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 隔离如何塑造了建筑、街道与城市？

Original Manaugh et al. 城读 202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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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如何塑造了建筑、街道与城市？

隔离促使人们创造性地重新思考建筑环境。

Geoff Manaugh and Nicola Twilley. 2021. Until Proven Safe: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Quarantine. Farrar, Straus & Giroux.

来源：

https://bldgblog.com/2021/07/until-proven-safe/

https://www.nytimes.com/2021/07/26/books/review-until-proven-safe-quarantine-geoff-manaugh-nicola-twilley.html

https://www.wsj.com/articles/until-proven-safe-review-nicola-twilley-geoff-manaugh-quarantine-covid-pandemic-11626450804

始于2019年的新冠疫情迫使人类采取源于14世纪的传染病应对手段——隔离。隔离是我们对传染病不确定性最有力的应对措施：它意味着等待，看隐藏在身体之内的东西是否会被发现。隔离也是一种危险的应对措施，通过假定有罪的假设来运作。隔离中的人被认为具有传染性，直到证明安全。

杰夫·马纳夫(Geoff Manaugh)与妮可拉·特莉(Nicola Twilley)合著的《隔离：封城防疫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追踪了全球隔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从14世纪为遏制黑死病而建的传染病医院到伦敦的埃博拉实验室，从为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做准备的美国疾控中心的走廊到封闭模拟。但是隔离的历史绝不止限于医疗隔离的历史。本书到访了新墨西哥州沙漠之下的核废料隔离设施，参观罹患威胁世界小麦供应的疾病的植物，并前往美国宇航局的星球保护办公室，防止地球遭受外星感染。本书还讲述了希望通过监控和算法预测彻底改变隔离的企业科技巨头的故事。

本书作者之一杰夫·马纳夫与Luigi Bertinato博士分别穿着21世纪的防护服与14世纪黑死病时期医生穿的防护服。

隔离既可能拯救生命，也可能是危险的，隔离以控制疫病的名义行使非凡的权力。任何强大权力的行使都会带来滥用的可能性。本书讲述了历史上疫病控制措施反映社会偏见的例子。1900年，旧金山唐人街的卫生警戒线在白人拥有的企业周围呈“之”字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保护可能被征召到海外作战的男人的名义下，美国地方官员被授权对“有理由怀疑”患有性传播疾病的年轻妇女进行隔离。1991年，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设立了一个“H.I.V.监狱营”，用于拘留寻求庇护者。正是这个威廉·巴尔在2020年10月可能接触到新冠病毒后拒绝隔离。

隔离的起源

英语隔离一词(Quarantine)来自意大利语的“quarantena”，是“quaranta giorni”的缩写，意为“四十天”，隔离是人类对抗瘟疫最古老的应对措施。从理论上讲，隔离是最低限度的，其作用是将疑似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分开，但这种表面上看似简单的区分却为哲学上的不确定性、伦理上的风险与政治权力可能的滥用打开了大门。

隔离背后的逻辑直截了当：你的身体内可能有一些危险的、具有传染性的东西，正处于传播的边缘。观察它是否会出现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就是隔离。隔离既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共医疗工具，但隔离也可以是对无数道德、伦理和宗教弊病的一种极富诗意的隐喻：它是一个等待的时期，看隐藏在你体内的东西是否会出现。

几百年来，隔离一直被用来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推迟我们与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没有天然免疫力的东西之间的接触。本质上，隔离是一个空间解决方案，其核心是监控。

当建筑师与工程师设计隔离空间时，无论是特意建造的医院隔离病房、改装房车、改造汽车旅馆，抑或是密闭温室，他们都试图消除人们在社交互动时的风险。故此，历史上，隔离检疫最常发生在相遇之地，在入境口岸，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甚至一个物种与另一个物种相遇之地。事实上，今天某些地缘政治边界正是因为隔离而存在：历史上民族国家和帝国为保护自身不受逼近的威胁而划定分界线，留存至今。如果有什么可怕的、甚至可能致命的东西要来临，人们会想方设法延迟它的到来。这种延迟就是隔离。

从14世纪开始，为了应对黑死病，人类开始了自我隔离和相互隔离。1377年7月，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滨海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要求隔离的强制性公共卫生措施。当时该市市府批准的一项条例规定，“来自鼠疫疫区的人不得进入杜布罗夫尼克及其地区，除非他们在姆尔坎岛（圣马克岛）或卡夫塔特镇隔离消毒一个月。” 面对瘟疫，杜布罗夫尼克的长老们没有关闭城市大门，牺牲贸易的经济利益，而是建立一个缓冲区，推迟可能感染疫病的人和货物进入城市，直到证明安全。

因此，隔离是来自中世纪的老办法，在现代世界中重新获得中心地位，但隔离的起源具有出乎意料的宗教血统：隔离最初只限于三十天，隔离与四十天同名，使其具有神学意义。通过采纳四十这一数字，隔离在概念上被追溯到圣经时代。从那时起，隔离是一个清洁期，明确参照了基督在沙漠中的四十天、基督教大斋期的四十天、迫使诺亚建造方舟的四十天的雨水，甚至摩西在西奈山顶等待十诫的四十天。

隔离期的宗教意义不是巧合，它的选择是为了给需要的人带来安慰，并鼓励接受隔离的人将其视为一个在奉献中度过的净化期。隔离既基于信仰，又基于医疗，既是对灵魂的净化，又是对身体的清洁。接受隔离是为了自身与世界保持距离，以便经历净化，然后重新进入世界，保证世界不受传染。

隔离如何塑造了建筑、街道与城市？

威尼斯是研究隔离历史的最佳起点。尽管隔离首先在杜布罗夫尼克强制实施，但正是在威尼斯，隔离被发展成为一门建筑和空间科学。威尼斯本身是一个由岛屿、运河、桥梁和码头组成的迷宫，同时也构成一个试验地理控制的新形式的天然实验室。城市本身成为防止疫病传播的武器，通过操控城市空间作为防御疫病传播的形式。

14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被瘟疫围困的城市：一种神秘的、高传染性的鼠疫开始蔓延整个地中海欧洲，危及居民和他们的收入来源，而且根本不知道要如何阻止瘟疫扩散。待鼠疫结束之时，三分之二的威尼斯人死于鼠疫。

将人与货物隔离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使市政当局能够利用城市形态本身作为检验新兴医学假说的工具。隔离是揭示物理互动、空间临近和疾病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式，隔离证明流行病学的视角可能才是理解鼠疫的最佳方式，而不是占星学或体液学的视角。接受和实施隔离是医疗实践现代化的早期历史风向标，至少表明人们开始相信世俗和科学，而不是宗教和超自然对疫病的解释。

实施隔离促使人们创造性地重新思考建筑环境。几百年来，传染病迫使人们为旧建筑寻找新用途，或者干脆发明新建筑。

1423年威尼斯建造了第一座传染病医院(lazaretto)，一个旨在限制潜在感染者的大型石制建筑。若干年后，威尼斯又建造了另一种建筑结构——每座建筑都位于自己的岛上——在那里为公众利益提供食物、水和医疗护理。

在16世纪的英国，根据国王亨利八世宣布的法令，用于隔离的房屋必须用长长的白杆在外墙上做标记，仿佛豪猪的毛刺一般，末端还附有稻草或干草。这些标记既作为高度可见的警告标志，也形成物理障碍，警告行人和马车避开某些街道。

在16世纪末的威尼斯，用于隔离的房屋也被标上醒目的警告标志，例如木制十字架，并用木板封住并从外面锁上，防止隔离房屋内潜在的感染者逃脱。

对于那些被隔离的人来说，隔离往往是痛苦的；条件可能是肮脏的，甚至是残酷的。正如拜伦在他的诗歌《告别马耳他》中所回忆的那样：

“再见，你这该死的隔离，

让我发烧，还有脾脏！"

隔离是政治现代性和医学理性、公共精神和基于证据的科学的早期例子。这不无讽刺意味：今天，隔离往往被认为是中世纪的，甚至是原始的，但在黑死病时期，隔离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非常复杂和现代的行为。

作为一个强大的手段，隔离的规则少得令人吃惊，然而表面限制的缺乏正是赋予隔离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灵活性的原因。

隔离最重要的规则是，隔离需要不确定性，这是自隔离诞生以来即存在的规则，今天依然是世卫组织和疾控中心指导方针的基础。如果你知道自己感染了某种传染病，并且如果你被告知留在家里或医院以避免传播这种疾病，那么你就没有被隔离检疫：你是被隔离了(isolated)。根据定义，隔离检疫是从怀疑的状态中产生的：它是关于潜在的感染和可能的风险。

隔离检疫(quarantine)与隔离(isolation)往往被视为同义，互换使用，甚至医学专业人士也是如此。两者都涉及以公共卫生的名义拘留，两者实践看起来也一样。但两者指的是不同的事情，无论在医学上、法律上和哲学上的影响都不相同。被隔离检疫的人目前是健康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会生病。

隔离检疫在某个时间点上必须结束。如果你处于永久性的隔离状态，那么事实上这不是隔离检疫，而是被隔离，甚至被囚禁。隔离检疫反映了所要遏制的病菌的潜伏期。对于某些传染病，你只需要等待几天就可以确定是否被感染；对于其他传染病，可能需要两周或更长的时间。无论哪种情况，你都会在某一时刻摆脱隔离。

在过去的六百年里，隔离不但塑造了世界各地对传染病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且也塑造了街道、建筑和城市、边界、法律、身份和想象力。隔离既激发了在城市边缘建造巨大的堡垒式设施，也在现代大都市的中心建造高科技医疗机构。

通过研究隔离的内容、地点和原因，我们不仅是在探索科学理解的极限，也是在挖掘我们最深的恐惧、偏见和身份认同。隔离揭示了我们如何定义和监督自我与他人的界限，我们珍视保护的东西和我们愿意牺牲的东西。隔离往往是有缺陷和漏洞的，有时甚至极不公正。隔离几乎总是被简单地设计为一个缓冲区，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来考虑。有时，隔离是唯一使我们免于死亡和灾难的手段。

今天，隔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因为人类改变环境的方式已经使天平倾向于新型病原体。纯粹的数量优势以及更快的代际循环的进化优势，使细菌和病毒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上风。当人类活动改变气候、当人类深入世界各地以前未曾开发的地景、当人类砍伐雨林、干扰偏远的洞穴、破坏生态系统时，人类也在接触野生动物，甚至进食和养殖野生动物，把野生动物和它们的疾病带到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成千上万的病毒和细菌提供了溢出、跨物种感染的机会，从而引发新的传染病。隔离是最好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借此保护人们免受新的、真正的外来物种的影响。隔离为我们赢得了应对传染病所需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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