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深圳市，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前身是广东省宝安县。宝安县的县城原在南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民国后期，位于今天罗湖区东门的深圳镇的经济发展已超越南头，并且更靠近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香港，因此，解放后的1953年，宝安县的县城便从南头迁到了经济更为发达的深圳镇，县委驻深圳镇蔡屋围。1979年，宝安县建市。由于当时的宝安县的县城深圳镇的名气大大高于宝安县，因此，中央决定以深圳一名作为新成立的市名——深圳市。深圳市一名得自于深圳镇。而深圳镇一名，则是得名于300多年前清初建立的“深圳墟”。深圳墟，原位于现今深圳市罗湖区东门步行街内，其主轴，是今天的解放路。而深圳墟之名，则因附近有地名“深圳”而来。那么最初的“深圳”，具体指何处？有人认为，深圳的圳字在当地方言（无论粤语莞宝方言还是客家话）里，均指田边小水沟，因此推定是指墟旁的某田边水沟。如果是，那指的是哪条水沟？如果不是，那又是指哪里？下面，将从县志、地图、方言三个方面一同来考证：深圳在何处？一．从县志资料考证翻阅康熙《新安县志》（简称《康志》）与嘉庆《新安县志》（简称《嘉志》），载有“深圳”一名的地方不多。一是《康志》的《卷之三·墟市》篇里载有“深圳墟”和《卷之三·梁》篇里载有“惠民桥”。另一是《嘉志》的《卷之二·墟市》篇里载有“深圳墟”和《卷之七·津梁》篇里载有“惠民桥”。《康志》和《嘉志》的《墟市》篇里载有的“深圳墟”都是仅仅“深圳墟”三字，没有为考证“深圳”位于何处提供有用信息。↑【图1】《康志》和《嘉志》的《墟市》篇里载有的“深圳墟”都是仅仅“深圳墟”三字（红框），没有为考证“深圳”位于何处提供有用信息。而幸运的是，《康志》的《津梁》篇里载有的“惠民桥”为解开“深圳”在何处作出了答案。《康志》的《津梁》篇里的“惠民桥”的注解是这样的：“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行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图2】《嘉志》、《康志》里所载的“惠民桥”（红框）：“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行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巡检廖膺宠建造，石桥名曰’惠民’”（右红框）。意思是说：惠民桥在“深圳”那里，“深圳”这条河，河沟深浚（浚的字意亦指深、高），凡遇暴雨，河水便涨上来，两岸往来艰难。有不知河水深浅的，便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官富巡检司的巡检廖膺宠建造了此石桥，取名’惠民’桥。好，既然知道惠民桥是横跨“深圳”的石桥，那惠民桥下的河就是要找的“深圳”了。惠民桥在哪里？老深圳人都知道，就是现时罗湖区的“人民桥”。人民桥原称惠民桥，解放后，改称人民桥。那么，答案已经不言而喻：现时人民桥下横跨的那条河——布吉河，其实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条河——“深圳”了。↑【图3】2021年电子地图。图中红框处为人民桥（红框），布吉河（蓝框中有布吉河字样）则由北往南流经人民桥，最后汇入深港边界的界河（今却称之为深圳河）。↑【图4】2021年电子地图。图中红框处为人民桥（红框），成为解放路的路桥。布吉河由北往南从人民桥下穿过，最后汇入深港边界的界河（今却称之为深圳河）。二．从地图资料考证翻看1945年《香港及新界地图》（简称1945年地图），会发现深圳墟之西北侧，确实有一河流流经此处，而现时“人民桥”的位置，即那条横跨“深圳”的惠民桥，正是蔡屋围进入深圳墟的主道的必经之路，而这条路，就成了现时解放路的西段，而深圳墟内的主轴、主道，就是现时位于东门步行街内的解放路东段，它们连成一线。↑【图5】1945年地图。图中红框处为惠民桥（红框），蓝色线条为流经深圳墟西北侧的布吉河，黄色荧光线条乃蔡屋围至深圳墟主道的道路，该路段即今解放路。布吉河由北往南从惠民桥下穿过。惠民桥下的“深圳”（布吉河）发源于布吉，一直南流，流经草莆、水贝、笋岗、深圳墟、蔡屋围，然后汇入“滘水”——现时深港边界的那条河（这条深港边界的河，原称滘水，现时却叫作“深圳河”，不是本文所要找的深圳）。↑【图6】1945年地图的深圳墟及周边。布吉河发源出于布吉，一直南流，流经草莆、水贝、笋岗、深圳墟、蔡屋围，然后汇入“滘水”——现时深港边界的界河（现时却叫作“深圳河”）。布吉河在解放后，多次截弯取直，从原来弯弯曲曲向南流变成了“一直”向南流。布吉河北部的草莆那一河段，有一个较出名的名字——清水河！清水河据闻初名“清浚河”，以“河水清浚”而名。清水河段再往南流，就是深圳墟的北部的河段，该段改革开放后建成洪湖水库（现建为洪湖公园）。向南经过深圳墟，再向南流，就“一直”流入深港界河——“深圳河”了。经地图资料的印证，已经清楚证实：现时布吉河，就是我们要找的那条河——“深圳”了。↑【图7】《深圳市地名志》中所载1978年前的宝安县县城地图。地图中的布吉河依然弯弯曲曲，流经深圳墟西北侧。图中红方框为人民桥，及解放路标注。红圆框为周边村落。蓝线为布吉河。↑【图8】《深圳市地名志》中所载1986年前的深圳市城区图。地图中的布吉河已经截弯取直，不再流经深圳墟（东门老街）西北侧。图中红方框为人民桥位置。深圳墟北部的布吉河（蓝框）其中一段，改革开放后建成洪湖水库（现建为洪湖公园），作为泄洪区。再向北走，草莆那一河段，有一个较出名的名字——清水河。三．从方言考证深圳墟是新安县（即今深圳市与香港特区的前身）土籍（广府）居民在深圳（布吉河）东南建立的一个墟市。周边有赤磡（蔡屋围）、湖贝、湖南围、南塘、红围、田贝等广府村落。当地广府村民所操“围头话”（注意：围头话，又称本地话，属粤语莞宝片方言，不是客家话，切勿搞错）有以下特点（以威氏拼音拼写）：韵尾—n、—ng、—m三者不分。进、浚、圳同音，读tsan、tsang或tsam。而上至东莞塘厦、南至香港、西至西乡、东至大鹏的围头话更有如下特点（除了西路的松岗、公明、沙井、福永的本地话没有此特点，深港两地绝大部分地区的本地话均有此特点）：丁、墩、登三字同音，读tang；同理，清、春、亲同音，读ts’ang。而且，因韵尾—n、—ng、—m三者不分，故而，清、春、亲三字，可读ts’an（chan）也可读ts’ang（chang）或ts’am（cham）。故而推断：（一），河沟深浚的“深浚”，在地名未有统一规范的年代，因“浚”、“圳”同音，会很容易被误作“深圳”。（二），在民国以前的多版地图中，均看到，深圳墟一名的拉丁文拼写是“SHAM

连载K系列，是考释康熙《新安县志》村名的系列，K乃取康熙的康字的拼音首字K而得。“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对清代新安县地域内的山川海岛、村里、墟市、营汛、驿站的地名考释探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若认真研究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一项大工程。对清代新安县地域地名的考释工作是极其有意义的。若我们将对地名的考释当成是读文学作品，多数会觉得枯燥无味，但若我们将对地名的考释当成是破解悬案、还原真相，必会觉得回味无穷。”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本文很长，有兴趣的要耐心看。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宝安县的前身，是新安县。在深圳，原居民村落共分为三种：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疍家村落。（一）广府村落，即其村民讲粤语莞宝方言（又称作围头话、村头话或本地话）的村落，此类广府村落的居民在改革开放前多称为“本地人”(不像现在但凡原居在深圳的村落的原居民，包括客家人、疍家人，都统统被称作“本地人”)。“本地人”一词，在解放前甚至到改革开放前，均特指广府村落原居民。直至现在，香港依旧用这种分法将香港的原居民村落分作“本地围村”与“客家围村”，就是这个缘故。广府村落居民是三类原居民中最早居住在新安县（即今深圳、香港）的居民，这也是为何广府村落原居民被称作“本地人”的由来。要分辨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除了语言的特点外，此类广府村落有一些重要标识：风俗上绝大部分以舞狮为主（有个别村落有舞广府麒麟）；天后信仰；村落以单一姓氏为主；大部分的宗族都相对较大。（二）客家村落，即其村民讲客家话的村落。此类客家村落的居民称作“客家人”。在解放前甚至到改革开放前，平等观念未普及，时亦有被“本地人”（广府人）带歧视地称作“厓佬”（因客家人自称“我”为“厓”ngai）。此类客家村落亦有一些重要标识：风俗上不舞狮，只舞麒麟；甚少村落有天后信仰；除了龙岗五镇（龙岗、横岗、坪山、坑梓、坪地五个镇的区域）的客家村落有大宗族之外，其余的客家村落常是两三个姓氏混居、宗族小的特点。因为龙岗五镇的客家村落在该龙岗五镇区域深耕多年，并非康熙复界后才迁入，故而历史较久远（但1958年之前一直属于归善县管辖而不属于新安县管辖）。而其余区域（例如石岩、观澜、布吉等地）的客家村落乃康熙复界（1669年）之后才迁入，时间较短，且由不同宗族、不同地域迁来，因此常有多姓氏合居，且宗族小的特点。（三）疍家村落，即其村民讲基围话（又称疍家话、咸水话，亦属粤语方言一种）的村落。此类疍家村落在解放前漂泊于海上，陆上无寸土，即使到了民国允许其上陆，亦在陆上无任何田地。当时被“本地人”（广府人）带歧视地称作“水流柴”，或多被称为“疍家佬”（西路一带则多读作邓家佬）、“基围佬”（而疍家人则称广府人作“围头佬”或“村头佬”）。此类疍家村落的重要标识是：不舞狮，不舞麒麟；无宗祠；村中姓氏多，少则有六七个姓氏，多则有十多个姓氏，有的甚至多达20个。因为疍家人一直漂泊于海上，加上各人不同来处，因此多姓氏、不同宗，故而无宗祠。因陆上无寸土，故而亦不可能在陆上建祠堂或庙宇。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疍家人才得以就地落户、分得田地，从此上陆定居。此类村落在民国前才初步形成（因之前不可上陆定居），且民国之前，朝廷一直不承认该类村落居民的国民身份，因此，该类村落在《康熙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康志》）、《嘉庆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嘉志》）中没有记载。直至现在，在原新安县范围内疍家村落亦不多，不超过50条自然村。这与现时广府、客家的自然村落有一两千条的数目相差太大。排除占少数的疍家村落来说。那么，在深圳，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的比例是多少？有人说，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是4:6，有人说，是5:5。有人甚至不经考究，就作出“客家村落占比100%”的谬论。要弄清楚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是多少，那就要定一个标准：到底要怎样比、比什么？比人口？比人口就得将原居民数理清楚，不理清楚无法计算。首先理一遍村落，弄清此村为广府村，彼村为客家村。然后统计各村原居民数，才可得出人口比例：多少人是广府人、多少人是客家人、各占比多少。这个是大工程。因为原居民数是一个模糊数，既不能单纯按该村户籍人口计，亦不能单纯按股分公司股民数计，所以不能真确地计算。碰到有的村是一村两民系的（既有广府人也有客家人），就更难准确计算。这个大工程，涉及太多数据且不便取得（除非官方牵头去收集），笔者先不尝试计算，虽然这种比法最科学。比占地面积？这个比法不科学，有的村人少地多，有的村人多地少；有的村城市化较迟，依旧拥有大量土地，有的村城市化较早（例如罗湖区、福田区的村），大量土地被开发成新移民的小区，其地已划出原村管辖范围。且涉及太多数据，亦不便取得。即使取得各村城市化以前原有面积数据，要对1000多条原居民村落的面积进行全面分析统计，亦难以完成，因此笔者亦不尝试计算。所以，笔者尝试用村落数来作比较。先以《嘉志》所记载村落来计算新安县内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之比，来算一算其比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探讨现时深圳范围内广府村落与客家村落数量之比。这产生两个问题：1，为什么不以现时各原居民社区来算？因为现时随着城市化，许多村落已划分成多个社区，例如按社区来算或有误差。若按现时的自然村落来算应是最好的，但目前的自然村落普查多有遗漏。2，用《嘉志》村落数量来比，是否公平？有的村人多，有的村人少。确实不够公平，特别是对于广府村落来说。因为广府村落大多是大宗族村落，而客家村落是复界后迁入，发展时间短村落人数少。在《嘉志》时（1819年），只按村落记载，不计大小不计人数。例如，以《嘉志》内福永司的新桥村（广府）与官田村（客家）来比，按当时村落数量来比，就是一比一，即一条村比一条村。而实际上当时的新桥村与官田村的人数之比达到2：1以上。如按现时沙井新桥村达三千人，而石岩官田村则一千来人来算，人口比则也是大于二比一。因此按村落数来比，确实不够公平。但是，用村落数来比较，既快捷，也作为基础可以对广府与客家民系的比例先来一个大概了解。《嘉志》记载，新安县内共有857条村。857条村分“土籍”与“客籍”。《嘉志》将所管辖的村庄分为“土籍”与“客籍”，这在广东各县志中是最特别的。为什么要分为“土籍”与“客籍”记载？因为，康熙复界之后，从江西、福建、粤东引入大量客家人来新安县开垦，而大量客家人的到来必会或多或少侵占原有居民（广府人）的权益。其中最大的权益，是科举。因涉及到科举，必须把原有居民（相当于现今本地户籍居民的概念）与新到来的居民（相当于现今外来人员的概念）分别列明：何村是土籍村，何村是客籍村。那么，“土籍”与“客籍”村落指什么？土籍，即康熙迁界（1662年）之前就存在于新安县的村落，拥有当地户籍，大部分为明代迁入新安县，有五六百年历史，少数村落从宋代（例如邓氏、文氏）、唐代甚至远至晋代（例如晋代宝安孝子黄舒的黄氏）已迁入。此类村落现时99%为广府村落（下文会解释为什么不是100%），该类居民在《嘉志》中被称为“土人”，意即本土籍村落居民、土著居民。“土人”一词，在《嘉志》出现十数次，均指当地广府居民。至今，当地广府居民的风俗与《嘉志》中记载的“土人”的风俗无异，例如正月添丁点灯、正月十九打“薄撑”补天、清明与重阳同样祭祖等【个别学者以为“土人”是指当地的少数民族，实则大错特错】。此类土籍居民，享有全部国民待遇，既可参加科举（《嘉志》中取得功名者，全为此类广府村落居民）受以官职，又可置买田产。↑【图1】嘉庆《新安县志·卷二·风俗》：正月望后四日，俗谓天穿日。土人作“馎饦”，以针线缝其上，祷于天，谓之“补天穿”。[注]：望后四日指正月十五后的四日，即正月十九。文中的“土人”，指的就是本土藉的村民，亦即广府村民。切勿误解作畲族、瑶族、苗族的“土人”。“馎饦”亦即现时深港一带广府村民的一种食品，称作“薄撑”或“薄餐”（参看图2）。馎字的右边是尃字而不是専（专）字。嘉庆《新安县志·卷三·物产》：惟番薯，土人间以之代饭。……蚝，出合澜海中及白鹤滩，土人分地种之，曰蚝田。[注]：文中的“土人”，指的就是本土藉的广府村民，其中养蚝的土人，即常说的蚝民（亦是广府村民）。合澜海即沙井海面，白鹤滩即元朗后海靠近米埔自然保护区的白鹤洲一带。↑【图2】笔者家中正月十九的祭祀仪式。与《嘉志》所载“土人作“馎饦”，以针线缝其上，祷于天……”无异。祭祀品有针线、尺、剪刀、薄撑、蒜苗。寓意用尺子量度天孔之大小，再用剪刀裁剪出薄撑，再以针线缝合，谓之“补天穿”。[图中的薄撑的卖相见笑了]客籍，即康熙复界（1669年）之后朝廷为恢复生产、填补新安县人民流失而从“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迁来新安县开垦的客家人，即从江西、福建、本省的惠州、潮州（主要揭西一带）、梅州（原称嘉应州）迁来的客家人。此类客籍村落在新安县历史最多300多年。此类村落全为客家村落。该类居民在《嘉志》中被记为“客籍”，当时是“外地户籍”。此类客籍居民，因为是“外地户籍”，只享有部分国民待遇，他们可置买田产，但不可参加科举。因为若在新安县参加科举必占用土籍居民名额，故而客籍居民参加科举需回原籍（赣、闽、惠、潮、嘉）参加。此之目的，与现时“外地考生须回原籍参加高考”相同。直至嘉庆时才允许“奉旨另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经统计，《嘉志》中取得功名的客籍者，只有两三人，而土籍的取得功名者或被授官职者有上千人。【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下：龙岗五镇的客家人（例如“大万世居”等大家族）当时不属于新安县管辖，他们在惠州府归善县是属“本地户口”，不是“外来户口”，因此他们可参加归善县科举并取得功名。因现在讨论新安县，故在此不详述龙岗五镇】↑【图3】搜狗百科中对于“客籍”的解释。↑【图4】《嘉志》序“管辖市、墟，又有土著、客籍之分。旧志亦略而不著，此县志所当重为编辑也哉”。指《康志》时，土、客之别略而不著，现在重新整理编辑（分清土著、客籍）。↑【图5】《嘉志》“学制之客籍学额”载：“按，新安自复界（1669年）以来，土广人稀，奉文招军田客民。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嘉庆七年，奉旨另设客籍学额，岁试取进文武各二名，科试取进文学二名……”。↑【图6】《嘉志》记录功名者的页面（摘录部分）。绝大部分为土籍广府村落人士。而客籍的，只有梁锦新（客籍五都二图人）与彭恩源（客籍）二人（红框），且梁、彭二人为何方人士，亦语焉不详，只说“五都二图人”，不说明是何村何里人士。此与土籍功名者的详细记载“曾XX…新桥村人…锦田人…向南村人…岭下村人…隔岸村…龙跃头人”等形成明显对比。而疍家，由于朝廷一直不承认该类居民的国民身份，因此，该类居民无国民待遇，既不能上陆置买田地（甚至连上陆定居都不允许），也不能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以下开始数据分析——————《嘉志》共记载村落857条。按地域分布：《嘉志》载村落共857条。其中，在现今深圳地区539条，占比62.89%；在现今香港地区284条，占比33.14%；在现今东莞地区33条，占比3.85%；在现今珠海地区1条，占比0.12%。而龙岗五镇区域，时属归善县管辖，不属新安县。按土籍、客籍划分：《嘉志》载村落共857条。其中，本土村落（即广府村落，下同）582条，占比67.9%；客籍村落（即客家村落，下同）275条，占比32.1%。（一）

846.龙门村所处区域：西乡-航城简述：位于现在深圳西乡[航城街道]九围社区的铁岗水库北的龙门（地名）。又称作刘民村。原姓氏不详。《康志》记作“龙眠村”。1866年《新安县全图》记作“林门村(Lam

799.山边村所处区域：西乡-西乡简述：即现在深圳西乡[西乡街道]固戍社区【村】的沙边村〖村/组〗。姓蔡。城市化后成立『沙边』公司②。亦可能是西乡[航城街道]黄田社区【村】的沙边村〖村/组〗，姓林。

705.坑尾村所处区域：松岗-松岗简述：即现在深圳松岗[松岗街道]松岗社区【村】的坑尾村〖村/组〗。姓李。民国地图又标写“冈尾”（图25）。城市化后成立『松岗坑尾』公司②。属『松联』公司①管辖。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这不是对每个村进行介绍。这是对《新安县志》里记载的村名进行释读。我将每个村名写成一个简单的词条，叙述该村名所指是现在什么村、在哪里、姓什么、族群何在（什么股份公司）。本文并不深究各村的来源、开基时间、宗族情况、文物史迹、名人、风景物产等等内容。深究的工作，留给有心人继续去探究与收集。其中，对无疑问的考释会简述而过，对未明的、易产生疑问的、或有异议的考释则摆出理据说明。”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官富司区域内的村落共495条，占全新安县村落数近6成。在官富司495条乡村之中，301条为本土籍（广府）村落，194条为客籍（客家）村落。先前的数期文章，已对该官富司的301条本土村落全部考释过。本期开始，将对官富司的194条“客籍村庄”（客家村）进行考释。官富司客籍村落有194条，占官富司全部村落的39%。官富司客籍村落按序号排列，为首的是莆隔，即有名的——布吉。锦田是官富司本土村的首位，而莆隔，则是官富司客籍村的首位。这194条客籍村落，本人将其分成三段来考释：一，以布吉开始点，序号绕着罗湖区、布吉镇、香港北区、盐田区一带的客籍村落一路排列，本人将该段命名为“莆隔段”。二，考释完该段后即转入香港大埔碗窑，然后绕着大埔、元朗八乡、屯门、荃湾、西贡坑口诸村排列。本人将该段名为“碗窑段”。三，然后，再转入布吉雪竹径，绕着布吉西片、龙华、观澜、东莞清溪诸村排列。本段名“雪竹径段”。最后，对散落、遗漏在各个角落或离岛的客籍村落捡漏。------------------莆隔段------------------↑【图1】红框中为官富司客籍村落“莆隔段”的大致范围，包括今布吉镇东、罗湖区东北、盐田区中西、香港北区打鼓岭、香港北区沙头角。莆隔段以莆隔（布吉）为开始点，绕着罗湖区、布吉镇东部、香港北区打鼓岭、香港北区沙头角、盐田区中西部一带的客籍村落一路排列。↑【图2】1866年《新安县全图》中的莆隔及周边村落位置图。包括479莆隔（图中标布隔围、布隔墟），480草莆仔（图中标草莆），481大辋，482樟树莆，488大芬（图中标大份），489新田子（图中标新田），490泥围子（图中标坭围），493木棉湾（图中标木宁湾），498企墈头，499上下坪等。------------------开始------------------479.莆隔所处区域：布吉-布吉简述：即现在深圳布吉[布吉街道]布吉社区【村】。姓曾、李、何。1866年《新安县全图》记作“布隔围”和“布隔墟(Po

473．下步村所处区域：其址不详简述：应位于现在深圳龙华一带。考释：应位于现在深圳龙华一带。其址不详，姓氏不详。一说是深圳福田[南园街道]下步庙或东莞塘厦石鼓村下低布或东莞塘厦林村下底埔。待考。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在新世代，城市化太快，我们这代人有需要停一停脚步，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留一点记录、作一些探讨、正一些误区。因为，或许有一天，已无人记得起某栋大厦、某座立交桥的位置上曾有过一条村、曾建过一排屋、曾住过一群人；又或许有一天，已无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曾经来过。”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在新世代，城市化太快，我们这代人有需要停一停脚步，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留一点记录、作一些探讨、正一些误区。因为，或许有一天，已无人记得起某栋大厦、某座立交桥的位置上曾有过一条村、曾建过一排屋、曾住过一群人；又或许有一天，已无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曾经来过。”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在新世代，城市化太快，我们这代人有需要停一停脚步，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留一点记录、作一些探讨、正一些误区。因为，或许有一天，已无人记得起某栋大厦、某座立交桥的位置上曾有过一条村、曾建过一排屋、曾住过一群人；又或许有一天，已无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曾经来过。”本文很长嘉庆时期，新安县的行政区域分为四大块：典史、县丞、官富巡检司、福永巡检司。先前，已对“典史”区域（一、二）、“县丞”区域逐个作了讲解。这回，开始讲“官富司”区域。官富司，是嘉庆时新安县最大的一个行政区域，其涵盖了整个香港，深圳的福田、罗湖、布吉、平湖、龙华、部分观澜，东莞的塘厦、清溪、凤岗，珠海的万山群岛。↑【图1】官富司区域的简易理解图（本人制图）。粉橙色为官富司管辖范围，黑线为现今各区（镇）界，红线为当时县界，虚红线为交错管辖的县界，橙字为现今区（镇）名。官富司管辖的村落：东至红岗围（今盐田区鸿安围）；东南至芋合湾（今香港西贡大湾头）；南至薄寮村（今香港南丫岛诸村）；西南至甲飒洲（今珠海桂山岛）；西至小坑（今香港屯门小坑）；西北至石凹（今龙华大浪石凹）；北至蒲草洞（今清溪铁场蒲草洞）；东北至竹山吓（今凤岗雁田竹山下）。官富司之名得名于宋代设立的官富盐场（官富场）与官富寨，官富盐场在今观塘一带（观塘原称官塘、官壋，亦得名于官富盐场）。官富寨曾迁转数地。元末在位于九龙的官富寨基础上设立巡检司，衙署遂称官富巡检司（官富司）。后来，康熙元年迁界，官富司衙署遂頽圮。复界后的1671年，巡检蒋振元在赤尾（福田区赤尾）购地重建衙署，是时起，官富司衙署在赤尾。1842年英国割让香港岛后，朝廷为抗衡南岸的维多利亚城，遂将官富司衙署再迁回九龙，建九龙砦城（即后来的九龙城寨），并更名：九龙巡检司。由于官富司管辖的村落过半数位于香港，因此，在叙述官富司的村落前，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香港村落的现状、体制等，以便读者理解（已对香港乡村体制有所了解的可直接转到正文）。香港村落与大陆村落实行不同体制，大陆的行政村的体制概况，在前文“连载1：典史一”已作过说明。下面，说说香港的行政村。香港的村落一般情况下是指新界的村落，即新界乡议局所管辖的村落。港岛、九龙虽然也有村落，但其不享有相关乡村权利，例如设立村代表（俗称村长）、申请建丁屋、可以土葬等，均不享有。新界乡议局所管辖的村落按成立时间，分原居民乡村与居民乡村。原居民乡村（以下简称原民村）是指1898年新界被英国“租借”时已存在的乡村，比如元朗邓氏锦田村、文氏新田村、廖氏上水村等。这些乡村在新界被“租借”后，港英政府为安抚新界乡民，即对所有乡村登记造册，并承认该所有乡村的乡民的一定权益，例如设立村代表、可以土葬、以及后期的的申请建丁屋制度等等。这些原民村有的历史十分悠久，例如官富司第一号的锦田，可追溯到宋代。居民乡村（即非原居民乡村，以下简称居民村）即1898年之后，因各种历史原因比如清末动乱、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等原因进入香港从事农业而聚居而成的乡村。该类乡村可以设立村代表，但无权申请建丁屋，不可以土葬。比如元朗新田的新围（分上新围、下新围），又称福兴里，于新界被“租借”后的大约是1904年立村。福兴里最初由黄氏和赵氏建立，后来于1900年代加入广东四邑（台山、新会、开平一带）之李氏、黄氏、陈氏和杨氏再扩充发展而成。他们由四邑到了元朗新田后，租用新田村的田地进行耕种，他们聚居一起，成为村落，并起名“福兴里”。这样，“福兴里”并非原民村。严格来说，他们也是新移民，与一般新移民所不同的是，他们是居住在农村的。而新界乡议局所管辖的村落按村落是否“实体”，又可分为“现有乡村”与“非现有乡村”。现有乡村（以下简称现有村）即现时依然实体存在，依然聚居，有地理辖区范围的乡村。非现有乡村（以下简称非现村）指那些因建设需要而村民已散居在各个地区，没有其实体辖区的原民村，他们依旧会选举村代表，主要功能与原民村的村代表无异。（颇类似于城市化后深圳的一些村落已散，村民已四处散居，只保留有股份公司维系的情况）。大部分的原民村是现有村，小部分是已散的非现村。而居民村则全是现有村，且必须是现有村。村代表分为原民村代表及居民村代表两类。由原民村的原居民（村民）选出的原民村代表，代表所属乡村的原居民就村内事务反映意见，以及处理与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及传统生活方式有关的事务（例如管理祖产、丁屋申请等）。原民村的村代表名额依村民人数不同而有所不同，由政府核定，大部分的村设1名，有的2名，最多的村可达5名。居民村代表则由各条现有乡村的居民(包括原居民及非原居民)选出，代表在乡村内居住的居民就该村事务反映意见。每村固定只设一名村代表。原民村与居民村、现有村与非现村之间是重叠但不重合的关系。例如上水乡，既是原民村，又是现有村，便可选出原民村代表3人（政府核定的名额）和选出居民村代表1人。（颇类似于深圳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和社区居委会主任之分）。这类乡村共有588条。又例如金竹排新村，是原民村，但不是现有村（其村在建船湾水库时已搬迁安置在金竹排新村），便可选出原民村代表1人（政府核定的名额）。但因其非现有村，故无居民村代表。这类乡村共有15条。再例如上文提到的新田郷事会的福兴里（分上新围、下新围），不是原民村，但是属现有村，其上新围、下新围便可各选出居民村代表1人（固定名额）。因其非原民村，故无原民村的村代表。这类乡村共有97条。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称“共有代表乡村”。该类乡村是原民村，也是现有村，但因村民人数少，故只能多个乡村共同选出一名村代表。例如沙田郷事会的观音山及岗贝两村，只能共同选出的一名原民村代表。香港目前大约有30多条这样的小乡村，共组成共有代表乡村15条，包含在那588条村之中。以上关于各乡村的有关叙述只是大概情况，旨在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并不具体，并不精确。香港乡村具体的的体制、选举制度等可自行搜索香港的《村代表选举条例》或其他相关资料查阅。↑【图2】香港新界原居村、现有村、共有代表乡村示意图。红边框内为原民乡村，绿边框内为现有村。重叠部分是既是原民村又是现有村，非重叠的蓝色部分是非现的原民村，非重叠的黄色部分是现有的非原民村。↑【图3】2014年10月香港政府公布的新界原居民村、现有村、共有代表乡村及墟镇一览表。↑【图4】香港新界元朗區新田乡乡事会原民村、现有村、共有代表乡村一览表。正体为原民乡村，斜体为非原民乡村，括号中数字为原民村代表名额，无标明数字的指名额为1名（斜体的非原民村为0）。图中可见，新围（一）、新围（二）为斜体，即非原民村，可设一名居民村代表，但无原民村代表。新围（一）、新围（二）即上文中的福兴里（上新围、下新围）。另外，对“分支村落”作个简述。分支村落是原民村的派生、分支的村落，其所有权益与所出自的原民村落无异。例如，1898年登记的元朗八乡地区莲花地村，后来人多，分支出一个村落叫牛径，那牛径虽然是1898年后才有，但其村民实是莲花地村民。牛径村就是莲花地的分支村落。牛径与莲花地同样成为政府认可的原民村，同样设有村代表，所有权益与所出自的原民村落无异。此情况类似于大陆的一条行政村析作两条行政村。而居民村则没有分支村落。【图5】香港新界乡议局官网公布的“分支村落名单”档案。红框中为牛径村，标注是莲花地的分支村落。以上所述的可设立村代表的原民村、现有村、共有代表村均是香港的“行政村”。行政村之上，是乡事委员会，简称“乡事会”或“乡”。但是与内地的“乡”不同，“乡事会”不是行政机构，无明确政区界线，是议事性质的机构。各乡事会下属的乡村数量不等，有的乡事会只有数个乡村，例如坪洲乡事会，只有3条村。而有的乡事会则有数十个乡村，例如大埔乡事会，则有80多个乡村。香港新界九个区共有27个乡事会，每个区内乡事会分布数量不等：元朗区：锦田、屏山乡、厦村乡、十八乡、八乡、新田乡；屯门区：屯门；荃湾区：荃湾、马湾；葵青区：青衣；离岛区：梅窝、东涌、大澳、大屿山南区、坪洲、长洲、南丫岛南段、南丫岛北段；大埔区：大埔、西贡北约；北区：上水区、粉岭区、沙头角区、打鼓岭区；沙田区：沙田；西贡区：西贡、坑口。各乡事会的主席等由下辖的村代表选举产生。27个乡事会上面是新界乡议局。乡议局由27个乡事会选举产生（具体细则、流程不做详述）。香港乡村从上到下的体制是：新界乡议局——乡事委员会——村。【图6】香港新界乡议局、乡事委员会、乡村结构图。自行理解。正文

“这不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探讨和记录。在新世代，城市化太快，我们这代人有需要停一停脚步，对这片土地的历史留一点记录、作一些探讨、正一些误区。因为，或许有一天，已无人记得起某栋大厦、某座立交桥的位置上曾有过一条村、曾建过一排屋、曾住过一群人；又或许有一天，已无人知道我们这群人曾经来过。”嘉庆时期，新安县的行政区域分为四大块：典史、县丞、官富巡检司、福永巡检司（参看新安县区划历史一、新安县区划历史二）。上一回，已对“典史”区域的村落逐个作了讲解（典史一、典史二）。这回，开始讲县丞区域。县丞管辖的区域是大鹏所城所在的区域。西部典史区域内的南头城是政治中心，而东部县丞区域内的大鹏所城，则是军事重镇。↑【图1】清末《广州府属舆图》（局部）。红框内为大鹏所及县丞。↑【图2】清《广东图说》新安县图（局部）。红框中可见大鹏所城、县丞、大鹏协营。我们根据《嘉志》记载在县丞区域里一些已确定无误、独一无二的村名、地名，例如大鹏城、水头沙、王母围、鹤薮、半天云等村名及其所在的区域，大致确定了当时县丞区域的管辖范围——大鹏半岛的葵涌（不含坝岗）、大鹏、南澳三镇及大小梅沙一带，以及香港平洲（东平洲）、惠阳县沱泞列岛等。县丞的管辖范围所到达的最远村庄：东至鹿嘴村（今南澳鹿嘴村）；东南至犬眠地（推断在今南澳东涌）；南至南社围（今南澳南社）；西南至平洲村（今香港大埔区东平洲）；西至大梅沙（今盐田大梅沙）；西北至枫树头（今葵涌枫树山）；北至大岚坑（位于今葵涌大林坑水库内）；东北至岭吓岭（位于今大鹏原岭下村位置）。↑【图3】红框为县丞管辖范围，蓝线为现今深圳市各区区界，紫界线为现今各街道界线。椭圆框内为县丞管辖范围所到达的最远村庄。〖本人制图〗

“请注意，这不是文学作品，无娱乐性与艺术性。这只是一种探讨与记录。”上回（《新安县明末清初区划划分》）讲到，明万历年间，新安县从东莞析出，东莞县的七都至十三都共七个都析出而成为新安县。析出后，七都至十三都重新排序，相应改称新安县的一都至七都。这七个都亦即后来康熙时期新安县的七个都。↑【图1】明万历年间，新安县从东莞析出，原东莞20个都析出7个，成为新安县。康熙年间新安县共三乡七都：恩德乡辖一都、二都、三都、五都（原东莞九都、十都、十一都、十二都），延福乡辖四都（原东莞十三都），归城乡辖六都、七都（原东莞八都、七都）

“注意，本文不是文学作品，因此，无艺术性，亦无娱乐性。本文只是一种探讨与记录。”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回文章《连载1：村名逐个考释之一》对典史区域（大约今南山区及西乡南）的1至19号村落进行了考释。现在，我们将继续对20号的西乡至73号的井坑埔54个村名进行考释。↑【图1】本期将由20号西乡开始考释还是老规矩，我们对各村名进行叙述（词条释意），只作简述。即只叙述该村名所指是现在何村、在何处、何姓氏、族群何在（什么股份公司），不深究各村的来源、开基时间、宗族情况、文物史迹、名人等等。深究的内容，留给有心人继续去探究与收集。对无疑问的考释则简述，对易产生疑问的考释则摆出理据。（犹如在一千多个地点上作一个浅层挖掘，并将每个地点在挖掘后，在上面插上标记“此处有铜矿”“此处有铁矿”“此处有金矿”……但具体某处“铜矿”有多少，有多深，有多纯，则留待有心人继续去探究与收集）

“本人打算用大约二三十篇文章（连载）对《嘉志》的近千个村、里、墟市，逐个考释”。连载1：村名逐个考释之《典史》一之前的公众号文章《清广东省新安县地名考释》（考释一）、（考释二①）、（考释二②）、（考释二③）、（考释二④）已对考释新安县地名（村名）的各种方法已作了详细的讲解。现在，我们将开始对清代新安县的村名进行逐个考释、简介。在开始释读之前，我们先对下来的考释的用词例如生产大队、生产队、行政村、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词汇作个说明，以便读者理解。（已对此了解的读者可忽略，直接跳至本文的“叙述说明”或“开始”）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村有两种概念：自然村与行政村。自然村是指中国农村地区的自然聚落。南方丘陵水网地区的自然村通常比较小，人口由数十人至数千人不等，但一般以数百人的居多。行政村（深圳城市化后则改称“社区”）是中国内地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农村基层行政单元，设有党支部（社区党委）和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下辖有若干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在香港地区，行政村则指香港政府认可的可设立村代表（俗称村长）的原居民乡村（1898年之前已存在）或居民乡村（1898年后建立的）。在这里需要用些文笔说说行政村的来龙去脉，以便理解（特别是80后、90后未经历人民公社时期的年轻人）。深圳的行政村的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土改后组建的“生产大队”（在成立大队之前曾经有小乡、联乡、初级社、高级社等各种编制，在此省略不述）。为了便于管理，生产大队一般二千人上下。因此，各地在组建生产大队时，会按自然、历史、地理、宗族、人口数量等因素，以不同形式组建：第一种，生产大队与自然村重叠。这类自然村人口近二三千，直接组建成一个生产大队。例如，罗田村，直接组成“罗田大队”。本人称之为“罗田模式”。第二种，生产大队由几个自然村甚至几十个自然村组成。这类自然村人口少，数十人、数百人的，因此要由数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例如，松岗中部的四个自然村组成“松岗大队”。这种模式，本人称之为“松岗模式”。这种方式在深圳最常见，因为深圳的自然村一般以数百人的居多。第三种，一个自然村分拆成数个生产大队的。这类自然村人口十分多，往往四五千甚至更多，因此一个自然村就要分拆组成数个生产大队。例如，沙井村，在组建生产大队时，分拆成八个生产大队。这种模式，本人称之为“沙井模式”。第四种，介乎于第二与第三种之间。一个自然村人口多（三四千）需分拆，而周边又有人数少（二三百）的自然村。因此大自然村就分拆，并将周边自然村纳入，组成数个生产大队。例如，松岗莆尾村，分拆成东坊（东方）、西坊（红星）两个生产大队，同时，将周边的自然村分别并入该两个生产大队。这种模式，本人称之为“东方模式”。第五种，其他形式，略。↑【图1】四种大队的组建模式示意图。黑色框表示自然村范围，红色框表示行政村范围。图中各自然村位置、方位并不按实际位置标示，只作表述。在生产队大队之下，要划分数个“生产队”，亦有不同划分形式。↑【图2】四种生产队的划分的模式示意图。黑色框表示自然村范围，红色框表示行政村及生产队范围。图中各自然村位置、方位并不按实际位置标示，只作表述。改革开放后，深圳的各大队改作行政村（原关外的大队未改行政村之前，曾有段时期改称“乡”，在此省略不述），生产队则改作村民小组。同时，由于改制，许多原先的自然村（生产队）亦“独立”（析出）成为了行政村。这就是行政村的前身。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称经济合作社，行政村的是一级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的是二级经济合作社。城市化后，行政村改作社区，村民小组改作居民小组。原行政村和原村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改称股份合作公司（或实业股份公司），原行政村的是一级股份公司，原村民小组的是二级股份公司。↑【图3】9种形式的生产队的转变沿革示意图。不作详述，自行理解。————叙述说明————在本文中，在对各村的叙述中：村名称、社区名称后带【村】：指其原为行政村。村名、社区名称后带〖村〗：指其原为自然村。村名、社区名称后带〖组〗：指行政村依生产管理需要而划分的村民小组，旧称“生产队”，城市化的改称“居民小组”。村名、社区名称后带〖村/组〗：既是自然村又是村民小组。『

↑【图3】《康东莞志》之《坊都》对康熙时东莞各都管辖乡村均作了记载。例如图中的第七都：缺口镇、官涌、壆头、壆尾、沙角、大宁……等等均位于现时东莞虎门镇内，因此可推定康熙时期东莞第七都在虎门一带。

上回说了村名的用字的对应、变换等规律及用法，这次我们来说说如何用地形考释村落位置。第五，村名结合地形判断。

上回说了，“集群对应（位置序列）”“土、客对应”“排除合成”“从股份公司名称及地名查找”四种分析方法考释古地名、古村名。今次，我们讲述第五种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最具体的方法，即村名的用字变换。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上回说到，如果将《嘉志》记载的村落比作祖宗，现今的村落比作子孙，这就等于是要为《嘉志》中的村落（老祖宗）找出他的子孙，同时亦为现今的村落（子孙）找出他的祖宗。摆在面前的是一班老祖宗及一班子孙，如何将他们一一对应？在看以下文章时，请手拿先前公众号文章《清广东省新安县地名考释（一）前言》的村落列表，边看文边参考。第四，村名的对应（村的对应）。之前已说过，对各村进行地域上的排除与纳入，以及时间上的排除与纳入后，就要对具体的每个村落进行一一比对，就是——村的对应。如果将村名比作一个人的样貌，同名的村就如两个人相同样貌的人。但我们不能凭某两人样貌相似就认定他俩绝对是祖孙关系，不能“以貌认父”，要仔细分析。那么，如何分析呢？（一）

该文原载于《清里的深港村落》一书中，原文标题为《对嘉庆所载的857条村落的注释》，为简洁版。现为详尽版。

涌240定角村241澳尾村242洞子村243瀝源村244東西涌245螺杯澳246石壁村247梅窝村六都248大步頭249龍跃頭250逕口村251下坑村252樟木頭253牛蜞龍254新

新安八景，是清代新安县（包含现深圳、香港）的八处美景，最早见于《康熙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康志》）。其中的“鳌洋甘瀑”，是目前为止，具体地点尚不可考的一景。鳌洋甘瀑是海中的淡水瀑布。瀑布、泉水，对于居住在陆上的人来说，司空见惯。但瀑布、泉水等这种淡水资源对于古代航海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能让航海者在海上补给淡水。因此，海岛中的瀑布、泉水显得弥足珍贵，故于各类史志中，常将之美称为：“甘瀑”或“甘泉”。鳌洋甘瀑具体在哪里，现有流行是两种说法。一，有人考证其位于今天香港岛西南薄凫林一带的瀑布湾。早年船只驶经此处，远望飞瀑从天而降，因名“甘瀑”。该处现建有瀑布湾公园。持此观点的人，认为鳌洋甘瀑的“鳌洋”即“独鳌洋”。而《嘉庆新安县志》（以下简称《嘉志》）载“独鳌洋在城南二百里，左为佛堂门，右为急水门。”在佛堂门与急水门（现称汲水门）之间的，是现在香港岛无疑，故而考证为现在香港岛之内，再在香港岛内找到了瀑布湾【图1】。↑【图1】瀑布湾、粮船湾位置图

参山，又名参里山。史载晋代宝安县（现深圳、香港、东莞一带）邑人黄舒以孝著称，乡人谓之当世之曾参（孔子七十二贤徒之一），故黄舒之居曰参里，居旁之山曰参山，又称参里山。参山上古木参天，风景秀丽，因而“参山乔木”成为康熙《新安县志》所载的“新安八景”之一。那么，参里山在哪里？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参里山在沙井衙边村云林一带，即今沙井中学一带。认为参里山在沙井中学一带的理由很直接：1，史载云溪寺在参里山侧；2，又史载云溪井在云溪寺内；3，而云溪井现在在衙边村云林（即今沙井中学一带）。故而推断出：参里山就在现时衙边村云林一带。但是，如果笔者用同一种方式，给出几个前提：1，书载宝安县政府在蔡屋围一带；2，书载宝安县政府在南头城内；3，南头城现在在南山区南头街道。故而笔者即可推断出“蔡屋围在南头城附近，即在今南山区南头街道”。这个推断有问题吗？当然有！它忽略了一个问题：宝安县政府是经历过搬迁的！宝安县政府1949年前在南头城，即在今南山区南头街道内，1949年后则迁到蔡屋围一带（1981年重组宝安县时再迁到新安镇那是后话了）。忽略了宝安县政府是经历过搬迁的这一点，当然推断出蔡屋围在南头城附近。因为，此县政府已非彼县政府。同理，在参里山的位置考释上，我们忽略了一点：云溪寺是经历过搬迁的。云溪寺是经历过搬迁的：云溪寺始建于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在参里山下。景祐四年（1037年）迁至归德衙署旁（即今沙井衙边村云林），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再迁回参里山。也即是说，从1037年至1143年期间的一百零七年并不在参里山而在衙边的云林，云溪寺内的云溪井是在云林时期开掘的，目前尚在云林，故而现时云溪井、云林、衙边一带并非参里山。云溪寺迁到归德衙署旁，即今沙井衙边村云林的时期，寺庙小，香火不旺，寺中和尚连果腹都困难。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蒋八姑捐田数顷资助云溪寺回迁参里山。沙井东山塘下的曾士廉（字公养，三十岁即逝）之遗孀邓县君（年轻已守寡，吃斋念佛）得知蒋八姑捐田建寺之事，亦将百亩田产捐出。于是，云溪寺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又迁回参里山。咸淳五年（1269年），云溪寺为纪念邓县君，建了一座舍田祠，并请当地的名士曾宋珍（进士，宋咸淳十五年甲戌科黄龙泽榜第三甲，邑之罗田人）为舍田祠作记。此时离云溪寺迁回参里山的南宋绍兴十三年前后已近一百二十八年了。曾宋珍有感而发，于《云溪寺舍田祠记》中写道“自绍兴至今百二十八载，而先后喜舍，仅两妇人，信乎好善之不多见也”。此事印证了云溪寺历经搬迁之实。那么，既然参里山不在云林、云溪井附近，那么，参里山到底在哪里？参里山，就是沙井壆岗社区的——深山！我们可以一项一项地来对一对：（一）．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了《新安八景》，其中“参山乔木”为八景之一，可知参山多乔木。而嘉庆《新安县志》则收录明代的祈顺的《参里山》一首：“孤山崔嵬倚参里，乡曲争传黄孝子。黄生养亲慕子舆，参里之名从此始。平生志行众所知，高名直与此山齐。山前种得松柏树，犹有慈鸟来夜啼。”从这首诗里所写可知，参山的乔木是松柏树。而深山，位于壆岗社区松山工业区与松山水库（又叫壆岗水库）之间，即在松山之中，松山原来多种松树（乔木的一种），此与“参山多乔木”相符。即物产、景致相符。【附图1】【附图1】↑（二）．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了“参山乔木”，为八景之一。八景为当时（康熙）新安县知县李可成所定。李可成亦有《参山乔木》一诗。从此事可知，直至到清代中期，参里山依然存在，且人们仍然知道参里山在哪里。而纵观整个沙井区域（沙井街道与新桥街道），东部（即新桥街道）之山均在黄埔、洪田等凤凰山余脉，不可能为参里山。西部（即沙井街道）之山均在壆岗、万丰、大王山、马安山等位于沙井街道南部村落里，北部之衙边、后亭、步涌、东塘等均一直无山可言，亦不存在在改革开放后因经济建设被铲平的情况，故参里山不在北部的衙边、后亭、东塘等地，只可能在壆岗、万丰、大王山、马安山一带。而深山，是一座山，位于壆岗社区，离南头城的步行距离（导航地图计算）26公里多，这与嘉庆《新安县志》卷之四《山水畧·山》所载“参里山在城西北五十里……”相符。即形态、方位、里数相符。【附图2】【附图2】↑（三）．深山东南800米就是大钟山（现万丰社区大钟山公园），嘉庆《新安县志》卷之四《山水畧·山》载“大钟山，在凤凰岩北……下有黄舒孝子祠。”按，孝子祠要么建在乡里（故乡）要么建在邑城。例如，假如岭下村出了闻名的孝子，则其祠要么建在岭下村，让乡民敬仰，要么建在县城，让邑人传颂。比如，不可能岭下村出了孝子而建祠在新桥村、黄田村等外村（这与巡抚王来任受全广东景仰因而全省多地均建有巡抚庙的情况不同）。因此推断，大钟山下有黄舒孝子祠，则黄舒之所居——参里及参里山必在大钟山附近。而深山，就在大钟山西北800米，亦即位于原黄舒孝子祠西北800米，此与立祠在乡里的习俗相符。【附图3】【附图3】↑（四）．深山的“深”粤音（sam）与参山的“参”（参加的参）粤音（tsam）相近。而“参”字又可发“人参”的“参”之音（sam）。若是，则“参”（sam）与“深”（sam）粤音完全同音，并且国语亦完全相同。还有，深山为何叫深山，似乎无人能说明。其名不似一般的“马鞍山”、“横岗山”、“松木山”、“乌石山”等以山形地形或物产起名，其山亦不高，只22米高，无“深”可言。而在1986年《深圳市地名志》的沙井区地图里，除了位于沙井区的东部边界处标注有3座山外，整个沙井区只标注这座“深山”，这座只得22米高的“深山”显得赫赫在目。可能就是因这座山有着特殊含义而一直都加以特别注明。【附图4】【附图4】↑综上所述，本人推断：参里山就是沙井壆岗社区的——深山。以上虽是一家之言，但本人仍希望有金石考古专家到深山走一趟，若有所发现，亦为孝子故里再添实证，亦不失为一种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