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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厌男症”,病史二十年 | 短故事

秋凉 三明治 2019-07-03


文章 | 秋凉

编辑 | 李梓新


该文为短故事学院学员作品

头条发表课程学费全部返还


那男人的手臂像两条又湿又冷的蟒蛇,渐渐将我箍紧。酒气混合着烟臭味,和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一起喷在我脸上。我朝后退了一步,没能挣脱,小腹被对方凸起的裆部一把顶住。我一个激灵,使出全力甩开他,跑出了这个光线暧昧的舞厅。


W主任正站在会所门口,和我四目相对的时候,这个酷似何赛飞的漂亮女人皱起了眉头,欲言又止。和我一起接待这批领导的同事F也快步走了过来,她也是一脸愠色。


我们俩抱着胳膊,看W主任将她手机上的羊脂玉挂件拨弄了半天,谁也没有开口。半晌,W主任小声而坚定地说:“回去了!出鬼了真是……”


我和F跟着W主任做接待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平时主要是迎来送往和安排会务。去舞厅陪领导跳舞是头一回,我和F遭遇“咸猪手”,大概是W主任没想到的:她本以为他们“不至于”。


性骚扰我的中年男人,后来成了我们单位的分管领导,开大会经常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词。


“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坐在台下的我,条件反射地想起那晚黑暗中的喘息和凸起,全身直冒鸡皮疙瘩。


但他并不记得我是谁,在我两次通过竞聘考试升职的时候,都笑眯眯地祝贺我,宛若一个慈祥的长辈。


羞耻感像一阵龙卷风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这不仅是说,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和大多数受过伤的女人一样,我母亲对我生父当年的恶形恶状,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我对男性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可信任的”。这还意味着,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始终没有找寻到一个男性榜样:大多数偶像是经不起细看的。


在各种“弑父”情结的神话里,我最喜欢哪吒,他在母亲的肚子里呆了三年六个月,出生后和父亲关系不好,惹了大祸,就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托莲花而重生。作为一个凡人,我没法像哪吒一样重新来过:那些难以启齿的来自男性的骚扰,像巨型章鱼沾满粘液的触手,在我的过去里神出鬼没。


我有“厌男症”,病史二十年。


十岁那年,午休的时候,一个女同学走进教室,她穿着浅黄色的背带裤,臀部赫然绽放着一朵暗红色的花。


喧闹的教室陡然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盯着她的双腿之间,开始窃窃私语。


“喂,你弄到身上了。”有好心的女生拉住她,低声提醒道。


她的脸像陡然亮起的交通信号灯,通红的程度比她裤子上的血渍更加引人注目。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我们班上已经有女生来初潮了啊。


我的母亲和姐姐并不避讳在家里谈论“月经”,作为过来人,她们总是告诉我:“你还小,还不需要担心这种麻烦。”


我对先我一步成为“真正的女人”的女同学感到羡慕,但她们似乎并不开心,甚至是忧心忡忡,拿书本、毯子、外套遮遮掩掩,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


对“性”的羞耻感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我发现男生对待女生的态度和过去不同了。以前我们课间打打闹闹,没有什么性别之分,而从这时起,男生只和男生扎堆玩,一有女生过去说句话,就会有人起哄。他们发明了各种取笑女生的方式,不只是单纯地取笑外貌,还会加上各种性暗示,黄瓜、茄子、蘑菇、韭菜等食物都能成为他们的“梗”。仿佛一夜之间,去录像厅看毛片,玩父母的避孕套,成了男生们悄然流行的“成人礼”。


1998年春,在我小学毕业之际,史诗巨片《泰坦尼克号》在国内上映了。大人们说这是一部“下流”电影,但很多人都趁周末偷偷地去看了,包括我们班的男生。


“喂,你看了那个吗?”

“我?当然看了!”

“我也看了!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偷偷溜进去的。大家都看得可起劲了,没人注意我。”

“嘿,真有你的!”


这些正在进入思春期的男生,有时勾肩搭背,有时互相推搡,仿佛随时自带《动物世界》的开场音乐,在“性大陆”上恣意狂奔。


女生则没有这些自由,或者说,随着青春期的来临,她们变得愈发不自由,不仅是在来月经的时候随时检视自己有没有侧漏,还有无处不在的羞辱和贬损:胸大一点是“骚”,功课好是因为“死读书”,被男老师摸了尖叫起来是“发疯”……


流血的子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榔头,一下又一下地捶走了女孩们的蓬勃生气,将她们塑造成顺从、羞怯和善解人意的模样。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女性产生了一种迷恋,男生们越是吵吵嚷嚷炫耀“阳刚之气”,我就越发亲近女生,渴望她们的抚慰。


“厌男症”掰弯了我


初中的时候,陈小春版的《鹿鼎记》正在热播,女生之间开始流行“老公老婆”的游戏,扮演“老公”的往往是性格爽朗的大姐大,集邮似的将女孩们收入“后宫”,像韦小宝一样享受莺燕环绕,甚至互相亲吻。“老婆”之间也会争风吃醋,讲究大房、二房之类的排位。


经验丰富的中学教师们大概是预见到她们升入大学后会很快交上男朋友,所以对于这样过家家般的暧昧,他们从来不放在心上。


我没有加入过任何“后宫”,作为班上年纪最小并且最后一个来初潮的女生,直到初中毕业,我都被大家当成没有性别的“宝宝”。和我要好的女同学总喜欢在下课的时候跑过来摸摸我的头,亲亲我的脸,像逗弄一只小猫似的。跟那些鬼哭狼嚎玩着“阿鲁巴”游戏的男生相比,女生是多么可爱呀!


当时的我对青春期的男生无比嫌弃,但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可能是“弯”的。在互联网尚未普及到手机终端的千禧年初,“性少数”仍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话题。尽管那时已经开始流行耽美文化,我也看了不少同志片,但始终无法和自己联系起来。


我仍记得我的初恋P君。那是1992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是一个白净斯文的小男孩,门牙有点宽,笑起来像小兔子一样。当时我们在排一支叫《金童玉女》的舞蹈,准备参加市里的比赛,P君是和我一组的搭档。每当他牵起我的手,我的心总是砰砰乱跳,整个世界都被粉红泡泡吞没了,只有他的笑容是清晰的。啊呀,连他的牙缝都那么可爱!


老师找我谈话,说希望我去跳C位。我点点头,问:“P君和我一起吗?”


“啊,他还是原来的位置,你会有个新搭档。”老师说。


“我不要!我只和P君跳舞!”我大哭起来,直到大人们终于妥协了,让我和P君一起跳C位。


那时候我还没有患上“厌男症”,不知道十年后的一天,上高一的我会因为一个卷发男生的表白,恶心得汗毛根根竖起,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和他微弱的声音相比,整个教室都是震耳欲聋的起哄声,像滚烫的火舌一般舔舐着我的身体。


我的厌屋及乌甚至到了拒绝看《银魂》的地步,因为它说:“自然卷的家伙都是好人。”


才不是!那个自然卷的男生带给我的,是如烧红的铁棍般刺穿我身体的羞耻感。


2004年,我们迎来了最为紧张的高三。班上开始流行写小说,有时是几个人接龙,有时是一个人的连载,以手抄本的形式疯狂流传。大概是看多了《大逃杀》之类的暗黑电影,我们写的小说总是充满了暴力:背景设定为世界末日,老师们是深藏不露的反派,我们手里什么武器都有,一言不合就杀人,结局通常是死光光。


在我连载的小说里,“男人都该死”,即使是温柔善良的男主,也饱受折磨且痛失所爱,而女主总能开挂,成为救世主。这样写让我感到很痛快,但读者们抗议了:“男主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虐他?”


那么就让他好过一点吧。我决定动笔修改,却发现笔尖有千钧重,哪怕给男主匀出一小点幸福,都让我如芒在背。


此时班上正争相传阅着郭敬明的新作《梦里花落知多少》,据说和他涉嫌抄袭日本漫画《圣传》的处女作《幻城》风格迥异,仿佛换了一个人。


“里面有强奸戏!”这本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有同学忙不迭地告诉我。


就像学校后门书店的大部分言情小说一样,这位“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的少年作家,写起青春疼痛的故事,并不见什么新奇之处,虐起笔下的女孩倒是相当狠:强奸啦,打胎啦,坐牢啦,过失杀人啦……看得我很生气:这帮人可劲儿糟蹋笔下的女孩子,凭什么要我给男主角留生路?


喜欢安妮宝贝的同学对郭敬明表示不屑,她们憧憬的是那种文艺而清冷的女子,哪怕在小说中,这些女子总是一片痴心错付给渣男。十二年后,《七月和安生》被拍成了电影,在原作基础上做了一番改编,男主家明变得面目模糊,而两位女主却似并蒂莲花,熠熠生辉,甚至有种“友达以上”的暧昧。“这才是我想看的故事嘛!”我毫不犹豫地在豆瓣上打了个五星。

       

电影《七月与安生》剧照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和闺蜜坐在天台上,交换了给彼此的祝福信件,闺蜜在信中说:“祝你早日交到男朋友,为你鞍前马后。”而直到大学毕业,我和闺蜜都没有交上男朋友:她没有遇见令她动心的男生,而我则是对女生动心了。


19岁那年,我亲吻了一个女生。


我们站在南京新街口的十字路口,她微微侧过脸,我轻轻踮起脚,将自己的嘴唇印在她的嘴唇上。


那一刻,我仿佛跌进了一个玫瑰花瓣铺就的温柔乡。


“感觉怎么样?”她问我。


“怪不得男生会喜欢女生。”我如释重负地哈哈大笑起来。长期以来的好奇心像离了手的氢气球,徐徐飞远。


这个女生并没有成为我的女朋友,这次亲吻也没有带来爱情的“费洛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性取向设限。对一个青春期的女生来说,挑战这些看不见的条条框框,比起循规蹈矩的恋爱要有趣得多。


男人的处女情结


我的姐姐开始和相亲对象约会了。她说男生接吻的时候会伸舌头,双手会不规矩地摸来摸去。


“咿——口水不臭吗?”我捂住嘴瞪着她,觉得她被男人“污染”了。


姐姐不置可否地笑了,拉上我一起看酒井法子的《星之金币》,大S的《流星花园》还有裴勇俊的《丑闻》。


如果说偶像剧呈现异性恋的情欲还算克制和唯美,那么情色片对刚成年的我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随着阅片量的增长,东亚男性根深蒂固的“处女情结”越发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在传统的婚恋市场上,这一块结缔组织似乎仍是一份硬通货。


在以晋江文学城为代表的言情小说里,无论是传统的异性恋还是耽美题材,对初恋、初吻和初夜的执着尤其明显。这三“初”像礼物一样被送来送去,甚至被当成某种筹码。即使在《十月》、《收获》等严肃文学杂志中,男作家对“破处”也津津乐道,仿佛胯下的阳具和手中的笔同是武器,通过在女人身上攻城略地,获得征服世界的快感。


姐姐的相亲对象打来电话,说想带她见朋友,邀她去唱KTV。


“去那种地方唱KTV?”我查了下地址,点评网说那是一家著名的夜总会。


姐姐皱起眉头,说:“我们一起去,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就走。”


我点点头。当时的我们对夜总会的理解,还停留在港片古惑仔里的镜头里。


在烟雾缭绕的包厢里,男人们松开领带瘫在真皮沙发上,茶几上堆着果盘和酒水,“公主”们穿着银白闪亮的紧身短裙,在我们面前一字排开,像铺开的带鱼干。


“你有女朋友在,叫公主是不是浪费了。”一个男人对那相亲男笑嘻嘻道。


“女朋友坐我怀里,公主是给你们点的嘛。”相亲男张开双臂,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姐姐坐过去。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条带鱼干:口干舌燥,怒目圆睁。


我猜姐姐心里一定翻了个大白眼,因为她马上拉起我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包厢,并毫不犹豫地甩掉了这个相亲男。但这种令我不安的“兄弟会”,很快又换了一张面孔出现了。


在我工作的第一年,一个男同事在饭局上问起我:“你能接受老公出轨吗?”


这算什么问题!我气鼓鼓地正要开口,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另一个女同事托故没来,我成了这个饭局上唯一的女性。


我改口反问道:“你们能接受老婆出轨吗?”


“那怎么行!”他们哄笑起来。有人像唱歌似的哼起来:“红旗不倒,彩旗飘飘!”


提问的男同事作出一番掏心置腹的样子:“小姑娘,我和你讲,大多数男人都是这么想的。男人和女人的生理结构不同,男人没法控制自己的冲动……”


我几乎要气笑了:你们这么想,我就应该接受吗?但在满堂哄笑中,仿佛我才是“有毛病”的那个。


23岁的我终于交上了男朋友:一个在旁人眼里条件不错的“有为青年”。吃了几次饭之后,对方提出了上床的要求。


“难道你不想吗?”他急吼吼地问我,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


“我妈要我婚前不要发生性关系。”我说。我的情欲似乎进入冬眠期,无论他怎么抓耳挠腮,我都无动于衷。


“要是怕怀孕,我戴套不就好了。”他掏出了一盒避孕套,说是我们去便利店的时候他悄悄买的。


他的话倒是提醒我了:我认识的早早结婚的女孩,无一不是奉子成婚。据说有些男人为了拴牢女孩,会在套套上扎洞。


“我不要。”我坚定地说,起身准备离开,被他一把抓住了胳膊。


“我哪儿都摸过了,你装什么处女!”


对方咬牙切齿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可笑。


“我们分手吧。”我说。


这段恋爱的唯一收获,是让我开始思考“处女”的定义。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处女是指没有发生任何与他人有互动的性行为的女子”,按照言情小说的描述,处女是“一张白纸”,会在初夜的时候羞怯、哭叫和流血。对信阳毛尖、乳前龙井来说,处女采的“口唇茶”是茶中极品,以至于有公司招采茶工,要求必须是处女,且胸围要在C罩杯以上。更不用说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里,人们对挺身而出保卫女学生贞操的妓女们,流露出一种古怪的褒扬。


但那时候已经流传起“技术性处女”的说法,胆小的少男少女们正在秘而不宣地尝试各种边缘性行为。在城市的公交车和地方电视台上,充斥着无痛人流和处女膜修复术的广告,计生用品和卫生棉条反而羞羞答答,不见踪影。


婚姻是一剂猛药


2012年6月,25岁的我被一条热门微博吸引住了:上海地铁里出现了两个女生,一个身裹黑袍,一位短打外戴金属“胸器”,举着两块牌子,写着“我要清凉不要色狼”,“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原来在几天前,上海地铁二运官方微博贴出了一张穿透视装女孩的背影照片,并附文字:“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姑娘,请自重啊!”她们以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抗议,并且引发了论战,CCTV对此作了专题报道。

       2012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艺术行为的现场照片


原来那些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污言秽语、死缠烂打、动手动脚……也正在其他人身上发生啊! 


也是从这时开始,我注意到了女权主义者的存在:她们通过行为艺术和法律行动,将“性别平等”的口号拉入具体的现实之中。她们“占领男厕所”,希望各种性别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充足的公共设施;她们在众目睽睽下剃光头,呼吁消灭教育资源分配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她们穿着“带血的婚纱”上街,戳破亲密关系暴力中浪漫爱的虚弱幻想……


“真酷啊!”即将结婚的我,对她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但彼时的我,更愿意关心情感博主们的更新。性骚扰是可以忍耐的,也许等我结了婚,和丈夫在一起,那些男人就会有所忌惮了。


“做骄傲的公主,被男人一生呵护!”


从电视到网络,从商场到茶水间,这声音如此铿锵有力,不容置疑,仿佛代表了所有女人的想法,包括我。


和婆家人的意气风发相比,我母亲总是心事重重,一脸不快,无论是在我姐姐的婚礼上,还是我的婚礼上。


“如果我结婚让你不开心,我可以不结的。”我握着母亲的手说。


母亲还没开口,眼眶已经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女人终归是要结婚的,你要是不结婚,其他人要怪我的。”她的眼泪簌簌地落下来,打湿了领子。


我抽了几张面纸递给她,安慰道:“我觉得我选的这个男人还可以的。”


“但愿吧。”母亲拭去眼泪,“对你好就好。”


和年少轻狂的我相比,母亲对男人是更为警惕和有洞察的。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常去青年旅舍玩,和一些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相谈甚欢,回去喜滋滋地和母亲汇报:“我认识了一些很有想法的叔叔,很适合做我的人生导师呢。”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问:“你们都聊些什么?”


“主要是他们的生意,全国各地都有,还经常出国的。对了,有个大叔说他离了两次婚了,不过对他的前妻们很负责,说给了很高的赡养费……”


母亲停下了手里的活,脸色铁青:“你以后不要和他们来往了。不是什么好人。”


我一愣。和素昧平生的中年男人相比,我当然更加信任自己的母亲,也听从了她的建议。当我迈过三十大关,在电影《成长教育》里那个虚荣而骄傲的女主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终于领悟了母亲的道理。


尽管我没有掉进“大叔”的陷阱,但仍不可避免地在婚姻里跌了一跤。人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直到被生活打脸。


闹离婚最厉害的时候,我独自去咨询一位信任的长辈,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他绕了几个圈后,突然问我:“你们性生活和谐吗?”


我愣了一下:“您什么意思?”


“其实吧,我觉得你离婚也不是坏事。俗话说,女人变坏就有钱,反正你都不是处女了……”他的手突然伸出来,想要掀我的裙子。


震惊和屈辱像火辣辣的耳光,猝不及防地甩在我脸上。我挣扎着跳起来,一把按住他的手:“再这样我要报警了!”


他打量着我的脸色,终于讪讪地缩回了手:“好的,你可别说出去哇。”


我终于清醒了过来:婚姻并不是女人的保护伞,事实上,它漏洞百出,却披着神圣的外衣。而大多数男人所期待的“贤妻”,从来都是低眉顺眼,红袖添香,绝不是有恃无恐,敢于叫板的。


但我依然硬颈,特别是对那些高举“女德”,孜孜不倦前来劝降我的人们。


打破沉默是疗愈的第一步


2015年夏,28岁的我迎来了感情生活上的解脱,开始筹备性别话题的硕士论文,贪婪地汲取着相关知识和信息。我读了《第二性》,读了《海蒂性学报告》,读了《厌女》,渐渐看见了“生而为女”所面对的天罗地网:它压迫着不合“规矩”的女人,也压迫着不够“男人”的男人——这正是我“厌男症”的症结所在。


这年冬天,我以编剧和演员的身份,参与了一个特别的话剧。这是本地的一家公益小组发起的活动,以美国女作家Eve Ensler旨在反对性别暴力的《阴道独白》为蓝本,借鉴国内上演过的其他版本,打造了一个新的原创版本,涵盖了女同、跨性别、农村女性、生育、性别暴力等多个话题。大部分参与者是从网络征集而来的,有学生,也有社会人士。那年我们的运气不错,得以顺利地上演了两场,超过600名观众到场观看。

       2015年,作者在话剧演出中


在这样一个集结了性少数群体的“草台班子”里,担任表演指导的某校话剧社社长和另一个扮演强奸犯的直男,反而成了“少数派”。他们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并不是只有被压迫的一方会为自己发声,有良知的人,有所思考的人,乃至单纯怀着好奇心的人,都有可能发声。


在剧本的筹备阶段,我见到了两个跨性别女孩(MTF),X和Y,当时她们俩还是读大学的年纪。在她们的剧本里,穿女装、留长发需要勇气,被羞辱、被霸凌是家常便饭,和同志一样,她们在“出柜”后也要背负起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甚至更甚。


“女人有什么好,为什么想做女人?”我忍不住腹诽。就我个人而言,作为女性的成长经历一点都不愉快。看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知道,如果有的选,大多数人都会投胎做男人——连我这样的“厌男症”患者,都眼红少数男人的特权。


与个性活泼的X相比,Y极为内向,当时她尚未接受手术,头发也还没留长,大多数时候仍穿着男装。在排练初期,她害羞得甚至没法开口说话,被X一次次拉到边上开导。


“实在不行,就让X一个人演吧。”有人建议道。


“我知道她心里是想演的!”X有点急眼了。Y捂住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好的好的,别着急,慢慢来。”众人安慰道。


在我们的鼓励下,擦干眼泪的Y终于振作了起来。起先她的声音如蚊子哼哼,渐渐变得响亮起来,随着排练的深入,她的台词越来越流利,演技也越来越稳,演到情绪爆发的时候,嗓门甚至盖过了X。这让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正式演出那天,我在舞台后方候场,听着X和Y的演出。在音乐的烘托下,她们的声音比排练时更加令我动容。我开始思考:穿裙子或裤子,留长发或短发,喜欢男生或女生,本应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为什么会有人因此勃然大怒呢?我似乎明白了:“厌男”于我是一种逃避,隐藏的是我的恐惧。


就在前几天,一个叫《天朝渣男图鉴》的视频上了热搜,它改编自音乐剧《芝加哥》的“监狱探戈”选段,讲述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六起杀人案件,关于饱受迫害的女人们如何手刃男人,引发了一片叫好,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搞性别对立!”“以暴制暴是不对的!”


离那场演出已经过去三年了,如浮萍般相聚过的年轻人们,早已散落四方:有人换了工作,有人出国读书,有人做了梦寐以求的手术……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踽踽前行,仿佛无数个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我的“厌男症”至今未能痊愈,它是一座经年累月形成的冰山,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等待融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封面出自以小镇少女为主人公的电影《笨鸟》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打破书写的权威体系,在短故事学院,写下真正属于我们的故事。十一月短故事学院正在报名中,联系三明治明仔(ming30s)报名。点此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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