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穷苦的身份，我曾感到厌恶 | 短故事
文 | 昕小晰
编辑 | 胖粒
该文为短故事学院学员作品
头条发表课程学费全部返还
千禧年的那一年，我刚考上大学，父母摆了几桌升学宴，收了点随礼红包。酒席过后，爸妈就开始吵架，对于他们吵架，我早已习惯了，无非是因为金钱。
“咱家房子要卖了，要搬到很远的郊区。”升学宴后第二天一早，我妈用沙哑的嗓子对我说，她面无颜色，头顶又多了些白发。我也不知道她说的很远有多远，但知道卖房是因为家里没钱，刚考上大学的我还要交一笔学费。
“爱搬哪搬哪，反正我早晚也要离开。”我心里恨恨地想。
1
上初三开始，家里的生活条件就每况愈下。那年是 1997 年，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然而这种国家欢庆的喜事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影响我们的，是父母在那一年同时被“停薪留职”。父亲所在的化工厂严重亏损，母亲就职的纺织厂宣布破产。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停薪留职”就意味着下岗。
我家在东三省最著名的重工业城市，住的小区是化工厂的家属楼。在 80 年代初，这一片红砖堆砌的楼房在周围的平房中非常显眼。爷爷是化工厂的老工人，他退休后我爸接了他的班，而单位分的房子自然就属于了我爸。因而，当时我妈嫁给我爸时，除了我爷爷给的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黑白电视外，我妈还有幸和我爸住上了新楼房。当爷爷想让我爸妈再生一个弟弟的时候，国家已经施行了极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我，也就幸运地独享了爸妈对我的爱。
我爸是厂里的车间主任，每次出差回来，就会给我和妈妈带回来好多礼物。爸妈曾一起经历了上山下乡以及文化大革命，属于革命爱情。就算到现在，她还会和我念叨着当年父亲追求她的场景。记得那年，我爸从北京给我妈带回来一件裘皮大衣，棕红色的大衣毛摸起来很扎手，但是在东北的冬天穿起来却非常保暖，也把妈妈显得很时髦。他自己带回来了一个相机。什么牌子我忘了，但是相机那硬硬的、皮质的外壳，还有那细细的挂绳却始终在我的记忆最深处。
我们这个一室两厅的小房子，在那时候来看，已经足够我们三个人住。我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房子里挂满了我喜欢的小虎队、林志颖还有四大天王的画报。房间里还摆了好多父亲给我买的娃娃、小玩具，还有让我的同学特别羡慕的手风琴、电子琴、旱冰鞋、画画板。现在都说很多家长望子成龙，寒暑假的时候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其实，在不富裕的 90 年代，我爸妈已经开始给我报各种补习班了，虽然我都是上了几天就不爱上了，而我爸又琢磨着给我换下一个兴趣班。
直到我妈对我说，我们要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我还磨着让我爸给我买个新毽球呢。
2
“明天咱们得搬去旁边的平房了，咱家要租出去。”这是妈妈第一次和我说搬家的事情。她说的这个平房，是我们家在后院私自搭建的一个小房子，之前一直当库房用。搬家那一天，我并不知道爸妈都有着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东西运过去的，我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般，白天上完学就跑去同学家看那一年刚刚上映的《泰坦尼克号》了。
其实，在这之前，她已经开始和我爸吵架了。“之前大手大脚，一分钱没攒下，现在都下岗没工作了，你说可咋办？”我妈流着泪和我爸大嚷着。
“爱咋办咋办，之前花钱不都是为了你们娘俩。”刚被下岗的我爸，心里不平衡，整天酗酒。
这个不到 20 平米的平房只能放一张桌子，和一个能睡下我们一家三口的大床。那时的我，并不像励志小说里讲的那样，家境贫寒的时候仍然能发奋读书，而我，青春期越发的叛逆，我开始对自己的家以及没有了工作的父母感到羞愧，我再也不敢邀请同学来我家玩了。我把妈妈给我的新学期交给老师的补习班的钱用来买流行歌曲的磁带，回家后，趁我爸喝多了又管他要钱。
东北的冬天格外的寒冷，尤其在那个年代，地球还没有开始变暖。每次大雪后，都有一种刺骨般的寒冷。下午放学回家，没有暖气的平房像冰窖一般阴冷。但妈妈早就在床上铺好了电褥子，又灌好了热水袋，我脱了大衣就钻进被窝里，披着棉被吃饭，披着棉被写作业。有一次，我看到妈妈手上缠满了纱布给我切水果，我才想起来要问问她怎么回事。原来我爸妈兑了一个报刊摊，每天出门卖报纸。我妈的手脚都冻成了风湿病，稍微碰点凉水，就会钻心地疼痛。“妈，你可别让我们同学知道你们在卖报纸。”这是我知道她生病之后的第一句话。没有任何一点关心，我想到的却是我自己。
我爸已经渐渐接受了自己下岗的状态，每天和我妈出门卖报纸。而我，却始终无法承认这个小平房就是自己的家。初三的几次模拟考试我都是班里的倒数几名。中考前那一晚，我半夜醒来上厕所，发现我妈在哭着给我写信，那封信后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但里面的内容我还记得。“希希，你现在这么不听话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当好妈妈。不过你还是我的好女儿，你一定要考上高中啊，再难，我和你爸都要把你培养成大学生。”看着泪流满面的妈妈，我的心第一次被扎得很疼。但是当时的我，还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小琪，她和我说她父亲已经花了钱与市重点高中的校长打好招呼，不管她考成什么样，她都会去那个学校。我又想起了学习成绩和我一样差的楠楠，她明天就和全家人飞去美国了。
第二天中考，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我妈一起，把我送到了考场。中午还带着我去吃肯德基。爸妈什么都没吃，我吃得满嘴都是奶油，我妈就一直在旁边给我擦嘴，我爸拿个水瓶喝水。
中考成绩出来了，还好，我的分数线勉强上了高中。
3
1998 年，我上了高中一年级。那一年，一首《相约98》红遍了大街小巷，除了关心流行歌曲的动态以外，我什么都不想关心。我也不想理我家的姑姑、舅舅们。妈妈说，他们最近都躲着我们。后来我才知道，爸妈的报刊摊不赚钱，我妈开始从事在那时候被人称为骗子的保险代理人工作。在 20 世纪末的那几年，大批的下岗工人涌进了保险公司，然而，一些文化水平不高连保险条款都不懂的人的加入把这一行变得妖魔化了。很多人谈保险色变，觉得买了保险反而是把风险买回了家，保险代理人的工作自然也不招人待见。不过这一行业不需要投资，入职门槛低，上午去保险公司入职培训，下午就能夹个包去卖保险了。
对于始终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以及投资机会的爸妈，自然就加入了保险大军的行业。保险公司的宣讲总会让人心潮澎湃，我爸花了家里仅有的 8000 块钱买了一台嘉陵牌摩托车，每天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卖保险去了，幻想着能通过卖保险而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然而，我妈和我爸都属于性格内向、脸皮薄得要命的人，除了我姨妈家，以及爸妈朋友家的几单保险外，陌生市场跑下来的客户几乎少之又少。不过，当时的爸妈，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经常出去参加保险销售员的培训，也在一次次的锻炼中变得勇于开口向别人销售保险了。
然而，命运会惩罚不努力的人，却不一定会垂青努力的人，它总会不经意间就让你撞一下腰。
那个年代，还没有银行卡，更没有网上银行，客户都是用现金来交保费。勤劳朴实的我妈得到了客户的充分信任，很多客户交的现金保费都是直接给我妈，然后我妈再交到保险公司。经过几个月的攻克，我妈认识的一位器材店老板终于决定从我妈这里购买保险。1 万零 500 块的首年保费，我妈能够挣 3600 块钱。在那个年代，这真是一个大数字啊。
“看来，搬回楼房的日子指日可待了。”嘴上没说，但是我妈的心里这样想着。
那天晚上，器材店老板通知我妈去取保费，“可别被人偷了，你陪我一起取保费去。”我妈和我爸说。“别乌鸦嘴，哪那么容易被人偷，”我爸回应道。然而，还真是被我妈的乌鸦嘴说中了。器材店离市区较远，他们回来的路上没有路灯，另一辆骑着小摩托车的人从我爸妈的摩托车身边飞驰而过时，手快得像刀子一般，一把把我妈身上的包拽下。
“哎呀！抢我包！”我妈大叫了一声，可这时候，小摩托车早已骑过了老远。我爸试着去追小摩托车时，一着急撞到了路边的马路牙子上，人车全翻。
不幸中的万幸，爸妈撞得不算严重，仅是腿部骨折。不过，保费没了，自然要我们自己付钱给器材店老板的保费交上。收入没了，爸妈在疗养期间没有任何业绩进账，自然一分钱收入都没有。保险公司没有给爸妈买工伤保险，卖了好多份保险的爸妈也没有给自己买一份意外保险。那个时候的劳动法，是对劳动者是没有什么保障的，特别是在那一年代饱受诟病的保险公司。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我们住了快两年的平房突然间被贴上了一纸告示，说是违规建筑。对于违规的建筑物总是被有关部门处理得特别快，前一天刚被通知说要拆掉，第二天就来了开着铲车的人。一瘸一拐的爸妈，还有满脸不在乎的我，赶紧把平房里面的东西装进了几个大编织袋，看着铲车在 20 分钟内把平房铲平。而我们，走到平房旁边的楼房门前，求我们的租客收留我们住一晚。房东央求租客收留，这种事情也许只在我们家发生过。
4
没有了平房，爸妈又不舍得放弃那点房租，他们就在我念高中的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屋子。这本来是两室一卫的房子，房主把它拆分成了两家出租。我们与隔壁邻居共用着厨房和洗手间。为了让我好好学习，出租屋里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只有一张既能学习又能吃饭的桌子，还有一个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起睡觉的大床。就在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在高三的时候，妈妈还给我找了个家教，在周末帮我补习冲刺高考的内容。每天从学校晚自习回家以后，妈妈都会削好苹果或者煮好一碗汤给我。每天早上我都会带着妈妈给我准备好的早餐拿去学校吃。
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会一味地索取父母对我的关怀与爱，爸妈从来不和我讲家里的困境，我也根本不想去关心他们在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累不累。一直以来，爸妈把我庇护得太好，就算是三口人挤在平房、挤在出租屋里，我也仅仅觉得这个房子很丢脸，却并不知道在这背后，爸妈有多么地艰难。“赶快考上大学，离开这里”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妈妈腿好了以后，又开始去卖保险了，虽然保险公司曾经对她的工伤不管不顾，虽然一听说是“跑保险的”就会受到很多人的白眼和鄙视，但我妈还是会坚持每天陌生拜访客户，有时候和同事一起在商场门口摆台地推，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来到写字楼挨家挨户敲门推销。我爸之前在的化工厂恢复了生产，他又回去上班了，貌似一切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考上了大学以后，家里还是难以摆脱贫困线上挣扎的窘境。
“咱家房子要卖了，要搬到很远的郊区。”升学宴之后，当我妈对我说这句话时，让我彻底意识到，我小时候那个属于我一个人的，那个是不是邀请我的小伙伴来玩耍的，那个贴满了明星画报的小房间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年爸妈带我四处游玩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完了。我也没机会和同学去毕业旅行了。”看到我妈布满血丝的眼睛，听她沙哑地说完那句话时，我想到的却是这个。
我都忘了，高考那一天，爸妈在雨中站了好几个小时，在考场外给我加油打气。我也忘了，妈妈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休息日，就是为了多给我赚点补课费。我想到的，只有我自己。
5
我妈说的那个很远的地方，就是距离市中心有 30 公里的郊区。从市中心倒四辆公交车，经过两个多小时能到达这里的菜市场。我的新家所在的楼盘是新开发的，从菜市场到我家，还要再走在泥泞的土地上近 15 分钟。这段路没有路灯，到了晚上，总会有开着大灯的汽车从路人身边开过。我有时在想，在漆黑一片的夜晚，凹凸不平的泥泞地面，说不定哪天，我可能就会被某辆呼啸而过的汽车撞倒。
我家住六楼，是最高楼层。打开窗，我就能看见楼下一大片长满了杂草的农田。还有一群晒得高原红，长得黝黑的孩子们在那玩耍。而每天，也都能听见满口乡下口音的农民们吵吵嚷嚷，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话的嗓门那么大。
有一次放假在家，楼下的奏乐声从早上 5 点，一直响到晚上 10 点，我听得受不了，打着 110 电话报警，然而电话那端的警察说，这是村里的习俗，人死了当然得奏乐，这个立不了案。
我讨厌这里，讨厌这里有着乡下口音的人们，甚至讨厌自己的爸妈，我恨他们为何会将生活越过越糟。
大二的时候，是在 2003 年。我打各种工，兼职模特、手机促销员、兼职导游，赚了点小钱后我就开始买各种漂亮的衣服，以及新款 Nokia 手机。但我从来没想过帮帮还在家里每天疲于奔波的父母。正当我沉浸于逃课去做打工赚钱的时候，SARS 疫情的蔓延已经渐渐传开了，同学们纷纷带着口罩上学。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变得空空荡荡。学校也开始封校了，这段时间如果敢跨出校门半步，立马被处分。学校里面经常会有谁谁谁被 120 抬走之后隔离的消息出来。我也不能打工赚钱了，那款看中了很久的 Sony 随身听也不知道何时能买到了。
“妈，我兜里没钱了。”当我想到给我妈打电话时，不是关心一下她和我爸的身体状况，而是要点零花钱。
“你注意身体呀，吃点好吃的。你要多穿点，别下雨了还光着腿不穿袜子。要多喝热水，别吃方便面...…我和你爸明天去看你。”我妈并没有因为我没关心她而怪我。她依旧像我小时候一样，絮絮叨叨，和我说了一堆注意事项。
挂了电话的第二天，下了大雨。那天的大雨把宿舍楼前的小路都变成了小河。巨大的雨点滴落到宿舍的窗户上啪啪作响。我以为爸妈不会在这一天来看我了，然而，他们还是如期而至出现在了我们学校门外。
那个时候，由于非典的戒严，学校大门都是紧闭的，学生与家长只能隔着校门口的铁窗相见。我没见过监狱长什么样，但是这种隔着铁窗相见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像电影里面演的探监的场景。尤其是当妈看到我泪流满面的模样，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心脏被针扎的痛感。我妈好像又瘦了，一定是天天出去卖保险不好好吃饭。我爸又老了点，也不知道最近是不是又喝了太多酒。这是我第一次觉得对不起爸妈，这个时候我还让他们来给我送零花钱，万一被雨水浇感冒发烧了可怎么办？万一他们在挤长途车的时候被别人传染上病菌可怎么办？我心里那一万个自责，好像一直在提醒着我，我是个多么不孝的女儿。
“我们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拿回去和室友分着吃。这是 500 块钱，省着点花。”在分别之前，妈妈再次叮嘱我，她和我爸并没有觉得这个女儿不孝。
大学离我家并不太远，坐一趟 3 个小时的长途车就到了。但是因为非典的隔离，我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终于被解禁那一天，我与一群拿着大包小包的人一起挤上了回家长途车。也许是那场突如其来的 SARS，让我有时间思考这么多年来，父母为我做的一切。我真的想他们了。然而，那个位于郊区的新家，我却怎么都爱不起来。我时常幻想自己能够生活在一栋优雅的房子里，穿着公主裙在自己的公主房里跳舞，公主房里有大大的落地窗，地上铺着来自英伦的波斯地毯，墙上挂满了各种奢侈品包包。也许，这是所有的虚荣之人的共同梦想吧。
6
大学四年终于熬过去了，当我的同学还在纠结于考研与工作的选择时，我决然地选择了工作。因为只有工作，我才能赚钱，我才能有机会离开那个隔音效果基本为零，每到周末楼下就开始奏哀乐的家。
因为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我顺利地进入了家乡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经常举办各种奢华 party 的市场销售部工作。按理说，我们全家熬到这一步，应该算是拨开乌云见月明了。然而，我的虚荣心却越发地膨胀，我的内心也极度的贫穷。
当有同事问我，你家住哪啊，我回答的地址永远是小时候那个家的地址。朋友一起出去玩，我也从来不让别人送，每次在离家还有 20 几分钟的时候，我就给朋友发短信“我到家了”。因为这样，可以让别人以为自己家没有那么遥远。
我想要给别人造成一种家境优渥的假象，我在网上买假冒的 LV 背包，带假冒的 Prada 眼镜。那一年的十一假期，我提前两个月就和同事说，我要去香港玩，我列了一大串购物清单给她们看，里面包括 Dior 的包、Chanel 的彩妆还有兰蔻的护肤品。但是等临近假期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兜里的钱连往返机票都不够，我心里想“去香港购物的事儿都传遍了，这时候不去，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因为没钱不去啦？”不知道怎么办的我，只能又像小时候一样，嬉皮笑脸地看着我爸，让我爸赞助点零花钱。我爸的赞助费再加上一张刚办理的信用卡，香港之行就这样说走就走了。
那时候的我，“虚荣”就像癌细胞一样蔓延到了我的全身，钻进我的血管，我病到膏肓已经无可救药了。我平时住在酒店里的员工临时宿舍，周末会搭乘 3 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我没有钱租房子，我把全部的工资用来买那些高仿的名牌货伪装成很有钱的样子。有一天，我从市中心倒了四趟公交车，一路颠簸地回到家。到家楼下，一股难闻的臭味铺面而来，原来楼道里满是垃圾还没有人收走。这栋楼房没有电梯，穿着 5 厘米高跟鞋的我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垃圾往上爬，汗水从我那抹着香奈儿粉底的脸颊上流过。“直接找那个有钱人嫁了得了，真不想回到这里，”我心里抱怨着。
这个我想要嫁的“有钱人”是我们酒店的一位常住客人林彬。林彬 1969 年生人，经常健身的他看起来和实际年龄很不符，给人感觉也就是 30 岁出头。他满口流利的英文以及港台味的中文，一说话给人感觉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此外，林彬长得很像韩国影星玄彬，我们整个市场销售部的女同事经常会私下里讨论他。然而我们普通员工对他了解很少，甚至对他就职于什么公司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属于 VIP 客人，每次入住，酒店总经理都会亲自接待。2008 年的奥运会期间，林彬一直住在酒店，他有时候邀请我们销售部的女孩子们一起去酒吧喝酒。
那晚是奥运会的闭幕式，他又邀请我们去酒吧。在闭幕式上，当获得了金牌的中国男子体操队集体出现的那一刻，林彬泪流满面地低声对我说“我小时候在广东出生，4 岁起开始练体操，如果后来我没有随妈妈移民去加拿大，可能我也会一直从事体操这条路。”看着林彬那酷似玄彬的脸，我很想继续听他的故事，很想多了解他一点。“我们走吧，跟我走。”林彬好像知道我想什么，还没等我回答，便拉着我的手走回了酒店。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我已经全然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在睁开眼睛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前一晚发生了什么。林彬没有在旁边，他只给我留了一张纸条“I’m gonna to Singapore, see ya.” 非常简短的几个字，就像他的人一样，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没多久林彬回来了，我们如约在我们常去的普拉那啤酒坊酒吧见面。一条新加坡胡姬花项链以及他的那句“I miss you.”让我涨红了脸，心脏跳动的速度让我有点要窒息的感觉。
“Be relax.”林彬用他的修长纤细的手指摸了摸我的头。“我妈妈现在住在新加坡，下次我带你去见见她。”林彬的话让我不知道如何接下去，只是在想，林彬现在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会答应他。
然而，林彬的承诺始终没有实现，甚至不再出现在我们酒店，他的电话从无人接听到停机，再到号码不存在，让我知道了他已经默默地从我身边消失了。而我在这时，却总会莫名地恶心，让我不得已买了一根测试棒来检验自己是否中标。我颤抖着拿着测试棒，盯着那两条清晰的红线，泪水一下喷涌而出。“妈妈，我，我怀孕了……我想回家。”这时候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求助妈妈，想回到那个我曾经鄙视又离不开的家。
爸妈带我来到医院，我决定与肚子里面没见过面的宝贝说再见，我也辞掉了工作，在家里休息的这段时间，我终于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对贫穷生活的不满，对父母辛劳的不解，都是被自己的虚荣所害，它像癌细胞一样，蔓延了我的全身，它也像白内障一样，蒙住了我的双眼。它生长得如此旺盛，吞噬了我那些的纯真与善良，遮住了我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双眼。
在家休息了两个月后，我离开了家乡，决定不再花父母一分钱，拿了一个行李箱只身来到北京，我知道这很艰难，但我决心让父母看到一个已经长大的我，让那个没有出世的孩子看到一个坚强的我。
7
2009 年，国庆节后。出了北京站的我，深呼了一口外面的空气，貌似北京的空气对我来说都是更新鲜的。
出站口人头攒动。我一眼就看见了在那里仰着脖子向前望的佳佳。她是我大学室友，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实习，如今在一家位于通州区的五星级度假酒店任前厅部经理。
寒暄几句后，佳佳满眼放光地说，“你走运透了，我们前台的 GR Officer（宾客关系主任）刚离职，你愿不愿意来？”
“我们酒店还提供员工宿舍，四人间，这还解决你的住宿问题了。”佳佳还没等我回答，就接着说。
“好呀，咱俩还能一起工作，我就听你的呗！”佳佳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我班的班长，所以她当我的上司，我心服口服。
佳佳没有住宿舍，她和男朋友在酒店附近租了一个一室一厅，我在她那里挤了两晚后，就得到了酒店的入职邀请。GR Officer 我以前没有做过，但其实就比前台接待高一级，迎来送往各种重要宾客。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一切从头做起吧。
重新开启工作模式后的我，像打了鸡血一般，每天有接待不完的客人和处理不完的客人问题。除了上班就是回到宿舍和姐妹们八卦，仿佛又回到了大学生活。住在员工宿舍里的人都是像我一样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男女朋友的北漂，不管各自的家庭是贫穷还是富有，最起码现在都是一样的，每天穿一样的工服，吃一样的员工餐，甚至去逛一样的街。没有了曾经的虚伪与虚荣，对于我来说，此时的生活清澈得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
做 GR Officer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见识形形色色的客人，比我之前在市场销售部见到的客人要更加多姿多彩。其中包括前后左右都簇拥着保镖的政府高级官员、当红明星。还有背着电脑包的世界 500 强精英，当然也有戴着金链子满身油腻一口一个“美女”的土财主，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
就这样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努力的一段时间，其中还当了一次月度最佳员工。
2018 年 8 月，我和老公、我爸妈、带着 5 岁的儿子一起坐了 5 个小时的高铁，从北京回到老家，到老家的房子看看。
当走出老家火车站的出站口，就看见了那个叫做“逐日”的太阳鸟黄色雕塑，小时候的我从未仔细看过它的样子，如今看来，我突然觉得它真的像一个张开双翅，浴火重生的大鸟。不远处就是公交总站，一排排的公交车整齐地竖立在那，列队等候乘客。那几辆开往远郊的 216 路车，也好像穿了新衣服一般，车身上的在线英语广告被擦得锃亮。
“咱们坐 216 路回家吧！”我对他们说。我想让老公和儿子也感受下这个曾经一遍遍地载着我从学校、从公司到那个遥远的家的 216 路公交车，我真的很想谢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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