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大学的美好想象，依靠什么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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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经历了高考的学生们迎来了开学季，各个大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学生。大学教育总是这样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我们对于美好大学的想象，总是更加凸显出现在大学的不完美。如今我们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上面对的许多困惑，许多其他地方的顶尖大学也曾面对过。

这两天，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阿伯特（Andrew Abbott）在北京大学带来了一场关于“大学教育”的演讲。怎样的大学才是一所好的大学？如何去维持这样的一所好大学？阿伯特的研究与观察值得我们一读，今天书评君与大家分享的，正是阿伯特教授这场演讲的现场报道。

我们对大学的美好想象，依靠什么来维持？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罗东

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被认为不确定的变动时代。对不确定性的感受越是深刻，就越是对那些美好的事物寄托想象，而大学就是这些极少数事物中的一种。或许正是如此，像“世界是喧嚣的，大学应该是宁静的”这样的呼唤，即使在大众疯狂吐槽学者专家的今天，仍然是大家的一个罕见共识。
 
但放眼当下，我们的大学尽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归到了现代教育的轨道上，指标化的研究水平在世界竞争里的排名也在逐年提升，但通过“行政”和“课题资源”控制学术研究的深刻局面没有变，学风浮躁，还被讽刺是一个沦丧了的名利场。青年教师的生存焦虑剧增，如果不在现实前低头，就可能被边缘化。霸占学术资源的一些“学霸”型教授，演变成了呼风唤雨的学科统治者，他们培养出来的硕博士生，深谙当下的游戏规则，往往也跟着潜移默化。结果是，毕业后到其他高校教书，还可能带去了他们的风格和规则，继续影响到下一代。由此看来，或许最遗憾的，还不是学风改变的艰难事实，而是工作在大学里面的学者们自身就失去了信心，放弃了美好的想象。
 
不确定才想象，但美好的想象本身，却也正是抵抗和改变现实的动力源泉。问题或担忧于是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些美好想象，要怎样才能得到维持而不至于被磨灭？
 

真正的美好想象是深入到日常工作中的

 
管理者想象中的大学，是可以在量化的竞争指标上，同欧美的大学一争高下的。追溯到百年来对现代化的追求，“强教育”也就很自然地演变为“强国家”的目标。竞争排名上升了，就约等于教育现代化实现了，执政能力就可能得到认同。这样的想象，背后是强大的政绩压力在推动，而真正脆弱的是来自大众、学生和教师们的想象。他们不一小心就可能对大学失去了信心。

芝加哥大学

 
大众和学生想象中的大学，是一个智者大师云集的质朴“象牙塔”。他们想象出的大学教师，不求物质利益，不为五斗米折腰，经常埋首于实验室或书斋，严肃地思索着人类重大和宏大的议题。这样的想象，在电视电影的塑造中得到了强化，而这同文革期间国家打造的“臭老九”大学教师形象，已完全不一样了。
 
工作在大学校园的学者们，要寻求一个可安静治学的环境。既是希望同事关系单纯，上下级关系透明，也是在渴望一个无忧无虑基本物质生活。他们对大学的想象，于是就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了，横向上是向往风格自由和民主的欧美研究型大学，纵向上是怀念胸怀天下的民国大学。在这样一副的想象画面中，西南联大成了他们心中一个完美的标杆。

怎样在不确定中维系这些想象？

 
就在八十多年前，我们地球另一面的芝加哥大学也面临了他们的“不确定”。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不确定的，不是生存问题，也不是行政与研究或教学的复杂关系，而是学科可能遭遇的严重分化和壁垒。学科研究变得细化和机械，面对重大议题的解释力却不断下降。他们深感，能持续产生生命力的研究，一定是可以回应人类社会核心问题的。即使那时的学科分化还不太严重，但芝大的管理者和教授们，已感受到了这样的担忧，于是拿出了改变的魄力，还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影响世界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对跨学科研究的想象，变成了一种长久的观念力量，长盛不衰，始终在琐碎的学术工作中保持了强大的活力和兴奋。
 
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是我们当下，看得眼花缭乱的各种跨学科论坛吗？是学术期刊或研究中心打出的跨学科研究旗号吗？是用课题鼓励出来的不同学科学者合作撰文吗？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伯特（Andrew Abbott）

近年来致力于学科史研究的芝大社会学系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20日在北大的一场讲座，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他的答案。他以他熟悉的芝加哥学派为例，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日常的学术工作是琐碎的，是每时每刻的劳作形态，而那些真正能够深入学者心中的观念，如果要发挥它的影响和力量，也必须是根植于日常工作中的。用阿伯特的话说，学术工作，可以在时间上分成一长一短。短的就是日常的工作状态，如天天重复的阅读、讲课和研究等，长的是在学者脑海中长盛不衰的观念。这正是芝加哥学派成功的原因。
 
具体而言，芝大通过学部制度、研究大楼的设计、核心课程设置和委员会等安排，将所谓的跨学科研究理念，深入到了学者们的日常工作中，于是一切变得自然而然。
 

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因素之一：

学部和研究大楼

阿伯特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成功首先来源于学部制度（divisional form）。这是芝大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据说，这个决定来自于芝大历史上最传奇的校长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即将不同专业的师资分别并入到不同的学部，而在1929年，社会科学学部创立的同时，芝大也建起了社会科学研究楼（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囊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系和历史学系等。到今天，这些系仍在这栋楼。
 
将这些专业放在一栋楼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看来，这可能不是那么新奇。既然同属于社会科学，安排在同一栋楼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芝大的创举就在于，具体配置教师办公室的过程中，不是以院系为单位进行的，即不是整齐划一的一楼社会学，二楼历史学或三楼经济学。
 
阿伯特通过查询芝大的历史档案，整理出1930年到现在的办公室安排记录，结果这栋楼的院系是交叉分布的。没有哪一层楼有超过一半的办公室是被某一个院系的教师占据。比如说在二楼，就有五位人类学家、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社会工作教授在一起。即使是到了1959年，也只有经济学教授占据了一层的四分之三的办公室。

 芝加哥大学

这种看似寻常的安排，却给教授们带来了日常交流的便利。社会学教授对面或隔壁就是经济学教授，每天上下班或课间间隙时间，相互碰面打招呼，甚至可以串门聊起文明与社会这样的重大话题。
 
同时，茶歇室还提供了咖啡和茶点。于是在楼里工作的教授们，高声阔论，喝着红茶，也吃着发腻的甜点。所谓的跨学科，成了日常工作的一个部分，是这些教授们的日常生活。
 
这栋楼是同芝大当时最重要的图书馆Harper毗邻而建。这一举措在阿伯特看来可谓是举足轻重。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室就在这栋社会科学研究楼的三楼旁边，教师和学生不出自己院系的大楼们，通过楼内的通道就能直达图书馆读书。这对于阅读比田野更重要的上世纪中叶而言，贡献可见一斑。
 
但当时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主流模式，是将各院系图书室集中在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庞大的图书馆或图书中心，同院系截然分开。这种模式来自于哈佛大学著名的Widener图书馆。芝大则别开生面，却对学科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长远意义。
 

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因素之二：

核心课程与通识教育

芝大的第二个创举是对本科生设置的核心课，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各个院系的教师来授课，同时辅以小型的讨论班。尽管1930年以来，核心课的名字变更了数次，但基本的设置是没有变的。
 
这个核心课程里面，除了经济学系，所有的社会科学系都通常有三四名教师常年任教。1960年，本科生院不再独立安排师资后，核心课教育的意义更显重要。阿伯特本人在1990年担任了本科生的社会科学部长，核心课程仍然延续了通识教育的风格，且绝大部分都是以阅读经典著作为内容，比如阅读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佛洛依德和黑格尔等等。

《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 1929-1950》

作者: 威廉•H.麦克尼尔 

译者: 肖明波 

版本: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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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特认为，这些核心课程的安排，价值或意义不仅是帮助本科生掌握经典的研究成果，而同时也帮助了教授们自身的研究。他们为授课做的准备和具体的讲学过程，都不断地在思考那些永恒的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对于青年学者而言，就更是如此。
 
上世纪中叶，在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芝大成立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课程”（civilization course），具体包括了探讨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的确是让芝大的学术研究视野拓展到了狭义的西方之外。以McNeill、Hodgson、Inalik和何炳棣等为代表的若干学者推动芝大历史系成为一个致力于研究世界历史，而不仅是美国史的大系，核心课和文明课程，显然是推动这一跨领域研究的两个引擎。
 
不过，在阿伯特看来，从核心课教育中获得最大学术动力或收益的，或许还不是最执于核心课程教育的教授们，而是那些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加入本科生教学的年轻学者。这些未来的学者用核心课的教育拓展了自己的研究，当他们毕业到其他大学任教时，也将芝大的教育传统带了过去，传到下一代的学者当中。
 

芝加哥学派的成功因素之三：

委员会

我们可能对芝大的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不会陌生。李猛的《自然社会》在去年出版后，掀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而他本人传奇的求学经历也受到了关注，其中就包括他博士毕业于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同时顺利拿到了学位。这是大陆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人。
 
实际上，像这样的委员会（committees）在芝大本身就只授予非常少量的博士学位，而社会科学领域，有两个这样的委员会，另一个是人类发展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两者成立于上世纪30和40年代。
 
除此外，还有曾经显赫一时的“新兴国家比较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但在上世纪70年代衰落并最终消失了。
 
阿伯特在讲座中说，人类发展比较研究委员会见证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文化与人格研究学派，但遗憾的是，在没有一个像上世纪中叶的佛洛依德心理学那样强劲的心理学纲领的情况下，这个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其早期的活力。
 
于是，社会思想委员会相比之下就要重要很多。三位创始人都不满在1940年代时充斥学术工作的无视文明视野的过度专业化，但他们都是本领域第一流的学者：人类学家Redfield、经济学家Knight和经济史家Nef。

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

从跨学科的只培养研究生的委员会理事看，以社会思想委员会为例，它们培养了新的学者，能够用多种学科方法但专注于特定文本和问题的学者。在日常工作的层面，社会思想委员会总是充满着生机，在那里读书的博士生尤其如此。
 
长远地来看，委员会打破了以学科为单位的专业教育，对于拓展学者们的视野，以及抵抗学科的分化和壁垒，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能够融合多种学科方法和知识积累，回应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
 
从日常安排通往到长久观念的路上：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到此，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学派成长为影响世界的研究学派，显然离不开那些深入到日常的安排与设置。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琐碎的设计，在学者们心中维系了一种长久的观念力量。但我们的问题是，只要有了日常安排，就一定成功吗？或者换一个问题，在从日常的琐碎劳作状态，通往长久的观念力量的路上，其中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阿伯特教授在此次讲座中，开篇之时，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些因素。例如当时的芝大，是财力雄厚的美国大学，直到二战，和密西根大学是中西部仅有的两所真正的一流大学，等等。不过，他认为，产生的深刻影响的，还是这些日常的安排，以及芝大拥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杰出出版机构。
 

密西根大学

然而，那些被阿伯特教授不那么看重的因素，会不会才是更基础的条件？阿伯特生活和工作的芝大环境，和美国其他大学都具备一些基础的相同点，比如行政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或学校财政的预算方式，等等。正是如此，他是在默认共同点的基础上来比较芝大和其他美国大学的不同，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比较芝大的社会科学部和别的学部。通过这样的比较，他发现了日常安排这一奥秘。
 
当然了，的确是这些日常安排，才诞生了长盛不衰的观念力量。比如说，大楼的设计和办公室的安排，比委员会这样的设置，还更深入日常，维系能力就更强大更持久。阿伯特承认，社会思想委员会目前失去了它在成立之初的二十年的那种紧密的结构以及对芝大的学者群体的深刻影响力。尽管仍然有很多资深的一流学者坐镇，但他们只是将一部分研究时间放在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强调，在哈耶克时代结束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而这样的启示在于，包括“美好的想象”在内一切改变的力量，都必须是深入到最日常的安排中的，而那些流于形式或表明的行动，即使是看起来再光鲜，也很难开花结果。
 
但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如果不改变更根本也更基础性的局面，如果大学教育仍然受制于权力意志，“学霸”仍然还是学术统治的官僚，财政安排仍然主要通过“课题”来指挥，风气就改变不了，学者们依附于行政和课题的艰难局面就仍旧存在，即使再细致的日常安排或许也起不了作用。一个忙于利用各种各样课题获取晋升机会的社会学者，哪怕对面或隔壁就住着历史学者、经济学者，会悠然地去串门探讨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吗？美好的大学想象，不仅遥不可及，还可能被消磨殆尽。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走走。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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