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徒步”发起人肖美丽在加拿大：度假之旅变成维权之路 | 三明治
肖美丽坐在偌大的会议室里，面前是一群西装革履的加拿大人。
“我们是西门菲莎大学（SFU）语言培训项目的负责人，关于你的投诉信，我们想和你谈一谈。”正中央的短发女士开门见山道。
对肖美丽来说，这一刻的交锋是如此陌生，却又似曾相识。两个月前，在离开广州的那一刻，她未曾料到会以一场轰轰烈烈的投诉，彻底点燃这场游学之旅。
/ 飞离烦恼：从广州到温哥华 /
2017 年 12 月，已经在广州生活了五年的肖美丽决定离开。从这年 5 月起，不断有人找到肖美丽，叫她和她的朋友们离开广州，甚至开着大卡车载她房东一起过来。“你要明白，我们是可以抓你们的。”对方意味深长地说道。
肖美丽是一名活跃的女权主义者，从 2012 年起，她和朋友们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倡导性别平等的行为艺术活动：在情人节穿着“带血的婚纱”走上街头，呼吁反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占领”过男厕所，倡导增加女性厕位；剃过光头，抗议教育部高考提前批分数线女高男低；拍过裸照，征集敦促反家暴法立法万人签名等等。
随着女权主义越来越走入公共视野，女权主义者们的声音越来越难以被忽略。然而，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提到“女权”，就不可避免地联想到“女尊男卑”、 “境外势力”，由此心生嫌恶。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举牌抗议、行为艺术等表达权利诉求的街头行动感到陌生，另一方面，当女权主义者向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发起挑战时，不可避免地遭受“污名化”的困境。
“Me Too”运动正在席卷全球，从高校蔓延到公益圈，越来越多的女性敢于说出自己被性骚扰或被性侵的经历。肖美丽乐观地表示：“互联网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健忘，这次的热潮过去也不等于消失。正如吕频所说，事实证明对权利的执念无法麻木，人们永远在伺机而动。”
2017 年 10 月，肖美丽登上了飞往加拿大的航班。当熟悉的城市渐渐消失在白云下，那些长期以来包围着她的烦恼，也如潮水般退去。她长舒了一口气，紧绷了多年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这场悠长假期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吗？
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的老朋友圆圆，肖美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圆圆是个又高又瘦的 90 后男生，在加拿大读人类学博士。他们相识于广州的 F 女权小组，因为当时圆圆没有住处，肖美丽和舍友就收留了他几天，之所以会了解到这个语言班项目，也是因为他的推荐。“我那儿的宿舍很宽敞，舍友也超级 NICE，我们会将客厅腾出来留给你住。”圆圆说。
“如果英语水平能够因此提高，说不定留学也可以排上日程，毕竟有那么多朋友在国外读书……”肖美丽动心了，虽然她手头并不宽裕，但还是咬牙付了这笔学费：“就当一次加拿大深度游吧！”
配图来源: 公众号“削美丽”
/ 第一瓢冷水：大家都在说中国话 /
“空旷”，这是肖美丽对温哥华的第一印象。
与栉比鳞次的广州城相比，这里的房子稀稀拉拉又特别矮，人的视野因此开阔起来，出门就能望见雪山。这里的树木品种不一，数量庞大，得益于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它们也能舒展而自在地生长。亚洲餐厅随处可见，越南河粉成为肖美丽最日常的慰藉，而中国学生的密集程度，也是她未曾预料到的。
“你在这里什么都学不到，因为这里全是中国人，大家都不讲英语。”
语言班的第一节课，一个中国女孩这样对肖美丽说。班上的 15 个学生都来自东亚，除了一个韩国女生和一个日本男生，其他人全讲中文，在肖美丽走进教室的时候，她甚至听到好几个人在讲成都话——这是她最熟悉不过的乡音了。
2016 年加拿大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华裔是加拿大除欧洲裔外的最大族裔，达到 176.9 万人，其中温哥华是华裔人口第二多的城市（50万），仅次于多伦多（70万）。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市，华人比例甚至接近 50%，被人戏称为“占领区”。
肖美丽原先准备了一些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最终没有送出去。在白人老师的眼中，这个出生于 89 年的女生，和其他十七八岁的亚洲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在同学们的眼中，娃娃脸的肖美丽也完全是个学生模样。而在肖美丽眼中，这些孩子从头到脚的名牌，说明他们的家境都相当优越。不少女孩化着精致的妆，脸搽得雪白，眼影多是流行的网红款红色系，整个眼圈被晕染得红扑扑的，仿佛刚哭过的样子。
在来到这个语言培训班之前，不少同学都上过国内的英语突击班，一星期就要花几千块的那种，但收效甚微，说一句完整的话都会紧张。第一堂课，一位女教师带大家做“破冰”游戏，每个人在小纸条上写上自己的特点，肖美丽写道：“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主义”，尽管这位热情的女教师解释了半天“性别歧视”，告诉他们“女权就是平权”。肖美丽的同桌 A 是一个韩国女生，两人熟悉起来之后，A 说她知道女权主义者关注就业方面的性别平等，但没有了解过她们的具体主张。
出于社运者的敏感，肖美丽留意到这个语言班涵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比如特别开设了加拿大研究课，或是搞一些免费的文化活动，带学生在温哥华观光的同时介绍人文历史之类的。原来这个语言班是为 SFU 预科班所准备的，报这个项目的大多数学生都准备上 SFU 的预科班，会在这里学习两个月甚至更久，因此语言班也默认他们会长期留在加拿大。抱着度假心态过来的肖美丽，是其中唯一一个不打算久留的学生。
/ 要求“死记硬背”的R老师和讲荤段子的S老师 /
教加拿大研究课的R老师走进教室时，肖美丽听见有学生发出了哀嚎，问韩国同桌A怎么回事。A在上学期就上过R的课，她告诉肖美丽：“这个老师对学生很粗鲁。”和那些爱岗敬业的女教师不同，R对学生的要求只有一条：死记硬背。在肖美丽看来，他讲的内容极其无聊，甚至有点民族主义：什么加拿大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加拿大人有着怎样的美好特质，加拿大铁路有多么牛B……她心想：不谈加拿大的殖民历史，不讲很现实的种族问题，也不提这铁路下埋着多少华工血泪，你这水平放国内也就教教小学生吧。
事实证明，在R眼里，还真的把他们当成小学生，动辄开启复读机模式大声嚷嚷，或是一堂课都让学生们拿手机查资料，自己则干坐着发呆。他甚至在课上放恐怖片《死神来了》的血腥片段，享受学生们瑟瑟发抖的反应。
和R老师的行径相比，教新闻媒体的S老师就更夸张了。这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白男三句不离“荤段子”，有一次他在课上讲起一则新闻：一个哥伦比亚的女教师性侵了近 40 名男高中生，后来被捕入狱。“在我看来，这个新闻有偏见。她可是穿着比基尼上的报纸呢！她的男学生都是幸运儿才对！”
他甚至在课间播放了一则画风诡异的MV，名叫《Hot For Teacher》，演的是一个女教师只穿比基尼来到课堂，在男学生面前大跳热舞，不停地搔首弄姿，把男学生迷得神魂颠倒。他问班上特别是唯一的日本男生：“你们的老师上课，是不是也像视频里这样的？”
除了几个跟着起哄的男生，大多数人都是埋着头，一声不吭。
肖美丽知道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如果什么都不做，她一定会后悔的。她站起来，严肃地讲道：“S，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很不舒服，你的课对女学生很不友好，你没有发现吗，只有几个男生在笑。”
话一出口，喧闹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那些混杂着震惊和疑惑的视线，纷纷定格在肖美丽的脸上，烤得她两颊发烫。但她还是要把话说完：“男生也可能被强奸的，你居然说他们是幸运的男孩。我实在受不了你们这些傻笑和愚蠢的笑话。”
“哦，对不起，”S回过神来，“我只是想活跃气氛，不是故意的。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真的很坏的。”他转身朝之前起哄的男生说：“你们男生要学会尊重女性啊。”
乘着下课铃响，S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教室，留下一屋子面面相觑的学生。
有两个男生先站了起来，指责那几个起哄的男生：“就你们几个在笑。”随后离开了教室，继续讨论这个事情。
“当时我就知道，这种话让女同学听了，肯定会不舒服。加拿大一向开放，随便说说就算了，可我们是东亚人啊，哪儿受得了。”
“可不是嘛，太过分了。肖美丽说得有道理。”
走出教室的肖美丽，听见他们俩的支持，心里有些欣慰。这时一个男教师走了过来：“你们怎么了？”听完来龙去脉，他说：“很抱歉你们经历了这一切。有些笑话是只适合只有男生的时候讲的，当场合里有女生的时候，应该考虑女生的感受。”
肖美丽几乎被气懵了：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川普“更衣室”笑话吗？只有男生在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男生被强奸是幸运，而且觉得好笑？这些男老师都是这种有毒的想法吗？
“汉堡包就像宝贝儿，简单又美味，你不想把宝贝儿搞砸，对吧？”在一个做汉堡的视频里，厨师这样说道。播放这个视频的代课男老师，唯恐学生接不到“梗”，挤眉弄眼地解释说：“‘宝贝儿’就是性感的美女，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
这一次，肖美丽沉默了：她不想被同学们当成“怪物”。来加拿大两个月，她第一次感到寒风刺骨。
/ 加拿大人“打太极”是什么样的？ /
B先生是这个语言项目的负责人，看起来和颜悦色：“我的时间有限，不过愿意洗耳恭听。”
“我要投诉R老师，他教学质量差，还欺负学生。”肖美丽说。
“哦。”B眉毛都没抬一下，似乎毫不意外，“是不是你自己的感觉？别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呢。”
“很多同学都有这种感受。还有，S老师有性别歧视。”肖美丽列举了一通S的言论。
B沉吟片刻，说：“我们加拿大有规定，如果在课上出了问题，应当由学生直接告诉教师，如果还不行，就告诉班代表，由班代表咨询全体同学，然后去代表会反映问题，如果还不行，再来找我。”
肖美丽懵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规定，也不知道什么是“班代表”。B拿出一张表格，上面显示每个班都有班代表——除了肖美丽的班级。
B一脸惊讶：“咦？你们班居然没有班代表！这样吧，既然你都来找我了，我还是会处理的，放心吧，交给我交给我。”
对这些踢皮球和糊弄人的手段，肖美丽简直太熟悉了，虽然直觉情况不妙，她还是记下了B的邮箱地址。但事实证明，B和问题教师是一伙儿的，完全没有保护她的隐私：在肖美丽向B投诉后的第二天，S就找她谈话，企图为自己开脱。她发了好几封长邮件询问B处理情况，得到的回复总是又简短又敷衍，甚至连她的名字都给拼错了。
隔了几天，有老师来到肖美丽的班上，说要给他们补上两个班代表。
“还有两周就结课了，反映有啥用啊，浪费时间！”同学们都觉得这个制度太傻了，除了肖美丽，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班代表。肖美丽也觉得大家的判断不无道理，但她还是认真收集了意见，抱着一丝希望去参加代表会。因为担心听不懂对方的话，加上在国内做社运的一些经验，肖美丽决定将这次的交涉过程全部录音。
代表会的负责人C是一个白人女性，一上来就盛气凌人：“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说吧。”
肖美丽有些紧张，她对自己的英语信心不大。她刚说出R的名字，就被C打断了：
“在我们这儿，你不能直接喊老师的名字！”
在场的代表们都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对R的事迹，他们也都了然于心。
“还有S老师在课上宣扬性别歧视……”
C像只炸了毛的鹦鹉，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我们文化不一样！我们用的材料你们国家看不到！你要是想留在加拿大读书，就要熟悉我们加拿大的规矩！我们加拿大的文化，你们要学会批判性思考！”
她滔滔不绝地指责肖美丽，也不准她插嘴。倘若换个脸皮薄点的学生，面对这暴风雨般的羞辱，恐怕已经哭出来了。但肖美丽怼人也不是一两天了，她竭力保持着冷静，坚持说完自己准备的全部内容，才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肖美丽语言班的同学们正在进行加拿大研究的期末考试，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反应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支持派，例如韩国同桌A，在S被怼后的第二天，主动告诉肖美丽：“我昨晚想着你说的话，一宿都没睡着。S那样做是不对的，我觉得你很勇敢。”但当肖美丽邀请她一起去维权的时候，她又退缩了：“我就观望一下，不想把事情搞大。”
第二类是知足派，“这儿就是这样子的，以后去到预科班老师会对待学生更差的，越往后会越差，要知足不要搞事。”持这个态度的同学是最多的。
第三类是随便派，无论老师好或者不好，都是趴在桌上睡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听到别人抱怨，就会说：“小事小事啦，你们太小气了。”
总而言之，他们都觉得肖美丽有点奇怪，而无论“女权”还是“维权”，都让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有点危险。2014 年，伊朗女权活动家马希赫·阿琳娜嘉德在脸书上发起“我的秘密自由”（My Stealthy Freedom）运动，鼓励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悄悄揭掉头巾拍照并上传社交网络，推动伊朗女性着装自主权，她说：“挑战男权政治结构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女性相信自己有力量。如果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压迫她们的人就会有所忌惮。”
/ 6名博士生成为肖美丽的“高参” /
这天回家后，肖美丽将代表会的录音放给室友圆圆和怿文听。
“太欺负人了，这是种族歧视！”朋友们听得火冒三丈，饭都吃不下了，“必须投诉！”
有了朋友们的支持，肖美丽终于不再感到自己是个“怪物”了：“说好的有问题可以在这个会里讲，到了之后又不让说，怪我做得不合规矩，给我的代表会制度介绍文件，里面根本没有提过任何她告诉我的规矩。”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加拿大有这种规矩，学校有个独立于学校和学生的第三方，专门处理这样的问题，怎么可能让学生直接向老师开口！”
肖美丽意识到自己踏入了一个灰色地带，用室友怿文的话来说，这是一个SFU大楼里的“平行世界”：一方面，加拿大政府以他们的多元政策为荣，SFU也喜欢标榜自己对国际学生多么“友好”，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会关心这些社会议题；另一方面，非常讽刺的是，这些不平等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边，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却没有人知道，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肖美丽认为，这群来自东亚的留学生，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支持，英语往往又不够好，为了修够学分，即使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学生会代表制度只是一个摆设，事实上教师的地位完全凌驾于学生之上，就算有学生提出抗议，他们也会利用信息不对等向学生撒谎，用所谓的“种族差异”、“加拿大特色”打压“刺儿头”，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不再反抗，而教师们的权力也完全不受制约。
“这背后还有教育系统的新自由主义化问题，”圆圆说，“先上语言班，再上预科班，再上本科，这种模式是被大学设计出来的，本来就是一种变相的贩卖学历。学生们在学历上花了这么多钱，随便混混就能拿到学分，对教育本身就不那么当真了。这种生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顾客乐意掏钱，也不主动要求提高服务品质，那商家当然能多偷懒就多偷懒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混日子的教师在这里作威作福，而学生们温驯如绵羊，碰到不公平的事儿，受害人先把自己说服了：“这不是什么事儿，挺好的，挺好的。”出钱的是千里之外的父母，花钱的是毫无金钱概念的孩子，对学校来说，简直是最完美的“顾客”了。
能够打破这个怪圈的，恐怕也只能是肖美丽：她是个搞社会运动的专业户，具备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也有朋友们支持；她不需要学分，是抱着“深度游”的心态来的；她很穷，所以花出去的每一分钱，她都在乎。
“欺负到我头上，这事我是管定了！”肖美丽握紧了拳头。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的制度烂透了，决心要把事情“搞大”，不仅要揪出问题教师，让学校退还学费，还要重建一个健康公正的学生代表制度。一些加拿大的教授和学生听说了肖美丽的遭遇，纷纷表达了同情和关切之情，有个加拿大女生出于义愤，帮肖美丽将学生代表会的录音原原本本地整理了出来。
他们将这所学校与学生权益相关的部门组织悉数列出，然后逐个去联系。起先吃了几次闭门羹：这个语言项目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虽然也会发放学生证，但语言班的学生不属于正式的留学生，因此不受学生会的保护，无法享受应有的学生权益。即使是学校里的人权组织，实际上只有一两个人在运作，也找不到有经验、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处理。
收集证据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证明班上没有班代表，肖美丽在大清早偷偷溜进教室，拍下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证据。因为C老师不允许学生直呼全名，她也不知道这个种族歧视者到底叫什么名字，但她知道教师邮箱一般都是写全名，于是找到一个亚裔老师，借口说要写邮件沟通问题，问到了C的全名。
肖美丽所在班级没有班代表的照片证据 配图来源: 公众号“削美丽”
尽管维权困难重重，肖美丽还是决定“死磕”。包括圆圆在内的 6 名博士生成为肖美丽的“高参”，他们充分发挥学术精神，在肖美丽起草的文本和录音、照片等证据的基础上，花了好几天时间，有理有据地还原了问题教师的所作所为，形成一篇媲美论文的超长投诉信。在信中，他们提出了七点建设性的意见，包括要求重组学生代表制度，不再让项目内的教师负责，同时考虑到学生们口语普遍较差的现实，提出让同母语的高年级生参与到学生代表会中，在学生中开展赋权和科普的工作，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哪些权利，什么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如何通过正规渠道寻求帮助。
他们将这封投诉信寄给了该语言项目上级学院的院长，并抄送了副校长和校长办公室，以及当地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妇女中心等相关机构。为了引起对方的足够重视，在信的开头，肖美丽这样介绍自己：美国外交杂志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联合国妇女署颁发的“女性传媒大奖”、“女权徒步”发起人……“我把最唬人的名头都摆上了，还附了报道链接。”肖美丽和朋友们商量道，“要是搞不定，我们就去找当地媒体！”
在加拿大，“政治正确”早已深入人心，关于性少数、多元群体的新闻也常常见诸报端。朋友们告诉肖美丽，温哥华是很有运动传统的城市，许多年轻人积极投身社会议题，例如为无家可归者争取新建更多避难所，推动完善租务法例以保障租客权益，在不少商店门口，会看到象征着 LGBTQ 友好的贴纸。正是这些时刻准备着并不断在抗争的人们，维持了一个相对友好多元的环境。当然，加拿大依然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从这个语言项目就不难发现，如果存在着权力不对等的土壤，而受害者又缺乏反抗意识，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寄出投诉信之后，他们还设计了一个英、中、日、韩四国语言的调查问卷，征集到50多份答卷，发现这个项目还隐藏着其他问题，例如教师随意改分，阻挠学生正常升学等等。肖美丽也主动和同学们讲起维权的事情，但这些孩子看起来并不怎么在乎。
肖美丽有些沮丧，她问自己：费这么大力气，做这些事情，到底图个啥？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益，在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看来，是不是无足轻重，一点也不稀罕？但最后她还是释然了：在这个环境里，学生们无疑是弱势的一方，他们需要被赋权和教育。在沉默的大多数看来，反抗总是“奇怪”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珍贵。
/ “决战”之后 /
投诉信寄出不久，肖美丽很快收到了院长的回复，邀请他们出席学校的专题会议，与人事管理、工会等相关责任部门代表一起，共同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肖美丽和朋友们一起为这场“决战”作了精心的准备，将问题和诉求罗列在一张表上，对陈述时的遣词用句、会议流程乃至突发状况都做了排练。
与之前学生代表会的遭遇相比，这一次的会议显得正式和专业了许多。虽然肖美丽一行只有五人，但校方专门准备了一个大会议室，配了一整桶的咖啡，一整桶的茶还有一堆茶点。会议开了两个小时，由圆圆担任肖美丽的翻译，详细解释了来龙去脉，而院方也表现得相当专业和耐心，负责人事管理的工作人员就投诉信的内容，对教师失职的问题进行了逐一确认。由于涉及多个部门，而当时已临近圣诞假期，院长表示会在元旦之后给予正式答复。
这次会议结束不久，肖美丽就从圆圆那里得知，一些涉事老师已经被悄然开除，不过因为工会的保护，校方没有公开处理结果。2018 年 3 月，回到国内的肖美丽收到了学校退还的学费。尽管距预期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学生们的权益还需要继续争取，但校方能够正视问题并着手解决，她还是比较欣慰的。
“有同路人的支持真的太重要了！”肖美丽回想这一路的抗争，感叹道。撇开这个语言项目的问题不谈，她认为有些教学内容还是具有启发性的。她记得有位老师在课上讲过这样一个案例：1952 年，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做过一个心理实验，让志愿者和一群假装成志愿者的演员一起回答问题，他拿着两张大卡片，一张上面画有一条垂直线，另一张上面有三条相似的线，让志愿者看完两张卡片后，说出三条相似的线条中，哪一条线和垂直线一样长。阿希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让演员们在真正的实验对象说出答案之前，先大声地说出他们自己的"答案"，看看这么做是否会影响到真正的实验对象。
阿希从众实验示意图 配图来源：PSİKOLİG.COM
实验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单独进行测试的时候，真正的实验对象没有一个人说错，他们能轻易地辨别出同样长度的线条，但当他们听到其他人众口一词时，也会跟随大多数人，附和那些错误的答案。阿希在分析这个实验时说："我们社会中的从众倾向非常强烈，以至于那些有理智、有良心的年轻人也愿意颠倒是非黑白，这一点十分令人担忧。这其中牵涉到教育方式的问题，以及引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的问题。"
肖美丽说，当她坐在教室里，听到大部分同学都不赞同自己观点的时候，她也会陷入自我怀疑。但是当她和朋友们谈论起来，朋友们纷纷表示支持，并且和她一起开展更深入、更专业的分析时，她就会更加安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对一个行动者来说，这实在是太重要了。
1919 年，鲁迅先生寄语青年人时写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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