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与写作，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是怎么说的？ | 现场

3月24日下午，出版品牌理想国联合瑞士制表品牌宝珀·发起的“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在CHAO举办了启动仪式。

该文学奖的参评对象限定在45岁以下用汉语写作的青年作家。参评作品应为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间出版的作品。

文学奖策划人、作家梁文道提及举办文学奖的初衷：

绝大多数文学书写者都是默默无闻地书写，默默无闻地出书，默默无闻地消失，这才是文学的真相。因此我们想办一场嘉年华给他们，我觉得有些人需要被看到，不是他已经写出了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将会看到这条道路可以变得更好。

启动仪式现场上的评委团（主持：梁文道）。图片由活动方提供，摄 杨明

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团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组成。在启动仪式暨题为“不悔少作”的主题论坛上，五位评委回望各自文学人生的启蒙时刻，谈及了他们对创作的种种思考。今天书评君整理了活动现场的内容，与大家共同分享论坛上的思考与火花。

现场报道｜新京报记者 张婷

阎连科

“我一直在懊悔中写作，

80%的作品都垃圾”

阎连科，作家。主要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日熄》等，曾两获鲁迅文学奖和马来西亚世界华文文学大奖、捷克卡夫卡文学奖、日本推特国际文学奖、香港红楼梦文学奖；并入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短名单和三次入围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及长名单。作品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及荣誉博士。

我经常讲我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其中80%是垃圾，20%比较好，但这20%有多强的生命力？我活着它就活着，我死掉它就死掉，我死掉这些作品也就没有人提了，那80%没有人提的作品，确实是垃圾。再往前推，说到少年写作，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你们都会觉得真的是垃圾中的垃圾。

我最早是20周岁当兵，天才般发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天麻的故事》，发在原来的《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故事讲的是一个士兵特别想入党，当然要表现好，还要给指导员也就是党支部书记送一点礼，就给他送了一斤天麻。指导员也非常开心，把天麻又给送回来了，又写一封信，要入党你要如何表现，不能送礼。

当时我是初中毕业，拿了一个假的高中毕业证到部队去，他们说这个人最有文化，发了一整版的文章，全军都在轰动，给了我8块钱的稿费。

莫言和余华的少作写得好，因为他们早就看过外国文学。

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莫言就写了《透明的红萝卜》，余华就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阎连科就写了《天麻的故事》。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啊想啊，最近就想明白了，原来是20周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外国小说，他们居然都看过。

我想我全部都是在懊悔中写作，唯一没有懊悔的就是非常勤奋努力，但是每一部小说留下的遗憾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Q&A

问：这个文学奖主要是面对年轻人的，对于年轻作家，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学？

阎连科：年轻作家，今天他们写作的任何才华都超出我们在座的，甚至超出上一代作家。但是有一点，什么是真的，这需要他们去辨别。就像许子东老师说的，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巨大的谎言、或者说谎言也是巨大的真实的时代。哪个是真的，这是需要青年作者去认清去辨别的。

现场：嘉宾与读者。

金宇澄

“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去做事，

想办法去写”

金宇澄，作家，《上海文学》执行主编。长篇《繁花》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非虚构《回望》获2017新京报·腾讯年度华文好书；《金宇澄作品选辑：轻寒·方岛·碗》获2018台北书展大奖小说类首奖。

我比阎老师大一点，整个青年时代都在文革阶段，16岁多一点到东北黑河下乡。我有个高中朋友在上海，他没有下乡，我们俩经常通信。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1967年他就在看《小逻辑》，看叔本华。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我们都觉得对方完全可以写小说，但我们都没有写作。直到我八年后回上海，30岁后总算生活安定下来，才开始写东西。但那个朋友80年代初去了美国，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一直不写东西，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有七八年时间在那边生活，根就在东北，在1985、1986年写了几篇这方面的小说，1988年调到了《上海文学》，原因是参加了作协“首届青创会学习班”，写了个获奖小说，孙甘露也在这届。他加入时已完成了《访问梦境》，我一直没交东西，直到最后结束阶段，连夜写了个东北棺材匠的故事。

我到《上海文学》后也写了一点，现在说就是“少作”了，都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写。我做编辑后，就写得很少了。我和那位在美国的朋友已没有多少来往了，他出国后变得孤僻，我一直期待他可以写小说。但我们就没有来往了，直到15年我得了奖，有一天下午，我在传达室看到一封信，是他给我的信，一看知道是他的字，里面就写了一句话，祝贺得奖，没有落款，他已经根本不想再联系我了，我整个青年时代经常来信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试着做各种事，熟悉身边的故事，想办法写。我一直觉得，我的根在东北。对上海，最熟悉的生活是我16岁前。少年时代对每位作者都那么重要，我却要等到接近60，才写了关于上海的《繁花》。

Q&A

问：当我们90后有一个巨大的目标，比如说买车买房买奢侈品之类的，我们就会减少吃喝睡读看上的时间，甚至精力，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状，以及各位老师是否有解法？

金宇澄：我只能提一点建议，或者说90后80后和我们这代人最不同的地方，他是家里的中心，而我们50后、60后都是孩子很多，家长根本不管我们，我们反而要去注意家长的动向，家长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是巨大的差别。当一个写作者你只关心自己，当然也有写出很好内容的作品，但是一般常规上，你应该要注意环境，注意长辈，文学都是一个回顾性的内容。读过这些，你才不会写出都是上下铺，大学里的故事，闺蜜的故事，它在舞台上有一层一层的背景，哪怕有那么一个奶奶或者祖父，或者什么人，三言两语，景深就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

唐诺

“文学不是个太早慧的行业，

45岁以后才会走到巅峰”

唐诺，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台湾脸谱出版社总编辑。著有《尽头》《眼前》《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2005年以《阅读的故事》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2013年散文作品《尽头》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与台湾金鼎奖。

我个人的书写经验其实是个失败的例子。我大概是在14岁，国中二年级开始，就没有怀疑过自己希望在书写、文字的世界里。18岁高中毕业，跟朱天心、朱天文等一批朋友，当时因为机缘的关系，我们就办了一个文学杂志，所以从大一开始就一面读大学，一面办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但是我真正写出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应该是在45岁，叫《文字的故事》，虽然写的很糟，但是还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中间相隔了大概27年，这27年间倒也一直在写，但所有的作品我都没有存留，所以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在谈少作的时候，我的成果非常非常糟糕。

除了我自己的书写资质比较迟缓，学习比较鲁钝以外，也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可能也是真的，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个基本核心事实，我觉得文学书写这个东西，大概不是太早熟太早慧的行业。我比较相信文学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必须要有时间，必须要有长时间的学习跟锻炼，任何一个专业要做出一点样子，要出师，都需要一段时间。

诗的巅峰来得比较早。因为诗的早熟可能来自于诗的唯我性，甚至“我”必须带着某种吞噬性，某种非常霸道的呈现，适合年轻时候的从身体到心理的状态，所以诗的巅峰来得相当早。但是小说不是，小说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依我看它是一个小写的我，那个小说的“我”必须要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它必须跟这个世界相处，必须要知道理解很多东西，要比较沉静地一样一样去发现，需要去感受，去获取，去证实，去了解。

所以依我看，小说一般的巅峰期不会来得太早，应该会在40岁以后，45岁以后，他才慢慢走到书写的巅峰期。我就觉得你如果在25岁、30岁甚至35岁就自认为写出了你人生最好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除了你可能早慧以外，也可能代表着你有一个虎头蛇尾的书写人生。

这个文学奖的奖金以台湾的标准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跟王安忆一起担任小说评委的时候，我记得她说，毕竟这样的场合不是文学的基本事实，而是一个嘉年华。文学没有这么繁荣，没有这么热闹，大部分的时候它是非常孤独的，以台湾的标准来讲，它甚至是非常清苦的一个行业。我很怕年轻人误解，以为这样的场面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大部分时间只有你跟你所写的东西，马尔克斯曾经说这是一个最孤独的行业，他形容这种孤独不是在孤岛上，而是落水的人在跟大海大浪搏斗，只有你自己，谁也救不了你，这才是文学的常态。我担心大家在这样的嘉年华的场面上误解了，会觉得被骗到了这个世界里头来，会发生很难过的事情，所以有些话得要在这里说。

Q&A

问：现在阅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传统纸质阅读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会有什么影响？

唐诺：据我所知，现在在内地，书写者的待遇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如果是按照生活水平来讲的话。日本不是这个状态，台湾不是这个状态，我相信欧美也不是。日本中生代的作者，比台湾作者过得还要困难。但是在我几次来内地，这边的出版状态和阅读状态（很好），可能有些阅读形式在改变，但数量一直在往上增长，去年增长了13个百分点。但是从长期的文学生态来看，我自己的判断是好日子不会很久。

复合型的表达方式，比如文学跟影像的结合（会更多），文字领域的地位会相对萎缩。另外在资本主义状态，强弱之间的态势会越来越分明。所以我会很珍惜大陆现在这个阶段的书写。

可是古怪的也在这里，一个最优沃的文学环境，不一定会带来相对好的文学作品。我这几年到大陆去，有些时候我难免会觉得太舒服了，充满了故事，充满了回忆，上一代人写自身的苦难，下一代人写他父母的苦难。文学老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的书写。

许子东

“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

却不可以在作品里说假话”

许子东，学者、文化评论家，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见字如面”“圆桌派”“锵锵三人行”等文化节目嘉宾。著有《郁达夫新论》《香港短篇小说初探》《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等学术著作。

第一次有人讲我可以创作，是在我15岁下乡的时候，看手抄本，当时一本本是油印的，叫《少女之心》，另外一本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前后都已经翻乱了，也不知道作者。两本书的特点都是，里面就写到胸部、大腿，我们是带着看苍井空的心情在那里看。看完了以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油印的《少女之心》一般，另外这本比较好。他说我们也可以写，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们也可以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本被翻得一塌糊涂的书，是茅盾的早期小说《幻灭》。

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节目里面，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知道是假的，还去说假话。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一辈子写的东西不多，但是好在都不需要怎么改”。我能向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写的东西也许不好，也许不多，但是将来也不需要改。

Q&A

问：90年代以后出来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经历，能写出什么来？有没有为我们这一代感觉有点悲哀呢？

许子东：我跟王安忆最近还谈这个事情，讲到文革的事情，王安忆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她说不是我们要写，是没有办法，正好我们活在那个时候，我们长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吃饭睡觉就是那个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写这一段。

90年代你们没碰到，但也幸福，但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刚才高晓松讲魔鬼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其实文学创作还是面对一个人的人生，面对一个人自己的人格，面对做人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不下于你的婚姻，不下于你的爱情。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魔鬼，你不要以为你就没有了，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

问：文学奖设定了一个年龄界限－45岁。这个界限是怎么来的，怎么看待年轻作家展露头脚的时机早晚？

许子东：现在评奖为了保险，都是给大牌作家。这批人从寻根文学到现在，统治文坛 30 年。他们的确有很多优先的条件，有文革的经历，知青的背景，而且 80 年代西方的写作技巧进来，其中一些人还特别勤奋。一个王安忆，一个贾平凹，你赶都赶不过来。这篇没看完，下一篇又来了。

现在最缺席的是评论界，我们这个行业在当代是最不称职的。为什么呢？评论界没有批评，没有流派。所有的评论都是被出版商操控的打书，而每一个作家旁边都有几个好朋友的教授。书还没有卖，这些教授就已经写文章了。

高晓松

“艺”是你打开的一扇门，

“术”是你心里的魔鬼

高晓松，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雜書舘馆长、音乐制作人、电影导演、词曲作者、写字者、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音乐代表作品《同桌的你》《青春无悔》，电影代表作品《那时花开》《我心飞翔》，出版《鱼羊野史》《如丧》等文字作品。主持脱口秀节目《晓说》《晓松奇谈》《奇葩说》，创下近年超高播放量。

在我小的时候，诗人的地位是你们今天不能想象的，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小鲜肉那个级别。一位中等诗人到我们中学来演讲，全校女生就已经都疯了。我们班的团支书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了首小诗，就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信。

艺术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艺”，就是唐老师说的专业性；然后是“术”，就是你心里那个世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那块地，那块地长出了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我打一个比喻，我自己写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艺”是那个门，“术”是门里面的魔鬼。年少的时候门只开了这么一点，那时候手艺真不行。有的时候魔鬼长得比较健壮，就喷出来了，突然喷溅了一堆荷尔蒙出来。但当你后来变成专业的，靠这个吃饭，这个门缝越开越大，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东西就不是喷出来的了，因为这门缝变大了，出来的那个劲儿就没有了。

前几天我在杭州开我的公益图书馆，麦家老师给我捧场，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1899年生了一堆大作家，包括博尔赫斯、海明威……为什么？正好一战的时候他们很年轻，那么年轻的心灵本来充满阳光，但大战中一千万死去，两千万伤残，重创心灵，魔鬼就长出来了。所以找不着魔鬼别着急，它会来的，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来了。

我翻译过马尔克斯的最后一本小说《昔年种柳》（又译《苦妓回忆录》）。我翻译这本小说的时候，在坐牢，没事干，时间充沛得很。看了第三四遍，我才慢慢感觉到那是什么东西。对马尔克斯来说已经没有那扇门了，全是开的，但是那个大魔鬼，还能吞噬人的魔鬼，已经没有牙了。《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不到40岁写的，那个时候感觉他心里的魔鬼是能吞食世界的，你看《百年孤独》就感觉自己被吞食了，到最后他77岁写的《苦妓回忆录》，门全开着，那里面趴着一个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牙也没有了，爪子也没有了的魔鬼，但是那只魔鬼心里充满了所有以前没有过的悲怆，可能还有一滴特别浑浊的、还带着眼屎的老泪。我看好多遍才明白一点，才动笔翻译。

“艺”和“术”什么时候能交叉出最好的能量密度，就是当那个门的缝隙正好的时候，那个魔鬼的力量正好的时候，他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那种幸福感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而且也不能还原。

Q&A

问：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对于有志于创作，但暂时写不出长篇小说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高晓松：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在成长中自己找到那些有用的话，别人说的都是废话。因为如果你不成长到那个时候，你也不会真的拿别人说的那句话做什么。不然孔子也不会说到四十才不惑，到五十才（知天命）。你只有成长的时候你才会找到那些东西。找不到，也没关系。人生有很多办法释放“魔鬼”，你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去把“魔鬼”释放掉。

本文内容根据现场活动及问答整理，照片由理想国提供。现场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编辑：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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