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膨胀的考试制度，成了通往“新中产”的必经之路

昨天，高考（笔试）落幕，那些等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在未知和期待中陪着孩子离开了考场大门，盼望孩子能考上一个好大学，毕业后拥有一份算得上体面的工作。在镜头中，他们常常被诗意成一道关于爱与等候的风景，但这一风景并不轻盈。高考本身仍承担着一种重负：于底层而言，是改变命运向上流动；于中层而言，是防止阶层往下坠落。

现在，书评君带你回到六十年前的日本：二战后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成为了闪耀一时的新中产阶级，而考上大学、好大学，是成为或守住普通家庭中产地位的一座独木桥。考试制度由此膨胀。

日本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2005）以日本东京旧城区夕日町三丁目的一条商店街为背景，再现了1958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

日本并未设有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但各大学都有其录取考试，名校的入学竞争更是把残酷延伸到了中小学。“孩子们被剥夺了快乐，被剥夺了音乐、运动、爱好、电影、电视，无法享受阅读的愉悦……（但）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用这段话描述当年日本的，是在美国东亚研究领域叱诧风云的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傅高义，这个名字因《邓小平时代》的中译本出版，更被中国普通读者所知。他在1958年第一次到日本东京做田野研究，持续两年，在他笔下，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迁。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1930年7月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写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等著作。

傅高义据此完成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成了他早年一部奠基之作，他本人也由此踏上了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研究生涯。

在书中，傅高义把研究之地“东京市郊真间町”叫作“M町”。有白描，有剖析，夹叙夹议，在这样的叙事方式下，傅高义向读者表达了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社会，新中产阶级的面孔得以呈现。

尽管经济高速增长，新成长起来的中产规模极速扩大，但这些新中产却面临着生存的挣扎和困惑。膨胀的考试制度，是通往新中产的必经之路，而那些已获得新中产的人们，在日本本土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感到了文化迷茫，所谓的“帝国荣光”被二战证伪，国家也失去了方向感。只不过，这些新中产在六十年前更有新的变化，比如公民权利意识在对官员的态度微妙转变中成长起来，女性地位也有改变；他们挣扎于个人阶层地位爬升的同时，也希望国家能更现代、更理性。

于中国学者而言，日本是一个研究得并不够的国度，于普通人而言，日本通常只是一个宏大战争叙事下的陌生国家。现在，跟着书评君来回溯六十年前的日本，新中产有其挣扎、困惑，也有前进，改变了自身，也改变了日本。

作者  |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

考试膨胀

教育是一场苦行

没有什么单个事件—或许除婚姻之外—能够像入学考试那样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也没有什么需要如此长年的规划和艰苦的努力。由于所有的大学、高中以及部分私立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以入学考试来筛选掉大部分申请者，同时这些考试向所有人开放， 竞争非常激烈。

对 M町的居民而言，通过考试进入一个好的学校就好像让骆驼穿过针眼那么困难。事实上，为这些考试所做的准备是无穷无尽的。正常的孩子们学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日本的教育者们谈及日本教育体系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的教育系统要求孩子们为了考出好成绩，牺牲他们的快乐、牺牲学习的自主性和灵性。这些困难重重的准备过程组成了一个“过关仪式”，一个年轻人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来证明他具备成为工薪族所必需的能力和耐力。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作者：傅高义

译者：谷英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伴随日本二战后经济的腾飞，新的大企业在城市兴起。傅高义认为日本的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

年轻人之所以甘心忍受这一类的折磨，是因为他一旦成功，就能够加入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终生无忧。要入职一家这样的公司，他必须进入一所好大学，而要进入一所好大学，他必须通过入学考试；要通过大学的入学考试，他得接受好的训练，要得到这种好的训练，他又需要通过优秀高中的入学考试。因此，成功最终既不取决于智商，也不取决于学校的成绩记录。

然而， M町的居民觉得这个制度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自己成了考试制度的奴隶。他们为那些被迫过着严酷生活的孩子感到悲哀：孩子们被剥夺了快乐，被剥夺了音乐、运动、爱好、电影、电视，无法享受阅读的愉悦。例如，一个女孩说，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之前，她闲暇时间的活动只是偶尔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在百货公司逗留一小会儿。由于有考上学校之后生活会稍微轻松些的希望，这种苦行主义还不算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准备考试之所以痛苦，不仅因为一个人必须为此做出牺牲，还因为除非他通过了升学考试，否则，那种担心自己无法成功的焦虑和恐惧，自始至终都高悬在年轻人的头顶上。

毫无疑问，在这个苦行的阶段，这些学生会吸收大量的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自己的本国语言、文学和历史，还需要学习英语，并熟知欧美历史和文化。数学和科学课程的要求较之美国的学校也要高一些。

《日本新中产阶级》2013年英文新版封面（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其中的照片是傅高义在东京做调查期间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

一些家庭不愿意冒险，因此尽可能寻找其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但能够真正取代考试的道路少之又少。一个取代的方案是把孩子送进私立“自动扶梯”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在幼儿园或小学阶段就遥遥领先，只需要通过形式化的考试就直接升入著名大学。但这类私立的“自动扶梯”学校太昂贵了，同时还需要与权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M町的家庭通常不作此想。

另一个选择是直接把孩子送进一个不考虑教育背景的大机构。绝大部分学校为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留了少数名额，而选择的标准则通常由学校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来制定。这使得少数学生或因父母的校友身份，或因曾给学校以资金赞助，再或因拥有在学校事务中有特殊影响力的朋友，从而得以以特殊方式入学。但是，这类通道的竞争格外激烈。家庭的策略是得到在遴选委员会中强势人物的帮助，请他在录取时施以强有力的影响。

女性“起来”

“妻子以温婉柔顺取悦丈夫，

但不愿丈夫干涉自己”

在“传统日本”的正统观念里，妻子不仅服从夫君，而且乐此不疲。根据传统女训记载，女人快乐和自由的源头不在于维护其自身独立，而在于学习自愿地按照要求行事。她不知权利，只尽义务，改变生活的唯一方法是调整自我以符合他人期望。

日本电影《女人步上楼梯时》（1960）对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反思。

然而，当我们向 M町的居民询问有关其父母和祖父母的具体问题时，经常会听到如下内容的回答：就他们的经验而言，那些老规矩也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女性在料理家事方面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无论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女性在公开场合的确尊重丈夫，但在家里却未必如此。即使在传统的日本，丈夫也极少插手家事。如果有人监督妻子，那么这个人通常更可能是她的婆婆而非丈夫。即便一代人以前，绝对服从的“美德”与实际的行为也往往大相径庭。

尽管男性支配从来就不完美，但毫无疑问现在男性的主导地位已然下降。一如流行俗语所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现在，甚至成语“夫唱妇随”，有时也被喜爱语带双关的一些人诠释为“妇唱夫随”。还有一些人戏谑道：现如今，就算有些丈夫在人前命令妻子，回了家也会给妻子赔不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妇女政治权利的提高，日本女性在家里的权力确实增大了，但是，如同战时美国漫画所描述的阔太太们竞相唯女佣马首是瞻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格局已然被全盘改变。

现在， M町的家庭主妇的确比上一代主妇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她不必每日央求便可收到丈夫绝大部分薪水，从而掌握家中财权。得益于新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由时间。购物、社会活动以及交友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拓展了个人选择的范围。除了家事， M町的主妇没有其他义务，又常常可以免受婆婆和其他亲戚的指使，因此，主妇能够有效掌控其自身的活动领域。

但妻子若想在自己的领域里维系权力却会遇到难题。随着丈夫居家自由时间的日益增多，以及核心家庭对亲戚的逐渐疏离，夫妻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妻子越发难以独揽家庭事务的决策权。

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妻子在丈夫面前的相对地位有所提高，但吊诡的是，妻子鼓励丈夫参与家庭事务却反而限制了自己自由活动的范围。丈夫仍比妻子更有权威，但也须敏锐地感知妻子的愿望并尽量避免在家里对妻子发号施令，尽管丈夫发现这很难完全避免。同样，妻子以温婉柔顺取悦丈夫，但不愿丈夫干涉自己。

M町的主妇真正在意的，既不是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权利，也不是家庭内部的平等，而是不受丈夫干扰、操持家庭事务的权利。主要的家庭问题，诸如子女的学校教育、择偶等，通常不会引发管辖权的纠葛。在人们看来，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关注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夫妻俩在意见尚未形成时就开始讨论，直至达成合意。他们对问题的观点可能存在严重分歧，但对决策的过程并无异议。

公民意识

“面对政府官员少了拘束、

有了自信”

M町的居民对一九四五年前自己看到官僚时的卑躬屈膝充满自嘲，这表明，现在面对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少了拘束，获得了少许自信。但是，与美国的标准相比，他们在官员面前仍然是非常谦卑的，人们把与官员打交道视为一种憋屈的经历。

在他们看来，政府机构的运作部分取决于官员们即刻的心情和想法，申请者的策略是投其所好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即使心里觉得憋屈，申请者也会面带微笑，和颜悦色地回应官员们的粗鲁言辞。 M町的人觉得，除非有大人物居间搭桥，否则，为了让官员能够按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办理事务，低声下气地恳求在所难免。

他们很熟悉官僚机构的拖拉技巧，含混的回答，以及“相互推诿”的潜规则。他们觉得，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恼怒信号也意味着更长的等待以及更差的服务。绝大部分 M町的居民并不真正了解公民在面对政府时拥有怎样的权利，觉得即使是按照规定办事，惹恼了官员也是粗鲁和愚蠢的表现。

他们认为，不是权力和法律，而是地位赋予了人权利。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永远是对的，他的地位能够保证其期望得以实现。人们对这类状况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即使政府的福利援助也并不被视为一种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因某个官员的喜好而被赋予的特权。

在 M町，个人几乎从来不会当面向政府官员提出抗议，但很多居民还是偶尔会集体前往政府部门表达不满。举例来说，一些 M町的居民曾经集体抗议过这个地区的下水道系统，另一些群体则抗议过道路修建计划、工厂的噪音或是拥堵的交通。但除非经由身居高位者或是部门内部的人介绍而来，即使抗议者人多势众，其意见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重视。

致力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团体在这里并不多见。总体而言，人们认为这事情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但如果他们袖手旁观，居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能做的也就只剩大声疾呼而已。

《论美国的民主》 《独自打保龄》

作者：[法] 托克维尔；[美] 罗伯特·帕特南

译者：董果良；祝乃娟等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3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上世纪末，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帕特南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

在M町，很难想象能够出现诸如美国的公民自由联盟（Civil Liberties Union）这样有着广泛民众基础的组织，而由于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冀望出现一个富有影响的日本女性选民联盟就更加遥不可及。尽管公众对于表达意见的兴趣正在增长，但绝大部分 M町的居民并不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公众意见和公民运动能够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强烈的影响。

国家认同

希望国家变得更现代、更理性

毫无疑问地， M町的居民对国家充满依恋，虽然感情复杂，但总体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同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种族、语言和文化（这是日本长期孤立于其他国家之外的结果）。人们不乏对国家的积极情绪，但如何在国家传统中发现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则并非易事。老中产阶级在与西方接触时更多地以沙文主义和传统复兴的观念予以回应，与此相反，绝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须使自己的传统适应于当代。但国家认同的问题在于，如何在自己的传统中发现既为日本所独有，又适用于当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讨论说，应该将日本强大的精神力量与西方优越的物质财富发展相结合，解决上述难题。但对于 M町那些认为日本的传统既淳朴、迷信、非理性同时又带着很强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这个方案却远远不足以解决难题。二战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扬其国家神话，称其为千真万确的事实， 很明显，这对于受过科学训练的工薪族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 —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 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就像 M町的居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样，他们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确定究竟日本的何种特质具有价值或值得喜爱，他们热切希望得到来自外国人的评价，尽一切可能赢得后者的尊重。

二战后的东京街头。

二战失败对于日本人的骄傲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使人们失去了国家前进的目标。M町的居民承认尽管他们反对战时的军人统治，也意识到日本曾经叫嚣的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计划，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仍然毫不讳言地承认曾经共有过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跻身世界强国的梦想。现在，就像欧洲国家的公民们近来已停止梦想帝国荣光， M町的居民也必须调整自己对国家的看法，眼看它变为世界各国的角力场上的一个弱势国家。除了希望国家变得更现代、更理性， M町的居民已失去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而这一目标与帝国的荣光和战前战中的狂热的爱国主义相比，看上去已远没那么激动人心。

历史如此，其他代表国家荣光的象征亦是如此。尽管日本人仍然享受着茶道、花道、古代寺院以及传统艺术，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够比东京塔、现代的银座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地位更能够代表国家荣光了。国家荣誉感的新来源正逐渐显现—它并非来自日本传统的独特性，而是基于最为吸引人的一点：将东西方的优势相结合。不像西方国家的公民只欣赏西方文化， M町的居民认为，他们能够同时得益于东方与西方文化。

《日本新中产阶级》 

作者：傅高义 

译者：周晓虹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5月

本文为独家内容，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整合自《日本新中产阶级》（作者：傅高义）第三、五及十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整合与编辑：阿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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