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庆，为何改期？

陈平原东方历史评论 2019-03-29

撰文：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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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最大的“身世之谜”，除了戊戌年间的创立，当属校庆的改期。前者因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辨证尚在情理之中；后者近在咫尺，其时北大早已名扬四海，档案制度也相当完备，居然也会“失考”，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考过北大的诞辰(参见《北京大学：从何说起》，刊《读书》一九九八年一期)，连带讨论一下校庆的改期，本以为乃举手之劳，没想到竟“马失前蹄”。

依照常规，第一步的工作，便是了解当事人的意见。即当初将北大的校庆纪念日，从沿用多年的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月四日，理由何在。可就是这第一步，已经让我“大跌眼镜”。好几回峰回路转，答案似乎就在眼前，转眼间，又消失在云雾山中。直到落笔为文的今日，也只是依据蛛丝马迹略作推断，不敢说已得确解。真希望掌握此中奥秘的朋友，能够公开发言。在我看来，此乃了解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一把钥匙，不可掉以轻心。

关注北大校庆改期的，我肯定不是第一个——起码校史专家就无法回避。因而，不妨先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可惜的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史》，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为止；其他涉及五十年代以后北大命运的出版物，也不屑于纠缠此等“小事”。好不容易在《今日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中，找到了如下含糊其辞的描述：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即“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时，北大成立了由教授、教师和学生代表共二十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汤用彤教授任主任。为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此后，北京大学将每年的五月四日作为校庆日。

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是：北大校庆的改期，是在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零年。遍查这两年的《人民日报》以及《北大周刊》，有校务委员会成立的详细报道，却未见改变校庆纪念日的只言片语。相反，第21期《北大周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刊出汤用彤、罗常培纪念校庆五十一周年文章；第22—23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报道北大师生举行校庆纪念集会，马叙伦、徐特立发表讲话。另外，第62期《北大周刊》(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上，也有校庆五十二周年活动的预告。也就是说，起码在这两年内，北大仍坚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校庆纪念。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北大周刊》改为《北大校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14期《北大校刊》上，刊出《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度校历》，依然规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按理说，此事再简单不过，继续追踪《北大校刊》就是了。可很快地，《北大校刊》停办。等到其后任《北京大学校刊》面世，已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

正是在这一年多的“空白”里，北大完成了校庆的改期。持此说的理由是：一九五三年年底，没有关于校庆的报道：第二年五月三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校刊》15期上，通栏大标题为“纪念五四青年节，祝贺校庆五十六周年”。同年五月七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北京大学热烈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的新华社通讯，开篇便是：“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有了上下限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是何时、由何人提议、并以何种理由决定改变北大的校庆纪念日？翻遍这两三年的有关报刊，竟找不出任何痕迹，实在不可思议。原以为此举关系重大，定会引起热烈的争议；即使不允许讨论，也会由校方刊出公告，并略做解释。结果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转变过来了。求助于北大档案馆，依然无济于事：在我所能查阅的范围内，未见蛛丝马迹。明知答案可能隐藏在学校党委的会议记录中，我也只好望洋兴叹。幸亏档案馆的馆长提醒，为此问题，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的专家已经调看了所有内部档案，不必再作徒劳的求索。依照她的指引，终于在北大内部发行的《高等教育论坛》一九九五年第三期上，找到了两年前便已完成的结论。由王学珍等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大事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七日那一天，记载了这么一件“大事”：

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五月四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1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这一建议当时虽未在一定会议上形成决议，但此后校庆的纪念活动实际上已逐渐改到五月四日)。

这段话，可与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另一种解释相印证：十二月中旬的北京，已经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校友往返不方便，不若春暖花开的“五四”，返校、踏青两不误。这两种“说法”，一着眼于校内，一着眼于校外，都很有人情味，非常可爱。可二者都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校庆纪念不同于旅游度假，并非取决于天气或者闲暇。

不能随意更改的校庆，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其中必有奥秘。先不讨论结局是否合理，单是“大事记”中的这段话，便是个很大的悬念：如此大事，为何没有“形成决议”？没有正式决议，如何“逐渐改到五月四日”？“逐渐”二字，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到底是哪一年开始使用新的校庆纪念日？是考证不出来呢，还是不便明言？

依我的浅见，并非当事人思虑不周，或校史专家笔力不济，而是别有苦衷。正是这无从定义、不容辩白的“醉眼朦胧”，最能体现此事之“妙不可言”。不管是校史专家，还是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非要把此事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几乎不可能——均嫌“证据不足”。问题是，据我所知，北大档案馆文革中并没遭严重破坏，为何当初校方不曾留下足够的证据，以供后人审核稽查？

稽古时可以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察今反而只能“以意逆志”、“诗无达诂”，此举颇具“中国特色”。以笔者所关注的北京大学的“身世之谜”为例：前五十年生日失考，乃力所不及；后五十年校庆改期，则是主动出击。因而，前者只需考据，后者则必须兼及阐释。即：在钩稽有关史料的同时，努力恢复并理解上一代人的处境及思路。

先把“大事记”未曾言明的“逐渐改到五月四日”略作交代。因应“汤用彤副校长建议”，原定十天后举行的校庆五十三周年纪念活动取消。既然是“除旧布新”，照常理，新的校庆纪念日当即生效。可第二年的“五四”，北大学生举行隆重集会，纪念的是青年节，而非校庆。第一次大张旗鼓地将青年节与北大校庆捆绑在一起“隆重纪念”的，是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说，旧校庆废于一九五一年；新校庆始于一九五四年。换一种表述方式：首先是旧历的不合时宜，而后才有新历的取而代之。

汤用彤

依我的浅见，“旧历”之不合时宜，并非有碍学生的复习考试，而是因其象征着旧的教育体制；“新历”之独具魅力，也并非时人贪图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此举须与“时代潮流”相参证，方能明了其准确含义。就在北大决定取消旧校庆的前后几天，《人民日报》特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专栏，发表清华大学营造系主任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学习文件使我进一步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等一系列文章，共同谴责旧大学之违背人民立场。紧接着，汤副校长连续发表讲话，“发现过去的北大像衙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统治着北大，要把这些脏东西清除掉，必须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继续下去”；否则，“赶不上国家的需要，也对不起人民大众”。作为三反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校方成功地组织了对原法学院长周炳琳以及英语系教授朱光潜的连续批判，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参见刊于一九九六年一期《高等教育论坛》上的《北京大学大事记》)。

对于北京大学来说，一九五二年，确实是大转折的紧要关头：院系调整，迁居燕园，礼聘苏联专家，批判周、朱等，都预示着其发展方向，难怪时人津津乐道“新北大”。北大确实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标志，改变校庆纪念日，似乎顺理成章——这才能解释汤副校长的提议如此迅速地付诸实施，且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

提议改变校庆纪念日的是副校长汤用彤，可主张与老北大传统决裂的，却是属于那个时代追求进步的众多知识分子。改朝换代后的第一次校庆纪念，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还只是批评老北大的“为学术而学术”，并力图重新阐释“兼容并包”口号；对北大传统深有体会的罗常培教授，更发表《祝北京大学的新生》(《北大周刊》21期)，率先清算老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北大的思想自由传统在过去三十年是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可是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它却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

这种否定老北大，自觉“加紧思想改造的教育”的言论，在《北大周刊》上比比皆是。

依罗先生的思路，“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起，人民的北京大学方才举行了奠基礼”。

罗常培

如此说来，改变校庆纪念日，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日后之不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的二月二十八作为新的校庆日，已属思想落伍；倘若再坚持旧的校庆日，那更是冥顽不化。此后几年，北大人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一方面加强自我清算，另一方面重新诠释北大传统——作为“除旧布新”的表征，便是此校庆纪念日的改期。

问题是，同处“思想改造”的大潮，为何只有北大必须改变校庆纪念日？老北大传统实在顽强，思想改造任务十分艰巨，非如此不足以消除隐患——这是一种假设；北大师生善于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自觉顺应变革的需要——这又是一种假设。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以上诸说，均属宏大叙事，有道理，可又都难以实证。我只想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希望有助于理解北大校庆的不得不改期。

就在解放军进城前夕，北大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出走。这位被共产党公布为“战犯”的文化人，其生日恰好与北大校庆同一天。如此偶合，因胡适与北大渊源殊深，而显得格外醒目。本是“文人雅事”，只可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该深文周纳。可事实上，这一偶合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新政权建立后，朋友间打趣的话题，竟成了不同派别争斗的战场。一九五八年，针对大陆的批胡运动，在台北大校友会大张旗鼓地为北大和胡适祝寿(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767—2776页)，其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称：

适之先生象征北大精神，所以我们为适之先生祝寿，也就是为北大精神祝寿。(《向胡校长祝寿献词》)

北大校方组织撰写的《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一)，也认定这两个生日的重叠，大有深意在。比如，胡适之热中于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便是“为了抬高自己”，蓄谋“以庆祝校庆来为自己做寿”。大规模的批胡运动，一九五四年方才开始；可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日报》发表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第二年九月《文汇报》刊出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大陆之“彻底清算胡适思想”，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面对此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胡适关系最为密切的北京大学，不能不有所警觉。

胡适

当然，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而修改校庆纪念日，未免显得太小气了点；可附着在“思想改造”这杆大旗上，可就理直气壮了。直到现在，我没有发现从“政治正确”角度阐述修改校庆纪念日的文字；即使有，估计也不会谈及胡适的生日问题。可这不便明言的“苦衷”，对当事人来说，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与老北大的失落相映成趣的，自然是新北大的崛起。新政权之力图清除旧教育制度的影响，以便迅速确立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自在情理之中。改组学校领导、重新确定教育方针、增设马列课程等，此乃大势所趋；至于必须用改变校庆纪念日来表示进入新时代，则属于北京大学的创举。除了北大历来关注政治思潮的起伏，往往得风气之先，更与毛泽东本人的“引导”不无关系。

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与北京大学有过三次交往(参见萧超然《从图书馆助理员到共和国缔造者》，《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九七年五期)。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回信：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同年十二月，北大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再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称为了庆祝五十一周年校庆，准备在十七日上午举行简单的仪式：

我们热烈地盼望您能在这一天，回到学校来，给我们一点指示！要是您有空，无论如何希望给我们写几句话，给一点指示！还有一件事要麻烦您，最近我们要制新的校徽，想请您给写“北京大学”四个字，希望您能答应我们。

这封信迟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此前几天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去了。回国后，毛泽东补写了校徽，对参加校庆一事未做任何评论。一九五零年的“五四”前夕，“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再次上书，要求毛主席为即将举行的“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题字。收到信后第二天，毛泽东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专家们从题写校徽，读出了毛泽东对北大的特别关怀。我则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毛主席对五四时期的北大甚有好感，而对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相当冷淡。两次收到关于五四纪念活动的上书，均迅速答复；至于北大校庆，则不置可否。

当然，这只是猜测。但这一猜测，可从另外的角度得到证实。就在毛主席无暇参加的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发表演讲：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三十一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同时发表演讲的，还有教育部长马叙伦。《北大周刊》刊出这两篇演讲稿时，徐在上而马在下，这大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传统中国的“尊老敬贤”。

毛泽东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好感，主要基于其理论体系，而不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三、四个月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论》中早有充分的表述，徐特立的说法，不过是“活学活用”而已。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寻求变革与发展的“护身符”。举个例子，平常每日四版的《人民日报》，专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文化单位的消息绝少能挤上第一版。而北京大学竟数度获此殊荣，这全托“五四”的福。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出版《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四——六版则发表吴玉章、郭沫若、茅盾、黄炎培、胡风、周建人、杨振声、何斡之、俞平伯、宋云彬、叶圣陶、何家槐、藏克家、王亚平、柏生等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青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大会宣言等，也都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新政权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突出渲染，无疑有利于北大的重新占据中心地位，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年的“五四”，敏感的北京大学抓住机遇，大做文章。其顺应时代潮流的重大举措，得到新政权的大力支持。《人民日报》接连两天报道北大的纪念活动。五月三日是《毛主席和先烈李大钊同志／五四时代的工作室／定五四举行揭幕礼》、《北大纪念五四各项节目排定》；五月四日则发表北京大学通讯组撰写的《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纪念馆介绍》，并附有上述毛主席应北大要求而写的题词。

“五四”的急剧升温，使得原先的北大校庆相形见绌。《北大周刊》第63期(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六日)登出《本校五十二周年校庆将到，庆祝办法以举行展览为主》，宣布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展览的重头节目则是“北大革命史料展览”。据校方称，“这虽是北大的校史展览，但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幅缩影”。此说之得以成立，自是以毛主席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为准的。依此思路铺排的校史，清末民初的北大，必然日渐隐人历史深处。三年间，北大对待校庆纪念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年，邀请毛主席出席并讲话；第二年，改为举办以革命史料为主的展览；第三年，临时决定取消任何纪念活动。

假如当初毛主席出席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会，或者五四运动的光荣不属于北大，我很怀疑十二月十七日的校庆，是否还会因影响复习考试或天气寒冷而被取消。

对于大学来说，如何在历史转折关头，抓住机遇，站稳脚跟，为日后的发展打下有利的基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五十年代初北大校庆的改弦易辙，我以为乃出于深思熟虑的“高招”。若做如是观，对先辈爱护北大的心情，当有较为深入的体贴；对其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也会有较为通达的理解。实际上，五十年代初“老北大”的日渐淡出，乃其时的“大气候”所决定，非关个别人的提议。

尽管如此，我对于赋予校庆纪念日以特殊意义，仍深感不安。生日本无可选择，像梁启超那样，非要借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来渲染自己的出生(《三十自述》)，只能理解为“少年气盛”。北大溯源时之坚守戊戌，而拒绝同文馆，其实已有将自家生日与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倾向。这一点，看看二十年代以来众多有关校史的论述，便可一目了然。一所伟大的学校，必须在非同寻常的时刻诞生，这一思路，使得论者喜欢赋予生日以特殊意义。

校庆纪念以及校史的写作，表面上是指向过去，实际上是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校庆之深受校方重视、而且也值得史家认真品读的原因。说低点，是在历史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说高些，则是在述说传统的同时，标举一种理想、一种精神。可有一点，常被世人所忽略：任何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与具体的生日没有任何关系。在北大校庆五十一周年纪念集会上，教育部长马叙伦发表不同于徐特立的演讲，一是强调“时间是不可分割的”，一是称校庆“正像我们自己的生日”。“单就生日来说，平常得很，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之所以生日吃长寿面，不外表示纪念和祝福，没必要将其神圣化(《北大周刊》22—23期，一九五零年二月一日)。一旦生日被赋予特殊意义，而且可由后人自由选择，那么，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沧海桑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

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个危险的先例。生日的确定，本来只是考据问题，一旦转化为价值判断，过分追求“思想深刻”，反而可能出现令人尴尬的局面。随着诠释框架的改变，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难道说，另外选择一个光荣的时刻？若如是，必定是校园里众声喧哗，校园外难以认同。为北大的千秋基业计，还是“实事求是”好——生日就是生日，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以岁末(依我的考证，乃十二月三十日)作为校庆纪念日，不谈辞旧迎新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回归“考据”。即便寒冬腊月，以目前的技术条件，举行庆典根本不成问题。况且，庆祝大典，不可能每年都搞；平常的校庆，不外放假一天，让学生调整一下心态，以便顺利地进入紧张的复习考试，这不也挺好吗？更重要的是，既然中国政府早已将“五四”

确定为青年节，北大再挤进去一个校庆纪念日，“普天同庆”的鞭炮与掌声，必然淹没了自家的独特体验。就好像诞生于春节的朋友，没有自己的节日，其实是挺委屈的。

真希望，百年大庆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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