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温润之心，中道之思——忆恩师俞吾金先生【“一个人的40年”专栏之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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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润之心，中道之思——忆恩师俞吾金先生

汪行福 |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汪行福教授回忆恩师俞吾金先生的文章。

         摄于1998年复旦大学校门口                       

我的恩师俞吾金先生离开我们已满四年，今年也是他诞辰七十周年，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俞吾金学术论坛上，马哲界同行和复旦师生一起共同怀念了这位令人景仰的著名学者和学生永远爱戴的老师。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说：俞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学人的代表，是他们一辈人的“带头大哥”。苏州大学任平教授认为，如果要给俞吾金先生一个评价性描述的话，可把他称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养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哲学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俞先生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大凡我们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都留下其思想烙印。俞先生去世时，他的一位复旦同事评价说：俞先生是一位勤奋的读书人，温和的学者，善于思考社会和人生，关注现在，并虑及未来。俞先生对自己的学问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看来，理论要为长远建立秩序，有些论著要立即发表，有些则可以暂存书箧，留给后人。俞先生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上都堪称楷模，接人待物永远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文章虽批判犀利，但不失中道。 

2007年赴英国伦敦参加中英马克思主义论坛时在剑桥大学合影

我正式成为俞门弟子是1995年，但第一次见到俞老师要更早。1986年4月，我收到复旦大学研究生面试通知书，兴奋而又忐忑不安地来复旦参加面试。面试是在相辉堂边上的200号进行的，面试的老师有黄颂杰、俞吾金与李光程三位老师。那时俞老师风华正茂，不到四十，皮肤白晳，身材高桃，体态匀称，玉树临风，穿着淡黄色西装和乳白色皮鞋，十分地英俊潇洒。面试的场景今天还依稀记得，俞老师向我提的问题是德国存在主义和法国存在主义的区别。当时我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俞老师不仅没有为难我，还扼要地谈了他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受教于俞老师，但没想到日后成为俞老师及门弟子。由于生性散淡，读研究生期间除导师黄颂杰教授外，与其他老师接触不多，虽然仰慕俞老师的学问，但并没有特意拜访和求教。与俞老师的几次联系都是间接的。记得有几次哲学系资料员托同学来问我，我借的书看没看完，说俞吾金要借。现在记得的有英文的《解释学三面观》和克尔凯郭儿《恐惧与战栗》。俞老师读书极多，至今还保持着图书馆借书最多的记录，如果再算上他从系里资料室借阅的图书，数量将更为可观。

摄于2007年，在伦敦希尔顿酒店

1994年俞老师开始招博士，我是他招收的第二届博士生。我读博期间，俞老师特别忙，既是哲学系系主任，还是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这期间还以富布莱特教授身份去美国交流和讲学。但即使这样，俞老师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指导。他不仅在文献和思路上给我们指导，还悉数把自己的治学心得传授给我们。他总是强调，做学问要搞清楚源与流，既不能陷入起源的神话，也不能就事论事。做学问要进得去出得来，有些博士论文题目很光鲜，某某的反思和批判，似乎问题意识很强，最后自己的观点就那么一两页，就像大象分娩，分娩出一只小老鼠。

2007年摄于英国丘吉尔庄园

俞老师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嗜书如命。他从凉城新村搬到东方文苑时，我曾帮助搬家。俞先生坚持把一屋子书自己上架，生怕别人把它们搞乱。俞老师告诉我们，自己回到家最快乐的事在书架面前巡梭，随手抽本书看看。俞先生读书之勤已成为学界佳话，他开会时读，却从不错过别人的发言。他坐飞机时读，坐在汽车上也读。俞老师出门无论多长时间，基本上会带足二天一本书的量。唯一一次例外是2012年住院，因师母不让，他就带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量少但精读。

2008年参加编辑部在浙江安吉组织的考察活动

俞老师是国内著名学者，但他从不满足于已有成就，与俞老师在一起时更多地是听他谈未来的计划，而不是过去的成就。近年来，听他谈得比较多的是他正在转向中国哲学的研究。俞老师很看重这件事，2012年《哲学分析》召开“俞吾金思想讨论会”时，他特意挑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的祛魅与重建》等三篇论文作为交流的材料。惜天不假年，否则俞老师不仅可完成自己的哲学本体论之作《物与时间》，也会打通中西马传统，建立融本体论、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美学等等方面的俞氏体系。

俞老师是至真至诚至纯的人，每个与他接触的人都印象深刻，不仅在生活上是这样，在学问上也是这样。多年前，他曾在一本书中把英文的“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 )一词译成“主要的行动”，这一翻译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专业术语的特殊含义。我因为在经济学院做过经济学博士后知道这一点，就向俞老师指出来。俞老师马上非常诚恳地说：“疏忽了，不应该的，到修订后一定改过来”。可见俞老师是多么心怀坦荡啊！俞老师治学有方，成就斐然，他治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博览群书，由博而约是一个方面，系统全面是另一个方面。在他看来，任何问题都要从事实、因果、逻辑和价值四个层面去追问。在我看来，他的学问最大特点是犀利不失中道，犹如《论语》中子夏所云：“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俞老师的中道之思充分地体现在俞老师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思考。俞老师认为，“启蒙”对于当前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绕不过去的话题。他高度肯定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成就，认为启蒙有四个核心理念，即理性法庭、世界祛魅、追求平等、个性自由。这四个方面精辟地概括了启蒙运动的理智信念和规范信念。但是，俞老师同样也对启蒙的缺陷做了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启蒙是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来那个时代的偏见和局限性，如启蒙对理性、世俗化和进步过于乐观，启蒙的观点中带有科学主义偏见，对传统的态度也过于简单和绝对。为此他主张今天我们需要一种“修正的”启蒙意识。在现代性问题亦复如此。俞老师认为，中国正处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和启蒙所蕴含的普遍价值的实现是我们的任务。但是，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在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也有其阴暗面。我们正处在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纷然杂陈之中，很容易歧路亡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拒绝现代性，又不能不加批判地盲目接受。他主张我们必须对现代性的两重性有清晰的认识，既坚持其根本立场，又要充分地借鉴前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源，对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追求进行合理的修正和调适。为此，他主张一种“反思的现代性”观念。

2009年初夏参加编辑部组织的东钱湖考察活动，左一为俞吾金教授

俞老师的中道之思还表现在他在清醒的批判与思想的责任之间保持平衡。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俞老师的遗著《新十批判书》。该书是俞老师题献给他慈母的，遗憾的是，该书并未完成。《新十批判书》把当今的时代理解为一个漂荡无根的时代，其中浸透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忧虑。俞老师犀利地指出，我们时代把繁忙理解为充实，把性欲理解为爱情，把有钱理解为幸福，把捐款理解为美德，把装潢理解为美学，把怀旧理解为寻根，把矫情理解为忏悔，等等。显然，这种状态是可悲的。但是，作为“能思想的芦苇”，人没有权利随波逐流，自我放逐。他强调，面对现实，我们需要启动批判的程序，不但要抗争这个时代的无根性，更要抗争对这种无根性的掩饰。俞老师的中道之思表现在他既疑而不狂，又疑而不丧。他反对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通病，坦承在商品化大潮面前，批判也许是堂吉诃德式的。但他又认为我们不能放弃思想者的责任，并坚信只有批判才能恢复社会正气和健康。可以说，在充满偏激之见和暴戾之气的文化环境中，俞老师的思想是一股清流。

文如其人，言由心生。俞老师的中道之思源于他的温润之心。俞老师许多朋友都能讲出与老师交往温馨感人的故事，这一点他的学生感触更深，虽然俞老师去世近四年，一些学生想起来他的点点滴滴还忍不住眼睛湿润，声音哽咽。俞老师和师母对学生非常好，甚至好到极致！每当学生结婚、生子他们都会送了不菲的贺礼，而学生家老人过世时他们又会送上隆重的奠礼。有时学生遇到困难时，俞老师会不动声色地施以援手。多年前，一位俞老师认识但并非他指导的博士后在办出站时遇到困难，因为她遗失了一本书外文书需要赔偿，而赔偿的金额又非她能承受。俞老师知道后自己到图书馆为她交了一千多元的罚金，这件事让受助者刻骨铭心。

俞老师不吝帮助他人，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这几年他因这样那样原因住过几次院，每次住院他都瞒着我们。有时我们知道后要去看他，他会生气说：如果你们来看我，我就出院。他的理由总是：你们都很忙，他有师母照顾，还没有老到需要我们，等以后老了有需要再麻烦你们。但依俞老师的个性，这一天是不会到来的，除非像他最后一次住院，出手术室就失去了正常能力。俞老师对他人的关心既自然又体贴，有次他在电话里与我谈完公事会叮嘱说：你也五十了，要注意调养身体，冬天要进点补。这些话本该是学生对老师说的。俞老师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和事业。有时发表或被转载一篇文章，俞老师看到后会打来电话鼓励。有时在学术沙龙或学术会议一个发言，他觉得有价值会催促你尽快写成文章。最难能可贵的是，俞老师的关心不是强给你的。他曾戏言：“学而不厌”是对的，“诲人不倦”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隐含着你有一种话语霸权。

2012年南浔之旅

俞老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除了生活和工作给我的帮助外，他的积极、乐观、豁达和坚忍不拔的生活态度是我的良药。吴晓明教授总是说：俞老师是“火车头”，总是带着大家向前冲。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我从小就有点厌世和消极，做事缺乏激情和投入感，有时做一件事是为了逃避另一件事。但在俞老师这面镜子面前，我必须改变自己。俞老师吃的苦比我多，年纪比我大，承担的工作比我繁重得多，但他总是精神饱满地工作。我这些年之所以还做了点事，很大程度上是受俞老师的精神感染和鞭策。如果不是俞老师的榜样，难保自己不会像弹簧一样弹起来又弹回去。

在俞老师身边感到的也不仅仅是责任和压力，其实也有许多欢乐。俞老师的风趣和幽默与他的勤奋和高效一样有名。每年俞老师生日，我们都想张罗请他吃饭，虽他总是推托但也不得不同意。有意思的是，每次吃饭都成了“谍中谍”游戏。俞老师的原则是吃饭可以，但得由他买单，但如果总是这样，我们也过意不去呀！因此，吃饭就充满着玄念和紧张。吃饭时我只要一起身，师母就紧张地问：“你去干什么？”一次被我们占了先机，师母从此之后总是饭没有吃完就把单买了。让人感到温馨又酸楚的是俞老师最后一个生日。这次生日聚会为了不再让俞老师破费，我点好菜就把单买了。俞老师知道后上海话脱口而出：“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让我们开怀大笑。与俞老师吃饭有许多快乐！让俞老师离开书房是一乐，听俞老师“咬文嚼字”是一乐，看俞老师与师母为喝酒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也是一乐。让人心酸的是，这样的生日聚会再也没有了！

最让人刻骨铭心地心痛的经历是他最后一次生病。2014年7月24日中午，我在家休息，学院袁新书记来电让我去办公室。他见到我第一句是：“俞老师回来了” ，当下我并没有在意。我虽知道俞老师去了加拿大，但对他何时回来并不清楚。但接下来听到的话犹如晴天霹雳，让人不知所措。我与吴猛第一时间赶到医院，谁知俞老师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怎么知道了？唉，让你们放假都不能好好休息。”师母说：“你就不想想，发生这样大的事，院里能不告诉他们吗？”那天临走前，俞老师还特别叮嘱我：不要让小程（我夫人）来医院，免得大家假期都休息不好。俞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啊！任何时候总想着别人。

最让人不忍回忆的是与他最后一次谈话。手术前一天下午，送走来看望的校领导，他在师母搀扶下来到病区的输液室，当时我与林晖在那里休息。俞老师进来时，明显感到是想来是交待一些事情，包括工作和护理上的事情，毕竟病魔无情啊！俞老师说：“明天就进手术室了，虽然医院一再保证不会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出来是什么情况。以后的事就你们与师母商量了。”我想这是俞老师第一次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他一生多次面对残酷无情的事情，特别是爱女的去世，即使在那样情况下，他都能以坚毅的态度对待。这次情况不同，病魔落在他自己身上，手术结果又难以预料，这对他是多么残酷啊！但是，俞老师最担心的还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术后能否回到他心爱的工作。他说：“这个问题我问医生了，但医生总是含含糊糊。医生的回答是：手术后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只能半休息半工作。”接着俞老师就回到他的习惯性思维，“半休息半工作是什么意思？一天有24小时，到底能工作多少小时呢？”可惜这个谈话没有继续下去，没有给我们留下明确的遗嘱，因为在我们谈话时医院的书记又来看望他了，等谈完话，我们发现他也有点累了，既不忍心让他过多地说话，更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愿意听到俞老师说出我们不忍心听的话。

俞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但他的人格和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明灯。“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 ，俞老师一生治学有三种精神特别让人感佩。第一，治学必须创新，他坚持没有新观点的文章坚决不写；第二，治学需要批判精神，没有批判无以驱除思想阴霾开启民智，无批判不能有理论创新和发展。第三，学者应有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俞老师有多方面才能，也有多方面的兴趣，但为了新时代的思想启蒙和中国哲学的发展，他彻彻底底和完完全全地奉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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