有共同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在共同价值的弘扬与维护中，人类才能够拥有共同的精神力量。再次，应对共同的威胁。人类面临着大量超越国别的共同威胁，尤其是非传统安全中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资源问题、流行疾病、网络安全等人类整体面临的威胁，绝非一国所能应对和解决。共同的威胁要求各国共同应对。最后，承担共同的责任。基于共同的利益、面对共同的威胁，所有国家必须齐心合力，在人类共同体和休戚与共的意识的指导下，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人类社会的完善与进步。共同利益有助于超越差异和观念，针对共同威胁可以极大地减少差异对合作的阻碍作用。因此，扩大共同利益是减少差异的负面作用、促进合作的有效途径。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以及共同的威胁有助于各国加速解除分歧和差异的束缚，推进国家关系的破冰与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合作必须基于共同的愿望、针对共同的威胁、谋求共同的利益。以大目标超越小分歧，以共同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共同感的培育对合作是十分重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正是基于共同性的追求而展开的。同舟共济永远是人类需要牢记和践行的观念和法则。05基于包容性处理好不同制度国家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的智慧之一是接纳。外不起纷争，内不生对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包容性是针对排他性的。要减少对立心态。对立心态的形成对合异最为不利，会导致放大所有的差异，甚至会制造差异。在观点和制度上不求千篇一律。多元化的、站在不同角度的观点有助于实现包容。因此，我们自己应该去努力寻求、协调与平衡多样化的观念。包容是一种换位思考。关键要学会角色互换和换位思考。包容更强调相互尊重。关于民族性格以及民族性格对国家间交往影响的研究十分重要，交往的观念、行为方式、不同的风俗礼仪都应该包括其中，并且由更多人群去了解和学习，这将极大地减少由差异或误解带来的成本损耗。国家与国家间要相互尊重，地区与地区间也要尊重不同的区情、不同的发展诉求和利益关切。要有针对性，要因人而异，更要因国而异。每个国家都是多元、多侧面的。相处也需要多样化，不可能千篇一律，不可能一成不变。06基于互补性而强化合作思可相反，得须相成。合作中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互补性，共同性并不足以长久支撑合作，能够真正搁置和超越差异的动力还是互补性。互补性要求寻找彼此的交合点。合作的路径是了解对方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然后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交合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差异间发现互补性。差异化和多元化为互补提供了更多选择与可能。需要对差异进行更高平台的分类组合，以促进差异间互补的形成。尤其要深入研究那些导致差异和冲突的因素，将某些因素组合起来形成互补，从而使不同国家彼此促进，而不是彼此冲突。07基于平等互利处理好大小国家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待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态度和政策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特色的关键所在。强调大小国家一般平等是中国传统外交的法宝，在新时期仍然有其重要的生命力，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性之一。失去了这一点，中国特色就少了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大国，但不同于其他大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这一定位不能忘、不能丢，决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和属性与其他大国的不同。历史上其他大国都没有处理好大小国家关系，要么是大国沙文主义，要么是霸权主义。中国特色外交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一直有鲜明的立场和站位。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都不能滋生暴发户心态、不能耍大牌、不能嫌贫爱富。过去的中国大而弱，这个问题不那么突出，现在大而强的中国更加需要保持谦虚有度、平等公道、匡扶正义的形象。富而不骄，强而不霸。在国家间关系中不因其小而轻视，也不因其大而敌视。无论大小贫富都能够不卑不亢，一视同仁。要扶弱合强，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要变以往其他大国外交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为扶小合大、协调发展。变远交近攻为远交近合。大国外交不是大国欺负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外交，大国更需要的是小国的尊重与平等，对小国的无私真诚的帮助，更需要合作共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有历史传承，但更需要发展。在新时代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带动他们的发展，更好地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而同时不因中国经济出现困难而让他们受到影响。达则兼济，贫则独善。遇到困难，独立承担，不嫁祸于人，不转移困难不转移矛盾。后者不容易做到，但也是区别于传统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从周边邻国或中小国家的发展中受益，从中学到了宝贵经验，与之相互学习，共同成长。中国不在任何地区以任何形式谋求霸权，不摆地区老大的姿态，始终保持谦虚，与发展中国家交互共进。“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08基于群体性带动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体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体性发展的构想基于共同性和整体性原则而生。中国变量是整体中的变量，中国变量只有立足于发展的整体才能赢得更大的机遇。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他国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复兴是群体性发展的国际社会现象之一，是彼此带动的发展。群体性发展的基本理念是：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周边国家贫穷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伴随着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而实现。只有避免出现孤独发展的问题，才能造就可持续的长久繁荣。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是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由过去的“请进来”到现在的“走出去”，目的是要推动国际社会均衡协调发展，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的发展。实现发展中国家群由独立自主的阶段向着联合自强的方向转变，“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权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通过互利合作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在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必须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相伴。中国不断深化群体性发展的进程，首先是与发展中国家群共谋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新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不是确立新中心的过程；其次，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及至人类命运共同体。09基于大国性开展新型大国外交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勇于面对竞争。一个大国的形成与壮大，必然伴随着对手的形成与变化。大国不可能没有对手甚至是敌手，大国也不可能毫无障碍地成长。与最大的守成大国也不可能没有竞争。大国间的合作与冲突是难以回避的国家关系主题。所谓新型大国思维，其一，是要求中国外交要有大国的视野。以前中国是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现在是作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参与竞争，对战略的整体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大国才具有决定全球命运的力量和影响。大国关系要放在全球和整体的视野中加以运筹和发展。正如国务委员王毅所言，我们从来没有兴趣赌美国的输赢，中国的发展也不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前提之上。其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常态。大国发展模式、利益诉求、意识形态都可能不同，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管控竞争和引导竞争。把以削弱和打压对方的恶性竞争变成提升自我的良性竞争。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关系虽然基于合作共赢理念得到发展，但现实是目前中美之间竞争面在上升。我们应该通过有效管控把竞争两伤引向竞争共赢，即通过不断提升和发展自我的能力形成更高层次的竞争，从而在竞争中使各自和双方都变得更好。正如我国驻美大使秦刚上任后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交谈中所言，中美关系要实现“理性、稳定、可管控和建设性”。其中的可管控和建设性就是针对中美竞争而言的。其三，努力实现化敌为友。不战屈兵是中国传统战略的最高智慧，减少或消灭敌人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变成朋友、变成合作伙伴。以政治家思维办外交，就是为了更大目标的实现，要敢于跟对手和敌手谈合作。只有具备足够的胆识、见识、魄力，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候，迫使最不利的因素转化，变不可能为可能。所谓变不可能为可能，就是有足够的能力把敌人或竞争对手变成朋友，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感化敌人、说服敌人，其效果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10基于可持续性实现共同安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和平发展，而在现阶段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具体体现是安全与发展。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和平是针对战争而言的，安全则涉及包括和平时期在内的一系列影响发展的因素。若安全无法获得，发展就难以保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两者缺一不可。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中国要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替代的积极的建设性力量，需要强化三个方面的能力，就是对于国际格局更强的塑造能力、对于霸权和强权行径的制衡能力、对于缓解和解决国际危机以及改善国家关系的协调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过去几十年，中国对国际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国际安全领域也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国是所有联合国成员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交纳维和经费最多的国家。在未来国际危机和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中国将不仅扮演协调者，还要推进问题和危机的解决。既有中国协调，也有中国方案；既体现责任，也推进落实。在危机解决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安全机制、危机管控、危机预防和人类共同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中贡献更多中国思想和中国元素，体现更强的中国责任。一国安全不可能建立于周边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周边和国际热点问题。正如中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中国也不可能仅仅靠维护自身安全，就获得总体安全或可持续安全。中国在国际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中国不制造、利用矛盾，也不制造和利用危机。中国不把安全建立于别国不安全基础之上，不划分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以结应对传统联盟的围堵，坚持不结盟政策。我们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不断发展共同受益的多边安全机制和危机管控机制、强化热点治理能力、以共同体的理念来推动国际热点问题解决。越来越多的国际危机离不开中国因素的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也客观上要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危机热点问题的解决要发挥更多更有效的影响力，要有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式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通过渐进、标本兼治、协商一致、非强制、阶段性解决与长远解决相一致的原则推进热点问题的解决。11基于正当性发挥国际影响有些国家讲人道主义外交，实际上是有选择的干预。有些国家强调人权，却搞人权多重标准，以人权为借口行干涉主义之实。中国倡导和平，也一直在践行和平，从未主动挑起任何争端。中国在完全和平的状态下，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财富没有一项是武力掠夺所得，没有一项是侵占他国领土所得，没有一项不是合作共赢所得。中国发挥建设性影响力和某些大国的干涉主义存在根本不同。光明正大，方式合法，没有双重标准、非强制、非暴力，不搞颠覆渗透、不输出模式和制度，尊重主权和平等。中国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推动国家发展的均衡性和有序性；尊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原则的多边主义框架；努力维护国际多边主义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践约守信；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多极化、国际经济全球化。“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基于义利观指导对外援助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义责为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国发展道路也是如此。中国的发展方式不是谋取一招致胜，而是共赢多赢，与多数国家一道共同致富。共赢，实际上就是如何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可持续性关系的问题。共赢要解决赢多赢少的问题，需要有义利观。合作共赢从理念上很容易理解，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如何找到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和双方期望值的最佳平衡点，已经成为新的难题。中美关系的表现尤其如此。实际上，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双方一直是共赢的，但即使是共赢，双方对利益的期望值也并不一样。现在美国认为没有达到它的预期，于是就对合作共赢的现有模式产生质疑，试图加以改变。显然，共赢法则需要作新的调整、注入新的动能，解决的办法仍然是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如果说共赢相对容易，让利则很难。对于中国这样具有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何让利在实践中是一个大难题。关键在于，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要解决好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的问题。中国复兴与人类发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外援助要有战略性，要为国家大战略服务。将利益追求的最大化变为相对化，这是国际关系中中国特色的一个原则。其中，避免最大化是关键。中国外交哲学始终突出相对性和适可而止，共建共享也是避免利益最大化，搭台而不拆台，开放而不封闭，共赢而不独占不仅是中国外交的谋势之举，也是道义之举。“我们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重视精神力量的意义。比如信仰、民心凝聚，国际社会认可度。不能简单算经济帐，不能简单计量或功利化。精神因素的作用可以十分巨大，而且是长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大势，人心向背也是大势。中国外交要努力推进两大趋势。13基于责任感展现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责任是这个时代的大国应有的担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自身承担巨大发展任务的同时，也努力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从不逃避”。无论贫富，中国都是勇于担责的国家。中国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动不动就转嫁矛盾转嫁责任，甚至是转嫁债务。中国强调同甘而不是共苦，强调分享而不是分担。不转嫁不迁怒，更不趁火打劫。有福大家享，有难自己担。达则兼济，贫则自立。别国有困难，中国伸援手，中国有困难尽量不麻烦他国，更不转嫁给他国。同时，新中国传统外交中强调弱弱相扶，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对他国伸出援手，能够在困难的时候做到先人后已在世界上的大国中是少有的。将中国的海外利益与人类利益、地区利益保持一致。追求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国际利益的相合性一致性，不把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利益之上。不置人类利益、他国利益于不顾而盲目追求自身利益。中国要勇于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渴望平等尊重，不甘忍受欺辱，对历史屈辱记忆犹深。防止民族屈辱再现，是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历史情结。中国必须具有内在的力量防止外部入侵与干涉。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需要具有足够的份量来承担国家和国际责任，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认同和尊重，以自身的壮大和发展造福人类。中国复兴不是要实施霸权，而是要成为一支和平的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积极力量，成为一支推动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力量。我们要努力实现全方位的合作，推动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应对人类威胁。14结语中国的大国外交理念来自于丰富的外交实践，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证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是思想与行为、原则与实践的结合与统一。总体而言，就是强调全面、综合、联系、辩证、历史、立体地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与国家间关系；坚持“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努力把握国家和人类的正确发展方向，以积极、合理、协作、务实、有效的方式推动中国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中国的外交理念基于高远的政治站位，时刻把握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建设性的方式引领国际社会向着公正均衡的方向发展，发挥大国协调、战略伙伴、结伴而不结盟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理念贯穿持续创新的意志和精神。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更大，难题怪题新题更多，多数没有现成答案，需要在现有成功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探索创新。人类所面临的新课题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的系列问题与后果都是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作为型大国，我们不仅需要融入、参与国际社会的发展，更要发挥建设性影响，带动和组织国际社会勇于面对挑战、攻坚克难，努力开创新型共处之道、合作和发展之道、大国相处之道、国家相处之道、国际热点解决之道。中国外交理念强调坚定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我们需要不断总结提炼，在正确的道路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JZD032】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12月上（微信有删节）作者：外交学院副院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正是其中最大变量。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指出，我国科学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即，落实“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尚未形成，组织领导、条件保障等有待加强。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落实“两翼理论”需要创新科普理念与工作方式。即用创新的理念和方式提升科普产品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满足公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科普需求，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科普治理体系，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智慧和创新热情，推动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科学家、媒体和公众作为最直接、最有效、最具活力的科普主体，对当前构建社会化的科普工作有哪些看法，各科普主体在实践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障碍，对新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科普生态有哪些建议和期待？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科普研究所面向不同科普主体发起联合调查，旨在了解当前科普生态构建的堵点难点痛点，为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高质量发展，打通“堵点”、解决“难点”、消除“痛点”，有的放矢逐步实现“点点皆清”提供有益参考。主要发现: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最大堵点是科普基础设施数量、质量、分布均有不足。科普事业发展的难点在于，不同科普主体实践中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配合。大部分媒体从业者认为自身有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责任，但媒体能否有效实现科技内容的有效传播，取决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别是单位领导的重视程度。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认为从事科普工作最大的现实困难是个人晋升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参与科普对于科技人员职业发展帮助不大。因此，如何激发科普主体的积极性成为科普事业发展的一大痛点。超七成受访者参与科普的动因是主观上希望能够推动科研成果的普及；而精力投入、自己的科普能力、物质支出是制约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最大障碍。更多重要发现01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堵点”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和完善了一大批基层科普基础设施，根据2015—2020年《中国科协年度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对比分析，各级科协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科技馆数量逐年增加，科普基础设施成为推动我国科普事业整体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为提升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科技工作者眼中，相较于发达国家，当前我国最为重视的科普生态要素为“科普法律法规与政策”（2.54分，满分3分，下同）和“科普基础设施”（2.51分）。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尽管当前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最大堵点仍在于科普基础设施数量、质量、分布均有不足（42.6%）。较多科技工作者认为我国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对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但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大，当前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仍有不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极不均衡，在新一轮区域大发展背景下，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非均衡模式在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同时，也使得区域人口素质发展表现各异，科普资源配置不平衡、科普能力建设的效果差异性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尽管国家各项相关政策向西部以及中部的倾斜，正在不断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但从调查结果看，当前科技工作者感知到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基层科普设施建设发展仍不平衡。此外，科普基础设施的质量仍有提升的空间。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整合，还包括内容、资源、人才等要素的整合。在硬件达标的条件下，只有把握公众对基层科普服务多样化需求、提高基层科普设施使用率，才能强化科普软环境建设。同时，以智慧化和数字化为特征的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正在汇聚成一股重要的变革力量，重塑着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新的科学传播模式导致知识传播成本降低，信息传递形式愈加丰富，科普的内容与路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应用于大众生活，人们普遍感受到科技带来的普惠与便利，相应地，对科学的兴趣和态度发生变化。而科普基础设施体系尚未能完善地对以上趋势和变化作出跟进回应，由此，提高科普基础设施的质量很有必要。02促进媒体与科学共同体的沟通合作，解决“难点”随着科学的日益专业化，科技工作者将科学传播局限于同行之间，逐渐将面向大众的科普让位给了科普记者。因此，当前公众获知科学内容多是通过新闻媒体。尽管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拓展了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但正是由于海量信息难以辨别筛选，公众越来越希望能够得到权威的信息。在科普实践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参与科学传播确实存在一些障碍，如与媒体从业者或公众的交流中存在困难，时间和精力上存在较大制约，需要加强针对受众偏好的培训和指导等。调查中超五成的媒体从业者认为，“无法持续性创作”（55.7%）是科学家或科技工作者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其次是“选题乏味或生僻”（53.3%），无法使公众被其创作内容吸引。受访媒体从业者认为科技工作者产出科普内容后往往不愿意配合修改（46.7%）；而“对点击量或传播效果要求较高”（42.9%）、“内容理解难度过大”（32.5%）、“对合作媒体的专业性要求过高”（24.4%）等也被媒体从业者提及。有相关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认为最容易沟通的对象是学校老师，其次是科普记者、学校里的年轻人，容易沟通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对象具有专业背景，是同行，或者具有基础知识、科学素养、逻辑思维等；而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最难沟通的对象是非专家公众。导致这一调查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术语体系本身就具有较强专业性，科学传播的内容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壁垒。其次，大众传播对相应技能和规律掌握有较高要求，而部分科学家没有相应的科学传播经验，导致科学家与公众间难以沟通。最后，许多科学家对媒体从业者是否能如实传递其想要表达的科学信息，抱有担忧。在我国，新闻传播归为文科，而科技工作者多为理工科出身。分科制导致了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对科学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普通公众多。即使是理工学科出身的媒体记者，其与科技工作者在知识储备上依旧存在着巨大鸿沟。大部分媒体从业者认为自身有向公众普及科学的责任（67.1%），但同时也认为，媒体能否有效实现科技内容的传播，取决于多因素共同配合，特别是单位领导的重视程度（41.4%）。其次“资本和流量压力”（39.8%）与“经费分配”（37.4%），符合当下媒体市场化发展的整体趋势；“专业型人才”（38.7%）与“技术支撑”（37.6%）也是不可或缺的优质内容生产要素；“政策扶持”（37.4%）与“定位准确”（35.1%）分别描述了科普生态的支撑要件与媒体运营的战略基点。不同类型的媒体机构，感知到的影响媒体科普效果的因素具有较大的差异。越是市场化、本身就拥有流量的媒体机构，对于“资本和流量压力”的感受越少，但对于“专业型人才”更为渴求。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与媒介在学理上本就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内容价值方面，科学讲究严肃、谨慎、富有教育意义，科技工作者要求内容正确甚至精确，而媒介价值则在于速度、规范、有吸引力等方面。此外，部分媒体从业者将科技工作者视为自己撰写报道的一个“资源”，而科技工作者则将媒体从业者视为自身观点传播的一个“渠道”，双方在科学传播的主导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现实中，科学传播绝不是某一单位或部门能够独自完成的任务，从组织层看其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03强化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消除“痛点”科技工作者有着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深刻的理解，应当成为科普内容最初的供给者，成为科普的第一战略力量。调查结果显示，77.8%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做科普是科学家必须履行的义务。科技工作者基于其坚实的专业基础、对前沿科学动态的把握和亲身参与科研的过程经验，可以有效把握科学传播方向，避免知识在传播过程中被片面理解或夸张放大，避免因未知或误解造成大范围的恐慌。如图1所示，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您当前从事科普工作的现实困难有哪些”时，69.1%的受访者选择了“个人晋升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参与科普对科技人员职业发展无益”。另有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从事科普工作的困难在于“缺少开展科普的培训，相关技能缺乏”（54.3%），“科研项目没有科普相关考核指标要求”（51.6%），从事科普动力不足，以及“所在单位、同行等不重视科普，不支持自己开展科普活动”（51.6%）。41.0%的受访者认为“个人影响力有限，缺少必要的资金、人员、媒体等资源支持”。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哪些因素提升了您参与科普的意愿”时，调查结果显示（见图2），超七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推动科研成果的普及”（77.3%），超六成的受访者选择了“成就感”（60.4%），有超五成的受访者分别选择了“提高知名度”（58.5%），以及“社会责任感”（54.3%）。当科技工作者被问及“有哪些因素制约了您参与科普的意愿”时，调查结果显示，“精力投入”（67.4%）、“自己的科普能力”（60.7%）以及“物质支出”（59.8%）是制约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最大障碍。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科技工作者认为，“时间付出”（45.5%）与“顾及社会评价”（39.5%）是重要的制约因素。近一成的受访者则认为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没有必要”（9.6%）。本次调查采用阶梯量表测量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意愿、科普渠道。10分代表科普能力最强，科普意愿最强，科普渠道最多；1分代表科普能力差，科普意愿低，科普渠道缺乏。最终，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得分为8.10分，科普意愿得分为8.08分，科普渠道得分最低，为7.94分，说明部分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渠道。通过分别探究“科普能力”“科普渠道”与“科普意愿”的关系，发现科技工作者的科普能力、科普渠道与个人科普意愿成正相关，即科普能力越强、科普渠道越丰富，则其科普意愿更强烈。且对比科普渠道，科普能力对科普意愿的影响更为强烈。进一步分析影响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年龄与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关，科技工作者不同的日常居住地区及从事专业在个人科普意愿的强烈程度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年龄越大的科技工作者其科普意愿越强烈；东北地区的科普工作者科普意愿（8.36分）最为强烈，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从事理学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最强，得分8.25分。为了进一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评价认知与其科普意愿的关系，本次调查中，采集了社会评价认知数据。社会群体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来自大众的形象口碑评价、来自同行的学术业绩评价，以及来自同行的非正式人际评价，本次调查中将“社会评价认知”定义为上述三类评价的得分。其中1分表示科技工作者认为，参与科普工作会导致社会群体对自身评价产生负面影响，2分表示没有什么影响，3分表示会产生正面影响。得分越高，表示个人认为参与科普工作会使社会群体对自身的评价越积极。具体来看，三项评价得分依次为大众形象口碑评价2.66分，同行学术业绩评价2.58分，同行的非正式人际评价2.58分。将“社会评价认知”纳入新的分析模型，结果显示，社会评价认知与科技工作者的科普意愿成正相关，即感知到社会正面评价的科技工作者科普意愿更高。鉴于科技工作者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分析其群体期待对于科普环境的优化以及科普生态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调查显示，近七成科技工作者认为推动新时代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完善各类机制，推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科普事业。对科技工作者群体而言，营造整体性、全局性、包容性的科普价值理念体系需要先行实现有目标的组织架构，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保证其精力和时间支配，充分释放其主动性和创造力。*本文系2020年度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合作项目“科普生态体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0106EZP070）的研究成果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0月丙（微信有删节）《破解科普事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离不开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国际化程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一直较低。随着国内市场不断趋向饱和，这必将成为“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突出短板。放眼世界，数据跨境流动制度的全球博弈明显加强，美国、欧盟都在推行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治理规则并扩大“朋友圈”。美国采取战略进攻模式，加紧构筑所谓“数据同盟体系”；欧盟则采取防守反击模式，筑起“制度高墙”以谋求引领国际规则。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尚处于战略被动地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熊鸿儒、副部长田杰棠建议以签订双多边协议和深化国内区域试点改革为抓手，尽快提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中国方案”，打破美欧主导格局，赢得数字经济发展与安全的战略主动。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的策略建议：1.尽快提出我国促进全球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的明确主张和“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基础，围绕数据本地化、隐私安全、跨境执法协调等关键事项提出“中国版”解决方案，平衡公共安全、产业发展、个人信息权益等三方面诉求。2.确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国内立法与对外高水平谈判需要相衔接，避免出现“两张皮”。尽快健全涉及网信、工信、商务、公安、司法等多部门协调配合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体系，以机制设计优化带动监管模式创新。3.将与重要贸易伙伴签订互信互认的双多边协议作为突破口，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主张“增容扩圈”。积极采取“以双边带多边、以区域带整体”的推进策略，以动应变，避免“原地踏步”。4.鼓励在部分自贸港和自贸区“先行先试”，支持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区域改革试验走深、走实。支持在海南、上海、北京、浙江、深圳等国内条件较好地区深入推进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在“压力测试”中完善规则。更多精彩观点01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海外市场拓展受到数据跨境流动等因素制约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2019年增加值规模达到7.1万亿元，占GDP比重7.2%。互联网业务收入快速增长，2013～2019年从0.3万亿元增至1.2万亿元，境内外上市企业数达135家。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实现从模仿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蜕变，全球影响力也显著提升。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中美所拥有的数字平台占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近90%。产业数字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28.8万亿元，2005年至2019年年复合增速高达24.9%，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9年的29%。其中，工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0多个，重点平台的平均设备连接数近70万台，平均工业模型数超过1100个，平均工业应用（APP）数超2100个；服务业数字化发展领先，2019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比近40%，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0年1～11月总额已突破10.5万亿元）和最大移动支付交易市场。数字贸易提质升级，跨境出口模式不断优化。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1.4万亿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增至105个。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也在不断夯实。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不断加快，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升。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新兴技术进步显著，部分领域论文和专利数量全球第一，窄带物联网（NB-IoT）已经正式纳入全球5G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加快部署，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通信网络，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固网宽带用户近5亿；4G网络基站总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5G基站在50多个城市大规模商用，接入终端超过9000万，市场规模全球第一；数据中心机架数量近300万；机器联网用户近10亿，全球占比超六成。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数据生产能力快速跃升，共享开放程度加大。我国数据规模年均增速超30%，预计2025年将增至48.6ZB，成为数据量最大、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且已建成包含71个部门、31个地方全面接入的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但是，受数据跨境流动不畅等因素影响，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很低，与国外龙头企业相比差距明显。我国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主要基于国内超大规模人口和市场优势，利用技术引进和商业模式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6.2小时。如此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是我国互联网企业发展壮大的基石，但是，如果不能进一步向海外市场拓展，我国互联网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将大大受限。目前，国内数字经济龙头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普遍较低。例如，阿里巴巴2020年第四季度营收2210.8亿元，其中跨境与全球零售商业务尽管同比增长37%，增至101.58亿元，但也仅占总营收的4.6%。另一家互联网巨头腾讯2019年海外市场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为4%，且过去十年一直在个位数占比左右徘徊，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之下，美国互联网龙头企业国际化程度高得多。依据2020年新公布的财报看，谷歌公司的海外市场收入常年保持在总营收的50%甚至更高，苹果公司的海外市场收入则超过了总营收的一半，即便是亚马逊也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收入来自海外。在这种形势下，中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规模差距不断拉大，亟需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有所突破。2014年以来，我国进入全球上市互联网企业市值排行榜前十名的公司数量由之前的3家减少为2家，美国相应地由7家增加到8家。而且，我国企业在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市值中所占比例也呈下降趋势，从2017年底的22%持续下滑至目前的16%，美国相应地由78%上升至84%。苹果公司的市值在2014年底时还低于我国当时最大的3家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之和，现在则超过我国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拼多多、网易等6家公司之和；亚马逊的市值在2014年底远低于阿里巴巴，现在则相当于我国最大的3家互联网公司之和。02主要大国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上的博弈显著加剧，美欧对我国已形成“规则围堵”之势数字经济天然具有全球化特征，数字时代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繁荣离不开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加上数字基础设施大规模普及，使得全球互联网协议流量及全球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数据的全球化属性、资产属性及流动属性日益增强，跨境数据流动已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有市场机构测算，2009～2018年十年间，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高达10.1%，预计2025年有望突破11万亿美元。另一方面，数据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在给全球带来经济红利的同时，也引发越来越多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至少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商业利益和公民个人等数据主体的权益等方面。例如，2020年7月，欧盟最高法院（CJEU）裁定欧美之间的数据跨境共享协议《欧美数据隐私护盾》（Privacy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中的大事，是中国与邻国探索建立新型安全模式、新型国家关系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的产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历程、影响因素与发展前景是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年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的创立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符合成员国的根本利益，它的创立、巩固与国际形势同频共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庞大鹏认为，上海合作组织顺利发展会使中俄关系更加密切，而中俄关系密切又会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前进，二者相辅相成。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需要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在国内外复杂背景下，上合组织发展应做到：1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支柱作用，逐步实现上合组织地区发展繁荣。2统筹把握新时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上合组织的影响，需要充分考虑美国因素和俄罗斯因素，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3积极谋划加强内部机制建设势在必行。要处理好上合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有交叉和重叠的问题，建立上合组织协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机制，继续大力巩固与发展经贸合作。更多精彩观点01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国同俄罗斯、中亚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友谊。苏联解体后，中国同俄罗斯、中亚五国面临许多共同任务和问题。同时，在20世纪后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同俄罗斯、中亚五国曾有相似的意识形态。这些都使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在交往中比较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促使上合组织最终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初创建设：稳定边疆，构筑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上合组织是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上海五国”演变而来。“上海五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96年。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晤。这五个国家地理位置接近，领土总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因此，其领导人开始为解决地区现实问题而定期举行会晤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根据第一次会晤结果，五国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稳定边疆，构筑欧亚大陆的安全屏障，这对“上海五国”各参与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对签署该协定的政治意义也有明确认识。1996年4月24日，叶利钦访华前在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从法律上明确远东的俄中边界具有重要意义。叶利钦表示，在俄中关系的300年历史中，首次同中国有了一个实际上彻底明确，并从法律上予以确认的边界。叶利钦还指出，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发展计划需要巨额投资，俄罗斯联邦预算约占整个投资的1／4，但国家的投资应成为从其他来源包括外国引进资金的促进因素。远东拥有成为俄罗斯通往亚太地区的门户的极好条件。利用这些条件，打破俄罗斯与邻国相隔绝的局面，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任务。叶利钦强调，正因为如此，加强同俄罗斯的强大邻国——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叶利钦制定“上海五国”政策的主要动力，这也为俄罗斯支持将“上海五国”机制发展为多边组织奠定了观念基础。边界是连接“上海五国”的纽带。中俄边界在法律上的形成经历了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两国关系恶化的时期，边界谈判几乎是两国高级外交接触的唯一途径。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同中国一起进行边界谈判，这一过程才到达终点。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不只是对边界调解的简单确认，而且五国共同承担起了最大限度非军事化保障边界线未来和平与安宁的责任。对中国而言，同俄罗斯等原来属于苏联的4个国家签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对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中国形成军事现代化路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因为中国由此就能够减轻同原来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军事负担，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对中国国家安全有影响的其他不稳定因素。从推进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来看，稳定边界也具有重要意义。总之，稳定上述边界是保障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前提。1997年4月24日，“上海五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峰会上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协定确定了遵守不在边境地区扩军义务的严格监督机制。《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签署是亚太地区军事缓和道路上最初的实际步骤，为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创造了先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尚未解决彼此边界问题而进行核试验的情况下，这一成就具有特殊意义。“上海五国”1996年和1997年两次会晤及其签署的文件表明，中、俄、哈、吉、塔五国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相互之间保持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凝聚共识：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到各个领域全面合作。1996年和1997年的两次会晤是以中国为一方，俄、哈、吉、塔为另一方。从第三次起，会晤变成五国间的多边会晤，五国合作机制由此启动。一年一度的元首会晤被固定下来，轮流在各国举行。1998年7月、1999年8月和2000年7月，先后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举行五国领导人会晤。1998年7月3日，“上海五国”国家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晤，五国外长在会晤结束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支持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关于召开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的建议。1999年8月24日，“上海五国”领导人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例行会晤，签署了确定战略伙伴关系基本方针的宣言，讨论了打击越境犯罪和毒品走私的问题，特别提出恢复“丝绸之路”的问题。2000年7月5日，“上海五国”国家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会晤，讨论各成员国在确保地区稳定安全方面，在有效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贩卖毒品和非法移民方面的相互协作问题。此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2000年的元首峰会承前启后，而且于中俄双方在全球层面紧密合作的背景下召开，对建立多极世界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五国元首签署的《杜尚别声明》就《反弹道导弹条约》指出，该条约是维护战略稳定的基石和进一步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的基础，必须无条件地维护并严格遵守，强调了反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杜尚别声明》尤其指出，世界的“多极化”将成为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没有联合国决议，国际军事组织不能擅自行使武力；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等。此外，对于制止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为依托的分离独立运动，五国确认了加强军事合作的方针。五国元首表明了对阿富汗内战的担忧，指出阿富汗的状况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次峰会召开之前，中俄举行了普京就任总统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为实现世界的“多极化”，两国要在所有问题上加强合作，以取得主导权。正式成立：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基于多边主义外交的不断实践，“上海五国”元首会晤的内容不断扩大，由加强边境地区的信任和裁军问题发展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最高级会晤因此也逐渐变成传统，成为连接“上海五国”的另外一条纽带。与此同时，在“上海五国”的框架内，除元首会晤外，又相继建立了外交、国防、执法与安全部门领导人（“比什凯克小组”）、国家协调员等会晤机制。经过五年来的最高级会晤，到2001年元首会晤时，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高度评价“上海五国”成立五年来在促进并深化各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与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五国一致认为“上海五国”的建立和发展顺应了冷战结束后人类要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展示了不同文明背景、传统文化各异的国家通过互尊互信实现和睦共处、团结合作的巨大潜力。五国元首确信将“上海五国”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有利于各成员国更有效地共同利用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上海五国”机制，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发源地上海举行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从而把“上海五国”机制提升到更高的合作层次。巩固发展：建章立制，扩大合作。从上合组织成立至2004年塔什干峰会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这一时期上合组织积极建设合作机制和常设机构，明确了上合成员国范围内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和基本方向。2005年7月4日，上合组织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元首峰会。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获接纳为观察员国。2006年6月15日上海峰会至2008年杜尚别峰会，这一时期上合成员国积极扩大合作领域，并逐步接纳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根据中方倡议上合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是规范上合组织发展的基本法律文件。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各方相互尊重各自根据本国历史经验和国情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的权利。缔约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采取措施禁止在本国境内从事任何违反该原则的活动。从2009年的叶卡捷琳堡峰会至2012年的北京峰会，这一时期成员国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挑战，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其中，2011年的阿斯塔纳峰会总结了过去10年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的发展方向作出战略规划。守正创新：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2013年以来，上合组织面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应对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调整。上合组织能力建设与对外合作成为紧迫任务。2013年9月13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第十三次会议在比什凯克举行，会议批准《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2015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声明，中方建议使上合组织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成员国战略对接的重要平台。上合扩员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2014年9月12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第十四次会议在杜尚别举行，各成员国一致通过《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正式打开扩员大门。2015年7月10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的决议。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与会领导人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五周年塔什干宣言》。此次峰会还通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2018年青岛峰会以来，中国强调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提出成员国共同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02上合组织发展中的俄罗斯因素在影响上合组织发展的因素中，俄罗斯因素最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俄罗斯在欧亚大陆尤其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会继续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因此，上合组织能否顺利发展，俄罗斯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梳理上合组织20年的发展离不开对俄罗斯因素的关注与研究，也只有在全面分析俄罗斯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别、全球以及特别是双边这三个层面对上合组织发展中的俄罗斯因素进行解读。国别层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观及其对上合组织的影响。关注俄罗斯因素的影响，需要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观做简单梳理。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全社会围绕新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一直在热烈讨论。俄罗斯必须重新形成对国家主要外交任务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重新达成共识的价值观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罗斯未来的风貌，决定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俄罗斯以完全不同于俄国历史上所有政权存在形式的面貌走上了国际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既不能回到20世纪初革命前的模式，更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的模式。到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做法表明，无论国内的变化多么深刻，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不会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它必然带着继承性的烙印，即国家地缘政治形势、历史和文化特点。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就更是如此。在几个世纪的长河中，俄罗斯一直是欧洲和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之一。有鉴于此，俄罗斯的外交立场一向务实。虽然从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外交活动就首先面向欧洲，但是俄罗斯积极的欧洲政策绝不妨碍它与在世界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中国发展多方面的关系。这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全方位思想，是焕然一新的俄罗斯外交构想的基础。在这一构想中，俄罗斯一直面向欧洲的做法与保障俄罗斯在亚洲利益的意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亚洲大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俄罗斯奉行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政策。这是俄罗斯积极参与上合组织创立的外交理念基础。21世纪初的国际形势要求俄罗斯重新认识周边局势、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及实施办法。在俄罗斯精英阶层看来，实践表明，叶利钦时代在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总则》中确立的与世界建立新的平等、互利和伙伴关系的目标落空了。因此，普京时代新的外交战略致力于沿俄罗斯边境形成睦邻地带，促进在俄罗斯毗邻地区消除紧张局势的策源地。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实现国家利益和坚定不移地捍卫它，但这绝不是说要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恰恰相反，俄罗斯准备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它奉行的是自主的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其基础是连续性、可预测性和互利的务实性。这种政策具有最大限度的透明度，考虑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并旨在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同时，构想指出，在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挑战和威胁：美国在经济和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世界单极结构趋势在加强；在解决国际安全的原则性问题上越来越依赖西方的一些组织和有限的几个国家参加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日渐削弱。因此，俄罗斯将努力建立多极国际关系体系，它应客观地反映有着各种不同利益的当代世界的多面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2000年7月，普京时代的第一份外交政策构想出台。这份外交构想明确指出，亚洲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为俄罗斯直接属于这个飞速发展的地区，并且必须要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俄罗斯工作的重点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机构的工作，如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地区性安全会议，参与在俄罗斯倡议下建立起来的“上海五国”的会议。俄罗斯亚洲外交极为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发展与主要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首先是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俄罗斯与中国对国际政治关键问题的原则性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地区稳定和全球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俄罗斯将努力发展与中国在各方面的互利合作，主要任务仍是进行与政治关系水平相符的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可见，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基于俄罗斯对总体国家利益的统筹考量。俄罗斯对上合组织总的政策是巩固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并扩大其组成，拓展上合组织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在其框架下采取能够在中亚加强互信和伙伴关系的切实措施。全球层面：上合组织的发展与俄罗斯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同频共振。由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的双向影响，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设想、定位、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认知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建立之初曾对其作用寄予厚望。俄罗斯一度想在上合组织已有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更积极作用的多边组织，并希望其可以由广泛的观察员身份的国家和直接参加国组成。上合组织至少是亚洲多边合作的基石。在这个前提下，俄罗斯处理其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时可以借力上合组织，比如，如何对待美国的军事基地，如何应对北约东扩的问题等。这种方案可以明确体现俄罗斯的利益，比较开放的组织形式有助于俄罗斯在建立欧亚安全全面体系中起关键作用。2001年9月，上合组织刚刚成立不久，美国爆发了“9·11”事件。对俄罗斯及俄美关系来说，该事件及随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认为，北约和俄罗斯在安全方面面临许多类似的挑战，其中包括全球恐怖主义的跨国威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构筑一种新关系，一种建立在真正的伙伴关系基础之上的关系将符合双方的利益，这种伙伴关系能为亚欧大陆的所有国家提供持久的安全，并能够促进俄罗斯融入西方。但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如何具体界定“恐怖主义”，如何看待伊拉克和伊朗这样的国家所发挥的作用等。因此，“9·11”之后俄美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其实存在结构性困境。俄罗斯与美国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的所谓战略团结从一开始就基本上为表面文章。俄美在阿富汗有共同利益，因为塔利班政权威胁了两国的安全。但在其他问题上，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局部的，而分歧则更具实质性。美国希望俄罗斯支持它反“基地”组织，但俄罗斯在该问题上很难提供实质帮助；美国希望俄罗斯支持它消灭“邪恶轴心”，而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利益也与美国发生冲突。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使美国和欧盟承认俄在车臣的行动是国际反恐行动的一部分。实际上，从2003年独联体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就意识到俄美关系的困境，而美国也将所谓的民主价值观重新作为衡量与俄罗斯伙伴关系的标准。“民主的倒退”成为美国看待俄罗斯的主要观点。在美国看来，虽然“9·11”之后俄罗斯一直被视为美国在国际反恐中的一个盟友，但是由于美国认为俄罗斯国内政治倒退，尤其在车臣问题上并不认可普京的政策，因此美国宣称不能对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中可以超越特定现实主义领域而拥有与美国共同价值观抱有幻想。从这一时期起，俄美基本陷入并立乃至博弈的关系之中。“梅普组合”时期短暂的重启关系很快转向。正是基于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俄罗斯事实上对上合组织的认知与政策一直处于维护和巩固的整体基调中。上合组织成立后，经历了“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俄格冲突、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等重要国际政治事件，这些事件对于俄罗斯的国际观和国家利益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认知也经历了从关注上合外部影响到兼顾上合内部建设的过程，进而经历了从上合是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地缘政治新主体的看法到上合应作为大欧亚新共同体中心力量的定位的变化。普京再次连任总统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是深化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同时管控与西方矛盾并坚持斗争与合作并举。由于对与西方关系的认识较为消极，俄罗斯向东看的态势更加明显。因此，上合组织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继续增强。双边层面：上合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俄之间的问题。在研判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认知与政策的基础上，还需要明确一点：上合组织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俄之间的问题。作为拥有43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构建持久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成为中俄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对中俄关系来说，除了友好和合作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上合组织顺利发展会使中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而中俄关系的密切又会推动上合组织前进，二者相辅相成。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逻辑。对于国家利益的关切是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1992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前夕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叶利钦还进一步表示，发展俄中关系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1997年11月，叶利钦访华时再次表示，同中国的睦邻合作是俄罗斯对外政策一个独立的优先方面，具有长期的战略性质，不受一时的政治因素影响。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俄罗斯把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动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动机是在俄罗斯周边形成睦邻地带的需要。俄罗斯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除了同中国发展各种形式的睦邻关系外，别无其他选择。第二个动机是经济因素，即实行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中俄元首认为，切实落实在经贸、科技及其他领域达成的协议，将不断充实中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第三个动机是在国际上维护独立自主大国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俄罗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也不打算单方面依赖任何国际力量中心。俄罗斯对待这些中心的战略是平衡接近。在对外政策领域，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是形成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条件。03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2021年，上合组织20岁，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合组织成立20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时间检验，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成员国遵循“上海精神”，加强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回顾历史，放眼未来，可以说，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背景下，还面临重重的客观困难，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上合组织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更加凸显上合组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中国积极倡导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各方力量，为上合地区的形势稳定作出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严重威胁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支柱作用，逐步实现上合组织地区发展繁荣。第一，加强抗疫合作，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第二，维护安全和稳定，构建安全共同体。开展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合作；上合组织的优先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合作，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毒品威胁。第三，深化务实合作，构建发展共同体。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增进各国睦邻友好，夯实上合组织长远发展民意基础。从上合组织筑牢发展之基的根本要求看，今后需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上合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上合组织未来需要坚持四大原则：第一，倡导团结协作，携手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第二，倡导安全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第三，倡导互利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第四，倡导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和完善国际体系。统筹把握新时期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上合组织的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挑战。作为欧亚大陆重要的多边组织，上合组织发展也需要妥善处理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首先，需要考虑美国因素。上合组织需要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区域内沉着应对，积极处理美国外在因素的干扰。美国将在新中亚战略框架内加大与各国接触力度。无论美国在阿富汗的参与程度如何，中亚都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区。其次，需要充分利用好俄罗斯因素。2021年7月2日，充分酝酿和讨论的最新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以第400号俄联邦总统令的形式批准发布。俄罗斯新版国安战略阐述了对当今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俄罗斯面临的各种挑战，明确定义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重点、保障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长期国家政策目标和任务。其中，该文件明确指出，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的之一是在亚太地区建立可靠的机制，在不结盟的基础上确保区域稳定与安全；深化与上合组织的多专业合作。俄罗斯这一最新的战略判断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必将进一步促进上合组织的深入发展。最后，需要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避免其对上合组织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苏联解体以后，为了确保俄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从世界形势的变化特点出发，提出了中俄印战略三角的设想。为此，中俄印三边会晤机制诞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从国际战略博弈的视角出发，认为在美国拉印遏华的大背景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对中国外交全局有利：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该组织将成为中印加强沟通、扩大合作的平台。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印度不仅要受到该组织章程和精神的制约，而且会加入2007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但从上合发展的实践看，印度并未接受该条约的约束。2020年6月，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中印边境冲突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中美竞争日益紧张的国际大背景下，印度不断加强与美联系，中印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加剧；另一方面，印度自身不断主动提升军事实力，还进一步单方面加强中印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这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政治的态势都产生了影响。面对上合组织内重要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俄罗斯持不干涉的中立立场。2020年6月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会帮助中国和印度发展双边关系，这不是俄罗斯外交的举措。中印两国自己有能力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从上合组织长远的发展态势看，如何避免成员国内部的双边矛盾影响上合组织整体发展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积极谋划加强内部机制建设势在必行。首先，需要处理上合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有交叉和重叠的问题。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俄、哈、吉、塔都是独联体成员国，而且都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内也设立了反恐中心。上合组织成员国俄、哈、吉也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该联盟的目标是在2025年前实现联盟内部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推行协调一致的经济政策。组织机构的交叉和重叠给上合组织的运行带来一定困难。其次，需要建立上合组织协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各成员国对宪章和决议所规定的义务执行情况，由本组织各机构在其权力范围内进行监督。此外，还应该在组织内建立纵向监督机制，以避免决议出现没有执行力的尴尬情况。再次，要继续大力巩固与发展经贸合作。上合组织高举区域合作的大旗，催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为促进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上合组织助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也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关系为基础。为了明确合作的长远目标和前景，需要在该组织框架内细化长期合作纲要，从而实现其长期稳定的发展。04结语上合组织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成长。研究上合组织，需要从中国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外交的总体要求、从俄罗斯及欧亚和全球形势变化着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观察上合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上合组织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上合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上合组织的成立是中国外交的辉煌胜利，同时也使中国外交面临一个崭新的课题。建立和发展上合组织归根到底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建立和发展上合组织，有利于中国在欧亚大陆构筑战略缓冲区和安全屏障。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在当前国际博弈的激烈背景下尤为珍贵。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依托和战略伙伴。可靠的战略后方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不仅对于中国，上合组织对于其他创始成员国的意义同样重大。简而言之，上合组织是俄罗斯实现东部战略稳定的支柱。同时，对于哈、吉、塔、乌四国而言，在地理上处于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命中注定”它们只有同这两个大国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才能使国家安全有可靠的保障。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推动上合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或者说在重大国家利益领域的相互吻合。上合组织的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从上合组织20年的发展实践看，影响其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经济低速发展的问题；在一些成员国中，“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美国霸权主义的牵制和干扰；上合组织同其他国际组织在成员组成和职能作用等方面有交叉和重叠。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包括：俄罗斯的作用，美国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举措，扩员，组织的机构和活动机制，等等。就我国国内统筹来看，涉及许多单位和部门。总之，发展上合组织是一项长期、复杂、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为做到统一政策，一致对外，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有关上合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总揽全局，决定重要的方针和政策，领导、指导和协调各单位和部门的工作，等等。上合组织的发展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断开拓进取。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对待上合组织这项事业在今后该组织的发展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过去20年，我国对这一地区的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应该在已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解决新问题，开拓前进，坚定地把上合组织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办好。二是要不畏艰难，锲而不舍。既然上合组织的建立符合时代的潮流，符合我们国家利益，那么在推动该组织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气馁、灰心和退缩。三是要立志高远，始于足下。欧盟经过70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上合组织也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一方面，要立志高远，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又要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小心谨慎地向前走。上合组织20年历经考验和磨炼。今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相信上合组织在各成员国齐心协力的努力下，会继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继续有效凝聚时代共识，与时俱进，在地区稳定与发展中取得更大成绩。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8月上（微信有删节）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共有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英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委员肯尼·科伊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不仅同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样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在自身历史发展中实现了一系列伟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概念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新机遇，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蓝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科学治理，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先进经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展示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广阔的发展前景。全文如下01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际性、历史性论争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不仅同早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样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在自身历史发展中实现了一系列伟大创新。从广义上讲，后者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如果仅仅认为这些宝贵经验只与中国相关，这将是完全错误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自然要在自身斗争中学习经验，但是同时也把这种经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出实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多种实践方案，并总结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宝贵经验。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概念都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总结，但是它们也反映出对于由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远离与拒斥。我们需要承认，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2年经验，而且1927到1949年间（第一次国内统一战线的崩溃、国共第一次内战、第二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内战重新爆发）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行了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管理，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间也积累了一定经验。由于缺乏可靠的英语资料（尽管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知之甚少。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概念混淆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用纯二元对立的方法来分析现代世界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一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个完全脱离历史和物质因素的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形态，或者是只适用于过去的理想化愿景，例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按照这些标准，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认为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提供了丰富案例，这些案例既包括可能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也包括它们产生、转变和解体的各种过程。卡尔·马克思为准备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典范。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产生，这本书不仅揭示出马克思对于鲜为人知历史时期的研究程度，还显示出他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关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同样表达如下意愿：希望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社会到北美土著部落的血缘关系模式中探索出最早记录的阶级社会以及那些接近原始共产主义的例子。尽管如此，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第一版英译本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程分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进化论，而是可以适应于临时的、区域性的和混合的社会经济形态，例如日耳曼部落、沙俄米尔（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以及历史上更稳定和地理上更广泛的社会形式（在希腊、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或奴隶制生产方式）。马克思本人当然认识到中国自身发展与西欧是截然不同的，认为前者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西欧而言，一些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面临着如何解释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问题。德圣克罗阿所著《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1983）全面论述了希腊和罗马文明中奴隶制的本质及其最终衰落。乔治·汤姆森（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拥护者）特别关注古希腊。佩里·安德森所著《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以及最近的克里斯·威克姆都拓展了有关“封建革命”的分析。其中克里斯·威克姆的作品（《构建中世纪早期：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罗马帝国的遗产：400～1000》）用编年史方式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文明的瓦解和欧洲封建社会的巩固。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作者所著相关内容之间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迄今为止，以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同由历史学家群体所构成的英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来源。尽管莫里斯·多布是一名经济学家，但是其所著《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却引发了一场长期而广泛的国际辩论，其中主要讨论资本主义是如何从欧洲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这些贡献以细致研究和一种巧妙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为特点，注重将潜在经济因素与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领域跨越了几个世纪，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长篇叙述相结合的做法使人想起法国编年史学家惯常的研究方式。不幸的是，或许由于这些事件本身不可避免的密切相关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类似冷静分析时并没有得出更多结论，而相比之下党派论战却更容易被发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利用历史来单纯地强化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党派路线”的倾向。此外，这些往往表明：如果不是特定领导人背叛或将社会历史简单归因于个人作用，一条直接且可行的通向革命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可以成功的。相比之下，马克思在1877年回复俄罗斯进步刊物上的一篇友好但具有误导性的评论时，坚决反对用一种单一的抽象理论模式来代替对所讨论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又可以同时从更广泛的马列主义传统中去理解其根源。02马克思、恩格斯和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提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此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时间间隔应视社会发展水平而定。这将决定着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盟走向。根据《共产党宣言》，英国和美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是，在相对不发达的欧洲大陆国家，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必须以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合作为基础，以实现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为重点，并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2]。当时，在少数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似乎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很快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到来。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3]。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种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巴黎公社“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4]。尽管马克思在其有生之年未能见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施，然而他却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一般性特征作出描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将社会主义描述如下：“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5]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很少提及社会主义产生前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孕育期时长问题。03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在列宁生命最后几年里，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部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被收归国有，同时由工人对私营部门进行监督。苏联第一部宪法写道：“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6]随后的第二阶段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顺利击败反革命的白军，这一阶段在工业和农业上构建并依循严格的行政命令系统。尽管战时共产主义作为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被当时所谓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所接受，然而却严重削弱了本国农业基础。在第三阶段中，1921年列宁所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他概述了三个核心内容：商品交换（即市场机制）、国家鼓励私营和合作社企业，以及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主要阐述分别有：（1）“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7]（2）“支持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8]（3）“部分地修改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加强日用必需品和农民日用品的生产。”[9]在描述1921年的俄国社会时，列宁不仅拒绝作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二元选择，而且坚持认为俄国正处于混合过渡状态。“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0]“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11]“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12]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挑战不光是要抹去“资本主义的出生印记”，而且还要抹去前资本主义俄国的出生印记。列宁颇具争议地提倡国家资本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克服分散的农民经济的手段，也是一种有助于创造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和结构的手段。“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哪怕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大，因为‘为了学习’是值得付出代价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让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就是最大、最严重的危险，它无疑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献，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13]列宁在临终前一年指出，虽然“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但是俄国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4]“……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5]虽然列宁很少提及过渡时期的期限，但是他在1922年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6]当然，几年后，确切地说是14年后，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苏联新宪法草案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已被消灭这一事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胜利这一事实。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失；失业的消失；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有得到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等等。”[17]继斯大林去世和苏共二十大召开这一分水岭之后，在俄国战后复苏的鼓舞下，苏联领导集团为苏共二十二大起草了新纲领，声称苏联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实现向完全共产主义的过渡，即这一计划将在两个十年内完成。在第一个十年（1961～1970）里，苏联在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要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超过美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结束时，苏联将以“按需分配”为原则，“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纲领》指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要大大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是共产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18]然而，1960年美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比率为3︰1。到1980年，该比率保持不变。20世纪80年代的灾难时期，该比率出现扩大倾向。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两国比率接近3.5︰1，美国远超苏联。第二个十年计划的失败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苏共领导集团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尽管勃列日涅夫早在1967年就首次使用过这个词。苏联理论家一直认为，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经过大约30年的“社会主义基础”巩固时期之后，苏联正处于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指出：“早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年，列宁在展望未来时，就谈到并写到过‘成熟的’、‘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是远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19]正是列宁的这些思想，构成了在苏共和其他兄弟政党共同努力之下所形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即废除剥削阶级、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足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在此之前，必须在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基础上跨越一定的阶段。”[20]这些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那些与苏联结盟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直接采纳，直到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之后才受到根本性挑战。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纲领，承认存在“一定的不良倾向和困难”，号召“完善社会主义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很快证明了苏共领导集团无能为力。然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停滞和最终崩溃导致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反思。在许多情况下，意识形态上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些共产党要么改名换姓，要么改变纲领。然而，也有一些共产党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作辩护。与此同时，他们认识到认真反思欧洲的社会主义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英国共产党在1992年召开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文件《苏联解体评估》。这份文件对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成就作出了客观评价，同时尖锐地谴责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充分发展和行政命令式经济模式的僵化。文件准确地预言称：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复辟资本主义，将给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带来苦难和冲突。然而，就英国共产党人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却很少被深入讨论。例如，在过去34年间，英国共产党的理论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共出版了411期，但所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不到10篇，其中有两篇还是在1959年刊发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值得被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0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追溯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初，因为中国共产党先驱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国情并制定革命战略。然而，这一进程曾不时受到共产国际不明智建议的阻碍，尤其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当时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分歧很大。“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21]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开始从马列主义角度来关照中国的现实问题。然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详细地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要素，不仅是为了更细致地了解中国本身，也是为了更广泛地了解社会主义发展。根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22]可见，中国的过渡期从1949年到1956年仅持续了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致与此吻合。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复杂问题，也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者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私有制的重现。私有制是过渡阶段和初级阶段的特征吗？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过渡阶段？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在许多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社会主义者头脑中仍然模糊不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许多方面值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将集中在以下方面进行讨论。社会主义长期性中国共产党稳步、系统地实现长期目标，避免了“急进”和实际的挫折，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举个例子，人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将持续100年，即到2050年。这一长期目标与苏联和东欧的观点背道而驰，它们认为过渡期可以在几十年内完成，甚至一度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可以在60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至于苏联及其盟国的危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机制的边缘化和消灭生产性私营部门（而不是寄生性私营部门）造成的，这仍然是一种猜测，然而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总结他们的经验，这是一条需要探索的途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2021年和2049年这两个一百年时间节点，中间阶段是2035年。具体来看，在2021年至2035年的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后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1961年苏联设定的目标不同，这些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在2021年至2035年间的经济总量大约会翻一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8年开启的渐进式改革，迅速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中最凸显的一大难题，即对于消费品和服务获取的严格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家与市场混合经济的成功经验。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能够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并认识到市场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社会制度中。对于大多数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关于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不是过渡时期市场的使用问题，而是按照正统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进步是以消灭资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衡量的。不过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根本上重建了一个现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它最终是从属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把20世纪50年代对旧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看作是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时期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它的复活呢？似乎有理由相信，其他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遇到的许多问题，是过早地取消了私有制形式，这种形式通常被认为在本质上是非社会主义甚至是反社会主义的。然而，这些国家引进社会主义形式之后却没有能够维持它们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最终导致生产力低下和远离小生产者。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受到排斥，稍有露头，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其实，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实现全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阶段。这个问题源起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之间的矛盾难题。马克思认为，在特定时期，已经确立的阶级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只有打破这些关系并建立新的阶级关系，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前面关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争论，为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提供了充分依据。尽管20世纪俄国和中国远未达到中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但是却通过两次伟大革命，分别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达到最低限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才能维持？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直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有效同步。新中国的“胎记”革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布拉默尔推测，那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落后英国大约200年。为此，中国共产党将社会性质界定为半封建社会，反映出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客观现实。1954年，中国宪法规定了四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对此，毛泽东指出：“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23]正如上面提及的1921年列宁文章中观点一样，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国家可能存在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尽管整个历史背景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今天中国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这也表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先前社会制度遗产的论述更为重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必须克服物质和文化极端不平衡的发展障碍，而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于发展较晚的中国农村地区。这些都是发达国家批评中国时经常忽略的因素。中国崛起当俄国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取得胜利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从抗日战争到香港澳门回归，再到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要素一直都十分突出。在政治上，这代表了在社会群体中的强大动员因素。然而，中国的崛起挑战着根深蒂固的西方霸权思想，这一点不时会在国际左翼某些群体中表现出来，他们甚至把中国崛起和由此产生的中国自信误解为一种新帝国主义。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取得的成就，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05中国崛起：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机遇？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不谋求霸权，既不成为世界霸主，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和模式强加于他国。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打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旧有世界秩序，尤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发达国家提供了摆脱美国阴影、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新机遇。这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而且是对全球经济实力明显转变的一种表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结束时，中国在国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已从1978年的不足5%增至2020年的18%。在短期内，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实力起到了抗衡美国霸权的作用。对于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委内瑞拉等由反帝势力统治的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生命线。对于受到美国政策打压的俄罗斯和伊朗等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中国愿意与它们保持积极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遏制单极世界秩序的重建。从长远来看，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网络框架之外，中国的崛起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进步提供了新机遇。然而，这却被视为一种威胁，西方国家反对“一带一路”倡议就恰恰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们无法预测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否能够利用这一转变实现自身恢复，但该转变确实为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左翼势力之间现有的对话能够得到深化，这将使得此种前景更可能实现。（本译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资本主义四大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与理论批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BKS031）向上滑动阅览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0～731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6]《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1页。[7]《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8][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10][11]《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6页。[1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8页。[13][1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15]《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6页。[16]《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6页。[17]《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0页。[1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17页。[19]《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三集，北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99页。[20]《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1977年，第二十卷第12期。[21][2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2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6月（上）原文标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机遇》作者：英国共产党国际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诠释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成功奥秘；揭示了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坚定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汉明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展开深入分析。更多内容，请点击封面购买本期杂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主题的高度，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向全球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之奥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行”；提出了世界上最大执政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科学回答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时代之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立意高远，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如何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自身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又希望保持民族独立性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中国之治”的魅力。这篇讲话，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诠释了百年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成功奥秘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面对一个个前无古人的重大考验和风险挑战、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与“变局”之中。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屠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政权、建设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开创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之“新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战胜了帝国主义对新生政权的颠覆破坏，以及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重重封锁，开创了建设现代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之“新局”。20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历史低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热战”“暗战”险象环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抢抓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兴起、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之“新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之“新局”。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内各种矛盾风险挑战叠加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正风肃纪，加强自身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率领亿万人民群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强起来之“新局”，产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新中国为什么能够以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由跟跑、并跑并逐步向领跑的跨越？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特别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更进一步，是因为我们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揭示了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坚定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强调在“新的征程上，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党的一大党纲，就把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实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则提出“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里面去”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简单照搬“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模式造成大革命失败、革命根据地丢失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革命要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党的八大将“群众路线”写入党章，并成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力量，顺利完成过渡时期的“三大改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不仅第一次科学回答了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难题，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而且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步入20世纪八十年代，国际社会正呈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态势，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正是因为我们党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才能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步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断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是21世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最具标识性的伟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新举措，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等。正是因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征程中紧紧依靠和团结人民，才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解读了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破除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永葆青春而“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之密码《共产党宣言》问世173年来，众多国家政治精英或因信仰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宣称自己是共产党。然而，很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洪流中被淘汰出局，就连由伟大导师列宁同志亲手缔造的俄共（布），也未能逃出改弦更张的厄运。“苏东剧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严重挫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暗淡，哪个国家还能使之绽放理论、制度、实践的光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党外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执政后如何破解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1948年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系统思考建国方略、回答政党现代化建设之问、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问。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有关新型国家权力运行，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才成功破除中国两千多年政权更迭“历史周期率”的迷阵。在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异化图谋的大背景下，汲取苏东国家共产党执政垮台的惨痛教训，中国共产党赓续红色血脉、永葆青春的“秘钥”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在新征程中，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一方面，我们将党和人民在7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根本大法，建立国家监察制度，对履行公权力的人员实行全覆盖监督，把公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这些举措，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制度、实践的新途径，开创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的新境界。与此同时，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效，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从而释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来源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经历着百年未有的科技大发展。新技术变革正在重塑我国的经济格局、治理机制，同样亦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应深入分析当前新技术变革的特点和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运用新技术，因地制宜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合理规划和布局乡村、城镇和城市，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梁书民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和多元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面临逆城镇化、乡村企业有待继续壮大、农民增收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数字化时代，应在充分有效利用新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涉农法律制度建设，合理规划和布局乡村和城镇，因地制宜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如何运用新技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1利用遥感、卫星定位等现代技术以及税收大数据管理等新方式，加快土地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将实施优惠税收的措施应用于农村地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2基于人口统计大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按照行政区划、商业、交通分布情况和城镇体系发展规律，科学规划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3合理运用云计算、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及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大数据，因地制宜促进农村产业发展。4将高新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不断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高水平提升农民生活质量。5取消各种政策限制，促进人口、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利用大数据合理规划大城市商业体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大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更多精彩观点01当前新技术变革的特点和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充分了解新技术变革的特点和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把握好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方能为我国选择利用新技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合适途径，提供参考数据和决策依据。当前新技术变革的特点首先，新技术革命是技术集群的突破和崛起。新技术变革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延续，也称为新技术革命或新一轮技术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以新型制造技术为标志，在生物、交通、新材料等多方面取得突破的技术创新集群。其次，新技术革命是技术、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变革和发展。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

马克思主义叙事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叙事，即将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好地叙述给世人；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叙事，即关于资本主义批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叙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叙事主体，在阐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研究对象时，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明安教授认为，在新的时代，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应将马克思主义叙事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内容高度融合，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宏大叙事是建立在微观叙事基础上的，离不开微观叙事的支持，否则，宏大叙事就会沦为空洞之普遍性而没有具体性内容；另一方面，微观叙事也需要宏大叙事作为其内容限定，为其提供主题性、目的性、统一性限定，否则，微观叙事就会沦为具体的繁琐之事而难以得到升华。当前，我们仍然需要运用这一叙事方式来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叙事融合了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不仅成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客观真理，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的主观情感色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既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又充满人文关怀、深入人心。当前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处理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客观叙事，抓住事物之本质，并且自觉地避免主观意志对客观真理的干预；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赋予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主观情感色彩和时代特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和奋斗激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马克思实现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且正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本身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纯粹版的机制研究。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标志是一种形式的观点，这一观点把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与所有其他思维方式区分开来。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三重辩证叙事。这一辩证叙述方式不仅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和方法论价值，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叙事方式的有力武器。更多精彩观点01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性。本文所指的宏大叙事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巨大的时间跨度和全球性空间视野，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统一性的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叙事，则是指从局部入手、从具体入手、从现实的人入手来叙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特征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统一性，以及时间跨度大等特征。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围绕着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时间跨度大的特征，是在于它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敢于预言共产主义到来的必然性，这是其他任何理论都不曾具有的。此外，马克思主义叙事还具有全球性空间视野，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成为全球性现象。第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也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由世界各国的工人组成，这些人将会共同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第三，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叙事一直都是全球性空间视野的叙事，因为它关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全面解放，这就注定了其范畴不可能局限于某国或是某地。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宏大叙事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优势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微观叙事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叙事的微观叙事特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分析问题时注重从具体现象、现实的人、具体对象入手。在此，以如下两个实例加以说明。首先，马克思本人在着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时，是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财富的具体表现开始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细胞——具体的商品入手，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作的奥秘，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微观叙事。其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异化状态时，也是从具体的现实以及现实的人入手，表现为典型的微观叙事。马克思从工人现实的异化状态开始，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压迫工人的实质。工人的异化状态展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即依靠剥削雇佣工人，依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获得发展，因此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不能持久，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无法长存。由此，马克思主义从微观叙事慢慢走向了宏大叙事，实现了微观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宏大叙事，也有微观叙事，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一大方式。一方面，宏大叙事是建立在微观叙事基础上的，离不开微观叙事的支持，否则，宏大叙事就会沦为空洞之普遍性而没有具体性内容；另一方面，微观叙事也需要宏大叙事作为其内容限定，为其提供主题性、目的性、统一性限定，否则，微观叙事就会沦为具体的繁琐之事而难以得到升华。总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当前，我们仍然需要运用这一叙事方式来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02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叙事具有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性。一方面，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另一方面，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之间的和谐统一很难达成，因为主观叙事很可能会干扰到客观叙事，使得需要被叙述的真理变成伪真理。在处理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上，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标杆。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主观叙事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理论进行了叙述，因此马克思主义叙事必然带有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主观叙事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工人阶级抱有极大的同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怀有对工人阶级最大的同情，并因此赤裸裸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伪平等、假自由和残酷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同时也产生了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之理论。一定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宣言，而《资本论》则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的圣经。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抱有极大的激情。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将自己的理论用于指导现实的工人阶级革命实践，高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饱含了极大的激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其实就是他们本人参与工人阶级革命的典型例证。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他毕生都在为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实践服务，恩格斯亦是如此。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都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看清资本主义的实质，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指导，让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解放全人类。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着热烈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视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色彩，被深深地烙上了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马克思、恩格斯的个性特点和情感色彩。这种主观叙事非但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所要表达的客观真理，反而给它加上了温暖的人文色彩，使得它如此独具特色，并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客观叙事所谓客观叙事就是叙事主体在叙事时必须忠实于客观真理。叙事主体在将客观真理叙述出来的过程中，不能因为有主体的介入而使得客观真理遭到扭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叙事之主体在叙述客观真理时拥有自觉意识，自觉客观、公正地反映真理，主动“克制”自己的主观喜好。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叙事主体的马克思就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马克思非常重视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恩格斯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界对其理论的高度认可，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真切改变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影响。中国能取得今日之成就，马克思主义当然功不可没，同时，中国之成功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之真理性。所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叙事做到了客观叙事，其真理性并未受到马克思主观叙事之影响。这里有一个关键原因，即马克思清楚地知道，一个社会即便了解了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马克思有意识地使自己与客观真理保持着距离，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客观真理之上。他心中急切想做的，仅仅是通过自己的批判之激情、革命之激情以缩短和减轻社会分娩之痛苦。马克思主义叙事融合了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客观真理要被陈述出来必须依靠主体，而主体在叙事过程中则无疑会为客观真理添加上自己的主观色彩。我们不必因此担忧客观真理无法达及，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叙事中的主观叙事和客观叙事方式真正做到了两者的高度辩证统一，它不仅成功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客观真理，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的主观情感色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既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又充满人文关怀、深入人心。当前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处理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客观叙事，抓住事物之本质，并且自觉地避免主观意志对客观真理的干预；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叙事主体赋予马克思主义叙事的主观情感色彩和时代特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和奋斗激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03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形式叙事是强调叙事之形式，而内容叙事则是强调叙事之内容。事实上，叙事之内容离不开一定的叙事形式，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会使它们之间形成张力而不利于客观真理之呈现。马克思成功地处理好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齐泽克认为，在马克思的商品形式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梦之形式分析之间“存在着血浓于水的同源关系”，两者都没有执着于形式背后的内容，而是开启了对形式本身的分析。齐泽克认为，相对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分析了商品形式本身，且正是马克思对商品形式本身的分析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纯粹版的机制研究，这种机制研究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那些初看上去与政治经济毫无瓜葛的现象（法律、宗教等等），提供了一把钥匙”。索恩-雷特尔从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出发，看到了商品形式中蕴含的现实抽象，并经过详细论证找到了现实抽象与思维抽象之间的联系。索恩-雷特尔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的标志是一种形式的观点”，这一观点把马克思的思维方式与所有其他思维方式区分开来。可以说，正是对马克思思维方式形式的把握，使得索恩-雷特尔对商品形式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发现了其中的现实抽象形式与思维抽象形式具有密切联系。总之，索恩-雷特尔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为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等脑力劳动概念的形式找到了其历史性起源，即它们的产生根植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且打通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联系。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本人关于商品形式的探讨对精神分析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这一方面说明形式是重要的，形式已经是一种内容；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叙事主体之一的马克思，其本人已经把握了形式即是内容这一辩证维度，因而才对形式给予了不同寻常之关注。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体现了形式即内容的辩证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商品形式。此外，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不把商品形式置于历史时间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就容易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因此，马克思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展开了深入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商品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属性，揭示了劳动二重属性，揭示了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商品形式、价值形式作了科学分析。与此同时，马克思并不迷恋形式，正如索恩-雷特尔所言：“对于马克思来说，形式在时间上是有条件的。它在时间中产生、消逝和变化。”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当劳动产品作为共同体产品时，商品形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变化，终将不复存在。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叙事主体，只有当其具有形式即内容这一辩证认识之后，才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叙事时实现形式叙事和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可以说，马克思本人在研究商品形式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形式和内容对于客观存在的重要性，把握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并在具体的叙事实践中实现了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相互统一、相互一致。更重要的是，宏大叙述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的辩证统一，它们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叙事，与马克思主义内容叙事形成了辩证统一，换言之，这些叙事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这也是当前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仍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叙述方式的关键原因。从“叙事”的视角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叙事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因此，叙事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既可以是形式的，也必须有自己的内容。无论怎样“客观的”存在，只要涉及语言，就无法回避“叙事”的诸多困扰，因此求助于辩证法就成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然之途。毫无疑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叙事，这一叙事将有利于我们创新和发展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如何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主观叙事与客观叙事、形式叙事与内容叙事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三重辩证叙事方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容本身。因此，在新的时代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重辩证叙事。这一辩证叙述方式不仅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和方法论价值，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意识形态及其叙事方式的有力武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的理论研究与批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ZDA101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6月上（微信有删节）作者：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雏形可追溯至2015年底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编制《沈阳市智慧城市总体规划（2016～2020年）》和《苏州工业园区信息化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时提出的“智心—智脑”概念，通过构建城市大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城市模型，推动跨部门协同和城市协同治理。2016年，阿里巴巴正式提出“城市大脑”概念，并与杭州政府合力推动杭州城市大脑项目落地实施，完成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具象化和产品化。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认为，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是城市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和服务的智能中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城市中枢系统趋于成熟智能，成为打通数据壁垒、丰富应用场景的重要支撑，为数据资源治理、能力汇聚开放、联动调度智慧、科学决策支撑起到关键作用。未来，健全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需强化统筹协调机制、科学制定顶层设计、激活多元主体活力、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从而有效推进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实施，保障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建设重点有哪些？1、数据资源治理中枢。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以数据共享为纽带，以“技术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和“跨部门、跨业务、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要求为根本。为此，智慧城市亟需通过建设中枢系统来取得突破。2、能力汇聚开放中枢。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周期长、投资大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软硬件搭建、技术要素购买到系统开发运行，都需要专业的能力和持续的资金投入，构建统一的共性赋能平台，不仅可以避免各行业各领域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还有助于推动各方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业务系统的联动。3、联动调度指挥中枢。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中枢系统，能够集综合指挥调度、数据汇聚应用、风险防范预警、事件应对处置、服务科学决策等功能于一体，及时掌控城市各层级、各方面重要动态和突发状况，为多部门联动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资源调配提供支撑，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指挥调度。4、科学决策支撑中枢。近年来，部分城市“城市病”逐步显现，亟需通过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精准化展现，将可视分析与各领域业务决策需求分析相结合，制定多个专题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助力决策者理解数据并作出精准判断。更多精彩观点01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概念内涵当前，业界对于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尚无统一定义，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界定和命名，但本质上仍存在一定共性特征，即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是面向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数据资源汇聚融合和运行态势全域感知，驱动业务流程优化和再造，实现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和管理模式创新的复杂系统。通过对各地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功能分析，可以总结出智慧城市中枢系统至少要具备全域感知能力、数据融合能力、智能赋能能力和全景洞察能力这四大基本能力。第一，全域感知能力。通过连接各类物联感知终端，实时获取城市的精细化运行参数，实现对城市全面、立体的感知能力，形成从物理城市到数字孪生城市的精准映射。第二，数据融合能力。全面归集城市各类政府数据，引入社会数据，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梳理、清洗、关联、比对，在融合分析中激发数据价值，为数据资源的活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智能赋能能力。集成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共性的、智能的支撑组件，通过开放平台赋能产业经济、城市治理、生活环境、公共服务等城市各领域的智慧应用。第四，全景洞察能力。通过创新优化信息化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推进“三融五跨”，挖掘城市运行全景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实现运行监测、形势预判、联合调度、科学决策等。通过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全面感知能力，可以全面汇聚城市物联感知设备采集的数据、从互联网采集的数据、各部门政务系统的非涉密数据等。利用数据融合能力形成城市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跨部门、跨领域的智慧应用进行数据共享，全面支撑智慧城市的数据需求。利用智能赋能、全景洞察等能力为智慧城市的智慧应用提供能力支撑，助力科学决策迈上新台阶。02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建设重点数据资源治理中枢目前，城市在数据资源治理中的“信息孤岛”“条块分割”等问题依然存在，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垄断”和“数据打架”等现象屡见不鲜，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无法通过传统电子政务手段来实现。为此，智慧城市亟需通过建设中枢系统来取得突破。一要建立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数据采集汇聚体系，规范数据采集、汇聚、接口等标准，建设基础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建设。二要建立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数据共享交换机制，建设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建立配套的体制机制和工作机制。三要通过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推动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鼓励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数据资源与数据处理能力，释放数据红利。能力汇聚开放中枢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周期长、投资大的复杂系统工程，从软硬件搭建、技术要素购买到系统开发运行，都需要专业的能力和持续的资金投入，构建统一的共性赋能平台，不仅可以避免各行业各领域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还有助于推动各方数据资源的共享和业务系统的联动。一要增强汇聚共性的数据、业务和技术赋能能力，有效支撑智慧应用对于城市大数据资源、城市模型、大数据分析处理工具、智能算法等方面的需求。二要提供城市级的大型平台，开放城市公共数据、领域模型、算法工具等，吸引创新创业要素资源汇聚，推进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为技术创新到成果转化全过程提供良好的平台环境。联动调度指挥中枢“十三五”以来，我国城市局部领域的业务联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未能从全局上和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条块分割、烟囱林立”的问题。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接入或集成各领域的信息化平台系统，尤其是各级各部门指挥调度和综合运行类系统及相关数据资源，实现横向上领域互联、纵向上各级贯通，打造一体化的联动调度指挥中枢，集综合指挥调度、数据汇聚应用、风险防范预警、事件应对处置、服务科学决策等功能于一体，及时掌控城市各层级、各方面重要动态和突发状况，为多部门联动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资源调配提供支撑，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的指挥调度。科学决策支撑中枢近年来，部分城市的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公共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城市风貌特色不鲜明，交通拥堵、街区内涝等“城市病”逐步显现。传统的电子政务架构和信息化应用无法有效支撑城市指挥调度和城市精准化治理的需求，亟需通过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对数据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精准化展现，将可视分析与各领域业务决策需求分析相结合，制定多个专题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充分挖掘和呈现数据背后隐藏的关键特征、关联关系和发展趋势等，及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对问题的发展态势进行精确预测和描绘，让事件识别更快速、问题发现更容易、数据展现更直观，助力决策者理解数据并作出精准判断。03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发展趋势基础设施趋于智能化智能计算中心作为承载智能计算需求的算力中心，成为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的必然趋势。由于智算中心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以及对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的带动作用，智算中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所重视并布局，推动我国云计算服务向平台化、规模化、智能化升级发展。末梢神经趋向成熟随着以边缘计算为特点的嵌入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类脑视觉、听觉、躯体感觉、运动神经等系统将不断趋向成熟，AI+芯片技术将赋予传感器、摄像头等现场端装置、网关更多更强的AI能力。计算与分析模型逐渐成熟、落地，无须再将所有数据发回云端，装置设备在网络端点或接近网络端点地方的计算和分析能力显著增强，使现场装置更加智能敏捷，使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感觉神经系统、运动神经系统的末梢控制变得更为智能和健壮。数据供给更加重要城市各领域智慧应用都建立在海量鲜活数据资源的基础之上。当前，通过统一平台安全提供数据和相应的能力支撑，以此激发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创新创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智慧城市中枢系统作为城市“要素数字化、数字要素化”的核心平台，整合了城市算力、算法、数据等重要资源，其作为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平台型基础设施潜力巨大。应用场景逐步丰富智慧城市中枢系统促进了开放共享发展，融汇各类数据资源，借助智能算法和自我学习，从现阶段的“感知”“态势”“优化”扩展到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全天候的指尖政务服务、便捷化的出行信息服务、“一站式”旅游在途体验、数字化网络空间学习环境、普惠化在线医疗服务、智能化在线养老体验、无时空的网络社交娱乐、智能化的工厂/车间等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未来逐步将走向“预测”“干预”“决策”“规划”。建设模式走向平台化在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平台化建设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将会吸引更多的主体参与，共享智慧城市领域的相关技术及数据，更快、更容易地建立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伙伴，构成庞大的关系链，形成一个快速迭代的生态闭环。04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投融资模式近几年，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连续发文，进一步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融资操作，为智慧城市优化投融资环境、规范资金使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解决建设资金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拓宽投融资渠道，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有利于优化资金配置、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产业发展、创新商业模式，保障智慧城市中枢系统顺利落地和有效实施。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由政府出资方和社会资本方共同投资成立项目公司来具体操作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逐渐成为目前的主要模式。（1）优化政企资源配置。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引入社会资本，开展政企协作，明晰政府社会资本在项目运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的责权利，由政府承担政策风险、社会资本承担技术风险，依据风险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将使项目在整个运营期风险最小，使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将促进优化资源配置，让市场在公共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投融资的运行效率和效益，形成健康高效的投融资体系。（2）优化建设资金构成。引入社会资金，引导形成财政投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和社会资本为主的多层次资金来源体系，将有效减轻政府公共财政的举债压力。多种形式的资金结合项目特点统筹安排，将改变以往依赖财政资金的单一融资模式和粗放式资金投入方式，减轻政府财政投入负担，增强政府的短期投资能力，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形成智慧城市建设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互补的格局，破解智慧城市建设的资金瓶颈，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拓展企业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3）优化公共服务质量。智慧城市建设投融资将政府战略规划、市场监管、行政服务、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的管理效率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从投资项目服务管理、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融资渠道等多方面促进体制机制和管理流程的创新；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参与，提升政府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市场意识，更好地推进简政放权、履行公共职能；有利于形成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有效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05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运营模式“数据运营+生态合作”以成立国资的大数据运营公司为抓手，在政府授权下引入优质社会资本，代表政府与社会力量开展战略合作，执行投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和产业生态培育，是一种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运营实现路径。大数据运营公司负责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智慧城市项目的建设与运营，以智慧城市中枢系统为核心，围绕大数据技术、产业、应用及服务等创新，开展数据应用与共性服务平台建设，以及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等。大数据运营公司也可作为城市政务数据的管理和运营主体，提供数据信息资源挖掘、数据产品开发、数据资产增值、大数据产业发展、信息咨询服务，构建数据产业基础，促进数据创新应用，助力政务、行业、企业等各领域数据资源开发与资产化，负责充分提升城市自身“造血能力”，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考虑到智慧城市中枢系统投资规模巨大，规划建设周期可细分为项目筹备、推广应用、全面应用和建设完成四个主要阶段，各阶段建设重点不同。（1）项目筹备阶段。一是确定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投资、建设、运营基本模式。二是组建产业联盟，盘活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有关资源，激发相关企业及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建设热情。三是组建由国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头部企业控股、民营本地龙头企业参股的大数据运营公司，并由其在政府指导下牵头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四是编制智慧城市中枢系统顶层设计。结合城市实际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建设目标与路径。五是结合城市发展需要，选择需求迫切、应用效果明显的项目作为切入点，启动先试示范应用项目建设。六是同步开展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推广应用阶段。一是基本完成信息基础设施任务，初步形成一个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网络。二是完成重要标准规范编制，为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统一接入、统一管理、统一应用等奠定必要基础。三是启动数据资源治理、能力汇聚开放、联动调度智慧和科学决策支撑等系统的全面建设。四是启动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与综合治理体系建设。（3）全面应用阶段。以平台、重点系统的应用为核心，基本完成数据资源治理、能力汇聚开放、联动调度智慧和科学决策支撑等系统的建设并投入使用，基本完成城市各项管理和服务应用系统的建设。完成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与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各项标准规范、技术指南及管理办法。（4）建设完成阶段。全面完成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完善城市各项管理和服务应用系统，并投入使用。06智慧城市中枢系统的建设实施建议强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运营的组织体系，形成由智慧城市建设牵头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共建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协同联动衔接机制，强化规划制定、系统设计、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的沟通协调，确保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强化项目和资金统筹监管，加强项目审批、项目建设、成果验收等关键环节的审查和监管。强化与项目建设运营单位的沟通协调，及时掌握全市各个项目建设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科学制定顶层设计综合考虑上级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现状和政策导向、本级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建设基础、下级智慧城市中枢系统应用需求，结合城市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能力、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化应用所处阶段和城市发展需求，研判智慧城市中枢建设需求。科学制定智慧城市中枢系统规划，合理选择目标功能、应用场景、投融资模式和实施路径，避免盲目投资。结合城市未来发展需求和技术高速迭代形势，适度超前规划，强化设施配套，加快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算力平台的建设应用。激活多元主体活力一是遴选城市级合作伙伴，选择有实力、有经验、有长期合作意愿、安全可靠的社会资本方作为城市级合作伙伴，负责整体项目群建设，协商政府与社会资本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补贴模式。二是遴选项目级合作伙伴，针对项目具体特征，由智慧城市建设牵头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城市级运营公司共同选择领域内经验丰富、专业性强的社会资本方作为项目级合作伙伴，根据项目性质确定补贴模式。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一是财政政策，要综合评估财政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优惠政策，通过投资补助、基金参股、前期费用补贴、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方式给予相关扶持。二是金融政策，要鼓励金融机构探索适合智慧城市中枢系统项目特点的信贷产品和贷款模式，在授信额度、质押融资、保函业务等方面提供融资服务，支持项目公司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债券市场筹措投资资金。三是审批政策，要明确市场准入标准、服务质量和监管细则，强化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评估论证、执行监管、绩效评价等工作。四是数据管理政策，要加强数据分类管理和共享开放，

以知识要素所有者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分享发展成果，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理解服务业升级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就新发展格局的模式特征而言，不同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快变量”的主导情景，工业化后期由一系列制度相关的“慢变量”主导，系统性、结构性的经济减速成为客观趋势，同时，质量提升成为可持续的必然要求。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所呈现的知识化、经济社会一体化以及产业平衡协调不同，中国服务业表现出较多的传统规模化特征，粗放型发展不能适应全球化、服务化、老龄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因此高质量发展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诸多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富华认为，就新发展格局的机制联系而言，不同于工业化“投资诱致投资”的规模经济，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范围经济、知识经济之上，并以要素投入的方式推动创新和发展。其中，教育及人力资本居于核心地位，促进效率补偿作用发挥，即人力资本升级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效率改善，另一方面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知识中产群体扩大再生产，为高质量城市化不断注入活力。促进服务业升级可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提升服务业的网络化和协同性。应坚持多目标动态平衡原则和顶层设计原则，拓展市场主体获得资源和机会的渠道，同时将政府职能调整到制度供给、促进合作领域；升级教育培训体系，壮大知识中产群体。高等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构成了通识教育加熟练技能训练的完整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载体，其科学性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城市化质量；确立生命历程管理理念，培育服务业新业态。在坚持公平正义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生命历程管理理念纳入经济社会政策，福利制度设计中注重从幼儿照料、青少年教育、就业与家庭直至养老保障等整个生命周期的管理；以实体经济发展，推动服务业升级。工业化后期高端城市化的特点是服务业要素化趋势，服务业的效率体现为劳动要素质量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业体现为生产要素投入，因此服务效率的实现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才能产生。更多精彩观点01服务业发展的典型事实为了分析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及高质量城市化路径，我们拟以现代化的线性路径作为参照基准，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归纳出一些有启发性的事实和理论认识。福特主义在美国的确立及其在二战后向全球的扩散，缔造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走上高质量现代化道路，也只是近七八十年的事情。从战后发展历程来看，现代化理论中所谓发展阶段线性升级——福特主义主导的大规模工业化向高端城市化的递进，成为发达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源泉。高质量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技术水平的简单统计问题，本质上，高质量是一个维持能力问题。尤其在面对全球化、老龄化、服务化、城市化等多重因素冲击时，服务业质量更是关涉现代化的全局：典型事实1

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2020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明年的经济决策做出了重要的判断和指示，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启示，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格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袁志刚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供给侧，但在注重供给侧长期增长因素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需求侧的波动情况。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生产要素粗放驱动的阶段，迈入了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现阶段我国应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主线，以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兼顾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如何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增长？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有效方式是促进要素的进一步流动。我国目前要促进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市场向纵深化发展，促进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深度融合，都需要促进要素实现无阻碍地流动。而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是对要素进行确权。在提高要素市场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创新驱动。我国要维持追赶的后劲，基础研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要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和保护，在此基础上进行激励机制的设计，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政府应在收入再次分配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分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好分配问题有利于我国提振内需，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良性健康发展，同时有利于“橄榄型社会”的形成，真正做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更多精彩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供给侧，取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劳动要素数量和质量、资本形成水平、技术进步、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当人均资本配备处于长期动态均衡时，人均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TFP）提高。经济增长由供给侧因素决定，需求侧改革和扩张本身不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注重供给侧长期增长因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时时注意需求侧的波动情况，深入分析外需、投资和消费背后的决定因素。就当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与全球经济增长、全球产业链变化、汇率变动左右我国净出口的变动。我们的货币政策、融资结构及其环境的变化、利率变动则对投资需求具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的收入增长、公共产品的发展与分享以及未来房地产价格的走势。在三大需求中，消费需求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现代市场经济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必须实现很好的配合，供给侧改革只有同时打开需求侧的扩张空间才能维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0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认为，都市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其形成之日起，单个城市的竞争力就转变为都市圈整体的竞争力。研究都市圈、规划都市圈、建设都市圈，应把握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和回波效应。围绕提升都市圈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探索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可以强化都市圈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的有机衔接，确保协调配合、同向发力。都市圈规划应包含哪些内容？1、确定都市圈的范围。以都市辐射的半径来确定，一般为100公里，最远不要超过200公里。2、基础条件。分析都市圈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开发强度及潜力等，形成基本认识。3、总体思路。要确定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等内容。4、空间布局。确定核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的边界，基于地理地貌确定发展模式，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5、基础设施。推进城市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为重点。6、产业发展。推动核心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7、生态保护。要强化生态共保和环境共治。8、体制机制。都市圈规划的范围一般跨越了现有行政区，因此，要明确都市圈管理的体制与机制。更多精彩观点01都市圈理论都市圈理论从理论上说，以都市为核心，其辐射影响的范围谓之都市圈，是城市圈的特殊形态。城市越大，辐射影响的范围越大。辐射半径以城市规模、空间距离、联系强度综合计算确定。关于城市规模，一般认为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一型大城市）以上谓之都市，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可谓之大都市。城市常住人口一定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不包括农村人口，甚至也不包括20公里之外城市和城镇的人口，不能把行政区的人口甚至市辖区的人口都算作城市人口。关于空间距离，一般以货车而非轿车和高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距离作为辐射半径。城市对外联系，主要是以物的流动以及物流成本为主要参数，距离越远，物流成本越高。城市规模大，意味着需求比较大，为满足城市需求需要更大的区域。关于联系强度，一般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指标进行测算。交通通讯条件会对经济联系发生比较大的影响。每一个城市，即使是小城镇都不是孤立的，会和周边地区形成互动关系。所有的城市都是由小城镇逐步发展而成的。当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时候，影响的区域不仅包括周围的农村，也包括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城市就有了层级，中间的是都市，都市周边是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很可能还有四级城市。都市和周边的城市和城镇形成了互动关系，都市的腹地涵盖了周边城市的腹地，周边的城市规模就很难扩大，正所谓“大树底下不长草”；但是如果城市规模足够大，随着成本上升，产业向周边转移，周边城市和城镇就迎来了发展机遇，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都市和周边城市关系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周边的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极化效应大于辐射效应。第二个阶段，既有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的过程也有向外辐射的过程，这时候都市圈即将形成。第三个阶段是向城市群转化阶段，核心城市规模足够大，辐射的半径越来越大，周边较远的城市也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其辐射圈也比较大。都市圈之间，都市圈与城市圈之间形成了耦合关系，城市群就形成了。都市圈和城市圈均成为城市群的组成部分。都市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其形成之日起，单个城市的竞争力就转变为都市圈整体的竞争力。研究都市圈，规划都市圈，建设都市圈，应把握城市发展的两大要点：一是极化效应，周边的要素向核心城市聚集，聚集的同时产生辐射效应；二是回波效应，产业向外转移不是全部搬走，而是产业链条向外延伸，链条的龙头仍然在核心城市，所以，核心城市总部经济比较发达。都市不仅辐射周边的城市，也辐射周边的农村，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应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新时代融合共享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市场一体化，促进都市圈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应发挥核心城市对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完善交通设施，实现都市圈同城化。02都市圈与城市群的关系就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关系而言，应先有都市圈后有城市群，都市圈是城市群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都市圈就没有城市群。当然有都市圈不一定形成城市群，能否形成要看周边城市的情况。都市圈与周边的城市圈耦合在一起，没有断裂带，难以分清都市圈和城市圈的边界，这样城市群就形成了。城市群范围比都市圈的范围要大很多，但也不可能无限扩张。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城市群，都要经历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城市群不是规划出来的，但城市群形成以后就需要规划。通过规划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加强分工与合作，抑制恶性竞争，避免“马太效应”出现。所谓城市群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云集相当数量、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城市，以一个或几个都市为核心，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一般在人口比较密集、城市比较密集、产业比较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城市群的数量不可能很多，因为一个城市群必须包含一个以上都市圈，有些都市圈周围没有规模较大的城市辐射形成的城市圈，就难以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范围也不可能很大，都市圈和周围的城市圈距离太远，难以耦合，中间存在断裂带，也不可能形成城市群。有些时候，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将城市群的范围规划得大一些是必要的，但成倍扩大就有点离谱。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有三个都市圈，即北京都市圈、天津都市圈和石家庄都市圈。北京、天津是京津冀城市群的两大核心城市，过去我们试图把北京、天津按照一个都市圈进行规划，结果发现两个城市辐射的方向和范围有很大不同，北京辐射保定、张家口、承德和廊坊，而天津辐射沧州、唐山、秦皇岛和廊坊，廊坊处于两个都市的辐射范围内，过去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现在北京要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廊坊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可谓是“左右逢源”，变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石家庄城市常住人口接近300万人，距离北京将近300公里，不在京津的辐射范围内，但石家庄有广阔的腹地，辐射半径超过100公里，可辐射邢台、衡水、定州和阳泉，形成石家庄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是学者公认的结构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的城市群，有三个都市圈，即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上海的辐射半径可达20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苏州、无锡、嘉兴、湖州、舟山、南通等市。南京的辐射半径可达15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镇江、常州、扬州、泰州、滁州、马鞍山等市。杭州的辐射半径可达150公里，辐射范围包括嘉兴、绍兴、湖州、金华等市。都市的辐射是由近及远的，即近的地方辐射力强，远的地方辐射力弱，离都市近的城市和农村联系更密切，所受的影响也最大。长三角城市群应强调先实现都市圈的同城化，在此基础上，推动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而不是搞“一锅烩”。成渝城市群。重庆到成都300公里，重庆的辐射半径为150公里，成都的辐射半径也是150公里，重庆有一个都市圈，成都也有一个都市圈，这两个圈是相切的关系。两个城市的腹地，没有相互覆盖，各有各的影响范围。应该说，成都和重庆不存在竞争关系。重庆与周围的城市和农村存在密切的关系，成都也同样如此。如果两个城市能够把周边地区带动起来，就能带动成渝城市群整体发展。重庆与成都中间的内江、自贡、遂宁、广安等，原是两大都市圈的边缘区，受两大都市的辐射力较弱，属于中间地带，如今应成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重点，乘势崛起。“十四五”时期，城市群的内部结构应不断优化，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克服行政分割，消除市场壁垒，提高一体化水平，减少竞争，杜绝恶性竞争。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规模有的已足够大，吸引力、集聚力已足够强，其任务和使命是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促进都市圈的同城化，继而对整个城市群起到引领作用。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应发挥优势，通过分工强化其特定的功能，加强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合作。由于自己原有的腹地已被核心城市所覆盖，这些城市将逐步由区域性中心城市蜕变为功能性城市。规划建设城市群的意义在于分工与合作，不断升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变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03现代化都市圈规划《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近年来，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围绕提升都市圈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探索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可以强化都市圈规划与城市群规划、城市规划的有机衔接，确保协调配合、同向发力。规划建设都市圈的出发点是提高都市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消除行政壁垒，促进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而不是为了增强都市的吸引力和集聚力。当然，规模不太大、实力不太强的都市由于打破了行政分割，腹地扩大，经济要素将继续集聚，其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有条件的都市圈应发展轨道交通，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将都市核心区与周边城市联系起来，实现同城化。需要明确的是，都市圈规划不是城市规划，但都市圈规划也不能脱离城市而存在。都市圈规划应包含以下内容。一是确定都市圈的范围。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以都市辐射的半径来确定，一般为100公里，最远不要超过200公里。二是基础条件。编制都市圈规划，应首先分析都市圈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开发强度及潜力等，对都市圈发展基础和所处环境形成基本认识。三是总体思路。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等内容。指导思想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主题，推动统一市场建设；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基于都市圈的基础条件以及国家赋予的重大机遇，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提出都市圈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思路。发展目标的确定要科学合理，应提出城市发展、产业集聚、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等中长期目标。四是空间布局。根据开发强度及开发潜力，首先确定核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的边界，划定城市边界并不意味着一味控制城市的规模，要根据发展目标和发展潜力，保持一定的弹性。基于地理地貌确定发展模式，如点—轴开发、梯度开发、圈层开发等；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也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分布和小城镇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圈规划是在现有发展基础上的规划，是对现有状况的改善和分布格局的优化，不是无中生有，不能推倒重来。五是基础设施。构建现代化交通体系，推进城市之间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普通公路、机场、港口、通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具有合理性、经济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服务于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有利于人员交流、要素流动。应以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为重点，共建交通枢纽和物流基地，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六是产业发展。推动核心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如核心城市重点发展现代服务、科技研发、文化会展等产业，周边城市发展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小城镇发展零部件制造、休闲康养、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空间集聚，工业进园区，核心城市的产业链条向周边城市延伸。要强调城市的分工合作，产业发展要符合本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条件，不可一味强调先进性、高技术和服务业比重。七是生态保护。生态保护是都市圈规划必不可少的内容，要强化生态共保和环境共治。核心城市要与周边城市加强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共同治理大气污染和流域污染，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建立流域横向补偿机制。八是体制机制。都市圈规划的范围一般跨越了现有行政区，现有的行政体制已难以适应都市圈管理的需要。体制机制不进行改革创新，就会使很多区域合作流于形式。在规划中，要明确都市圈管理的体制与机制。通行的做法是建立都市圈领导小组，由各市主要领导参加，核心城市的主要领导任小组组长，主要领导变更，组长也随之变更；定期召开会议，议定实施的项目和有关事项；建立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建立合作基金，也就是开展业务和项目建设需要的资金，一般按财政预算的一定比例缴纳，是都市圈管理机构持续运行的保障，通过建立合作基金，成员间就建立了权利义务关系。综上所述，都市圈规划实质上是区域合作规划，本身的约束力不强，上级政府的支持与监督非常重要。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是都市圈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的关键。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2月（下）原文标题：《关于新发展阶段都市圈理论与规划的思考》（微信有删节）作者：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就“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四个方面进行部署。作为重要创新平台的广东东莞松山湖，因创新而生、依创新而兴、靠创新而强，通过创新创造伟业，依靠创新走向未来，已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新路，形成了具有松山湖特色的实践经验。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总结松山湖二十年发展实践的独特经验，对探索回答松山湖何以在全国高新区中独树一帜，怎样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如何从全局高度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等关键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广东东莞松山湖二十年发展实践经验：①

民生是党执政之本、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源，关注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最根本的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认为，2035

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40余年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经验表明，只有深刻认识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真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全面尊重和依靠、激励和保护中外人民、中外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运用国内外的劳动力、知识和资本，才可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由认为，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增长方式有待全面转变。但不论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我国未来发展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教兴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理念，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未来应如何坚持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理念。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原则。在依托我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市场、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分工、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和世界的互利共赢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我国要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全面推进劳动力、知识、土地、资本、服务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促进内外就业、创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衔接统一，全面建设开放统一、竞争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市场；深化研究、教育、医疗、环境、出版等领域的改革，推进知识领域的交流、理解和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要求我们以开放包容、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文化自信和大国心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交流、了解、学习和应用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更多精彩观点01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环境是指人类赖以存在、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一国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有赖于对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环境和条件的全面准确的观察和分析。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我们才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16～17世纪，自哥白尼“日心说”为起始，到牛顿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的构建，人类经历了第一次科学革命；此后，人类又经过了17、18世纪欧洲思想解放运动，18、19世纪以蒸汽机、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90年以后以量子力学、相对论、生物学为核心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和以电气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率先崛起，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后来居上。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机械、电力、电子、信息技术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微电子、生物技术、能源技术、互联网、数据库、物联网、区块链、分布式账户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进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1956年美国工人中的白领人数超过蓝领；2003年成立的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最初的创业团队主要来自硅谷，用IT理念制造汽车；2020年美国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发布了最新一代脑机接口的芯片和医疗设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分析，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足10%，此后这一比例不断提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在科学研究、科学技术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其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又不断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20世纪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至80%。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1978～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总量及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来看，虽然仍保持着美国一家独大、多极发展的格局，但美国相对地位有所降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27.8%降至2017年24%，欧元区、日本分别从25.7%、12%下降到15.6%、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份额更下降到2%，约与韩国（1.9%）相当，巴西从2.4%微增到2.5%，非洲经济停滞不前，南非甚至从0.6%下降到0.4%。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国民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1.8%迅速提高到2017年的15.2%，印度从1.6%提高到3.2%，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最大获益者。尽管如此，我国在科研、教育、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治理等方面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现代化还是我国要全力实现的奋斗目标。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转型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矛盾和缺陷并未彻底消除，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长期萧条，以及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美国特朗普总统实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让原本动荡的世界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一些国家对他国的遏制打压全面升级，我国发展面临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02未来发展的国内环境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我国经济领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尚未完善，各种所有制、内外资企业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管的市场体系尚未建成。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有待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政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有待深化。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上，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有待深化改革。人口的结构、素质和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人口大国的发展优势要通过自主性、高素质、年轻化、流动性的人口实现，但我国人口结构相对不合理，教育年限和科学素质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人口生育率持续降低，老龄化程度加剧，赡养负担加重。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19年底，我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但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简称TFR）仅为1.47，远低于全球2.45、发达国家1.67；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7.7%，远低于全球25.9%、印度2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6%，远高于全球9%、印度6%；二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据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人口（6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为4.5年，1990、2000、2005、2010、2015年分别为6.26、7.62、7.8、8.8、9.4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受教育年限1985年为6.38年，2005、2010、2015、2018年分别为8.5、9.5、10.2、10.6年；2015年我国大专以上人口、高中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4%、15.3%，而初中及以下人口超过70%。而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15年，如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2018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3.7年，硕士及以上、学士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3.1%、35%；三是人口的科学素质偏低。据中国科协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2010、2015、2018年分别为3.27%、6.2%、8.47%（农村4.93%），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换言之，高老龄化、低教育年限和低科学素质的人口将成为未来限制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四是人口的流动性、组织性不高。1954年我国《宪法》规定居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但目前户籍制度改革仍未完成，合作社、工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及相关治理体系有待健全。知识、技术和经济创新能力不高。我国创新环境明显优化，据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19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投入总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研究与开发人员数、国际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其中，华为公司以4411件已公布申请连续3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129个经济体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1年的第29位提高到2018、2019年的第17、14位。但在基础和高等教育、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企业发展竞争环境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研究与开发资金投入大但产出效率不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发表论文数量多但创新性、引用率不高；出口产品数额大但增加值偏低；大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严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等。1978～2017年我国三种专利中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仅为35.5%，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90.4%、82.3%、80.5%、72.3%；我国发明专利授权占比长期低于20%（2019年为17.4%），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约为80%；我国国外申请专利、国外许可专利占比长期低于5%，而美国皆超过40%，我国核心专利占比不足1%，而美国约为20%；我国在光学、电机电气装置、音像、医学、运输、计算机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尤其显著，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7、2018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为逆差239、302亿美元，美国分别为顺差796、767亿美元。经济增长方式有待全面转变。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人口、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投入。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1999、2009、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率分别为36.4%、67%、71.7%，且这一比率趋于上升。近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其GDP几乎相当，但GDP增长率于2007年达到峰值后即持续下降，2012、2016分别跌破8%、7%。2019年，我国钢材、水泥、煤炭的使用量分别为41.5亿吨、12亿吨、23.5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60%、60%、50%，但只产出了全球16%的GDP。即便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对投资和资源的较高需求，我国劳动生产率依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例，按照Perkins、Rawaki所撰《预测2025年前的经济增长》一文（见勃兰特、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1978～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TFP年均增长率为3.8%，TFP对GDP贡献率为40.1%，但这主要依靠人口、资源的长期大规模投入。按照张文魁等人研究，2008～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从9.6%下降到7.4%，但TFP急剧下降到-0.6%至1.2%，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资源红利的逐渐耗竭，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国际分工和竞争，不能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二者之比为2.56∶1，2007年达到峰值3.33∶1，2019年达2.64∶1；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工农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华北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滑趋势。如果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南、北方的GDP总量之比从1978年54∶46、2009年55∶45扩大为2019年64∶36，2019年北方省区只有北京、天津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线，只有北京进入全国十大城市榜；三是居民收入、财产分配不平衡。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4，1987、1998年后持续超过0.3、0.4，2002年超过0.45，此后逐年振荡上升，至2009年又开始逐步回落，直至2018年依然高达0.47。我国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更大，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1995、2002、2012年我国财产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45、0.55、0.73，考虑到特定群体非公开性的收入和财产，基尼系数可能更高；四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在铁路、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烟草、电信、军工、公交、煤炭、航空航天、银行保险等行业保持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其中，外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2%，但1996～2018年其税收、出口分别占全国的18%、50%。竞争不充分的金融企业的工资、利润水平更是远远高于非金融企业，2019年上市公司人均薪酬16.4万元，而金融行业高达41.1万元；五是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住房、城市化、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较多。例如，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38%，适龄人口高中（含职高等）毕业率仅超过70%，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依然不足，我国社会保障41%～45%“五险”费率和2018年养老保险28%的名义费率、21.6%的实际缴费费率都远高于多数国家；而社会保障水平起点较低，2019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仅53266万人，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有待改善，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生的三大痛点。我国人均GDP水平不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1元（约合156美元），2019年增至70892元（约合10261美元），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4万美元，美国1978年人均GDP为10565美元，2019年超过6.5万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按收入来源包括工资、财产等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居民分享发展成果、家庭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总收入通过经常转移形式的再次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相较于人均GDP更低。例如，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人均月收入仅为2561元，其中约6亿人口月收入约1000元，9亿人口月收入约2000元，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人均GDP的43.4%，这一比率30年来基本未变。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相当于人均GDP的50%至75%。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美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占比在1943年为1485、1023美元和69%，1973年为6726、4635美元和68%，1978年为10565、7220美元和68%，2008年为48330、35486美元和73%，2017年为45480、59472美元和76%。换言之，2019年我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美国1978、1973年的水平，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偏低，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分享发展成果、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偏少，而政府支配使用的收入偏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共享水平不高。2018年，我国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分别为156401、183352、75405、2900亿元，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四项收入占GDP之比分别为17.4%、20.4%、29.1%，这些宏观税负指标并不高。但如果加上税费之外的政府债券、其他收费和受贿等收入，考虑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我国宏观税负指标或许超过50%。据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2004～2020年《全球纳税报告》，2004、2017、2018年我国企业的总税收和纳费率分别为82.8%、64%、59.2%，世界平均为53.1%、40.4%、40.5%（2018年北美38.7%，欧盟38.9%，南美53.3%，非洲47.3%），可见，我国宏观税负实际水平偏高。03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战略立足经济分析，“人民主体”不仅包含国内居民、企业等经济主体，也包含国外居民、企业。中国的发展战略应当全面平等尊重、激励、保护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以激发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竞争力，进而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国际、国内环境是居民、企业等社会经济主体存在、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性质的客观反映，也是我国分析、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世纪罕见的供给中断和需求萎缩的双重冲击，我国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果断采取行动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并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2020年二、三季度经济即转为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2%、4.9%，全年经济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长期战略看，必须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基本条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有利于调动国内外居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提高国内外劳动力、知识和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改革开放举措，推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构建中国和世界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明确概括了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大国开放经济的根本保障。由于人民是发展的社会主体，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全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激发和保护全体居民、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如此才能够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在经济分析中，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生产者主权和维护消费者主权，这一过程中的决策和行动、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主体都应当且只能是人民，归根结底，必须坚持人民是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的主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同时，居民和企业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者，是经济活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居民和企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的方式、效率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为全面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每一位公民及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有效调整民事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只有以人民为主体，才能够尊重、激励和保护居民、企业的就业和创业；居民和企业才能成为有尊严、有能力的就业者和具有竞争力、有效率的创业者；居民才能够通过高效劳动和投资而创造、分享更高水平的发展成果，才能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人民改造世界的能力、过程和结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创新能力是引领居民、企业全面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才能够保障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GDP增长率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更快下降的新常态发展阶段。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只依靠简单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投入，更有赖于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法律创新。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和贸易冲突中，也暴露了我国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差距。我国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中仅有2.2%向境外提交国际专利申请，只有华为、中集、大疆、迈瑞等极少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开始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我国基础性、前沿性、关键性的知识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依然严重不足，支持国民经济有效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如果不全面、迅速改变当前情况，必将难以顺利实现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要深化改革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体制，充分尊重研究人员的创新自由并全面调动研究人员的创新动力；要深化改革各级各类学校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在全国均衡发展，尽快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改革大学教育和管理体制，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让全体居民成长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事业劳动者和建设者。此外，市场要成为配置知识资源的重要方式，企业要成为知识应用的主体，要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和整体上就是指提高知识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越是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越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从过去的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大国，全面转型为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强国；国民经济才能转向创新型、开放型、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替代居民、企业和市场，不是直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是要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每个人及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尊重人民的首创，为居民、企业等主体的社会活动提供公平有效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服务，以及提供市场、社会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此，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的攻坚期，全面有效推进深水区的各项改革，畅通居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公开化、便利化，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而充分释放和持续发挥制度和政策红利，这应当成为下一步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具体而言，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行政许可和市场管理、财政收支和社会保障、货币金融等领域应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国家和政府要明确国有企业的性质、地位和职能，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的分类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调整国有企业在铁路、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烟草、电信、公交、煤炭、航空航天、银行保险等本应竞争性较强领域的垄断性政策；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体制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的清单制度，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清单管理，对新职业、新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适当清理和减少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领域的管制性政策，加强事前的公共服务和事中、事后的依法监管，形成平等准入、开放有序、公平竞争、公正监管、诚信守法、高效规范的现代化市场体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预算、税收、支出、债务等方面的统一公共财政体制，合理降低居民、企业的税负，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效率。例如，社会保障费率的国际水平约为17%，我国“五险”名义、实际费率可否分别降低20或1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GDP的60%～70%，我国可否将43%的比率逐步提高到60%以上，让广大居民和企业真正成为投资和消费的主要主体？同时，我国要深化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稳定货币发行并规范金融监管，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建立开放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我国民营企业贷款长期仅占银行贷款余额的25%和企业贷款余额的40%左右，非完全性竞争的金融市场导致金融企业长期过高的工资和利润水平。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首要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与商业、金融业的全面结合不仅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即经济活动的信息化、金融化，而且过度刺激了中低教育年限和中低收入水平的广大居民的消费和借贷，财富不断向信息、金融行业集聚，扩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这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1970年代和中国1990年代以来产生的经济现象。我国有必要有效监管信息、金融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04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全球几百年、我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退回封闭落后的孤岛困境；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现代化事业离不开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果说对内改革是尊重和发挥本国人民的主体作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尊重和发挥外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国际性分工、竞争与合作是各国劳动力、知识、资本的双向流动和互利运用，是各国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包容发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只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一体两面，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程。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理念。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原则。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和“三个有利于”的实践原则，我们要不断突破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全方位、系统性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为国内外居民、企业提供自由平等的发展条件，是为了平等有效地“引进来”和“走出去”。未来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就是自由准入、内外平等、社会分工、公平竞争、创新推动、法治保障的开放性市场经济。伴随近年来我国GDP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趋势，过去过度依靠简单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大规模、低增加值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当前国内科研、教育供给和管理能力亦难以充分支持我国未来发展，在依托我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市场、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分工、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和世界的互利共赢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自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1980年我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充分依靠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不断推进从对外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开放型经济，使商品出口与居民消费、生产投资共同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前进的三驾马车。从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2050年发展目标看，我国要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原则，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全面推进劳动力、知识、土地、资本、服务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促进内外就业、创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衔接统一，全面建设开放统一、竞争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只有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即凡是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所有居民、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才能够全面、深入、持续地激励国内外居民、企业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拥有各种资源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可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发展新格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双循环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内卷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竞争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大循环，国内分工、公平竞争的国内经济循环与全球分工、开放竞争的国际经济循环是互联互通的统一体系，构建双循环格局才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在社会分工、知识创新、企业生产、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大国比较优势。深化研究、教育、医疗、环境、出版等领域的改革，推进知识领域的交流、理解和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既处于未来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的关键机遇期，又面临艰巨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知识、技术、组织、经济等领域创新能力不能充分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等严峻问题层见叠出。这要求我们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开放包容、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文化自信和大国心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交流、了解、学习和应用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0年12月（下）（微信有删节）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当下，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漩涡之中。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跨文化传播双重视野中探索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能够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贡献中国智慧以及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思考。由此，我们需要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分析，进而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跨文化创新，发展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赵月枝在检视现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偏颇的基础上，汲取相关后殖民政治与文化学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学者以及海内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洞见，探索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挑战”命题包含两个：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二是发展有21世纪社会主义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转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偏颇，使这一前沿学术领域陷入了内卷化、对“二战”后的福利社会的怀恋情绪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泥潭；另一方面，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相关论述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为开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什么用“社会主义”与“跨文化”这两个定语来丰富与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提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第一，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层面，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不仅是“中国的挑战”，而且是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更具体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普世主义对资本主义普世主义的挑战；第二，从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与创新性发展层面，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在其研究中超越文化本质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而且需要在具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其实践特质，通过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实践和培育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主体，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贡献学术与思想的力量。更多精彩观点01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1.西方中心主义第一，仅仅对欧美普世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从东西方互构性和东西方二元论本身如何掩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角度来解构“西方”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种解构脱离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非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决不是否定国际循环的重要性，更不是否定对外开放，相反是要更好地开放，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认为,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到今年末，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将如期实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彻底解决。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彰显出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独特优势。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扶贫体系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度保障，除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之外，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扶贫体系，对消除贫困作出重要贡献。中央企业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中央企业的扶贫创新探索是中国特色扶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三峡集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主动请战参与川滇等省脱贫攻坚工作。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三峡集团统筹推进扶贫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合力，努力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三峡力量”。三峡集团助力脱贫攻坚的理念与担当在帮扶理念上，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高站位、高起点、高规格、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是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精准扶贫是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三峡集团高站位认识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倾力开展扶贫各项工作的进程中，始终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将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紧紧围绕实现高质量脱贫谋篇布局。第一，高规格组建工作班底，集团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公司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定期研究部署扶贫工作任务，主动深入一线调研指导，自觉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公益基金会，统筹协调、组织指导、具体落实扶贫计划和任务。第二，高起点规划扶贫项目，不仅聚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更注重以项目带动贫困地区建立可持续减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第三，高标准建设帮扶项目，从项目规模、资金投入、持续周期、管理流程等方面全力确保扶贫项目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在使命担当上，真情实感、真心实意，与受帮扶地区形成共生共赢的血肉联系中央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既是政治任务，也是企业积极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三峡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始终牢记“为国担当、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始终把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来定位，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回报国家和社会的实际行动来落实，投入真金白银、倾注真情实意、做到真抓实干，在脱贫攻坚最吃紧最关键的时刻，展现了中央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截至2020年9月底，三峡集团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帮扶力度，累计投入超过85亿元的帮扶资金，实施1400余项帮扶项目，累计选派挂职干部近百名，惠及110多个县（区、旗）。在挂职干部面对面对接需求、手把手落实项目的过程中，三峡集团与地方实现了产业共建、民生共享、协调发展、合作共赢。为确保帮扶对象“时时有人问，刻刻有人管”，挂职干部足迹遍布每一个乡、村、社，真正下沉到基层一线；为保证2020后帮扶政策精准衔接，原定于2020年内轮换或到期的扶贫挂职干部“超期服役”至2020年底；有的挂职干部将帮扶地区当作“第二故乡”，在挂职期满后仍时刻关注如何帮助地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在措施执行上，确保项目落实落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脱贫攻坚成效问题。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从严从实是要领。”任何急功近利搞“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都会严重影响脱贫攻坚有效推进。三峡集团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将党中央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实际工作方案，加强指导和督导，从当地实际出发，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聚焦贫困群众最迫切的问题，秉承“项目建到哪儿，扶贫就做到哪儿”的工作思路，全力保障扶贫项目如期开工、高质量交付；将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巡视重点聚焦内容，对资金使用、项目管理、挂职干部考核加大监督审查力度；认真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查找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确保项目落实落地。2020年初，在疫情防控最吃紧时期，三峡集团涉及4个定点扶贫县的48个扶贫项目全部按期启动实施，为有关地区克服疫情影响、恢复经济社会活力、巩固脱贫成果奠定基础。三峡集团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夯实助力脱贫攻坚基础我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这也对中央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罕见汛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多重挑战，三峡集团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条战线，积极发挥中央企业“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在疫情防控方面，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和湖北省电、气、热供应，全力支持湖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复工复产方面，累计投资达756亿元的25个新能源项目如期开工，对调整优化地方产业结构，以重大项目建设做好稳投资工作等起到积极作用；在保障就业方面，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贫困地区劳动力等三类人群招聘力度，并对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及湖北地区高校毕业生有所倾斜；在长江防汛方面，三峡集团科学调度、精益运行，确保三峡枢纽工程建库以来最大洪峰平稳过境，有效减轻了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充分发挥了三峡工程在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等方面的综合效益，坚实保障了沿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秩序，为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扎实基础。三峡集团组织举办云南少数民族娃娃三峡行活动紧密围绕集团主业，统筹推进扶贫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三峡集团坚持扶贫开发工作既立足主业主责，又充分考虑受帮扶地区发展实际，始终以保障三峡大坝安全运行为己任，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长江大保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向。一是以重大水电工程建设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三峡集团秉承“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发展理念，让重大水电工程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目前在建的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总投资约2700亿元，工程建设期可拉动川滇两省GDP增长超过8500亿元，拉动直接、间接就业人数超过130万人，极大地支持和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以乌东德水电站所在的四川会东县乌东德镇为例，当地财税收入从2009年150万元提升至近350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00元提升到12000元。四川云南两省还通过持有电站的股份（各持有15%），每年可以稳定地分享到电站发电收益。二是发挥工程企业优势帮助地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居环境的改善是贫困地区彻底脱贫的基础性条件，是使贫困地区稳定脱贫、不再返贫的重要保障。三峡集团发挥中央企业在帮扶资金规模、重大工程建设方面的优势，重点对库坝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基本住房、交通、农田水利、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面貌。截至目前，集团累计投入4.7亿元用于凉山彝区彝族安居扶贫工程，新建、改造住房2.26万户；在川滇少数民族区域之外修建和硬化乡村公路104条，助力打通落实脱贫攻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三是以生态环保扶贫促进贫困地区绿色发展。全力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是中央赋予三峡集团的新责任和新使命，集团的发展与长江绿色发展休戚与共。三峡集团始终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实施生态调度，深入开展长江流域珍稀特有动植物研究与保护工作，设立长江大保护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长江经济带沿线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项目等公益性支出，同时，在帮扶项目选择上，特别注重对沿线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改造。在巫山县，由三峡集团促成的总计投资45亿元的长江环保集团水环境综合治理PPP项目、总投资5022.15万元的官家溪水库综合治理项目均已顺利开工，这些项目的建成不仅能够提升长江上游支流地区的排洪能力，控制污染源，确保不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还将显著提升城镇环境和人民生活质量。三峡集团积极探索“光伏+扶贫”模式，图为三峡集团建设的河北曲阳光伏产业+扶贫项目以企业先进管理理念推动脱贫攻坚事业高质量完成中央企业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拥有雄厚资源和比较优势，所在行业往往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支柱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由中央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渠道优势、平台优势，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市场化经营机制，充分融入到扶贫减贫事业中来。第一，引入绩效考核机制激励扶贫开发提质增效。三峡集团始终坚持妥善处理市场化经营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确保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制度建设上，集团层面制定《履行社会责任工作管理制度》《履行社会责任项目管理办法》等章程，从制度层面提升扶贫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在项目选择上，严格执行项目设计、实地调研、可行性论证程序，科学决策，确保每一个落地项目都能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正面效应。在项目考核上，严格执行精细化管理，实现项目全方位可控、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开发扶贫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确保项目资金精准拨付；同时引入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上一考核周期账目管理清晰、资金拨付及时、贫困地区需求强烈的项目，将视情况在帮扶力度上有所倾斜，对于不切实际甚至搞“形象工程”的项目坚决予以制止，以此有效推动扶贫质量提升。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解决脱贫攻坚的深层次问题。三峡集团一方面通过安居扶贫、健康扶贫等方式，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着力探索建立兜底保障的长效机制，防止因病致贫情况发生。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先后援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卫生室102所，在重庆巫山和奉节两地就已累计投入1.26亿元的医疗救助基金，有效帮助两地改善就医环境、提高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三峡集团始终以市场为导向，深入挖掘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贫，例如帮扶建设巫山特色旅游扶贫项目、宜昌夷陵地区特色农业扶贫项目等建设开发，这些项目的落地不仅增强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也实现了三峡扶贫开发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推动三产融合，夯实产业扶贫实效。针对一些地方在开展产业扶贫时往往存在产业优势不明显、规模化程度低、产业链条不完善等问题，三峡集团结合清洁能源企业优势，探索“新能源+产业”模式，有效延伸产业链条。在巫山建设的“光伏+生态农业”项目，引入专业种养殖公司发展光伏板下经济，不仅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可观的财政收入，还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探索“水电+经济林种植”项目，在水电站库区推广经济林种植，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扶贫协同推进。这些项目最大程度利用土地资源、提升土地综合效益，助力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有效衔接。以“大三峡”概念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合力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发展总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关系全国高质量发展。三峡区域位于长江中上游结合部，在长江经济带中担负着关键的连接和支撑作用，三峡区域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促进三峡区域城市之间协作、发展和共赢，对于支撑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三峡集团作为三峡工程的建设者和运营者，在以“大三峡”概念优化三峡区域资源配置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一是以旅游扶贫为纽带，共同开发三峡库坝区及周边区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以产业帮扶为抓手，通过差异化项目落地，推动宜昌、巫山、奉节等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擦亮“三峡”金字招牌。2018年以来，三峡集团通过定制旅游精品路线、打通水路环线通道、研发三峡文创产品、开展宣传引流工作，实现三峡库区上下游景区无缝衔接，同沿线城市共同打造“大三峡”旅游名片。二是通过专项基金帮助地处库区腹地的市县做好库区污水处理、流域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改善工作，协同有关地方共商跨界流域共同保护整治，为探索“两山”理念如何在三峡区域落地生根营造了良好生态基础。三是充分发挥央企平台优势，通过集团内外资源联动，有效打通库区腹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今年1—9月，三峡集团直接购买帮扶地区和湖北疫区农副产品超过2000万元，带动合作单位帮助销售农副产品超过2300万元，最大程度降低贫困农户返贫风险。三峡集团援建的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姬松茸种植基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扶贫开发注重前瞻性与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三峡集团始终坚持帮扶工作与乡村振兴统筹推进，从产业布局、人才培养、生态修复等方面，为城乡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从发展规划上，坚持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确保政策有效衔接。短期来看，三峡集团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的工作要求，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时期各项帮扶工作的平稳衔接。长期来看，三峡集团将帮扶地区实际与“十四五”规划编制紧密结合，最大程度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探索集团高质量发展与帮扶地区可持续减贫同频共振。从产业布局来看，三峡集团现阶段探索布局的“旅游+扶贫”“新能源+扶贫”等产业发展模式已经形成规模，这些产业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有潜力发展成为贫困地区主导产业，能够有效吸引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帮助解决贫困地区产业“小、散、弱”问题，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内生动力。从人才培养上看，三峡集团一方面聚焦教育扶贫，“志智双扶”，着力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偏低、受教育水平偏低、教育成本高等制约性因素，累计投入资金7.1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基本办校条件、设立学生资助体系、助力教师队伍建设等；累计新建扩建学校172所，仅2018年以来在凉山州实施的教育帮扶计划就惠及42500余人。另一方面，定期举办定点帮扶区域扶贫干部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先后有5749名扶贫干部接受培训，通过分享交流讨论不同地区扶贫工作经验，有效提升扶贫干部贫困治理能力。同时，三峡集团还通过改善贫困地区村居生产生活条件，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吸引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发挥好新乡贤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三峡集团通过精心谋划、精准发力，最终目的是帮助困难群众转变思想，完成从“要我脱贫”到“我能脱贫”的根本转变，激发群众可持续减贫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健全巩固减贫、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通过贫困治理和基层治理协同推进，持续提升贫困地区的治理能力。三峡集团在四川凉山州建设80个三峡新村，图为三峡集团援建的凉山州普格县火博三峡新村三峡集团助力脱贫攻坚实践的启示意义新发展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同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衔接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防止返贫和新发生贫困，逐步实现贫困人口走向富裕，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对冲疫情影响、有效扩大和培育农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先决条件。深度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弱，普遍存在基础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人口素质偏低等问题。一些已经脱贫摘帽的贫困地区，依然面临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存在经营主体弱、产业规模小、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等问题，有返贫致贫风险隐患。还有一些地区在脱贫过程中主要依赖政策扶持和外部“输血”，如何加快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仍是一段时期内的工作重点。三峡集团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表明，央企扶贫必须坚持将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措施有效衔接，在防止返贫、预防新生贫困方面，着力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修复、一二三产业融合、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等方面倾斜，避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张皮”现象发生，并将脱贫攻坚中实施效果好、有利于贫困地区长期发展的实践经验逐步常态化、制度化，探索建立长期可持续减贫的有效机制。中央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事业，能够有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的看，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这些制度优势体现在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完善大扶贫格局、坚持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等重要方面。中央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规模大、影响力强，有效将中央企业优势转化为贫困地区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至关重要。三峡集团实践经验表明，央企在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事业中，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将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必须以企业先进管理理念激发、提升、培育贫困地区脱贫的内生动力；必须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中央企业的组织资源、人才资源转化为脱贫资源；必须发挥主业优势、优化发展质量，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必须完善考核体系，严把考核内容，确保扶贫工作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同群众联系，从群众最需要处出发，将企业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资金优势持续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强大合力。在推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打造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非常关键实现精准扶贫，人才是关键。培养一支“精准”的人才队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提高脱贫攻坚成效与贫困治理能力，关键在人才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三峡集团选优配强扶贫干部，规模开展扶贫干部培训实践经验表明，扶贫一线的工作锤炼能够更有效提升干部队伍专业技术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打造一批真正成为懂扶贫、会帮扶、素质高、能力强、技术硬的“精准化”扶贫人才队伍。只有不断增强挂职干部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好挂职干部专业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才能有效推动各项扶贫政策措施落实落地，并且在帮助贫困地区转变观念、培养人才的同时，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打造高素质后备力量。央企扶贫必须要紧扣新发展形势，更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20年之后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原发性绝对贫困将基本终结，贫困整体格局将发生转变，农村将面临新的发展环境。绝对贫困消除并不代表困扰农村贫困问题的消除，经济、社会、资本、生态等多维贫困新格局现象，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农村空心化导致的技术、产业、服务、公共设施凋敝问题等等都严重影响已脱贫地区的后续发展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实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是培育发展需要新动能和新活力的关键。三峡集团脱贫攻坚的实践探索表明，加强对农村教育健康资源的投入，提升农村人口素质，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基础；将产业兴旺作为重中之重，拓展农业产业链条，引导生产要素实现城乡间自由流动，是巩固产业扶贫成果的重要路径；做好扶贫任务目标和项目资金的有效衔接，从全局出发系统布局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区打造优势主导产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强化项目管理，是提升产业质量、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要保障；发挥央企人才、技术优势加大科技扶贫和扶贫项目科技含量，将科技扶贫和扶贫扶智协同推进，是彻底拔掉穷根的重要手段；以现代企业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推动地方贫困治理能力提升，是破除贫困地区体制机制困境，有效激活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措施。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10月第3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应把握这一历史契机，积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建立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涉及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创新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构建了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措施的政策支持体系，形成了上下各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数字经济有着怎样的治理优势，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阶段，正成为全球竞争新的制高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治理体系，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共创智能时代、共享智能成果，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观点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经济形态·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网络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需求。·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治理问题，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数字经济治理面临新挑战·数据治理问题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特别是数字化风险和数据安全问题带来了严峻的安全挑战。·数据确权与使用问题不明确抑制数字经济发展，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不正当窃取用户数据等现象危及良性竞争，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平台治理问题近几年争议很多，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滞后，法律法规滞后于数字经济实践的弊端不断凸显。·传统的治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利益格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就资源和用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不容忽视，数字基础设施和个人购买信息终端的经济能力在东西部、城乡间差距显著，不同人群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上也存在差异。构建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党委领导下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数字经济治理效能，建立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政府负责做好数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设计，平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利益，探索形成鼓励和促进创新、安全与发展并重、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民主协商完善和创新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有效解决新经济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问题，根据市场发展需要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社会协同形成数字经济治理强大合力，调动第三方、同业、公众、媒体等监督力量，努力形成多元协同、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公众参与为数字经济治理贡献智慧，敢于创新、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数字经济治理效能。·法治保障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建设和标准规范制订，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科技支撑提升数字经济的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增强数字经济治理的执行力，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从源头上发现并解决问题。01数字经济是新时代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方式与政府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向农业、工业、服务业各个环节广泛渗透；中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企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变革，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大力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网络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需求；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促进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中国智造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此外，要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等等。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思路：“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制造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治理问题。在2019年G20大阪峰会的数字经济特别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同完善数据治理规则，确保数据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要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弥合数字鸿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02数字经济治理面临新挑战新的经济形态势必对旧有的体制和业态提出挑战，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需要正视新挑战。纵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治理、平台治理、数据安全、制度滞后、治理模式和数字鸿沟等问题比较突出，制约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阻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数据治理问题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数据治理是指对数据资产的管理活动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集合（规划、监控和执行）。当前，数据泄漏、隐私保护、数据过度采集、“大数据杀熟”等现象日益突出。特别是数字化风险和数据安全问题带来了严峻的安全挑战，网络威胁向制造、金融、交通、能源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传导渗透。如何提高数据安全把控能力和完善数据体系建设，构建安全、高效的国家网络安全防护、预警和处置体系，已经成为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必须破解的问题。数据确权与使用问题不明确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企业将越来越重视数据的价值。然而，当前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不正当窃取用户数据、数据要素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归属模糊、信息孤岛、数据壁垒、数据垄断、滥用数据、平台间数据争议纠纷等问题。以上现象，抑制了利用大数据发展数字经济，危及良性竞争，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平台治理问题近几年争议很多。互联网平台经济是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但目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电子商务类平台线上假货、刷单炒信、专利侵权、平台纠纷、投诉居高不下；信息内容类平台网络传销、广告欺诈、低俗内容、信息泄露等屡禁不止；平台行业准入、许可和责任亟待明确，平台垄断规制面临挑战等。数字经济平台实时交互、信息无滞后、大规模协同互动对传统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平台治理面临平台的准公共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传统条块分割的监管旧体制与平台网络化形态新模式之间的矛盾、平台迅速发展与政府治理创新滞后之间的矛盾等复杂局面。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建设滞后。新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渗透速度，取决于制度变革的快慢。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突破了原有法律法规，一些新现象、新业态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法律法规滞后于数字经济实践的弊端不断凸显。例如，在数据产权方面，数据该由谁所有、由谁管、怎么管、怎么用，所有者、拥有者、使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责权利如何确定；与数据隐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如何在保护个人隐私与促进创新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再如，平台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承担多大责任，如何厘清政企治理权责、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等。传统的治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面对网络空间全天候运行、跨区域和跨行业协同、线上线下联动的发展态势，强调集权和层级管理、区域和条块分割、单纯监管的传统治理模式，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对传统的税收管辖权、税收制度、税收征管等税收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亟需探索形成平台、商家和政府部门之间比较和谐的生态系统。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利益格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就资源和用户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如何平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利益，对决策层平衡创新治理形成极大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数字鸿沟问题不容忽视。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规模不均衡，数字经济发展地区集聚效应显著，规模、增速、占比在稳步提升中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2018年，上海、北京、福建、湖北、四川、河南、河北数字经济规模均超过1万亿元，大部分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均介于1000亿—10000亿元之间，宁夏、青海数字经济规模介于

经营和财务困境是小微经营者面临的两大主要困境。经营困境主要指小微经营者无法完全复工复产导致的营业收入不及预期，财务困境主要指小微经营者由于资金链断裂且无法从外部获取融资导致的复工复产不及预期。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不断突破国家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形成全球一体的创新网络。但是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一些区域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产业基础、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创新资源，从而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当这些区域的创新集聚和辐射力超越国界并影响全球时，便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能级预示着所属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大国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点。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增强国家和区域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美国硅谷、波士顿、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地区在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在政商环境、高校院所、创新型企业、资本市场、区域创新体系和开放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为中国若干城市和区域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提供重要启示。核心观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能力强大、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要任务是营造环境，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几乎都是在公共部门的引导下开展建设的。除了积极引导之外，政府也会通过营造良好的市场和营商环境，简化行政手续、降低商务成本来优化创新环境。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但是新知识和科研成果的提供者，也为创新活动培养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世界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与所在地的高校院所有密切联系。创新型企业作为创新的引领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不仅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标志，更是其成长的发动机。不同企业的集聚产生溢出效应，加快了技术和产品开发的进程。各类风投机构不但为科技创新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了最初的资金支持，还为初创企业提供各类增值服务以提高初创企业的价值。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区域创新生态，包括基础设施、学术机构、上下游产业链、资本、人才、信息以及创业文化等。多元、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建设科创中心的关键在于改进创新创业环境，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世界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建设，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培育创新型企业，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以及建设开放式创新体系。01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特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占据引领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区，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密集、创新活动活跃、创新能力强大、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由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其构成要素包括：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作人员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能产出专业知识和技术，促进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及其影响力；公众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投资以确保好创意成功进入市场的可能性。自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几经更替、不断变迁，但是能对全球创新资源产生强大吸引力、发挥创新辐射作用的区域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具有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多元包容的体制机制和文化氛围；二是能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包括高素质人才和充裕的资金；三是拥有高水平的大学和科研组织；四是能培育和吸引大量活力迸发的创新型企业；五是能产生一批对全球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和创意；六是拥有比较完整、适宜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七是具有“宜居”“宜业”的生活和商业环境。从这些特征来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世界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策源地，而且引领了全球创新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变革，在全球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02全球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硅

人民日报社《国家治理》周刊、人民智库面向全国县域（包括县、市、区及其所属乡镇、街道、社区、企业等），广泛征集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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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发生在科技发达、社会安定、物质财富丰富的21世纪20年代的启始之年，其灾难性影响之巨大，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是创纪录的。从疫情扩散机理看，城市的空间聚集、城市空间格局的极化、城市空间规划的中心化理念，是疫情传播、灾害影响放大、加剧的客观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学术前沿》杂志发表文章，聚焦城市空间形态方面的外在或客观条件，从城市安全的视角，检视城市空间聚集的脆弱性，反思我国城市规划的中心化理念与实践，为规避风险，增进韧性，提升城市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方案。以下为全文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发生在科技发达、社会安定、物质财富丰富的21世纪20年代的启始之年，其灾难性影响之巨大，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是创纪录的。疫情爆发前期失控，有体制、治理和官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具有主观不作为或胡作为特征，这是主要的；但从疫情扩散机理看，城市的空间聚集、城市空间格局的极化、城市空间规划的中心化理念，是疫情传播、灾害影响放大、加剧的客观条件。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亟需从城市安全的视角，检视城市空间聚集的脆弱性，反思我国城市规划的中心化理念与实践，规避风险，增进韧性，提升城市安全水平。本文分析所聚焦的，不在于城市治理的主观因素，而在于城市空间形态方面的外在或客观条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从2019年12月8日发现疫情，到12月底确认疫情元凶——2019新型冠状病毒，到2020年元月23日武汉封城，随后四川、浙江、广东、湖北等地迅即启动一级响应机制，其影响已经超越了2003年集中爆发于广东和北京的非典疫情，使全社会尤其是武汉及湖北其他城市付出了惨痛的生命健康代价，全国全部省级行政区域皆有疫情报道，有的省市确诊病例甚至超过千人；不仅是湖北，在全国范围内引致社会生活正常节奏几乎停摆，众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几近停滞；其国际影响可能会严重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伟大进程。这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灾害，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都堪称21世纪的“新冠”，是创纪录的。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生命和健康代价，是巨大的、惨痛的。生命无价，健康为要。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等重大传染性疫情。数以千计的危重、重症病人，有可能逃过死神，但治疗过程中可能留下的后遗症也可能伴随终身。数以万计确诊、疑似患者，在病痛之外还要面对对于疫情的心理恐惧，以及可能传染至亲的心理恐慌，遭受病魔和心理的双重折磨。那些照顾病人的亲人、医治病人的医护工作者，在防护可能不到位、物质较为匮乏的情况下，负重前行。尽管医疗费用可以计价，但生命健康的代价，对于遭受病魔的患者，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可计价的。疫情封城而使正常的生活节奏几乎处于停摆状态，社会代价及其沉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在中国传统佳节——春节期间，使得亲人不能团聚、亲友不能相聚，群体性娱乐文化活动全面叫停，居家隔离生活物资短缺，必要的出行难以出户。封城、封村、封小区、封楼、闭户，

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改革的过程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体制机制和做法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制度的过程。

但是把人口问题全部归咎于和生育严格绑定的国企似乎过于片面，同样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严格的区域，北京生育率已连续十八年低至1，但由于巨大的经济引力，无数年轻血液让北京成为了净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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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我国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仍主要遵循1978年的“国发104号文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60岁，女性干部55岁，女性工人50岁，这与现今的社会环境已不能相匹配，暴露出不少问题。

每年6月，数百万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会陷入选高校、选专业的迷茫；同样还有百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奔波在求职路上，后悔四年前选错了专业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人民智库调查发现，就年阅读花费而言，27.9%的受访者年阅读花费在“500元以下”，18.6%的受访者年阅读花费在“1001-1500元之间”，有2.2%的受访者年阅读花费在“1501元以上”。

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等结构失衡的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仍然是这个西部省份难解的隐忧。

全球性大国不是任何势力或势力集团赏封的称号，更不是自己粘贴的标签，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承认的地位。关于全球性大国的要素，中外学者的界定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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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就需要逐步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通过简政放权等举措，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并继续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方式，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缩小腐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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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中心城市的发展来说，其主要意义是缓解过度发展地区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给予区域内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简单来说，“均衡”是多中心城市建设本质意义，而“均衡”主要包含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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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国家担心希腊等重债国成为负担而坚持“紧缩政策”，反对希腊等外围国家坚持以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带动重债国增长的“增长政策”，遭到很多南欧国家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