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才能活下去，但生活却要求你记住真相 | 库斯图里卡和他的《地下》

撰文  |  易寒

从前有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南斯拉夫。在1992年2月，这个国家行将解体的前夕，一位电影导演决定在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举办一场电影节。

这人叫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戛纳金棕榈奖影片《地下》的导演，同时也是摇滚乐手、动物园园长、疯癫的婚礼司仪、马拉多纳死忠粉、敢跟铁托手枪决斗的男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年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电影导演、演员、音乐人。其导演的电影《爸爸出差时》和《地下》等作品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他亲历了前南斯拉夫的辉煌、梦想与迷惘，也见证了人们的狂热与觉醒，还有对未来的向往。遗忘是之所以能活下去的一个原因，这是他的观点，但“绝不会向遗忘屈服”，这是他的立场。因为在他看来，生活显然也需要真相。他的回忆录《我身在历史何处》叙述了自己的童年、家庭与昔日南斯拉夫，被认为“风格粗犷却打动人心”。其汉译本于2017年11月出版。

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逐渐成了人类的一项基本艺术。人总有些思绪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遗忘这个君王不能弱化这些思绪，不能让它们恢复理智或是变得井井有条，那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集装箱了。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

疯狂

邀约翰尼·德普一起，在故乡办电影节

在一个马上就要打仗的地方办电影节，这人的脑筋显然不太正常，于是他找来一个和他差不多疯的家伙来帮忙。他就是约翰尼·德普，人见人爱的杰克·斯派洛船长——当然，那时距离他踏上黑珍珠号的甲板还有好几年。库斯图里卡在美国拍摄《亚利桑那之梦》的时候，和作为主演的德普结下了深厚友谊。在库导看来，除了讲着肯塔基口音的英语，德普和他家乡的茨冈人简直一模一样。

约翰尼·德普在《加勒比海海盗》（2003）中杰克·斯派洛船长。他于1992年2月同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萨拉热窝见面筹划电影节（夭折）。

二月的萨拉热窝，冷空气和战争的阴霾使德普得了重感冒。尽管如此，两人还是造访了当地特色的咖啡馆，和军火贩子打交道，一边听娄·里德的专辑一边阅读诺贝尔奖作家安德里奇的小说。德普靠库导的母亲近乎巫术的偏方治好了感冒，在库导儿时住过的房子里睡了一夜。后来那座小屋在战争中被摧毁，库斯图里卡想起，德普竟然成了最后一个在那里睡过觉的人，不由得感慨万千。电影节当然没有办成，但库斯图里卡用笔记录了这位好莱坞巨星造访东欧小国的奇妙经历，和他的电影镜头一样绚烂、幽默、充满惊喜——而这只是他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精彩篇章其中的一段而已。

《我身在历史何处》

作者：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译者：苑桂冠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自传里，库斯图里卡这样开始了他的童年。我的眼前浮现起了电影《爸爸去出差》里面的场景：青灰色的铺石路上，小埃米尔背着书包蹦跳着，高音喇叭播放着富有时代气息的进行曲……

小埃米尔的父亲是信息部的高官。在库斯图里卡印象中，爸爸总是不分昼夜地高谈理想，为此没少惹妈妈生气。靠他的帮助，库斯图里卡得以早早进入电影圈——他首次触电就是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跑龙套——还能去东欧文化中心布拉格的电影学院深造。

中国人喜欢拿姜文与库斯图里卡相比，即使姜文从来没承认过自己喜欢他，但没人能否认二者之间的相似。如果说库斯图里卡的出身相当于北京的大院子弟，那他的童年玩伴，那些热衷于抽烟喝酒、踢球泡妞的茨冈野孩子，就和我们这里的京城顽主没什么区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处女作《你还记得多利·贝尔吗》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此相像——尽管地理位置相隔几千公里，却分享着相同的记忆养料，仿佛一对出生时被迫分开的孪生兄弟。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1981）剧照。六十年代，南斯拉夫某区决定用乐队丰富年轻人的生活，青年迪诺的一班同龄朋友们整日在陈旧的社区中游荡。当地的年轻人将一位女孩多莉·贝尔给迪诺看顾，父亲暗中发现了女孩，但并未声张反而给迪诺更多的零用钱。迪诺和多莉贝渐渐互相产生了好感，然而某天夜里事主突然到访，带领几个青年在迪诺面前将多莉·贝尔侮辱后带走。

对于这位作家以及两位导演，“狂欢”一词也都恰好能概括他们喧闹、奔放的风格。当时社会创造出的那个秩序失范，同时充满理想光辉的世界，就如一场巨大的狂欢节，他们可以沉浸在这种气氛中，同时又不被残酷的现实伤得太狠。这种情绪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也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热爱

在爱情与电影间，选择爱情

库斯图里卡说，他本来打算出一本常规的自传，但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我觉得这是对劲的：只是老老实实地陈述事实，不用到夸张和隐喻，那老库就不是老库了。

书中最富小说色彩的是这么一段情节：年轻的库斯图里卡在布拉格求学期间，陷入了与两个女孩的爱情纠葛中。一个是家乡的女孩，被当地小流氓称为“萨拉热窝的珍珠”；另一个是匈牙利姑娘，外表清纯却工于心计。库斯图里卡为两个姑娘两地奔波，心力憔悴，浑浑噩噩。更糟的是，第三个“情人”插了进来，搅得库导心乱如麻——费里尼的新片《阿玛柯德》。

《阿玛柯德》（Amarcord ，1973）剧照。导演费里尼曾说：“一个人所能做的记录，永远是，也只能是对他自己的记录。”该片被推崇为其个人写实手法的代表作，也被视为他最重要的自传作品之一。

库斯图里卡热爱费里尼。就算不爱，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不看这位大师的作品也算是罪过了。年轻的库导看了三遍《阿玛柯德》，不是因为他喜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因为每次电影刚开头，他就像中了邪一样睡着了。顶着同学们鄙视的目光，库斯图里卡苦苦思索其中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是爱情的魔力掩盖了费里尼的魅力。当爱情和电影同时出现在生活里时，他本能地选择了前者。最终他选择了家乡的姑娘，向她求婚成功。两人携手进入电影院，第四次观看《阿玛柯德》时，奇迹发生了，他再也没有睡着。“我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握着马娅的手，好像坐在飞机上，在这部杰作面前惊得说不出话来。”

《德里纳河上的桥》

作者: 伊沃·安德里奇 

译者: 高韧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作为一名伟大的导演，库斯图里卡热爱电影，同时他也热爱音乐，热爱足球，热爱小动物，为此甚至拥有一个动物园。他热爱建筑，用拍电影赚的钱在山上建了一座小村庄，还建了一座小城，致敬他崇拜的作家安德里奇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在这所有的热爱中，他最爱的是生活本身，永不厌倦。这样一个人，拍出一部取名叫《生命是个奇迹》的电影是件毫不奇怪的事。至于他在戛纳颁奖晚宴上自称是狄俄尼索斯之子，就更加不足为奇了。

《生命是个奇迹》（2004）剧照。1992年南斯拉夫内战前夕，工程师卢卡为修建一条旅游线路，带着妻子嘉德兰卡和儿子米罗来到波斯尼亚地区的山上安营扎寨。战争不久爆发，儿子应征入伍，妻子与情人私奔，失意的卢卡在隆隆炮火中等待着妻儿的归来。偶然机会，卢卡从士兵手中救下穆族女子撒巴哈，情感故事由此被改写。

其实库斯图里卡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酒神的。早期的库斯图里卡尚没有那么喧闹，癫狂的时候，他更像是个俄尔甫斯密仪的大祭司，而非狂欢节的首席小丑。梦幻和意识流是更适合他的标签。《你还记得多利贝尔》的主角痴迷于催眠术；《爸爸去出差》里，小男孩梦游的情节充满迷人的隐喻；《流浪者之歌》的主角有着神乎其神的超能力，新娘在空中悬浮产子等奇观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些桥段固然饶有趣味，其中还是能看出诸如费里尼等诸多前辈大师的影子。

可见，尽管此时的库斯图里卡已经是个技巧纯熟的艺匠，然而身上仍然带着一丝模仿的印记。人们热爱这些电影，是因为这是首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讲述发生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奇妙国家的故事——并且这些镜头对准的不再是英雄和领袖，而是边缘人物：郊区青年、不同政见者、吉普赛人……这种倾向到了《亚利桑那之梦》时变得尤为明显。全片正如片名所说，仿佛一个飘飘散散，难以捉摸的梦，意境美妙，但缺少现实的力度。

当《地下》出现时，我们熟悉的库斯图里卡诞生了。角色行为乖张，仿佛有十倍于常人的血肉之力。喧嚣的巴尔干朋克似乎永不止歇。这固然有库导自身求变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多是因为那场撕裂国家的战争给他带来的震动。

库斯图里卡在《地下》（1995）中通过三位人物（知识分子和投机商马高、他的朋友黑仔、他们共同的爱人娜塔莉）传奇般的人生展现了他对南斯拉夫这个民族的理解与复杂情感。 

暴力横行的年代，秩序失范，原先那些被压制为潜意识呓语的创造力被彻底释放了出来。震天的枪炮声被他化为震耳欲聋的音乐，战场上的疯狂杀戮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狂欢庆典。不管是《黑猫白猫》《给我承诺》对民间童话故事的后现代变奏，还是《生命是个奇迹》《漫漫银河路》的荒诞悲喜剧，热闹的外表下无不透着大悲悯。这时他的电影里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婚礼，越来越多的动物——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战争中见到了太多生离死别和生灵涂炭，所以才要在电影中挽回这一切。

恐惧

死亡不是该有的结局

库斯图里卡所有电影当中，《地下》被公认为是巅峰之作。人们都为其中绝妙的政治隐喻所折服。库导说自己并不热衷政治。但在巴尔干，政治早晚要找上每一个人，询问你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命令你该记住什么，又该遗忘什么。

《地下》结尾的镜头。“这个故事没有结局……”

在库斯图里卡的前半生，他是铁托庇护下长大的孩子。那时铁托成为了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男孩们夸奖一个女孩，会说她“像铁托一样漂亮”；足球场上进了个球，人们会说：“好球！像铁托一样棒！”就连小库斯图里卡都决定将他的初恋对象称作“铁托”。

铁托死后，库斯图里卡决定拍摄《爸爸去出差》，反映当时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的遭遇，依旧受到了当局的百般阻挠。在自传中，库导花大篇幅原封不动地记录了宣传部门对剧本提出的修改意见。

2011 年戛纳电影节期间，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被授予了荣誉勋章。他的《爸爸去出差》（1985）和《地下》（1995）等作品都获过戛纳金棕榈奖。

无论如何，铁托在维系南斯拉夫各民族团结的苦心众人皆知。他死后，局势犹如地质灾难般崩溃了。安德里奇说，在南斯拉夫，人们的爱很遥远，恨却在这儿。库斯图里卡这样向约翰尼·德普解释这句话——这里的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于是留给邻居的就只剩下了仇恨。库导想，这样的解释或许能让这个美国人理解安德里奇是多么伟大的作家，也能让他明白为什么有人如此恨他，以至于在他死后多年还要在想象中给他施行土耳其桩刑——用一根羽毛笔从下往上捅穿他——这是他们两人在内战前夕一份萨拉热窝杂志上看到的漫画。德普被吓得够呛，而库斯图里卡感到的是深深的悲哀。

《历史与记忆》

作者: 雅克·勒高夫 

译者: 方仁杰 倪复生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6月

雅克·勒高夫探讨人类经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曰人类创造的或曰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

库导给自传的序言取了一个题目：绝不向遗忘屈服。他说，人靠遗忘勉强活着，尤其是经历了政治和战争洗礼的人，但生活要求我们记住真相。《地下》的结尾，主人公对背叛过他的朋友说“我能原谅，但不能忘记”。在这之后，哪怕脚下的土地漂泊无依，生活的庆典依旧要永远继续下去。

我希望写一本书，整理一下有记忆游走的灰色牢笼。幸亏写作天使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讲话，我打算从这一堆记忆中抽出本不应该永远被隐藏下去的东西，就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

战争过后，库斯图里卡有一段时间远离故土。坊间盛传他与米洛舍维奇过从甚密，诸如此类的攻击令他很受伤。为了证明他对家乡的热爱，也为了逃避现实，他花大精力投入到心中的乌托邦“木头村”的建造中，后来甚至住在了里面。

在自传的最后，面对母亲“你属于谁”的追问，他想起了父亲曾经说的那句话：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那时在他少年时期，一个邻居的去世让小埃米尔初次认识了死亡。那是一个懦弱的男人，怕老婆怕到可笑的地步，最后死在酒瓶子里。对于善良的小埃米尔，即使对这样一个渣滓般的人物，死亡都不是该有的结局。是父亲这句天才的箴言消除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使他拥有了这样的信念：生活大于一切，自然也大于死亡。库导今年已64岁了，然而有理由相信他将继续像他的电影一样喧闹、欢乐下去。或许对于他，“谣言”永远不会有被证实的一天。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易寒；编辑：张不退 西西。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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