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胡适与瞿秋白
撰文：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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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瞿秋白，是近时中国文坛颇具影响的著名人物。
1935年，瞿秋白牺牲于国民党的屠刀下。临危之际，他面对诱降和死亡，写下这样的话：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正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这二行文字，直白地表述了一个共产党人在死神向他招手时依然忠诚于信仰、忠诚于事业的节操。
后三年，1938年，胡适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任内，送小照给陈光甫，题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寥寥二十四字，托出多少心底波澜！可以说，胡适当时所有的高言谠论，都远不及这首小诗所能给予人们的深刻印象。
胡与瞿，竟如此不同。然而，这两位看起来政治倾向迥异的文化人，却有过一段介于友朋与论敌之间的交往史。
事情原委，且从1923年7月瞿秋白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说起吧——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室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之。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领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贡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怎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责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
谨祝
康健精进
瞿秋白
一九二三，七月三十日
这封普通的书信中，瞿秋白按照当时习俗，称胡适为先生，有些客气的话。本来是极其正常的称谓和礼貌，谁知道几十年后却成了向胡适“顶礼膜拜”的“罪证”，罪加一等。这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又是怎样的罗织构陷啊！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层中，不少著名人物曾经是胡适的朋友。作为北京大学的同事、《新青年》的同寅，胡适与陈独秀和李大钊，不论公事与私交，他们关系都很密切。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等，早在中共建立前夕就常常写信给胡适，报告各自的思想、活动，并诚挚地征求胡适意见，他们显然把胡适视为良师益友。例如、毛泽东在1920年7月9日写信给胡适，告诉他湖南自张敬尧走后，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希望将来湖南的事能借重胡适，时机一到，即详细奉商。
中共成立后，负责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与胡适仍然保持密切关系。李大钊从事某些政治活动并不回避胡适，有时还邀胡一道参加，如欢迎苏俄代表越飞、对吴佩孚的争取工作等，他们都是联袂而行。1922年5月，胡适写成《我们的主张》，原拟在《努力》发表，但为扩大影响又拟作为公开宣言发表。于是在夜半脱稿后打电话给李大钊商议，决定次日同到蔡元培处会议。这就是后来由蔡、胡、李等十六人签名而公诸于世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李大钊参与宣言签名的利弊得失如何姑且不论，却可由此说明李大钊是把胡适视为政治盟友，而胡适也倚重李大钊的支持。
1926年夏，胡适旅俄，对新俄国人民的理想、计划、雄心和热情，表示由衷的赞美和钦佩。李大钊感到兴奋，曾力劝胡适的一些朋友写信给胡，希望他欧洲之行结束仍取道莫斯科回国，多用些时间在苏联参观访问。后来胡适由英国转赴美国，未经莫斯科返国，主要是因为胡适要到美国完成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至于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共擎文学革命大旗的战友，其友谊之深厚又胜过李胡之间。1921年10月6日夜，胡适得悉陈独秀于昨夜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大骂法国人，并立刻打电话给蔡元培，请他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释陈。次年8月9日，再次得悉陈独秀在上海被捕，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请他出面与法国驻华使馆交涉。18日，陈得以获释。
其实，胡适与陈独秀在联省自治问题上意见分歧，互有辩驳。胡并公开发表文章批评中共二大政治纲领。但陈胡之间交谊不衰。胡适筹办《努力》周报，陈独秀允为义务撰稿。当时，一些共产党人如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的著作，多由陈独秀转托胡适荐请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从现存的胡适来往书信中，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陈独秀和胡适为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出版事，信函往来的全部情形。只能从胡适档案中仅有的一件陈写给胡的信中，窥其一斑。陈信于1923年4月7日，寄自广州。这时，陈应孙中山先生之邀，到广州与孙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订国民党改组计划，被孙委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后任委员长），并准备召开中共三大，统一中共内部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意见。信中说：
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从这信看，陈独秀已经与胡适说起过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一书，并且把书稿送给胡适看了。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梦旦、王云五是至交。1921年4月，高梦旦来到北京，力劝胡适去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同年8月，胡适在上海逗留一个月，大部分时间在商务印书馆作调查研究工作，写成一份报告，提供若干改革意见。同时他推荐王云五到馆任编译所长。1922年底，王云五致信胡适，劝胡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到南方休养。商务印书馆每月可给生活费三百元。兴之所至，也可为商务印书馆做一点儿事。不言而喻，倘胡适鼎力相助，则对瞿书的及时出版，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不过，那书是在一年多以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此中缘故就不得而知了。
胡适与瞿秋白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什么时候？
瞿秋白于1917年暮春时节来到北京。同年9月，胡适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瞿秋白也在这时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就读。有人回忆说瞿秋白曾与张寿昆同去沙滩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过陈独秀、胡适的讲课，似当在这以后。从这时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作为一个偶尔旁听的学生，瞿秋白与胡适私下会面的可能性甚小。1919年夏秋至1920年10月间，瞿秋白参与创办《新社会》、《人道》，并在其中撰稿，应能引起胡适的注意。这两个刊物，均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附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出版发行。该会所设董事会十三名董事中有美国人四五人，其余多为留学欧美的著名人士。
1920年5月起，北京社会实进会假青年会址，举办社会问题演讲会，胡适应邀到会讲演“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时，瞿秋白应该有机会去拜访胡适。但是，就两人当时的思想境况来说，胡适崇尚西方资本主义，试图以改良手段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瞿秋白已经摆脱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影响，转向于憧憬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以此推知，瞿秋白不会主动地拜见胡适，有所请教。
瞿秋白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3年6、7月间，地点在杭州烟霞洞。
6月，进入盛夏的杭州，天气变幻时晴时雨，山色湖光亦佳亦奇。胡适与瞿秋白此时会晤于西子湖畔，实在是一次巧合。先是，胡适在上年身体欠佳，朋友多劝其休养。从12月17日起，请假一年，离校休养。年底，先入协和医院，稍痊出院后又不适。实在支持不住，遂于1923年4月21日离京南下。先到上海，月底到杭州烟霞洞。不久转赴上海。6月，又到杭州，仍在烟霞洞休养。当胡适开始病休时，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自莫斯科启程返国，与陈独秀同行。1923年1月13日到达北京。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机关由北京迁回上海。瞿秋白不久也到上海，接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办并主编《新青年》，同时主编《前锋》，参加编辑《向导》。6月中旬，瞿到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广州到杭州，召集浙江省中共党、团会议，传达三大的决议。住在伯父家，与离别两年多的弟妹们团聚。6月底或7月初，瞿秋白到烟霞洞拜访了胡适。
瞿秋白与胡适在杭州相逢，虽偶然，但是这次会见发生在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以推进国民革命之后，又使它有了某种必然性。
第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倡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尽管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同时更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势力。前不久，北洋政府以胡适对于解决“鲁案”有力，奖给三等嘉禾章，胡适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如果能够争取、团结这样的人，对于实行国共合作以推进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有百益而无一害；
第二、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反对张君动的玄学人生观。 此时，他已是海内闻名，声望卓著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界影响很大。同这样的学人建立友好关系对于参与主持中共理论宣传工作、筹办上海大学并负责该校教务的瞿秋白来说，无疑都是重要的；
第三、瞿秋白文人气质甚浓，即使身负某种政治使命，他仍然念念不忘去当文人。这时，刚开始的革命者生涯，虽还不曾遭遇困难，尝到苦头，但他对文学、译事的眷恋之情愈益浓厚。他去拜访胡适 请胡为他在写作和翻译圈里寻求助力，给予帮助和指导，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这一年，胡适三十二岁，瞿秋白二十四岁。刚从苏俄考察归国的瞿秋白，风华正茂，意气昂扬，但在本质上他依然是一个未能脱尽文人积习的书生；神采俊秀，风骨挺拔，坦诚真挚，毫无矫饰。见面时，他对胡适以师长相待，礼节周到，内心是颇为敬重的。胡适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来访，也很看重。扶持青年，奖掖后学，是那个时代许多有名望而又正直的新派学者的共同美德。蔡元培如此，陈独秀如此，李大钊如此，胡适亦复如此。何况，胡适一向性情温和，脾气柔顺，对弱者、小辈尤其亲切体贴，富有人情味。此点，林语堂著《胡适之》一文中说：
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
可以想见，瞿秋白与胡适的会见，自然会感受到胡适所特有的这种关怀和温暖。谈话中，胡适希望瞿秋白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建立联系，做些学问，从事写作和翻译。他在会面后，立即写信给王云五推荐瞿秋白。7月14日，王云五覆信给胡适说“瞿秋白译事，就照你的意思办理。请转致仲甫。我也和振铎等说过，等秋白来沪时，最好和我会面一次。”瞿秋白到上海后找到王云五、郑振铎等，得到的答覆是：可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丛书》，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并从事译著。其时，瞿秋白已奉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上海大学教务工作。他在覆信答谢胡适的关照同时，告诉胡适：他写于7月23日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已经寄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俞平伯。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为上海大学设计了建立社会科学教学体系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措施。他主持的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以社会学系为主举办特别讲座，邀请章太炎、马君武、李大钊、胡适等名流学者来校演讲。胡适的讲题是《科学与人生观》。 这时，胡适已于10月间由杭州烟霞洞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商科大学等处讲过同样的题目，重申他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的立场。胡适这次演讲，自然也是瞿秋白出面邀约的。
胡适与瞿秋白之间的友好交往，大抵到1923年便告一段落。1924年8月，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公开批评胡适所笃信并为之践行的实验主义。从此，两个学者之间的正常友谊，便被分歧的思想论争所冲击。
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实验主义也传入中国。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颇有影响的现代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胡适邀请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全面的系统的宣传实验主义。胡适随即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由此引起马克思主义派和实验主义派的思想论争，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论的论争。双方进一步阐明各自的主张，旗帜愈加鲜明，影响愈加扩大。实验主义的社会改良论，居然在中国风行一时，其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挥代英等无不受其影响而表现于言论中。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一号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明确表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
杜威原定在华讲学几个月，由于受欢迎而延长至两年又两个月。《杜威五大讲演录》一书，在他离华前已再版十次，超过当时任何书刊读物发行量。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实验主义以尊重科学的面目出现，胡适尤其强调它的批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冲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实验主义的批判态度实在功不可没。
1920年9月起，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周作人、高一涵等组成的《新青年》编辑部，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又因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实况而使内部意见分歧表面化。胡适主张将编辑部由上海迁往北京，并发表声明不谈政治，为陈独秀等所拒绝。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宣告暂时停刊。1923年9月，中共创刊《向导》周报，不久胡适等亦另办《努力》周报，分道扬镳，公开对峙。改良主义不再与社会主义相混杂，社会主义各流派间的分化也日益明朗，走科学社会主义之路者，还只能是少数。不少人倾向或者赞成实验主义的社会改良论了。实验主义信仰者中，大多数人仍然怀着可贵的爱国热情，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科学、教育、学术、文化、新闻、医疗等有益于祖国前途的事业，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尽管他们标榜不间政治，但常常被政治干扰。他们虽然同广大群众隔膜，但不少人对封建军阀官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不满的，进而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表示同情。
实验主义的传播和社会改良思潮的扩展，自然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安和防范。为了在理论上剖示实验主义哲学，1924年夏，瞿秋白写《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二十世纪初，实验主义在美国颇有影响，又在中国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 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唯一“用”字，所谓真理便是应付环境所需要的科学方法。“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实验主义哲学的体现。 “它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于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摆脱封建主义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它并不打算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根源。它所“需要的是‘这样也有些，那样也有些’：一点儿科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绝不可以彻底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它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瞿秋白还从哲学角度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认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合于客观事实，才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当然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尊重科学的反映现实世界客观规律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
瞿秋白的这篇论文，文字不含辛辣，词气也不刻薄，从实践、理论到哲理层次，论列实验主义的优劣，力求公允持平，基本是学者间的学理性的批评文字。胡适没有写文章反驳瞿秋白的批评，一如当时他对陈独秀、李大钊的批评文章没有及时加以反驳那样。究其原因，第一、瞿文批评实验主义，不过是为了使刚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立定脚跟。文中虽然点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点到“好政府”，点到胡适的名字，但态度友善，毫无个人攻击的意图；第二、也是最重要者，胡适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并身体力行。早在五四前夕，与陈独秀共倡文学革命时，胡适就明白宣告：“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能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对待瞿秋白的批评，大抵也有此雅量。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馄，改组内阁。清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永远废其帝号。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驱逐溥仪。这信公开发表，舆论大哗。溥仪出宫后，胡适特地到醇王府看望，备加安慰。段祺瑞于1925年初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胡适应邀与会，为安福系军阀捧场，也招致舆论排挞。在这些问题上，胡适确有可议之处，人们给予批评不为过份。这一时期，胡适的诗文中，对北洋军阀政府还有相当多的批评、谴责和嘲骂。从其全部活动考察，他还不曾同哪一个政治权力集团结合，大体保持着学者的自由主义立场。自由主义者往往一厢情愿，昧于审时度势，疏于自我克制，总是干些蠢事，甚至被反动派所利用。基于这种情形，共产党人当时对胡适的批评是有分寸的。瞿秋白严肃地批评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错误，同时依然肯定他是一位民治主义者，说：“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如今，胡适之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这一评价，与毛泽东前此所说胡适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是一致的，都没有把他当作反动派。
1927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特别是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以后，胡适在政治上逐渐转向拥蒋反共。此后，瞿秋白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便完全被敌对双方的政治斗争所替代。三十年代初期，当胡适在人权问题上同蒋介石政权闹别扭的时候，“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不知运用分化和争取中间营垒以孤立敌对营垒的策略，却以对待敌人的方针对待中间营垒，把他们视为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最危险的敌人，而采取一味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瞿秋白虽然在中共领导层中已经失势，但仍然按中央“左”的口径著文批判胡适和人权派。他认为“中国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想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人权派的所谓人权，其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权派的立场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同”。其实，人权派批评国民党，并非认同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思想专制，而是要国民党采纳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建立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从三十年代以后，在国共两大政治集团尖锐对立和冲突的夹缝中，他只能寄希望于国民党集团，力图把后者纳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轨道，以实现其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政治蓝图。他既要保持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无偏无党的清高，又要做专制政府的第一号诤友。这种双重的形象，终其一生，始终不变。1960年，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以反对国民党修改宪法，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遭到严厉镇压。胡适面见蒋介石请求宽免，未果。于是他愤然写下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赠给雷震以示慰问和抗议。诗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1年11月，胡适发表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说，大意说东方旧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价值，东方人必须学习尊敬近代科学的新文明，然后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这个演说引起台湾学术界甚至官方的围剿，直到胡适去世后，围剿依然继续。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发表谈话，由发展科学转而谈言论自由，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语气充满激动。席散时，心脏病猝发逝世。
瞿秋白，生，晚于胡适八年，死，则早于胡适二十七年。而且，死于非命，不死于他的终身痛疾肺结核。瞿秋白的死，极有风度，沉静，从容，矜持而且够派头，颇能表现出三十年代最堪赏叹的人格风貌。瞿秋白死前于囹圄中写了《多余的话》，显示这位政治上不求有作为却被推上领袖高峰的书生的内心矛盾与执着追求。他希望古老的中国新生；他渴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信任、平等和友谊，而所得竟是无休止的争斗和迫害；他自度必死，但仍眷恋着人生和亲人，眷恋着文学和翻译。《多余的话》表现作者内心苍凉寂寞之感至为深沉，是倾吐心曲的真情之作。
质而言之，胡适和瞿秋白，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一位是西化论者，一位是俄化论者，在中国社会土壤中其根基都不算深厚。一个是学者而未能忘情于政治，一个是书生而无法摆脱政治的困扰；一对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大风浪中搏击，其结局可想而知。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他们是两代新派知识分子中左右分化的典型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的追求和理想，孰败孰成，论者应有评说。西化派说资本主义优，俄化派称社会主义好。两派由思想文化的分野发展到政治军事的斗争，长期兵戎相见，在战场上决胜负。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一隅，标志着俄化派第一阶段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胜利者中间，瞿秋白理应占居一席位置，然而后来竟一度以“叛徒”论。西化派，虽然被反人民的独裁专制中断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但到台湾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专制独裁体制毕竟有所松动。西化派在台湾并非无所作为，但胡适企望的理想境界何时全部达到，还有待于未来的回答。
1990年6月10日
（作者授权发表，注释从略）
12月30日（周五）下午，东方历史评论第116期将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近代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嘉宾为高全喜、王志强、赖骏楠，详情请见东方历史评论公号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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