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戏曲，窥见清代社会的日常｜《文化中的政治》

“商业戏园”，是如今人们都耳熟能详的概念。但戏曲文化是如何融入商业化进程的？戏曲文化又是如何与当时当地的社会互动的？这些问题便需要个中的行家里手才能解答了。

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教授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曾获2014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今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甫一面世，便引起戏曲研究界及其相关领域的关注。

它的中译本前，有戏曲学者路应昆作序，评价它在“戏曲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关联”有深入探讨，之后明清史学者巫仁恕为其撰写书评，言其“反映了跨领域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并从社会史、文化史角度进行介绍。可以说，在戏曲研究、文化史、社会史、清史等领域，这是一本正在得到重视和阅读的新著。

该书以晚清北京戏曲为切入口，考察清朝的社会和文化，将不同的学科领域巧妙地勾连在一起，叙事清晰，逻辑严谨。书中归纳与阐发的一些新概念，相当具有创造性和冲击力。

撰文 | 陈均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首创“商业昆剧”

　　戏里的道德、政治与美学

在郭著里，“戏园”（或“商业戏园”）是一个中心概念，作者将其作为类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概念，既分析了“戏园”不同于“堂会”、“庙会”、“宫廷”等场所，因其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分析了“戏园”里存在多种力量的角逐，来自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力量的博弈塑造了“戏园”这一空间。但“戏园”又并不具备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独立性。这些论述，大致应用了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方法，正如郭著书名“文化中的政治”，这种分析方法，使晚清北京戏曲混沌不清的面貌得到较为清晰的勾勒。

由“商业戏园”而来的“商业昆剧”（“一种混合性的商业性昆剧”），则是郭著提供的一个新概念。书中关于“花谱”以及作者、“戏园”等主题的探讨，这些年来，已有一些较为深入的成果，如么书仪、吴新苗的著作。但“商业昆剧”之说，就我所见，还是第一次提出，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在第二部分提出和分析“商业昆剧”，在第三部分用实例来论证。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作者：（美）郭安瑞

译者：郭安瑞/朱星威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清代的戏曲就像一种文化黏合剂，提供了北京范围内跨越社会性别、阶级和族群差异的文化知识。

从郭著的论述来看，启发她“发明”这一概念的契机，一方面是对戏园的商业性的论述的展开，戏园作为一个不同于宫廷、堂会、庙会等地的空间（郭著将宫廷演出涵盖在堂会内，实际上应有所区分），正是在于它是商业性的，而在这一空间里在场或不在场的诸多成分，朝廷、观众、文人、伶人等，则是围绕着舞台表演，这决定了在戏园里上演的剧目具有很强的商业性，但也是多种力量形塑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得益于戏曲史家陆萼庭的“折子戏的光芒”的启发，陆萼庭将昆剧史的发展描述为从“全本戏”到“折子戏”，尽管这一描述近些年来被质疑，但目前仍然是公众对于昆剧史的基本认知。郭著从流行的“折子戏”选本及观剧日记、花谱这类文献，发现在“折子戏的时代”里，戏园里常演的折子戏，无论是独立演出的折子，抑或串折演出，往往改变了“全本戏”的本来面貌及意图。

路应昆在序里也以《长生殿》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被当作才子佳人为例，提及“全本戏”和“折子戏”之间的变化重塑了原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郭著则通过《义侠记》《水浒记》等传奇，在戏园里留存与上演的折子戏，来探讨这种“商业昆剧”的具体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道德、政治与美学上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陆萼庭提出昆剧从“全本戏”到“折子戏”的变化，关注点在于昆剧艺术本体的发展，譬如各种行当的表演艺术的提升等。而郭著则关心在这一变化中蕴含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高雅的通俗版

花雅之争的新视角

“嫂子我”戏是郭著在第三部分提出的另一个新概念，《水浒记》《义侠记》等传奇本来以水浒英雄如宋江、武松为主角，阐扬忠义观念。但在戏园里流行和上演的折子戏，却以原本中的次要角色如阎婆惜、潘金莲为主角，甚至出现模仿这一类角色而重新编剧的皮黄折子戏。

民国时剧评家陈墨香提出的“嫂子我”戏的命名，这一类折子戏在昆曲里被命名为“刺杀旦”戏，应是属于“三刺三杀”里的“三杀”，“刺杀旦”戏的命名更侧重于行当和表演艺术，而“嫂子我”戏更侧重于这一类形象的色情与戏谑的微妙情感。郭著分析了“嫂子我”戏在传奇原本、宫廷大戏、戏园流行选本里的状况，从而以实例展示“商业昆剧”的实存面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嫂子我”戏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也有所变化。

有趣的是，最近在北京上演了两版《义侠记》，一版是4月10日在北大讲堂演出的苏州昆剧院的新版《义侠记》，以现存的有关潘金莲的折子戏为主，再进行少量的修补，如补上关于潘金莲的前情叙述等，使其成为一个以潘金莲为主角的本戏。另一版是4月11日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的北方昆曲剧院的《义侠记》，该版是由串折构成，也即由留存的《义侠记》折子戏串演而成，除以潘金莲为主角的折子戏外，还有以武松为主角的折子戏，如《打虎游街》等。这一点似乎也可提醒我们，即使是“商业昆剧”，亦有着不同的趣向与形态。

《康熙六旬万寿庆典图卷》绢本之“游殿”，清代宫廷戏曲之一瞥。

郭著中所提出的“商业昆剧”，对于解决戏曲史，尤其是晚清民国戏曲里的一些难题，可以成为一种应对方案。譬如，在对于昆曲衰落的叙述上，自民国以来的通常观点是自乾隆晚期徽班进京，此后形成皮黄，标志着昆曲的衰落。但也有人认为，昆曲的衰落期要晚得多，直至嘉庆或光绪末年才走向衰落。郭著关于“商业昆剧”的提法，实际上在昆曲与皮黄之间找到了一个过渡，也即昆曲（高雅）——商业昆剧（高雅的通俗版）——昆剧剧目被翻成的皮黄或花部戏曲（通俗），如此一来，既给花雅之争找到了一个“中间物”，也给戏曲史里的昆曲与皮黄之间的更替，找到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过渡状态。

路应昆在序里也提到，郭著阐发的“19世纪初杂糅的商业昆剧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戏园里的“商业昆剧”的存在，给戏曲史里的花雅之争的辨析提供了新的视角。除此之外，在堂会、庙台、宫廷等空间，昆曲作为一种“大戏”（礼仪性剧目）的存在，实际上也使得昆曲的衰落期比以往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晚很多。这些现象汇集起来，可能给现在的戏曲史尤其是昆曲史的叙述造成颠覆。

美中不足

　　时代感的缺失与史料的滞后

尽管郭著是一本戏曲研究及相关领域的佳作，但读完后仍有些遗憾，在此也提出，以就教于作者及方家。

其一，与戏曲相关的时代感略有缺失。作者虽收集了较为详尽的原始材料，但对于戏曲及其变迁似乎并不那么敏感，其中最典型的是“剧种”一词的使用。在郭著中，“剧种”一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其中有出现在章节题目上，如“第三章 戏曲剧种、雅俗排位和朝廷供奉”，正文中更是比比皆是。“剧种”一词如今被广为使用，用于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戏曲。但是这一概念及区分方式得到普遍使用是在1949年以后，而在此之前，尤其是明清时期及民国，多用“声腔”表示。也即，在郭著所论述的晚清北京戏曲里，戏园里上演的是多种声腔，这些声腔之间的关系，有些较为接近，有些则差异较大。因之，作者所描述的“昆剧-商业昆剧-花部戏曲”这一模式里，情况则千差万别，譬如徽班，容纳了包括昆曲在内的多种声腔，早期亦以昆曲为主，通过吸收、改造诸种声腔，最后形成皮黄。郭著对“剧种”概念的使用，导致其在论证中简化了此种复杂状态。

清朝绘画中的戏楼。

其二，从参考文献来看，作者所引用的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著作基本上是在2010年前，这当然和本书的写作周期相关，在自序里，作者已说明此书写于2011-2012年。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清代宫廷戏曲档案的几次大规模影印（如国图、故宫所藏昇平署档案戏本的影印），宫廷戏曲研究也有很大程度的拓展，郭著中引为主要论述依据的朱家溍、范丽敏的撰述固然很重要，但已经不够，或其论断被更新。举例来说，郭著在论述“清廷供奉与1860年后的规定”时，谈及“有关在宫廷搬演花部戏剧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802年”，作者依据的是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里的记述和辨析。朱家溍根据昇平署档案，将侉戏的记载定为道光五年（1825年）。其后王政尧则据档案将之提前到嘉庆七年（1802年）。实际上，在清宫中出现“侉戏”的时间，现今已提前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这是研究者通过一份《乾隆添减底账》中关于黑炭、红罗炭的使用记载而发现的。《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一书是朱家溍和丁汝芹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手抄昇平署档案所撰。如今昇平署档案的大量影印，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发现”的便利。

对于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及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来说，郭著在理论方法上有很高的借鉴性，其对晚清北京戏曲的“细描”，也给逐渐热门的相关议题提供了更多讨论的可能，当然也存在一些为“理论”而削足就履的情况。限于篇幅，在此也就不赘述了。

本文系独家原创。作者：陈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编辑：徐学勤；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点击阅读原文，到我们的微店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