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炒糊了的温州

2000年左右，距离我撰述《制度简史》、《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的缘起》、《中国政策风险预测研究报告——1998-2007》之后时隔两年，《中国基金战略——体制、资本市场和基金模式》三年，如同《中国基金战略》是我始于1992年左右常年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勾兑投融资经历的积累，当是对中国市场以及基层的认知，而提出的一些应用方案一样，我提出了政策风险这一概念，并通过政策风险逻辑，而推演到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为止——我的每一部书稿，都是先有实证继而归纳和推理，所以极少出过什么差错。

在提出“政策风险”之前，有数年所谓产业投资基金的实证经历，那时很想写一本“类基金”的书，以规避政策风险之于乱集资的嫌疑：类基金出自类风湿，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这个说过了此处忽略。

以《制度简史》、《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的缘起》作为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发轫，我就想以此找相对应的实证，以证实或证伪立论或对或谬。于是，我就先将通用电气GE与花旗集团做一个极权聚散的案例（这些当时已多篇文字或书表述过，不议）。

在这一阶段，我翻阅梳理了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文件索引，附带做了一个“中国等级市场分析”的题目。其中，就“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中的市场”打算各找一个案例，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我选的是温州；计划中的市场，我选的深圳。而且，我将温州视之为中国的“海洋文明”之地，尽管深圳也临海但其主导力量均来自内地，所以排除在外。

由此，我对温州进行了数次调研，其中有两三次是随队陪领导或首长，其他是私人行为。此数段调研过程，使我对温州企业充满敬意。说实话，我可能因为1980年代中后期在深圳呆过，所以我在那儿有记忆但无敬意：试想，就凭仅仅的一个圈，就让涉及到数百上千万人口天上掉馅饼数十年不劳而获；相比于温州一个别针、一个纽扣、一个打火机等等如此真正勤劳致富的区域群体，我自然将更多的关注放到后者身上。

深圳是被计划出来的“市场”；而温州，则是市场成熟过程被“计划”横插一脚甚至不知道多少脚发展的，所以，温州是市场中的计划。从那时起，我就将中国命题为政策驱动性市场化改革，此大概就是中国特色。

随着对温州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是担心，而不是期待或者期望——我看到温州当地的著名企业，一走进公司办公楼扑面而来的“领导关怀”一面墙一面墙地布满时，我就问那企业家：你觉得这样好吗？那企业家比较迷惑地看着我，然后似懂非懂地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温州企业民间集资很活跃，所以当地企业极少从银行获得贷款的，这是他们“市场经济”最健康也是最正常的阶段。现在，“领导关怀”的越来越多、关怀的层次或级别也越来越高，他们想不贷款对难了：当地金融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哪个不响应“领导关怀”予以各种各样的“关怀”落实？！

所以，后来再去时，就知道他们已经大肆从银行贷款了，开始他们不情愿也不习惯，但架不住当地领导以及金融部门频频登门，落实“领导关怀”之不遗余力，最后企业不贷款就等于不配合政策了。于是，就于是了。

我至今仍然还记得，最后到那家企业和那企业家说的：以前你可以不去银行贷款，以后还能不去么？他们会送上门来。

那时我多少已经看到温州的未来，所以就没有再去了。再后来，是温州当地企业闹钱荒，被当地企业拉去想想什么办法，当我知道企业的营收绝大部分为非主业时，掉头就离开了：温州，彻底没戏了！中国最后的相对纯粹的市场经济，由此屡屡“计划”，被宰割了。说到这儿，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有一个小文：中国的事儿，我次次都说到头里了。我是很不情愿这个“说到头里”，但事实它就是这样了。

如上小文，是因为看到一个“第一个被炒房断送的城市：温州！GDP倒数第一”所引发的联想。

2019年，温州人均GDP或将垫底浙江省。在2018年的浙江11个地级市中，温州GDP总量虽然仍维持第三，但是，人均GDP，却仅比最后一名的丽水市高出区区1443元。而倒数第一名在加速奔跑，2019年上半年，丽水市GDP名义增速13.29%，远远高于同期温州的8.63%——这个增速差，或将人均GDP垫底全省的位置，在2019年彻底甩给温州！

人均GDP或将垫底浙江，温州到底怎么了？

这个曾经的改革之星、曾经创造出“温州模式”的城市，在最近10年，经济增长罕见亮点，不要说在全国城市当中，即便是在浙江省，温州的存在感也是越来越弱。

即便不计人均，算GDP总量，温州在浙江省的存在感，也同样是越来越低——20年前（1999年），杭州GDP高于温州67%，宁波GDP高出温州42%，但是，今年上半年，杭州GDP已高出温州135%，宁波GDP高出温州83%。

这意味着，20年时间的增长复利效应，作为浙江经济总量的老三，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足足比杭州和宁波低了50%！

温州经济已然如此，还枉谈什么温州模式？

温州经济的衰退，追根溯源，一切都与投机有关！

80年代末温州货的“假冒伪劣”，是一种投机，曾经一度击垮了当地的轻工业；2000年之后，在全国率先完全原始积累的温州人，渐进不思主业，大量的资金不是投资实业，而是开始在全国炒房，“温州炒房团”名噪一时。

炒房，曾经致富了温州人；炒房，最终炒垮了温州经济。

炒房之祸，世间再无温州模式。

资金脱实向虚，习惯了炒房赚快钱的温州人，2010年更是将温州当地的房价，炒到了“天价”的水平，至今没有恢复元气。

2011年上半年，最高峰时的温州房价，是全国第四，超过浙江省会杭州，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深圳。而其时的温州，充其量仅是二线尾部或三线头部城市。

炒房，疯狂过头，必死亡！

绿城开发的温州鹿城广场，曾经是温州豪宅代名词，2010年开盘价是6万多/平米，2011年上半年高峰曾超过10万/平米，现在呢，5万/平米的绿城鹿城广场任你挑选，而且还是超豪华装修的。

（安居客挂牌价，实际成交价至少还有5%下浮空间）

温州京都城，也曾经是温州的高端小区，2011年开盘的起价是2万/平米，均价在3万/平米左右：

但是，温州京都城，现在的房价呢？

（链家网温州新京都家园成交价，原京都城）

近10年，温州房价近乎零增长，类似鹿城广场和京都城这样的高端住宅，房价距离高央行时，甚至还大跌近50%。

投机，不务实业，在过去10年，远不仅透支了温州房价的未来，更是透支了温州经济的未来。

你想想，曾经的温州，在裹挟一切的投机之风下，谁还有心思踏踏实实做实业？

你想想，曾经的温州，工业用地、电价、水价或许仅比其他城市高出一点，但是，食品价格、房价等隐性成本，却比高类似城市高出1-2倍，谁还愿意在温州创业？谁还能够在温州创业轻易获得成功？

你想想，曾经的温州，由炒房导致的高昂隐性成本，即便是能沉住气做实业的老板，又如何才能呆得住？又怎能不将实业迁移到成本洼地的其他城市？

过去10年，是产业加速升级的10年，成者兴，败者退。且不论深圳、杭州、苏州这些产业升级明星城市，即便是重庆、贵阳、长沙这些曾经名不经传的城市，在过去10年也都形成了各自的主导产业。

但是，温州呢？

过去一二十年，在温州人辗转全国各地，频繁不断的炒房、炒煤、炒蒜、炒能炒的一切时，温州的经济垮了，温州经济的潜力没有了。

以苏州为例，从2000年开始，苏州就已布局高端装备、新型平板、智能电网等新兴产业，其利润现已占到规模工业的50%以上，而这些产业温州最近10年才开始涉足，且参与的规模和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

炒房，炒垮了温州经济的未来。

温州，中国（其他城市）应为镜鉴，脱实向虚，舒服一时，惨痛一世。

当下，在中国经济濒临大拐点之际，一切的一切，必须务实，必须抛弃房价再次大涨之侥幸，以实业为重，以创新为魂，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对以上浅黑色文字部分，我不想做任何评论。假如可以说的话，就是一个字：冤！

我谁充满敬意的曾经的温州，究竟到哪儿了？她被炒糊了。三四十年来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卖场，一切以变现为主，我曾经有一个竭泽而渔的模式不可持续的小文，发在中国发展导报上，那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看到的一个不可逆的未来，盖因为由不可逆的既往所实证过来的——哎，炒糊的岂止是温州！

（注：上文浅色字体内容源于网络，非本人原创，特此声明！如涉版权，即刻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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