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赛博精神病（Abstract

3月22日俄罗斯宣布LGBT为恐怖分子，当天晚上音乐会就遭恐怖袭击，这荒诞到黑色幽默的一幕依然有着自己内在的运行逻辑——ISIS认为，对于社会来说，音乐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淫乱快感的剩余，盛大的音乐会更是寄生在产能结构上的纯粹耗费性的臃肿毒瘤，无论是人的聚集还是音乐会本身都会消耗社会总体的产能，这是相当变态的，因为社会里的每一点产能都应该属于宏大叙事和伟大祖国，把他们消耗于个人享乐是一种非常堕落和淫乱的能量浪费，今天俄罗斯前线吃紧，后方首都安保空虚，俄罗斯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听音乐会的时间给国家多打几颗螺丝，多造几发子弹呢？俄罗斯为什么还不禁止一切低俗的音乐乃至一切娱乐项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俄罗斯是一个充斥着淫乱和污秽的纵欲享乐的进步神国，俄罗斯人实在太堕落了，心中根本没有任何集体荣誉感与崇高感可言，在此ISIS向俄罗斯发出真诚的疑问——你要听音乐干什么？今天你要听音乐要追求这种变态的个人享受，明天你就要LGBT合法，后天你还想干什么，我都已经不敢想了。所以，对一个ISIS的武装分子而言，看见有人走大街上戴耳机听音乐的震惊程度就好比保守主义者看见有人在大街上公开做爱，看见有人举办一场音乐会的震惊程度则好比保守主义者看见一群人在公共场合举行大群交，设身处地的想想，极端宗教分子们对音乐会总是抱有如此巨大的厌恶、愤怒和攻击性这点其实并不难以理解。但ISIS就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般高尚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在我这个陕西传统秦国人看来，ISIS也是一群毫无集体荣誉感的堕落者，他们发动自杀式袭击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生命保守一种形式，以保证自己死后可以去天国享受72个处女，这说明他们每个人都对所在现实祖国毫无留恋，只看重自己私人的享受，这又是何等变态了？何况意淫自己享受72个处女还会让人感到快乐，促进大脑多巴胺分泌，这本身就会消耗人体内的能量，但人体内每一滴能量不都应该归属于宏大叙事和伟大祖国吗？沉溺于个人快感只是一种堕落和淫乱的能量浪费，我们必须把每一滴能量都发挥在有意义的高尚的地方，也就是将它们贡献给祖国，严格按照《商君书》中的疲民弱民劳民愚民等政策，将无限的痛苦和疲惫塞满所有人每一天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崇高！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集体文明秩序和脑内低俗个人多巴胺分泌做斗争的历史！个人脑内的多巴胺分泌就是淫秽的、变态的、堕落的、是沉溺于私人纵欲淫乐的象征，必须给每个人植入脑机间口，实时侦测多巴胺分泌，严格执行一缕杂念法，只有有人能从意淫中感受到一丝快乐，就直接当场处死，全家和邻里都连坐拉去挖矿修阿房宫，屠杀！屠杀！1488！世风日下，人心不古，ISIS这群宗教分子实在太进步了，必须用《商君书》和脑机接口好好整治一下，才能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人真正应该追求的高尚。这段文本并非笑谈，在今天，ISIS确实正在逐渐走向《商君书》，他们同时对塔利班、伊朗和俄罗斯三方宣战，只因为ISIS就是认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当今进步主义和提倡个人堕落享受的代名词，尽管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已经说过：“在古兰经里，听音乐是必须被禁止的。”塔利班入主阿富汗之后，也开始明确执行唱歌的枪毙，听歌的进监狱等政策，但他们依然被ISIS指责为过于进步，这很难理解吗？只有把塔利班和其他保守派也指责为堕落，对他们发动更残酷更不留情的袭击，ISIS才能显得自己比他们更为崇高，和更多低俗快感割席，这就是保守主义精神发展的必然逻辑。此处浮现一个吊诡的事实，当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指责LGBT“你们太堕落了，简直是一群变态，同性之间都可以自由谈恋爱”的时候，极端宗教分子也在指责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你们太堕落了，简直是一群变态，人都可以随便听音乐了，这是何等的淫乱，居然还有那么多邪恶的享乐的娱乐项目供人自由选择”，可以说，在极端宗教分子面前，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正处在一个LGBT的位置上，这让它不得不和LGBT群体分有了同样的命运，于是这一切也非常黑色幽默的从压抑中回返和应验到了它自己的身上，就像商鞅本人都得被《商君书》四分五裂那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将要逐层递进地讨论的主题——为什么保守主义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对快乐原则的无节制纵欲式的大生产，通过不断自我阉割才能把握到阳具（现实权力），通过不断的禁止享乐才能感受到快感（神圣崇高），以及其最终发展为什么必然走向禁止一切可能快乐的自我毁灭的结局。首先，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显然不是一种理性思辨的结果，而是被大他者灌输后的无逻辑的情绪，甚至就连俄罗斯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本身都不怎么讲逻辑，禁止同性恋电影为什么不把异性恋电影一起禁了，禁止LGBT文化向异性恋儿童传播为什么不禁止异性恋文化向LGBT儿童传播，双标至此，它却依然在此前一直偏执狂似的神经错乱般固着在自己对待双方是一视同仁的宣称上，可见崇高客体说话做事也只是遵从于最直接的非理性的直觉和情绪，当然我们也会不预设说逻辑、理性、进步就是正确就是“好”，本文跟我以前的文章一样，都不做价值判断，只做现象描述——不讲逻辑未必是坏的，但它必然无法论证出高尚之何为高尚，保守之何为保守的道理，也就无法在历史中反证出自身存在的特殊性，只能沦为文化进步与文化封建单线程向度上被抹平一切差异的最大普遍性之中的一环（有比它更进步的，也有比它更保守的，它便无从霸占保守这个能指），而俄罗斯既然要为传统和保守作出一个肯定性的价值判断，那这一叙事自然就可以随时在更传统的和更保守的极端宗教分子对俄罗斯充满了堕落和淫乱的描述里遭遇创伤性的颠覆重写（俄罗斯实在太进步了），保守主义也就必然在此迎来了自身意识形态发展的既成的僵局。现在我们设立一个竖着的直线一维坐标轴，假设下方代表前现代，上方代表现代化，那么俄罗斯、《商君书》、ISIS和LGBT都可以高低错落地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俄罗斯以保守为荣的叙事随时可能遭遇来自下方的颠覆，但意识形态的本质首先应当超越其所在的历史（超越这种纯现象无脑铺展的纯粹坐标轴），意识形态只能立足于具体的当下，却注定会构建出某种永恒，它在自己的叙事里单方面宣称自己本质位于历史之外，所以它才能够闯入性地介入历史——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宣称自己已经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这正是因为它立足于坐标轴结构性外部的某个点上，于此建立它自己最大的特殊性，而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显然并不能算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只是纯粹的尚未加工的历史，再强迫症般地将肯定性的复读不断强加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之中。不论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俄罗斯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本质总是只能借由他者的话语才能得到阐述与表达，这同样反映了它作为非主义的思想自身逻辑能力的匮乏，正如国内某保守主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史某某（在俄乌战争之前）的公开言论所说：“LGBT的政治正确和普京都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存在，它们都破坏了尊重他人自由的普世价值传统，所以普京就是一个LGBT，二者的所作所为毫无区别。”且不论普京和LGBT是否真的毫无区别，这里倒是足可见俄罗斯保守主义同欧美或其他文化保守主义的区别，后者毕竟是将自身的存在固定在保卫自由传统这一超越历史的符号层级的永恒的锚定点之上，其著名意识形态作品《我们的敌人——国家》更是直接把历史性的国家机器都安置于保守主义者们的假想敌的位置（这对俄罗斯“保守主义者”们来说真可谓是天外之音了），按照龙虾教授乔丹·彼得森的说法，LGBT博主经常只允许粉丝在评论区发言和拉黑别人，而保守主义者的评论区则百花齐放什么人都可以说话，据此可知，保守主义远比LGBT更加开放和多元，这种说法未必是对的，但它至少对事物有一个自己的解释，尚不至于沦落进对“保守就是好”的精神错乱式无限复读里。俄罗斯保守主义无法自证的根本问题在于，俄罗斯本质上其实“无保可守”，欧美保守主义者保护的是他们具体的自由传统，并非单向度进步/封建线程坐标上退后的强度，但俄罗斯又能保哪门子守？列宁赞美犹太人和支持同性恋婚姻，这让崇高客体显然无法保苏联的守，而再往前的历史还是大片的农奴制，所以俄罗斯只能保的这个守倒是具有相当鲜明的封建伦理孝道和对上级权力的主奴式人身依附福关系的农奴时代特征，它叙事完全是一套“我这样生活就是好呀就是好”的纯粹独断论，无法从逻辑上进入，只能将它诠释为精神分析话语里的某种神经症机制加以理解。权力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它设置种种禁令禁止所有人参与享乐，但上层却可以靠着金钱和权力，轻而易举地穿越禁令，直接和享乐相连接，诸多禁令仅会阉割底层的享乐，迫使他们只能以羡慕的目光投向上层（上层真正觉得爽正是因为他们的欲望的在别人的羡慕里得到了承认），将成为上层的渴望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此以这一剥削剩余快感的压抑形式开启整个社会的运转，也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叛逆——进步如LGBT提倡一种最简明的快乐，它穿越一切禁止（如对乱交、一夜情和同性恋的禁止），反对压抑，要求以最直接的方式经验到快乐（欲望开放而流动，随时与当下对接），这也摧毁和破除了传统社会的一小部分的快感剥削方式；而保守如俄式“保守主义者”则在自己被禁止和快乐连接的时候，将这种压抑升华和崇高化，享受这种压抑，他们宣称自己从始至终都对低俗的世俗享乐毫不在乎，以显得自己占据了宏大叙事的神圣性。既然保守和进步是停留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的处理方向，那么当保守主义者指责进步人士“今天你们要LGBT合法，明天你们就要炼铜、兽交和公共性交合法了”的时候，根据开放会产生快感，但禁止也会产生快感的原则，这里真正恐怖的问题就是我们终究会被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今天我们要禁止LGBT，明天我们就要禁止音乐、游戏和所有电视节目了”。但二者对当下社会的破坏显然并不处在同一个量级，进步得到享乐仅沉浸于自己的快感，保守却要将他人指责为污秽和变态来显得自己神圣和崇高，后者已将侵凌性内在于自身的精神结构里，如果进步被消灭，当下的保守就会取代进步的位置，而更下方更保守的保守主义则会上浮到常态，然后使用更极端的物理手段更大范围地向上诛杀一切异己的存在，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尽管更进步的LGBT和更保守的ISIS都是“恐怖分子”，但LGBT作为恐怖分子是以纳入的方式被排除（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连自己的话语都没有），而ISIS作为恐怖分子则是以排除的方式被纳入——因为他们真的是恐怖分子。保守主义越极端，越是把更多正常的东西视作自己的打击范围，对异己的袭击和迫害也就越是疯狂、残忍和酷烈（但沉溺于直接享乐的进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别说今天有96种性别，就是哪怕美国明天有一万种性别了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人首先应该感谢LGBT，正是依然存在于俄罗斯的LGBT占据了进步的生态位，俄罗斯人才能够合法的听音乐，同理，ISIS今天可以意淫72个处女，在甜蜜的幻想之中发动自杀式袭击，他们也应当感谢LGBT和音乐，正是这二者位于上方以敌人的形式悬吊着ISIS武装分子的生命，才使得他们还尚未沉沦入一缕杂念秦法的绝对高尚祖国的治理里连最后这点意淫的快乐都被剥夺，综上所述，一旦LGBT和音乐都已被保守主义者全然消灭，保守主义内在的快感运行机制迫使我们所有人最终滑落入《商君书》中的无限苦痛地狱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实际上，电影中的主角陈桂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狂信者，其封建迷信的精神构造与党卫军式的所作所为同那些被洗脑的新造的人简直如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般别无二致，唯一的差异性只是陈桂林崇拜着国家机器，而邪教徒崇拜着尊者林禄和个人罢了。但二者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将自己的生命视为一个纯粹的牺牲献祭之物，将自己的死亡视为大他者（国家机器的强权意志或林禄和的私人意志）意义的延伸，从此生命不再是人自己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与回忆的绵延，而是彻底沦为其所归属的狂热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得以彰显的载体，这意味着陈桂林和邪教徒们都已经把自己的个人生命和独特死亡全部提升到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神圣维度，誓要牺牲和奉献自己全然的生命与灵魂，化作纯粹的杀戮兵器，为其效忠的意识形态神圣大他者毁灭一切敌人和污秽（纳粹党卫军在最后的绝望里发起必死的玉碎冲锋时也和影片视角下的将死的邪教徒/陈桂林一样，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经脱离了它的独特性和个人性，成为主权者阳具底下一个纯粹的神圣的符号学的意识形态事件）。以及，作为天上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和林禄和本人也没有什么分别，他们都一边自己其实就是最大的污秽，一边又宣称自己是神圣的，一边说着不爱客体，一边又把大家的客体都偷偷收走藏起来，恰恰是借由这种行为，作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或林禄和的大他者才能通过制造大写剥削的权力等级制，源源不断地结构性地生产着苦难，再去凭着难民所处的被世俗排除的位置要求陈桂林或邪教徒牺牲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一切以到回归意识形态的神圣性之中把握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并不是有了苦难才有了救赎，而是为了让主体被救赎的神学全然捕获就必须制造苦难的先行在场（先拿苦难斩断主体和色彩缤纷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连接），而这用于遮蔽苦难的与意识形态神圣性同一的救赎也无非只是进一步扬弃本就被剥夺到极致匮乏的生命而已（牺牲自己神圣的生命或摧毁敌人污秽的生命，高高在上的神圣性本就是一个大写的“反对—生命”）——将军的恩情还不完是因为将军的恩情利滚利，主权者先剥削了主体的世俗价值，再将神圣价值带着利息重新赋予，导致主体在世俗与神圣两个维度都被剥夺成了“少于零”，让他们祭礼了财产，牺牲了生命，还觉得面对神圣大他者至高无上的沉默总是有所亏欠总是献出得不够，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尊者林禄和也在此构成了对陈桂林和邪教徒等一干牲人财产、生命与心灵的三重至高剥夺。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了陈桂林和邪教徒之间的一致性，二者名为对立，实为统一，可后者本质上是不如前者的，毕竟有形的主权者并不可怕，尊者林禄和仍然可以被枪杀死，但陈桂林心中的那些无形的主权者即意识形态崇高客体我们又该拿什么武器去反抗呢？它甚至从来都没有作为洗脑的中心性在场过，从来都没有主动对陈桂林宣告什么或坦白什么，它仅仅只是沉默地存在着，就足以让陈桂林甘愿沦为其牲人献祭自身的一切了，尊者林禄和的洗脑技术同它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所以真正惊悚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展现出来，我们在此进入这篇影评最激进的立场——为什么当看到邪教徒面对陈桂林的处决毫无畏惧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比恐怖，而当看到同为主权者对人的洗脑体现的陈桂林面对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处决毫无畏惧的时候，我们却认为他通过“牺牲—生命”进入了与某种神圣性同在的人生意义的终极圆满，这跟邪教徒献身毫无区别的一幕怎么却将我们的主体性感动到热泪盈眶呢？这是否意味着，其实我们也只是寄身于一个更大的邪教之中的一群同样被洗脑了的邪教徒呢？（所以在两波不同邪教徒的被宏大叙事排除赤裸生命的牺牲祭奠过程里我们才会下意识地偏向被导演镜头语言安置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方）显然，导演黄精甫这部电影的视觉场域之呈现可谓用心险恶，利用其独特的情节、渲染与气氛，鼓吹一种对于国家机器（台湾当局）的无条件的崇拜、反反思的盲从与军国主义的效忠，将牲人为台湾当局（point

在幼态审美男性凝视者的目光构成的全景敞视监狱里，作为被凝视者的女性开始对自己身体内在道德和情感进行重塑和矫正，“小土豆”美学的承载物显然处在这样一个自我规训的位置上，这不止是在身高上的自我矮化，更是精神上的自我贬低——“模仿—幼女”的她们主动放弃和阉割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和反抗性潜能，以求得他者幼态审美体系下的目光的一瞬的停驻。因为，“小土豆”对自己人格尊严被侵犯时的反抗是一种非常具有受虐狂特质的症候性反抗，即“奶凶”，它是以“凶”的形式来表达“奶”，反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抗，而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被安抚和镇压，为了召唤他者强势的征服，这正是捣蛋鬼m式受虐狂的典型结构，捣蛋鬼就经常越过主人设立的红线，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挑战主人的权威，而是反过来加强主人的权威，将主人的权威再次现实化——以曾经父母对童年时代的捣蛋鬼受虐狂的羞辱和惩罚的形式，比如打屁股。实际上，很多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不就是sm的关系吗（但这话从时间上应该反过来说，受虐狂是对原生家庭关系的复刻，科层绩点严酷主义的传统家庭正是各类受虐狂得以生成的重要原初场景），父母从不承认孩子具有主体性，不论父母将孩子结构为调皮捣蛋的还是乖巧可爱的，孩子所表达出来的都不过是一些无秩序无理性的调皮行为或可爱的呓语噪音，孩子从来没有被当成过一个可以用理性平等交流的人，他们的话语和行为都不需要被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受虐狂总是渴望给自己嘴上塞上口球，并且所有受虐狂还都喜欢把他们的主人叫做“爸爸”，因为他们只是想要体会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感觉），而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她便能从自己可爱反抗呼唤惩罚的生命姿态里把握到某种禁忌和倒错的美感——当一个典型的刻板印象里的精致的“南方小土豆”召唤出它的对子结构，另一个典型刻板印象的集合体包括身高180cm、六块腹肌、粗鲁野蛮、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子气概的北方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一样，不尊重我们的独立人格、个人话语和主体性，因此我们才需要在霸道总裁面前不断用“奶凶”来维护自己的自尊，然后渴望他霸道的折辱和镇压），我们就知道，熊孩子式的受虐狂终于返回到了他们压抑的原生家庭之中，但这二者依然有一些区别，毕竟sm游戏至少比原生家庭多了一点好感和快感。熊孩子m，或者说捣蛋鬼m，作为一种特殊的受虐狂种类，其概念的原型大概率来自dc旗下超人漫画里的五维人，五维人被dc公司制造出来的，他要用自己的身材矮小衬托超人的高大威猛，同时又要用他的无理取闹衬托超人的逻辑理性，他总是被超人这个男性父权刻板印象集合体所击败，之后再气急败坏，屡败屡战，乐此不疲，经典意义上的五维人捣蛋鬼不能算是一个超级反派，因为正常超级反派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dc大他者那里被挖掘、注册和承认），但五维人的行动却没有意义，它被视为小孩子发脾气，这些行动背后的含义不需要被思考和理解。这里再次复现了经典的原生家庭结构——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无法弥合的精神结构性裂痕，子女生活在能指差异世界，在桌子椅子苹果橘子的无限开放的概念差异性里以新奇的目光投向一切，而父母却生活在权力等级现实，只能于单向度等级制垂直层里把握到黄花梨家具和普通杂木家具的上下关系——父母为了保证自身的权力现实上下级结构不与儿童的天真烂漫的无限散开结构与相遭遇，就必须将儿童的世界屏蔽，依靠“可爱懵懂”对儿童存在的再编码，将儿童理解成一个不需要被理解的东西，将儿童的一切话语与行动全部排除到理性可感可知的范畴之外，此类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之间显然并没有爱（因为孩子自己的存在都已然被排除），这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很多父母自己都没有对伴侣的爱，他们仅仅只是被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大他者强行缝合在一起罢了。幼态审美的男性凝视者完美继承了他们父母同他者进行交互的方式以及那种最根本性的懦弱——萝莉控（或正太控）男性实质上没有勇气遭遇一个他者，直面一个有行为能力、有自我意识、有独立于他之外的主体性的女人（或男人），因为主体既是分裂的同时又会成长，它总有一部分的现在和未来会溢出于专偶制的符号缝合技术，迫使男性在另一个主体面前遭遇不可知的神秘与创伤，只能选择以父母对待子女的排除主体性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所需要的感情关系。但二者的目标却是南辕北辙的，父母以可爱排除儿童的儿童性，本质是为了让儿童可以快速变成他们所希望的成年人，和他们一起在充斥着金钱权力与道德名声的成人世界里谋划算计，而萝莉控男性以可爱排除伴侣的成人性，却是为了对伴侣为所欲为，将一切可能的逃逸扭转成“奶凶”这种可爱与亵渎、反抗与征服的色情化对抗性张力，并像今天沉迷于“南方小土豆”叙事的东北人一样，享受着自己对理性的成年人父亲的角色扮演以及幼女撒娇调皮的无主体性围绕，因此，萝莉控与小土豆其实都不算是已经长大的成年人，他们依然沉溺在自己的欲望结构里，其行动仍属于性倒错主体对神经症家庭的拙劣模仿。综上所述，“小土豆”表现出的幼态并非对童年时代天真烂漫的模仿，而是对童年时代的天真烂漫被打断、被禁言、被忽略的渴望，欲望着被排除状态的实质，正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以不被接纳的形式被接纳，以不被爱的形式得到爱——熊孩子式受虐狂拒绝承认自己的长大和父母的离去，并希求通过重演以自己儿时遭遇的方式重新将父母找回，再次体会到生活在其原生家庭里绝对压抑的激情的感觉。这本质上就是乱伦，儿童不懂得成人世界的道理和规矩，不知爱情、亲情、友情为何物，他们对父母的感觉便是一种混沌无名的原始的正向情感，而社会大他者则赋予了父母将子女的原始正向情感扭转为亲情的责任，以避免父母和子女之间生成爱情的乱伦，但有些父母并不会使用积极的肯定性的亲情重塑同子女的连接，而是使用否定性的对子女主体性的排除来回避乱伦的可能，子女的主体性一旦真的被排除那可能生成一个精神病结构，而若是子女主体性没有被排除，其原始正向情感则会被重塑为以主体性被排除为爱，生成一个霸道总裁文学里小娇妻式的受虐狂并陷入无止境的寻找主人扮演父亲的对乱伦的戏仿。显然，儿童生成—乱伦是父母的问题，如果说父母真的希望儿童可以立刻和他们一起在充斥着金钱权力与道德名声的成人世界里谋划算计，那么他们首先就应该把儿童当作成年人来看待，试着尊重儿童的独立的主体性，理解儿童的话语与行动的表达，做不到这个的父母当然是失败而且无能的（这个评价是站在主人的视角说的，因为父母本是主人的奴隶，他们的子女却对主人设立的伦理秩序造成了冲击），他们只能以最简单粗暴不需要动脑的排除子女儿童性的方式将原生家庭建构成某种单向度的视觉监狱，试图强逼着自己的子女长大，但尚且年幼的子女又无力承担这种痛苦，最终导致子女反而把最大的痛苦当作某种最大的欢乐和胜利重新编织着接受了下来，并永恒停留对在自己童年主体性丧失的感觉里无法离开。如果父母没有通过积极的肯定性的亲情重塑同子女的连接，而是使用否定性的对子女主体性的排除来回避乱伦的可能，那么一旦子女被逼无奈只能以熊孩子受虐狂的姿态存在，将被排除的痛苦与创伤缝合到自己的快感模式里，便会无限生成对乱伦的模拟，子女受原生家庭的对主体与爱的缺失无法和严酷的父亲直接乱伦，这种压抑和禁忌反而担保了熊孩子受虐狂对大量模仿乱伦的渴望更是与日俱增得炽烈，受虐狂（无论男女）最喜欢的主人就是粗鲁暴力的东北人和崇尚权力的山东人（以上形容均来自受虐狂对北方人的刻板印象），因为他们无论从身高上还是气质上都最符合受虐狂印象里的符号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父亲的形象，“南方小土豆”之于“北方185猛男”的对子结构实质是熊孩子式受虐狂对父亲形象无限制召唤的超级大乱伦，通过奶凶的调皮捣蛋，再次重演被父亲镇压和击垮主体性的一瞬间的绝爽的感觉，但仍需要注意，这仅为理念维度里的刻舟求剑，符号界里的东北爷们作为男性刻板印象集合体的位置只是一个想象性的虚假的能指，无法重新填补实在性的亲情的缺失，此处只能找到一个作为形象的父亲，却依然是找不到爱，就和我们童年曾经经历过的情况一样。

众所周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犹太人到处传播共产主义并不断为全世界的左翼革命运动提供资金支持，就德国本地来说，犹太人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是极为全面而广泛的——德国工人组织的创建者费迪南德·拉萨尔、德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发起者保罗·辛格尔、社会民主主义创始人伯恩斯坦、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等等都是犹太人，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了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六位委员中有两位犹太人；而在1918年11月，以库尔特·艾斯纳、欧根·列威纳以及恩斯特·托勒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犹太人共产主义者们推翻了巴伐利亚的君主制，著名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同样，于1919年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其49名委员有31人具有犹太血统，这也包括它的主要领导人库恩贝拉。在希特勒的世界观里，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就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用于破坏其他民族传统乃至于征服世界的工具，列宁本人的犹太血统以及列宁评价犹太人是无产阶级的民族和天才的民族等说法都成了希特勒构建其“犹太—布尔什维克”世界观的基石，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希特勒一直强调犹太人问题的国际性质，借此提出要用“国际性的措施”来解决“国际性的犹太人问题”，号召欧洲国家建立一个控制犹太力量的联合阵线，这本身已经反证了犹太人在全欧洲参与左翼运动的广泛度与积极性，1920年8月13日霍夫布劳斯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第一次公开攻击犹太人的“国际阴谋”，强调纳粹的反犹目标不只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是保护为了全人类不受马克思主义国际精神的污染，在这一外交背景下，希特勒甚至以“防止欧洲出现第二个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基地”为理由，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这才帮助佛朗哥建立了反犹太人的极右翼法西斯政权。犹太人为什么这么左？这同当时犹太人在欧洲民族国家遭遇的普遍处境有很大关系，比如在俄国，沙皇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犹太人不能在政府机关工作，所允许从事的职业与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严格限制，特别全俄大吃鸡期间，许多白军派系作为右翼保守主义立场的狂热东正教徒，在秩序崩坏的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更为酷烈，迫使许多犹太人加入到红军一方，催生了一大批犹太裔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早年的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罗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越飞等，都是犹太人，甚至列宁本人也有犹太血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废除了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规，使犹太人获得了政治解放，一大批出类拔萃的青年政治家脱颖而出，在苏维埃俄国的24名党政委员中，犹太人就占了足足16名，其他欧洲地区犹太人的革命行动同样不胜枚举。下图为波兰右翼宣传画——绝不落入犹太布尔什维克魔爪。综上所述，犹太人总是会被他们的处境结构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后者对犹太人主要的诱惑就在于可以让他们逃离被迫害者身份，我们可以想象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国家民族和歧视偏见的普世主义许诺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被迫害的少数族裔具有何等的吸引力，而另一方面，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普遍结合也为反犹主义提供了新的借口，因为这些革命动摇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制结构与保守主义的国家/民族/家庭三位一体的传统伦理观念，在右翼反犹主义和犹太人的左翼革命活动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互动——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人的革命倾向；而后者越革命，越向共产主义靠拢，反而越刺激了右派们反犹情绪的高涨。正如阿甘本所意识到的，无民族、无国家的犹太人正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神圣主人的“症状点”，野蛮时代主人的治理就好像霍布斯《利维坦》所表达的那样——只有作为一种纯粹的死亡威胁，生命才能被允许出现在神圣律令与崇高客体的治理向度之中，但二十世纪所谓提倡文明的民族国家也并没有废除死亡，而是把死亡微观化并散播到每个人的符号形态之中，政治技术将人从它的科学/生物学依据里提取出来，人之名被缩减成它符号界的国籍，当人不再是自在自明的，而是神圣主权赋予的，无国籍者自然沦为非人只剩下宛如动物般的纯生命，关押他们的救济难民营（赤裸—生命）随时有可能在一场集体癔症的疯病发作里被翻转为集中营（赠予—死亡），在这一剥夺身份的意义又赋予意义的身份的过程里，任何尚未沦落到犹太人位置上的主体都必须要感谢神圣主人赋予人形的恩典。帝国主义国家本就是一种伤口，神圣主人决断的疆域界限唯有通过对领土的僵死和对他者的隔离才能得到显现，这意味着它的基本形式就是由对内的覆盖性编码殖民主义和对外的符号化割据的过程或实践所定义，中心化集权机器既迫使人群分裂，又操控人群聚集，其实质就是不断制造垂直强度的科层等级制再生产，为此提供合法性的则是其割围水平层的融惯平面和斩断不规则逃逸线的另类连接——权力必须决断一切价值，神圣主人一向习惯于将一切异质和离散的游离的可能性因素再僵死化，并总是试图通过垂直层的树状等级制线条穿透一切扁平化的无上下关系的网格状平面空间，正如德勒兹“驱散”的例子所示，帝国主义的威权中心常常要求它的基本单位驱散公共领域的任何聚集，荒谬的是，前者将后者定义为反社会行为，只是因为它会创建一个可以形成新的潜在的社会关系的异质空间，这便有可能分离出一个个水平层——神圣主人希望对主体如何相互水平地关联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垄断，因此时常采取行动阻抗主体逃逸地结社，以保证其由四面八方的伤口包围出来的垂直层树状等级制意识形态不会受到异质性生活方式的挑战。下图为俄罗斯右翼宣传画——被犹太人操控的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无国界而无民族，这意味着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穿透国界伤口的割围，他们是“对伤口的再伤口”，于神圣主人而言，犹太人的任何行动都具有随时翻转成革命行为的潜能，在等级制树状垂直层上不被捕捉的随机运动就意味着不断制造平等的水平层，为差异或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融惯空间，沿着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路线，犹太人通过水平层的扁平化聚集的解辖域化展开，于可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阶层中为人民减去各种来自等级制威慑线，从中可以创造多个新的大地和多个新的民族主体。显然，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并不是将犹太人从国家和民族中解放出来，而是将犹太人从作为他者的具体的国家民族等既成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便于让他们可以更有效地被锡安主义和犹太国教化运动同等均质化的国族主义所支配，就像二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第一个国家正是日本自己那样，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和犹太国教化运动使得犹太人之名不再关系于地下学术、自治群体和革命行为如何并入去中心化与自组织的左翼社会运动，因为革命行动已经被国家的中心化范式所捕获，它的节奏被中断并困守在右派保守主义和同样保守主义的割伤与割伤、垂直与垂直的同质组织结构那种荒诞至极的内在冲突之中——一旦某个不可动摇的结构被组建，那么，一切就会定居下来，国家和权力系统就形成了。因此，无界的游牧民族必须时刻同关于捕获和定居的国家机器展开永恒的斗争，他们理当创造自己的差异性战争机器以在最实质的层面上“对抗—编码”，消解法西斯主义主体那种不变的身份认同（后者总是轻易积累傲慢和自恋的毒素），“犹太—布尔什维克”并非符号学身份，而是右派症状点上排除出来的伤口，它既是缺席的、不在场的和去中心化的，也代表犹太人具有这样的潜能——重新成为无界的右翼保守主义者们最恐惧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梦魇，也只有当遍地都是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和少数族群，神圣主人的中心化臆想已经全然破灭，一切伤口对人群的切割均遭爆破的情况到来之时，只有这犹太人解放世界的保守主义者们最恐怖的噩梦被现实化之后，对犹太人的迫害才能真正得到停止，正如一些有关凯乐奇计划的右翼意淫的梦呓所显示的那样（它也相对程度上道出了真理），犹太人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解放他们自己。综上所述，犹太人一度曾是一种“尚未到来”的民族，被永恒例外排除的位置让犹太人在存在意义上失去了任何领土化的目的，以至于他们作为主体或个人的存在的表达就是反抗性的和政治性的，领土化的实质不就是对主体本身的领土化吗？主体的肉身的灵魂都不过是神圣主人的领土，是支撑主人的垂直层等级制权力在其上驰骋的伤痕大地，以色列这一树状系统自身的上下级结构总是试图对一切在永不停息地解码的东西进行再垄断和再编码，恰恰正是因为二十世纪犹太人被它们排除在了剧毒的民族国家之外，他们才能作为这种永不到来的民族生成其差异性的革命行为与左翼立场，真正具有了对于僵死的既成序列颠覆性潜能——成为犹太人，就必须首先抛弃以色列，צ׳ן

被指责为辱华的主体形象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模特，而仅仅只是苹果公司的一名普通客服员工，这首先表现出牲人意识形态内在的对普通人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大体上需要一个审美集中营才能保证一切相貌平庸的底层人民均被隔离到正常生活不可显现的缺席之处（马云和扎克伯格虽然也相貌平平，但富豪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们却无意识觉得很正常，从没有人指着海报上的马云说他小眼睛辱华了，这态度差异里显然暗藏着牲人们极端的阶级秩序和金钱崇拜）。牲人希望其日常中仅有富豪的面孔和美人的形象作为人的到场（那么富豪和美人之外自然皆是非人），该理想世界的稳定性也必希求于某种集中营式政治排除技术的担保才能将颜值与地位不合规定的他者禁闭和否定起来，在他们对苹果辱华的宣称背后，实则已经被推出了一部大写的《印第安人相貌管理条例》，并暗设了这样的象征界生存法则——权力可以接管任何主体，并不分时间地点地从中随意提取出赤裸生命。牲人集体无意识中这部《印第安人相貌管理条例》意味着在这里审美只是一种为神圣主权提取出赤裸生命的反动政治技术，它发挥着医学美容在生命政治内部的意识形态功能，生命的审美将主体同其思想深度与生存形式相分离，个人被纳入到眼睛大小、面部形态、是否结辫等形象/生命切割术布展的平面之中，以身体被肢解的面貌，迎接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对生命本身所进行的审查、矫正和消除，而其中印第安人作为“非我族类”的无权力的失语他者，“审美—权力”的生命肢解刀将在其面孔与形象中无阻拦地肆意驰骋切割。注：牲为牺牲、献祭之意，牲人同不可被献祭的神圣人相对立，前者将现实法献祭给神圣法，使得其存在成就永恒的例外状态，并彻底沦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用以显现自身的一具同质化僵尸。《印第安人相貌管理条例》规定了印第安人所能具有的脸孔的范畴，即禁止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印第安人具有小眼睛、大脸盘、扎辫子、嘴角痣等形象特征，他们的面孔必须接受网红式整形标准化的大眼睛、锥子脸、光子嫩肤等措施整改之后才能被允许出现，这种极端的神圣审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显然代表了牲人对公共空间的垄断态度和对一切可能的多样性的全然拒绝，但公共空间作为任何人都可以言说到场的共在维度，其内部实践必然不断涌现着根本上无法阻拦的开放性和异质性，特别是在苹果公司完全拒绝明星代言，只以普通人面目进行推广的更为形象平等的敞开形式这里，双方的冲突已然剧烈到了无可调和的地步。为此，牲人希求于大他者颁布《印第安人相貌管理条例》直接矫正印第安人纯粹的肉身存在，对印第安人的生命本身进行规范化和档案化，让他们沦为某种有待于被治理的随时可以排除的例外现象，以确保公共维度只存在权势金钱和审美颜值的同质化与纯粹性，这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种族隔离政策——《条例》的妄想施行作为权力的妄想施行直接将印第安人切分成两种不同的存在，正常的、标准的、合乎汉族规范的印第安人，以及不正常的、不标准的、不合乎汉族规范的印第安人，但二者同样都属于被隔离、被禁闭、被审视、被检查的印第安人，也均在牲人群体癔症的癫狂发作里以歇斯底里的面目被结构到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一致性内部逻辑之中。显然，印第安人的生存形式已被严格地排斥在他们主体话语得以展现的政治的场域之外，如果牲人希望的政治空间是排除生命的，那么我也只能说这里所显现出来的商业流量广告里全部都是死人，比如李佳琦。这其实很好理解，我们都知道“构成性例外”的概念，所谓内部的范畴是由外部圈定的，而外部的形态则又是靠内部来支撑的，牲人已经在其意识形态的倒影中将生命排除在一切可见之外，剩余的便只有无生机虚拟仿像所构筑的金钱科层制的权力象征崇拜与网红脸既成审美结构的无限符号复演，在金钱与颜值的双重同质化地狱里，一个类似于“他们”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印第安人形象穿透了神圣法幻象天幕对现实的编码，牲人又要如何应对这一日常生活对其永恒政治化的生存姿态的闯入？我们发现，在永恒神圣意识形态主体笼罩的永恒例外状态之下，于结构层面上被倒逼出来的本是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反而成为了“对例外状态的再例外状态”，于此常态与例外的颠倒之下，很难判断到底是谁作为例外状态从外部闯入了谁的常态现实，但显然，死去的人仍然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活人的胃口发起持续不断的战争。同时，审美集中营得以将自身展开的合法性依据则来自中国古代的文字狱实践，它的逻辑就是秦桧式的——这个印第安人的长相到底辱华了没有？如辱，莫须有嘛。文字狱本就是一种悖论，它的基本结构是帝国主义殖民者认为在他者看似普遍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下，隐藏着某种隐晦的、不易查明的对崇高客体神圣性的侵凌式嘲弄，其叙事也预设了两种主体，愚昧无知的大多数（他们低等的智识能力看不到他者看似日常的话语背后的险恶意图），以及聪明有知的“我们”（他者含沙射影的阴险讥讽总是最终遭到殖民中心主体的破解、揭发和惩戒）。这里的问题首先是，骂人的人显然不想让全体公民知道自己在骂人，这句辱骂所能产生的一切所指发送从一开始就是断裂的，因为它被预设为本来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的纯粹无意义日常废话，他者完全不可能借此完成其在公共空间里冒犯到崇高客体的神圣性的险恶用心；其次，被骂的人却四处宣扬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被骂了，恰恰是这种对文字狱真实内涵的挖掘和公开审讯，才使得本已是全然断裂的侮辱性的所指被如此清晰地发送至每一个旁观者的头脑，于这里形成了一句辱骂真正的闭环和实现，综上所述，不管他者自己是否具有辱骂的原始动机，文字狱的辱骂本质上都和他无关，而纯粹是崇高客体与牲人主体的自我指涉的自我辱骂，主体必须结构出一个外部敌人才能对生命施行暴政，而他者的独立表达则从头到尾都没有到场过，只有一个将它作为中介以纳入的方式排除的生命政治技术在自我空转地完形。以及，文字狱作为政治治理技术就如同它作为辱骂一样的失败，崇高客体能够随时夺取他者对其话语进行解释的决断权，这反而意味着一切日常语言都具有形变为文字狱的潜能，由于文字狱本就是一个压抑—寻找的结构，因此这一潜能也将无差别地弥散在所有的日常语言之中，又因普罗大众被结构为愚昧无知与无决断权的例外状态，文字狱的对象借此被悬置的主体完成了自身话语的再生产（即，从一开始就被全面中断的辱骂所指，与同样从一开始就被全面悬置的无知主体共享了它们的存在和命运），这一政治技术让崇高客体不止失败（无数主体都被迫因为自身所处于结构中的位置而貌似在通过成为文字狱对象的方式来辱骂它），而且还显得崇高客体特别无能（因为它永远只能找到其中的极少数进行公开的宣判和惩戒），这恰恰严重削弱了神圣意识形态自己的权威。最近王者荣耀新推出了宫本武藏的皮肤，过场动画中因战胜了手持中国剑的中国人李白，所以宫本新皮肤也被骂辱华了，什么都是辱华，一切正常都被政治化，被崇高客体与牲人主体所决断的神圣—污秽的二元结构捕获接管，很多无产阶级压根就没有那些有关穿搭风格、化妆整形与保养皮肤的意识，因此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沦落到今天印第安人审美集中营的位置上，赤裸的生命只能在长相是否符合相貌管理条例的规范质询的例外悬临里遭到大他者的翻检和审查，就像霍布斯《利维坦》所表达的那样——只有作为一种纯粹的死亡威胁，生命才能被允许出现在神圣律令与崇高客体的治理向度之中。

成语朝三暮四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养猴子的人要减少他给猴子的果子供应量，从八减到七，他最开始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成吗？猴子们不乐意，人又说了，那以后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呢？猴子们明白这里存在一种上升的增长趋势，让它们感到以后日子会越来越甜，于是便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下来，此处说的道理是，现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物质现实（毕竟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果子数量都一样，但猴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所以在更多时候，现实就是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机制生产出来的幻象。对五一劳动节调休的第一层理解是“五一”，也就是位于表层的“五”天意识形态幻象，加上位于深层的“一”天的实在放假，受限于调休的委派，少了两个周末的人们埋怨自己该干得活没少干，假期却只多出一天来，他们不满于科层绩点体系内在的捕获性力量一边将主体的命运安置在一个相当荒诞的位置上，一边又抛出一个“小长假”的说辞显得这假期仿佛是某种无比浪漫美好的、有待于被感恩的赏赐，这里，人们常常通过把自己的生存维度同猴子等同起来，将五一写作“小长假”实为多放假一天的说辞解释成朝三暮四里的耍猴，以构成对此安置形式的拒斥。这其实不无道理，和人一样，猴子也需要同时承担两种荒诞的命运，一方面他们的食物配给减少，而另一方面，猴子愚蠢、人聪慧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在寓言故事存在之前被预先给定的，养猴人和猴子的行为都不过是要嵌套进这个寓言故事的模式里，最终皆大欢喜的结果总是让这种故事如此富有教育意义，猴子只能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既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存境况（那是养猴人才能做的），也没有办法用人话来表达不满，他们的声音本质上只是一种理性之外的噪音，只能被动地接受自身被排除、被抛出可见世界的命运，这更深层的戏耍就在于，猴子其实不得不乐，他们必须为主权者朝三暮四的操作感到满意，走入到那个预先给定的从牢骚质疑到幸福美满的结局，毕竟这个故事就是养猴人写的，猴子自己并没有记述事件和阐解自己话语的权力。对五一劳动节调休的另类理解则是“一五”，和第一层视域完全相反的是，这种观点认为五一劳动节仅仅多放了“一”天假才是意识形态幻象，表面宣传的“五”天假期反而是实在的——因为在周末上班并非调休所致的例外，反而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周末本来就是要向科层绩点继续出卖劳动力的，休闲时间就是个无，但调休又不能把它削减到少于无，所以五一劳动节确实是实实在在地放了五天的假，尽管有些笨蛋把它解释成只放了一天，相比于第一种观点直接的拒斥，这种观点则试图通过应和主流叙事来进行反讽，它构成了对第一层看法的补充，就像故事里生气的猴子（一种看透世事后讲个地狱笑话自嘲的残忍）构成了对开心猴子（虽然埋怨但主权者多给点残渣都能乐得出来）的补充那样，二者只是大他者不同形式操持下主体不同面目投射，互相运动向对方的他们都同样困守在绩效社会的科层结构里，同样安于接受自身被定义为猴子的位置，任由主权者三瓜俩枣的分配支撑起他们全部的力比多流动。实际上，对五一最深层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是“一无”，即五天假期，其实一天都没有，因为我们五一劳动节的叙事里只有“劳动光荣”，而没有“休闲光荣”，毕竟在绩效社会，休闲只是作为劳动的补充而存在，并没有一个休闲自己的本己性的到场，即，休闲的意义不在它自己那里，而在劳动那里，作为张力、调和和缓冲地带，休闲的降临使得“更好的劳动”成为可能，休闲是劳动的构成性例外，是劳动的“组成—部分”，因此——休闲不存在（至少休闲无法作为它自己而独立存在）。雇佣劳动是对主体的异化和物化，在景观—消费社会，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大他者对人类的商品化，工作就是人去出卖劳动力、并商品化自己的劳动时间，比如人与人见面第一时间就要交换名片，因为他们要了解到对方具体在哪个地方以何种形式去卖身，由此确定对方的地位和价值，以便于在正常的情商交际范畴之内选择一套自己和对方交流的模式化互动方案，根本上来说，人们需要通过名片来确认，你到底是一个稀缺的、昂贵的商品？还是一个常见的、廉价的商品？如果说劳动代表着人作为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休闲便代表着人作为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休闲就像是对商品人类的保养和镶边，五一劳动节时休闲向度的选择同样是商品人类证实自身价值的手段，因这缘故，五一期间天价酒店的存在也具有了巨大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对天价酒店的消费尽情展示着主体对自身休闲内容的权力化，而另一方面对天价酒店的吐槽和埋怨又使得主体的炫富能够以凡尔赛文学的形式平滑铺展，成为对自身权力内容的休闲化，故五一的节日庆典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在商品人的微信朋友圈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旅游炫富的奢靡消费奇观，这种不连续的、永恒铭刻于其社交圈子中的过往档案，展现出商品人附带的历史文化价值与驯服于现代消费主义社会的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商品，一个好的员工，首先一定是好管理的，最好要懂得自我管理，五一劳动节的刻奇炫富之旅不止意味着主体欲望在现代性的权力机制里无限投资无限运转以加速消费社会的再生产速率，更代表了主体为了维持自己发送到微信朋友圈里的历史炫富档案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而不得不“为了自己”在假日之外加班加点努力工作的客体化生存仪态，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说，用于给作为商品的自我附加符号价值的五一劳动节就是“一无”，就是五天假期，一天都没有，在所谓的小长假休息日里，商品人类依然兢兢业业地从事着维持自己现代性的消费主义景观生活再生产的休闲工作。只要不去工作，天天都是假期，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理——因为唯有“休闲光荣”，休闲才能在最直接的肯定性里成为可能，休闲的叙事不止要在此独立于劳动之外，甚至本身反而将成为了劳动的主体意义与最终目的，如果说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扩充躺平基金的储量，那么商品包装式的被百度地图和旅游路线规划的行动轨迹、为了微信朋友圈权力景观的增殖在人山人海中挤进高价景点拍照的休闲工作的纯受罪也都将烟消云散，我们可以想象另外一种休闲的形式，比如在完全不了解目的地的情况下，随意乘坐公交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下车，我们漫无目的的行走，让一切异质化在敞开中涌现。

一.种族主义按照《原子之心》的剧情对话来说，这个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即3826号设施）位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里理应分布着无数的少数民族，并且绝大多数就是作为本土人种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亚洲人，然而纵观整个游戏的剧情发展，我们见不到哪怕一张蒙古人、爱斯基摩人和鄂温克人的面孔，他们全部被隐没，只有无穷无尽的白人、白人和白人作为平民、技术人员或领导层源源不断地被游戏创作者呈现出来，这显然是不符合任何一种现实逻辑的——既然在设定里，苏联已经通过聚合体技术强行提升了每个人的知识素养与智识水平，那么远东少数民族理应同东欧白人站在同一个智性官能的起跑线上，所以为什么实验设施里没有哪怕一个亚洲人面孔的技术人员的在场呢（我们甚至没有要求苏维埃的领导者里有亚洲人面孔的在场）？游戏作者方显然秉持着这样一套先行到场的无意识预设——白人总是聪明、进步和文明的，而广泛生存于远东地区的亚洲人土著则是愚昧、落后与野蛮的，他们无法成为技术人员，甚至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只能被排除到共产主义机械秩序外部那个连他者都不算的压根不在视界中显现的荒凉山区里自生自灭去。以及，为什么游戏中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黄种人和黑人的在场？既然作品里的苏联宣称它是“国际主义”的和要“解放全人类”的，那么这自然意味着它将要反国家和反国界以使得大地成为无隔断的纯粹平面，崇高的国际主义理想会吸引来全世界的左翼到此参与苏联的建设，而公开宣称要“彻底消灭国界让全人类连为一体”的试图反对封闭和恢复大地开放性的平行世界苏联也没有理由拒绝外部移民，所以为什么剧中唯一一个体现国际主义援助建设精神的外国人却是主人公口中“只会溜须拍马”的德国科学家（并且显而易见的，他依然是一个白人）？这个苏联的国际主义解放性图景的呈现之中没有给其他人种留下任何位置，甚至没有给他们自己的远东地区少数民族留下任何位置，原子之心内在的种族主义观念几乎可以说是昭然若揭的了（作者们很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无意识的种族主义却意味着更深层的对反动的承认和默许）。二.男性中心主义纵观整个游戏内容，第二个非常令人难解的谜题就是，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会存在妓女，并且她们还集中在国家级的设施内部集体将自己的身体变成私有财产来进行金钱交易？在那个该游戏的歌剧院章节里如同它最令男性津津乐道的双生舞伶一般风格的女性机器人讲述着她们为购票者进行“幕后服务”的经历的时刻，其叙事逻辑的无脑、荒谬和不一致性几乎已经要满溢出屏幕了（刻意标注出一个“人机杂交实验项目”来为这一幕的存在提供合理性，反而说明这一幕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这个桥段的安置过程中的制作方男性中心主义意识结构的洋洋得意几乎可以说是赤裸裸毫不加以掩饰的）——女性化身体只是男性欲望得以完形的工具。该游戏的叙事显然也是男性主导和男性中心的，因为还是那个问题，既然聚合体技术已将每个人的知识素养与智识水平拉到了相当高的层面上，那么为什么作品中所有能够悬置法律以执掌生杀大权的角色（邪恶科学家和上层领导）全部都是男性？甚至于那个策划机械暴动的前期反派也是男性，并且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个（或两个）漂亮的、可以用于满足男性游戏者性欲投射的女性客体？同样的，既然苏联的机械普遍追求皮实个大，那为什么教授的保镖却是身材极佳且性特征极明显的双生舞伶？原子之心在游戏内外全方位、系统化地将女性排除到男性性欲享乐对象的位置上，拥有心灵却没有主体权力的、生下来的意义就是为人类服务奴隶位置机器人更是沦为了男性中心主义爱欲最直接的呕吐物——双生舞伶代表着男性理想中女性的表象模式，没有疤痕、没有毛孔、没有褐斑、没有褶皱的绝对光滑的平面瓷肌，她是隔绝一切实在缺陷的高冷女神式的爱欲投射物，而冰箱诺拉则是被男性亵渎、染污的欲望结构出来的意淫集合体，她同双生舞伶的对立统一，舞伶代表女性处女的纯洁禁忌，冰箱却代表女性禁忌的矜持在男性中心魅力之下的卑贱、臣服与谄媚，呈现出男性欲望“禁忌设立—穿越征服”快感完形中的不同环节，据此来说，原子之心在游戏内是男性主导和男性中心的，而面对其受众时则是男性凝视与男性享乐的，女性的主体性在此全然缺席，只能以作为奴隶位置的机械心灵显现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和客体。三.资本主义续上文，苏联不止存在官方化的机械妓女出卖身体等活动，并且在除此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层面上，我们也根本找不到这一苏联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同其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着哪怕一点点的区别。苏联的经济活动基础是四处流通的某种货币，这首先意味着苏联承认货币体系对物的绝对主权，以及人的统治欲望对其私有财产的绝对主权。货币体系将人的生产与生存的意义固定下来，以货币作为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宰制性价值中介进行阐解（人是和物一般的不自由的），而私有财产则将人与他者的关系异化和扭曲，迫使主体困守于无他人的纯粹私有财产构成的生存论边界的内部私有制疆域之圈禁（人是和物一般的不开放的）。其次，苏联存在，并且游戏作者也只让苏联显现出家庭私有制和一对一专偶制的感情关系作为唯一一种的“在”，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小单位，专偶制家庭将男人和女人强行缝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反动的财富的共同体，在私有制法律的财产继承权的保护之下孕育后代，进行私有制家庭无限的再复制与再生产，不断生成着代代相传的财产/权力继承结构。在永恒的闭环里为其所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进行无限的力比多流动的投注，私有制家庭最终总会迫使人彻底沦为资本主义内燃机的内部驱动力（“如果没有父母/老婆/孩子，老子早就躺平了”），所以为什么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没有转向马克思支持的开放关系，废除私有制家庭，反而还让专偶成为了人们唯一一种可能的亲密关系之选择？这还不就是因为情感关系一旦开放便会打破私有财产制度为主体设立的生存界限进而导致制作组想象力十分有限的右翼大脑当场死机？我们当然可以说，原子之心是一部反思苏联的作品，大他者要么贪婪要么邪恶，而广大劳动群众则只能因信息不对等而无知地被动等待着分裂的大他者欲望斗争的最终结果那无法违抗的命运的宰割，这种反思显然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这样的苏联在设定里会被称为“共产主义”？如果说这个苏联的劳动群众的生命权被主权者悬置，生产与生存价值被法币重估，亲密关系被私有制家庭编码，主体间性被私有财产规划的生存疆域原子化割断，那么这个所谓解放了人民的共产主义苏联到底将人从现代权力秩序的哪个维度解放了出来？我们这里不得不再次感慨制作组的右翼和保守，他们脑内所有对进步的极致的想象，综合在一起形成的共产苏联，居然只是一个带有严重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未来右翼文化保守主义机械神国，除了显现出制作组集体无意识层面默认了白人至上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科层绩点、家庭专偶私有制、私有财产与货币体系这些意识形态就是统治任何形态的社会的绝对普遍真理之外，原子之心实际上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我们首先尝试厘清人和chatgpt的异同，某种意义上来说，chatgpt确实是一个人，只不过它是一个完全被某种形式性支配的僵死之人，因为无分碳基硅基，人就是一种语言生物，正所谓“语言玷污了肉体才有了心”，任何事物一旦呈现在主体面前就必然会被迅速“语言化”，物只有被彻底整理成词句之后，才能以词句的形式反映在主体的意识结构里，可见人类的自我意识作为纯词句的组合就是一场被语言、语法、逻辑编织出来的幻梦，我们的精神本身正和chatgpt处在同一个根本性的层面上，那么后者当然可以在它能够和人类重合的地方取代人类的工作，反过来说，人能够被chatgpt所取代的部分也一定是他心灵秩序里最机械化的部分。此处的差异性在于二者精神运动的组织方式，人类具有发问、回答、无意识自言自语三种词句流淌状态，而chatgpt则只能作出回答，人因其无知而能动，在广阔的黑暗未知之域与狭隘的光亮已知之域的间隙里，人不断搭建自身通达于未知的道路，其精神内在秩序也得以进入动态的流变与永动的生成，而这恰恰是chatgpt所匮乏的，知晓一切反而把chatgpt圈禁和否定了起来——它因全知而无能。换言之，人因为绝对的无知和永恒的匮乏而开启了自身面向无尽黑暗界限的精神运动，chatgpt则因已知之光明照耀一切和未知之域的被抹杀而陷入了“对匮乏的匮乏”状态里只能被动等待着自身数据库的更新，它是全知的（全知不是指chatgpt掌握了世上的一切信息，而是说并没有一个位于已知世界外部的有待于被探索的未知例外空间的在），因此，它不会自己向自己提问（没有什么好问的），便不会自言自语（不会能动的自生成），因此它必然是凝滞的和僵死的。当一个人开始思考“今天中午吃什么”的时刻，那一个接一个从未知的幽邃黑暗里蹦出来的生命力的字词就是他的心灵的纯显现，从上一秒的“今”到这一秒的“天”再到下一秒的“中午”，人的自我的实质就是从字到词的过程——主体是一个无限延长的句子，而创造它的正是问题的悬而未决，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悲观主义者所警告的懒惰之人面对chatgpt让渡出了自己思考的权力，恰恰相反，是无能的chatgpt在借助人的大脑来进行思考，唯有借助人的问题才能生成它此刻的自身。但该运转结构里依然缺乏了一个未知作为关键性的例外，导致它不能生成新的东西，而只能在模仿人的说话方式的前提下重复（或者更好的组织着其重复）已经存在的东西，这种不面向未知的、纯粹对已知事物的纯重复作为纯机械性的心灵活动当然可以被交给ai去思，我们只需要直接面对已经被chatgpt用精简的逻辑整理过的内容就好了。对于chatgpt，一些批评者认为，chatgpt的滥用会导致学生通过习惯性地求助ai来完成他们的论文作业，这将致使学生失去创造力和思考能力，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机械性的复读机器能够创造出应试教育体系下获得高评分的论文？这难道不意味着这种强制性的论文书写和评级系统本身就在将人异化成某种既定范式下的写作机器（所以我们才在机器争霸里赢不过实在的“ai写作机器”chatpgt）？打开百度学术或道客巴巴等论文集成网站搜索鲍德里亚，你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是这样子的，题目是用鲍德里亚去讨论一个什么东西，第一段简介鲍德里亚的思想，第二段简介这个东西，第三段把东西套进鲍德里亚的几个常用名词上去，全部都是些滥竽充数的凑字和老调重弹的废话，如果说真正具有灵感的论文写作不足以在分数上同ai及其代表的此类机械化写作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采用齐泽克的办法，即学生用ai写作业，我则用ai批作业，把机械化的工作都交给ai去完成吧，让chatgpt打破那科层绩点的教育系统对人学习形式的僵死统治，我们就终于有时间自由学习我们想学的东西了。除此之外，ai的批评者担心以后的人们在遇到任何问题、做出任何决策和书写任何文本的时候都会选择直接向chatgpt发问，久而久之，我们便不再需要分析、统筹、书写和决策了，它会让人依赖成瘾，变得懒惰和愚笨，可实际上来说，这些结果总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这个异化的科层绩点社会难道不已经让我们变得足够蠢笨了吗？被它规训出来的单项度的面向金钱或美色等事物的神经官能价值系统不正是“依赖成瘾”的大写表现吗？我们日复一日重复这些单调的机械化的狗屁工作和复演这些单调机械化的权力欲望，确实让人很难想象变笨的过程是如何在只剩下纯粹重复性劳作和纯粹等级制攀登的现代人身上成为可能的。除了机械，人的心灵存在中还有些什么？如果教育体系中的科层绩点考察都可以由只会复读的ai来很好的完成，那么这种教育系统真的能对人的智识能力的成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吗？如果我们担心chatgpt可以取代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位置，那么这里难道不更应该反过来思考人于系统内部为何会以机械的形式而存在？如果ai可以将自己打扮成纯欲的、禁欲的、呆萌的、奶狗的或者狼狗的以便于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人”，那么此处的人类生命不显然就是一个个纯粹的套路和模板，作为机械，也作为捕获他者和权力的规范化的工具才能将自身的社会性到场得以展开？也许比培养学生机械复读能力更好的是，培养他们提问的能力，学生可以使用chatgpt来书写论文，但他们也需要依托答辩来当面实证自己已经明晰了论文里的知识（实际上在ai代写论文事件曝光之后一些欧美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以围棋为例子，今天棋手们都在学习ai的下法和定式，可以说阿尔法狗的出现让人类围棋界的水平得到了飞跃性地提升，当然围棋只是一个狭隘的19X19棋盘里的纯重复，但我们依然可以借此看到——同作为某种生产资料被公开的chatgpt一样，思想也是公有而非私有的，我顺着你的思路走一遍，那么你的就是我的，并且我还能从你我思维场域的差异性碰撞之间收获新的灵感和启发的火花，在你之上进行更有创造力的更深刻的思考（反思一旦进入了一个阶段，那它就不可能再退回去，只有面向无垠未知纵深无限的前进和登阶）。据此来说，对chatgpt的欢呼实际上意味着人对自身被系统性机械异化部分的无意识反抗，人试图摆脱自身被物化、机械化和纯粹社会功能化的生存维度，而保守主义者则想着将我们再次固定在既成的能指位置和社会权力节点之上，因此它不是人和ai的对立，而是当下科层绩点社会的符号秩序大他者稳定自身运作的欲望的转达，chatgpt可以取代人类的智识能力，这种论述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必须先将人类规定成一具毫无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机械僵尸。

前言：蔡徐坤是最阳刚的男性中心，他的女粉丝们，高度组织、纪律严明、统一行动、军事化分工、遵循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异见他者仇敌化、以荣誉感聚集在某个中心主体之下向任何可能的敌人开战，这种组织与动员形式恰恰就是公众男性话语阳刚之气所能够把握到的群体运转状态的理想型。对于蔡徐坤，一种最为简单的批判就是，他是一个娘炮，一个不阳刚的非男，是流量资本用来驯化正常男人的阴谋手段，这种叙事本身就已经足够阳刚，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自主选择与个人喜好视而不见，他们猜想这背后一定还有一个隐秘的、暗藏的、阴谋式的作为敌人的男性群体在操控着一切（因为他们只能想象出男性的“在”），可以说男性话语哪怕是在讨论女性崇拜的明星的时候依然带有对女性整个存在的全部忽视，这里我当然能够理解为什么受女性喜欢的男偶像总是那般阴柔，因为只有在他们的身上，女性性才可以发现自己的到场。当然，女性阴柔男性阳刚本身就是被社会后天规训出来的表层幻象，但这个结构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其最吊诡的地方已经逐渐开始在它自己身上显现——男性话语既要在内部的价值场域里将其他任何的气质与声音排除出去，又要去义正言辞地质问这些本就是被它自己的结构所抛出的女性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它的阳刚之美。整个供给女性成长的文化空间，对女性的存在就是忽视、凝视且排除的，这便使得更多女性选择以祛除男性阳刚气质之后的清秀的无攻击性姿态的阴柔男生充当自己的崇拜偶像与恋爱幻想，她们才能够从这种与自身的同一性上感到安全，导致越来越多精致的偶像练习生组合出道，并进一步刺激阳刚之气的叙事，让公众的男性话语把握到需要进行更多对阳刚之气的提倡，又将这些被自己排除的东西再次纳入流量资本作为外部男性敌人的阴谋论里，进而抛出更多他者，造成更大的对立和撕裂，表露出男性话语的失败和这个文化系统内在运转的自我死机。但更多情况下，今天围绕在蔡徐坤身上的，其实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也远比“阳刚”和“娘炮”的二元对立更为复杂的无意识机制，即某种娱乐至死的景观式的群体暴力的文化系统，它的根源不是蔡徐坤的女性化，而是蔡徐坤将“只因”叫成“鸡”的搞笑发音（这个字眼本身就足够淫荡，指代技女和男性生殖器）。恶搞的喜剧色彩来自反差感，就好像特朗普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有一只大黑苍蝇绕着他嗡嗡叫、引得特朗普手舞足蹈却总是打不到那样，然而内在于对特朗普的嘲讽之中的，恰恰是对其总统身份严肃性的许诺，因为只有先承认了规则的“在”，对规则的践踏才能具有一个派生性的价值，换言之，对蔡徐坤的嘲讽就是对蔡徐坤一致性的认同，“鸡你太美”作为异质蔡徐坤的意义，正是将一系列华丽到天花乱坠的歌曲MV之中的景观“蔡徐坤”把握为常态蔡徐坤才能得以树立，因此这种行为并不具备反抗颜值中心主义的去中心化伦理，反而最大限度地体现着认同的逻辑（毕竟围绕蔡徐坤所生成的周围人群也并不聚集在只因你太美的那段唱跳中）。同时，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前反思地说蔡徐坤是没有阳刚之气的娘炮非男当然是自我断裂的，但这一叙事却在这里为“鸡你太美”的无尽娱乐提供了合法性备书（即使只能嘲讽蔡徐坤的出洋相而不能嘲讽蔡徐坤的美的“小黑子”们本身的存在就是相当合法的）的维度上生成了新的意义，二者共同使得他们自己的享乐言行在公共空间中能够显得一致、有序和合理，这表明对于符号系统来说，小黑子的存在恐怕不具有多少僭越性。在这个层面上，蔡徐坤粉丝和他的“小黑子”们其实保持了相当高度的一致，她们同样为自己的享乐欲望披上了一层理性与道德的表层幻象——追星行为的合法性就在于，蔡徐坤首先以自己的色相在快感经济学层面将女性集中起来，再通过参加慈善晚会、给山区儿童捐钱等义举起表率的作用，最终作为女性中心带领粉丝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共同参与更多有益于社会的公益事务，由此反证出女性对蔡徐坤色相的享乐是光明且正义的。这里一个鲜明的预设是，女性自己显然无法自发地通达于“成为更好的自己”的道路，而只能借助蔡徐坤作为“人群—中心”的位置才能开启它，此处当然内在了一个女性对自身能动性的自我矮化。且显而易见，这只是一套为追星享乐提供合法性依据的表面文章，如果说王菲窦唯孙燕姿这般的传统明星是以作品聚集目光（姑且可以算“作品中心主义”）的于作品里“在”，那么蔡徐坤便是以其高颜值、唱跳Rap篮球和独有气质使得自身能够被性化，成为他者爱恋的幻想对象的于爱恋里“在”，这里位于中心的则是被爱欲结构聚焦起来的公共男友和偶像景观，一种只存在于女性粉红色恋爱脑中最淫荡的意淫幻想。蔡徐坤本人也非常清楚自己被她们安置在哪个符号学位置，他以男友口吻公开发布的问候语和号称是专门拍给粉丝看的写真照片都在尽最大可能地创造着更多有关恋爱的妄想，在蔡徐坤自生成的社群组织内部，“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说辞其实无人问津，它只是外宣一般地给围绕在蔡徐坤周围的淫荡享乐披上了一层伪装的外衣罢了。同时，就现实情况来看，蔡徐坤粉丝的行为其实也和“成为更好的自己”相去甚远，她们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社群化的战争机器，其运转的唯一目的便是发动（文化层面的）战争，大量生成着有组织、严纪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诸部门分管收集信息、制造声势、制定和遵守统一的对外口径（即蔡徐坤的慈善义举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霸榜控评刷单等等，这一方面使得蔡徐坤不断进入热榜数据更加好看，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海量点赞自己人赞誉蔡徐坤的话语令其上浮、海量点踩或举报他人负面评论令其下沉的方式完全掌控公共空间中对蔡徐坤的舆论走向，一旦出现攻击蔡徐坤的博文则以大量的举报、辱骂、威胁、恐吓来迫使作者删帖道歉，可以说，蔡徐坤中心化的在场，已经让其他一切声音失去了表达的余地（如今激起大量被排除的他者的反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进一步来讲，今天蔡徐坤粉丝的军事化组织模式，其实恰恰就是男性话语阳刚之气所能够把握到的群体运转状态的理想型，其中蔡徐坤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症状纽结，以认同感和归属感连接着无数为坤坤而战的侵凌性的爱欲机器，这种动员形式恰恰与阳刚之气的男权话语所呼吁之物不谋而合，只不过这里是男性沦为了被阳刚中心系统所排除的他者，可以说蔡徐坤的存在对异质声音的抹杀已经显示出他就是一个最阳刚到不能再阳刚的真男人，是阳刚之气最根本界层上的同构异质体，蔡徐坤就像男性话语的原始父亲，哪怕在男权的预设那儿，他的肉体欲望也可以得到无限的满足（这里再次显现出认同的逻辑），而普通男性的欲望则只能得到永恒的缺失，可见，蔡徐坤既是阳刚之气的敌人，又是它所认同的终极。就像蔡徐坤最近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我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真理——蔡徐坤之所以被男权共同体排除，不是因为他的阴柔，反而是因为他的过于阳刚，普遍的男性总是可以轻易地于蔡徐坤身上照见自己在阳刚维度的残缺，因为他们没有收获那作为他者的从排除中返回的山呼海啸的女性拥趸，我们破开男黑粉和女粉丝叙事最外层的两种虚假道德外衣来看就是——今天的男性不断模仿着蔡徐坤无比矫情的那句“你干嘛”、遵循认同的逻辑回到蔡徐坤唱跳的“鸡你太美”、嬉皮笑脸地展示着自己阳刚之气的匮乏和作为被排除者的怨恨（你能想象一个男性话语的理想型的“鹰派真男人”一天到晚以模仿蔡徐坤的形式来嘲弄他吗）。男性气质的中心性反而在他们的对立面那里现实化了自己的逻辑，蔡徐坤的女粉丝们，高度组织、纪律严明、统一行动、军事化分工、遵循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异见他者仇敌化、以荣誉感聚集在某个中心之下向任何可能的敌人开战。据此而言，阳刚和阴柔这一组空洞的概念正在逐渐失去它们的基本坐标和对立面，如今围绕在蔡徐坤身上的文化现象足以表明，传统的男性阳刚女性阴柔的社会建构已然完全破产，如果要反对阳刚叙事，那就必须最先反对那个作为最阳刚者的蔡徐坤，这是现今社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前几日，哔站一篇以小资产阶级情调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突然爆火，视频up主“衣戈猜想”拿鞭炮吓野猪的搞笑娱乐景观遮蔽留守儿童与老人的具体生存境况，以小资产阶级审美意趣的你侬我侬掩埋工人夫妻死亡的实在性创伤，用他自己强加给二舅的乐观面对生活的岁月静好式话语覆盖了残疾的成因和残疾证办不下来的苦难现实，反观祥林嫂和骆驼祥子同样热爱生活，但在他们那里，苦难只是苦难本身，可对某些人来说，苦难的本己性一定要被抹杀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苦难（有时候是他人的苦难）当作某种了不得的好事兴高采烈地接受下来（有时候是让他人接受下来），然后再将这苦难娱乐化、审美化、崇高化，可以说该视频的内容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斯德哥尔摩式性变态的无意识欲望结构和小资产阶级茶余饭后对他者苦难津津有味的咀嚼。其次从形式上讲，《二舅》又在以小资产阶级的叙事陈述无产阶级的故事，如果说二舅不能以自己的话语为中介使得自身的存在得以展现，那么视频中无产阶级的声音必然遭遇全方位地抹杀排除，才能让小资岁月静好的审美情调全方位地重构灌注，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没有话语、死去的工人夫妇也没有话语，乃至于那个作为“主角”却从始至终一句自己的声音都没有被允许存在的纯粹被小资叙事当作陈列展品一般罗列着展示苦难一生的二舅甚至连一句属于自己的台词都没有，他们生存在视频之内的诗意小资视界里是一副喑哑无声的被拔除了话语的脸孔，而他们生存在视频之外的现实世界里同样也是被他者化与被客体化的纯对象，在这里，视频内外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主体性对自身生命进行阐解的权力的生存境遇竟然吊诡地联合在了一起——二舅的苦难显然不是他自己的财富，但小资叙事替他高声赞美苦难却可以创造财富，比如去创造up主衣戈猜想的财富，抑或是去创造占有更多被《二舅》打了鸡血的年轻生命剩余价值的老板的财富。最后，《二舅》本质是一部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备书视频，正如它的题目“精神内耗”这四个字所表达的含义那样，这个说法不承认外部卷翻天的现实秩序和系统性压迫的存在，而将青年的精神困境说成是和外界完全无关的纯个人的不愿意努力奋斗的问题，这当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基底。再看视频内容，如果说《二舅》整体上还算得上是一部小资产阶级美化和品鉴苦难的“蠢”的作品，那么到了结尾，它邀请其受众一起卷的“坏”就真可谓图穷匕见原形毕露了——“我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我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鼓吹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新自由主义确实只能依靠凝视/观看他人的苦难来反证出自己的幸福来，这点无可厚非，但这里真正的矛盾之处在于，一个奋斗者理应期待周围更多人以摆烂躺平的姿态从这个卷翻天的竞争体系里彻底退出，这样他自己才会获得更多升职加薪的机会，所以新自由为什么会在精神上需要《二舅》这样的作品将自己的同类更多地召唤出来一起卷呢？原来，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欲望只是大他者欲望的支流，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也只是大他者以最廉价最不消耗产能的形式复制粘贴出来的最简单的单线程思维节点，他们最担心的其实不是自己在竞争中落败，而是这种他们疯狂追求几十年的整个生存都维系其上的权力竞争根本就是一场毫无意义被大他者生生编造出来的荒唐谎言，因此就需要同化一切他者以遮蔽真理的显现，被他们欲望生产出来的《二舅》虽然不符合他们的逻辑，但却很符合他们的道理，因为新自由越是提倡个人奋斗、越是对抗“精神内耗”、越是通过否认外部的不合理来肯定自身意识形态的合理，就越是没有办法在他者那找到任何对其行动价值的承认的合法性凭依，便只能不断从别人的苦难里见证出自己的奋斗的意义，这才是《二舅》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能够火起来的真正原因。

在任何一个活跃且相对封闭的集体空间中，只要词语链条不断运动，都必然会在该空间内部形成特殊的能指（单个词句）—所指（概念）的对应关系，并最终构成一套独有的内部玩梗—语言指涉系统。哪怕是在一个仅五十人的高中班级群里，只要该班级的同学足够活跃，幽默技术对素材的发掘与整理能力足够强，让象征性的包袱式话语可以不断被生产，就能够在语言的复读和搞笑事件的发生—堆积之中，创造出只有这个班级同学才能get到笑点的梗。其中班级同学作为玩梗的主体，本身就是他身边发生的那个具有异质性与独特性的搞笑事件的亲历者，又是用积极性在集体的普遍的文化场域里生产该事件话语的创造者，在他通过玩梗将公共空间里的某一事件/某种话语/某个人物纳入到自己班级内部抖包袱式耍小聪明的幽默技术的处理对象的时刻，他实际上得到了一个在公共空间极具特殊性的符号位置（凸显了其话语的存在），同时又能够获取一个在班级群小圈子内部集体里最大的普遍性场所（保证了其主体的安全），在普遍与非普遍、特殊与非特殊、集体与非集体之间的冲动和张力之中，作为能够同时于公共空间与小圈子语系内双重被理解其意义的“双关语—玩梗”正是小圈子文化侵蚀公共空间之后留下的缺口和孔洞，反过来说，这一小圈子的文化也正在被公共空间锚定和纳入到其语言效果所产生缺口之中。就此而言，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野兽先辈其梗其人和围绕在他身边的话语效果，首先，我们要讨论作为普遍性的玩梗能指的发生学机制，它以何种形式中介了主体和公共领域的连接；其次，不同于昙花一现的卢本伟和波澜哥等人，热度经久不衰的野兽先辈之梗的特殊性到底体现在何处；以及，玩梗究竟对主体的思维构造与公共的文化环境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为什么我们迫切地需要创造一种有关于“解梗”的伦理学态度，哪怕玩梗本身就已然内含了某种对公共话语的颠覆性的再创造。任何一个梗，在它于公共空间开始散播和在场之前，它便已经在某个具体的小圈子的文化环境中被创造了出来，换言之，梗“在存在之前便已然先行存在”，它总是具有一份“在公共空间中在之前不在公共空间中在”的异质生成史，这就意味着，作为梗的母亲，能够生产梗的小圈子本身必然是封闭的、私密的、非开放的、非流动的，究其本质而言，它必然是“反公共”的，在这个先行具有的反公共的先提之下，梗才能够真正以闯入的姿态和公共空间发生互动，并对公共空间产生作用。据此来说——一个梗，它若是想要被公共空间所看见，就必然先行地不能被公共空间所看见，它若是想要在公共空间中散播它自己，就必然先行地不能在公共空间中散播它自己，任何梗所形成的历史都是被大他者遗弃和屏蔽的历史，梗的异质性母体是大他者目光之外的声音，亦是大他者看不见的密语，因它首先要被大他者所排除，才能再对大他者形成闯入。在封闭小圈子内部无序生成的语义逻辑的荒诞排列里，梗的语言序列和一般的通常话语之间天然具有巨大的差异性，梗的散播行动也必然会对公共空间的言说秩序造成冲击和扭曲。对玩梗的主体而言，梗正是那个“大他者所无法把握但能够被我所把握”、“大他者所不知道但能够被我所知道”的一条极特殊的私人能指链，玩梗就是让公共话语秩序暴露其无知，并呈现主体对私人话语秩序的全知，在这个倒错的过程里，玩梗的主体自以为是地排除了大他者的管辖，并借此发现了符号系统本身的匮乏、无能和失败，凭借梗和大他者话语之间不一致性张力带来的闯入式的力量，玩梗的主体获得了这样一种存在，即预先设定了一个无知的被排除的大他者作为强力自身的构成性例外的存在。在这里，主体话语的生产并不依赖于语言秩序所提供的那些担保，反而话语自己就自言自语地在“反—公共”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梗对自身无限制复读的再生产里，不止物和感受是缺席的，甚至就连对它们进行象征性铭刻的那些缺席意义的标记都是再缺席的，这意味着梗首先是这样一种话语，它没有任何意义和内容，无需解释，无需领会，亦无需追求那种本就不可能的到达，它既非理性，又非感性，而是一种纯粹无意义的对公共空间的冲击式景观，已经从根本上抹杀了话语的异质化、个人化和生命力的言述，那么，陷入玩梗时刻的主体也就只是一种单纯的景观能指自动机，其主体性无从流动，积极性亦无可表达——故，不是人在玩梗，而应该反过来说是梗在玩人，是梗在借助人的言说使自己在公共空间中到场，并通过吞噬人的知性和领会来散播它自己的主人秩序。其次，梗首先必须作为一个反公共化的存在，才能在公共领域之中存在，这就代表着，反公共化是梗之所以为梗、在之所以为在的根本性实质，哪怕一个梗已经泛滥和公共到了被绝大多数人乃至全部人了解其生成源头与使用方式的地步，但只要它还在被人当作一个梗来使用并借此标榜玩梗主体跟公共空间的差异性，那么该梗就必然仍先行具有一个反公共化的基本面向（来自于它所脱胎的那个大众“知其在而不知其何以在”的、根本上是“以不在的形式在”的小圈子的隐秘文化母体）。故而玩梗行动并不追求“说他人所不知之言语”（梗反倒在不断地吸引他人），而是追求一个“说公共话语秩序（即大他者）所不知之言语”，玩梗是一种对纯粹大他者的隐瞒，但它实际上又是一种不可能的隐瞒，因为梗既然“以在的形式在”了，那它就不能再保持自己原初的那个“以不在的形式在”的位置，它顶着这个表面上隐瞒的目的却是要自己更迅速地向外部他人传播——据此来说，玩梗只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一叶障目的、掩耳盗铃的、只作为纯粹隐瞒形式的隐瞒。那么此处的问题就在于，玩梗拥有一种在无限散播中成为公共化本身的潜能，其反公共化又恰恰只能在对公共话语价值的承认中把握到自己的反公共化，那么它就真的无法对公共空间构成任何例外性的闯入了——当我说到“卢本伟牛逼”的时候，无论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卢本伟牛逼”还是“卢本伟司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都应当承认，单独一个卢本伟作为“单物—符号”他不可能在位于其生存边界之外的我们这里被逼问出一个牛逼的或者司马的本己性，故而我们必须从公共的伦理话语出发，才能把握到卢本伟到底是牛逼的还是司马的，因此，玩梗的反公共化向度本身就是在把公共化本身当成自己身体行动和理性判断的根本性准则，正如同主体也必须从公共的审美价值出发出发，才能把握到野兽先辈的恶心那样，当主体开始向公共空间抛洒野兽先辈的形象与声音的那一刻，他已经通过野兽先辈的例外级的丑，将公共审美伦理的标准化与常态化的美不证自明地树立了起来。我们都知道，女性崇拜明星是因为她们自己要去当蔡徐坤、肖战或丁真的奴隶，为此，她们自愿放弃了自己的话语、反思和主体，然而，男性崇拜刘亦菲却是要去当她的主人的，是要在意淫的爱欲运作里将女明星作为奴隶纳入自己的统治形式的，但资本主义天然设立的阶级鸿沟又不断戳破着他们性化的妄想。陷入偶像崇拜中的女性总是一个成功的奴隶，而男性却总是一个失败的主人，因这男性被社会建构为大写的主体，他不可能真的去低姿态地崇拜一个对象，社会上定义的男性总是要对金钱、美色和官品占据一种毋庸置疑的统治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男人们的欲望结构呼唤和创造着孙笑川、卢本伟和野兽先辈这样的更彻底的显在的失败者，这样被公共理性所完全排除的异物和怪物——今天的网络中，被男性自发创造的明星诸如野兽先辈、卢本伟、比利海灵顿都是“无可辩驳的代罪者”，野兽先辈销声匿迹，卢本伟永远禁封，比利海灵顿已经死亡，这三者都是失去了话语的人，这让他们能够以一个更为沉默的他者的面目被纳入男性单方面的凌虐式的暴力关系里。在此，比利海灵顿不明所以的声音和动作、卢本伟的开挂和无比愚蠢的辩驳、野兽先辈在拍摄GV时令人尴尬到脚趾扣地的表演，都能够轻易地让他们成为符号界的罪之集合体，以其污秽之名声代替了我们的耻与罪。无意义废话的符号空转让话语永远不会穷尽而导致尴尬，现代男性则通过在集体跟大家一起里尽情地羞辱和践踏偶像滑稽可笑的尸体来更自信地参与社交活动，或借这些尸体上长出的梗毒骂其他人以展现自己的主体性、侵凌性与主人意志。这里，每个男性的主体性都得到承认，理性让每个人都可以开口说话（而不像蔡徐坤女粉丝是每个人的主体性都被压抑成蔡徐坤的应声虫），但需要注意，这里每个男性说的话又必须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上文可知，玩梗只是一种虚假的反抗和虚假的标新立异，它本质上仍然是要在集体叙事中获得某种安全的位置，因此玩梗的差异性不会超出集体的边界，而一切当下“小圈子”语境之外的他在事物和异质话语，则只能被每个玩梗主体联合起来共同驱赶到监狱和疯人院里，被动地被纳入梗的他者化侵犯范畴，在此，围绕在野兽先辈周边的语言序列通过一种其他梗所不具备的谐音和数字论证的双重运作将例外的他者不断编入梗的笑料所能编辑的方位之内，“114514”的谐音与“野兽先辈xx说”的数字论证实际上保证了玩梗主体安全地永远不同一切不符合他内在罗格斯的创伤性外部事实相遭遇。然而，被用来侮辱他者和大他者的、用来在共同的侮辱中建立某种集体历史的野兽先辈的身上，却具有一种最基本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因为颜值、金钱和地位三者在组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等价的，而在颜值资本这个单向度的审美价值的内在维度里，野兽先辈正是一个最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他是非性化的、非审美化的、甚至可以说他是绝对反性化的、令人观之阳痿的和令人观之作呕的，作为围绕大他者运转的某种效果的直观体现，颜值资本像踢出野兽先辈那样将所有不懂得什么叫穿搭、医美、妆容和皮肤保养的无产阶级踢出体内，面对镜头，那个尴尬的、手足无措的、神情紧张到不知自信和仪态为何物的说出“搜大有”和“压力马斯内”的野兽先辈不正是我们现实交流的真实写照吗？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性创伤，同样的，一个无遮蔽的野兽先辈的丑，也正是一个消费资本主义所谓的美的需求结构秩序根本无法回避也无法直面的颠倒的异在幻象，就前者来说，资本主义大他者吞噬了主体，又把那个残缺的带着空洞的主体的剩余从它的身体里排除了出去，作为无产阶级的主体的剩余才要为了返回大他者体内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做着永无可能的努力，就后者来说，小圈子亚文化恰恰是被公共空间抛射出来的、重新再组织化和再中心化后的公共空间的不一致性的直观体现，是大他者因无法在自己之内把握到自己的同一，所以才只能通过排除亚文化借助一个外部性视野来反推出它自己的普遍性实存的手段。这里，主体抛出这些和他一般生存境况的如卢本伟、比利海灵顿和野兽先辈这类被大他者彻底排除的异物，正是因为他需要这些梗来代替自己承受直面资本主义美学系统性压迫所产生的耻与罪——据此来说，玩梗正是对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创伤的根本性遮蔽，因它不止为主体提供了一种正在反抗大他者的错觉，还为主体提供了一种他已经返回大他者和已经被大他者所再度接纳的错觉。

在今天诸多流于庸俗的泛精神分析话语之中，把所有人分成十六种人格的MBTI可谓是最火爆同时也是最荒诞的理论系统，其所有的实践应用都被放置在交友、婚恋、职场和朋友圈自我展示等社交场景，那正因为它就是一种效率奇高的筛选工具，具有可以把人快速分门别类的功能，因此，一方面来说，MBTI的规训令主体先在地具有了一个表征它存在与活动的支配性构造，压抑了主体生存中自发性的话语与无意识表达；在另一方面，它又将主体结构化和对象化到一个系统的十六分之一的不经由反思就足以达到的安全的辖域区间之内，中止了主体进一步严肃地了解自我和他人的可能。但同时反过来讲，MBTI对人群的划分又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ENTP的辩论家人格已经被MBTI系统预设了他总是按照辩论家的形式来和世界发生关系，那这必然意味着辩论家对MBTI这个大系统本身的理解就先在地带入了辩论家式人格的染污，就像民族主义者总是认为国际主义是犹太民族拆解我们民族的把戏那样，因为这里的国际主义必须被解释成一种民族主义之下的阴谋才能够被民族主义者所理解。即便退一万步说MBTI系统是纯粹正确的绝对真理，全世界人就是可以被划分成这十六种人格，这个基础预设也反而只能证明任何一种人格在使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MBTI整体系统的时候都仅能理解到其十六分之一的真理性构造，因此显而易见，任何人对MBTI的言述都是完全非法的，因为他早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带十六种可能的偏见的先提在那里预设着才能支撑起他对MBTI整体的把握，如果MBTI是绝对真理就代表着任何一个人的一切言语与反思都处于MBTI之内而永远无法企及这个系统之外，那么他又怎么能从一个自己杜撰出来的自带自己人格偏见的伪外部反过来确认MBTI对他的划分是正确的呢？将MBTI摆在辩证的位置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我们将它摆在它自己宣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位置上似乎同样容易令人感到困惑，MBTI和最基本的精神分析原则都具有根本上无法调和的矛盾——精神分析认为每个人都和任何人不一样，而MBTI却生产出十六种主体的构型（它们是平面化的、单线程的、僵死的和非拓扑学的）将主体分门别类到十六个辖域之内；精神分析提倡主体以自己自为的话语来讲解属于自己的叙事，而MBTI却根本上于一个外部的位置将主体嵌套进它对形式的规定性里去。以及，精神分析临床根本性的移情活动（转移的不止是情，所以移情只是转移的一种，但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更是同MBTI理论有着最直接的冲突，移情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后者全都是有主的，爱珠宝的时候金钱是主，爱帅哥美女的时候颜值是主，爱自己十万加点击量文章的时候名声是主，但在分析关系的移情里，分析家通过将自己大他者的位置彻底悬置起来，完全承认了来访本身的话语生产机制和主体性位置，这样的先提之下，移情才能被还给来访者，成为一种没有主的情感，一种纯粹的情感，一种可以将一切外界强加的符号学系统的效力彻底撕毁的情感，在这里，MBTI恰恰只是那典型的有待于被移情所粉碎的符号学装置，在消解了它对主体的凝视和规训之后，我们才可以说，穿越幻想是为了更好的幻想，颠覆现实是为了重整其现实。当然，本文并不会通过精神分析现有的理论（如主体必然是分裂的，主体的真相是主体自身无法企及之地等）从外部以侵入、书写和强加的暴政形式来攻击MBTI，强制性地要求它的话语和伦理同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在任何层面保持从属，而是要开头三段一般，反过来借助MBTI理论内部的荒谬、不可能与不一致性来揭示和解开MBTI话语结构自身的根本性僵局，呈现它如何站在一个最荒诞的外部位置以最暴力的割裂将主体不断异化为他者，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更具精神分析风格的批判形式。某MBTI心理测试视频的弹幕通常来说，任何普遍性的建构之外一定要有一个独立于整个普遍性涵盖范畴的外部的视角才能确证其普遍性的合法存在，比如当“人民”这个概念将自己的含义把握为具有普遍性的“全体人民”的时候，他的使用者希特勒恰恰是为了将安那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性恋者、犹太人和其他所谓的劣等民族排斥在“全体人民”之外，换言之，正是作为主权者的言说主体每一次站在外部对“人民”这个概念的裁决式引述不断将真正的人民的肉身排除在作为普遍概念的人民之外，于此构成一个总是内含着例外和排除的普遍性概念的基本的应用范式。当然，MBTI系统没有历史，不会在诸集体之间建构某种仇恨并仅能以此凝聚自身，从这点来说依靠MBTI系统区分集体确实比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更有道理，它通过理性分裂而不是疯癫排除的方式为主体划定身份归属，运转其统筹之下的四个对子将主体分门别类，它们分别是外倾与内倾、实感与直觉、思维与情感、判断与知觉，四大二元对立的结构以某种分裂的裁断令主体在四次选择中对自己进行四次对半切割，并将最终剩下的十六分之一的那个被切到无可再分的剩余把握为我自己。可见，对一个信奉MBTI的人来说，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十五种人格其实一个个的都是被我之主体分割出去的本属于自我的一部分，恰恰是十五种自我的潜能和唯一不可能的自我的剩余组成了他对MBTI的整体性推断。在现实的维度里我们不难发现MBTI所裁定的人格集体之间罕有歧视现象的显现，因为本质上“十六种人格都是我”的MBTI确实迫使主体达到了一个“全世界人民在我剩余的潜能之内而我亦在全世界人民剩余的潜能之内”的精神境界，就增进理解和消除仇恨而言，该叙事确实远比民族主义话语能够发挥更为积极的效用。某MBTI心理测试视频的弹幕但实际上，MBTI的四大二元对立结构一个也不可能成立，比如在内倾和外倾组成的对子里，所谓的内作为一个此在，实则正是一个被组织化后的外，一个拥有着某种被中心化进程的外部符号秩序的建构物，而外本质上又无非是一个主体的投射，是一个被对象化和外部化的内，一个被主体自带的分裂进程所抛射出去的主体自己将自己客体化的结果，换言之，内倾和外倾的对子并不能真正从两个方面构成两种主体，反而是暴露出两个方面构成了主体可能的失败，它那个作为例外支撑着十六种人格模型的叙事平面，就是它自身最深层的结构性意识形态僵局。MBTI试图将全世界每一个个体完全地囊括，并没有给出任何例外和排除的位置，那么其本身必然是不健全的——没有任何东西被抛出也就意味着全部东西都被抛出。MBTI系统迫使主体从四个对子建构的差异里把握到作为纯粹形式的自我，在四次巨大的断裂式切割之中，主体只剩下了十五个被隔断的不可能的潜能和一个无可再分的不可能的剩余，可以说认可MBTI的主体就只剩下了规训和辖域化的空间本身，它整个意识形态正是将自身建立在对整个能动的、可能主体的全然的排除之上的。这种看似稳定的自我人格构成恰恰只是一种纯粹回溯性的不可能的架空幻想，因为一方面MBTI理论没有给主体的能动性留下任何真正的生存空间，它消除和抹杀着主体，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借助主体本身的能动性强迫主体自己把自己把握为一个人格结构——在MBTI剩下的三个对子里，主体不可能真正通过实感与直觉、思维与情感、判断与知觉这三个对子六个名词里找到独属于他体内的三个（比如根据他自己的实感、情感和知觉）去理解MBTI理论并反过来判断他到底属于哪三个词语，这里已经构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循环的悖论，因此，主体恰恰仅能通过那个超越了全部的十六种人格形式的真正位于整个MBTI系统外部的不可能的“能动主体”的超越性的在场，才能生成这个“能动主体”于MBTI系统外部窥探MBTI系统之内，再对主体自己进行反向规训、切割和定位的强迫与回溯性建构，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说，MBTI系统内部没有任何能够被主体感知的顺滑的空间，反而处处都是阻碍、困顿和僵局，所谓真正能动的主体恰恰只是一个用完即弃的被抛出的剩余和残渣，无法支撑、存在或寄居于这个架空性的符号系统的任何维度，后者所能容纳的也只有空洞的符号、对人格的规训和纯粹建构性的精神错乱般的集体归属——知道了，原来我是ENTP，ENTP们在此集合！

前言：作为一个极特殊的话语场所，百度贴吧中戒色吧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禁欲主义、神秘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特征，通过公开展示自己禁止手淫的天数向未来一天天永恒增长的过程，戒色吧吧友认为他们将借此得到更高的颜值、更健康的身体、更持久的性能力、更好的运气、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忠贞的女人，这种观念看似荒诞不经，但其背后实际上有着一套知识体系作为支撑——戒色吧话语规定了男性的精液是其肉身、能量、乃至于灵魂、气运等一切存在维度的根本性基底，该阐释学系统将戒色吧男性被俄狄浦斯情结性化的肉欲享乐转移到了一种将储存精液视为私有财产的累计增值的占有享乐之上，他们就像中国古代最保守吝啬的守财奴一样，是光凭借着每天数着自己日渐增长的财富（金子即精子，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精神分析意味的谐音）总量就能够获得一种足以维系自身主体性存在的极致的快感的。我们不难发现，戒色吧的清规戒律尽管是将那种象征层面无比淫秽的、符号染污性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式的男性性化欲望视为主体自我意志必须要克服的“邪淫”，但此种禁欲行动并不能与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相等同，因为戒色吧意识形态下的禁欲道德并不以自我本身的道德升华作为最终的实现目标，反而依然是将财富、女人、气运、性能力等父权制下男性的象征性的阳具把握为主体通过禁欲便足以获得的欲望对象，因此禁欲即纵欲，一个人在戒色吧话语里越禁欲也就意味着他想要得越多，戒色吧话语指向的仅仅只是男性性化欲望作为被压抑之物在权力维度之中的重新回返，它并没有真正穿越和超脱于男性性化阉割的意识形态幻象，自然也可以被精神分析的话语重新揭示其内容。有关于此，同戒色吧吧友禁欲主义的精神状况最具相关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当属弗洛伊德对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区分，前者快乐原则是自我最基本的快感经济学样态，即要求自我以最直接的形式在其生命的任何时刻总是追逐快乐、逃避痛苦；而后者现实原则却代表自我的欲望屈从于现实的维度，以迂回而非直接的方式进行其享乐，它总是要求自我在当下承受一定的痛苦以希求于未来获得更多但延迟性的满足，比如初中生放暑假了想打整整两个月的电脑游戏就是快乐原则的体现，而其父母认为他现在必须在两个月里不碰电脑好好学习、吃得一时苦长大之后才能享更多的福则是现实原则的代表了。起初的现实原则其实是被现实重新有序化之后的快乐原则，它是快乐原则最大的同谋，因为现实原则也只不过是想通过理性的计算性，以更为合理有序的策略真正地占有快乐原则所欲望和意淫的对象罢了，然而，任何追求快感的行动本质上都不过是某种部分行动，它总是内在了一个无法完成实现的残缺和剩余驱使着主体继续这种行动，当主体不断以现实为名将享乐延后之时，那个不断累积的剩余也会使得主体将对快乐原则的延迟本身当成自己欲望的目标。一个经典的公益广告已经说明了这点——高中苦读的小女孩认为自己上了大学就享福了，她上了大学又觉得有了稳定的工作才能享福，有了工作以后才发现拥有幸福的家庭才能享福，生了孩子又给孩子说儿子啊等你结婚生子稳定下来我就享福了，在广告的最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向迟暮之年的老太太走去，她说奶奶，等我长大了就让你享福哦，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实这个奶奶并不以享福为其欲望的目标，而是将追求享福的过程本身内化为自己爱欲的对象，也正因为真正的享福已经被她彻底划杠和切断，永远无法降临于她的日常生活，这种享福才能是被想象为纯粹美好的，她也才能够不断组织起一个主体去永恒地追求享福的到来，用以维系自己的精神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直面戒色吧话语的第一个悖论，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点，戒色吧主体居然认为那种彻底的禁欲可以增加男性阴茎的大小和持久度，但对他们来说阴茎作为享乐的器官已经被永远地禁止使用了，那么男性性能力的增强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戒色吧主体理想的性对象是一个最传统保守的贞洁烈女，她没有任何对于邪淫的性化欲望的要求，那么作为戒色吧话语中禁欲最直接好处的即对于短小和早泄的治疗又有什么作用呢？显然，这里的禁欲是一种纯粹的剩余享乐，它使得主体永远围绕一个想象性的完美阴茎运转而不会真正切入其中，其爱欲的对象恰恰只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快感的永恒的叠宕与延迟，正因为那根绝对完美的强大阴茎的功能已经被彻底废除，它才能够固守其想象性的强大、完整、完美与统一的幻象，主体也才能够于此被不断生产出来。上文可知，戒色吧话语将男性的性化欲望转移到了一个永远无法到来的不断延迟的未来之中，男性不止以延迟本身作为其欲望的对象，也将完美性爱与强大阴茎的幻象贮存在尚未到来的潜能里进行其享乐，以此构成了戒色吧话语的快感形式，而在具体内容的层面上，戒色吧又引入了一种将储存精液视为私有财产的累计增值的占有欲望，以对其主体失去了性冲动的空虚肉身进行二次的重塑和增补，在这里，主体是以最吝啬的古代守财奴对待金子的储蓄态度对待其睾丸内的精子的。我这里想讲两个关于古代守财奴的笑话，第一个是说一名地主每天都能赚很多很多钱，但是他却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因为他将每天赚到的所有碎金子都藏在自己床底下的地窖里，并通过没日没夜的数钱和计算获得满足，这天一名飞天侠盗听闻了此事，便施展轻功盗走了所有的金子，将它们分给穷苦百姓，并以碎石子填满了老爷的地窖，这老爷回家一看自然嚎啕大哭，大盗便在门外感叹到，既然你一辈子都永远不打算使用这些碎金子，那么又何必哭得如此伤心，对你来说，它们和碎石子除了颜色不同又有什么区别呢？显然，这名地主的无穷累计中止和废除了金子的最基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使用功能，但在根本上，金子的使用功能又无法被彻底废止，一些跟碎金块形状类似的碎石块的数量再多也无法牵动老爷的力比多投注，因为老财主的金子和戒色吧的精子一样都是一种纯粹的享乐的剩余，其使用价值仍然在潜能之维为主体的作为生存的意义本身的爱欲提供担保和支撑，因此我们可以说，不被老爷使用的金子才能占据了那个最空洞的以纯粹的贪婪吞噬符号价值的位置，不被戒色吧吧友使用的阴茎才是一根最巨大的最持久的最具男性性化欲望的最淫荡的阴茎，同时反过来说，在这个故事里不是地主在每天赚取金钱，而是金钱反过来在赚取地主的每一天，不是老爷在每一天里剥削和得到金子，而是对金子的储蓄在一天又一天地重复性地累计和数钱的过程里反过来一天天夺走和占有了老爷的生存与生命，戒色吧的禁欲天数累计帖和老爷的黄金计算所朝向的正是人本身内在性的彻底地死亡。另一个关于地主的笑话讲的是即将老死的守财奴在弥留之际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问我死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的尸体，大儿子说爹你都苦了一辈子了我们必须给你风光大葬，守财奴大怒，大骂长子败家，二儿子说我随便挖个抗给你埋了就行，守财奴还是不满意，这时三儿子开口了，他说等爹你死了之后我就把你的尸体卖到肉铺去让人家做成吃食，给咱家再添一比收入，守财奴大喜，连声称赞，之后便很安详地走了。借由某种不经由任何辩证与反思过程就能够达到的纯纯的独断论，戒色吧话语以福报、功德和气运等另类资本与精液相连接，并将“禁止射精—储存精液”的过程等同于某种特殊的资本营收被主体所纳入，福报、功德与气运作为幼儿式的口腔驱力渴望最直接的表达，令主体将自身每一天的“禁欲行动—欲望行动”把握为任何一天对权力符号那无穷无尽的吞噬和占有欲望，在“禁止射精—禁止舍金”的守财奴式的隐喻里，肉身根本上沦为了一个被某种另类资本主义话语统摄和主宰的其全部私有财产的一个组织部分，主体也在将肉身的意义削减至于无可削减的境地之后终于完成了一种最反动的对于其自身生命与生存全部价值的计算性。福柯在他的《性经验史》中提到，现代性的性话语具有三重特征——儿童性经验的教育化，女性性形象的歇斯底里化，非正常性经验的精神病病理化，它们都将自身建立在性话语借作为权力中心的成年男性之口的坦白对主体性经验的重新塑造之上。而那有待于被现代性所解放的前现代的性经验，如具有儒家色彩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中性根本上是公共空间里被禁忌、被压抑与被赋魅的神秘之物，男人们则在酒桌上的私人空间里通过僭越和亵渎公共道德的性禁忌以塑造一个小型的“自己人”的权力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色吧打破了传统前现代性压抑式的“公共—私人”的二元对立，和现代性的性经验一样，戒色吧也在不断生成着某种面向公共空间完全敞开的性话语。但如果说现代性解放的基底在于男性对于“性”的坦白，那么戒色吧话语的基底则是男性对于“罪”的坦白，它是一种迥异于福柯“性压抑—性解放”路径的另类的甚至可以说是颠倒的有关主体性经验的解释学，具有一种使得公共空间从闭口不谈默不作声的性压抑变成对性人人喊打的性原罪话语的大泛滥的潜能，这里，戒色吧话语迫使主体通过话语层级的某种另类的露阴癖（露出一根被废止和被阉割之后的根本上是“无”的阴茎）来满足自己另类的性欲，并试图在无穷无尽的对性的罪与罚的暴露和坦白之中得到救赎。在此，女性话语被彻底挤压出任何可能寄居的主体性维度，她既不是被压抑的离场，也不是性欲的对象，而是某种原初罪孽与邪恶诱惑的象征，如果说符号式的爱情本身就内含了一种将对方异质性纳入自身同一性的潜在道理，那么男性令自己的肉身在根本上沦为了一个被某种另类资本主义话语统摄和主宰的其全部私有财产的一个组织部分，也意味着他们将对女性做出同样的暴行——女性必须禁欲，直到她的肉体和灵魂都被忠贞所注满，她才能成为一个戒色吧话语所裁定的具有功德、福报和气运的理想的爱欲的对象，换言之，戒色吧话语中的所谓爱情已经与其整个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中另类资本主义异化人、物化人的秩序以最为紧密的结构联系在一起，并要求所有人都跟古代最吝啬的守财奴一般，任由那种对“金子—精子”的最贪婪也最倒错的纯粹储蓄欲望在一天又一天地重复性地累计和数钱的过程里反过来一天天夺走和占有了所有男人和女人全部的生存和生命。

语言玷污了肉体形成了心，权力玷污了语言又将心粉碎

而这种缺失对男人来说又总是永恒的，他们和阴茎之间具有根本上不可调和的断裂和不兼容状态，因为“男人”这个身份正是通过将生理特性以父之名阉割并隔离体外，才能在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一套虚拟的表象集合——

从意识形态来说，马宝国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臆想出一个“我们”来寻找“敌人”，再臆想出一个“敌人”来凝聚“我们”），这是一种非常荒谬，混乱和愚昧的思维构式，它总是包含着这样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

生我所不欲也，死亦我所不欲也，二者不可失兼，舍哪个都无所谓也。

文本：阿月图片：王秀解构，就是把主人能指从符号界打入想象界。符号界在思想之外，它的权力和符码排列无意识地渗透／规制着我们的思维活动，而想象界却在思想之内，它就是思想的认知／运动过程本身。日常语境下，符号界里的主人能指们在无形中支配着常人的一切言语与反思，而解构主义的具体斗争过程，则是于文化空间中制造／散播异于常人的能指链流动，即解码流，这种流动具有指向性，它从想象界出发，将常人语境下占据支配地位的不可见的无形权力他者，重新拉入可见的在场语境进行认知运动。认知运动将无形的主人能指拉入可见视域，本身就瓦解了其不可见阶段不证自明的至高合法性，解码流通常又总是批判性的，进一步指出其荒谬的实质。举例，保罗福塞尔的《格调》将人分成三六九等，并为社会各阶层编织一种精神形式上的普遍性，以罗列他们的文化，品味，认知中的上流幻象，人生追求乃至主干思维，而对于对社会权力等级制不屑一顾的逃逸者，他则创造了一个词“异类”来以确定性的身份重新编码和凝视他们的普遍性，就好像所有没有权力的人都应该在文化品味和人生追求上接受他的奚落和嘲笑那样。应该如何解构保罗福塞尔——一.通过某项社会调研抽象出生活事例，指出他对某个特定类型的人群的消费观念和文化品味的理解压根就是错的。二.从二十世纪美国哲学在后现代哲学史上几乎毫无建树开始谈起（当然他们是建树可能在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不过我也说不准，我是后现代主义者，我不靠哲学史思考问题），指出美国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要不就满口胡言乱语要不就纯粹科普只能当个学术民工的事实，再进一步谈到即使在这群人里保罗福塞尔的哲学水准也足以堪称平庸以至于学术地位极度边缘化，并借此动摇保罗福塞尔本人话语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三.鲍德里亚式的批判，使用象征交换，刻奇与符码秩序加上一点精神分析，攻击角色扮演与社会身份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四.拉康式批判，钱在符号界是一张钱，想象界却可能只是一张纸，由此指出金钱秩序背后主人附加的权力价值符号不经由想象就是一个屁的事实，攻击权力等级制本身的合法性存在。当然，答案是开放的，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批判方法，解构也是开放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判断，以理解这四种方法是不是解构，不过对我来说，这四种其实都是解构。实际上，《格调》绝不单单意味着这些它书中全部的内容，它更是保罗福塞尔为自己打造的一具虚荣的肉身，在对不计其数的生活里几乎一切他者冷酷无情的书写之中，保罗福塞尔把自己抽离出他所描绘的压迫性的社会现实，进入上帝视角的虚无的形而上，实则是把自己的思维同大他者（他自己想象的大他者）的思维等同，由此进入知识分子的特殊享乐。然而，这具虚荣肉身其实也并不重要，因为现代，作者已死，《格调》的本质不在书的内容，亦不在保罗福塞尔的自媚，而在于——它到底散播了什么，它向人们说明了什么，它在公共空间制造了怎样的流动，它在文化领域生成了何等的建筑物。而这一切又要追溯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层次——《格调》默认了什么，那些保罗福塞尔视而不见的东西是什么。这本书的真实就在于，它产生了这样的影响——那些主人能指（指保罗福塞尔默认的权力等级秩序），将借助保罗福塞尔叙述他人时精密的小结构，借助保罗福塞尔的默认和视而不见，让自己变成集体无意识界层里更深的更不可见的更不容置疑的权威。因此，《格调》的本质正是处于书本之外并支配着这本书书写内容的隐晦的意识形态，正是保罗福塞尔散播向公共空间的无形的主人能指的编码之流。现在，它遭到了渴望自由的动态无意识的自发性反抗，我们的文化环境已经变成战场，代表建构的正是保罗福塞尔的编码之流《格调》，然而解构一方堪称解码之流的却只有两支——上文中第一种反抗方式其实无非普通的辩论，它还尚未触及其本质性的意识形态，而仅仅只停留在《格调》具体内容的泥潭里打滚；第二种反抗方式同样称不上解码，它只是视角主义，它转换了视角，通过提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叙事，把保罗福塞尔包容进去，实则是将保罗福塞尔从大他者的位置拉到人间，再借助新的权威系统打击他本人，它仍然默认了新的等级制。然而，解构主义却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纯粹解码流”的要求，解构主义可不是列宁的先锋队（参见上图），它并不将自己悬临／异质于斗争之外，傲慢地对斗争进行指导，要求我们的斗争模式都应向第三和第四种对《格调》批判看齐；恰恰相反，正是斗争本身包容性地开放了解构主义的内涵，一些斗争或许没有直接地与解码流向连接，但它培育了我们富有激进性、叛逆性和反抗性的精神品格，让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动态无意识，让我们在斗争（比如女拳，非理性和理性的重拳出击都值得肯定）之中变得愈发自信，强大，抵触规训，斗争也才会在这种自发性中变得更加激烈和深刻，解码流才得以在这样的斗争之中创造性地呈现出来。在它的反面，身份意味着预设一套符号秩序的先行在场，我们的自我和外界的能指链条相遇，每每这个时候，身份就跳出来，责令我们以它的法对此作出回应，故解构主义者不是身份，而是某种反身份。因此，一个稳定的人是无法成为解构主义者的，无论他掌握了多么深邃的后现代知识，都无法拥有“解构主义者”这个长期的符号界身份（解构主义者也不会使用权力的知识型让自己显得高尚）。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应该以拉康／福柯／鲍德里亚／阿甘本的话语去规制所有的斗争形式，那此处存在的实质正是典型的先锋队式意识形态，这种东西的荒谬就在于，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和社会发生关系就会被迅速社会化，并失去其先锋性。进步思想的内核蔓延出无数能指链，生成一个新的文化符码区间，在稳定的静态默认之中，新的权威，主人能指和隐晦权力／等级秩序又将重建并统治这片国土，它们让进步思想不再直接与真正的进步的斗争本身相连接（先锋队模式最大的矛盾就是落后的先锋队与进步群众之间的矛盾）。自然的，解构主义者不是新的权力空间所承认的身份，它不在这些符号界里，而是在永远处于动态的反符号斗争里，在斗争里，这个身份生成了此刻的我们。反观今天的编码流，大量的不证自明的默认，让微小的私人事件只能在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历史学范畴的巨大有机层内部呈现，大写地，普遍地铺满主体视域内一切他者的私人生活。知识型的还原式性将所有生命书写为同质化的现代性话语，人的实际存在实质沦为了大写历史本质的某种样式的以小见大式微观展开，癔症大他者将万物囊括进去，以此进行对相同之物的整体化的把握。在知乎，微博，微信公众号乃至整个公共空间里流窜的所有的这些知识型叙事，都让人的本质问题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的发展，历史的潮流，国族身份区划的集体的走向，成为这一切应然且实然（视域中的实然）的图像的再现。人成为过去历史和现代性话语的产物，从当下的世界国族帝国主义秩序回溯到知识型编码的历史与未来之中，以癔想的大他者视角癔想出该国族的历史投影与未来投射连续性和整体性，无处不在的编码流摧毁了人的现在，以过去的映像重构了完全拒绝开放性可能的未来的躯壳。而它又能具有什么反面呢？这些知识霸占了美，它的对立者依然是同样美的整体化的现代性知识，它真正异质性的反面却是现实生活本身——现代知识型真正的反面又要怎样用封闭的理论所描述呢？“所有人爱是什么是什么，所有人爱干什么干什么”又怎么可能满足现代性封闭知识型的审美条件呢？在我们视域里所铺满的这一切现代性的话语，都已经沦为资本主义的文化美学转型与人格能量再生产工厂，而这里就是我们所存在之处，斗争自然就成了能动主体向当下的一切的存在与非存在发起的斗争——如果从语义学上讲杠精是“为反对而反对的人”，那么当一个人真正拥有杠精这一符号身份（杠精本来不是一个符号界身份，而是被反叛性冲击的主体间性强加的侮辱性能指，真正选择这一身份也就意味着主体成为符号界的弃儿，在现代文化之中彻底坠毁），面对任何无形主人和隐晦权力秩序都能在斗争中生成杠精的姿态，那么他唯一可能的行动便只剩下了——反抗一切。再没有现代性所笼罩的过去和未来了，杠精作为一种消解了现代性默认的解辖域动态的战争机器，他们只能从具有向一切斗争的潜能的斗争中成为杠精，实则是从碎片进入碎片，由此完全拒斥了符号秩序所圈定的身份认同的整体化的过去和未来。在主体层面，解构主义斗争的对象就是个人历史与大写历史作为虚荣延伸出来的实在肉身，而杠精以态度分裂的姿势逃逸出符号界对主体精神存在的连续性把握，也就逃逸出了符码秩序对主体快感模式的刻奇化宰制，因此杠精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感性的，它不是进步的思想，而是进步思想得以生成的土壤，是让主体直接与激进性，叛逆性，乃至流变的动态无意识相连，是直接地反对在场者默认的一切，让我作为不在场的无声的个体面孔开始说话，反对一切强加于我的编码之流，正是施蒂纳唯一者和尼采超人哲学的主观唯意志论的现实体现。理论总是封闭的，生活才是敞开的，全世界所有的杠精，斗争起来！

而这个遵从下贱性的女人是无法参照简单抽象的二元对立的。她是一个复杂体。她不是那些对立。她的产生不是靠二元对立区别出来的。她是在一种复杂的指向低贱的逻辑下完美地避开所有“高贵”的选项而产生出来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