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前俄狄浦斯期心智状态 (上) | 文献

作者：Christopher  Fry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师与团体治疗师

文章来源：现代团体分析工作坊—北京，

2018年9月14日—16日

翻译：杨立华

编辑：罗彬彬

文章为两部分，此处为第一部分

一旦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出问题，那些注定要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就会进入精神回撤（psychic withdrawal）的解离世界中，不仅是为了抵御空虚的焦虑，而且是为了体验一种虚幻的自我满足感，一种使任何事情都成为可能的全能感。在回撤中所发生的对意义的破坏使孩子越来越远离从情感体验中学习的可能性——这是由母亲的存在促进的——并且产生了对基于错误结构的全能系统的依赖。

弗朗哥·德马西

Franco De Masi

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具实践性。

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感觉更好，除非它重新激活的防御模式激起了关于早期经历的印象和记忆，而防御就在这些经历中成为一种模式。我们再重复一遍，这是解决这一模式的必要条件：将原始体验带入意识，并在新的感受、想法和语言中释放攻击性冲动。

斯波尼茨

Spotnitz

我想和你们谈论一个重大的问题——与那些患有更为原始的心理屏障的患者进行治疗性的接触，精神分析逐渐将这些屏障归类为前俄狄浦斯心智状态。在这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在儿童早年生活中形成的问题。当时他们正在构建一种心智，他们可以用这种心智安全地容纳和阐述最深刻和最广泛的生活体验。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并且很明显，我们每个人都有残余的前俄狄浦斯体验——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深刻的，有时很强烈的生活体验的话，很难想象构想一种具体的美好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能接触到这些体验，并在将之编织进我们的亲密生活和创造力中。但也很明显的是，有些人被局限于一种关系形式中，这种形式是在生命的早期建立起来的，并妨碍他们形成一种更连贯的自体感，及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

在本项目的第六个模块，我们将饶有兴趣地详细研究这些难以解决的心智状态，并提出一些难题。被局限于这些存在方式的人的心智中正在发生什么？关于这些心智状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最好的猜测是什么？最后，当然，在某些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怎么才可能触及在如此可怕的痛苦中挣扎的人？

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随着我们在这一工作中前进，库尔特·勒温的话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实践性。好的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当然，最好的理论是由那些将他们与病人在一起工作的体验努力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治疗师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希望触及难以解决的心智状态，那么我们必须设法理解精神分析理论，并将其内化。

我需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熟悉精神分析的开端。我指的是，弗洛伊德对动态无意识的发现，梦的力量，幼儿性欲，以及他对力比多理论的阐述。换句话说，我将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对弗洛伊德在发展精神分析方法时所设法理解的神经症心智状态有很好的理解。随着他的方法的发展，其核心是阻抗和移情的概念。

经典精神分析实践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每个人都受到对快乐的渴望和必须通过与其他人协商才能获得快乐这一现实之间的冲突的困扰。神经症性屏障本质上是与冲突有关的问题——人们害怕拥有一些欲望和愿望，因此将它们驱逐到他们心智的另外一个部分中去。

心智的这一部分被弗洛伊德描述为动态无意识，并将精神分析的任务看作是让人们重新接触他们被否认的欲望和愿望——使无意识的东西意识化。通过解除压抑，弗洛伊德希望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选择。通过移情的概念，弗洛伊德打开了进入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深层途径，并允许精神分析师在此时此地的分析情境中触及受到干扰的关系模式。移情变成了精神分析技术的中心。精神分析情境的任务是为移情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条件，直到临床医生能够利用这种发展中的关系向病人表明，他们的痛苦是如何在当下呈现出来的——给他们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自我挫败的关系模式，希望这将为他们提供与自己和他人建立更令人满意的关系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精神分析师发现，有些人并没有好转。有些人没有得到给他们做出的洞察导向的解释的帮助。那些不愿与分析师建立依赖关系的人，似乎并没有发展出被认为是成功治疗所必需的正性移情。精神分析师与这些病人——有些被弗洛伊德描述为精神分裂症，另一些则是疑病症——一起工作的体验导致了自恋理论的形成。我想引用约瑟夫·桑德勒（Joseph Sandler）的话：

“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自大狂和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的相应回撤（withdraw）。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回撤在种类和程度上与神经症患者不同。在精神分析中，神经症患者即使不是与真实客体，也会与幻想客体保持一种情欲关系；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不投注于幻想客体的情况下，就会从外部世界中收回兴趣。”

你们可以看到问题所在。精神分析的工作方式是让病人重复早年的生活经历，慢慢地让病人接触到他们与所爱的人之间冲突的本质。自恋病人证明这一点是错的。就好像这些病人已经被自己困住了——弗洛伊德在那个时候会说他们有一种自我-力比多（ego-libido）过量——他们与分析师建立联系的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表达了对这类病人的嘲笑，并认为他们是用精神分析方法无法触及的。但也许他的嘲笑是发现什么的大门？因为从此以后精神分析的历史就变成了一场与攻击性的斗争。从这个时候起，在精神分析思想中，攻击性转移到了中心舞台上。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把早期关于性与饥渴之间冲突的观念转变成到了一个更宏大的生与死的体系上——通过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白，在将事物结合在一起的东西（Eros，厄洛斯，爱神，生之愿望）与可以把事物分开的东西（Thanatos，塔纳托斯，死神，死之愿望）之间，我们都存在着冲突。

必须要设法理解攻击性

病人越是感到不安，就越有必要去努力理解攻击性的问题。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期患者描述为在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孩子——的背景下与性愿望作斗争。这是一场主要以控制冲突和竞争为中心的斗争。在前俄狄浦斯领域，问题更为严重——它们是关于生存的。它们是关于建立一个心智，之后冲突可以出现这种心智中。问题的核心是安全与完整，或者破碎与混乱。在最早的时候，它们是关于两个人的——一个孩子和他们的主要照顾者；通常是他们的母亲。

自恋病人似乎正遭受着某种在生命早期就出现严重问题的东西的折磨。当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在设法理解精神病的概念时，他谈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痛苦，是因为性移情能力的“破坏”，以及从来没有“将力比多转移到外部世界的适当能力”的问题。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在写下以下文字的时候注意到了关于攻击性的问题：

“病人分裂了他自己的那些部分，也就是他的自我，他觉得这些部分对精神分析师是危险的和敌对的。他将他的破坏性冲动从他的客体转向他的自我，结果是他自我的那些部分暂时消失了……如果他能重新建立起自己内心的好乳房，他就会加强和整合他的自我，对他破坏性冲动的恐惧将会减少；事实上，他可以保护他自己和精神分析师。”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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