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的典型人物：不仅爱劳动，更要爱学习——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㉜
钱钢老师附言
时传祥和孙乐义，都是文革前媒体宣传的典型，同属埋头苦干型的好人。但文革到来后，被刘少奇赞扬过的时，和学习“毛著”的标兵孙，命运迥异。胡慧敏展示的旧报里，有文革初时传祥批判邓拓、文革中孙乐义批判刘少奇的署名文章。或许未必真是他们所写，但既成党媒典型，就不能摆脱时而当工具时而当棍棒的命运。这就是政治，残酷的政治。
我爸爸1965年2月25日出生于河北邯郸。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享有“中国成语典故之都”的称号，“胡服骑射”、“负荆请罪”、“围魏救赵”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都与邯郸有关。
1965年本应是国家“三五”计划的第三年，但“二五计划”过程中的“大跃进”、“大饥荒”，使中国经济元气大伤。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因此，1965年成了“三五”计划实行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然而，2月25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和河北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全国工业交通的两个会议，提到1965年工业交通部门的基本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排在了生产建设前头。
再看同样出现在两份报纸头版上的文章《周总理电贺印度支那人民会议开幕》。文中提到，“美帝国主义是印度支那人民一切灾难的根源。这个祸根一天不拔出，印度支那就一天得不到安宁。”中国坚定的反美立场跃然纸上——还是阶级斗争，而且是国际的。
国际新闻中，支持亚非人民反帝，声援越南人民抗美，也是常见主题。而在国内新闻里，我发现了两个人物，接下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告诉我这一切不是偶然。
爸爸生日当天的中青报第二版，全版报道了一个人：孙乐义。孙乐义虽然来自解放军连队，却不是什么英雄人物。1939年出生的他是济南某部的一名司务长，也就是连队的后勤小主管，掌管着以食堂为中心的大小事务。
他为何能得到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呢？不是因为他做菜手艺好，而是因为他的一个称号“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同样的称号，也曾授予过另一个“标兵”——大名鼎鼎的雷锋。他曾说过，“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不行！”
1965年是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两周年，2月，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上下再次掀起深入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同时了掀起更广泛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孙乐义在这一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聚光灯下的新星”。
展现孙乐义事迹的连环画
那么他从毛泽东思想中学到了什么？中青报第二版全版报道了孙乐义在济南部队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孙乐义总结学习经验时如是表达：“如果说经验那只有一条，就是老老实实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全心全意把工作干好”。文章以“干革命要挑重担子”、“工作一大片思想要领先”、“毛主席说啥咱就听啥”等事例证明孙乐义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本篇报道的编者寄语：“我们希望各个站线上的年轻人，象雷锋同志那样，象孙乐义同志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听毛主席的话”，成为文革前一年以及文革中不可违逆的风潮。毛主席的著作可以教你打枪、打球、养猪、做饭。当时煤很紧缺，连队做饭如何节约用煤是大问题。孙乐义就从毛主席的书里找答案，说：“烧煤就是烧思想”。
在走向全国之前，孙乐义就已成为济南部队战士们广泛学习的对象。爸爸生日前一天的解放军报上，一连登了好几篇文章，有第二天出现在中青报上的自述《我是怎样做连队生活管理工作的》，也有他的战友们的“学习心得”。济南部队的一个副参谋长说，许多做炊事工作的同志学习孙乐义以后，“带着阶级感情转锅台”，感到“为革命烧火做饭浑身都是劲”。
1965年2月25日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孙乐义通知模范事迹的通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1965年4月15日接见了孙乐义。5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举办“好司务长孙乐义事迹展览”，参观者达28万人。
1965年的一期《新闻简报》（电视进入家庭前，中国一个用电影胶片记录和播放的简短新闻节目），报道了孙乐义的事迹，说他“十分勤俭”，烧煤要“按斤两称”。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却拿钱出来买大缸，给战友们做各种咸菜“调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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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简报中的孙乐义
文革伊始，孙乐义被派驻农村，1967年4月2日的一篇新华社通讯《孙乐义在农村》，报道他在山东省威海市尹格庄给“贫下中农”谈“学习毛泽东思想体会”。
多年以后的今天，孙乐义仍是楷模。但宣传中，他学习毛选的精神不再被强调，只称赞他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孙乐义精神的核心价值，成了“勤俭创新，精心为民”。
孙乐义近照
在中青报第三版的一个小角落我看到了一则新书预告：
《让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一书由工业出版社1965年1出版，作者是时传祥。“掏粪工人”的故事，我们都在中学课本上学习过。1965年的报纸上，两人都还是人人学习的模范，而不过一年时间，时传祥的人生就犹如到达最高点的抛物线，迅速滑落。而他这一生的荣辱都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刘少奇。
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逃荒流落到北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解放前曾备受社会白眼和行业内恶势力欺凌。新中国成立后，掏粪工的境遇有所好转。1952年，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提出“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口号。
1959年，时传祥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0月26日，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还送给他一支英雄牌钢笔。第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会见时传祥的合影。
当时，时传祥的“待遇”跟孙乐义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是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中的常客；孙乐义四处演讲，时传祥也会给北京市的老工人训练班作报告；孙乐义有事迹展览，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给时传祥举办了展览，参观人数最多时达7万多人。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也是“时传祥精神”的宣传品，全国发行180万册。“掏粪工”时传祥的事迹传遍全国，掀起了社会上的“背粪热”——在北京的街道上跟着时传祥背一次粪，成了“受教育”的绝佳机会和“莫大荣幸”。
文革开始后，5月初，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被打成“反党集团”。5月14日，时传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一定要把牛鬼蛇神全部掏出来》，批判“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编辑部，表示“我们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管你们耍什么花招，我们也要把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用粪勺子掏出来。”。他在文中满怀感激地提到1959年刘少奇的接见，将它当作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的里程碑事件。这篇文章，也是用刘赠送的钢笔写就的。
他料想不到的是，不久后，刘少奇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被打成了“叛徒”和“工贼”。他的命运也由于那一次会见，那一支受赠的钢笔而彻底改变。1966年11月7日，他最后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还在教导红卫兵们，“我们不是天生的思想红，而是毛泽东思想照红的”。而一个月后，12月27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一次座谈会上，江青点名指出“时传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工贼，他已被收买。”这句话让时传祥从众人学习的劳动模范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工贼”。
而同一时期的孙乐义，文革中继续以“模范”身份在官媒上发声。1967年4月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开“老革命”的画皮》，批判刘少奇，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少年来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衣，讲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做梦想的也是资本主义。”他最后写道，“我们一定要紧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把刘少奇的《修养》一文“批透批臭，彻底扫清它的流毒”。
孙乐义直到1974年，文革结束两年前，仍作为正面人物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而时传祥再度出现在这份党报上，已是1978年沉冤昭雪时。
然而他没有看到这一天。长达八年的揪斗和拷问，使时传祥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1975年5月19日，他病逝在北京。
胡慧敏，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目前为国际在线新闻中心编辑
下期预告
五十年前的香港，星岛日报于5月3日刊登出消息《中共权力变动 已临接近阶段》，称“毛泽东命运之谜难解”。然而仅仅十三天之后，文革开始。星岛日报何以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
敬请关注5月3日第三十三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五十年前今日，主席“神隐”——陈競新的生日报》。
编辑丨王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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