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托马斯·阿斯布里奇
译者：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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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时，在教皇的召唤下，一大支基督教军队闯入了地中海东部的伊斯兰世界，占领了两种信仰都奉为圣城的耶路撒冷。在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200多年间，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为争夺圣地的统治权而争斗，双方都坚信他们在为自己的神服务。《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不仅描述了各次十字军东征的大量军事细节，作者托马斯·阿斯布里奇还从政治、社会、宗教动机和人物入手，剖析了这段超过两个世纪的冲突。尤其是，他从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的视角讲述这段史诗般的斗争，这在至今所有的十字军史著作中还是头一次。以下内容经授权选自《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之第十三章“ 十字军东征的召唤”：
作者：托马斯·阿斯布里奇；译者：马千；出版方：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日期：2020-5
1187年夏末，海外之地尚未从哈丁的灾难中恢复元气，萨拉丁正迅速地肢解法兰克巴勒斯坦，提尔大主教乔西乌斯（Archbishop Joscius of Tyre）起航前往西方。他将基督教世界惨败的消息带给了身体虚弱的教皇乌尔班三世（Urban Ⅲ），后者很快因震惊与悲伤而去世了。在随后的数周、数月中，噩耗传遍了欧洲，激起了恐慌、痛苦和愤怒，这引发了一场新的武装召唤，要求发动历史上所谓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运动。从强大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到年轻、精明的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特（PhilipⅡ Augustus），拉丁世界最具权势的人领取了十字。但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中世纪最伟大的勇士之一——脱颖而出，成为这项基督教事业的捍卫者，挑战了萨拉丁对圣地的统治。最重要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演变为了两位“巨人”——国王与苏丹、十字军战士与圣战者——之间的博弈。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圣地之战把这些英雄领入了一场史诗般的对决：它考验着双方的极限，铸造了传奇，也令梦想破灭。
1187年，基督教世界在哈丁和耶路撒冷蒙受的伤害促使拉丁西方采取行动，并重新点燃了已熄灭数十年的十字军狂热。在12世纪40年代末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基督教欧洲对圣战的热情急剧衰退。在那段时间里，一些人开始质疑教廷与十字军运动的纯洁性。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谴责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道：“由于西方教会的罪孽，上帝令其遭受打击。的确出现了某些伪先知、恶魔之子和敌基督的见证者，他们用空洞的字眼诱惑基督徒。”甚至明谷的伯尔纳（十字军运动的主要宣传家和狂热拥护者）也无法提供多少安慰，他仅仅评论说，法兰克人经历的挫败属于上帝对人类无法揣摩的安排。基督徒的罪孽也被用来作为神罚的一种解释，并且生活在黎凡特的法兰克人在更多的时候被推定为道德沦丧的罪人。不出所料，1149年后，发动大规模十字军远征的尝试都失败了。在努尔丁和萨拉丁的领导下，近东穆斯林的力量与团结得到了增强，而海外之地则面临着一连串危机：安条克亲王雷蒙在伊奈卜之战中阵亡、1164年在哈里姆失利、麻风国王鲍德温丧失身体机能。自始至终，黎凡特的法兰克人更加绝望和频繁地向西方吁请援助，但尽管在一些小战役中有少数人前来保卫圣地，大体上这些呼吁都没有得到回应。与此同时，西方君主们（如今对任何重大的十字军冒险都至关重要）有自己的王国需要维护和保卫，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才是他们的天职。考虑到政治、战争、贸易、经济等因素，以及需要在东方耗费数月甚至数年的前景，十字军东征常常显得缺乏吸引力。消极保守而非积极进取占据了上风。由于拉丁欧洲主要政权间的敌对状况加剧，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了。1152年，德意志的权力转移到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红胡子”）手中，他是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老兵。腓特烈在3年后获得了皇帝头衔，但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试图制服自己国内的敌对派系，并试图稳固对意大利北部的控制，这始终伴随着与教皇国和诺曼人的西西里的激烈冲突。在法国，卡佩王朝保持着王权，但在领土统治和政治掌控方面，路易七世国王和他的儿子、继承人腓力二世·奥古斯特（1180年继位）的真正权威依旧受到严重制约。安茹伯爵的崛起尤其让卡佩王朝遭受了挑战。
1152年，在令人失望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不过数年，路易七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强烈要求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二人已育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子嗣，埃莉诺嘲笑路易性冷淡，将他比作修士。8周以后，她与更加朝气蓬勃的安茹伯爵亨利结婚，后者较她年轻12岁，并已将诺曼底公国收入囊中。到了1154年，他继承了英格兰王位，是为亨利二世国王，二人共同打造了一个崭新、幅员广阔的安茹“帝国”，将英格兰、诺曼底、安茹与阿基坦合并在了一起。由于控制了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远胜法国国王，尽管如此，由于其大陆领地，他们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卡佩君主的封臣。在这种情况下，安茹家族与卡佩家族变得势同水火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从12世纪中期至后期，两大王朝之间越来越深的仇怨严重限制了西方对圣地之战的参与。英格兰的亨利二世身陷这场争斗之中，无意或无法兑现自己多次承诺的要继续进行十字军东征，他通常只能向海外之地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只有1187年的划时代事件打破了这一僵局，促成了承诺的兑现。古老的纷争并没有被遗忘实际上，安茹卡佩王朝的不和对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来自近东的可怕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们不仅听到了战斗的号召；这一次，他们兑现了诺言，真的参战了。
教皇乌尔班三世于1187年10月20日去世后，格里高利八世（Gregory Ⅷ）继承了他的职务，到了这个月底，他发布了一份新的教皇通谕《闻讯战栗》，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如往常一样，它小心谨慎地为圣战正名。哈丁的灾难被形容为“令整个基督教民众肝肠寸断的原因”；据说，海外之地遭受了“严重和可怕的天谴”；穆斯林“异教徒”被描述成“渴望基督徒鲜血并［亵渎］圣地的野蛮人”。通谕认定，“任何神志正常的人若没有为此哭泣”，那么他必然已失去了他的信仰和人性。两个新的主题被纳入了这篇看似老套但激情澎湃的通谕。邪恶第一次被人格化了。早先的战争号召将穆斯林塑造为虐杀成性但面目模糊的对手。如今，萨拉丁被专门指定为敌人，并被与魔鬼相提并论。这一举动表明了人们对伊斯兰教更加熟悉了，以及苏丹的“罪行”造成了巨大冲击。《闻讯战栗》还开始解释为何上帝会让他的子民“为面对如此巨大的恐惧而困惑”。答案是，拉丁人之所以“被上帝之手重击”，是因为上帝要惩戒他们的罪孽。生活在黎凡特的法兰克人被认定为主要的罪人，他们在埃德萨陷落后并没有痛改前非，但欧洲的基督徒也有罪过。“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改过自新……用忏悔和虔诚的修行面对我们的主，上帝，”通谕宣称，“［只有］在这以后，才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敌人的背叛和恶意。”与这种忏悔主题相吻合的是，它鼓励十字军战士“不要为了金钱或世俗的荣耀，而是遵从上帝的旨意”入伍，衣着朴素地行军，勿携带“猎犬和鹰隼”，准备苦修，而非“为了空虚的浮华”。《闻讯战栗》提到：“近来不幸降临耶路撒冷和圣地”，然而可能是因为萨拉丁征服圣城的确凿消息尚未抵达西方，其中特别强调了真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圣髑）在哈丁被夺走。由此出发，夺回这一受人尊崇的信仰标志成了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早先的十字军通谕一样，1187年公告的结尾部分详述了参与者在精神和世俗层面的回报。他们将被赦免所有坦白的罪孽，战死者则有望获得“永生”。远征期间，他们将免于法律起诉及支付债务利息，其财产和家庭将得到教会的庇护。
传播消息
法兰克人在1187年遭受的空前灾难几乎确保了西方会做出重大回应。即便是大主教乔西乌斯传回欧洲的最初消息也拥有让人恐惧和受到激励的力量事实上，在拜会教皇前，大主教首先在西西里的诺曼王国登陆并立即说服了其统治者威廉二世（WilliamⅡ）派出一支舰队去保卫海外之地。
尽管如此，《闻讯战栗》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大部分布道奠定了基调。实际上，传播十字军信息的整个过程越来越受到教会及世俗政权的集中控制，用来促进招募的手段也变得越发成熟、完善。教皇任命了两位特使提尔的乔西乌斯与枢机主教阿尔巴努的亨利（Henry of Albano，前明谷修道院院长）分别在法国和德意志负责安排十字军的号召。大规模的招募集会还与主要的基督教节日时间一致，斯特拉斯堡在1187年圣诞节举行了集会，美因茨和巴黎则是在1188年的复活节集会上的群众聚集在一起，准备好接受一条虔诚的信息。
安茹王朝领地（包括英格兰、诺曼底、安茹和阿基坦）内的布道在1188年1月的勒芒会议及2月11日英格兰北安普敦郡的盖丁顿会议上得到了精心筹划。在后一场会议上，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前西多修道院院长）本人领取了十字，并随后领导了招募活动。他遍游威尔士各地，散布消息，并强化安茹王朝在这个半独立地区的权威，最终征集了3000名“擅用弓箭和长枪”的威尔士士兵。
从这时起，十字军东征行动似乎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身份，尽管这究竟是集中控制所造成的抑或仅仅是水到渠成尚无定论。以前的十字军战士拥有各种称谓朝圣者、旅行者或基督的士兵，如今，文献开始用“佩戴十字的人”（crucesignatus）这个词描述他们这个词最终演变成术语“十字军战士”（crusader）和“十字军东征”（crusade）。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世俗社会中亦得到广泛宣传，并深入人心。在12世纪的进程中，吟游诗人（troubadour，宫廷歌唱家，很多人本身也是贵族）在贵族圈子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宫廷生活和骑士精神的观念开始发展（尤其在法国西南部这样的地区）。40年前，第一批关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宫廷评述已经开始出现。如今，在1187年后，吟游诗人借鉴（某些地方还有所拓展）了《闻讯战栗》中固有的信息，创作了大量关于未来圣战的歌谣。
一位来自皮卡第（Picardy）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科农·德·贝蒂讷（Conon de Béthune）于1188年至1189年间撰写了一首这样的古法语诗歌。常见的主题在这里重现对丧失真十字架的悲叹，以及“人人都应该沮丧和悲伤”的评论。但在其他部分，耻辱和职责的观念成了新的强调重点。科农写道：“现在我们将看出谁才是真正的勇士……如果我们允许死敌留在［圣地］，我们的人生将永远笼罩在耻辱中”，他还补充道，每个“年轻、健康、富裕的人都应当挺身而出，以免蒙羞”。圣地还被描绘为处于危险中的上帝财产（或领地）。这意味着，就像封臣有义务保护领主的土地及财富一样，基督徒作为上帝的仆人，如今应该义无反顾地去保卫他神圣的领地。
十字军的召唤促成了数万拉丁基督徒从军。据一位十字军战士说，“对于这场新朝圣之旅的热情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1188年］谁领取了十字不是问题，谁还没这么做才是问题”。这有点夸张，因为留在西方的人远多于启程前往圣地的人，但这场远征还是在欧洲社会中引发了惊人的动荡。尤其在法国，整批的本地贵族率领武装部队加入了战争。国王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与12世纪40年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它通过封臣身份及义务的纽带在整个拉丁西方激起了招募的连锁反应。大约在1189年，高切尔姆费迪（Gauclem Faidit）在一首诗歌中评论了这一现象：“人人都觉得去那里是理所应当的，位高权重的王公们更是如此，因为倘若一个人在这项事业中没有援助［他的上帝］，他就无法声称自己是虔诚、听命的。”
然而，甚至在萨拉丁获胜的噩耗传播开来以及狂热深入人心之前，一位领袖便立即加入了这项事业。1187年11月，狮心王理查在图尔领取了十字他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个这么做的贵族。
今天，狮心王理查是最家喻户晓的中世纪人物之一，以英格兰伟大的武士国王形象受人追忆。但理查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他甚至在活着的时候便已经成了传奇。理查无疑知晓名声的非凡力量，并积极寻求促进对他的个人崇拜，鼓励将他与昔日神话般的伟大人物诸如“伊比利亚摩尔人之鞭”罗兰（Roland）和亚瑟王进行对比。理查甚至在启程参加十字军时携带着一把“王者之剑”（Excalibur）,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他后来为了购置额外船只而将它卖掉了。到了13世纪中期，关于他的史诗壮举的故事大量涌现。有一位作者为了说明理查著名绰号的来源而解释说，他曾经被迫赤手空拳和一头狮子搏斗。理查将手伸进这野兽的喉咙，掏出了还在跳动的心脏，据说还津津有味地吃掉了这滴血的器官。
英国议会大厦前的“狮心王”理查雕像
一位同时代见证者及热心的支持者对他的外貌做了激动人心的描绘：他身材高大，玉树临风，头发颜色介于红色与金色之间；四肢灵活笔直。他修长的手臂善于舞刀弄剑，其长腿与整个身躯相得益彰。同一份材料声称，理查被上帝赋予了“似乎古代才具有的美德，如今世风日下，似乎人人都如同行尸走肉，上述美德已很难在某人身上出现了”。它做了如下对比：理查拥有赫克托耳的勇气与阿喀琉斯的英雄气概，与亚历山大相比也不逊色……此外，对一位著名骑士而言非同寻常的是，他还兼具涅斯托尔（Nestor）的口才和尤利西斯的睿智，在言行两方面令其他人相形见绌。或许不足为怪的是，学者们并未全盘接受狮心王的这一近乎超人的惊人形象。早在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便从作为国王和作为普通人两方面批评理查指责他为一己私利压榨英格兰以及粗野、冲动的性格。最近几十年来，伦敦大学的杰出学者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重塑了对狮心王生涯的看法和理解。吉林厄姆承认，理查在10年统治期内花在英格兰的时间几乎只有1年，但研究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他强调理查不仅仅是英格兰国王，还是基督教世界遭遇危机时的安茹帝国的统治者。同样，他承认狮心王刚愎自用，然而，其野蛮、冲动、残酷的形象被颠覆了。如今，理查大体上被视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统治者、政治及谈判的老手，尤其是一个实干家、战争的宠儿、军事指挥上的天才。尽管上述再评价中许多部分依然适用，吉林厄姆在试图恢复狮心王名望的过程中或许夸大了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里的某些成就，对他有些文过饰非了。
狮心王可能确实成了英格兰国王，但无论从出身还是背景来看，他都不是英国人。他的母语是古法语，他继承的是安茹和阿基坦。1157年9月8日，他出生在牛津，父母分别为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拥有这样的血统，年轻的王子几乎注定会青史留名，但理查并不指望继承庞大的安茹王国；这一荣耀归于他的哥哥历史上称作“小亨利”（Henry the Younger）。至少在最初，理查是被按照副手而非领袖来培养的。然而，在12世纪的欧洲，婴儿及青少年的死亡率很高，这意味着未来总是存在变数。当理查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与阿基坦联系在了一起。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影响，加之预期他可能无望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位年轻的王子被指定为法国西南部这一广阔区域的统治者。1169年，理查为了阿基坦而向法王路易七世宣誓效忠，随后在1172年15岁时，正式就任阿基坦公爵（还连带获得了普瓦图伯爵头衔）。1169年，理查与路易国王的女儿艾丽斯订婚，进一步卷入了安茹、卡佩王朝复杂的关系网中，尽管这位法国公主从这时起便居住在亨利二世国王的宫廷（而非与理查生活），有流言说她成了亨利的情妇。阿基坦为法国最有文化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是一个繁荣的音乐、诗歌、艺术中心，以上因素似乎在理查身上留下了印记。他慷慨地赞助吟游诗人，本人亦热衷唱歌，还会创作歌谣和诗歌。他还精通拉丁文、言辞友好，尽管有些尖酸辛辣。他的公国还因与查理曼统治时期对西班牙伊斯兰教徒发动的圣战息息相关而驰名。这一地区的教堂声称埋葬着罗兰（这场战役中的伟大英雄）的尸体以及他曾经试图用来召唤援兵抵抗摩尔人的号角。在这番光鲜外表之下，阿基坦实际上是一个无法无天、祸起萧墙的温床。它仅仅为若干极度独立的领地的松散集合，居住着像吕西尼昂这样的桀骜不驯、实力强大的家族。考虑到这一点，理查似乎注定要统治一个几乎无法治理的政体，但事实证明他完全能够胜任。从12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他不仅维持了秩序，镇压了无数叛乱，甚至还设法抢夺了图卢兹伯国领土，扩张了自己的公国。上述考验为狮心王提供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尤其是在围城战方面，并且，他展现出了杰出的战争才华。理查还必须面对同时期政治的险恶现实。在他生涯的早期，他始终身陷安茹王朝内部持续、复杂的权力斗争亨利二世巧妙地对抗儿子们崛起的势力以及妻子的野心，维护着自己的地位；狮心王与兄弟们时而彼此争夺安茹王朝的继承权，时而又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父亲。早在1173年，理查就和兄弟们一道卷入了一场针对亨利二世的全面叛乱。狮心王的地位在1183年发生了变化，他的哥哥“小亨利”在另一场叛乱期间去世了，这让理查成了亨利的长子和指定继承人。这不仅没有解决内部的斗争，反而使理查成了一个受攻击、被算计的更明确的目标，因为亨利试图收回阿基坦的所有权并对安茹的领土做出有利于自己偏爱的小儿子约翰的重新安排。理查无疑没能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阴谋中获胜，但他大体上抵挡住了亨利二世，后者或许称得上是12世纪最诡计多端、老谋深算的拉丁政治家。作为安茹的一员，理查也是同卡佩君主持续对抗的一方，他自己常常陷入和路易七世国王（1180年后则是其继承人腓力奥古斯特）的纷争。理查与法兰西的艾丽斯久拖未决的婚约也引发了争议，因为亨利一直把拟议中的联姻作为外交工具而婚礼仍未举行。1187年6月，这种对抗格局看起来将会持续存在下去，当时腓力国王入侵安茹王朝在贝里（Berry）的领地，这促使亨利二世和理查联合发起反击。一场重大会战似乎迫在眉睫，但在最后一刻，双方达成了和解，签署了为期两年的休战协议。然而，一旦协议最终达成，理查突然变换阵营，他与腓力共同策马回到了巴黎，故意公开表示他与后者的友好。这是外交上的一步妙棋，甚至老到的亨利二世也未能预见，它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倘若安茹君主试图剥夺理查对阿基坦更广泛的继承权，狮心王更愿意背弃他的家族与卡佩王朝的敌人站在一起。亨利败下阵来，立即尝试着与理查修复关系，确认了他的所有领土权利。老国王将儿子拉回了安茹阵营，暂时保持了一种不稳定的平局，然而，一场涉及亨利、理查和腓力的更具决定性的对抗的阴影正在隐约浮现。
理查与十字军
仅仅一周后，1187年7月4日，萨拉丁在哈丁击败了耶路撒冷法兰克人。同年11月，理查在图尔领取了十字，显然未征求父亲的意见。在当时的背景下，狮心王的决定是非同寻常的。1187年，理查深深卷入了西欧的强权政治，显示出保住阿基坦公国并于亨利二世驾崩后掌控安茹帝国的十足决心。理查当时加入十字军似乎没有考虑后果此举对他个人及王朝的前途构成了威胁。亨利国王因这种在他眼中是欠缺考虑、未经批准的荒唐行为而勃然大怒。腓力奥古斯特也对如此关键的盟友掉头奔赴圣战的前景感到震惊。狮心王加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势必对英格兰、法国微妙的权势平衡造成重大破坏。表面上看，理查从中什么都得不到。
那么，如何才能解释这一明显不正常的行为？事后看来，西方将很快陷入十字军狂热中事实上，亨利二世和腓力奥古斯特自己也将在数月后领取十字学者们几乎忽略了理查的决定，认为它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然而，就其本身和背景而言，他的选择绝非如此。
14世纪的手抄本上的菲利普二世和他的法国十字军。
或许是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冲动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说狮心王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正在形成的鲁莽、自负的性格。甚至一位理查的支持者也承认，“他可能会因草率行事而受到指责”，然而他辩解说：“他拥有坚韧不屈的精神，无法忍受侮辱或伤害，与生俱来的高贵灵魂让他追求其应有的权利。”此外，理查很可能和之前的许多十字军战士一样，由衷地被真实的宗教热忱所感动。他与法兰克巴勒斯坦在家庭和封建关系上的渊源必定强化了这种情绪，他是耶路撒冷国王安茹的富尔克（1131—1142年在位）的曾孙、西比拉女王的堂侄，以及吕西尼昂的居伊昔日的普瓦图领主。狮心王也在努力摆脱父母的阴影。他花费了人生中相当多的时间去模仿和超越父亲的成就（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母亲的成就）。1187年前，上述目标的实现就在于保卫阿基坦并继承安茹王国。然而，哈丁之战及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开辟了另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远在欧洲疆域外作为圣战中的领袖和统帅名留青史的新机会。理查所处的世界中，骑士荣誉和行侠仗义的观念开始合一，作为一名狂热的武士，十字军东征可能也对他颇有吸引力。因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将被用来证明他的才华和英勇。
无法判定以上因素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很有可能，理查本人也无法确定令他在1187年末采取行动的单一动机或抱负是什么。随后的几年中，他确实表现出了愤怒、急躁。同样变得明显的是，他正在与身份、意图上的深层危机搏斗，努力调和他所拥有的多重角色十字军战士、国王、将领和骑士。
（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