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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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熟悉近代历史，中国人对汪精卫这个名字，总带着几分好奇。这位在中日战争期间脱离抗战阵营，出面与日本谈和的国民党领袖，在国、共两党的官方史书中早已认定为十恶不赦的“汉奸”，但坊间的传言揣测却从未停息。最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汪氏与蒋介石存有默契，一主和一主战，各为中国谋出路；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故意让属下替汪氏与日本牵线，然后过河拆桥，驱使汪氏成为日本傀儡，以除去党内竞争对手；还有一种说法则是汪氏为了照顾沦陷区的百姓，不得不牺牲自己，用成立政府的方式去缓解日本占领军的压迫。多年以来，有关汪氏的史料陆续公诸于世，从未能证实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却也从未止住人们的猜想。众说纷纭中，官方宣传里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名，始终是难以服众的。在当时的中外局面之下，对日谈和不但不能“求荣”，而且必定“招辱”，宁可“招辱”而执意为之，背后必有其不得不为的考量，甚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至于“卖国”，且不说汪氏没有送出任何未被占领的国土，如果只是希望以谈判的手段结束战争—即便是侵略战争—就叫卖国，则古往今来一切国际争端，包括目前之中东和阿富汗，均无从收拾。正因如此，大家心中总存着一丝疑惑，传言揣测亦由是而生。可惜研究汪氏的专业学者，在矫正官方说法方面并未作出太多贡献。这些年台港的史学著作的确慢慢放宽了尺度，汪氏的诗词、年表也偶见重刊，但数量极少，影响似仅限于学界。西方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则在八十年代后转向地方的沦陷与通敌现象，罕以汪氏为主题。绝大多数的汪氏传记和汪政权书籍出自中国大陆，这些作品固然资料丰富，但往往分析薄弱，无法跳脱政治框框，却主导着通俗文化和大众印象。因此时至今日，中国人眼中的汪精卫，仍然一半来自耳语、一半附和口号。平心而论，汪氏在抗战一年多后毅然主和，的确是想为濒临崩溃的中国寻求一线生机。抗战伊始，中国实无长期作战的准备与条件，战前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内忧外患、派系纷扰，国防和经济建设都才刚刚起步，政治与军事统一更无从谈起，一旦日军大举入侵，不仅国、共角力继续，各地军头的观望自保也原形毕露，下级队伍则兵匪不分、趁火打劫，荼毒百姓有时竟与敌人无异；地方官吏望风而逃，社会秩序随之瓦解，许多城镇日军铁蹄未至，却也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共游击武力逐渐活跃于敌后，并不能扭转战局。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精疲力竭而夺不回一寸失地。那时的混乱、无助和恐慌，如今已被国、共两党在战后各自制造的神话“领袖英明、军民一心、奋勇杀敌、迎接胜利”所掩没，但如果记不得抗战初期中国处境的艰困和恶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战事最不利的关头，谈和可以成为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汪氏当年不得已而谈和的尝试，抗战胜利之后自然证明是得不偿失、多此一举了，但果真如官方宣传所称，是“丧心病狂”吗？用“卖国求荣”一笔抹杀当年委屈谈和者的苦心，不仅健忘，而且残忍。不过，当汪氏与日本直接接触，发现日本的条件未守最初承诺时，他本可急流勇退、就此束手的。过去数度翩然下野的汪氏，在此关头却选择继续与日本周旋，并在日本的卵翼下成立政府，其心路转折，着实令人费解。固然，他对抗战形势的估计未变，或仍以为妥协至少比全面战败好，但他个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胡适曾说，汪氏“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不少人都认为这句话一针见血。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汪氏在南京仰日本之鼻息，作“和平之示范”，难道真是一种凌迟自己、从容就义的选择？凡此种种，都使人不得不从探讨汪氏的生平着手，将汪氏在抗战期间的作为，放在他一生从政的思想和言行中来考量。汪氏去世七十余载，至今难见一本不带“政治脸谱”的中文传记。由汪精卫纪念托管会筹划出版的这本《汪精卫生平与理念》，汇聚传记、史料与回忆，从各个方面重新呈现汪氏与中国命运密不可分的一生，称得上是摆脱“政治脸谱”的一项重大努力。全书的最主要部份是何孟恒先生的遗著《汪精卫‧现代中国》。汪氏生前曾说他不必写自传，因为他历来的公开言论，就可以当作审视他一生的材料。孟恒先生认真履行了汪氏的遗言，将汪氏生前的书信、演讲、论文，诗词、乃至清末被捕时的供状，一一摘要引述，串连而成一部完整的汪氏传记，除说明时代背景及政治形势外，几乎不作任何分析或评断，尽量让汪氏“夫子自道”。书中既不像大部份汪氏传记那样谩骂嘲讽，也不盲目地歌功颂德，只是从汪氏本人的角度见证自清末以迄抗战之动荡中国，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汪精卫‧现代中国》的可贵之处不止于此。传记的前半部，约从汪氏出生到一九二七年，所引用的乃是一份从未发表的汪氏自述手稿（本书将其定名“自传草稿”）。这份六万多字的手稿发现于曾仲鸣后人之手，经孟恒先生详加鉴定，认为除起首“汪先生少年时代”一段外，无论从字迹或内容来看，都应出于汪氏本人。作为汪氏的女婿和长期亲信，孟恒先生当是极少数有资格作此鉴定的人，当年金雄白（朱子家）在香港收到汪氏遗嘱《最后之心情》时，无法辨认真伪，请教的第一位就是孟恒先生。除了孟恒先生的考证以外，笔者愿意再作一些大胆的推定。从手稿的内容看，这份自述截止于一九二七年底，当年十二月十七日汪氏宣布引退，偕曾仲鸣等离开上海，前往法国马赛。如果手稿果真出自汪氏之手，那么它很可能是汪氏在旅途中或初抵法国时写成的。手稿看来象是一份大纲或草稿，没有章节段落，但有时在页旁注明年份或提示，便于日后整理。自述的口气完全是汪氏的，也相当口语化，会不会是汪氏口述而由曾仲鸣笔记的呢？不能说绝无可能（曾氏模仿汪氏字体相当有名，手稿中也偶见谐音字笔误），但自传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汪氏为什么会在这时产生回顾自己生平的念头？可能他以为自己将离开政坛一段时间，不妨对前半生的经验稍作总结；也可能是受到曾氏的敦促，写一部自传而由曾氏增补润饰，译为法文出版，使西方对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多一份认识。这也可说明为何手稿中有些地方特意加注法文、引用法国的例子（如以清廷刑部大狱与法国巴士底狱相比），又常费心解释中国对西方的态度。这部自传后来没有完成，原因不难揣测，汪氏抵法不久便开始遥控国内的改组派反蒋，一九二九年十月又匆匆回国，硝烟弥漫之际，自然无暇再从事这类著述，几年后他更说不写自传了。然而曾仲鸣手中的大纲或草稿亦非尽付东流。当时担任国民党驻欧通讯主任的汤良礼，后来成为汪氏的英文祕书，他在一九三〇年用英文写过一 本《中国革命祕史》（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叙述国民党自清末以迄一九三〇年初的政治历程，以汪氏为中心；次年又根据前书部份内容，改写成一本英文《汪精卫传》（Wang Ching-wei: A Political Biography ），两书中的若干环节，如清末汪氏行刺摄政王的经过、孙中山临终前与 汪氏的对话、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汪氏的作为，以及宁汉合作的交涉内幕等等，都与手稿内容极为近似。汤良礼在《中国革命祕史》的铭谢语里首先感激曾仲鸣的协助，或者就是因为他在曾氏处看到了这份手稿。对研究清末民初政局和国民党早期历史的人来说，这份汪氏手稿绝对是极其珍贵的史料。长久以来，有关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的论著对汪氏都着墨甚多，因为他是诸多重大事件的要角，而汪氏本人始终无语。学者们所根据的材料，大多受到汪氏成为“汉奸”的后见之明影响，对汪氏的忆述往往十分负面；既然听不到汪氏的自辩，只有接受“一面之词”。现在这份手稿面世，至少可以稍稍得到平衡。举例而言，汪氏对一九二五年五月与廖仲恺、蒋介石汕头之会的忆述，证实了蒋介石史料的说法；对同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他出任党政军领袖的忆述，使人发现邹鲁《回顾录》不尽可靠；对永丰舰（即中山舰）事件的忆述，一方面可以与陈公博《苦笑录》相印证，一方面也显示学者们的分析有时似乎“过份解读”；对宁、汉从分裂到合作的忆述，更提供了他前后态度的清楚说明，所言与那时立场相左的《李宗仁回忆录》并无矛盾，可见确非子虚，学者即使不必照单全收，也能从中看出吴稚晖之流的歪曲宣传，不仅混淆当时，而且误导后世。值得注意的是，汪氏在这份手稿中对蒋介石相当客气，分析蒋氏从中山舰事件到宁汉合作时的各项举措和心理，尽可能保持客观、就事论事。这不仅增加了自述的可信度，也反映了汪氏“谦谦君子”的风度。国民党诸领袖中，胡汉民一向以刻薄严厉著称；近年来《蒋介石日记》公布，大家才知道蒋氏稍一受挫便对政敌狠毒咒骂，异己者非“逆”即“贼”，器狭犹在胡氏之上。与胡、蒋相较，汪氏在下野后仍能有此胸襟，诚属难得。固然，这份手稿执笔时，汪氏尚未与蒋氏决裂，仍视蒋氏为可与共事之后进，他的宽容或亦带有一份政治考量，但笔者在档案中爬梳汪氏史料多年，所见各种汪氏未公开之言论，即使在沦陷区成立政府之后，也鲜少对蒋氏恶言相向。丑诋汪氏者常将汪氏之君子风度看成“虚伪做作”的表现，然则人生在世，要做到何种地步才算真正大方？执意作诛心之论，适足反映丑诋者本身的小人之心而已。《汪精卫‧现代中国》的后半部由孟恒先生自己编纂，如上所述，主要是串连汪氏已揭橥的言论，加上简单的逐年纪事和背景介绍。但有两段特别具有价值，其一是一九三八年底汪氏在河内遇刺的经过，其二是一九四四年汪氏从旧疾复发到病逝日本的经过。这两段史实孟恒先生亲历直击，作了第一手的描写，可以补充其他史料的不足。如河内刺汪，过去除了行刺者陈恭澍等的回忆之外，以曾仲鸣次子曾仲鲁发表的口述历史最为详细，可是曾仲鲁不在现场，他所根据的乃是其母方君璧数十年后的追叙，自然不及孟恒先生从遇刺者角度提供的资料生动而完整。对汪氏出走主和的动机，孟恒先生没有多作分析，只根据汪氏当时的言论平铺直叙，但平铺直叙中看不出有蒋、汪“唱双簧”的痕迹，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屡见于其他著作的一些解释，如所谓“失败主义”和“不甘屈居蒋下”。“失败主义”指汪氏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悲观怯敌，因此求和，然而衡诸史实，自抗战爆发至汪氏离开重庆，中国内外形势实无乐观之理由，传记中将战局的恶化与汪氏言论交叉对照，显示汪氏的估计不过“实事求是”（realism）而已，不能称为“失败主义”（defeatism）。“不甘屈居蒋下”则指汪氏自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共同主政，蒋之权力逐渐凌驾于汪，抗战初期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举蒋为总裁、而以汪为副总裁，尤令汪氏难忍，故转与日本合作。传记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相当微妙：只字不提汪、蒋权力之消长，仅引用汪氏出走前的家书和谈话，证明汪氏早已料到主和将使自己声败名裂—言外之意，既知如此，何能再作与蒋争权的打算？这自然是亲近汪氏者的看法，但也只有他身边的人才掌握得到这些信息。孟恒先生还隐约指出，汪氏最初计划是以出走的方式摆脱汪、蒋合作之局，到境外公开主和，下一步行止则尚未定。但河内血案迫他离开当地、进入沦陷区，也促使他改变离蒋下野之初衷而迳行组织政府。传记中大篇幅记述重庆特务行刺的始末，以及汪氏事后的痛心和愤慨，毋宁寓有深意。《汪精卫‧现代中国》中已完整抄录了汪氏若干重要著述，如《革命之决心》和《艳电》等，为了证明这部传记言皆有据，《汪精卫生平与理念》更在传记之后提供大量私藏未刊史料，作为补充。除了上述汪氏自述手稿全文以外，还包括约六十件汪氏与部属、亲友的往来函电及散佚文稿，这些史料本身之价值，实不亚于孟恒先生所写的传记。试举数例：战前行政院长任内，汪氏有一封批评国民党及汪派自身问题的信，坦率透澈，堪称国民党领袖中所仅有；又汪氏离开重庆后，在一封给其子文婴的家书里说，“此次主张乃经妈妈及诸人累月之商量”，透露陈璧君确曾对汪氏出走産生一定的影响；而汪氏在曾仲鸣身亡后，写给同时受伤之方君璧的几封短简，更可作为探索汪氏进入沦陷区前心境的重要依据。相信这批新材料必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孟恒先生是植物学家，而于汪氏之文献与研究深致关注。笔者早岁攻读博士学位时，便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里，看到孟恒先生亲手编订誊写的《汪精卫先生政治论述》，印象深刻。多年后笔者在大学任教，偶有关于汪氏的文字发表，竟数次收到孟恒先生来信，对其中的某些论据提出商榷，笔者对孟恒先生的观点虽不尽同意，但对他耐性辩解的苦心，则十分佩服。如今孟恒先生作古，其女何重嘉女士主持汪精卫纪念托管会，将父亲的遗著连同汪氏手稿、函电一并出版，并邀请学者详加考订注释，以供大众参考，允能继承孟恒先生之遗志。微有憾者，孟恒先生自幼便和汪家来往，后来又成为汪氏长女文惺的夫婿，半生都与汪氏亲近，却未在《汪精卫．现代中国》中谈到太多有关汪氏日常生活、嗜好习惯、乃至与家人相处的细节，笔下的汪氏稍嫌严肃而遥不可及；重嘉女士有见于此，乃以亲友们回忆汪氏的文字作为附录之一，从侧面描画汪氏“这个人”的面貌，既弥补传记之不足，也矫正了坊间作品中“小丑化”的形塑，用心可谓细致。就像以往任何试图跳出官方八股的作品一样，这本新著大概也会被人指为“替汪精卫翻案”。其实探讨历史本就不该有所谓“定案”，学者根据史料进行分析，难免受到本身时代、背景、见解的局限，但独立思考、各有所见，无人敢说自己的分析便是定论。对汪氏的研究亦当如是。“翻案”云云，不过凸显言者本身对历史研究缺乏常识。从宏观的角度看，汪精卫的一生实可从多重面向加以探讨。在清季的变局中，他是第一代兼用文字和演说从事政治宣传的知识分子；在二十年代的革命运动里，他是尝试在共产党之外寻求另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左派领袖；在国民党崛起的过程中，他又是力图抗拒“枪杆子出政权”的文人政治家。此外，笔者以为还有一层面向值得注意，那就是汪氏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青年时代的汪氏服膺孙中山的大汉民族主义，认为中国之弱由于满人专制，故力倡排满，他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明言“夫民族主义，由种族观念而生者也”，欲实行民权政治，必先恢复汉人的中国，使“民族”与“国民”一致。民国成立，汪氏不再排满，开始关心以汉人为首的中国如何立足于弱肉强食的世界，一次大战后他在欧洲撰写的《巴黎和议后之世界与中国》是个重要指标；随着孙中山的联俄，汪氏也越来越将帝国主义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反帝”更成为其后他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意识型态基础之一。国民党上台，已入中年的汪氏出任党政领袖，此时日本对中国威胁日增，使他不得不寻求西方的援助，但不久前的“反帝”思想又令他无法完全信任西方；在思考对日和战问题时，汪氏始终犹豫中国应在西方与日本之间作何取舍，这从当时他与胡适的往来书信里，看得很清楚。到他决定与日本合作时，汪氏标举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为理由，珍珠港事变后汪政权更对西方同盟国宣战，表面上他似乎已作出了选择，然而其“救亡图存”的思路并未在“东亚共荣”的旗帜下消失。面对日本的继续占领和再三背信，唯一支撑晚年汪氏、或许也是汪氏唯一赖以自解的，乃是对中国民族生存的信念。他在遗嘱《最后之心情》中说，中国“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日本虽不能亡中国，但中国如何自立，乃至在战后如何摆脱日、美的牵制，仍令他感到焦虑。汪氏眼中的中国始终是衰弱而危在旦夕的，但他坚信这样的中国仍有希望、仍值得个人牺牲一切来拯救。这正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汪氏国族关怀和诉求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转移，而且由于他动人的口才与文笔，更经常引领着时代的趋向。这些在《汪精卫生平与理念》中均可见出端倪。将汪精卫与民族主义作连结，视汪氏为“汉奸”的人不免要大惊小怪，但这与是否赞同他的想法无关，若能将汪氏当作近代中国政治人物中摸索国族定位、追求国族生存的一个突出案例，对他在抗战期间的态度与作为，或可得到口号和耳语之外的另一种认识。抗战爆发后不久，汪氏做过一篇演讲，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在遗嘱中又重提此语。这句话今天仍对中国人有警醒的作用。至少在看待抗战历史的问题上，“说老实话”可以破除许多虚妄的迷思：抗战不是「必胜」的、不是“精神力量克服一切”的、不是“只要坚持到底”那样简单的。认清当时的焦头烂额、九死一生，并无损于中国最后获胜的自豪，但能将这份自豪建立在真切回首来时路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汪氏选择谈和的失败尝试，也才能成为抗战经验里珍贵的一章。在“大国崛起”的氛围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不容易，然而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绝不能裹足不前。治史者固须“负责任”加倍努力，社会的集体记忆尤须摆脱官方神话的束缚，彻底解放。这本新着的意义当在于此。毕竟，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无论历史多么悠久，终究不能算是成熟的民族。王克文，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佛蒙特州圣迈可学院荣誉退休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本文为《汪精卫生平与理念》（编著：何孟恒，出版社：时报出版）序言，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