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打工者围城：离上海迪士尼仅五公里的iPhone超级代工厂 | 三明治

文 | 兰莲超

“过来应聘面试的吗，妹妹？”这是王小利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掐掉手里的烟头，利索地滑着小电瓶车来到我身边，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我已经在这个路口站了20分钟，他是第三个跟我搭讪的人。

在这之前一位摩的大爷想要把我拉到昌硕电子厂大门口参加直招，他用一种神秘的口吻对我说，“你是不知道那里面的奥妙唷。”一个理着平头的男子直突突地凑过来，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问我是不是来找工作，他对我的学历情况很感兴趣，猜测我是个大专毕业生，并表示一定能给我找一份拿双工资的工作，轻轻松松月收入过万，前提是要我先登记身份证。大爷在旁边揶揄道，“你别想了，人家是博士后，你哪里请得起？”

（图：李梓新）

在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火箭村，像这样站在路边随时能提供工作机会的中介都集中在秀沿路，他们远远地看见你左顾右盼就会立刻跑过来热络地关怀问切，“你怎么还没进厂？”仿佛你的掉队给全体员工火速的入职进程拖了后腿。等你决定同他去看看，就会被直接带到秀沿路3668号，这里是昌硕科技有限公司的所在地，它隶属于台湾和硕集团（Pegatron）。

（从康新公路地铁站一出来就能看到昌硕科技的大楼）

全球一半以上的iPhone都产自郑州富士康，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中国还有一家和富士康抢订单的公司，正是和硕，他家以生产4.7英寸iPhone为主。在生产iPhone7时，和硕甚至还比富士康提前进入量产阶段。

上海附近的代加工厂大多聚集在松江和江苏昆山，而昌硕这家保密性极强的iPhone代工厂距离上海市区内环只有7公里左右，比直线距离5公里外的上海迪士尼还近市区，附近有两条地铁线，并且紧靠磁悬浮线。整个公司占地面积3200亩，比3个上海迪士尼还大。

火箭村本地人口只有一千多，外来人口多的时候挤满了整个村镇，数量能达到10几万，基本是在每年7、8月——iPhone正式发布新款之前，这时候工厂大批招工就是为了赶出首批iPhone订单。根据当地人的说法，1958年人民公社大生产时成立了一支“火箭突击队”，后来开展行政村改革，就把“火箭”这一叫法沿用至今，但实际上“火箭村”这个名字在外地人圈子里还远远不如“昌硕”两字叫得响。

进厂

王小利进过两次昌硕，每一次都是走投无路。

他来自河南濮阳，今年26岁，5年前跟着朋友在广西南宁做了一段时间传销，最后浑身上下只剩了一张身份证，连手机都给抵押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啐了一口，“TMD骗得老子身无分文。”后来干脆坐着一辆昌硕免费直招车来了上海，上车给发面包发矿泉水，他觉得还不错。但来了以后面临新的问题，进厂要体检，体检费50块，“电话都没有，借钱也借不到。没钱怎么办？我捡矿泉水瓶捡了3天凑够了50块。”

过了这一关，进厂就顺利多了，基本上只要能背26个英文字母，没什么重大病史和大面积纹身就可以拿下普工的工作，一个月有三四千块左右的工资，厂里提供住宿，一间屋6-8人不等，每人每月住宿费160元。食堂也在厂区内，一般在工厂2楼或者3楼，方便工人们吃完后一溜儿小跑回到岗位，每次吃饭刷卡，直接从个人账户里扣。

但是在厂里干了没几天，王小利坐不住了，联系了朋友说“要去社会上再玩玩儿，玩儿个厉害的”。他转移到了上海五角场，在那里他扮演的是个狠角色，每半个月就去一条长长的小街上收取“保护费”，一般他会带上两个小弟走进小门面，大剌剌把腿往椅子上一跨，仰着头跟店家说自己最近手头紧，要借两个钱花花。不给就开始砸店，砸完打人。

“为什么别人不报警？”他挑了挑眉毛，狡黠地歪嘴笑笑，“我砸的是朋友的店，自己人当然不会报警，这都是演给邻居看的，人家肯定想着能躲一事算一事啊，到时候你再往门口一站，他们自然就乖乖把钱送上来了。”

但这条来钱路他没能走多久，后来那边小店的经营状况不好，赚不了什么钱，店铺都纷纷关掉了。“赌徒”王小利还常在牌桌上失利，入不敷出，最后输得身无分文，只能又回到昌硕。厂里“管吃管住”，不至于让人流落街头，是个还不错的选择。这个庞大的、拥有配套生活设施的超级代工厂像一个“避难所”，人们没钱应急时就去躲一躲，腻了就再跑出来。老老实实在厂里待上一年的人，舍友都能换十几批。

（昌硕的宿舍楼一般排列在工厂外围，路边的围栏下经常会发现员工抛掷的生活垃圾）

现在王小利不再是普工了，他觉得这份救急工作不赚钱，距离他攒够五六十万，30岁之前结婚生子的目标相去甚远。二度离厂后，他在街边卖烧烤，结果城管抓得太厉害，只能灰溜溜卷了摊位和朋友们一起去做劳务中介，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街上“逮人头”，靠的是他的看家本领——嘴皮子。一群人三三两两聚集在路边，吐着唾沫抽着香烟大声互相说笑，看见路人就“帅哥”、“美女”地问候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商机。介绍一个人进厂，厂里就会给人头费，高的时候能给几千块。一天要是能逮到2、3个人，基本算完成任务了，王小利就可以回到他那间月租1000多块的出租房里睡大觉。

白天街上人不多，工人都在厂里做活，除了像王小利这样三两作伴的中介，更多的是从地铁站方向以及厂区方向走来的人，拖着编织袋和行李箱，要么才来，要么正准备离开。站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能清晰地听见行李箱滚轮在不平的人行道上压得呼噜噜作响。

当天王小利的进展不算顺利，没什么人搭理他，还是早春时节，寒气冻得人牙齿打架，说话费力，他坚持掐着嗓子和这些过路人嬉皮笑脸地打招呼，时不时转过身来和我分享他的心得，“来的人都问一句，这个钱赚得稳当。前两句话最关键，别人起了疑心你怎么说都没用，就这么简单。”说完抬手理了理前额碎发，那一小撮头发做了离子烫，染成黄棕色，在冷风里倔强地飘来飘去。

王小利总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这类玄乎的问题，还喜欢摆谈厂里的门道，“里面科长主任都有爱好，打牌啊喝酒啊，要懂得投其所好。所以我可以无限装逼，直接搬个凳子过去和美女聊天。”做了中介，他明目张胆地站在工厂大门口招徕生意，门口的保安一般会把逗留的人吆喝走，他略显得意地告诉我，“不让你滞留又不是不让我滞留，让我走，他敢吗？”

在路边碰到做保安的老乡，对方背个褐色的小皮包，头发梳得油亮亮，他像个大哥一样放话，“你们做个保安一个月4、5千有啥前途？跟着我玩儿就行，现在联络联络人，到大招的时候赚钱。”王小利老把朋友网和人脉挂在嘴边，对那些想要追随自己的朋友显得非常大方，“自家兄弟别说投奔这种话，有钱一起挣。”等人一走，他又忍不住开始传授自己的做人经验，“人就像一颗白菜，感觉料很多，其实扒着扒着就没了。教徒弟也都是要留两口的。”

这些手腕是他的立身之本，能让他快速获得金钱、权力和尊重，以及摆脱因为贫穷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

（图：赵景宜）

赵一轩的进厂经历没有王小利那么戏剧，他说自己从家乡湖北宜昌出来就是“玩一玩，晃一晃”。他是跟着自己的老乡来的，搭着他们找的中介“顺风车”直奔到了厂里，结果老乡们来昌硕晃了一圈就“另谋高就”去了，只剩下他一人还在。

不过赵一轩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熟人网。下了班，他会直奔到昌硕厂门口找另一个老乡，是他的高中同学，这人在银行信用卡中心实习，每天的任务就是劝人办卡，昌硕附近人流量大，是月底冲业绩的好地方。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一群银行信用卡工作人员围着路边的电线杆子站成一圈，像执着的飞蛾一样聚集在昏暗的灯光下面。

最初搭上话，赵一轩问我是不是跟着小姐妹一起来找工作。熟人搭伴务工的情况在当地再正常不过。厂里的人大多保留着自己的家乡关系网，熟人社会的生存模式在这里依然存在。他们远离家乡熟悉的社会制度以及价值体系，本能地复制小城或村镇的模式，在这个重新塑造的熟人环境里，试图找到自己的坐标系，和他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重获身在他乡的安全感。

只有在这个圈子中，他们才能真实地意识到，活着。

流水线上“爱加班”的工人们

入夜八点后，火箭村才正式活跃起来，昌硕各个厂区的大门涌出密密麻麻的人潮，穿着浅粉色厂服蓝色立领的工人们列着队在刷工作牌，5号门人流最集中，站在入口安检处，能听到机器不断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大巴装着一车又一车的人穿梭在道路上，开往昌硕厂外的宿舍点。



保密性极强的iPhone代工厂会在门禁处设置面部扫描仪确认身份，外加一个金属检测器，它能检测出装有摄像头的设备，以防止新产品的照片外泄。在准备开始工作前，工人们都会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放进储物柜。车间里密不透风，李巍说白天根本没有阳光，厂里面的大灯开得明晃晃，冬天时最低室温也有10来度。在那里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齿轮转动，链条替换，人被淹没其中，可能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难以察觉。

来自湖北随州的李巍在昌硕电子厂里已经待了1年多时间，他负责组装一个手机主板零件，所在的流水线是条小产量线，一天需要组装出3000台iPhone，有的大线一天就要生产1万台。春季尚在淡季，厂里只开了20多条线，据他所说，夏季旺季能增加到60多条线。工人们日夜轮番倒班，机器不会停止运转。

李巍每天从8点半开始上班，但他会提前一点过安检，因为打卡晚了就要被扣半小时工资，至少10块左右。中午12点会有50分钟吃饭时间，下午会接着干到5点半，歇息半小时，再从6点一直工作到8点，上下午上班期间还各会有10分钟的中途休息时间，让工人们在休息室里喝喝水。

在路边听工人闲聊时，他们透露了不少对于管理层的怨言，摩的大爷所谓的“奥妙”其实也是暗指厂里复杂的人情往来。在鱼龙混杂的地方，要多动脑筋，才能杀出重围，混出个人样。李巍今年已经34岁了，之前在家乡做机床，上淘宝卖耳机，和姐姐一起开报喜鸟服装加盟店，都没赚到什么钱，离了婚以后，他决定来上海投靠亲戚，寻求发财之路，最快捷的方式当然是进厂，当天工作和住宿就能有着落。



李巍比较寡言，在厂服外面套了一件黑夹袄，习惯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灰扑扑的皮鞋，嗓音里透着中年男子特有的沉闷，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很少会超纲回答，聊到厂里的工作感受，他先是简短地说了三个字，“一般般”，顿了几秒他激动地补充道，“台湾老板喜欢吼人，从上到下，科长、厂长能把人吼哭。能混领导也不想混，担心被屌。管理层离职率比普工还厉害，没有后台混不下去的。”

才到昌硕来了两个礼拜的赵一轩很快也悟出了厂里的生存法则，今年才22岁的他对权威压制充满反骨精神，他忿忿地说道，“只会骂，不动脑筋。”赵一轩去年9月才退伍，部队驻扎在重庆，还在西藏、云南短暂停留过，归属于“陆军野战部队”，他打心底里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就算是来”玩一玩“，也要认真点，为了尽快融入厂里的生活，他的办法就是少出错，少被骂，减少和领导层的正面较劲。

赵一轩觉得自己所在的组别是整个手机组装里最累的，最容易出问题，被骂最多，“前面的手机在传送带依次流下来，如果出了错没有发现，依旧往下流，发现问题还是算我们的，如果查出问题就要倒回去。”他在流水线上负责安装手机两侧的静音键和音量键，涉及普通用户最直观的使用触感。这条线站位10人，一天的总产量是4800台，这意味着每天经由他手的iPhone数量为480台。新手一天出错20几台就是非常不好的表现，平均出错2-4台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他状态好的时候，做一天，一台都不会错。

（昌硕的手机出产量高，中国海关直接在工厂门口设点，加速通关）

赵一轩用他自己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厂里的状况，这也算是明朗。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小利那样擅长把上级的喜好摸透，并熟练地应用这套规则，王小利的小聪明能让他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摸鱼机会，“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去哪条线去哪条，想在哪儿睡在哪儿睡。”赵一轩则显得单纯自信，尽管他对现实遭遇满腹牢骚，但依旧相信一种略显抽象和模糊的前途。

高中毕业入伍后，赵一轩的专科学籍还挂在一所大学，但他不想回学校，想先闯荡社会，丰富阅历，对他而言，在厂里做工并不算是什么辛苦事，“生活不满意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我这个人要求不高，部队生活更艰苦，无所谓。我们那时候风餐露宿，睡马路睡稻田。”他说不准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他觉得去迪士尼工作也是一条出路，反正一切尝试都是为了要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

一般工人们每天工作时长为10小时，一周工作6天，但也有工人说自己的日工作时长达到12小时。在大部分社会新闻和劳工组织的报告里，像昌硕和富士康这样的iPhone代工大厂，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指责为“血汗工厂”，相关的形容不外乎是，弄虚作假的培训，强迫性质的加班，肮脏拥挤的宿舍，防止员工因为工作压力过大抑郁自杀而在高楼悬挂的安全网。

2014年BBC派出3名卧底记者到昌硕调查苹果代工厂的相关情况，拍摄名为 Apple’ s Broken Promises（《苹果破碎的承诺》）的新闻纪录片，里面指出工人轮班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一名卧底记者最长一次轮班的工作时长达到了16个小时，另一位卧底记者甚至连续工作了18天。苹果公司在供应商的责任声明中写道，禁止中国的供应商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因此片子一经播出，引起巨大争议。

王小利倒是不大爱把员工们的心理问题归咎于工作压力过大，他说在男多女少的厂里，感情纠纷多，跳河跳楼的男男女女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个，他很不屑地形容这些人是上演“现场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里，小伙们个个年轻气盛，你瞪我一下我瞪你两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到处找茬，哐的一下就能打起来。

另外，实际上很多工人是“喜欢”加班的，因为工资太低，加班可以提高收入，这好像是个被普遍认可的规律。李巍的周工作时长基本就卡在60小时的边缘线，他说自己亲戚的女朋友来上海打工，半年里跳了5次，厂里工资都差不多，就是要靠加班创收。

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了，高返费成了劳务公司手里的一张“王牌”。一般厂里会给劳务派遣公司一笔招聘费用，劳务派遣公司为了完成厂里的招聘任务，就会与中介和求职者分享这笔费用，这就是工人手里返费的由来。

李巍说旺季的时候，返费加工资一个月能赚1万，其中返费有7000块，很多工人就是为了捞这一笔钱，好年底回家。淡季返费少，基本在1500块的水平。返费通常在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结算，相当多数量的工人冲着高返费而来，最后却空手而归，被骗是家常便饭，只能擦亮双眼。



文身、病假单、网吧

昌硕在2004年进驻上海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园，没过几年袁开喜在附近开了康桥镇第一家文身店——“振宇纹身店”，现在店里90%的生意都是由昌硕工人贡献。一到夜晚，工人们下班“放风”，步行5分钟抵达“华硕夜市”，这是火箭村夜晚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只有几平方米大小的文身店在这时也显得格外局促。

夜市是绝大部分工人出厂“打牙祭”以及购买生活日用品的地方，这片各处闪烁着简陋霓虹灯店招的区域更像是一个杂货批发市场，卖内衣、卖被子、卖炸鸡、卖鸭脖、卖手机（多是Vivo、三星这样的品牌），地面上泛着油腻的光泽。这里的物价水平远低于上海市区水平，基本只用10块钱，就能管饱。一只完整的烤鸡标价15块，烤鸭肠10元30串，买个塞满料的卷饼花不了5块钱。像样的餐厅也是有的，菜系基本围绕着三大系列，“山西拉面”、“东北饺子”、“四川麻辣烫”，但吃起来味道都是一样酸酸甜甜的。夜晚人群快速流动起来，空气里弥漫的炝炒辣椒油烟味也变得越来越厚重，大锅铲乒乒乓乓发出此起彼伏的敲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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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开喜说这个小地方是在2009年-2010年有了一点规模，那时候一个个店铺还没有盖上结实的屋子，只是铺平了水泥地，做生意都是流动摆摊。袁开喜除了搞文身，还做拷贝资料的生意。在智能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山寨按键手机横行，网络娱乐资源极其稀缺。厂里的工人喜欢找袁开喜把影视资源拷贝到内存卡里，回宿舍慢慢消化。袁开喜明码标价，电视剧5块钱1部，电影1块1部，歌曲1块钱10首。

在袁开喜的印象里，2012年左右，昌硕工厂招工人数激增，他估摸说应该达到11、12万人。2007年苹果第一款iPhone上市，富士康一直是iPhone和iPad的独家代工生产企业。2012年左右，正是和硕从富士康开始抢走部分iPhone的代工生产订单的时间段，在这之前，和硕一直以代工华硕的笔记本电脑和主板为主。那会儿袁开喜每天光是下影视剧都要下几百部。

2003年袁开喜从家乡安徽亳州来到上海，落脚地是松江，他在那边的厂里做机械车床数控，后来跟着师傅学了两年纹身技艺就转行了。他看准了昌硕这里，有厂有人有消费能力。现在夜市里一共有三家文身店，另外一家才搬来不久，还有一家老板之前是做日用百货的。



在一个集结了数以万计江湖人士的地盘，只要会画大龙大虎大鲤鱼这样标准样式的江湖图腾，就不愁找不到人买单。这里大部分的人处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拥有类似的命运，在电子厂打工，穿整齐划一的厂服，挤在一间小屋里。房子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连精神气质都是差不多的。文身成了他们选择范围里一种较容易表达个性的方式，代表年轻时比天还大的爱情，和现实的残酷对抗，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追求的只是这股“痞气”。

据说，工人们进厂前都要脱衣服检查，原则上厂里不收有文身的人，能通融的底限是文身图案不超过名片大小，衣衫能遮盖。不过进厂以后，文身就是件自由事，只要别做得太过火就行了，工人们会把小图案藏在内臂里，或长裤下的小腿上。



袁开喜的手艺在当地还算有名，别家文毁的图案他也能修复，还收了10来个徒弟学艺。白天没什么客人，他喜欢斜躺在店里的座椅上，微微腆着肚子，懒洋洋伸着两条腿，用胳膊枕着脑袋玩手机，嘴巴也是闲不住的，从里面不停地吐出瓜子壳。等突然想起什么来了，他会对着在一旁练习勾线的学徒点评两句。

没一会儿有人拉开门，说要来照相，准备进厂。这人脚上穿着拖鞋，上半身拢着一件西服外套，领子直挺挺。袁开喜反应极快，一个翻身坐起来，把门边一块蓝色小幕布拉起来，文身店立刻变成了微型摄影棚，他掏出手机咔擦两下，接着在电脑上用一个傻瓜修图软件飞速地又做出了一版红底，照片洗出来以后他满意地递给顾客，说效果好到可以拿去相亲。除了立照立洗证件照，袁开喜还提供复印身份证、定制手机壳的服务。甚至还有外地的陌生人提着行李来投奔他，希望通过他联系上当地的中介，直接进厂，他接待着这些来客，嘴里念念有词，“在这里呆了10多年了，小的事情都能搞定，大的搞不定。”

只要多琢磨琢磨，昌硕附近可做的生意种类很多。距离工厂越近的地方，牛皮癣广告越多，在电线杆、垃圾箱上贴得到处都是，连绿化带里也都四散着小广告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几个大字“帮开病假单”、“医保卡套现”，还会附上微信二维码。有工人告诉我，旷工一天至少扣160块，但是有病假单最多就扣60块。





但这些都不是最赚钱的行业。火箭村是一个小网吧荟萃的地方，10来块就可以包夜。上网吧，是许多工人最喜欢的业余休闲活动之一，不同于流水线上麻木疲惫的神态，一排排包夜打团的人眼神专注，就像创作中的马克思。

王小利也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他的账算得很细致，只要有10台电脑，按照一天10小时的开机时间来计算，每小时收2块钱，一天就可以赚200块，更别说再卖几包香烟，一天的电费也出来了，一年差不多可以有7、8万块的收入，但他说每天通宵通宵的，“实在太熬人”，所以做了没多久，生意又泡汤了。他总是有更多条路要走，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火箭村，已经进入夏天，路边拖着行李箱从地铁站走向工厂的人多起来，有人会直接拦住你问秀沿路在哪里。“华硕夜市”重新翻修，小店的砖墙都统一成了深灰色，地面干净多了，夜市外围墙面上五颜六色的广告都被撕掉，覆盖着一层白色新漆，里面一家麻辣烫的店主告诉我说是因为“上面”觉得“影响市容”。几个携家带口去迪士尼玩的外国游客也误打误撞闲逛进去。为了配套迪士尼，近几年秀沿路附近开了好几家精品酒店，提供直接开往乐园的大巴，车程不到10分钟，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也齐全，村越来越不像个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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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轩在5月离开上海回了老家，走之前他还是没有去成迪士尼，他对未来暂时没有打算，似乎正处于20多岁的年轻人都常有的那种沮丧阶段。我不太想把他界定成“农民工”、“打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他更像是一个普通的小镇青年，是无数个城市青年的堂弟或者哪一个远亲的孩子。出路狭窄，基本只能靠着读书扭转命运，而一旦这条路走不好，就只能选择用打工的方式闯荡社会。



从夜市出来，很巧，迎面遇上王小利，他依旧骑着那辆小电瓶，风风火火从厂区门口呼啸而过，原本色彩斑斓的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微胖的身材消瘦了一点。我想起他说自己只会在这里待个半年左右，“离开以后找一个安逸的，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城市，南宁啊厦门啊，尽量让自己活长寿点。”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不知道距离他攒够钱的目标还有多远。

把江湖规则摸得熟门熟路的王小利，不算什么黑社会头子，他口袋没钱，脏水洗身，从没有什么人生的康庄大道可走。有些小梦想，又有些可笑。只能依靠喝酒、打架、赌博甚至是仗义开拓出在陌生城市里的局面。

不远处，一个拖着行李的女孩子走过来，他又露出久违的夸张表情，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滑着电瓶上前搭腔，开场白依旧还是那句，“过来应聘面试的吗，妹妹？”

（王小利、赵一轩、李巍均为化名，文中图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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