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五四运动里的社会学家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陶孟和——五四运动里的社会学家。

撰文 | 梁永佳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五四”运动在一方面看来，本来是一个政治性的运动。可是它的出现，却由于思想学术的 新。“五四”运动不能说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性的东西，因为它与新文化、新思想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陶孟和《“五 四”——中国人民历史 的转捩点》

（1951年5月 《新建设》）

1951年5月，又到五四运动纪念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已有两年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五四”——中国人民历史的转捩点》，谈他的“五四”观，称五四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思想学术的革新”。陶孟和评价五四运动的文字并不考究，意思却明白晓畅。“五四”固然源自各方力量，但陶孟和却特别突出“知识分子”的作用，称“教员、作家、新闻记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是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

姓名：陶孟和

时年：32岁

身份：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轮值主编

地点：巴黎

对五四运动若即若离

1949年，这位中央研究院社会学院士拒绝随国民党迁台，公开跟自己的学生、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唱反调，把麾下的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整套人马辎重留在南京，交给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此时，他正筹划着为新中国干一番事业，浑然不知社会学不久将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自己苦心经营二十余年的“社会研究所”也将改换门庭，成为“经济研究所”。鼎革时代，学者南渡北归的理由既大也小。陶孟和的北归之选，只是因为中研院对社会学“太薄”。

在这篇回首五四的文章里，陶孟和尤其强调青年的力量。他认为，由于“思想学术的革新”、“新文化、新思想的发达”，青年们早已觉醒。而这场觉醒则归功于此前二十年间知识界“前后相逐地展开了三次新的思想浪潮。用最富代表性的刊物来说，先是梁启超、蒋智由等所办的《新民丛报》，介绍给国人爱国思想及欧美思潮。其次为同盟会的孙中山、章太炎等所办的《民报》，鼓吹了民族革命与民主政治。最后便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所办的《新青年》，倡导了文学革命及个性的解放。”

这篇文章大概是陶孟和唯一论及“五四”的文字，不失洞见却也有意保持距离。个中缘由却不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当从陶先生的行事风格里寻找。即使在1919年，陶先生也没有“蹭过”五四这个热点。这颇令人“费解”：因为他当时不仅是北京大学教授，而且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员、主要撰稿人和轮值主编。五四运动爆发之际，他正从伦敦赶往这场运动的原始爆点——巴黎。这位原本有条件叱咤风云的一代学人，为何对五四运动若即若离呢？

1958年9月1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组织召开全院第一次图书馆工作会议，陶孟和发言。

社会学家的冷静观察

陶孟和很少参与政治，习惯以学术关照民族命运，擅长从远景探讨根本问题，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与五四运动温吞游离的原因。1919年3月，他受“全国高等以上专门各学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公推，派往欧洲和日本考察教育。他在伦敦逗留了两个月，发现了李四光和丁燮林两个人才，并推荐给十分信任他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对伦敦感情颇深，曾于1913在伦敦经济学院（LSE）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应当是中国最早的科班出身社会学家。

根据陶孟和的叙述，他是在1919年5月离开伦敦前往巴黎的，这正是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在巴黎，北洋政府派出的五人代表团刚刚经历外交重挫，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学人已将噩耗传回北京，建议国内发起不签字运动，这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陶孟和完全可以效仿梁启超，在巴黎推动国内的政治运动，名噪一时。但这显然不是他的风格。他选择以社会学家的方式做冷静的观察，详细了解和分析巴黎和欧洲的形势，并按原计划完成考察行程，还访问了阔别多年的日本。直到1919年12月，他才将3月以来的观察和盘托出，以《游欧之感想》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上。

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到陶孟和参与五四运动的独特方式——以学术分析远离政治口号。陶孟和不情愿谈论运动本身，甚至只字未提席卷全国的罢课、罢工、罢市。他的目光专注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讨论欧美列强为何会出卖中国利益。巴黎和会固然让国人大失所望，但这难道不是中国人轻信列强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人道、正义、自决、和平”诱惑了我们吗？陶孟和接着说，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从古未有。欧洲虽已停战，但到处可以看到“铁丝、铁网、枪炮、子弹、人骨、兽骨”，战时法令仍然有效，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在打仗。

在西欧，战前就已紧迫的劳资矛盾现在更加严重，整个西欧已经陷入“一个大危机”，而且“远出我们的想象”。经济上，欧洲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生产力创历史新低，上千万人口衣食无着。欧洲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依靠美国，要么发生革命。依赖美国，很可能让欧洲第一次受到经济上的支配甚至奴役，容易引起动荡甚至战争；发生革命，则会出现“劳兵农会”（即“苏维埃”），“办得好，就像现在的俄国，办得不好就像今年九月的匈加利”（即“匈牙利”）。所以，“这经济的大问题真是危急得狠。我在欧洲只觉得生活难，物价昂贵，罢工频繁。”陶孟和用《新青年》时代的白话文写到。

他分析到，政治上，欧洲代议制形成二百年来，过于保护消费者利益，不能代表生产者，矛盾在战前已经非常严重，战后尤甚。但欧洲政府仍然是战时政府，只知道巩固权力，“那晓得全局的改造计划”？正是这帮“旧人物”主导了巴黎和会：他们“没有了解世界的真状态，没有怀着高尚的理想，所以又造出了一个强权跋扈的世界，与战争前原无什么区别。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地图上的颜色改变改变；把德意志逐出强权之列，换了一个东方崛起的日本。”陶孟和据此断定，《凡尔赛和约》已经为日后更大的灾难种下祸根，因为德国的战败将导致欧洲力量的失衡。二战源自一战，陶孟和在1919年对欧洲的预料竟与后来的历史进程相去不远。

陶孟和告诫《新青年》的读者，指望这些旧人物为中国伸张正义，原本就是缘木求鱼。重要的并不是谴责列强出卖中国利益，而是明白何以至此：“我这次看到了各国战后的情状，觉得西欧的国家，正遇着一个大难关。好像他们进行的路程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战前战后所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问题，一时都如潮的涌出来。”欧洲早已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没有能力照顾中国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欧洲今后会更依赖其他大洲的接济才能维持下去，这是中国经济的机会。陶孟和总结说，“我们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向他们去诉冤，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并不是纯然自利的，不过自顾都忙迫得不得了，又那有机会去替人打抱不平呢？”

不怨天，不尤人，看到自己的优势，在世界大格局中把握住机会，陶孟和在五四运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提出了迥异于主流学人的看法，不但有识，更需有胆。与梁启超、鲁迅、胡适相比，陶孟和虽然文采平平，见识却一点儿不输他们，这或许是社会学家独有的力量。

把政治与学术分开

陶孟和确有所指。在巴黎和会中，原本反对秘密协议的美国代表，却公然支持日本与北洋政府的秘密协议，认可日本侵占胶东半岛，这令不少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列强身上的中国学人大失所望，五四运动也因此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将目光从美国转向俄国。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庶民的胜利》，正是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及陶孟和的《欧战以后的政治》排在一起发表的，共同的题目叫《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时间在1918年底，离五四运动只有四个月。

以《新青年》的影响，很多五四运动里的学生大概都拜读过这三篇雄文。在《欧战以后的政治》里，陶孟和将一战的政治教训归结为四个：秘密外交、背弃法律、军人干政、独裁政治，指出“现在世界各国，无论是在战团内或是在战团外，那政治上的设施绝不能仍保守上边所说的四种旧观念的。”张若奚从欧洲写信给胡适说，陶孟和这篇文章“学有根底”，也很及时。正是因为《凡尔赛和约》默许中日秘密外交，违背了列强制定的消除秘密外交规则，使陶孟和断定，巴黎和会并未改变强权跋扈的世界。从《欧战以后的政治》到《游欧之感想》，陶孟和在五四前后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这两篇文章，眼光长远，主张近似，前后一贯，为当时学人所少有。

在改造社会的进程中区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恐怕是五四运动留下的一项重要遗产，陶孟和算得上这项遗产的重要创立人。主办《新青年》的时候，他就跟胡适约定不谈政治。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女子问题、自杀、欧美劳工、贫困、人口等广泛的社会学问题，他甚至开辟过“社会调查”专栏。但这些文章全部追求以学术见解引导读者，很少评论时局。学者应该言之有物，不能轻易发表政治观点。

与陶共事30年之久的巫宝三说，陶孟和先生主张社会改革必须以学理为根据，必须先了解问题之所在，这是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费边社打下的基础，也是他不轻易谈论政治的原因。在这一点上，陶孟和也不是孤独的。即使是五四运动中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傅斯年等，也在五四之后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政治活动与学术活动分开。

五四之后，陶孟和走上了更为纯粹的学术道路，对政治的兴趣一直很淡漠。上世纪20年代，他与胡适创办政论刊物《努力周报》和《现代评论》，但已经不再像操办《新青年》那样笔耕不辍，而且很少讨论具体的政治问题。1926年，他创办了北平社会调查所，希望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分析，寻找改造社会的答案。学者闻翔说，陶孟和特别注意中国的“民情”问题，称其为“一个整的”问题，因为在陶看来，民情的变化才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是研究家庭、劳工、教育等问题的出发点。

陶孟和的这个认识贯穿于他长达4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如《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中国的家族制度》《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郊外乡村家庭》等。五四之后的陶孟和，也越发重视发现本土学人，指导和培养了巫宝三、梁方仲、千家驹、罗尔刚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

笔者曾到四川宜宾李庄造访了陶孟和在抗战时期主持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旧址。在那个小院落里，陶先生承受着丧妻之痛，苦苦坚守着一座社会学孤岛，奋力支持一群有志青年，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其中，他对抗战损失的评估研究极具前瞻性，成为多年后北京方面在中日建交谈判中的重要参考。这是疏离政治的学术成果对政治本身的重大贡献。以学术认识社会，区别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陶孟和先生称得上一位“以学术为志业”的社会学家，一位真正的五四之子。

抗战期间陶孟和主持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旧址（四川宜宾李庄，梁永佳摄于2008年）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梁永佳；编辑：徐学勤 榕小崧；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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