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失去理性时代

原创 2017-11-01 苏珊·贾可比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苏珊·贾可比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每个历史学家都梦想能够创作出一部可以流传下来且在未来数十年甚或几个世纪为人们理解问题提供基础的作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出版于1963年初，那是个介于麦卡锡时代与六十年代末的动荡岁月之间满怀希望的时刻。霍夫施塔特以一种哀婉而又谨慎的乐观态度总结道：“过去自由社会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智识生活非常多样的风格皆可存在：有的人热情，充满反叛精神；另外一些人优雅、华贵；还有的人简约且尖刻，或是聪明而又复杂，耐心又智慧……还有些人的品质让他们能观察、忍受。要去理解哪怕存在于一个相当狭隘的社会中的卓越之多样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和慷慨之精神。选择的通道当然有可能会被封闭，未来的文化将会被具有这种或者那种的单一信仰的人所主宰。这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只要我们用意志力施于历史的天平之上，我们便可以去相信未来不会变成那样。”

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些语句，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很受感动，现在再读依然会被感动。然而，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然过分偏离了充满活力且多样的智识生活，而智识生活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这很难不让人担忧。过去四十年来，美国特有的反智倾向因为一种新型的、半自觉的反理性主义而得到增强，这种反理性主义滋生于无知的视频流行文化和无休止的噪音——它们的存在让人们无法沉思或运用逻辑。这种新形式的反理性主义不仅与美国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遗产相违背，而且与现代科学知识冲突，它所推动的高涨的反智主义对美国文化和政治所造成的损害远大于此前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时下流行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是同义词。我不能称自己为文化保守派（cultural conservative），因为这个术语已经被右翼宗教人士所绑架，加上媒体的传播，这个词习惯上被用来形容这样一些人：他们要求在效忠誓词里保留“在上帝的律法下”这样的表达；认为婚姻是异性恋者的专属；他们提倡婚前贞节；避免让癌症患者沾染大麻。然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的字典意义上的“文化保护主义者”（cultural conservationist），保护文化“免受破坏性影响，避免它发生自然衰退或者遭到滥用；保持其存在、生机、健康、完美状态等”。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的反智主义的检视便是这种“文化保护主义”的卓越范本，这部作品问世之时，美国民众刚开始审视所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有关的沾沾自喜的虔诚信念。从肯尼迪当选到他被暗杀的三年时间里，大多数美国人对未来都非常乐观，不过没有哪个群体比知识分子群体更有理由对未来怀抱希望了。知识分子对40年代和50年代的那种政治气氛很熟悉，在当时，一个人在学术上的志趣会被认为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或者至少会把这种学术兴趣等同于对那些同情左翼者抱有危险的宽容之心。即使这些“书呆子”未被描绘为潜在的叛徒，他们也往往被认为是一些无能之人。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个共和党上称知识分子“使用的词语比他们实际知道的事情多。”

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这让美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时候美国人意识到知识分子可能还是有一些实用价值的。然而，公众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科学研究上，钱也基本用在其上——很显然，这对于国防很重要；另外，有了先进的科学进步，美国人又可以有在全世界面前吹嘘的权利。在公众看来，那些投身于没有明显功利用途的研究或者理念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声望或者地位。我70年代初定居纽约，认识了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50年代时认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可能会击败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这令我吃惊不小；这个一厢情愿的错觉可以很好地衡量他们与生活在中心地带的普通美国人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存在的距离。我的父母、祖父母和他们绝大多数朋友都把票投给了罗斯福和杜鲁门，但在密歇根州一个小镇长大的我听人们对史蒂文森的评价就只有：他太书呆子气，无法理解普通人以及普通人面临的问题。史蒂文森辞藻优雅的演讲在和他同为知识分子的人们看来是非常大的优势，但我童年世界中几乎所有大人都觉得那是他的缺点。我的祖母在她99岁去世前一直为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共和党而感到自豪，但她完全是因为回忆起大萧条和她心爱的罗斯福才克服了自己对史蒂文森的文法和高雅词汇的厌恶情绪。“阿德莱说话有种优越感，”她回忆说，“他不亲民。艾克（译者注：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很亲民，我很喜欢他，但到要投票的时候，一想到是民主党给了我们社会保障，而共和党才不管老年人是不是忍饥挨饿，我就不能把票投给共和党。”

阿德莱·史蒂文森

相比之下，肯尼迪很好地完成了这个棘手的任务：他既展示了自己的聪明头脑以及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给民众留下一个高傲自大的知识分子印象——其实他发表的演讲和史蒂文森一样用词考究且博学。民众没有想错，肯尼迪不是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参照霍夫施塔特对知识分子下的定义：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有意识投身于智识生活，和宗教信仰很是相似。”按照这一严格的标准，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没有几个从政者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领导美国革命的一代人当中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这其中有非常多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他们很有影响力（虽然“知识分子”这个词在18世纪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参与撰写《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并且在这个新共和国成形期的几十年中担任领导位置的人当中，非常多人拥有杰出学识和智识。忠于启蒙时代价值观的他们不觉得自己作为公共领域的思想家和行动者的身份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如果国父们看到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于1942年所描述的“美国人长久以来认为现实和头脑之间存在对立关系，人们需要站到现实这一端”，他们应该会很惊诧吧。

肯尼迪频繁发表演讲、文章（在他当选总统以前便已经开始）表达美国社会应该放弃20世纪的这种狭隘观念，即认为思想和行动之间必然存在断裂，而是应当回到那种18世纪的思考方式：学识和哲学上的天赋也可以增强政治领导力。他的政府任命便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他请来知名学者担任政府要员，他所任命的学者数量之多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男性知识分子面前很自在（虽然没有女性知识分子）。新总统请来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这些无可争辩的“书呆子”加入自己的政府，这个举动令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尊重大大提升。这些知识分子得到了种种满足感，同时也因权力所带来的各种显然的可能性以及伴随权力而来的物质奖励而感到自责，这两种感受有时令他们难以承受。

小亚瑟·施莱辛格

文学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在他出版于1978年的回忆录《纽约犹太人》（New York Jew）中用他特有的既恶毒又幽默的文风，写到自己在科德角那些越发时尚、繁荣的知识分子聚集区域度过的几个夏天，那里的每个人都享受着因与肯尼迪建立了关系而来的荣耀之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绪：“树林里突然站满了穿着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西装的白宫特勤人员……没有了学术事务烦身的小亚瑟·施莱辛格和理查德·古德温刚刚从位于海恩尼斯的肯尼迪家族宅邸回来，他们嬉戏、闲聊……留着乡村风格胡子的年轻男子盘腿坐在地板上，抱着自己的吉他边弹奏边哼唱。那里有一种鸡尾酒会的感觉，每个人都优雅地四处走动。甚至在韦尔弗利特与来自哈佛、麻省理工和高级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老同事欢聚一堂的周末晚上，这些肯尼迪的助理和顾问们浑身上下依然散发着权力的味道。”

在这个文化平衡点上，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了。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讲，这本书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霍夫施塔特决心从更广泛、更长期的美国文化倾向的脉络中来审视战后被融合在一起的反智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这种种文化倾向自第一批清教徒殖民者落脚普利茅斯之后不久便显现出来。“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身份还要久远，它有着很长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在书中阐述道。“仔细审视这种历史背景之后，我们能够知道，知识分子在美国受到的尊重没有逐步下降，近期也没有突然下降，而是处在周期性波动之中；我们也能从对这种历史背景的审视中了解到，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的怨恨所体现的不是他们的地位下降了，而是在逐渐变得显著。”在霍夫施塔特看来，美国的反智主义代表着美国在宗教和教育领域中的民主化推动力的另一面。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基础是对人与神之间个人化关系的信仰，它拒斥正统教会的等级制度，同时也拒斥长久以来与知性主义——包括许多早期清教神职人员的宗教知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潮流。自19世纪晚期，发生在教育领域的民主化令高中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到了20世纪，大学的入学率也大幅增长；在此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里，只有非常少的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到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以外的教育，随着教育民主化的到来，这种严苛的标准被大大放宽。最后，美国对所谓“白手起家之人”（所谓“白手起家之人”指的是完全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或正式教育赋予的优势，仅仅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取得成功的人）的理想化使得人们不太能尊重那些献身于教学和学问之人。

霍夫施塔特

讽刺的是，对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诋毁直到20世纪中叶才真正“蔚然成风”；大学文凭当时第一次不仅在法律和医学领域成为了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商业也是如此，而商业曾经被视为白手起家之人的地盘。如“可以做事的人做事，不能做事的人教书”这样的格言对于18和19世纪的美国人来说会很荒诞，在当时西部边远地带的社区，雇用教师是文明的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另一个标志是有牧师）。当然，从文化和社会层面来看，那些无处不在、不可缺少，往往缺乏正式教育的社区教师与那些受过正式教育的“专家”相比非常之不同；这些“专家”逐渐地主导了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如此——他们经常被视为常识的敌人，而拥有常识据说是普通人的一个特殊的美德。

90年代末，在重读《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过程中，我很是被他的学问中那种老派的公平立场所打动，他的公平立场不是那种假的“客观性”或是乏味的中间主义——那种总是认为真理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的看法，而是认真地努力去回应对手的论点，在面对与自己的种种偏见相悖的证据时，也会去承认其真实性。我第一次读《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时，没有能完全地认识到这种品质的价值，因为从相当程度上来说，采取公平立场这一点是为60年代前半段那些胸怀抱负的青年学者和作家当作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带着新的敬意看待20世纪中期那些被称为“共识学派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个）的作品，与他们这种学术上的尊敬相对应的可能是公众对那种不仅妖魔化对手且轻视所有反对意见的意识形态两极化的厌烦。

对公平立场的诋毁侵蚀了我们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持有这种或那种单一立场的男女们发出聒噪、喋喋不休的喧嚣并且造成了巨大影响。新闻媒体经常将政治两极化描绘为不可调和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对阵——蓝州对阵红州，道德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个词被妖魔化）对阵道德绝对主义，世俗主义（另一个脏词）对阵传统宗教。2004年大选后，传统智慧的推销者宣称，“价值观问题”（按照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偏狭定义）优先于其他一切问题。但是，“传统智慧”惯常性地突然来了个360度大转弯，民主党于2006年重新控制了参众两院（许多民主党人将文化传统主义与反伊拉克战争的形象结合起来）。太棒了！“关键中间力量”回归了！然而，中期选举里国会权力的转移却是由几个州的几千张选票决定的——如同小布什总统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所发生的那般。尽管目前伊拉克的战争在政治重要性上遮掩了国内在文化上的多场“战争”，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的中间派突然就不再厌恶理性和证据，且不再诉诸于会令两极化加剧的恐惧情绪和自以为是的心理。随着当前竞选活动的进行（译者注：此文写于2008年，这里指的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我们还需要观察，美国人民是否愿意思考背离理性让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是否有哪一个候选人有愿望或勇气把无知当作一个政治话题来谈论，从科学研究到做出战与和的决定在内的许多事情无不被这个问题所影响着。

仅举一个例子，在所有发达国家的民众当中，美国人是唯一一个认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来进化”这个理论不是主流科学，而是“存在争议”。美国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力量（这在发达国家里也是独一无二的）通常被认为是这种持续性地反进化论的唯一原因。但是，这个简单的答案没办法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不遵从原教旨主义的美国人也不理会科学共识？对于这个问题真正的也更复杂的解释可能不在于美国人的独特信仰，而在于公众对科学常识的无知，特别是进化论的无知。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过去20年所做的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知道DNA是主要遗传物质。十个美国人中有九个人不了解辐射，也不知道辐射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五分之一的成年人认为太阳围绕着地球旋转。这样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公立学校的教育非常失败，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美国公众为什么不能或不愿意理解进化论，毕竟他们连对最基本的科学事实的掌握情况都很糟。你不需要是一名知识分子或者有大学教育背景才能知道太阳不围绕地球旋转，或者理解是DNA所包含的遗传信息让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独特一员。美国公众在科学常识上的缺乏为政客们针对人们的无知所做出的政治号召提供了良好基础。

相比之下，目前美国人读书与写作的情况不是能力是否具备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意愿的问题。2002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该报告表明，不到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在此前的一年中读过一本小说或诗歌作品——这些人甚至连侦探小说、情色小说或者根据《启示录》写就的宗教小说都没有读过。只有57％的人读过一本非虚构书籍。在这个越来越不愿意阅读的国家，人们不仅逐渐失去享受阅读的能力，连批判性思维也岌岌可危。那种认为现在的美国社会没有40年前善于思考、审慎的说法只会得到信息娱乐（infotainment）营销人员的赞同，这些营销人员数量不断增长，他们从对一切事物的视频化中获利甚丰。人们能够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这同时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自己能点点鼠标便得到词语和数字，于是这同时也让他们拥有了判断这些词语和数字是真是假或者半真半假的能力。有这种幻觉的当然不仅限于美国人，但是在美国这样一种偏好用技术性答案回答非技术性问题，且对任何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都抱怀疑态度的文化中（不像法国或日本等国的文化），这种幻觉的危害尤甚。

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中再一次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普遍在知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等号，而自由主义据说是与美国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整个自由主义的概念被一个右翼惯用的词汇“精英”概括了起来。一些知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便组成了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可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级地位，只把“精英”这个标签贴在自由主义者身上。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1983）中认为，虽然“知识分子”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脱离，但美国人民并没有脱离这种生活方式。克里斯托尔解释说：“新保守主义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是正确的，向知识分子解释为什么他们是错误的。”一个人绝对不会从这样的语句中猜到克里斯托尔本人是个如假包换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让他和其他“头脑糊涂”、严重背离美国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的地方是他投入了共和党的怀抱。根据这种对“知识分子”的选择性定义，任何一个不同意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即是“知识分子”；如克里斯托尔这样的人不能公开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非常成功地让整个曾经光荣的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带有贬义的词。发明出这种不诚实的逻辑的右翼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逃脱谴责——另外还让真正反知识分子的右翼政治家用起了这套逻辑，乃是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和智识的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少。

欧文·克里斯托尔

这种无知最有害也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人们对其他人的观点缺乏好奇心。我的《自由思想者：一部美国世俗主义的历史》（Freethin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一书于2004年出版后，我开始收到国内许多地方的演讲邀请，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能让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听众学习关于美国的世俗传统的机会。可事实上，我发现来听我演讲的几乎完全是原本就同意我观点的人。除了在某些大学里学生为修学分必须出席以外，我的听众几乎全部是本来就和我意见相同的人。严肃的保守派人士在各地巡回演讲时也和我有完全相同的经历。

不愿意听对立观点，或者不愿意想象自己可能从那些思想或文化上的对手身上学到点东西，这两种表现是对美国大众和精英智识传统最优异一面的背弃。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其中许多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演讲大厅，为的是能够听到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的演讲，这位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对传统宗教和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任何一种相互干预都痛斥了一番。当英国自然主义者、杰出的达尔文进化论普及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76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他在站无虚位的演讲厅对着听众发表演说，尽管许多听众对他有关人类如何而来的观点感到震惊。无论所受到的正规教育程度如何，19世纪的美国人仍然想听一听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样的人说的话之后再来考虑是否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样一种要求第一手证据来证明魔鬼是否真的有角的好奇心对任何一个社会的智识和政治生活的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今天的美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都排斥任何不能与自己共鸣的声音。这种冥顽不灵既是精神怠惰的表现，也是反智主义的本质。

如果——如我在本书中所会论述的那样——美国现在染上了一种混杂着无知、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的严重病患，而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周期性发病，那么如今这种病患的爆发与人们的那种不主动思考的状态是摆脱不了干系的。从政客到媒体高管都在积极强化公众的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毕竟，安于从金句和博客中获得观点的公众是他们生计的来源；另外，人们被承诺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无止境的信息娱乐中获得愉悦，然后被动地变得不去主动思考问题。文化保护主义者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意志来缓解这些有毒的精神食粮对公众的思考能力所造成的腐蚀作用？只要我们将意志力施于历史的天平之上，我们就能对此抱有希望。

本文是《美国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一书的序言。

苏珊·贾可比（Susan Jacoby），美国作家。她出版于2008年的《美国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曾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她的其他著作包括《自由思想者：一部美国世俗主义的历史》（Freethinkers: 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伟大的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英格索尔和美国自由思想》（The Great Agnostic: Robert Ingersoll and American Freethought, 2013）；《陌生的众神：有关改宗的世俗历史》（Strange Gods: A Secular History of Convers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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