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四、段诗中时政书写的启示
对于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李遇春老师认为：
目前中国旧体诗词现当代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艺术转型问题；一个是中国新文学家旧体诗词创作的传承与创新问题。
立足于当代旧体诗词的研究，笔者将从推动主题转型、促进审美创新两个方面分析段诗的意义。但同时，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语言风格上，段诗中的时政书写在当代诗坛来说，仍是相当的“前卫”与“先锋”，因而不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将从建构文本的有效性与读者的接受度，分析段诗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
1.推动主题转型
古典诗词中，山水、边塞、田园类的风光描写，思乡、怀人、怀古、悲己的情感寄托，以及干谒、酬唱、赠答的功能划分，这些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语言规范和审美体系，成为诗词本身的审美积淀。但同时，也为当代诗词的创作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突破语言和主题的困境，是当代诗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时政，特别是其中关系到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的部分，是当代诗词中逐渐涌现的新主题，诗人对这些内容的高度关注，其达到的成效是古代士人阶层分明的时代无法企及的。段诗中的时政书写，为旧体诗词在当代生根发芽建立了可行的渠道，也为“旧瓶装新酒”提供了新的模式。
段维在诗中以自身所知所感为载体，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联系渠道。虽然这种渠道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居多，但段诗中的时政并不冰冷，也不会过于干瘪、生涩，而是饱含温度，传达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应该说，段维是当代推动时政在诗词中更广泛建立的重要人物。
2.促进审美创新
相对而言，推动主题转型是外在可感的，真正困难的，也是当代诗人一直在试图通过写作而达到的，是促进旧体诗词的审美创新，即
并不是要改变传统的形式，而是以高度的精神自由进入形式内部，这样不但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反而更适合对人性的精微透视，直至抵达民族精神独特而有意味的底部。
诗词审美范式的创新是极为不易的，它要充分考虑到诗词业已形成的审美传统和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而且这种创新并不是以打破过去的既有经典为目的，甚至也不宜对经典进行过分的解构，反而要部分地依赖于古典语言。诸如段诗中“焚书焉用秦皇火，刮骨还需元化功”（《闻张铁生身家过亿感赋》）、“几家玉笛飞声暗，万颗金星冒眼明”（《有感于雷洋案之扑朔迷离》）、“英语山呼举国狂，齐眉案欲宰羔羊”（《闻李阳皈依少林寺》）等句，显见“焚书坑儒”、“刮骨疗伤”、“谁家玉笛暗飞声”、“举案齐眉”这类取材于古诗、古文的典故，但也能看出“眼冒金星”这类现代词语的化用，以及“李阳疯狂英语”这类社会现象的融入。所以，这种审美创新是一种熔古今于一炉的重塑，是多元语言的融合与重构，借时政传递当代生活中人们的微观感受。
我们可以体会到，段诗是将时政予以艺术化重构，在社会性与审美性经验的碰撞中，通过丰富的语言、纯熟的技巧，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就像弗罗斯特说的：“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这是一种由文字传递思想，由思想统御感情的线性结构。虽然仍能见出对古代思想有意识的复归与模仿，但作品的最终指向，往往带有一定的虚构性、虚无感和强烈的孤独立场，这恰恰体现了现代性在诗词中的自然生长。
(二)局限：有效性与接受度
1.对信息获取的有效性
当代社会中，只要有效运用媒体技术，就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支撑，扩大诗词写作素材，这点也是段诗时政书写极为重要的前提。除部分聚焦于乡村回忆和亲身所见的题材外，段诗中的时政诗词多聚焦于国家政策、社会现象，而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网络媒体所获，因而存在如下两种弊病：
其一，当下新闻舆论为追求时效性，往往隐藏或破坏事件的真实性，肆意地对事件进行“二度创作”，因而读者只能接受到经过“创作”的信息。此时的信息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事件本身产生了偏离，而诗人对信息再进行艺术化加工而产生的作品，多少会因介入作者个人的主观性，而偏离事件本真，与实际情况产生一定出入。
以笔者较为关心且出现于段诗中的时事为例，诸如《重新审视于欢因母受辱愤而伤人致死案有感》、《有感于雷洋案之扑朔迷离》等作，多涉及到法律与人文、生活与理念的直接冲突，这些新闻处于舆论风口浪尖时，也是各种角度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很多直接指向“法治”与“德治”的矛盾难题。作为社会的参与者、事件的旁观者，诗人有权提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但在这一过程中，因疏于对信息的甄别，很难保证绝对的客观，很难保证不被舆论报道的价值倾向所影响。
其二，段诗中有一部分作品所涉及的范围较为敏感，也直指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如《过天河“时光隧道”闻曾主任郧西胡姓官员落马有作》《闻部分地方政府争相承认统计数字造假感赋》等，此类作品不同于上文论述，它并不一定是因为加工信息的过程中出现偏离，而是信息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遮蔽性。换句话说，无论诗人辗转几度，所获得的信息离事情的全貌一定存在差距。这是因为，此类题材过于敏感，内容涉及层面也较为复杂，距离日常生活相对较远，因而难以仅通过媒体信息就能还原事情本来面目，也无法凭简单的文艺作品就能洞察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
总的来说，针对于段诗中这类信息获得的问题，笔者以为，应在保持其文人本色的前提下，深化对新闻事件的了解，最好能够加强作者在事件中的参与度，变客观评论立场为参与立场与评论立场的合二为一，使诗歌获得现场感，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2.对读者的接受能力提出挑战
在接受美学中，任何文学文本都并非作者的“私有财产”，它的意义生成也并非孤立的。
它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读者将自己的体验以及独特的生命意义置入文本，通过活生生的体验对文本进行具体化，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
因此，任何文学形式，都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将文本投入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空间中去，唤起读者的审美感受。而在段诗中，由于诗人所作的时政诗词带有一定的“实验体”倾向，所以会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部分语言存在一定的粗疏，对其加工不细或是过度加工，都会使其诗意有所贬值。如其作品中的“不甘萍静风生浪，故作天真奶是娘”（《闻李阳皈依少林寺》）、“敬佛香缘鸡的屁，等闲民以食为天”（《对某市水利局长于问政现场喝下村民带来的污染水之漫想》）、“莫道三无为戏语，应将四有作航灯”（《闻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寄》）这些语言，或是化用俗语“有奶就是娘”、“民以食为天”，或是借用“鸡的屁”音译“GDP”，或是引用“三无”、“四有”这等学术、政治术语。总体来说，虽见巧思，但不免失之粗疏，有损深婉典雅的诗风。所幸，此等语言随着段维在诗歌上的不断精进以及对语言要求的日趋严谨，在近年来的作品中，已然所见无几。
其二，与上一点相反，段诗中也不免会出现语言含义过分深婉的情况，使得读者接受起来要受到一定阻碍，降低了诗歌阅读或鉴赏的流畅性。当然，这类语言倾向多见于段诗中的咏物词，因铺排辗转，寄寓深厚，反而失去了对事物本身的直观认知，作者所赋予的深思反而难以为读者所见，如前文所举《金人捧露盘·雨中向日葵》即存在这种问题。这是由于诗人所习的有宋一脉的铺排技法，其发展到后来也不免用意曲折，过于隐曲，不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其三，对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提出挑战。段诗中有着传统诗词的深厚根基，但也很明显感受到作者有意打破保守复古的诗歌风格，使其展现出独特的诗歌质感，这也是当代诗词发展的一大方向。但由于当代诗歌读者多以诗词经典为主，其对诗歌的理解或许多停留在“诗者，吟咏情性也”的认知阶段上，对于段诗以及许多当代诗人的作品都持一种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所以笔者以为，与其说这一点是段诗的局限，倒不如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互动系统。我们不能要求诗人为了迎合读者，放低个人审美格局，一昧地贴近大众。追求诗歌的有效性，也要有赖于广泛的读者尽快地提升自身的审美眼光，了解当下诗歌创作生态，而非以经典为武器，盲目地否定当代所有创作的意义。因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感召，才是诗词继续焕发生命力的关键，从这点来看，当代诗词发展仍是前路漫漫。
结语
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说：
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 朱光潜：《谈美书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经过本文对“时政”的释义与发展，到对段诗中的时政诗词的介绍，对其作品新变化的关注，以及最后分析其作的意义与局限。我们既能感到诗人丰富细腻的内心体悟，也能发现段维的诗歌风格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也能深切体现个人的创作诉求，虽然其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作为当代极具特色的诗人，段维对自己作品的认识和实践显然是有示范性的。
就如诗人自己所说：
形成自己的风格，是每个创作者的愿景，但一旦风格过于固定又会故步自封，消解自己的探索动力。[ 李遇春：《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页。]
每个诗人的探索都是对当代诗坛的贡献，段诗中时政诗词的出现及发展，是为当代诗坛注入了新鲜活力。虽然时至今日，对这种“时政体”的成功书写并不多，但随着诗词与社会愈加高度的融合，诗词终会体现出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段诗中的时政书写，可以看作这篇蓝图的先行者与开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