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戴潍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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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冗长的死亡。
林奕含对“人生不能重来”的理解是：“人只能一活，却可以常死”。暴行，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接近永恒的事物，它让受害者永不前行，永远钉在恐怖发生的那一刻，一如莱维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观察——“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一个人被监禁虐待了几年，即使出来过活，从此身份也不会是便利商店的常客，粉红色爱好者，女儿，妈妈，而永远是幸存者。”（《房》：104）《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林奕含描写了一个13岁女孩和诱奸她的中年狼师（补习班语文名师）间长达数年的扭曲关系。一桩罪行，披上恋情的隐身衣。小说描写李国华第一次亵渎女童，一连用了六个“温良恭俭让”，此后的猎艳中“温良恭俭让”亦时时在场，传统伦常几近成了他的伟哥。“她的羞耻心，正是他不知羞耻的快乐的渊薮。射进她幽深的教养里”（《房》：66）。性侵发生之后，主人公多次提到教养对她的妨碍，事实上“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 （《被》：147）。读者期待的“拳来拳往”始终没有发生；相反，面对极端侵扰，主人公失去了恨的勇气，取而代之的是不可理喻的爱的纠缠。在施虐和受虐中，女作家不断隐喻自己与文学之间的畸恋。
面对暴力究竟什么才是美德？文学又从何时起拥有了恶棍的名字？
普里莫·莱维
写下来，挖出这一切的源头。
这部以台湾女作家亲身遭遇为原型改编的小说，在作者上吊自杀后，引发了世人的悲愤和文学界的珍重。一首哀感顽艳的绝唱，最深的嫌恶，与魅力、威慑力并行，持续而反复地将爱与恨的极限穿透；一场用暴力延续下去的恐惧与陶醉，性在其中成为了打破心理限度和内在界限的最锋利最顺手的利器。小说的出版在中国激起了一轮me too运动的风潮，引发了一场“性别大讨论”。这部遗作也迅速成为描写非正常两性关系的当代经典。当然，一切绝不是死亡带来的光环。
面对早在生命里播下种子的毁灭，林奕含说“我宁愿大家承认人间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房》：183）。
“从那以后，每一次他要我含，我总是有一种唐突又属于母性的感激，每一次，我都在心里想：老师现在是把最脆弱的地方交付给我。”（《房》：201）在这个作者自称“堕落”的文本里，教养沦为教唆，文学沦陷为深渊。主人公房思琪哀嚎道：“他们的事是神以外的事。是被单蒙起来就连神都看不到的事。”（《房》：91）背负罪感，哑声前行，这个精致的瓷娃娃，原本前途无量的资优生，最终崩溃失智，唯一会做的只剩下剥香蕉。整部小说中，让读者最难以接受的部分，是被诱奸的女学生对施暴者由恐惧转化而来的爱。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到一段极端扭曲的暴力关系中，不管是集中营、地下室，还是任何一个日常生活所能碰到的最小型的极权社会，我们都可以发现，暴力者和受害者之间关系，无限接近于一段百转千回的恋情。双方的依恋纠缠，建立在深刻的片面认知和无限恐惧之上。房思琪不断强迫症式地说“我要去爱自己的老师”，另几位受害人（饼干、郭晓奇）也无一逃出“诱奸——罪感——依恋——被弃”的命运圈套。一个巴掌打下去，把“罪”和“爱”都给打出来了。怡婷，小说中能与房思琪用唇语交流的“灵魂的双胞胎”，在眼见好友因性侵发疯后，做出荒唐的举动——她跑到思琪和老师之前约会的小公寓，恳求老师强奸她，赐予她一份等额的痛苦。荒唐背后是荒凉。作为双胞胎中活下来的一个，怡婷同样背负了深深的罪感，“因为自己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被》：82）思琪和怡婷，这对“灵魂的双胞胎”，恰好对应着奥斯维辛中的死难者和幸存者。“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被》：40-41）来听听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徒的心声：“对一切都加以权衡，在所有问题上都很理智，所有的洞察力，所有的清醒的判断能力，所有这一切在那种情况下都无济于事——在我心里总有一种偷偷的，对自己的荒唐有某种的羞愧的，以及越来越坚定的轻轻渴念的声音，这种声音挥之不去：在这个美丽的集中营我还有点儿想活下去的念头。”在这场美丽的诱奸中，女孩还有点想活下去的念头。活下去，是唯一的声音，毕竟“死了就真不好玩了”（《房》：203）。为什么集中营是“美丽的”？为什么折磨可以如此精致？为什么非要“爱上老师”？一切莫过于——不如此就真的没法活下去。当面对无法承受的剧痛，我们总有一种对虐待自己的人说“抱歉”的冲动，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才激得对方作出了残忍的伤害；不仅说抱歉，还要经常说谢谢，情感紊乱微妙到不可理喻，最后只有说“爱”——多亏了有“爱”，一切变得可理解可接受，多美多不可思议都可能，多扭曲多肮脏都可以。这便是“痛”与“爱”的天然生理连接。在长期性侵、家暴等这类持续性的极端虐待中，受虐的一方会在非人折磨的间隙里获得喘息，那是甘甜的解放，在暴击的缝隙中重新呼吸到生命的味道。这精心修饰的深刻的解放，远超庸常的日常经验之上，因而形成致命的诱惑。也许可以拿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比如小说中遭家暴的伊纹姐姐，一次又一次推迟自己的边界。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格遭遇极端凌辱下的一种心理保护机制，是萧条的意志下暂缓剧痛的吗啡，是人性深不可测的渊底探出的求生之手。受害者无法摆脱被迫害的诱惑，成为永远的受害者。房思琪爱上奸污她的老师不是假装，不是不理智不道德不伦理，是从受害第一刻起，全世界都站成了她的敌人。早在百年前千年前，这列队就站好了。“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罪恶感是古老而血统纯正的牧羊犬。”（《房》：81）罪感，是人类群体最广泛的心理连接。一些时刻，它是罪恶的挡路石；另一些时刻，它又充当罪行的挡箭牌。治疗不公平的“罪感”，牵动的是人类根深蒂固的道德神经。传统礼法，已沦为思琪活下去的障碍，人格和身体一样的柔软。受害者从被害的那一瞬间起就被“极恶”污染，他们的所有自救由此带上恶的基因，恶的伦理，恶的美学；他们从此紧闭嘴巴，唯有“爱上”这一套恶的逻辑。迫害她们的不仅仅是施暴者，更是这持续终身的不公。然而林奕含的全部努力，难道不是为了发出这撕破喉咙也没人听的呼喊——“世界上没有人应该被这样对待！”就像莱维最反对的“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被》：46）。“世界上最大的屠杀不是奥斯维辛,而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在这场大规模屠杀中，究竟谁是“常规”，谁是“例外”？有多少不可表达、无处表达的羞耻？多少作为帮凶的罪恶感？多少从未被合并同类项的私人酷刑？多少“被淹没的”，多少“被拯救的”？2017年4月27日，26岁的天才美少女作家在家中上吊自杀。人们推测她去世的原因是童年被性侵引发的抑郁症，同时与这本遗作也不无干系。事实上，书出版不久便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甚至质疑她的实际经历跟书中描述大有出入。这再次印证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实在是一部“幸存者文学”。幸存者从来都不是一次性被杀死的。幸存者在这个社会上要经历的，就是不断被杀死的通关，这一关你侥幸活过来了，下一关又有新的杀手，这是幸存者无从逃避的命运。林奕含挺过了致命的童年，之后的生命依然四面杀声。书里有她对抗毁灭的全部的力气，也有她创造出的回忆——事实上，所有幸存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叙述、回忆跟事实版本之间一定存在偏折，这个偏折可能招来新一轮杀戮。身边的人、朋友、亲人、陌生人，他们对于痛苦的理解和当事人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他们的道德判断必然两样。变节的同类的威胁更甚。受害者必须要冲破二次屠杀，三次屠杀……然而，个体的力量何其微弱，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走出来的幸存者后来多数选择了自杀。以一己肉身去冲破这层层杀戮何其侥幸，惟有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在文明上有所进化，对于暴力的理解有所觉醒，才有可能给个体更多呵护、爱惜，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放行。 诱奸者和受害者，监狱长跟罪犯，猎食者跟猎物，种种此类关系到头来都会伪装成爱的模样！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伪装。当李国华第一次性侵房思琪时，她就成为了自己的赝品。从这一刻开始，那个不断长大的她，那个光鲜美丽的她，那个好成绩的她，都是伪装的自己；而真实的自我，早已在某个极端的封闭空间里停止了成长。“我的整个生命就是建立在思索这个肮脏的事情上”——通过反复的纠缠，去不断厘清这肮脏的暴力，这才是真实自我要做的唯一正事。
“我想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我想成为可以告诉那些恨不得精神病的孩子们这种愿望是不对的那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让无论有钱或没有钱的人都毫不顾忌地去看病的那一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污名化的那一种人。”中国人对于悲喜的感觉向来比较浅薄，我们讲究的是乐天，对于痛苦本身并不珍视。与之形成对比的俄罗斯文学，则存在大量的“地下室作品”，尽管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人写了《地下室手记》。他们对痛苦的承受和探讨是惊人的，这些文学式的体悟最终顽强地渗透进民族性格中。汉文明始终回避对痛苦的发掘，以及对于痛苦创造力的认可。中国文字的疼痛经验，是用轻灵的感知将其意蕴化，或曰遗忘。以冲淡为上乘，缺乏西式的痛击的文字。痛，在雅文化之外。即便古典式中国复仇，也都是另一种知音传统。西方则落脚于基督教的罪感与惩罚。直至“现代性”狂扫那静而恬淡的古典生活，疼痛开始成为一种“嗨”，一种表达上的致幻剂，将原罪引向虚无的迷途，以获得片刻轻盈的假象。现代性并非一味“求真”的文明。它推崇某种优于真的“假”——因为“真”是永不能到达的，而优秀的“假”却可以习得，买得，用得。中国在经受了“现代性”的凌霸后，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失去了轻灵之身，连享乐纵欲亦是一种劳作和革命。这种疼痛哲学，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体质，某种意义上，它是打通儒释道的法门。林奕含把“痛苦”这件事翻来覆去、抽丝剥茧，塑造成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完整存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她的痛苦嘉年华。它极大释放了痛苦的魔力及想象力。它萃取出痛苦的含金量。这具体且剧烈的性别之痛，也将渗透进中国现代女性的体格和人格之中。这番连接形而上精神和身体本体的“痛感”，绝不仅仅单方面源自施刑者。面对这份充满书写价值的痛，我们不能忽视受害者主动性的一面。在房思琪跟李国华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创造力的博弈。黑格尔认为恶是“乏味的，无意义的”，直至黑色浪漫派发掘了“恶”作为文学对象的美学。那么，暴力是不是有创造力的？受害者又如何创造心理平衡？“爱”与“恶”的齿轮如何咬紧？这场持续多年的虐待，像一台无比精妙的器械，在不断的赏玩、推进当中，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暴力者跟受害者之间创造力的较量。与毁灭的对抗，成为某种竞技。当笔墨涉及强奸小女孩的惯犯李国华，作者忍不住发出嘲讽的声音：“邪恶是如此平庸，而平庸是如此容易，爱老师不难。”（《房》：62）此言一出，闻者心痛，因其更像一个人无计可施时的挑衅与辩驳。平庸之恶，连地狱都不收留——他们根本配不上那个富于创造的、极端的地狱。大多数人都滞在人间。林奕含写出了一个天堂般的地狱，它太过精致——金碧辉煌的地狱，精雕细琢的痛苦。“忍苦体行（suffer through）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这是殉道者普遍拥有的某种神圣的受虐心，火刑柱上遗留下来的基因。它超越了快感原则，无关利益，是带人飞升的绝对力量。在千疮百孔的至痛之中，建立一座伟大慑人的教堂，重塑信仰且创造圆满。《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堪称两性暴力关系的启蒙之书，它构建了一个亲密关系中的奥斯维辛，洞穿了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情感的极限。在这样一座每一块彩色玻璃都滴着鲜血的，用痛苦精心砌成的黑教堂里，一个过客无法用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被》：14）或“那是别人的事情”将惨剧打发，心安理得。
“文学”的辜负
“我已经知道，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房》：76）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文学一直致力于打破社会和人性的假设，以及一定时期相对有效的信念。是文学支撑了房思琪“最低限度的尊严”；是文学“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房》：198）。
这部书中处处可见对文学的隐喻，有时候作者甚至会把这个侵犯她的野兽老师譬喻成文学本身。这是无力的告白，也是无用的控诉。当一个小女生从13岁开始就面临这样不可告人、无处排解的深渊，她所有的焦虑和求生的一线希望都托付给了她最信仰的文学。而最令她痛心疾首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传统？”
诗歌界这几年一直在提新诗百年传统，能自觉活在从白话文到今天这一百年的语境中就已经相当了不起，扪心自问有几人能够像林奕含这样生活在五千年浩浩汤汤的文字语境当中。以字为生、以书为食的文学圈中人，每天红口白牙地谈着文学，文学从一种信仰变成生活方式，渐渐地也就对文人免疫了。究竟怎样才能对得住五千年浩浩汤汤的文学信仰？林奕含是凿实生活在这语境之中的人。她工笔画般的文字，是张爱玲的嫡传，虽然她一点也不刻薄，连犀利都是乖乖女式的。罕见的，是她和文字纠缠的天分；更罕见的，是她对文字的卖力。作者下笔，每一笔都太认真，同行瞥见这力道会黯然羞愧，会为她使这么大劲儿暗自心疼。
作者: 林奕含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磨铁图书
出版年: 2018-1
一部绝笔，字字珠玑、字字诛心。林奕含说：“学文必须强壮。” “文学”跟“人”之间的相互调戏，实在是要命的。大不必字字都动真格。然而，林奕含都真刀真枪地对抗，没有一笔在应付。剔骨切肉，痛入骨髓，这才焕发出了极端的魅力。文学究竟有没有辜负我们？如此尖锐的质问，只有她这样的文学圣徒有资格来提。她的思维方式是脑子里不断造句子，不论想什么，出现的都是画面配句子。她跟文学是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生死托付。
她在简介中介绍自己的梦想是“从书呆子变成读书人，再从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批判性思维”被西方当作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质；而中国古典式知识分子最经典的形象就是书呆子形象。这位古典式的女书呆子，她痴绝的文学姿态是“尾生抱柱”式的。《庄子·盗跖》有云，尾生约了一女子某年某月某地见面，到了那天他去桥上等，结果人没来，天下大雨，山洪暴发，他为了守信，坚决不撤，抱紧柱子，直到水越涨越高把自己淹死也没离开。林奕含在文字中的至死方休和尾生抱柱异曲同工，她抱紧文字，抱紧那个高古的墨中世界。她因而“相信一个可以整篇地背《长恨歌》的人”（《房》：133），又岂知《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李国华来说就是四个字——“娇喘微微”（《房》：149）。
不是文学杀人，是文渣害人。“李国华压在她身上，不要她长大。而且她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对存在原本圆睁的大眼睛，或无论叫它什么，被人从下面伸进她的身体，整个地捏爆了。”（《房》：70-71）伊纹帮思琪和怡婷建立起文学信仰和精神品位，李国华阻断这一切。某种意义上，伊纹代表了那个精致的被打断的文明，而李国华是插进来的暴力——插进的不仅是她的童年，插进的也是文学的酮体，这浪漫文学时代体内的粗鲁阳具。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就是这样被暴力一次次地打断。
文学的式微，不仅是时代的文学性消失了，人性里的文学性亦在急速磨灭。
执迷于这深刻的灾祸，文学作为拯救者（抑或理想伴侣）表现出的无能让她深深失望。当她怀抱绝望，逼近文学休克的龙卷风眼，那些浑身上下毫无文学性的人，却正生龙活虎地进入历史。
“你要经历并牢牢记住她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她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份一起好好地活下去。”（《房》：220-221）我们的文学中充满了伟大的引诱者形象，而伟大的受害者形象却一直缺席。书写权的争夺，是最终的战役。二战中党卫军对历史书写权的自信，给了集中营囚犯精神上的最后一击：“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被》：1）如莱维观察到的，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全都由像他自己那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的人们书写，“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被》：9-10）。苦难足以耗尽一个人全部的身心。同样的理由可以解释，涉及性侵的叙事几乎全部由局外人和诱奸者主导。极少有“被捅破”“被刺杀”的直接受害人，在经历了无可救药的痛楚之后，重新肩负对他人的责任，拿起笔来，赤裸地把一个受害者的全部身心暴露给世界。
距离奥斯维辛仅3公里的比尔克瑙集中营
这一次，洛丽塔自己拿起了笔，书写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洛丽塔的故事。与我们过去读到的诱奸者诉说的“壮丽的高潮”“史诗的诱奸”（《房》：42）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受害者的“控诉体”，满纸布满压抑的呐喊，那种你明明想跑过去砍他一刀，却还不得不对他微笑，不得不对他说晚安。小说的最后，精神导师伊纹鼓励幸存者怡婷写一本“生气的书”（《房》：221），为了让能看到这本书的人，“不用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房》：222）。这一次，文学没有再辜负她。有起死回生功效的文学，拥有暴风雨般力量的文学，通过重述苦难，去打败陈年的伤害与仇恨，重新获得一种对历史的解释力与解放力。犹如当年马丁路德.金对三k党暴行所说的：“当我们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回来。”赢过来，是林奕含对文学的期待，把良知赢过来，把受害者的罪恶感扔出去，把堕落的世界赢过来，回到理想光芒下的文学的时代。奴隶制度、集中营惨剧已在历史上翻篇，然而这种嵌入在人类情感中的黑洞，却是始终存在的诱惑与威胁。奥斯维辛之后，暴力渗透到日常之中，在亲密关系里不断复发。两性关系之恶，已借由千百年的男权政治沉入到男男女女的情感湖底。什么是善的两性关系？以及所有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我要遵从你或其他人”“什么是义务、权力、公正、平等？”房思琪发出两性世界里的天问：“什么样的关系是正当的关系？在这个你看我我看你的社会里，所谓的正确不过就是与他人相似而已。”（《房》：103）在这场关于两性暴力的全新书写中，林奕含用受害者的方式，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真正的启蒙者必须要有殉道精神。林奕含因其对文字无比信仰，在“文字教”里拿自己的肉身献祭。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如此蜇人。无论任何时代，用血写成的文字和唾沫喷出的言辞怎可相比。那些通过贩卖丑陋价值观，不断煽动社会情绪获得流量的，都是文化上的“芙蓉姐姐”，以为丑就是厉害，无耻是唯一的武器。林奕含完全不同，她是另外一个极端，极致的完美主义。如此残暴的事情她都处理得那么精美，她对文字的态度太美了，她自己也美。一个受虐的女神，同时也是自我献祭的女神，不断地被这个男权社会千百次的摧折。今天我们可以说是踩着她的裹尸布在前行。她的裹尸布铺就了我们通往文明、通往觉醒、通往两性平等的道路。（原载于《人文》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