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约诗选

吕约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吕约(1972-)，1972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诗歌、诗论、散文发表在女性诗歌专刊《翼》（北京）、《诗刊》（北京）、《现代诗》（台湾）、《今天》（美国）、《东方文化》（广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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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未遂

——在沈浩波诗集《命令我沉默》研讨会上的发言

吕约

我跟沈浩波同样出生于70年代，是在同一个时代写作的同行。站在同一年代的同行的角度，我说几个现象。这几个现象可能是我们自己作为写作者最感兴趣，同时又最折磨我们的几个问题。

第一，诗与时代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想到这个可怕的大问题？因为我在沈浩波的新诗集里，发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诗与时代的关系，在我们这代人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反叛的对象，一个需要警惕的写作方向。

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并没有一个“时代性”的概念，中国人一贯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个单独的特殊的“时代性”，只有“朝代”的变更，只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打从五四进入现代时间以来，“时代性”、“时代精神”立刻变成了一个严峻的文学问题。

在“前27年文学”里，“时代性”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总体性的概念，一个先知、救世主或是一个党派所总结所给定的“历史规律”，成了一个将四分五裂的生活现象统一在一起的时代“总体性”。到了既定“总体性”开始瓦解的时代，也就是70年代末，从北岛他们那一代人写作开始，就已经对这个抽象的总体性进行反叛了。但“时代精神”这个词，至今仍是个摆脱不了的幽灵，对生活在现时代的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魔咒，只不过再也不是权威给定的东西，而是变成了自己的具体体验。由你自身的经验出发，对诗歌来说，这是一种现象学（而非本质论）的呈现，是一种精神和词语的现象学。

沈浩波这本诗集里有一首诗：《诗人在他的时代》，浓缩了沈浩波所理解的诗和时代的关系，也体现了某种诗歌写作的起始观念——他说，“我的身体里有狮子被长矛洞穿后的吼声”。狮子吼，在佛教里是一个专门术语，是佛的正声。当你在邪魔外道的包围中执迷不悟的时候，佛发出狮子吼（高僧也会发出狮子吼），此刻，惊与悟浓缩于一瞬，惊的极限就悟了。这是一种最崇高、最理想的声音。而在沈浩波这里，狮子吼成了“受伤的狮子吼”——我的身体里有长矛被洞穿后的吼声。这是一种男性化的声音，因为受伤的时候女性往往是哭泣或者是念咒语，男性往往是嚎叫，雄性动物的声音。

这个句子就是沈浩波的达芬奇密码：“受伤的吼声”，由“我”的“身体里”发出。“受伤”体现了当下的“时代性”，也就是自我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沈浩波再强大也时刻可以察觉到自我和他人的“受伤”。受伤的吼声来自哪里？不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而是用整个身体发出的吼声——身体是沈浩波最关键的词。身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受伤的根源。对于沈浩波来说，身体的种种经验是他的“受伤”式写作的根源，既是他的摇篮也是他的坟墓。他的声音和词语产生的根源是受伤。这也是现代人共同的隐秘的经验。

第二个现象是，创伤与治疗的方式。

现代写作行为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治疗的意义，这也接续了鲁迅与五四传统的主题。沈浩波所展现的创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伤？他的治疗，又是如何进行的？

写作者自我治疗的方式有很多种，很多人可能采用的是跑到文化、宗教里面去寻根，而沈浩波的治疗方式永远是自救。他有一首诗是《与诗人宋晓贤谈谈敬爱的上帝》，体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坚决的自救态度。从沈浩波进入诗歌写作所引起的各种争论开始，一直到近期的诗歌文本中体现出的观念，始终是自救式的。他首先宣判了神的死亡，渎神，这样的话，谁来进行治疗？只能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献花，自己对自己进行审判。

沈浩波的诗里，创伤和病症几乎无处不在，有外显的，更多的是隐蔽的乃至潜在的——后者往往是文学最感兴趣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诗中的那些“创伤”，而不仅仅是左派叙事意义上的“苦难”。对沈浩波来说，河南艾滋病农村死亡和溃败的绝境，跟他自己的出版公司里，年轻姑娘们在爱情中的创伤是平等的。这样的创伤经验是无所不在，包括他人的创伤和自我的创伤，繁华都市的创伤和衰败乡村的创伤，社会的创伤和家庭的创伤。我喜欢他在诗中所表现的跟妻子——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妻子也是想象中的妻子或爱人——的一种关系，但即使在这样的关系中，依然体现出了个人创伤和病症的那种无处不在。他有一首写给妻子的诗《我在你与神之间》，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妻子突然去印度灵修，此时我才意识到妻子没有表露出来的痛苦和迷茫，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去灵修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他人的创伤也成了一个谜。

个人的创伤成为普遍的病症，就像在《离岛情诗之伤别离》中，“渴望回到那片癌症之中”，《文楼村记事》中，病入膏肓的意象无处不在。但这种创伤的现象学呈现，跟左翼写作或底层写作对“苦难”的表达有着重大差别，比如《玛丽的爱情》中，表面光鲜的都市社会和熟人关系中，常人常态下隐蔽的创伤，不是“苦难—非苦难”简单的二分法所能概括的。

他的长诗《蝴蝶》，几乎就是一次自己给自己看病疗伤的过程。《蝴蝶》是一部现代孤独个体的《神曲》，也是《浮士德》精神的中国式回响。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对应的是生、死、再生的结构。与《神曲》和《浮士德》式的历程相比，《蝴蝶》体现出的是一种中国式的自救历程，同样是从“痛苦”和“自我怀疑”出发，通往净化、超越或救赎，《神曲》最终呈现了完整救赎的完美画面，《浮士德》“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死与复活浓缩于一瞬。《蝴蝶》则没有这么幸福。名为“蝴蝶”，最后出现的意象却是一只乌鸦，“它将飞回，那在高高的树上，胡乱搭建的，冰冷祖国吗？”同样是向上运动的“飞升”，《蝴蝶》呈现的是“飞升的受阻”，最终停在“胡乱搭建的冰冷祖国”。这是一个生死不明的结局，实际上就是没有结局，没有得到真正的回答和救赎，没有完成……《蝴蝶》的写作动力和词语展开轨迹是自救，但最终却展示了最为令人不安的图景，生死不明的黑暗状态。这是当下中国式精神自救的“神曲”，非常值得研究。

第三，沈浩波的词语结构。

他的诗歌中到底有哪些最关键的，也是他最常使用的词语？

属于他自己的中心词或词根，第一个就是“我”——沈浩波就是喊着“我”“我”“我”登上中国诗歌现场的。沈浩波所喜欢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个段子，他在工厂朗诵，无休止的“我”、“我”、“我”，工人们质问他，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我我我”？马雅可夫斯基回答说，我不说“我”，难道说“我们——尼古拉二世”吗？沈浩波也是一个喊着“我”、骂着“我们”出场的诗人。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我”是被压抑的对象，所以反叛者沈浩波是从不断高喊“我”开始的。“我”的危险性，这是传统文化压抑的产物，对现代写作的诗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魔咒。古代文化比如古典诗歌里，是“无我”，天人合一，人还没有自然里分离出来，“我”与自然和集体融为一体。中国现代历史文化中，“我”刚诞生不久，就被“我们”掐死，尤其是革命话语产生以后。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前27年文学，乃至到现在的集体无意识中，“我”都被“我们”所镇压、驱逐和压抑，“我们”成了虚假的集体的“我”的代名词。从北岛那一代诗人开始，出现了“我”这样一个大写的人称代词，沈浩波当然是在北岛那一代所开创的当代诗歌的传统中。

接下来要讨论，沈浩波的“我”，跟北岛他们的“我”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同样是“我”，北岛那一代更多呈现的是理性主体和道德主体，与外部现实充满紧张的对抗，实现了对“我们”文化所制造的历史罪恶的强烈批判，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因为人身上有理性也有欲望，理性主体和道德主体如果抽空了真实的欲望主体的经验，很容易变成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也就很容易变成对他人的暴政。以沈浩波为代表的这代人的写作中，出现了对欲望主体的强调。从理性主体、道德主体到欲望主体，在这个意识和词语的发展链条中，以沈浩波为代表的这代写作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要进行历史定位，不能忽视这一独特的贡献。

欲望主体本身有很多不自觉性，它必须与其理性主体进一步融为一体，在沈浩波后期成熟的诗歌里面，在他写得最好的诗里，我们看到是是欲望主体和理性主体在跳双人舞。拿沈浩波的“我”跟之前人的“我”比较来看，这是他最大的特征。

沈浩波的“我”是如何在词语里表演的呢？欲望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是个人主义，二是自我表现。由此产生了自我和欲望的戏剧。自我的戏剧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自恋（自恋每个人身上都有）。沈浩波诗歌中“我”的表演，不仅仅是自恋，“我”像一个舞台，演出种种戏剧。他的诗歌里悲剧很多，像刚才说到的《离岛情诗之伤别离》和《文楼村记事》等，就是典型的悲剧，他还有很多喜剧、荒诞剧。通过“我”在诗歌中实现戏剧化，又通过这种戏剧化，把“我”典型化，是他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我”派生出来的一个关键词，是“身体”。这也是沈浩波诗歌里的关键词。“身体”，以及“身体”的派生词，比如“欲望”、“痛苦”等，还有与“身体”作对而又不可分割的“灵魂”及其派生词，这些词语在他的诗歌中构成了一个围绕“身体”而共振的词场。“身体”首先是一个自我表现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浩波的身体意象中，身体不仅仅是作为积极的意象存在，同时也作为消极的意象存在，它是生死一体的，活动就是生，不活动就是死，最后身体终将腐朽和衰败，跟祖辈的身体是一样的。身体既是“我”的摇篮也是我的坟墓。

沈浩波的主力词汇，除了“我”、“身体”这个代词与名词所组成的主词系统以外，还有一个繁荣兴旺的动词系统。动词的繁荣，是最富有时代特征的。我们这个时代跟古代最大的区别是，古代人就坐在那个地方，通过名词将世界连在一起，“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现代则是动词的时代，动词之多，意味着动作的繁荣。沈浩波的诗里有大量的现代人的紧张和忙碌，发出各种动作，包括各种假动作（比如《饮酒诗》中的喝酒，其实是一个假动作）。沈浩波的动词特征是富有攻击性，比如说撕、摸、咬、抱、抓，在“我”的眼里，既是攻击性的也是表演性的动作。他的基本句式，由名词和瞬间繁衍的动词组成，对形容词的使用非常谨慎，很多当代诗人都意识到形容词是不可靠的。名词是动作的发出者，动词是生命的基本动作，是一个生的展开，同时，在动和展开的过程中，又是时间在流逝、死亡的过程。这些都表现在“我”和动作之间的关系中。

以上就是我的几点感想。最后，作为同行和朋友，表达一下对沈浩波的祝福和期待。听到他发出“受伤的狮子吼”，希望他能持续不断地发出狮子吼，最好是佛教正声般的狮子吼，而不仅仅是受伤之后。这需要更浑厚的元气和强大的内力。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时代”总在消耗你与生俱来的元气，作为时代尖兵，沈浩波有多重社会身份，生活忙碌，动作很多，消耗元气，希望他像食铁兽吃铁那样，总能将“非诗”的一切转化为诗。我们现在开会的这个会议室，墙上挂满了与北师大有关的已故文化大师的画像，一圈“死”男人，太老了。从北师大走出来的沈浩波，在这里再多研讨几次，是不是也可以上墙了？祝愿他早日“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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