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被本书的标题《业余人士》和艺术颜料画笔的甜美封面所迷惑，本书完全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革命宣言。Andy Merrifield, The Amateur: The Pleasures of Doing What You Love, London: Verso, 2017.
Source:
https://www.versobooks.com/books/2765-the-amateur
如今，惊人数量的专业人士和专家机构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似乎社会只有两类人：专业人士（包括想成为专业人士的人）和失败者。独立学者安迪·梅里菲尔德2017年出版的《业余人士：做你所热爱的事情的乐趣》，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关注专业人士的对立面：业余人士。梅里菲尔德是一位城市理论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城市，是列斐伏尔研究专家，梅里菲尔德研究扎实，他的文章充满专业学术界所缺乏的活力与智慧，写作语言优美，充满思想性和文学性，我非常喜欢，城读介绍过几本他的专著（详情参阅 城读│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讲述城市？城读 │新旧城市问题之辩）。梅里菲尔德出生于英国工人阶级家庭，不喜欢现行的专业体制，并且身体力行，言行一致，退出学术体制，做一名独立学者，这本《业余人士：做你所热爱的事情的乐趣》正是他自己思想和经历的写照。在盛行的主流故事中，业余人士往往被视为半吊子爱好者，与高科技、超级专业的21世纪资本主义的需求无关。梅里菲尔德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业余人士（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爱”）是不被异化的公民；是与现代社会的机械专业知识和技术形式主义相抗衡的爱好者；是为需要捍卫的价值观站出来的热情的痴迷者。在书里，梅里菲尔德讲述了多个特立独行的典范，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汉娜·阿伦特、查尔斯·波德莱尔、瓦尔特·本雅明、马歇尔·伯曼、盖·德波、伊万·伊里奇、弗朗茨·卡夫卡、简·雅各布斯、卡尔·马克思、爱德华·萨义德等，他们挑战循规蹈矩者、精于算计者和规则追随者，大胆而勇敢追求独立思想。他们在表达谴责的同时，也坚持了对生活的激情和美德。他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发现做我们所热爱的事情的乐趣。这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其对当代工作文化的批判会让人心有戚戚。它同时也是一本动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要被本书的标题《业余人士》和艺术颜料画笔的甜美封面所迷惑，本书完全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革命宣言。公认的智慧认为业余人士是涉猎的人，他们在周末和业余时间做一些事情，作为一种爱好，而不是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可能的确非常擅长某件事，例如园艺、业余戏剧、汽车修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专家”，但对他们而言这仍然是娱乐，并不重要。相比之下，专业人士是那些以重要的、工具性的方式应用自己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专家都一定是错的；问题在于专家的权力和责任之大，几乎可以不受质疑、至高无上地主导。业余人士既是一个真实的，也是一个想象的类别；既是今天确实存在的人，也是应该存在的人。业余人士是一种规范性的构建，潜伏于社会之中，等待蓬勃发展。业余人士具有另类感觉，不愿意上专家的当，不觉得需要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他们致力于把事情做好，但却没有巨大回报，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回报。在本书中，业余人士、业余爱好者、局外人、边缘人几乎同义，有时交叉使用。《业余人士》一书试图创造另一种现实，审视业余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本书将通过批判专业主义来做到这一点，找出存在于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断层，通过不同主题的断层，在个人身份与工作关系、知识生产与政治权力、技术官僚代表与公众参与、城市研究和激进主义之间进行论述。
自从我十几岁第一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时，我就深感认同。起初，这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失意的文员，不适合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地下室人曾在俄罗斯公务员系统当过一段时间文员；而我在1970年代末，在利物浦的码头委员会当过文员，受制于职业经理人和职业管理方式。尽管我与地下室人有着时代、年龄和语言差距，但我们一拍即合。与地下室人一样，我也很粗鲁，而且喜欢粗鲁。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因为我不接受贿赂，不想加入。后来我漂泊不定，辗转于令人厌烦的、无意义的不同的办公室工作之间，由专业人士所管理。大多数人认为我很幸运能有份工作，但我讨厌这些工作。我自诩为地下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本人和本书至关重要，因为他帮助构建了业余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了局外人的特异之处，即不容易融入既定规范和欲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两种不同的生活范式分开：职业道路与人生旅程。地下室人的老同学们选择了前者，一条没有风险、安全的常规路线，不是反抗而是服从。他们选择了一条走向预定成功的路线，由个人野心和对权威的尊重所主导，并渴望成为权威。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封闭、闭塞的世界；地下室人的视野更开放，更不确定，在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方面更具冒险性，充满了生存的痛苦，但却“更有活力”。改变城市理论和城市实践的三位业余人士：简·雅各布斯、雷切尔·卡森和亨利·列斐伏尔简·雅各布斯和雷切尔·卡森两人在同期写了畅销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和《寂静的春天》（1962）。雅各布斯是没有任何机构背景的“家庭主妇”和受过训练的记者，卡森则是合格的海洋生物学家，但是雅各布斯和卡森同样被认为是业余人士，对她们的研究主题掌握得不好，不像专业的规划师和科学家。《时代》杂志抨击卡森的“煽情言论”；她“不公平且片面”，他们说，“歇斯底里、过于夸张”。雅各布斯和卡森都在家里近距离观察事物，负责送孩子上下学和日常购物。卡森在不写作或不参与社区活动的时候，要照顾她的母亲和养子，尽管她自己身患晚期乳腺癌。像其他许多默默无闻的业余人士一样，雅各布斯和卡森直面专业人士，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微小但却重要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雅各布斯帮助激发了社区活动，这是定义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的核心支柱；卡森是1970年代真正起飞的草根环境运动的教母。两人都对支撑战后美国文化的“科学”进步原则提出了质疑，这一原则依然支撑着21世纪各地的文化。
简·雅各布斯
简·雅各布斯赞许的街道是繁忙的街道，它具有多种用途，容纳了普通人负担得起的住房。雅各布斯看见城市更丰富的纹理，看见规划者和专业人士拒绝看见或无法看见的东西：从底层往上看，从普通人的视角，从女人的视角。规划师们为了简化而寻求秩序，砍伐旧城，夷平大片土地，拆除和重建，通过分区来打破功能混合；而雅各布斯惊叹于无序包含的“有组织的复杂性”，这种喧闹繁华让人们愿意来到城市并逗留。雅各布斯充满爱意、令人信服地写作城市，激烈地否定那些以某种方式凌驾于她之上的专业人士。通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普通人得到了一本强大的实地指南手册，对抗有关城市发展的专业声明。雅各布斯通过记录城市街道上的不同人群，提出了一个城市愿景，史上第一次让普通市民认识到自己是城市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城市的使用者，并看到自己在城市生活中的真正地位。雅各布斯认为，“专业人士必须遵循，必须对业余人士作出回应，而不是相反。市民应该是最终的专家”。雅各布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展示了业余人士如何联合起来，创造出一种事先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到的大众的力量，包括她自己。一个不起眼的局外人，在城市为什么而建，由谁来建的问题上，却出乎意料地打败了权重一时的大规划师，在城市思想史上写下转折的一笔。如果雅各布斯的城市是我们想要居住的城市，那么雅各布斯的城市研究方法也是我想遵循的。这是一种低成本、无噱头、定性、主观、接地气和常识性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业余的方法。城市的体验不能简化为一个计算游戏、或是统计数字和人口密度、或是人口普查或官方地图。进入1990年代，城市主导的模式已经从公共转向私人，从城市管理主义转向城市公司主义。雅各布斯所抨击的大规模拆迁和重建已经不再是一种危险。现在这种威胁更为微妙：专业的城市主义者和开发商、建筑师和设计师现在都在说雅各布斯的语言。他们对自己的项目进行雅各布斯式洗白，社区表面充斥着街道庆典、创意阶级和波西米亚空间、高密度和可步行性等术语。问题在于这些都塞进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号之下，其结果是租金飙升、绅士化和流离失所。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的经济日益依赖于攫取，通过土地和住房市场的运作，将非盈利最大化的活动和偿付能力较差的人一起转移到城市的其他地方，通常是城市边缘。城市生活中的私有化和市场理性已经成为跨越政党和国界的正统观念，并由房地产专业人士、建筑师、企业负责人、创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官员设计、认可和执行。
雷切尔·卡森
卡森和雅各布斯的业余的政治活动围绕着我们称之为再生产而不是生产的活动；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工作的。每个人都看到农村的再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再生产如何受到威胁，受到了从事同样的、非个人化的、专业的破坏工作的类似专业力量的威胁。在卡森的案例中，是制药公司用他们的DDT杀虫剂，杀死鸟类和昆虫，污染了河流。有毒的DDT喷洒在越共的东南亚灌木丛中；喷洒在美国农村的森林和农田中。卡森最持久的比喻之一是“另一条路”。她说，“我们现在正站在两条路的分岔处。它们并不同样公平。我们长期以来所走的路是欺骗性的容易，是一条平滑的超级高速公路，我们在上面高速前进，但在其尽头是灾难。” 另一条岔路，即“少有人走的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的、唯一的机会，以达到确保能够保护我们地球的目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在帮助我们做出选择时，“我们不应该再接受那些告诉我们必须用有毒的化学品填满世界的人的建议：我们应该环顾四周，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可以选择”。卡森的运动，就像雅各布斯的运动一样，起初只是一个人的运动，很快就成为更大的集体意识和反抗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在整个1960年代形成了势头，不仅涉及专业科学家和化工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涉及核战争和辐射污染的威胁、动物福利、在海洋中倾倒危险废物。卡森早期出版的《我们周围的海洋》以及卡森提出的“知情权”，公开宣告对那些受雇于商业机构的专家明确的不信任。卡森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强调海底与海上的关系。她质疑工业社会对自然世界的整个态度。她所说“明天的寓言”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
亨利·列斐伏尔
生于1901年的列斐伏尔同样是个业余人士。他在1930年代与超现实主义诗人喝过酒，在1940年代与抵抗组织并肩作战，1950年代在巴黎开出租车，1960年代在法国各个大学教授社会学和哲学，当时他与德波和情境主义者结识。他是1968年那一代人的思想教父之一。他写了60多本书，把一整套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引入法国，并就城市性、日常生活、文学和空间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列斐伏尔直到1966年才得到第一份稳定的学术工作，当时他已经65岁了。到1973年，他已经“退休”，开启一场世界之旅，进行写作和演讲，试图理解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让他既着迷又震惊的洛杉矶未来的城市化。列斐伏尔是一个边缘人。“我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试过手”，他在1970年代承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并带着自豪感、不无困难地保持这一资格。我说不无困难，因为许多次在会议和座谈会上，当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席，往往被人询问：‘你是哪个领域的专家？’ 我回答：‘什么专家都不是，先生’。然后那些高傲的灵魂通常会转身离开。”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是一个从边缘地带设想的理想。它的目标是让局外人能够进入城市。有时，甚至是让他们进入内部。这可能看起来是一种模糊的人权。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具体的。它意味着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为城市而活，有快乐（或不快乐）的权利。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为孩子们提供体面的学校，可获得的公共服务，可靠的公共交通。你有权拥有你想要的或宽或窄的城市视野；效忠于社区，效忠于你的街道和建筑，但也效忠于在此之外的东西。城读 ∣城市阅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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