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史语所原址发现记
撰文：陈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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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学术殿堂之一，由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创立。史语所的“所庆”定于每年10月22日，这是1928年该所入驻广州东山柏园的日子。东山柏园是否尚存于天壤间？经作者十年探寻，近日依据新发现的史料，认为史语所原址即是今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2号。
柏园主入口。（邹凯政/图）
“动手动脚找东西”
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有三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其一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其二是“动手动脚材料”，后来也说成“动手动脚找东西”，第三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三句口号，都出自1928年5月他所作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第一个口号有些偏颇，迭有争议。第二个口号是鼓励学者走出书斋，寻访各种各样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东西”，包括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搜集歌谣与方言材料、搜购民间文献等，学界也并非全部认同。第三个口号，则在中国大概是人人爱听，要跟欧美、日本学者争胜，把东方学的正统地位夺回来。
笔者寻找史语所原址，首先是得到中山大学安东强老师的提示，部分是受到“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一口号的推动。2008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安东强（现为历史系副教授）面告笔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请中山大学历史系协助寻找该所的创始地，但按原来的地址“恤孤院后街35号”，在东山已找不到对应的门牌，大体可判断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建筑已经灭失；二是门牌号码有过调整。1938年日军进犯广州之前，曾进行了多轮次的飞机轰炸，东山确有不少建筑被炸毁，包括中共“三大”会址。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在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由此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将广州变成全国政治中心。广州东山由教会、华侨所开创，洋楼众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邓演达、许崇智、谭延闿等国民革命领袖都曾落脚此处，1925-26年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时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已拆），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仑都住过恤孤院街。恤孤院街得名，来自美南浸信会创办的“恤孤院”（孤儿院），位置相当于今培正小学校园，大约1930年前后，这一带的地址门牌进行了调整，原恤孤院后街部分门牌与恤孤院街合并，改为恤孤院路并重新编排号码。
为确定中共“三大”会址，党史部门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竭泽而渔式地查考档案资料，还委托文物部门进行了考古发掘，最终才确定了“三大”会址的位置。尽管能判断得到，史语所原址一定在中共“三大”会址附近，但无法用简单的推断方法加以确定，原因在于，恤孤院路门牌号码的编排没有规律，不能因为中共“三大”会址从31号变成3号，就推断35号一定变成7号。
迄今为止，台北南港的史语所，一直没有公布1928年创办时在柏园拍摄的照片。笔者所见《傅斯年全集》、《顾颉刚全集》所附照片，也没有一张在柏园拍摄，有可能当年傅斯年因搬迁匆忙没有摄影，另一个可能是史语所档案中本有保存但未发现。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往北平，从此之后，除所中同仁简单回忆外，很少见到对柏园的详细描述。从安东强处得到寻找史语所原址的信息数年后，笔者在组织“省城风物”研究组对东山洋楼进行全面普查踏勘之时，把寻找史语所原址这个任务提上日程。
1928年，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容肇祖，受傅斯年委托，出面洽租新所址。他看过柏园之后，写信给傅斯年汇报：“柏园上下三层，每层二大间四小间……”1928年10月20日，也即史语所正式迁入柏园的前两天，傅斯年写信给他老师胡适，请胡适偕同其患肺病的儿子到广州疗养。为能请到胡适来广州，傅斯年从胡适之子得肺病需要疗养角度出发，反复推介白云山风景甚佳、中大医学院外国医生水平高，同时也“美化”了柏园周边环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东山租得一房，其最上屋风景至佳，如在苑中。前临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云山，四围皆园林田野。”“省城风物”研究组在前后几年里，踏勘了东山数百座洋楼，列出了十分详尽的表格，尽量考订每一座建筑曾经的用途甚至来历，比较有特色的建筑都拍了照片，但很难仅仅依据容肇祖、傅斯年的文字描述找到相应建筑。
2008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表《中共三大旧址考古勘查与复原研究》报告，披露了广州市经界图恤孤院路局部，他们的焦点是“三大”会址，无意中透露了一条线索，在这份地图上，今恤孤院路12号位置标注了“柏庐”二字。笔者到2013年才看到这篇报告。据我们调查广州民国建筑的经验，当时东山几乎每一栋稍具规模的洋楼都有名字，多用“×园”“×庐”，置于门口显眼处，目的是方便客人来访、投递员投递信件。例如，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在梅花村的公馆叫做“梅庐”，北伐铁军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在二沙岛的别墅叫做“可庐”，顾颉刚在东山启明三马路的寓所，山花上有“适庐”二字。叫做“×园”的例子更多，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大革命时期的寓所，叫“简园”；中共三大代表集中居住的新河浦24-28号，叫“春园”。至今东山仍有“五大名园”的说法。有一定的理由认为，“柏庐”是“柏园”的别写，应该是市政府工务局职员在测绘时随意写上，在他看来“柏园”“柏庐”都是差不多的，但这一字之差，害我又苦等了6年。
从中大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
史语所的“前身”，是1927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创办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简称“中大语史所”），这个阶段的中山大学还在文明路旧贡院位置（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一带）。这个名称的确定，主要是出于傅斯年的考虑。傅斯年主张效法欧洲汉学的治学方法，从语言学入手、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几经考虑采用了这个名字，表示要与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相区别。顾颉刚为“中大语史所”周刊撰写的《发刊词》指出：“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迹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这篇发刊词也体现了傅斯年的想法。“中大语史所”的指导教授，除傅、顾两人外，还有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顾颉刚引荐了容肇祖、钟敬文、丁山、罗常培来所，构成日常研究工作的骨干。“中大语史所”在短短数年里取得不俗成绩，除本所《周刊》外，还出版了大量民俗学方面的调查报告、研究著作。
傅斯年
随着“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傅斯年曾设想将“中大语史所”置于研究院之下，实际上“中大语史所”也曾接受过研究院的拨款，但后来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遂决意另立门户，设立直属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4月30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成立，借用中山大学校舍办公，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为筹备员。
10月13日以前，傅斯年一直在南京一带活动，跟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等高层汇报工作、商量计划。洽租所址的工作，交给了广东东莞人容肇祖。容肇祖就读北大时，曾师从顾颉刚。
容肇祖相中了东山柏园，联系到房东，写信给傅斯年：“柏园上下三层，每层二大间四小间，但大者太大而小者太小，……但柏园颉刚兄看过云不太合用，这一宗事，当费踌躇也。”也就是说，顾颉刚作为史语所三人筹备员之一，认为柏园不合用。（王懋勤：《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
10月13日，傅斯年从上海回到广州，告知顾颉刚，他已被蔡元培任命为史语所所长。以他的“大炮”性格，马上就要把研究所的架子搭起来，门面很重要。由于史语所的人员跟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高度重叠，又暂借中山大学地方办公，两个研究所几乎完全混淆，必须尽快搬出中大。
正当傅斯年火急火燎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他在德国留学的老友卢锡荣来到广州。10月18日，卢锡荣乘坐轮船离穗，傅斯年送客送到船上，两人聊得投机，没有听到提醒开船的汽笛声，结果，轮船把傅斯年带到了香港。他的仆人在码头等了一个通宵，后来又向公安局报警说主人失踪。到了第二天下午，傅斯年又安然回到广州。看来做大学问的人，总是有点呆气。
10月21日下午3时50分，傅斯年召集同人在他家里开会，马上拍板第二天就搬进柏园。本来，工作人员草拟的会议记录，写的是“定下星期迁入”，傅斯年亲笔将“下星期”改为“明日”，可见“傅大炮”不仅不理会顾颉刚的反对意见，还不管场地是否已收拾妥善，坚持第二天就要搬进去。这种如同打了鸡血、注射了兴奋剂的劲头，罗家伦把它叫做“元气淋漓”，也是“傅大炮”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重要原因。史语所“所庆”的日子定在10月22日，也就是他们从中山大学暂借的地方搬进柏园的日子。事出匆忙，史语所一开始连个招牌都没有，直到10月29日，顾颉刚应傅斯年之请，挥毫写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才开始名正言顺。（《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217页）
傅斯年做事雷厉风行，史语所还在筹备阶段，已经启动了实质性的研究工作。10月份，傅斯年委任董作宾进行安阳试发掘，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而最重要的是获得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至12月份增派李济前往主持，随后揭示出古老的殷墟遗址，至今仍为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
柏园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1929年6月5日，中研院史语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总共历经10次迁移，到1954年最后落足于台北南港。
1938年7月22日，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率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从长沙来到广州，得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大力支持，“拨东山柏园为临时政府办公处，随行韩侨安置在亚细亚旅馆。”（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第246页）经查，亚细亚旅馆在东山庙前直街15号，现已拆除重建，归某银行使用。由于日军开始对广州进行狂轰滥炸，到9月19日临时政府撤往重庆。
2017年3月1日，几个知名网站发布了一条编译消息，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广州原东山区恤孤院路12号的‘东山柏园’处驻留过近两个月时间。目前这一旧址已经被用作民房。……韩国外交部表示，这一旧址是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广州市文化局的协助下，通过分析当年的地图及影像资料以确认旧址所在地时发现的。而之前一直以为旧址已经消失。这一发现，对于重新研究中国华南地区韩国临时政府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韩国外交部还表示，将与中国政府一起协商旧址的保护方案。”
次日，《羊城晚报》发表了记者采访越秀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之后的报道。该负责人指出，2016年市、区文广新局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对此建筑作过专门考察并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恤孤院路12号属于民国时期砖混结构建筑，业主单位为广东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上述建筑地理位置与民国建筑‘柏庐’相符，但‘柏庐’是否就是‘柏园’则无法确定”；“暂未发现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相关的历史遗传。”（何伟杰：《广州恤孤院路12号，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2017年3月2日《羊城晚报》）
由此两条报道可以判断，韩国方面似乎保存了当时的“影像资料”，而广州文物部门主要依据《广州市经界图》，认为恤孤院路12号是当年的“柏庐”，是否“柏园”则无法确定。
近日，吾友叶嘉良从“南国古韵数字图书馆”提供的1937年《广州市电话管理处电话簿》中，查到下面这条记录，足以证明：今恤孤院路12号就是东山柏园，也就是史语所原址。这条记录的行文是：“黄渊宅 东山恤孤院路柏园十二号三楼”。“恤孤院路柏园十二号”的写法，为民国时期广州人书写地址所常用，并不是说柏园里面另外编了一到十二号的门牌，而是指恤孤院路十二号名叫“柏园”。中共三大代表驻地“春园”为相连的三栋洋楼，地址是新河浦路24、26、28号。笔者从1937年《广州市电话管理处电话簿》查到，中山大学工学院教授胡德元住在“新河浦春园二十六号”；1930年《国立中山大学一览》中，政治系教授黄季陆住在“新河浦春园二十四号”；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概览》记载，土木工程系教授胡家法住在“新河浦春园二十八号”。1937年《广州市电话管理处电话簿》中还有更多例子，“百子路明园4号”实际是“百子路4号明园”。这种不太“规范”的地址书写方式在民国广州属于比较常见。
至此，困扰多年的悬疑可以划上句号。傅斯年致胡适书信中说：“其最上屋风景至佳，如在苑中。前临大江，有三角洲，背是白云山，四围皆园林田野。”这段描述要结合东山变迁史知识去理解。1928年，柏园南面应该还没有高层建筑，附近也还有许多空地，正对的新河浦涌还是宽阔的江面，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的船只可以直接开到岸边停泊，所以说“前临大江”“四围皆园林田野”。随着1929年陈济棠全面掌握广东政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大量达官贵人、富裕华侨在东山大兴土木，到1938年，柏园周围的田野均已建成了洋楼，再后来，对面建起了小高层住宅，河涌宽度也大大缩小，让柏园彻底失去了“前临大江”的景观。笔者用傅斯年提倡的“田野”方法，在都市中进行“田野”调查，结合多种档案资料，找到史语所原址，却再也找不到傅斯年书信中的“田野”。
恤孤院路12号为一有围墙的独院建筑，建筑平面呈倒“凹”字形，高三层，清水砖墙，正中入口处有近似帕拉提奥式拱门，拱券采中东风格。虽然清水砖墙建筑在东山遍地都是，这栋楼三个入口的设计风格在东山却较为罕见，查遍《顾颉刚全集》《容肇祖全集》《傅斯年全集》《傅斯年遗札》均无提及业主是谁。笔者相信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或有相应的档案记载，帮助解决这最后一个疑问。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此处设立第三区公路工程管理局，负责广东、广西、福建三省7856公里长的国道养护管理，1949年改为华南公路工程指挥部广州材料供应站。1953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交通部成立，迁入此处办公。华南分局交通部撤销后，这栋建筑改为广东省委宿舍。
91年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贡献至巨，在殷墟发掘、古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研究、方言调查、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等多个领域均取得辉煌成绩，曾聚集了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等顶级学者，至今仍是海峡两岸地位最为崇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为缅怀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容肇祖诸先生当年的缔造之功，彰显两岸学术的传承源流，笔者斗胆献议，将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2号史语所原址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加以精心修葺，邀请与史语所渊源最深的中山大学跟台北南港史语所携手，共同搜集整理文物，开辟为史语所纪念馆。
（本文由南方周末地理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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