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父这两年能捡回一条命，村里人都说全靠了女儿。
他发病相当突然，毫无征兆，前一分钟还在好端端地跟人开玩笑，后一分钟就像家具猛然间散架了一样，轰然倒地。大姑赶紧去扶，他已口吐白沫，双眼紧闭。他本就壮实，这些年发了点小财后敞开了吃，更是膀大腰圆，倒下后死沉死沉的，根本拉都拉不动。
得亏亲友协助，好不容易拉到城里医院一看，医生说：“你们要想保命，赶紧拉到上海大医院去，我们这治不了。”大姑父的两个弟弟都力主救治，他们自己就有车，马上就能走，医药费不够，兄弟可以一起凑，但到底怎么办，他们眼睛都看着嫂子。
大姑那会已经快哭出来了，浑然没了主意，且不说能不能救活、救活要多少钱、怎么才能有路子进上海的大医院，她连那些大医院的门都没进去过，根本不知道怎么才能顺利入院。事后她还心有余悸地对我妈说：“三嫂你那会陪三哥去上海看病，怎么能一个人搞定？我是真没那个本事，在里面晕头转向，感觉跟迷宫似的。”
那当口，最后还是女儿晓丽拍板，立刻转院，但上路后还不知道能转到哪里去——毕竟像这样突如其来的重症，也不是哪家医院都愿意接收的，更未必有床位，何况疫情之下，所有医院的管控都严格了许多。就这样，她一路上不断打电话，把能找到的关系都找了一遍，终于敲定了一家，马上掉头，直奔医院。
当晚8点多入住，医生检查完后当即动手术，半夜从手术室里出来，对着家属们说：“你们要是再晚送来半小时，我们也没办法了。”母女俩惊魂未定，既庆幸又后怕，抱头痛哭了一场。
大姑原本重男轻女，女儿小时候开口便骂“贱人”，这些年来却也渐渐觉得还是女儿靠得住。儿子中专毕业后跑远洋轮，一年倒有半年看不见人影，就算回岛来，婚后也多是住在女方家里，在老婆面前没有二话，连春节也不回来探望下父母。儿子那种内向温驯，其实颇肖其母，而女儿却自小爽朗泼胆，更像其父，所以大姑父向来跟女儿更亲，但父女俩一般的脾气，好起来花好稻好，但也难免有时相互看不顺眼。晓丽向来就直言无忌，这两年在家里开骂也是家常便饭，又没大没小惯了，当着面就对父亲说“你只乌怂壳子（等如说“你个傻逼”），也就我妈才会跟你”，对母亲也并不客气，嫌她老是忙里忙外也不知忙活个什么名堂，挖苦说：“你就一直做吧，挣的这点钱将来还不够你买药吃。”大姑父有一次被女儿数落后，也忍不住发飙：“妈的都嫁出去了还老赖着不去夫家，就知道啃我们，真个老话说的，‘强盗丫头贼外孙’。”我妈冷嘲：“你就嘴硬吧，等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总认得她。”他余怒未消：“死就死了，认得她什么？”晓丽只比我小两岁，出嫁已有十多年，但确实经常住娘家，虽然在邻镇的夫家有房，却几乎从来不去。她自小为人处世八面玲珑，这些年混得不错，不但在县城买了房（为了孩子读书），不知怎么的居然还挤进了城里的事业单位，虽然不属公务员编制，钱不多事也很少，反正每天下班早，懒得买菜做饭，于是每晚开车回娘家，父母等她七点半到了再开饭，老公倒等如是倒插门女婿一般。她老公姓吴，是她职校毕业后在长征农场的珠宝厂里认识的，那时觉得他为人温和可靠，又曾去日本劳务输出过，算小有积蓄，二十一岁就结婚了。有一回她婆婆来，我妈说“你儿子真是好人，现在年轻人里少有”，当妈的笑笑说：“他傻咯。我这儿子，是帮别人家生的。”她老公向来脾气好，这次倒也忍不住说了句：“现在都九年义务制教育了。”
有一次，吴心血来潮说起不如把两人的姓氏嵌入儿子的名字，叫“吴爱倪”算了，那时不知何故逢彼之怒，她怒道：“操你妈逼，什么吾爱你？爱你个毛？”我以前其实挺喜欢这个生性活泼的表妹，但十多年来聚少离多，印象中她仍停留在那个扎辫子的秀气小姑娘上，浑未料想她早已是一个干脆泼辣的少妇。姑父出院后，我回老家去探望，见她忙里忙外，憔悴中又透着矫健，说话还是那么嘎嘣脆，我们都说姑父幸亏有了她这个好女儿，她也不否认，只说：“我从小读书不行，没表哥这样的命，知道自己吃不了那碗饭，小老百姓就只能这样，不拼命没活路。”他们这一家，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当初，大姑原不肯嫁入同村的倪家，哭了好几天，但她畏惧奶奶，终于还是从了。那会她有手巧而勤快的名声，未来的婆婆逢人便说，娶到这媳妇是福气。事后证明，她确实很会持家，但正因此，手也极紧。女儿晓丽出生时难产，也不知怎么回事，阵痛时胎心不好，不痛时胎心又好了。那会姑父抱着妻子手足无措，眼泪水簌簌落，不知如何才能保住母女平安，原已打算不得已放弃胎儿了，紧急转院到县中心医院，所幸遇到一个老医生，省了剖腹之痛，救活了这个命悬一线的孩子。当时奶奶有些看不过去，对女儿说：“我生七个孩子都没你如此难，看这样，可别再生了。”我妈那会刚过门没几年，但对村里的事也多少看清三分了，在旁说：“倪家重男轻女，不可能不要，何况你女婿是长子。”果然，两年后儿子出世，姑父一时满面喜气，姑妈则因违反计划生育而被村办企业辞退。那两亩薄田难以养活四张嘴，穷人别无可卖，只能卖一身力气。夫妻俩务农之余，几乎各种杂活都做过了：养猪养羊养鸡鸭、做豆腐、经营石灰场、轧米厂、接活做夹子（四十元一天），最近两年又开了棋牌室。在我印象中，大姑就没停过，做豆腐尤其劳苦，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起来磨豆腐，过滤豆渣、加卤水，做好后再切块，必须赶在清早五六点乡民们赶集前完成所有工序。奶奶去世那天一早，村里的兰芬上镇，瞥见大姑已经在轧米厂里忙活，惊讶之极：“你怎么还在忙？你妈都快不行了。”那会奶奶已经休克了三次，到早上九点，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有时说起这些，我妈也感慨：“你大姑的命是真苦。前两年好不容易挣了点钱，结果现在又被套牢了。”姑父经过这一场大病，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中风之后半身偏瘫，一个月里就瘦了三十斤，只能坐轮椅。虽然有女儿时常回来照顾，儿子也会不时回来，扶着父亲在河边走走复健，但日常照料的重担毕竟还是责无旁贷地在老妻身上。有了这样的事，棋牌室自然也开不成了，别说精力牵扯，邻居也不愿上门了。有一次，大伯家里有事，大姑推着轮椅过去，其时大姑父出院未久，歪着头瘫坐在那，一块豆腐都没办法自己咀嚼吞咽下去，口水也无法自制，纸巾丢了一地。大堂哥后来说：“我看到那样，都直犯恶心。”现在一年多下来，大姑父的状态已比早先好多了，至少扶着河边的栏杆，能自己走走。探望时，我说起有朋友也不幸中风偏瘫，靠着顽强的毅力复健，现在已行走自如了。晓丽说：“那你朋友多大年纪？对嘛，才四十，我爹都七十了，恐怕悬。”其实我内心也知道这极难，小姑父也和我妈直言，他这连襟“已经是废人了，我看是站不直了”。
不过，我妈还是劝大姑母女俩多推他出去走走，一是因为他生性爱热闹，老在家里冷清清的无人上门也不是个事；二是大姑也需要透透气，“你也就这时才能出去走走，不然像没脚镣的犯人似的，寸步不能离开他了”。在病后，大姑父对妻女的依赖到了空前的地步。眼睛里看不见她们，就要叫唤起来。有时半夜都要起身几次，一会要这个，一会要那个，一年多下来，姑妈斑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有一次对我们说起这，她心酸不已：“我家这位不像三哥，他哼哼唧唧的很难伺候，像个老小孩。”一句话也勾起母亲的酸楚：“这确实有一句说一句，你三哥那会手术后那么难受，都是忍住不说的。有一回甚至赶我回家去，不要我陪夜，他说：‘我还不知道你？你要是睡不好了，牙痛什么的都会冒出来，你倒下了我怎么办？’”这些对话，通常也就在姑父面前进行。姑妈有时都埋怨，姑父“很想活”，都不知道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村里也有人说，早知今日这无穷的苦，当初到底该不该救？倪家的兄弟当然力主救，但救完了，照护的担子还是落在母女俩头上。这话我听是听过，但当着他们一家人的面，实在是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