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周珩帮丨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的文本范围及其他问题

图1 孔纸7正面

图2  孔纸33-1

图3  孔纸25-1，又称《济白帖》

图4  OR. 8212之1401     （LA II.i.(p)正背面）

图5 《张济逞文书》书体与其它文本的对照

图6  孔纸31-7，摹钟繇楷书残片

图7  孔纸24-2上的小字

*原文刊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G].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9、148-150、160、222、238-242、276-278、290-293、296、300、549.

[2]孟凡人.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20-21、24-26.

[3]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79、183、250、268.

[4]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69.

[5]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历代职官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91.

[6]张政烺、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职大辞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139.

[7]汪涛，胡平生，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7-8.

[8]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9-125；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26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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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件正面第二、三行的释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误释了“具”、“区”等字。笔者又依据墨色的不同，将三行原释为“高”的字，暂定为“济”，其结构和运笔与孔纸25.1、25.3、32.2、33.1相同，惜漫漶残破，左边三点水又溢出行外，因此仅为推测。

[2]该字应释为“比”，《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释为“以”，有误。

[3]该残纸第一行为“别阔思”的草体，书写规范，“别阔思”为魏晋书信常见语，《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释为“若深思”，有误。

[4]L．A．Ⅱ.ii-孔纸25.1第一行第十字，孔拉德和孟凡人先生释为“常”，林梅村先生、赤井清美《汉简》释为“帝”，侯灿先生用后者。现据OR.8212/1861上清晰的楷书“虎”字及草书样式，该人名应订正为“羌虎”。

[5]为全文编号统一，本段引文将C.P.N^o（纸文书缩写）替换为“孔纸”。

[6]图1各残纸为节选。图见：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60、276、162、217、238、242、290、286、234.

[7]图见：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G].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148-150、160、164-166、208-213、222、234、238、242、248、274-284、290、292-293、300、547-549；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71-176、179-186；汪涛，胡平生，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G].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图版十四。

[8]侯灿先生已经指出橘西图史（8）中的四件文书与L.A.II.ii有密切关系，且与“李柏文书”在书体笔迹风格上有异，见侯灿.跋片山章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J].西域研究，1999（3）。笔者在侯先生成果基础上，新增“琦顿首”1件，除了“何奈”一件外，也进行了命名更正：“这这”是“适闻”二字的草书，更名为“适闻”；“故未”新增首字，更名为“徒故未”；“海海”更名为字迹清晰的“问言”。

[9] LA.II.i.(a)为“旨得示具”的反复草写，《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释为“旨得示里”，有误。

[10]为官楼兰似乎不应是中书舍人，可能是舍人出生的“大中正”，负责评定士族品第，一般出自恩幸和官宦。另外，张景恪有可能曾在中原任职“大中正”，或西域长史府是否也有“大中正”的设置，还需资料佐证。

[11]孔纸25.3背面前四行首字均为“比”之草写，《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释为“以”有误。

[12]上述木简图见《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92、96、98、99、101、103、107、144页。该书将孔木116结尾释为“奉如四写”，有误。

[13]“李柏文书”的书写年代说法不一，但目前学界大多认可王国维先生确定的345年或不久。详见《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532-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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