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里克·诺德布兰德诗5首

亨里克·诺德布兰德是丹麦当代诗坛举足轻重的诗人。他先后获得过多种文学奖，包括丹麦文学院颁发的文学大奖(1980)、丹麦艺术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1980)、评论家奖(1984)、瑞典文学院北欧奖(1990)、丹麦书商协会颁发的金桂冠奖(1995)、北欧委员会颁发的文学奖(2000)等。他的诗被翻译成英、德、荷兰、冰岛、瑞典、土耳其、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等语言。自从七十年代起，诺德布朗德就成为他那一代丹麦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丹麦文坛上的地位非常独特，似乎还难以给他准确定位：他的大多数时间并不是生活在丹麦本土，而是生活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因此他把那里的历史、天气融入他那种玄学性的现代主义诗风里面，他的诗沉浸在那里的镇子、风景和气候中，充满了那个地区的色彩和光影；同时，他的诗歌又广泛涉及到人类生活的细节，颇为独特，以意象的力度、醒目的风格、雄辩的声音和描绘独特的心境吸引着广大读者，不仅在丹麦诗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整个北欧和国际诗坛上也颇具影响。

内战

月亮不会发现

他所要照耀的东西。

白色涂料已从房屋剥落

河床已干涸。

而年轻的寡妇们已忘记

怎样举目眺望。

一种生活

你划亮火柴，它的火焰让你眼花缭乱

因而在黑暗中你找不到所要寻找的

那根火柴在你的手指间燃尽

疼痛使你忘记所要寻找的

三月里迟来的日子

日子沿着一个方向移动

面孔逆流而行。

它们不断地互相借光。

很多年后难以断定

哪些是日子

哪些是面孔······

两者之间的距离

似乎更难逾越

一个个日子，一张张面孔。

这正是我在你脸上所看到的

那三月里迟来的闪光的日子。

在旷野上

那些最初的浮云

在蓝蓝的天空上

投下沉重的影子

在高高的枯草上。

痛哭似乎轻而易举

实际上却万分艰难。

当然，在诗歌里并不缺少忧郁和反讽，无论是在浪漫主义时期，还是在当代的诗歌中。更不用提古代诗歌：流放中的奥维德并没有写快乐的诗歌。浪漫主义诗人频繁地大放悲声。当代诗人不再哭泣，我们只是在寒冷、优雅的绝望里煎熬，时不时被一阵抑郁的大笑打断。忧郁和欢乐结伴而行，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的情绪在抒情诗歌里被拔高，成为某种类似世界观的东西，但是它们还保留着史诗里某种典型的气质。忧郁和欢乐是诗歌最普通、二元性的遗产。肯定和否定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具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姿态，“拇指向下”或“拇指朝上”，这种随意从罗马的恺撒们那里借来的姿势（恺撒和诗人都依赖于拇指）。诗的忧郁，有时难道不是狂喜的伪装么？仿佛诗人都想要更久一点地享受灵感，于是把它藏在了一只耐热的容器里。有时，这些肯定和否定也许是非历史的，它们的提出没有考虑到新的事实和结论。法庭开会，体验了灵感，而忽视了智慧，忽视了起诉人和辩护方，通过了不容置疑的、措辞完美的判决。波德莱尔的怨言怨语，真的跟奥维德有太大区别吗？

这其中有什么害处？诗歌的反对者严肃地说：使我不安的，甚至不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廉价的反讽。不是，是诗歌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是诗歌忽视了人文努力的方方面面，那一切有意思的、也许还是最有意义的事物，也就是，忽视了对复杂难解的人的世界进行不断、认真、细致的观察，其中有些事物总在变化、有些事物一直未变。除了其它传统意义上的劳作，作家面临的紧迫任务还必须包括衡量两方面的成分，即：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的品种、新的行为模式与不朽的生活方式。作家提升世界，这个总是有点老旧或有点新意的世界，它既显古老，又因“现代性”（它像一层闪光的尼龙覆盖世界）的入侵在不断改变，甚至就在不太久远之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动荡中，它还深受精神创伤。时代的精神建设，那么多人已参与其中的伟大劳动，仍然主要在于理解二十世纪的巨大悲剧。在此，有一个属于诗歌的领域吗？

为什么那么多聪明、开明、有教养的人如今离诗歌而去？在某些国家，答案是很简单的；比如，在法国，几十年中抒情诗一直将其功能理解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独白、对“诗歌到底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没完没了的沉思。这就好像一个善于内省的裁缝，不再为他人做衣服了，而是不停地在思考那句非凡的阿拉伯谚语：“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那些想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寻求答案、富有思想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离弃如此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的诗歌。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诗歌并没有彻底断绝与世界的对话，抒情诗并不总是只想吸引可能被证明为最好的读者的那些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罗•克洛岱尔，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我们崇敬地阅读奥顿的《悼念W.B.叶芝》一诗这一优美的诗节，总体上，我们认可它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停下片刻，思考它的结论，我们不禁要问，是否只要某人写得好，甚至特别好，真的就成为原谅他说过什么的理由？即使我们跳过奥顿在其马克思主义阶段挑选出的这些人名（保罗•克洛岱尔和叶芝真的需要被原谅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倾向，它并不仅限于《阿基里斯之盾》的作者。这是一种温和的倾向，不仅是对于诗人，也对小说家，把他们像孩子一样对待。你可能说过一些蠢话，但你还是那样受膜拜（这是多么狡猾的一副面孔）。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严肃地谈论文学，有的作品，有些时候就必须被抛弃，即便它“写得非常好”——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相当大一部分作品就应该被抛弃，虽然他巨大的天赋是不成问题的。

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本体论的现实的要素，在它之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要素是恶吗？是否可以说，在恶的面前，诗歌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毕竟已有了但丁，我们有了歌德的《浮士德》，我们有了《奥瑟罗》和《麦克白》。（以“统计学”方法来论证，比起面对恶的诗歌，我们有更多的狂喜的抒情诗——比如说济慈，惠特曼和克洛岱尔，并无实际意义。）

但是，那些想要理解现代独裁政体、纳粹或斯大林主义的人，可能更愿意去读历史学家或者哲学家的著作，如劳尔•希尔伯格、汉娜•阿伦特、埃里克•沃格林、阿隆，甚至是施佩尔的日记、赫尔曼•劳希林、索尔仁尼琴的早期作品、大屠杀牺牲者与刽子手的回忆录。他们可能会转而阅读基亚罗蒙特、去读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的著作、弗朗索瓦•弗雷、马丁•玛利、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和其他更有洞察力的分析。（是否能够找到他们寻求的最后答案，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最后的答案的确存在。）如果他们关心当今社会与精神上的诸多更新的疾病，他们也不缺少适合的散文作品。

“停一下，”在此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可能突然打断我的话。“诗歌是否真的只是被当作某种智力救急服务，它的天蓝色救护车在沉睡的城市大街上呼啸着疾驶而过？”当然不是。将诗歌限制在如此单一的功能上，是可笑的缩减。另一方面，诗人也不应忽视那可能被称为“时代的智力辩论”的东西；他们不应全然回避它。这个辩论是否真实地存在、在何处发现这样的辩论，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它确实存在，尽管它也许是未完成的、间歇性的。

如果诗人都回避这种讨论，认为那些更次要的灵感宝藏或忧郁，比起沉思二十世纪这些极端的邪恶，或我们时代更为巨大的悲伤和厌倦更有价值，他们就是在效力于诗歌的衰落，腐蚀诗歌在人类创造的业绩中占据的、由诸神和希腊人所赋予的崇高地位。那样的话，诗歌就变成了学生和高级市民的一种有趣的业余爱好——不再是一个关心根本问题的成年人的事情。

这里并不是说，实际的争论处于危险之中。一个反对诗歌的具有说服力的指控可能是，诗歌没有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它自己，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鹅卵石和贝壳。

是的，没错。但是我们也有《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荒原》、米沃什的《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曼德尔斯塔姆的彼得堡诗篇、奥顿的《阿基里斯之盾》、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和策兰的诗——它们处理的是什么？邪恶、现代性、我们时代的生活、我们与时代之间的牴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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