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五四时期的“时代儿”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庐隐——五四时期的“时代儿”。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这当然是个大变化，各种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我对于这些新学说最感兴趣，每每买些新书来看，而同学之中十有九是对于这些新议论，都畏如洪水猛兽。

——庐隐《庐隐自传》

姓名：庐隐（黄英）

时年：21岁

身份：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地点：北京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正在北京激荡，一个叫黄英的21岁福建女孩走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大门，当时这所学校刚升格为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中国公办教育史上第一届女大学生。黄英身上带着200元，但当时她已经错过了招考期限。幸运的是，在老师的通融下，她以旁听生的资格就读，一学期后转为正式生。

黄英，也就是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冰心齐名的著名女作家庐隐。严格说来，庐隐并不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在她的自传里，找不到1919年5月4日那天的记述。但她无疑是广义的“五四的产儿”，这是茅盾在《庐隐论》一文中对庐隐的评价。

转变 

要做一个社会的人

在“五四”思潮的激荡下，庐隐很快成为校内外的活跃分子。

1919年初冬，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界纷纷成立同乡会。经过郑振铎等人的筹备，决定召开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开会那天，庐隐同王世瑛、陈璧如、程俊英等几位国文部福建籍同学，坐人力车赶去参加。

在那次成立大会上，郑振铎慷慨陈词，点燃了在场热血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他建议福建同乡会要办一种刊物，宣传“五四”的精神。“完全赞成！”青年们纷纷回答。接着，庐隐和另一位女同学王世瑛也站起来说话。尽管庐隐当时说了什么，已经很难在当事人的回忆里找到记载，但作为一个女学生的庐隐的发言，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里，大中小学都是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遮起来，因此，女子和男子一同开会本身就开风气之先。

会后，他们组织了一个编辑小组，定刊物名称为《闽潮》，编辑小组人员有刘庆平、郑振铎、庐隐等。这是她第一次同男人合作。

“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这是茅盾对庐隐的评价。读大学时的庐隐，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各种社会活动，还阅读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

“五四”对庐隐带来的影响，除了带来新思想之外，也让她的精气神为之一变。女作家苏雪林与庐隐有过两年同窗之谊。她在《青鸟集·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里回忆，在民国六七年（1917年-1918年），她与庐隐初次见面时，对方给她的第一印象是“似乎不怎么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庐隐给同窗程俊英留下的也是类似的印象：身材短小，面容黄瘦，以至于程俊英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身世飘零”之感。

1929 年，庐隐（中）与程俊英（左）、罗静轩（右）合影

苏雪林专门写到庐隐如何因为五四运动而脱胎换骨：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在苏雪林看来，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得到了释放。

后来，庐隐又和十几个志趣相投的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社会改良派（Social Reform），每星期组织一次活动。这时，庐隐经常收到别人寄给她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并通信讨论。从此，庐隐有了“一日千里的进步”：“我才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责任是那么大，从此我才决定要做一个社会的人。”

受日后成为她第一任丈夫的同乡会同仁郭梦良的影响，庐隐倾向于社会主义，后主张国家主义。按照苏雪林的回忆，庐隐正式加入了曾琦、李璜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组织。1932年，有一次，苏雪林去庐隐寓所看她，看到庐隐正忙碌写稿，她想用小说题材写出惊天动地的淞沪之战，激发国人爱国思潮。

然而，五四时代的流行色很快就成了普遍的苦闷彷徨。短暂的运动激情逝去，一种更深的时代感喟是大河荡荡，大海茫茫，四面生疏冷酷，没有一只渡船，也无路可走。尽管有着感时忧国之心和警世醒世的社会责任感，但庐隐终究没有拍案而起，像她的后辈丁玲们那样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成为一个跃马横戈的巾帼英雄。

一次，李大钊与程俊英聊起庐隐，李感叹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人生 

对“恋爱自由”的拼争

“我还记得，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地讲恋爱自由，她是一个圆面孔，身材丰腴的女孩儿，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

这是大学时代的生活给庐隐留下深刻印象的画面。恋爱自由，对于五四时期的庐隐来说，不只是一则爱情信条，也是人生信条。

文如其人。庐隐于五四时期写就的小说基本是她个人或其周遭人生活经历的写照，因而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五四”倡导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庐隐是这一价值观的践行者。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先后和三个男人有过感情关系。

1915年，正沉迷于言情小说的庐隐认识了父母双亡的表亲林鸿俊。林鸿俊是当时庐隐身边少有的知音，他们一起看言情小说、通信、互诉人生痛苦，二人开始亲密起来。但当林鸿俊托人向庐隐母亲提亲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林鸿俊家境贫寒，没有工作。但自小有反骨的庐隐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要嫁给他，声称：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无奈之下，母亲只得答应婚事。但事情后来的发展是，经受了五四新思想洗礼的庐隐渐渐发现，同她订婚的林鸿俊思想平庸。林鸿俊在给她的信里劝她作为一个女人不必在外面奔走，多管外面的闲事。接到这封信后，庐隐回信告诉林鸿俊，她对人生、对社会的理想，和林所建议的那种庸常的生活南辕北辙，她还告诉对方自己正在读无政府主义的书。结果，林回信劝庐隐不要太新，并告知她要去考高等文官。对于正痛恨官僚政客的庐隐来说，这简直滑稽可笑。就这样，庐隐与林鸿俊最后解除了婚约。

1923年的一天，庐隐突然造访刚完婚的好友程俊英的新居，哭着对她说：“家母在福州病得厉害，我要赶去。”庐隐请程俊英帮忙代课，她母亲因女儿与有妇之夫恋爱，受亲友奚落，负气只身离京回闽，仅几个月便生重病去世。

庐隐和李唯建夫妻合影。

而这里的有妇之夫便是郭梦良。

庐隐和第一任丈夫郭梦良的结缘是因为二人参与编辑的《闽潮》，这份因为经费限制只出了几期便草草停刊的刊物，是他们二人的红娘。

女儿与林鸿俊退婚之后，又与已婚男子郭梦良自由恋爱，这对庐隐母亲来说，不啻致命一击。面对亲友的冷嘲热讽，老人无地自容，只身一人返回福州老家。1922年夏天，24岁的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到安徽宣城当了一个学期的中学教员。寒假期间回到北京，便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等她赶回福州时，母亲已在忧愤中断气。庐隐的哥哥与妹妹，激愤之下与她断绝关系。

在亲戚朋友的强烈反对声中，庐隐和郭梦良于1923年夏天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她跟随郭梦良回福建探亲。当她与郭的原配妻子林瑞贞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才切实感受到身份的尴尬。她在写给好友程俊英的书信中哀叹道：“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你问我婚后的情况，老实说吧，蜜月还算称心，过此则一言难尽。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庐隐和郭梦良的婚姻没有持续太久。1925年10月6日，因积劳成疾，郭梦良突然去世，留下庐隐和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

郭梦良去世后，庐隐先后在福建女子师范学院、上海大夏大学任教。1929年回到北京后，又先后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字编辑、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子部教员，并与几位朋友筹办过华严书店和《华严半月刊》。

庐隐可以算一个恋爱至上主义者，又或者说，她“智情不调和”，需要用爱情来克服日常生活的庸常。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李唯建是一个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据李唯建在书信中回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而庐隐自己在自传里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

1930年8月，这段姐弟恋修成正果，两人正式结为夫妻。庐隐再一次向封建礼教宣战。借着根据好友石评梅的爱情故事写就的小说《象牙戒指》，庐隐发表了自己的人生宣言：“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写作

“五四”的伤感胎记

1921年2月，庐隐第一次用这一笔名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她的小说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此后她一共创作了80个中短篇及4部长篇，堪称“五四”女作家中的第一高产作家。

1925年，庐隐发表了她的代表作《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作品，也是一个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故事讲述了露莎、玲玉、莲裳、云青和宗莹五个要好的朋友，夏天暑假的时候在海边避暑，浪漫地生活着。露莎就是现实中庐隐本人的投射，其他的海滨故人也有各自的原型人物，云青是王世瑛，宗莹是程俊英，玲玉是陈定秀，她们四人被称为“五四四公子”，兴趣相同，学术相投，生活相共，着统一装束，参加各种组织，编辑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妇女解放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开中国女子干政游行之先例。

庐隐小说里的“五四”女性，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们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都积极参加各种先锋的活动。譬如，《海滨故人》里的露莎不仅看《茶花女遗事》，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按照学者钱虹的说法，庐隐是一个处于从五四时期向大革命时期之间的“过渡时代”的多愁善感的女作家，尽管她的头脑中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武装，但她身上还没完全卸下传统的重负，她一直摇摇晃晃地走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或者，用茅盾的说法，庐隐和她笔下的姐妹们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她们还远不像后来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那样蔑视社会和传统，有大胆追求灵与肉相统一的精神自由，在争取婚姻自由时也远没有那么勇敢坚定。这类知识女性一方面因为五四运动中女性意识觉醒而激发了投入社会的热情，但另一方面，她们还有一颗“似强而实脆弱的心”，她们往往徘徊在理想和现实的歧路，因而抑郁寡欢，寂寞颓废，苦闷悲哀。“五四”运动在庐隐其人其文那里都留下了标志性的伤感的胎记。

在《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等作品里，作为知识女性的女主人公从追求婚姻自由、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失望，这样的叙述消解了“五四”许诺的那个关于新式婚姻的神话，她们在男权社会里无路可走。在《何处是归程》里，叙述者有过这样的感慨：“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

刊载庐隐《一个著作家》的《小说月报》第十二卷二号。

在男权世界里无路可走，于是，庐隐将希望寄托于一种姐妹情谊中。在庐隐的文本中，女性第一人称对理想生活的描述往往都是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世界。女校中三五成群、感情亲密的女性团体，往往希望一辈子都能如此自由快乐相守到老，《海滨故人》里露莎写给云青的信中对“理想生活”的描述是：

“海边修一座精致的房子，我和宗莹开了对海的窗户，写伟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临海的村里，教那天真的孩子念书，晚上回来，便在海边的草地上吃饭，谈故事，多少快乐——”

在庐隐文本中，受害女性彼此理解、惺惺相惜的精神同盟，足以温暖、滋润她们饱受男人轻侮的、受创的身心，并激发她们从小我的悲剧中超脱出来，更积极地为女权的未来奋斗。然而，这种五四时期特有的姐妹同盟关系在婚姻和现实面前无疑是脆弱的，小说主人公们预感到终有一天她们会被人生既定的程序、被传统婚姻和女性既定的命运拆散而劳燕分飞，这也是为什么庐隐的小说始终充满着感伤哀婉的气息。

1922年夏，庐隐大学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李大钊应邀来校对毕业班的学生说：“你们都是‘五四’新时代的优秀女学生，受过运动的锻炼和新思潮的教育。今后，在各人的工作中，千万不要忘记国家的前途和妇女的命运，继续前进。”

对于当时五四的妇女解放运动，庐隐多有失望。“妇女解放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但是，妇女解放的事实，大半都是失败”，“拿我们妇女运动过去的事实，和人家欧美对照看，我们简直是耍猴戏，模仿人家的样子，耍耍罢了”，“女权的学说尽管像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点好看的幌子”。而近乎悖谬的是，一生都在挑战封建礼教的庐隐，却也止步于此；向革命靠拢，那是后来者如丁玲们的道路。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沈河西；编辑：李妍 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大写的五四，大写的“我” | 五四100年

在今天，依然要对公民理性怀有信仰 | 杜威来华100周年

▼

直接点击 关键词 查看以往的精彩~

点击“阅读原文”，去我们的微店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