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水下八关》【中篇小说专号】
精彩导读
侯磊喜爱历史，他的小说里可以感觉到八九十年代至今北京胡同里的气氛。而与三四十年代老舍笔下的北京比较，这中间感觉缺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呢？可能不是侯磊缺了什么，是当下缺了什么。
老舍笔下的北京，拿《骆驼祥子》来说，这里面有热情，有一个人要靠个人奋斗挣辆车、创个身家的热情，小福子死时他是痛苦的，虎妞更是充满了生命的蛮暴的热力。《正红旗下》更有一种虽贫穷而互相体恤的情意。而侯磊的小说，不论是《水下八关》《女司机》，还是《少年色晃儿》，寻不到让人感觉温暖的成分。
《水下八关》里小雷受欺负、被群体排斥，依托于“丛林法则”的优胜者获得安全感。侯磊没有作任何评判，把这些细微的地方一一写出，只是在小说结尾，通过“我”幻想中的静琪托梦，以让人心酸的口吻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温暖的“培育中心”。
孩子世界可能的问题，根源在人性，而“你们本来可以玩得更好的呵”——《蝇王》里军官那句嗔怪的话，也提示我们，成人世界在规约不合理的人性上，是不是负有责任？读《女司机》感到，成人世界同样充满无奈和伤害；女司机最后与大货车相撞，似乎有了一瞬的清醒和解脱。侯磊的小说中没有超人、没有力量超群的英雄，他写的主人公连“好看”（性的力量）都没有，他让人物后退，后退到在个人特质上没有任何可圈可点的东西，坐在这里开始提问：人群、或者说社会，能给予这样一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什么？他的出路在哪里？该向何处寻求精神依靠？为什么普通人的生活中充满层层累积的精神创伤，为什么会麻木地生活着？侯磊没有作分析评判，他如实地记述。我想，当下的我们，可以作更多的思考。
——止慈点评
一
那粗麻制的绳子越摇越快，似带血的皮鞭似绞肉机上的刀锋，同学们一个个都跳过去了，他们跳得轻盈，似小兔似蹿出的野猫。那绳子摇成完美的弧形，似胳膊上腿上一块完整的肌肉，每个人都钻到正中间，那最圆润宽广的地方。我感到我的肌肉被挖了下来，我即将如蚂蚁一样跳过去，我的眼前已一片血红。
我努力往前跑，闭着眼，要穿过大绳编织成的墙。摇绳的同学面无表情，他们不管数数，只管盯着跳，摇。他们是机器，连跳绳的、摇绳的、数数的、体育老师、班主任……都是机器。
我也是机器，只有这架机器出了毛病。
踢毽我是不会的，根本踢不到；砍包我砍不到人，只会满场乱跑。“递包！”“定！”他们一边把沙包高高抛过，另一边接住，先把我砍下去，大家再好好玩，好像是心有灵犀。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喊：“不加了，不加了。”可一会儿他们又加了别人。我过去，他们还是说：“不加了，不加了。”更有的，他们总是去菁菁小姐家玩游戏机，但从来不叫上我。老师多少次想提拔我当个班干部，可我什么都不会。
只有一项是必须带我玩的：跳大绳和折返跑比赛。
我们这里的跳绳比赛，不是组，而是班。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两个班肯定是死对头。我们每一项都在比，在较劲，在楼道里贴满各项挑战书与应战书。所有项目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大家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兄弟。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要维护集体的荣誉，小学生也一样。我们绝不和外班交朋友，我们对他们就是打。
没有人不想融入集体，只有我这样常常给集体抹黑的才会被抛弃。
跳绳比赛的种类多得超过校园里的鲜花，分单摇、双摇、编花、一带一单摇、一带一双摇、双摇前编花（简称“双编”）、集体大绳等等。我每次看着，他们单摇一分钟能跳到一百六十八个。那绳子是另一种塑料，像橡胶，绿色极细且柔软，在北京凛冽的寒冬中也不会僵硬。跳起来时，我看不到绳子，只见跳绳的人每次都高高跳起，听绳子打地啪啪啪地响。编花是编在身前，跳过去时左右手交叉。双编是编两次。还有个同学能跳双摇后编花，是在身后编两次，我看不明白，更跳不了。我想起体育老师的教导：“前面的，跳的时候一定要往前，能多往前就多往前，得给后面的留地方啊。要不就撞上啦。跳完了赶紧走，你以为是玩一加一啊！”
“一加一”也是种跳法，绳子更长，人更多。一个人上去了，跳几下再加上一个，要比最后哪一组加上的人最多。上去一个人，还有人拍着手，跟着喊：“一加一等于二！”每当我全神贯注当观众时，同学们就在大绳里玩各种杂耍，前面的忽然趴下，后面的人双手抓住他的脚踝成“推小车”状，这样两个人一起跳，像跳跃的甲虫。再有是像戏台上那样折个跟头，翻进大绳中。当然，这些同学们都做不到，都是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高明。我就在一旁让各种想象塞满我的脑袋，以度过永远不带我玩的时光。
我冲到摇起的弧线下，那弧线美丽似彩虹，阳光被它打碎，洒落到我身上缤纷如落英。我闭着眼睛，那忽明忽暗的阳光落在眼皮上。而绳子兜到我的脚踝，脚被高高扬起如风帆，我的脸朝下，从大绳中飞了出去。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和神态，我的眼镜没有甩出去，因为有金属的眼镜链，只是贴在脸上，我爬起来加入跳绳的队伍。那队伍与大绳磨合如齿轮，另一组齿轮也在飞速旋转，那是二班的队伍，在我摔倒时还那么流畅。
两个齿轮一起转动，从两架机器合并成一架。
操场是齿轮的固定框，那校园是机器的外壳。
再一次跳绳时我低着头缩着脖子。我个子不高，身子很瘦，脑袋很大。我的身子像麻秆，我的脑袋像足球，他们说，我离远了看，像根棒棒糖。我把自己蜷缩成武大郎，缩成同仁堂的中药丸。
大绳砍到我的脸上并落到肩膀。我的眼镜被兜飞，眼镜链断了，眼镜落地碎了，成几片蒜瓣。我的脖子被蛇一般的绳子缠住，摇绳的像《红岩》里的行刑特务，他们用力一勒，再重新一抖手腕把绳子抡开。
没有人改变他们的动作。我第三次跑进队伍跟着跳。我不知道要先迈哪条腿，我辨不清方向，我把后背冲着大绳，双手抱头如囚犯，比滚过去更难看。
“你，下去！”体育老师冲上来照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我们两个班共用这样一位体育老师，听说还是班主任和他关系好，才为我们班多指导一二。我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耽误了老师和大家的时间。
大绳比赛结束了。我们班输了。
我的眼镜框是塑料的，粉色，镜腿很粗，但腿儿与边框链接的地方被我的脑袋撑大。我把摔碎的镜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双手捧着，如同捧着一把洁白的花瓣。我不敢抬头看同学，我知道所有的同学都在骂我。我的心里压上千钧巨石，我抱着摔碎的镜片，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一块粉色的花手绢递到我面前，那手绢脏兮兮的，有粉色的花朵和很细小的绿叶，不仔细看，更像风干的鼻涕。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同样戴眼镜的女生。“你怎么啦？”
她很胖很高，像一堵墙像一座石碑。她的脸是圆的，圆得有点双下巴；她的肚子把粉色的裙子撑得鼓鼓的，像胡同里怀孕的阿姨。她伸出胖手，来摸我的脸，我一下子躲开。
“你干吗？”
“他们不跟你玩，我跟你玩儿。”话有点不大清晰，每一句话，牙齿都咬在猫样舌头尖上，但只是轻轻地一硌，绝不会把柔软的舌头咬痛。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大舌头。
“玩什么？”
“捏橡皮泥。你叫什么？”
“小雷。”
“我叫静琪。”
这个名字耳熟，这个胖女生没见过，她像个幽灵，学校里从来没有她的影子。作为一个受人欺负的孩子，我始终在角落里偷窥每一个人。我能记住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并在心里反复地揶揄。她若是我们学校的，我肯定记得她。我开始想，我想起，一年级上学时第三天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在班里宣布：
“从今天开始，咱们班的小雷和二班的静琪都戴眼镜，大家多帮助帮助他们。”
所有的同学都扭头看我，我打开眼镜盒，那眼镜盒是按的，我在开启机器。眼镜被眼镜布包裹，散发出一股花露水的芳香。我褪下眼镜布，打开眼镜腿慢慢戴上，一个武林高手在拔剑出鞘，那剑正发出龙吟。我看清了每一张扭头的脸。从此我有了武器，我戴眼镜，要受照顾。但我感到，这班里还有人戴着眼镜。为什么同学们不去看他？他是谁？我前后与同学对眼，我扭头看墙，墙上有赖宁像。我明白了，这班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戴眼镜，一个坐在班里，一个挂在墙上。我的眼镜比他的厚。
除了赖宁，我的脑子里还记得另外一个名字：静琪。
二
诱饵胡同是东西向。诱饵小学坐北朝南，是座纵深的大院。进门是巨大的操场，操场后是一排排的平房。每一排有两间教室，放下每个年级死磕的两个班。从开头到后面，依次是三四五六年级，一二年级就放在大操场的周边。进校就听到叽叽喳喳的喧闹声。老师在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这是上副科；若有学生被罚站或轰出教室，那多半是主科。排子房的西边有个宽敞的过道，一直通到西北角的厕所。每排教室前都上演着活色生香的西洋景，花哨得超过十八层地狱，多是打成沾满泥浆的人团儿，得用开水浇才能分开。孩子们身量越高，人就越皮实，低年级的不敢往后走，砍个沙包、扔个网球都会被没收。每当新学年开学，都有高年级的站在顶头的厕所前，为一年级的屁孩儿指引男女。那刚上学的小丫头儿穿着遮不住屁股的跨栏背心，露着白色或红色的三角裤衩，裤衩上兴许还破个洞。五六年级的傻小子们就这么看着，谁也没觉得不自在。
校园里有一棵老槐树，它伞盖般的枝叶覆盖了整个操场。树干粗得几个人抱不住，外面修了圈漆成绿色的铁栅栏。栅栏上是平的，刚好够小屁股的孩子去坐；栅栏之间有铁艺图案来装饰，三角圆圈，供孩子们的小脚丫蹬上去。每天课间或中午，我都会蹬上去坐到栅栏上，看着男老师和女同学一起踢毽，我会为他们踢得好或不好而高兴而悲伤。他们笑我也笑，他们哭我也哭，我就这么看着，像一只猴子，直至重新打响上课铃。冬天渐渐近了，那老槐树脱了叶子，似一只巨大而干枯的爪子。
我所在的是一班，和二班的接触，只有每个星期的手工课。
手工课是两个班合着上，安排在星期二下午的两节课以后，二班的人带着椅子来我们班，两个人共用一张课桌。二班那几个闹将又高又壮，但我不怕，他们若是欺负我，我们班的会跟他们打。表面上是嘻嘻哈哈，实际上都真打，用着十成的力气。但最可怕的是同班，他们欺负人。我找班主任告状告到厌烦，我也不敢找他们家，我不认识他们的家，认识了我也不会去。
我坐在最靠墙的地方，教室后门稀里哗啦一阵乱响。后门从外面用椅子顶开了，更像是撞开的，附近的同学四散逃开。二班的似妖怪似天兵天将，他们分成两队从前后门一起拥来。手工课的老师走到学生中间维持纪律，挡住了我的视线与阳光。她闪开时，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胖大的男孩，是我们班的学峰。
学峰坐在我前面同学的旁边，“哎！”他回头跟我打招呼。
我张了嘴，正要和他说话，脑后挨了重重一巴掌。啪的一声，十分地响。“叫你说！”手工老师在打我。
班里安静了，同学们都回头来看。我被打得头蒙，对老师说：“我没说话，是他跟我说……”
“他跟你说你就说啊……”老师重音落在“他”字上，他动了一下头示意，用鼻子指了一下学峰。
“哈哈哈！”班里哄堂大笑。我不明白，更感到委屈。
我的身边没有人。老师环视一下，有三个女生挤在一张桌子上，像三只挤在饭盆前的小猫，她们都穿得漂亮。
“菁菁，你到这儿来。”老师指着那三个女生中的一个说。菁菁来得磨磨蹭蹭，好像很不乐意。我们平常管她叫菁菁小姐。我们有一次去她家里玩，她换上新的红裙子，戴了棕黄的假发，还戴了墨镜，一手端着个红酒的杯子，里面装满了可乐。我们觉得她像个小姐，这个小姐不是我们长大后的意思。
我不明白，为什么女生非要扎堆儿。更不明白，我是男生里功课最好的，菁菁是女生里功课最好的，我的功课比她还好，她理应坐到我身边。为什么她不乐意？也许吧，我什么都不是，而她是大队长、班长，兼手工课代表。
我跟菁菁小姐共用一桌，但我们的目光从未交汇，身边就像坐着个假人。我跟她小声说话，她说：“好好听讲。”
我百般无聊，在桌上趴了一会儿，抬头看看窗外。窗外是冬日明晃晃的阳光。又看看屋里，屋里是黑压压的人。手工老师讲解一会儿，发下各种硬纸壳巴儿，让我们染上颜色剪剪粘粘，做成各种小动物。我忘了带剪子和胶水，实际上，我没有顺手的。奶奶做活儿的剪子太大了，夹剪处几乎分开，我拿不动。我没有菁菁那种粉色的、小得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的剪子，也没有细得像根嫩葱的胶棒。水彩笔早被抢得七零八落，留下的几根也不出水。我曾管一个同学借彩色墨水来灌，那墨水洒满了我的手，又被我抹到了脸上。
“借我用用。”我对菁菁说。
“你干吗自己不带？”
我伸手就去拿。
“老师，小雷抢我东西。”老师站在教室的前门，脸冲着门外。她好像没听见，但周围的同学都回过头来，我想把脑袋塞进书桌，像一只乌龟缩进壳中，不再出来。
“给人家！”一个欺负我的大男生说，他叫亮亮。一个他，一个浩南，总是欺负我。他们都很壮。表面上，我是打不过；实际上，我戴眼镜，从没打过架。
我没拿到菁菁的剪子。她把椅子往外搬了搬，地上长出一座透明的围墙，把我与她隔开。
教室里渐渐地静了，大家都在忙活，以便下课时交上手工作业。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只计算平时成绩。每当我看到菁菁拿的那张大而白的成绩表、她一个个地填成绩时，就感到红笔是种权力，而我功课再好也没有这种权力。她像个公主，而我像个随从。我用力叠那硬纸壳巴儿，用力压出死线，反复地压，再一点一点地撕。没几下，我把它撕巴坏了。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画完了，又剪出部件，开始拼装。
“我借你吧。”学峰一回头，剪子递到我跟前，同样是把破剪子，很不好用。我用了几下，又还给他，他用几下又给我。
这节课我们每个人还发了橡皮泥来捏。男生们捏出各种飞机大炮，女生们捏出各种锅碗瓢盆。我双手搓着那橡皮泥，想揉出种好看点的颜色。每块橡皮泥都像压花饼干，每块一种颜色，拼成一个平板。我想捏个大野象，那样简单，只要揉成几个棍子当象腿，再揉个方块当象身，揉个长条当鼻子，再做出象牙。只用同一种颜色肯定不够，于是，我在想，用哪四种颜色做大野象的四条腿？
橡皮泥很硬，我把那一块块的“饼干”揉成卷，按在桌子上，学着父母揉面的样子用掌心用力地搓。离下课时间不远了，我的手疼了。
“我给你揉吧。”今天学峰的动作出奇的快，他转身就把我的橡皮泥拿走。“给我，给我。”我拽他的脖领子，但他很胖，我拽不动。他更埋下头去揉，揉得课桌直响。
哒哒哒的下课铃犹如电锯般响起来，那铃声似一条线，吓得我一个激灵。“快给我。”我对学峰急了。
“给你！”
学峰还回来的，是一条粗大的长条，似一根变质的火腿肠，各种颜色都扭在一起，并透着乌黑。那火腿肠的两边还扭着看不出的花。
“这是什么？”
“糖！”
从那以后，每次的手工课，别人不借我东西，我就管学峰借。他总是借给我。再往后，我就和他一桌，我管他借胶水，他用小手指蘸着胶水正往纸上涂抹，就立刻伸过小指来，我也伸出小指，我们的小拇指在一起轻轻地碰着。他每次过来，女生们都会主动躲开，集体给他让道。听她们说学峰会闹，闹起来他庞大的身躯像《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恐龙，没人能拦得住他。菁菁不喜欢靠近我，但更不喜欢靠近学峰，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所有的女生都这样。
三
班里起了传闻，传说是我跟学峰关系最好。
之所以跟学峰好，是因为跟其他人都不好。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是班里唯一功课好但又不会玩的男生，那全班则是你的地狱。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整个年级只有一人永远考一百分，那是我；只有一个人永不及格，那是学峰。
学峰的脑袋是正三角形，他身子很胖，像是一个三角搭在一个方块上。整个人长得像积木，也像个雪人的雪糕。他说话并不利落，好像每句话从没超过五个字，只是蹦出些单词。我们打由四年级学的英语，平时不是捣乱就是写其他作业，一年也没见过几个词，可学峰说中国话，比我们说英语还费劲。从没有老师提问过他，也从没有人收过他作业，连他的考试卷子有时都不收，反正收了也知道他考不过二十分。有一次他得了四十分，是整张卷子都是判断题，他全部打对钩蒙上的。发下卷子来，从没见过他那么沮丧懊悔，要是全部打叉就及格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一所功课抓得很紧的重点小学，学峰是完全的异类，在班里，有他没他都无所谓。他只是一坨肥肉，甚至是一团空气。班里所有的体育活动，不用想就要排除戴眼镜的，最瘦的我；还有不戴眼镜的，最胖的他。那时候，我的脑袋长得很大，再加上厚厚的瓶子底一样的眼镜，更显得我身子瘦小。同学们会叫我“四眼儿”，更会叫我“大脑炎”。他们说，我之所以永远考一百分，是我有四个眼睛并得了大脑炎的缘故。
不过，也有想起学峰的时候。赶上老师们换课，全天都是班主任的课，我们上得无聊，仍旧是自习写作业，把课本里的单元练习一遍遍地抄录。老师要我们整理了生字本、组词本、成语本、抄书本、公式本、难题本、错题本……我们把一本本练习册上的题、考卷上的题都分门别类地抄下来，把一本本雪白的、印着浅绿色格道的本子写满。老师又在课堂上判期中考试的卷子，甚至写她自己的卷子：她在我们放学后，还要去进修，当学生，以补上大学文凭。我们的卷子是竖着的，老师的卷子是横着的，密密麻麻，一个字也看不懂。我们想老师要考大学了，都十分地佩服。
判着判着，老师突然说道：“你们看人家小雷，语文数学都一百，双百。人家将来要考五百中的。”五百中是东城区最好的学校，同学们转过头，我再次把头埋下，我脸上发烧，像是做错了什么。我还是不会跳大绳，不会砍包，不会玩游戏机。
接着，老师又判到了学峰。“你们看学峰，也跟人家学学，卷子多好判啊，全是空白，一眼就看出得几分了。”
“哈哈哈。”全班学生都笑了。
“你们要么学小雷，要么学学峰，也好让我轻松会儿。”看得出，班主任烦得厉害。她忽然问道，“学峰，你过来。一加一等于几？”
学峰从教室后面嗫嚅着过去，闷着头说：“二。”
“学峰，二加三，再加五，等于几？”“十。”
“学峰，二乘三得几？”“六。”
接下来问的不止是老师，还有同学们，大家从如山的作业本练习册中抬起头来，前所未有地放松。
“十一乘十一得几？”学峰想了想，低头开始玩自己短胖的手指头。
“学峰，碗里有一百个丸子，吃了一千个，还剩几个？”“不知道。”学峰在说实话。
班里乱得开了锅，同学们在抢问，学峰在抢答。
卷子发回来后，学峰向我请教问题。我不情愿地给他讲，我讲得很明白，但他不是听不懂，而是彻底没反应，他连自己懂不懂都不知道。更多的时候，班里的男生会一拥而上，把学峰别在教室的角落里，四五不靠六地打。只有今天课间不一样，是教室外的墙角，大家一个一个地上去叠罗汉，而最下面压的是学峰。
学峰穿着紫色的上衣，已脏得发黑；而下身黑色的裤子却脏得发白，厚厚的全是脏土。同学们叫喊着，欢呼着。我正走出教室门口，几个同学立刻拥我而上，一起往学峰的身上倒去。我怕被压，成为花卷中的一层。我想往外跑，但跑不出去。我猛地转身，把脚伸进人群，向学峰的肋骨处踢去，像踢足球。
同学们又拥上来一拨儿。刚才压在学峰身上的都赶紧跑开，他们纷纷用脚踢他，踩他，踹他，像在踩一个大棉包。我想起胡同里有个粮店，每次我都蹦到那五十斤一包的富强粉袋上，在上面走，然后被粮店的人拽下来。我们很多同学都这么干过，直至粮店的人对我们破口大骂。
不知谁“啊”地喊了一声，他们都四散地跑开，我跑在最后，被高大的体育老师截住了。我被体育老师带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他简略地说了说。班主任把我叫过去，我看得出，她生气了。
“哟，涨行市了？”她往前用力推了我一把，“你也会欺负人了？你不是老挨人欺负吗？”她又推了我一把，“看着挺白净的，戴着眼镜，连你都敢打学峰了？”
“是别人先动的手。”
“他打你没有？”
我不敢说话。
“去，那边站着去。”
在罚站时，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认识学峰时的场景来。那还是在这位眉骨突出的体育老师的课上，他眯缝着眼睛，高大硬朗，他厉害。上课时总是说：
“今天，你们跟着我做，我看谁的脑袋是个球！开立！”
这节课要学几个武术动作，我们要练冲拳，每一拳都像要打倒了一个敌人，操场上杀声震天。我们像体育老师一样，两脚打开与肩膀同宽，双手放在腰间。手要有力，放好。
他上前拉我的手，我被他拉动了。
他瞪我，冲着同学们说，大家看好了，不能这样，一拉就动。他自己做个姿势，他先伸右手，冲拳，再伸左手，冲拳。每冲一下拳，就喊一下：“杀，杀！”
“跟我一样！”他苍老的声音在喊，“杀！杀！谁做错了，谁的脑袋就是个球，到那边去。”他一指队伍以外。
“杀，杀！”
“你是个球！”他伸手向后指着。有个胖子站在我身后，我扭头向后看往他的方向。我在庆幸，我没做错，大家都没看我，都在看他。我用手悄悄一指，对着他说：“你是个球！”
“啪”的一下，我的后脖子挨了一下。我扭头，看到体育老师指着我说：“你是个球！那边去！”
我做得跟体育老师一样，他出哪个手我就出哪个手，我为什么会错？我在想，体育老师是对着我们站的，他出左手，我该跟他一样出左手岔开，还是出右手跟他是一样，用我的小拳头对他的老拳头。
他喊了，我来不及多想。
我不知道，但我做错了。
不一会儿，那个胖子也下来了。
我问他：“到底该出哪只手？”
他却不理我，远远地看着校门的方向。他的头是正三角，那他的眼睛就是倒三角，腮帮子很大。他鼻子很瘪，整个人挺白，但并不干净。他的鼻子下方，永远挂着两条清鼻涕，要么就用纸团塞着，像冬天院子里冻坏的水龙头；要么滴滴答答地流水；要么被一团烂布层层包起。
体育老师继续训练其他学生。太阳越来越足性，我们在太阳底下站着。旁边有阴凉儿，是房屋延伸出的影子，但我们不敢站过去，更不敢靠着墙。老师好像把我们忘了，他们练习累了，都去大树底下休息，过一会儿再继续。我们是掉队的战士，是开小差的，是体检不合格的。更不多久，我们两个好像人间蒸发了。
直至他们散了，我们站累了，还是没人理我们。许久，那体育老师才过来，看了几眼，对我们说：“一个胖子，一个眼镜。哦，一个傻子，一个眼镜。”
他挥挥手，示意我们回家。他转身走了，但我们没看懂他的示意。直至他走远了，胖子问我：“可以走了吗？”我说：“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看。我，男的，瘦，戴眼镜；他，男的，胖，不戴眼镜。
……
——摘自中篇小说《水下八关》，作者侯磊，原刊《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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