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新冠时代的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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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时代的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启示

在新冠疫情威胁到城市生活之时，《城市革命》和巴黎公社为我们如何民主地重建后疫情城市世界提供了关键指引。

Andy Merrifield, Lefebvre in the Age of COVID: Lessons from The Urban Revolution and Paris Commune, Mar 28, 2021.

Source: 

https://mronline.org/2021/03/28/lefebvre-in-the-age-of-covid/

Picture source: 

https://www.prismm.net/2021/03/16/paris-commune-150th-primer-part1/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独立学者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近日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Essays)网站发表文章《新冠时代的列斐伏尔：〈城市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启示》，纪念《城市革命》出版50周年和巴黎公社150周年，并探讨其对新冠时代的启示（城读介绍过梅里菲尔德两本书，详情参阅 城读 │新旧城市问题之辩；城读│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讲述城市？）。

以下为全文翻译。

2020年，亨利·列斐伏尔《城市革命》（1970）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封城中悄然度过了50周年，而今年则是可谓最伟大的城市革命——巴黎公社(1871)的150周年。《城市革命》一书和巴黎公社事件丝毫没有失去帮助进步主义人士思考城市生活的光彩，即使新冠疫情有可能摧毁城市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新冠疫情威胁到城市生活之时，《城市革命》和巴黎公社为我们如何民主地重建后疫情城市世界提供了关键指引。

新冠疫情颠覆了我们曾经熟知的城市生活。但新冠疫情加剧了久已存在的问题，那些沉疴已久的所谓“正常的”、前疫情时代的生活。几十年来，“一切照旧”的剥削意味着城市不仅在功能和财政上变得标准化，而且还变得难以负担和不平等。近来的社交隔离更进一步加剧不平等，抑制城市作为日常相遇的场所，对贫困、无法流动的居民伤害最大。如今，我们的城市现实变为反相遇，是一种冲淡而非增厚，是对城市生活的分散和稀释，是对城市的恐惧和厌恶。

这种对城市的诋毁，并不会让列斐伏尔感到惊讶。列斐伏尔对反城市主义和毁灭的希望再熟悉不过。毕竟，《城市革命》即诞生于反城市主义和毁灭的希望之中，植根和孕育于1968年的承诺，并且预见到接下来的萧条时代。1970年，列斐伏尔意识到那些街道巷战岁月的承诺破灭了，需要冷静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物质环境进行评估。列斐伏尔预见到，后1968年是是一场被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称为“被动”的革命，一场来自上层的反叛，一场反革命。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意思）。不过列斐伏尔在《城市革命》中提倡的是一场更类似于巴黎公社的革命，葛兰西则称之为“阵地战”，一种来自下层大众的、历史的攻击。

就像马克思颠覆黑格尔那样，列斐伏尔站在主流经济学和社会学智慧肩上。“我们必须把工业化视为城市化的一个阶段，” 他说，“作为一个时刻，一个中介，一种工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过程中，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城市化成为主导，取代了工业化。”这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都是一个大胆的、挑衅性的说法。因为它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不是工业化，而是城市化，工业化一直以来只是城市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列斐伏尔说，资本主义之所以主导，是因为资本主义现在管理和制造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城市空间本身——既是剩余价值的丰富来源，也是一种巨大的生产资料，既是全球市场平流层的发射台，也是火箭。

列斐伏尔说，我们不能再就城市而论城市(cities)，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相反，我们应该谈论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一个诞生于工业化的社会，一个打破了传统城市内部亲密关系的社会，成长为恩格斯的工业城市，但转而工业城市又被更大的都市单元所取代、吸收和消灭。农村地区也成为城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被一种“城市肌理(urban fabric)”所吞噬，这种“城市肌理”不断扩展边界，不停侵蚀农业生活的残余，吞噬一切东西和所有地方，以求增加剩余价值和积累资本。“ ‘城市肌理’这个词，”列斐伏尔解释，“并不是狭义地定义了城市建成环境，而是城市主导乡村的所有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度假屋、高速公路和乡村超市都是城市组织的一部分。”

《城市革命》出版于在理查德·尼克松让美元贬值、将美元从金本位的锚定中摆脱出来的前一年。几乎在一夜之间，阻止资本主义扩张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金融和经济监管都消失了。当美国经济首当其冲陷入越南战争影响时，美国的贸易逆差迫在眉睫。尼克松知道固定汇率无法持续，美元将高估、失去竞争优势。所以他放任美元贬值，并放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此后世界货币振荡；资本可以更容易地跨越各国国境来回流动。放松管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变得肆无忌惮；列斐伏尔预见了它的到来，预见它如何促进他所说的“资本的二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虹吸松散资金投机于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流动资本成为凝固空间。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阶级，这深具底线意义：地景(landscape)被旗帜鲜明地作为一种纯粹的交换价值，土地上的活动符合“最高的”，如果未必是“最好的”土地用途。由于二级资本流动猛烈，有利可图的地方不断被掠夺，就像其他部门和地方因为撤资而窒息一样。不管愿意与否，人被迫跟着钱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工厂流向服务业，从稳定流向脆弱。城市肌理在贬值与重估、危机与投机狂潮、一个被蹂躏的建成形态和一个更新的建成形态以及资本积累的新基础之间摇摆不定。曾经是锈迹斑斑码头上的粗粝仓库；现在则是整洁步行长廊上的华丽阁楼。曾经是边缘的空地；现在则是上涨的核心街区。

半个世纪过去了，列斐伏尔《城市革命》一书的见解，依然还是那么新鲜而富有意义。不过，任何期望激发反叛宣言的人都会失望。不像列斐伏尔1968年那本《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1968），其高潮是对城市生活的热情“呐喊和要求”。1970年，列斐伏尔给予我们一个更为反思的文本，对于激进的思索显得谨慎。如果我们想知道《城市革命》究竟主张何种激进革命，就必须向后看，转向过去，转向列斐伏尔早期的一部作品，写于1965年的《公社宣言》(La proclamation de la Commune)。阅读该书可以帮助我们向前理解。

正是公社的风格点燃了列斐伏尔的政治想象力。什么风格？“一种巨大宏伟节日的风格。”他说，“巴黎市民，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精华和象征，向自己和世界献上的节日。春天的节日，被剥夺继承权者的节日，革命的节日和革命节日，自由的节日，现代最盛大的节日，第一次展开了它戏剧般壮丽的欢乐。”在73天的时间里，松散的公民组织、邻里和艺术家协会，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把巴黎20个区变成了人民政权的解放区，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权威，摆脱了军队和警察，摆脱了经济和官僚主义。

1871年3月18日凌晨，一群不满的市民，主要是妇女，聚集在蒙马特尔山丘上，包围了属于公共财产的陈旧大炮。勒孔特将军命令国民自卫军夺取这些大炮，并下令开火。他三次下达射击的命令。士兵们静静地站着，不愿把武器对准自己，对准“人民”，毕竟他们自己也是“人民”，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征兵，他们面前站着的是未来的母亲。忽然间，风云突变。机枪转换了方向，瞄准了秩序的规则。勒孔特将军在当天晚些时候被枪杀，同时被枪杀的还有克莱芒·托马将军，他是1848年“六月屠杀”的主要刽子手之一。10天后的1871年3月28日，在巴黎市政厅广场，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这里是圣城，”兰波不久后写道，“坐落于西方”。

列斐伏尔说，这可谓是“宏伟和愚蠢，英雄的勇气和不负责任，谵妄和理智，崇高和幻觉”集于一身。起义者在驳斥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理想的同时也印证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理想。因为这不是孵化于工厂里的工人起义，而是“一个城市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现实尺度的宏大和最高的尝试”。一场城市革命已经光荣登场，重新激活了公共空间，改变了日常生活，它在宣称胜利的同时，也在失败中摇摇欲坠。它一出生即被判处死刑，尽管它的洗礼不乏欢乐。“运动的成功，”列斐伏尔说，“掩盖了它的失败；反过来说，它的失败也是胜利，是通向未来的开端，是需要掌握的标准，是需要坚持的真理。对公社社员而言不可能之事，直到今天依然不可能，因此，我们理应实现它的可能性。”

讽刺的是，公社的奇异性和独特性——发生在被普鲁士军队包围、陷于战争的巴黎——却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今天的我们更具有普适性，因为我们也同样被侵入我们的生活的力量所包围。事实上，公社的史前史听起来与我们现在的历史不详地相似。人口越贫困，遭受的痛苦也越大。巴黎经济一蹶不振。每天都有企业倒闭。食物匮乏。失业率上升。人们在必需的服务设施比如面包店外排起了长队, 急于买到面包。冬天凄苦。春天依然寒冷。几乎没有取暖的燃料。与此同时，富人则带着他们的钱逃到乡下。证券交易所和法兰西银行搬迁他处；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凡尔赛宫进行统治。

列斐伏尔说，这种社会生活的“去结构化”，自上到下传开。另一方面，它的“重构”——城市生活的重建——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自下而上流动。人们在废墟中、从废墟中重新组织和重建巴黎。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暂停收租；债务被勾销；禁止寄生行为。巴黎被“去资本化”了。“在巴黎群众的活动中，”列斐伏尔写道，“有一种高质的纽带。”城市的基础变成了“巴黎的人民......工匠、小企业主、工人、与无产阶级结盟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成了市政活动的代言人和参与者”。这些无名英雄和女英雄“以匿名为荣”。

当一切都被拿走，当城市生活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城市的承诺方才显现出来。因为剩下的只有城市的人力资源——市民，市民以市民的身份行事，联合起来，参与其中，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共机构，彼此组织起来，自愿行动，没有金钱的标签，没有竞争的强制；我们可以说，这样做是为了其他人的福祉。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概括的合作的伟大礼物，也是他对民主的核心设想。马克思讲的是工作场所的合作，这里我们讲的是整个城市的合作，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集中起来，作为一个城市的力量。马克思说，当人们一起工作时，他们“在前面和后面都有手和眼睛，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所不在的”。这是一种相当可爱的描述方式。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有计划地同别人合作”时，我们就会挣脱个性的枷锁，“发展我们这个物种的能力”。

但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生活中合作的问题在于它的虚假性，它完全由资产阶级，由统治阶级所控制，他们利用人们的团结来达到自身的商业目的。人的遍在性被转化为资本的全能性，换句话说，这种集体力量，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动员起来，而是为了牟取私人利益。马克思将其称为给企业的“免费礼物”，是一种不需要资本付出任何代价的联合力量。而“随着合作扩大规模，”他说，“资本专制随之扩展。” 这是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随着合作工人数量的增加， 他们对资本主导的抵抗也在增加。”马克思总会在工厂里促成这种抵抗；在巴黎的73天里，我们在街头、在日常生活中瞥见了它，在我们仍然最需要它的地方。

我们是否能想象巴黎公社那些非凡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平凡，嵌入从所有人自由竞争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生活之中？2020年发生的事情极为不凡。新冠疫情促使日常生活发生一场革命，一场被动的、甚至是致命的革命。但列斐伏尔所论的主动革命以及城市权利将会怎么样呢？一个去商品化、去资本化的城市生活能否变得不那么非凡，甚至完全正常？如果真正的合作成为日常秩序，我们前面和后面都有手和眼睛——正如马克思建议的那样——我们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在”的人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干预经济和社会时能做什么，在危机时刻能做什么；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想象它在危机过去之后的干预，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干预，促进合作和参与，使这个经历了如此之多自上而下的破坏的世界能够进行某种自下而上的重建。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城市权利不再意味着富人和权贵们调动自己的财产权，利用这些财产权去压迫别人，在工作和家庭中剥削他人，付出过少而索取过多。必须对资本的二级循环流动进行制度控制，采用某些方法阻止资本的二级循环流动，将其导向面向公共使用价值的基础设施和财产中，而不是服务于企业的交换价值。用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具体空间必须优于抽象空间。必须打破那些为数量增长而增长思考世界的思维“盲域(blind-fields)”，使之变得更长远、更有社会远见。

列斐伏尔说，如果有一天实现了城市权利，将类似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空间契约。联合的纽带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把彼此之间和城市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补充的是，在一个公共卫生危机的时代，这些“权利”现在需要与“义务”相互补充。公社一词，具有暗示性。公社社员对城市付出，认识到要让城市发挥作用，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关于他们，不是排他性地关于个人。公共服务意味着尊重集体，在彼此的领域里相互尊重。这里的自由来自于集体的需要，来自于对共同利益的贡献——从这个共同财富的存在中获利，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帮助创造财富。无私的成就感是无穷的。

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价值，得到肯定，保持强大和健康。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公共领域是如何被诋毁和撕裂的。社会契约的崩溃，最明显的莫过于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主导，拒绝承认对他人的责任。这里盛行的是一种荒谬的反社会契约，公然拒绝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是一个例证，因为据说这威胁到个人自由。数代人都被强行灌输了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诱导人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人，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不能，那么他们的权利就受到了侵犯。

任何公共的、共享的东西都被怀疑，被视为粗劣、低效，低等，唯恐避之不及。这不再看起来像意识形态：它已经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嵌入人们的大脑中，正如一直以来那样。这是一种信仰系统，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遗忘，如何背弃公共领域，因此背弃任何超越自我以外的对城市的责任。也许他们理由充分：公共国家已经被掏空，服务质量低劣。如今，公共部门的核心职能——规划和集体服务的组织——以巨额费用外包给遥远的私营咨询公司和承包商，似乎再自然不过了。但新冠疫情暴露了私有化国家的缺点。

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和应对疫情中的城市都有许多集体的必要性。这就像在革命中重建巴黎一样。任何城市权利的一个方面必须是愿意重新承认社会，毕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我们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是需要集体重建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更自由。英国推进疫苗接种的非凡成功，取决于一个非官方的陪衬人物：一群热心的志愿者大军，他们纷纷伸出合作之手，组织每一个疫苗接种中心、排队和交通流，甚至是注射。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干得有声有色，效率极高。也许是因为集体参与能提高个人成就感。每个人都懂得，每个人都感激，每个人被空气中的积极精神所鼓舞。等着疫苗注射，站着排队，真正感受到前面和后面的那些手和眼睛，让人振奋。

说来奇怪，也许这种集体感与公社社员的感觉是一致的。这种感觉在列斐伏尔的《公社宣言》中经常出现，并由一个现在很少说出口的词所表达：“尊严” 。我们现在很少听到这个词，因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生活，很多没有尊严，艰难，异化，每天都在为生存、为生计而挣扎。在这一切之中，尊严成了一种奢侈，一种遥远的理想。但尊严感，正如公社社员所了解的，来自于团结，来自于公共参与。贫穷但骄傲，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尊严，做了正确的事情，和别人一起做，抵御了孤立和无力，一起努力克服逆境，感觉到暂时发挥了作用，感觉到你可以成功。也许尊严的权利的确是《城市革命》出版50周年、巴黎公社150周年之际悄然宣告的：被尊重的权利，尊重他人的义务。如果说有一种风格值得效仿，那么就是尊严。这是一种伟大的风格。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风格。巴黎公社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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