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跨境金融纠纷管辖新规
本文首发于《商法》之“涉外争议解决”栏目，
经授权转载
近期，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北京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北京管辖规定》），并随后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上海管辖规定》与《北京管辖规定》合称“京沪管辖规定”）进行了同步修订，京沪管辖规定首次对境内投资者所涉跨境金融纠纷诉讼的管辖作出了明确规定。
实施跨区域集中管辖
基于对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中国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了金融法院，在此基础上通过京沪管辖规定形成了京沪金融法院对跨境金融纠纷实施跨区域集中管辖的制度安排。
京沪管辖规定的第二条规定，就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的诉讼，以及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的诉讼，京沪金融法院均享有管辖权。
就上述安排可能产生的两地金融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最高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在就《上海管辖规定》答记者问中表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35条和第37条的规则解决，由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辖，如两家法院之间就管辖权发生争议可报请最高法院指定管辖。
法律依据
京沪管辖规定出台之前，虽然中国法院对跨境金融纠纷进行管辖的案例极为少见，但在规定层面上中国法院管辖此类纠纷于法有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六章明确规定，虚假陈述行为人的责任属于“共同侵权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65条和民诉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侵权人位于境外的侵权纠纷可由侵权行为地（侵权行为实施地或结果发生地）或侵权行为人境内代表机构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据此，对于境外金融活动引发的侵权纠纷，即使侵权主体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实施地位于境外，侵权主体境内代表处所在地或者受害人所在地的中国法院亦有管辖权。
此外，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据此，《证券法》、《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具有了域外适用的效力。
最高法院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确立京沪金融法院对跨境金融纠纷的管辖权。《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5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的设置、组织、职权和法官任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作出《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合称《决定》），《决定》在设立京沪金融法院的同时对其管辖范围作了一般性规定，并明确最高法院可以进一步确定其管辖案件的范围。最高法院正是根据上述《决定》确立了京沪金融法院对跨境金融纠纷的管辖权。
有待观察和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十余年里，包括中概股在内的境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频发，涉及中国投资者的亦不在少数。因相关诉讼主要在境外进行，境内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难度很大。京沪管辖规定实施后，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得以明确，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了新的司法途径。特别是对于境外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其运营实体及相关人员皆位于境内，若中国投资者因境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遭受损失，则可在境内起诉，被告不限于境外上市公司，亦可包括参与虚假陈述的境内运营实体、相关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等其他主体。若侵权主体位于境内、在境内拥有资产或经营活动位于境内，则中国法院在调查取证、财产和证据保全、判决执行上皆存在较大的便利。
从这个角度而言，其相比境外诉讼更有利于中国投资者实现权利。当然，与此同时，中国法院审理此类纠纷亦面临新的挑战，诸如跨境取证的难度、境内外平行诉讼的协调、文书送达的效率、证据形式的要求等问题皆可能影响案件审理效果，也可能构成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和实现权利的障碍。因此，通过京沪管辖规定明确中国法院对跨境金融纠纷的管辖权，是中国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重要举措，为保证其实现应有的效果，在既有的原则性规定基础上，仍需综合考虑此类诉讼的特点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则。
2. Serving litigation documents abroad effectively
3. 裁决被申请人向合同第三人履行债务是否构成“超裁”？——以一宗仲裁案件为视角
4. 有哪些坚守又有哪些革新？——最高法院《民法典会议纪要》商事裁判规则解读
5. Arbitration and Insolvency Proceedings: Chinese Law Perspective
7. Clarity obligations of standardised clauses under Civil Code
9.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10. 新证据规定下的域外公文书证
11. New provis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public documentary evidence
13. Applying New York Convention’s ‘public policy’ clause in China
14. 从最高院司法判例看股东代表诉讼在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中的适用原则
15. 登记对跨境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
16. Document No.29 and the validity of cross-border guarantees
17. 旧文新推 | 论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大陆境内仲裁的程序法
21. 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境外法查明
22. Ascertainment of foreign law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23. 争议解决条款重点问题（二）——涉外合同中的争议管辖条款
25. 争议解决条款重点问题（一）——涉外合同中的法律适用条款
26. 回顾外滩地王案——股东优先购买权规范穿透适用的斟酌因素
28. 违约与侵权竞合对争议管辖的影响 ——以必要共同诉讼为主要视角
29. 法人人格否认的实务观察
30. 刍议仲裁和解裁决书和调解书的异同
31. 目标公司回购投资人股权的合同条款效力是否迎来确定结论？——简评最高院第96号指导案例
34. 仲裁 | 国际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
作者介绍
合伙人
010-5809 1515
zhang.guanglei@jingtian.com
张光磊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民法学硕士和商法学博士学位。此外，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张律师拥有中国及美国纽约州律师资格，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册仲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
张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争议解决，在民商事诉讼、仲裁、调解等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声誉，于2018年被CLECSS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律师”，于2020年被《商法》（CBLJ）评选为“A-List法律精英100强”，于2021年被《亚洲法律杂志》（ALB）评选为“中国十五佳诉讼律师”。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办的2019国际仲裁中文赛中，张律师带领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获得北京赛区冠军和全国亚军，其个人在所有场次比赛中均被评为最佳律师。
张律师曾代表境内外客户处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及其分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珠海国际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等仲裁机构及中国不同层级法院的数百宗民商事案件，涉及行业领域包括房地产、金融、证券、国际贸易、医药、融资租赁、环保、文旅、教育、电信、征信、互联网、工业制造等。
张律师特别擅长处理投融资领域的争议，曾为客户成功处理业绩对赌、股权转让、公司控制权、董事和高管责任、员工股权激励、基金募集管理等投融资领域的多种争议。张律师也擅长在跨境交易纠纷中为客户制定整体解决方案，并多次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诉讼和仲裁程序中担任中国法顾问及专家证人。
张光磊律师历史文章
2. Serving litigation documents abroad effectively
5.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forum non convenien
7. New provis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public documentary evidence
9. Applying New York Convention’s ‘public policy’ clause in China
10. 登记对跨境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
11. Document No.29 and the validity of cross-border guarantees
12. 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境外法查明
13. Ascertainment of foreign law in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14. 争议解决条款重点问题（二）——涉外合同中的争议管辖条款
16. 争议解决条款重点问题（一）——涉外合同中的法律适用条款
18. 回顾外滩地王案——股东优先购买权规范穿透适用的斟酌因素
19. 违约与侵权竞合对争议管辖的影响 ——以必要共同诉讼为主要视角
20. 法人人格否认的实务观察
律师
0755-2155 7050
chenchengsz@jingtian.com
陈程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法律硕士学位，拥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陈律师的主要业务领域为争议解决，曾代表境内外客户处理过数十宗民商事诉讼仲裁案件，也曾参与过多宗商事交易的尽职调查和谈判，在争议预防和解决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陈程律师历史文章
2. Clarity obligations of standardised clauses under Civil Code
4. New provisions on extraterritorial public documentary evidence
5. 《纽约公约》“公共政策”条款在中国的适用6. Applying New York Convention’s ‘public policy’ clause in China8. Document No.29 and the validity of cross-border guarantees声明 DISCLAIMER
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可视为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或需要法律意见，请与本所联系。
This article is for your reference only and not to be deemed as formal legal advice given by Jingtian & Gongcheng or its lawyers. Please contact us directly for formal legal advice or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evant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