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力量 | 胡蝶私生女，只留下一声叹息

文 | 刘海儿

编辑 | 王玮

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曾经住着一位看似很普通的女性。每天上班、下班、溜弯、买菜，30多年一切如常，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她的存在。但是突然有一天，开始有人传言说这位姓王的女士其实本姓胡，她有着两个神秘而且颇为令人震惊的头衔：“影星胡蝶的女儿”、“将军李宗仁的夫人”，她就是胡友松。胡友松其实并没有刻意隐瞒身份，她曾是一位普通的职员，的确是过着和常人一样的生活。不过几年前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她接到一个邀请移居到了台儿庄，在那里安度晚年。胡友松说，她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嫁给李宗仁，晚年到台儿庄定居……

李宗仁与胡友松

台儿庄区政府，曾经为胡友松在李宗仁史料馆的旁边准备了一栋别墅，别墅和史料馆并排伫立，使这栋两层小楼和小楼里的胡友松看上去就像李宗仁史料馆的一件最特殊的展品。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胡友松

胡友松生前每天的生活颇为简单：练习书画、读书和礼佛。除此之外，每隔几个星期，她还要专门去市区的影楼里照上几张艺术照。看得出来，虽然上了年纪，老人依然对自己的相貌格外在意。因为，这相貌遗传自中国旧时最著名的电影皇后、她的母亲——胡蝶。   

胡蝶

胡友松原名若梅、又名王曦。三个不同的名字，见证了她60多年坎坷人生的传奇经历，每一个名字都似一次重生，每一个名字背后又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上海。幼年时的胡友松名叫胡若梅，那是母亲胡蝶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儿如梅花一般美丽坚强。因为是胡蝶的私生女，若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在她的记忆里，母亲只跟她说过这样的话，“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对于自己的童年，若梅最愿意提起的是各色干妈——那些军官的太太们，若梅经常跟随她们混迹于五光十色的交际场。“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可以看出，胡友松老人更愿意让人知道的，是她和同龄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更多的机会坐高级小轿车，比他们见了更多的世面。而对于那些不快的记忆，她希望它们都被掩藏在自己那自豪骄傲的神情之下，永不被提起。

胡若梅其实没有家，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而她的母亲胡蝶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能回来见女儿一面。对于和母亲见面的记忆，胡友松的描述平淡而简洁：“突然间一睁眼妈妈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母亲于她，似乎更像是一个符号。从胡友松的表情上，你看不到一个孩子对母亲的依恋，看不到她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也看不到没有同龄小伙伴陪伴的孤单。然而，透过那些语言描述堆砌起来的灿烂浮华，胡友松的童年苍白一片。

当若梅长到6岁时，不幸染上了湿疹，在医生的建议下，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若梅到气候相对干燥的北京定居。由于胡蝶的特殊身份，即使是偶尔去北京探望女儿，也总是来去匆匆，对于这一切，若梅早就习以为常。但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母亲会抛下她远走他乡，直到母亲去世，母女二人都没有再见面。

胡蝶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经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这时，意识到时局变化的胡蝶只身奔赴香港。胡蝶离开时的心境无人知晓，但她的离去，却让独自留在养母沈文芝身边的若梅，开始了苦难的少年生活。寒冬腊月，养母一边叫着：“这不是你家，找你家去。”一边将若梅从床上拖起来，赶出家门。“我一直走到了什刹海，我大喊：‘妈，你接我来吧！’”胡友松说，绝望的她当时连死的心都有。“我真想跳河，但那时候冰很厚，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北京的正月，寒风凛冽，若梅冻得瑟瑟发抖，无处可去的她最终还是回到养母家，任凭养母虐待。

新中国成立后，若梅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进入中学读书。她把名字改成了友松，她想努力融入社会，但是在浮华中长大的她，和那个火红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家庭出身，我什么都不想填，最多只写有一个养母。”不幸的是，过往的一切还是被查了出来，胡友松的名字被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了下来。之后，胡友松变得更沉默了，但她豪不掩饰她的虚荣心，每当同学夸她长得漂亮，说她是妈掌上明珠时，她都表现出很自豪的样子，而从不把真实的内心想法表达出来，“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玩伴，说我家里的任何事，我只在心里说，我的家人在虐待我。”

如一株孤寂的花朵，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过，中学毕业后，她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里她遭遇了她的初恋——一个五官科医生。在胡友松的描述中，这位医生是上海人，长得也十分英俊潇洒。但是他们的感情却遭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力反对。“他们说我俩都是上海人，都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少爷，我们要是凑在一块儿，那还了得！”于是，这对恋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说，“我发誓我永远也不结婚了。”

那时是1960年，因为与蒋介石积怨重重而一直居住在美国的李宗仁，正通过秘书程思远开始了与大陆中央的秘密接触。此时，胡友松正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之中，她并不知道，她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已经在冥冥中展开了。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李宗仁归来问题的批示。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返回了祖国。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在当时是颇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而此时，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的胡友松，也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第一条新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回国。我想国民党的总统回到共产党这儿，惊讶。他待遇很高，除了毛泽东以外，国家领导人都上机场迎接他，我觉得这个人了不起！”胡友松不会想到，一年后，27岁的她竟然会嫁给这位已76岁高龄的李宗仁，成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蒋介石）。这是身着戎装大礼服的副总统李宗仁与夫人郭德洁。

1966年，刚归国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老年丧偶的李宗仁在孤独中萌生找一个人陪伴的想法，秘书程思远着手为他物色人选。这时，程思远的一个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胡友松。院领导于是找胡友松去谈话。“他们没告诉我李先生的事情，就问我，你不是觉得医院太疲劳了，我说是啊，待遇又低。他们说，那以后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我说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20多年前和干妈们坐着高级轿车出入十里洋场的情景已经逐渐淡去，此时，胡友松终于又拾回了童年的记忆，她重新坐上了小轿车。“我说你们接我上哪儿啊？他们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轿车驶进一个大门，胡友松走下轿车，“一位穿军装的警卫过来开门，那个走廊很长，走到大客厅他们说，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后，回忆起当初见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象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实不高。可是，很有军人那个气质，说话很洪亮。”

而李宗仁，对于遗传自胡蝶容貌的胡友松，十分着迷，“他见到我特别高兴，说我就喜欢大眼睛，李先生跟程思远表白。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吃完饭，我说我要走了，他还舍不得呢，还亲了我一下。外国人礼节嘛，我接受不了我就赶紧躲。” 胡友松说，李宗仁本打算找一个贴身的保健护士，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总理说，告诉李先生，咱们这个国家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即使做护理也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这儿。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欢我，就要名正言顺。”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说起此事，胡友松的坦率令人惊讶：“只要跟李宗仁结婚，我的一切都改变了。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我可以彻底地走出那个老太婆（干妈）的家了。”

1966年，中国的社会正开始经历着剧烈的动荡，迫切想要改变生活境遇的胡友松，几乎是想也没想地就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生活需求，轻而易举地将胡友松初恋失败时永不嫁人的誓言，击得粉碎。“没想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谈什么爱情啊，我就是觉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尊重历史 38 40753 38 15534 0 0 2664 0 0:00:15 0:00:05 0:00:10 3064。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杨贵妃，人家怎么样，我不就是现代版的一个例子吗？我没考虑以后。”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从美国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在机场宣读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1966年7月26日，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在结婚现场，当司仪给李宗仁夫妇带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时，胡友松的内心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觉得，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了这种地步？”之后，胡友松借口醉酒，独自一人走到楼上的卧室。一进门，她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啊？因为程思远跟我说了，他说李宗仁有病，也七十八九了，最多活几年。再有几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一起睡觉，旁边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很难受。”不过，心里再怎么难受，胡友松也明白，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肯定是要继续下去了。

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的丈夫，反正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的确，在那样国家动荡的时局下，和这样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松的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但是，说起和丈夫相处的细节，你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从这段婚姻中获得的温暖，哪怕这些温暖带来的感动只是在一瞬间。

“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后来我就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来吵我，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后来他还是去，但是光着脚不穿鞋，怕吵我。”还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诉她吃4两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晚上，李先生把4两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儿。第二天我一醒，哎呦，那一盘啊。李先生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李宗仁

面对丈夫的体贴，胡友松哭了。“我真是找到一个知己的人了，那么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从未体味到家庭温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细心和关爱融化了。

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看着身边的那些将军司令纷纷被批斗，原本谈笑风生的李宗仁变得沉默了。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一日，胡友松随李宗仁去北京饭店理发。喜欢打扮的她，烫了一个颇为时髦的卷发。然后，两人坐着汽车从饭店到了医院。“医院的人，是嫉妒我。他们想你不以前就是个护士吗？现在你这样了，红旗车一坐，少奶奶似的，他们心理不平衡，给我贴了张大字报。写我资产阶级思想，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看到大字报，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大摩登的，头发这么烫，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于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头，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松总算躲过了一劫。

李宗仁官邸1948年4月落成，是他任副总统时由广西政府所建，故又被称为“桂林总统府”。但李宗仁在这里只住了50天。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那一天，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想到丈夫的年纪，想到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胡友松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我知道这么大岁数一得癌，在那个环境下，大夫都被批斗，怎么办？后果我也预料到了。”

1969年1月30日，78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最后一为代总统，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对于李宗仁辞世前的细节，胡友松拒绝回忆，她显得十分低沉和烦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唯一给过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她所将要独自面对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她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那时候的心情，又岂是一个“痛”字可以形容。

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结合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许多人指责胡爱慕虚荣，看中了李宗仁带回来的巨额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是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倍感欣慰。从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3年，但它却是胡友松人生履历上最重要的一笔。3年时间，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过世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随后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也许是命运捉弄人，偶然一次机会，胡友松听说了初恋情人的消息。

“别人告诉我他在大兴，我说怎么调那儿去了？哎呦，我当时心里特别慌。我要抛弃一切，顶着任何压力，我也要去看看他。”于是，胡友松一路颠簸，终于在大兴的一个医疗站里，再次见到了她的初恋情人——那个五官科大夫。一切恍如隔世。“他变得更黑了，但是五官还在。”在农村卫生院里，两个人并没有说太多的话。“他说等他休息看我去。”之后，那位医生确实是去看了胡友松。不过胡友松明确强调，“看我去是因为我们清清白白的，没有越过雷池一步。” 李宗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批示：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郭德洁的遗物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

“文革”结束后，胡友松被分配到调入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80年代初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这次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她的临终遗言是，“蝴蝶要飞走了。”几年后，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胡蝶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亲老年的样子，她更不知道，在胡蝶飞走的那一刻，母亲心里是否想起了她，这个远在祖国的女儿。

胡蝶在加拿大的墓碑

若梅，友松，王曦，这是胡友松一生曾使用过的名字。但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她始终是生活在两个传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当问到她如何评判自己时，她说，她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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