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慢半拍”的新文化“主将”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鲁迅——“慢半拍”的新文化“主将”。

撰文 | 黄乔生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姓名：鲁迅（周树人）

时年：39岁

　　身份：中华民国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地点：北京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鲁迅致宋崇义信，1920年5月4日

“五四”期间的鲁迅日记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多所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声讨与日本签订密约的政府官员。在向外国使馆递交有关青岛问题的说帖后，学生们到曹汝霖的住宅抗议，火烧赵家楼，打倒章宗祥，导致30多名学生被逮捕，酿成“五四事件”，由此引发全国罢课、罢市、罢工，史称“五四运动”。

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他的日记这样记载：“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即孙伏园，编者注）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孙伏园是他的同乡，也是他早年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孙伏园后来回忆说：

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鲁迅详细询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

鲁迅的日记一般简略记述通信、会客、银钱来往等日常活动，少有评论。5月4日的日记中，他没有表达明确意见。随后的“五七”国耻日，在他的日记里也一样云淡风轻：“七日 晴。下午董世乾来，旧中校生。晚铭伯先生贻肴二种。风一陈。”“八日 昙。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三十五）。下午往留黎厂。晚微雨。”这个时期，鲁迅的著述和书信中几乎没有对当时北京和各地持续不断的游行、罢课、罢市、罢工等活动的评论。五月二十九日记载这样一件事值得注意：“下午与徐吉轩至蒋街口看屋。晚钱玄同来。”原来，鲁迅和两个弟弟开始考虑在北京购买房屋，因为绍兴的祖屋即将卖掉，母亲和家眷必须接来。这是周家1919年的大事。忙了大半年，他们终于在年底实现了这个目标，把全家十几口人安置进了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三进大宅院里。

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名家，在五四运动中积极得多。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积极支持者；陈独秀发宣言、撒传单、写文章，冲在第一线；胡适运动前夕到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回京后看望被捕学生，并在陈独秀被捕后声援、营救；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为学生们鼓劲；正在日本探亲的周作人听到消息匆匆赶回北京，看望被捕学生的路上遭遇警察马队，受惊不小；钱玄同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段，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刘半农也发表了同情和赞成学生运动的文章。

但是，没有实际参加，并不意味着鲁迅不赞成五四运动。研究五四运动，绕不开鲁迅。因为五四运动的前奏是新文化运动，而鲁迅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走出“铁屋”，开始文学创作

鲁迅凭借小说创作为文学革命贡献了“实绩”。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李大钊后来成为革命者，胡适、刘半农和钱玄同当了大学教授，鲁迅虽然也曾到大学任教，但始终没有离开文学写作。结果，鲁迅的名声盖过了其他人，在很长一个时期，鲁迅被认为担当了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角色。

版画家赵延年创作的《狂人日记》木刻连环画。

实际上，五四运动期间，鲁迅的名气还不很大，知道教育部的周树人就是鲁迅的人很少，就连老朋友许寿裳也是在看了《狂人日记》后写信询问才被告知鲁迅和唐俟都是周树人（豫才）笔名。1922年《阿Q正传》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巴人”，也让人猜测不已。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鲁迅任职于中山大学期间，应邀到香港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如何使中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时，称赞新文化运动把原来的中国——“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鲁迅回顾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演进过程说，就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之“来尝试”了，提倡“文学革命”：“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一开始，改革还是语言层面的，随即，新文化的倡导者意识到单是语言层面的革新不够，因为腐败的思想，用古文能做，用白话文也能做，所以就有人来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引发社会革新运动，于是有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鲁迅非但不是领导者，而且他的参加还有些被动。根据《〈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记述，鲁迅是在《新青年》同仁反复劝说下才写稿的：“《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当然，与他进行有关“铁屋子”对话的金心异（钱玄同）也功不可没。陈独秀向鲁迅约稿之殷切，可以从他给周作人的信中看出来：“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1958年5月4日，胡适在台湾发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特别表彰了鲁迅：“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也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的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

鲁迅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可以从北大学生、《新潮》主编傅斯年的文字中略窥一二：

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

《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我固不能说他们的文章就是逼真托尔斯泰、尼采的调头，北欧中欧式的文学，然而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至于有人不能领略他的意思和文辞，是当然不必怪。

版画家赵延年创作的《狂人日记》木刻连环画。

虽然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慢半拍，但他很快获得了学界和文坛的认可。他在学生运动中一开始没有积极的表现，也不意味着他对学生的爱国热忱冷淡，对社会事务不关心。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没有积极发声，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的公务员身份，另一个原因是他刚从“铁屋子”里走出来，历次革命运动失败带来的悲观失望情绪还没有消尽，对群众运动存有戒心。多年后，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过：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五四运动一周年那天，他在给宋崇义的信中谈到学生运动，说“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表达的正是这种态度。

始终寄希望于青年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有支持学生的实际行动，只是比较隐蔽，如果不是他后来写信向朋友透露，我们就不会知道。

五四运动因反对日本企图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而起，抵制日货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之一。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造一种叫“万年糊”的国货产品，试图取代日货。他们邀请鲁迅做股东，“但是每瓶卖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货色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结果，国货未能成功，日货遭到抵制，“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

尽管尝试失败了，鲁迅并不气馁，仍然寄希望于青年。鲁迅写于1919年的一则《随感录》中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当然，鲁迅也会提醒青年们：“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

鲁迅表面沉郁，内心热烈，私下里经常说些激烈的“疯话”。《钱玄同日记》里就记录了他们一起谈论的话题，如废除汉字、消灭旧戏、以耶教代儒教等，今天看来，也还是惊人之论。1919年1月，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

五四运动之前，鲁迅是新文化的一个突起的“异军”；五四运动之后，他对新文化运动是怀念的，对这个运动没有坚持下去感到遗憾甚至不满。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五四运动取得成功，是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斗争的结果。这一点给鲁迅很深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

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四运动发生时，鲁迅还没有到北大兼职，但他后来对北大的评价是公允的，称赞是热烈的。1925年，鲁迅在为北大校庆写的贺词《我观北大》中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不过，他后来对五四时期曾经积极奋斗的几位北大教授思想趋于保守表示不满。1933年底，他的学生台静农来信谈及北大的近况，并告知北大得到的赠语“五四精神 时代前面”，鲁迅回信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

鲁迅没有实际参加五四运动，也不一定赞成学生们采取激烈行动，但他对学生是同情和爱护的。鲁迅支持学生运动——人们得到这种印象，可能基于1926年他针对“三一八”惨案写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鲁迅本不赞成学生游行请愿罢课，但在学生遭到军阀政府屠戮后，勇敢地站在学生一边。他后来多次在著作中反思这场惨案：“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晚年所写《题未定草》一文，在肯定了青年们争取自由的努力后，特别加上一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鲁迅青年时代就信奉进化论思想，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即便后来看到青年人种种性质不好的表现，也屡屡受骗上当，乃至发狠说自己“思路轰毁”了，也还是不放弃与青年的交往和合作。他的这种思想矛盾可以理解：一面同情学生，赞赏他们的爱国热情；一面又担心他们放纵情绪，耽误学业。学生的爱国热情，如果没有理性约束，也可能成为破坏力量。社会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需要耐心研究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鲁迅在给宋崇义信中还说：“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五四”之后的“路”

鲁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荣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与他毕生坚守在文学领域有关。

他曾对《新青年》少登文艺作品表示不满。在给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信中说：“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鲁迅有《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诗中透露出失望的情绪，但也很有独战的傲骨。他在悲观、孤独中奋力开拓文学的新疆域。他青年时代弃医从文，是因为怀抱着启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崇高理想，一生从事文艺历经失败，仍坚持不懈。

他的文学自觉意识，到了厦门、广州，愈发强烈。离开广州前夕发表的演讲《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通过阐发他一向看重的魏晋时期的文学来印证现实。他指出，魏晋时期，连皇帝都很有文学自觉意识，曹丕虽然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却也说诗赋不必包含教训，有其独立性。所以，鲁迅认为，魏晋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获得了这种自觉，并通过他的创作实绩和教导示范，影响了很多青年。一直到晚年，他对文艺仍情有独钟：“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最平正的道路是文艺。”

大时代大事件中，人各有其立场，各有其选择，各有其修为，自然也各有其局限。1919年年底，鲁迅回故乡把母亲和家眷接到北京。几年后，他在据此经历写成的小说《故乡》的结尾就“路”的意象做了发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国家的新气象，以及对家族中兴的预期，使鲁迅觉得自己脚下的路在向无穷的远方延伸。

文学家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黄乔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编辑：宫照华 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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