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资本主义的尽头是……参与式社会主义

Original Thomas Piketty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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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尽头是……参与式社会主义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提出，我们需要思考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方式，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即一种参与式的、去中心化的、联邦式的、民主的、生态的、多种族的和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

Thomas Piketty, 2021. Time for Socialism: 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 Yale University Press.

来源：

https://yalebooks.yale.edu/book/9780300259667/time-socialism

https://www.lemonde.fr/blog/piketty/category/in-english/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又出新书，《是时候建设社会主义了：对2016-2021年火热世界的观察》(Time for Socialism: 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相对于皮凯蒂前两本书的大部头——《21世纪资本论》有900多页，《资本与意识形态》长达1000多页——本书篇幅不长。本书是皮凯蒂2016年9月至2021年2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月度文章合集，记录他对世界时事的观察与思考，并增加了部分额外的图表、参考资料和发表在《世界报》网站博客上的文字。本书按专栏文章发表时间分为四个部分：走向一个不同的全球化，2016-2017；如何改革法国？2017-2018；爱欧洲，就要改变欧洲，2018-2020；美国偶像的陨落，2020-2021。

皮凯蒂还为本书结集出版写了一个序言《社会主义万岁》。在序言里，皮凯蒂谈到个人的思想转变，从年轻时代目睹东欧剧变，成为市场经济的信仰者，此后，皮凯蒂基于对资本主义不平等发展的历史研究，批判超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逐渐成为一位社会主义者，明确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参与式社会主义。皮凯蒂在书中概述了他所论“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

如下为序言的节译。

社会主义万岁

如果1990年有人告诉我，我将在2020年出版一本题为《社会主义万岁！》的法语论文集，我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很烂的笑话。当时我还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刚刚度过1989年的秋天，听到电台宣布东欧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崩溃的消息。

1990年2月，我参加了一个法国学生旅行团，去支持罗马尼亚的年轻人，他们刚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政权。我们半夜抵达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首都）机场，然后乘车前往坐落于喀尔巴阡山脉弧形地带、颇为悲壮的雪城布拉索夫。罗马尼亚的年轻人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子弹对墙壁的冲击，这是他们“革命”的见证。1992年3月，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在那里我看到了同样空荡荡的商店和同样灰色的大道。我设法参加了一个名为“精神分析与社会科学”的法俄学术会议，我和一群有点迷茫的法国学者一道参观了列宁陵墓和红场（“俄罗斯的革命圣地”），俄罗斯国旗刚刚换下了苏联国旗。

我出生于1971年，属于没有时间受到共产主义诱惑的一代，我成年的期间，苏维埃主义的绝对失败已经非常明显。像许多人一样，1990年代的我，自由主义倾向远大于社会主义倾向，像孔雀一样为自己的判断力感到骄傲，并怀疑长辈和一切怀旧的人。我无法忍受那些顽固拒绝看到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是解决方案一部分的人。

但是，三十年后的2020年，超资本主义已经走得太远，我现在确信，我们需要思考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新方式，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即一种参与式的、去中心化的、联邦式的、民主的、生态的、多种族的和女权主义的社会主义。

历史将决定“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否已经明确消亡，而必须被取代。就我而言，我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被拯救，甚至认为社会主义依然是描述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的最合适的术语。无论如何，仅仅“反对”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都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首先“支持”其他什么东西，这需要准确地命名我们希望建立的理想经济体系，我们心目中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最终决定给它起什么名字。人们常说，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未来，因为它加深了不平等、耗竭地球。这话不错，但在没有明确解释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存在。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教师和研究者，我专门研究不平等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财富分配和政治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出版了几本大部头的书。我还参与创建了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这是一个庞大的集体性、参与性项目，旨在让全球不同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演变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

基于历史研究的教训，以及1990-2020年期间作为一位公民观察员的经验，我在上一本书《资本与意识形态》中试图概述“参与式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而我将在本书中总结主要结论。然而，我必须明确指出，这些“要素”只是其他诸多要素中的一个起点，是对集体阐述、公开讨论以及社会和政治实验的巨大过程的一个微小贡献，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考虑到过去失败的规模和未来挑战之大，我们必须采取谦逊和坚韧的态度。

踏上平等和参与式社会主义的长征

让我从一个会让许多人觉得惊讶的声明开始。如果我们从长远的目光来看，那么迈向平等和参与性社会主义的长征早已经开始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不可能性阻止我们沿着这条开阔的道路继续前进。历史表明，不平等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或技术问题。

这一乐观的观点在这个阴郁的时代似乎显得自相矛盾。然而，它恰恰与现实相吻合。长期以来，不平等程度已经急剧降低。这尤其要归功于20世纪引入的新的社会和财政政策。当然降低不平等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事实是，通过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例如，考察过去两个世纪财富集中的演变。首先，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份额达到天文数字的水平。这表明至少就财富再分配而言，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承诺理论多于现实。随后，二十世纪，最富有的1%群体的财富份额急剧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约占总财富的55%，现在则接近25%。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份额仍比最贫穷的50%群体所拥有的财富高约五倍，他们只拥有总财富的5%多一点（尽管根据定义，他们的人数是最富有1%群体的50倍）。更重要的是，自1980-90年代以来，如此之低的份额还在继续下降，这一下降趋势不仅出现在美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同样如此。

简而言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财富（亦即经济权力）的集中度明显下降，但它依旧非常高。财富不平等的减少主要有利于“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即介于前10%和后50%之间的40%的人口），但对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来说则受益甚微。最富有的10%人口的财富份额大幅下降，从80-90%下降到50-60%左右（依旧相当可观），但最贫穷的50%人口的财富份额始终非常微小（见图1）。最贫穷的50%人口收入改善情况比财富稍好一些（在欧洲，他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从不到10%增长到20%左右），改善有限，但是有可能会逆转（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最贫穷的50%人口收入的份额下降到10%）。

作为平等权利载体的社会国家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过去一个世纪，世界尤其是在欧洲发生的不平等程度的降低？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对私人财富的破坏之外，必须强调20世纪许多欧洲国家对法律、社会和税收制度进行的巨大变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1910-1920年和1980-1990年间福利国家的兴起，对教育、健康、退休和残疾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险（包括失业、家庭、住房等）的投资得到发展。1910年代初，西欧的公共支出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并且其中大部分用于与治安、军队和殖民扩张相关的公共支出。在1980和1990年代，公共支出总额达到国民收入的40-50%（之后稳定在这一水平），主要用于教育、卫生、养老金和社会转移方面的支出。

这种发展使欧洲在20世纪在获得教育、卫生、经济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物品方面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或者至少比以前所有社会获得这些基本物品的机会更加平等。然而，自1980和1990年代以来，尽管基本物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学校教育水平提高，但福利国家的发展却停滞不前，故此，不能把公共福利的发展视为理所当然。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危机充分暴露了医院和相关人力资源的不足。全球大流行病危机揭示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走向社会国家的进程是否会在发达国家中恢复，并最终在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

以教育投资为例。在二十世纪初，西欧各级教育的公共开支不到国民收入的0.5%。这意味着极端的精英主义和有限的公共教育体系：广大民众不得不在拥挤和资金不足的小学就读，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20世纪，教育投资增加了10倍以上，1980和1990年代达到国民收入的5-6%，教育迅速普及。教育普及是过去一个世纪推动社会更平等、更繁荣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

相反，尽管近几十年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急剧增加，但是教育投资总额停滞不前，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收入增长放缓。应该指出的是，教育获得的社会不平等依旧持续。美国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私立付费高等教育）的概率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收入。法国也表现出类似特点，公共教育总投资（所有级别）的分布非常不均衡，特别是在选修和必修学习课程所分配的资源之间存在巨大不平等。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学生人数急剧上升（从200万到今天的将近300万），但公共投资没有跟进，特别是大学一般课程和短期技术课程，所以生均投资急剧下降，意味着相当大的社会和人力浪费。

迈向参与式的社会主义：促进权力和所有权的更大流通

单单教育平等和福利国家是不够的：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重新思考整个权力和统治的关系。这尤其需要在公司中创建更好的权力分享机制。

我们必须再次从20世纪行之有效的做法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和瑞典，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中期成功地对股东进行了新的权力划分，采用共同管理制度的形式：当选的雇员代表在大公司的董事会中拥有多达一半的席位，即使他们没有任何股份所有权。重点不是要把这种制度理想化（在打成平手的情况下，永远是股东拥有决定性的投票权），而是指出这是对经典股份所有者逻辑的一个大转变。这意味着如果员工持有资本10%或20%的少数股权，或者如果地方当局持有同样份额的股权，那么即使面对资本最大股份的股东，也可以推翻他们的决定。这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引起了有关国家股东们的大声疾呼，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斗争，但事实是它丝毫没有损害经济发展。恰恰相反，各种迹象表明，这种更大程度的权利平等有利于员工对公司长期战略的更大参与。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股东的抵制阻碍了这些规则的广泛传播。在英法美，股东依旧掌握着公司几乎所有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工党一样，在1980年代之前一直赞成以国有化为中心的做法，他们认为瑞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权力分享和雇员投票权的战略过于保守了。但是在苏共解体后，国有化议程消失了，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基本放弃了所有权制度转型的任何前景。关于北欧—德国共同管理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大约十年，现在是时候将这些规则推广到所有国家了。

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推动这场运动向更广泛分享权力的方向发展。例如，除了雇员代表应在所有公司（包括最小的公司）拥有50%的投票权外，在股东的50%的投票权中，在足够大的公司中，单个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份额不能超过一定门槛。如此，一个同时也是其公司雇员的单个股东将继续在一个小公司中拥有多数投票权，但一旦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就必须越来越依靠集体审议。

为了确保权力的真正流通，还必须调动税收和继承制度，以鼓励财富的更大流通。如前所述，最贫穷的50%的人群几乎一无所有，自19世纪以来，他们在总财富中的份额几乎没有提高。那种认为只要等待财富的普遍增加就能使财富得到普及的想法意义不大：果真如此，我们早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了。故此，我支持一个更积极的解决方案，即全民最低财产(the minimum inheritance for all)，例如，每个人在年满25岁时可以获得12万欧元（即今天法国每个成年人平均财富的60%）或18万美元（即今天美国每个成年人平均财富的60%）。这一笔钱的总额大约占每年国民收入的5%，可以通过每年的累进财产税（即对扣除债务的房地产、金融和专业资产征税）和累进继承税的混合方式来取得。

在理想税收制度的情况下，设想税收总额约占国民收入的50%（接近西欧目前水平，但将进行更公平的分配，未来可能还会增长），将由两个系统组成，一个是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系统（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可为最低限度遗产提供资金），另一个是由累进个人所得税、社会捐款和碳税（用个人碳卡来保护低收入人群，促进负责任的行为，并对高碳排放的个体行为征收高税收）组成的综合系统，这将带来约45%的国民收入，为所有其他公共支出提供资金，特别是所有社会支出（教育、卫生、养老金、社会转移和基本收入等）和环境相关的支出（运输基础设施、能源转型、热能改造等）。

全民最低财产代表了公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10万或20万欧元或美元的财富，与完全不拥有（或只拥有债务）相比，确实能够产生很大变化。当你什么都没有时，你必须接受一切：任何工资，任何工作条件，或几乎任何东西，因为你不得不交房租和养家。一旦你有了一小笔财产，你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接受正确的建议之前，你有能力拒绝某些建议，你可以考虑创建一个企业，或者可以买一个房子，而无需每个月交房租。通过如此重新分配财产，我们可以重新定义整套的权力和社会支配关系。

在我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拥有几十万欧元，少数人可能拥有几百万欧元，但更高的持有量（几千万或几亿，更不用说几十亿）只是暂时的，会很快被税收制度降到更合理、对社会更有益的水平。

建设女权主义的、多种族的和普遍主义的社会主义

我所呼吁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基于如下几个支柱：教育平等和社会国家、权力和财产的永久性流动、社会联邦主义，以及可持续和公平的全球化。对于上述的每一点，我们都必须毫不退让地清算20世纪所经历的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的不足之处。

在20世纪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经验的诸多局限之中，我们还必须强调，父权制和后殖民主义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这些不同的问题孤立起来思考。我们必须在基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的真正平等的全面社会主义项目的框架内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

尽管形式有所差异，至今为止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父权制社会。男权统治在二十世纪初之前先后演替的不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中都发挥了核心的、明确的作用，无论是在三元制、产权制抑或殖民主义社会。在整个20世纪，统治机制变得更加微妙（但也不乏真实性）：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已经逐渐建立，但“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的意识形态在1945-1975年期间的法国达到了顶点，即所谓的“辉煌三十年”。在1970年代早期，法国的雇佣劳动者中将近80%为男性。注意，指标及其政治化的问题非常关键。我们往往被告知“同样的工作”的性别收入差异为15%或20%。问题恰恰在于，女性没有机会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在职业生涯结束时，平均性别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将持续到退休，不包括职业中断）实际上为64%。如果我们审视获得收入最高的工作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变化非常缓慢：按照目前的速度，需要到2102年才能达到性别平等。

为了加速这一运动并真正摆脱父权制，必须在公司、行政部门、大学以及议会的责任岗位中采取有约束力的、有据可查的制裁措施。研究表明，改善妇女的代表性可以与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性齐头并进，目前社会弱势群体在议会中几乎缺席。换言之，性别平等必须与社会平等同步推进。

性别歧视问题还必须与反对民族/种族歧视的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特别是就业获得问题。这也涉及到集体和公民对殖民和后殖民历史的重新认识。今天，不少人看到依然矗立在许多欧洲和美国城市的奴隶贩子的雕像受到来自不同背景的示威者攻击而感到惊讶。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的共享程度。

目前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病危机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让我们思考为世界上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和教育拨款，其资金来源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行为者（大公司和拥有高收入和高资产的家庭）支付的税收收入。这一经济繁荣毕竟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世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无节制的剥削之上。因此，它现在需要全球监管以确保其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最后，让我重申一个事实：我所呼吁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并非自上而下：等待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到来，并由其强加解决方案是没有用的。这里提到的办法旨在开启辩论，而不是关闭辩论。真正的改变只能来自于公民对作为组织集体审议的基础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指标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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